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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通史》——僚人不可不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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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壮族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壮、汉、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是各族人民同外来资本主义列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矛盾激化的结果。这次大起义发生在壮、汉、瑶族杂居的桂东地区桂平县金田村,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强大的农民政权,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山东、贵州、四川等18个省,同清朝官军及英、法、美等外来侵略者战斗了14 年之久,震荡全国,惊动世界.揭开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壮族地区还爆发了吴凌云、黄鼎凤、李文彩、李锦贵等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建立政权,转战于广西各地及贵州等省,配合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并与太平天国相始终。这次太平夭国起义和各地壮族农民起义虽然在清王朝和列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最光辉的一章。

第一节 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较战前复杂和尖锐。原有的农民和地主豪绅之间、人民大众和清朝政府之间、当地土著和外来客人之间的矛盾之外,增加了各族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尖锐的局面。广大农民和封建地主豪绅的矛盾,是近代壮族社会的基本矛盾。广西东部壮、汉族杂居地区,由于土地集中现象比较严重,矛盾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桂东地区,如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容县等地,大部分士地都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道光、咸丰年间,桂平县大宣里,“盘龙村昌姓有租80多万斤,安众村凌姓和竹围村陈姓各有租90多万斤”;金田村人口320多人,土地750多亩,其中韦、谢二姓地主占410多亩;“三江好的地主温姓最有钱,有160多万斤租,向京城报过百万富。蒙冲的王阿耀、刘阿昌,各有近百万斤租”;平南县“高田戴姓、谷塘卢姓,各有百多万斤租。周村袁姓、陆姓、潘姓,各有几十万斤租”;贵县“宋定柯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人,是覃塘的大富豪,他报过‘百万富’。他拥有的土地算不清,面到红泥、覃塘,南面到周村、六岸,东面到六沟冲、六务村一带,周围几十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一家占有,每年收租百多万斤”;象州乐村韦俊福“有过百万斤租的田地”, “谭敬芝也有几十万斤租”。弟浔州府属地区50%一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田租沉重,“大多数是百种千租(即一百斤种的田收一千斤租谷),随后增加到二千斤租”,租谷占收获量的47成。高利贷利息很高,“每年三、四月间,向地主借100斤谷,到六月要还270180斤谷”。各种剥削中最厉害的是“当押”。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到当铺当农具、衣物以至房产。铺店主采用“九出十三归”的手段进行盘剥,即当物价值l两,只给9钱,到赎当还钱时要收13 钱,月利高达23分.农民称之为“雷公轰”。由于破产农民很多,故典当业兴盛,当铺林立。广西流官统治的63个州县仅“立案被征税的当铺,就有177间”, “溥州府属四县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光是立案征税的当铺,多过广西任何县份。如贵县有18间,桂平151司,平南11间,武宣地方最穷、人口最少,也有4 间)当铺众多反映出农民的贫困。当时有人描写农民的受剥削状况是:”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糙谷攘攘,终岁无一粒”; “八百苗疆亭甲差,散为官司三十六,队队孤行而虎威,村村骑马又食肉。骑马食肉锄头钱,锄到七锄唁可怜。(土人锄地有谚云:一锄供官、二锄吏、三锄甲差、四皂隶、五锄六锄头人把事,七锄锄到自家的。)郁郁管林成黑地.漫漫烟瘴无青天。”公所谓“土人”,就是指壮、瑶等少数民族,他们多山居。在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沉重盘剥之下,“因是育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斯山居之农所常见也。”这是桂东壮、汉、瑶族杂居区的地主占有土地和农民受剥削的状况。桂东地区的土地兼并和集中,是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农民破产,地主豪绅乘机兼并的结果。在西部的壮族聚居区,由于大的土司改流已经完成,过去土官占有的土地,有部分已转到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和农民手中,土地大部成为自耕农所有;有的作为改流后土官之赡养田、祭田,由土官和官族自租于人耕种;有部分则成为官府之公田或学田,而新生的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量较少.故西部壮族地区尚无土地集中和农民与地主的尖锐矛盾情况。但在这一地区,“改土归流”尚朱完成,仍保留有40多个小土司,依然是农奴制度。土官的腐朽和黑暗统治,农奴已不堪忍受,南丹、忻城、大新一带的土司区境内,农奴为争取解放而展开反土司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土司区农奴反土司斗争也十分激烈。如大新县之太平土州,“三点会”首领在农民和农奴中活动,展开反土官一斗争,土官落荒而逃,最后投降。一下雷土州,以农奴花三、佃尤组织的队伍一举攻入土官衙门,土官许拴威仓皇出逃。这反映出土司地方农奴和农民与土官的矛盾也相当激烈。

民族矛盾,表现在“来土斗争”上,在东部壮、汉、瑶杂居地区尤为激烈。史籍载:" 贵县、桂平,上著僮人曰土,广东潮、惠人曰来。”土人主要是历来居住在这里的壮族,也包括部分唐、宋、元、明时期先来的汉族后裔,他们或许已同化于壮、瑶之中。土著壮人由于历史悠久,首先占有良田沃土.以农耕为主。而后来之汉族“来人”多经商或读书致仕,以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与土人争夺地盘,以至彼此各结为势力团体,相互争夺,械斗不息。广西巡抚周天爵云:“粤西土广民惰而愚,客民皆寄食其地,良少芳多,芳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之萎,而客民且利良者之家室,于是仇隙日深.结党互杀。而黯架出于其间,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者多矣,沿左右江数千里之间。可知壮、瑶“土人”和外来汉族“客人”之间矛盾之尖锐。“土人”和“来人”矛盾的中心是争夺土地和妇女问题。“诸蛮(指壮、瑶族)性犷悍,然不敢亲见官府。其田粮辄请汉民之猾者代输,而倍偿其数.谓代输者为田主,而代输者反谓有田者为田丁,传及子孙,忘其原始。汉民辄索租于诸蛮。诸蛮曰:我田也,尔安得租l代输者即执州县粮一单为据,门:我田也,尔安得抗租!于是讼不解,官亦不能辨为谁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诸蛮.’城永淳县(今横县境)壮族的杭租斗争,亦是土著壮人和汉族客人地主之间的矛盾所引发。壮人因不善言词,畏见官府,他们种地纳粮遂由客人承包,随后久之而占其田亩,收租纳粮时刻薄胶削,壮人由田主而变成佃户,客人由包租而成出主。壮民不甘忍受,愤而上告官府,官府判壮民为非,遂有壮民抗租之浪潮。他们说:“一县田地,皆我僮人祖上开荒自种,因不常到衙门,不识纳粮数目,托客人代纳,每年纳租与他。今我们识数,不必求他,所有租谷,全不用纳。”但经黄府宪“审讯”, “斥其革租为非,断令照旧输租与田主”,并拘押告状之壮人。壮人集众数卜,攻破“客人村庄,大肆焚劫。”在贵县,“来人富家温某,艳土人美女,欲娶之,诱女夫家退嫁,不可,温欺其弱,竟娶之,遂起衅相仇杀。’,在武宣县,三里汗“来人”林发堂,凭其财势,把同村的黎、韦、廖三姓壮族人赶走,占其田地,并且不准他们到三里赶圩;东乡“来人”地主刘盂三,依仗有钱有势,强占曾姓壮族人的田地,因而发生械斗。当然,“来人”和“土人”之间的斗争,多半是“来人”和“土人”中的地主豪绅为争夺土地而彼此各自拉拢起人马,互相械斗,既有民族矛盾斗争性质,又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种现象不仅在桂东壮、汉、瑶民族杂居区发生,在西部壮族聚居区亦有发生。如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田州八角土客械斗,宾州土匪五百人应之,路经县城,无敢问者。”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卓兴督押客民“赴恩平所属之那扶等处安插,而恩平土民即敢肆行掳杀。”在宜山等处,亦有客、土械斗发生。客人之来有先有后,先来者与土人相处甚洽,多助土人;而后来者,与土人争田地,斗争甚烈。鸦片战争后有大批破产的汉族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广西,因而争地斗争愈演愈烈。民族矛盾之发生与激化,与列强发动侵略的鸦片战争造成的结果不无关系。

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人民大众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斗争更为激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战后裁兵,“各兵着分别尽撤”, “即广西之兵亦可随时酌撤。再见存义勇二万六千余名为数亦觉太多。”裁撤兵勇,使之无以为生而随处流窜。这些失业丁勇.“猾黯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袅之属,从而附和。” 他们进入壮族地区后又同当地破产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手工业者相结合,打击官府和乡问地主豪绅。道光三十年(1850年),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举人李宜用、生员何可元、绅士莫子升等人纷纷到衙门具控,“逆匪峭起,到处攻劫”, “延及七府一州”。念广西巡抚郑祖深奏:“太平、庆远股匪,复窜永康州.劫狱放囚,该署州妻女同时被害。另股贼匪扰河池,该知州被其拦截,守备、吏目亦被围。”羌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钦差大臣赛尚阿至广西后,奏“粤西情形,除桂林一属尚称完善,此外各府群盗如毛,各股土匪多者数千,少者数百。会匪(天地会)之凶悍甚于土匪,会匪之党亦多于土匪。”道光末至咸丰年间,广西之柳州、南宁、太平、思恩、庆远、镇安、泗城、平乐、浔州等府州县,人民大众掀起反清朝统治的浪潮。翰林院修撰、临桂绅士龙启瑞上书曰:“省恒士民,向不知兵,一闻戒严,顿生惊怖…尤可虑者.外府州县土匪结党屡数千人,白天公行劫掠,村市壮健为之裹胁,老弱尽于死徙,号哭载道,鸡犬一空。春耕之时,牛种无存,比及贼退,欲耕不得,势将束手就毙。此等情形,大约桂林、平乐、滑州、柳州、思恩、南宁所属州县,在在有之。地方大吏,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无措。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演烂不可收之一日。”他把人民大众同清政府的矛盾和斗争,形势的发展描述得淋漓尽致。

壮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是极为错综复杂的,但主要矛盾是农工劳苦大众与清朝封建腐败政府和地主豪绅之间,以及各族人民大众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已经白热化,正待汇合成一股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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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壮族人民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及保卫太平天国的斗争


    


    


    
鸦片战争之后10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惊动全国和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汉、壮、瑶各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它揭开了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相对来说,广西是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战后被裁撤的丁勇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挑运工人以及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天地会,都向广西转移,成为革命力量的聚集之地,而桂平紫荆山及周围各州县是理想的活动根据地。1844年夏天,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到桂平、贵县一带壮、汉、瑶族杂居地区从事革命的组织宣传活动。于紫荆山区创立拜上帝会,宣传上帝、基督教的人人平等思想,宣传客家(人)、本地(土人)一家,团结起来灭妖精(清朝官吏),得到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纷纷加入拜上帝会。经过几年的组织发动,拜上帝会发展扩大到贵县、平南、武宣、象州、玉林、博白,以至广东的化州、信宜等地,会众数万人。拜上帝会的著名人物如卢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蒙得恩等,都是壮族人。拜上帝会的组织宣传和力量的发展,捣毁象征神权的甘工庙,引起封建地主豪绅的注意,地主豪绅王作新抓走冯云山和卢六。拜上帝会组织营救,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卢六是拜上帝会同清王朝作斗争而牺牲的第一位英雄,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


    
1850
7月间,洪秀全发出团营令,并在平南花州布置起义,为清军发觉并遭到包围。蒙得恩等组织会众营救,击败清军,迎接洪秀全回到桂平金田村,在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1851l11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桂平金田村爆发,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韦昌辉家中。各地到金田“团营”参加起义的队伍约3万之众,其中壮族约占三分之一,成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基本队伍。许多壮族妇女同男子一样投入起义的洪流之中,成为太平天国中英勇善战的战士。

据历史调查,道光、咸丰年间的紫荆山,“壮族人约占三分之二。军营村厉来人口都有四五百,是紫荆山最大的村庄,全部是壮族人。田心、高松、中平、思坑、沙田、龙响、茶地等村庄也都是壮族人居住.拜上帝会时,在我们这些地方,哪里都有人去,有些人全家大小都去了。”金田村“韦昌辉全族一百多人参加了太平军。”贵县龙山,“石达开出兵时,本地有一千几百人跟他去,都是本地乡民,其中有壮人,有来人。”武宣东乡“壮族人占十分之六以上,壮族村庄占三分之二以上”; “东乡大约有好几百人参加太平军,古和村全村都去。以前这些地方都是壮族人居住的”。象州之中坪乡,“太平军来时,这里有很多壮人跟太平军去了。当时有些全家大小都去,大的背着小孩去。新寨去的最多,因为太平军在新寨住。当时新寨有上千火灶(户),跟去的有八成。那时新寨住的都是壮人。除新寨外,附近村村都有人跟太平军去。”壮族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很多,故成为太平军的基本队伍.

金田起义爆发几天后,太平军东出大湟江口,打败清军和地方反动团练的围攻。3 月上旬。经紫荆山北上武宣,据东乡、莫村、三里等地,吸收武宣的拜上帝会会众,扩大队伍。323日,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称“天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洪秀全称“天王”和设五军主将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加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清政府为围剿太平军,调兵遣将,从贵州、四川、安徽等省调兵,并拨出巨款。5月中旬,太平军为克服粮饷、食盐和弹药来源的困难,主动撤出东乡,北上象州,占中坪、百丈、寺村、古城、新寨、大乐等地。清将乌兰泰、提督向荣率清军围堵太平军。太平军在象州境内完成吸收拜上帝会会众后,于7 月初撤离象州回师紫荆山、金田地区,与清军展开反围困的战斗,持续两个多月,金田、新坪先后被乌兰泰和向荣攻占。9月中旬,太平军撤出新抒,向平南进发,在官村一带大败清军后向永安州进军,摆脱清军的前堵后追,取得了主动权。9月下旬,太平军攻占了永安州(今蒙山县),以此为根据地,继续完成封王建制工作。1217日,“天王”洪秀全发诏令,以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中,壮族占了3人。太平军在永安州8个月,封王建制,颁布天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初步形成。

太平军在永安一方面进行政权建设,一方面同清王朝的军事围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8524月初,太平天国进行战略转移,突破清军的层层围困和封锁,途经荔浦、阳朔,4月环日围攻桂林省城,毙清将乌兰泰。太平军围攻桂林一个月,久攻不克,519日撤围北上,连克兴安、全州。6月初,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沿湘托而下进入湖南道、永等州,与湖南清军江忠源部一路激战。9 月,太平军攻湖南一省会长沙,前军主将、以“勇猛刚强,冲锋第一”著称的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也是壮族为太平天国革命做出的重大牺牲18531月,太平军攻下湖北武昌,接着百万大军沿长江而下,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329 日攻克南京,并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此后,以广西汉、壮族为骨干的太平军,为保卫太平天国,抗击清朝军事进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展开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中游地区,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了英勇战斗。长江中游之武汉、九江、安庆一带,是天京安全的生命线,如被清军控制和占领,顺江而下,对太平天国是极大威胁。石达开在这一带屡败湘军,对保卫太平天国的存在和发展是很重要的。18565月,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造成极大威胁,石达开奉令率部3 万人从西部回天京,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以壮族骁将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初就驻守东部重地扬州,牵制清军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不久,统率2 万多太平军从扬州北伐,目标直捣清王朝的心脏北京。他们作战于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省,牵制、打击清军对天京的进攻,战斗将近两年,对保卫太平天国,发展全国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1856
9月,由于不幸的“天京事件”发生后,太平天国无得力之人总理朝政,力量大为削弱,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进围天京。在太平夭国危急之际,壮族蒙得恩辅佐洪秀全.总理国政,为中军主将,任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广西籍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率太平军协同作战,解除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蒙得恩从185710月总理朝政至1859年秋,对支撑太平天国政权起到很大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石达开掌管外交事务,主张各国平等,驳斥列强干涉中国之内政。18534月,英使文翰来到南京,申明英国对太平天国同清朝政府之间的斗争持“中立”的立场。当时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与文翰打交道,明确奉告英使,如帮助清朝政府是“大错”和“没有用的”。不久,文翰照会太平天国,声明要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华取得的权益。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谕告之曰:对于不远千里而来的“海外英民”表示“踊跃欢迎”,准许“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后来英国终于撕了“中立”的伪装,和清政府相勾结,出枪出炮,甚至组织“洋枪队”,参加镇压太平夭国的活动,并对太平天国提出无理要求,要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不得进入九江、汉口两处百里以内的地区,要赔偿太平军占领区英民的损失等等。1862年,幼赞王蒙时雍(赞王蒙得恩之子,壮族),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以严正驳斥,斥之“毫无道理”, “是极大的错误”。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进攻上海,大败“洋枪队”。这些外交行动,表现了太平天国政权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尊严的严正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志。执行外交使命的韦昌辉、石达开、蒙时雍等人,对维护太平天国的尊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值得称道的。


    
1856
年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后,翼王石达开率所部20万人于18597月回师广西,10月攻克庆远府,设翼王府,连克思恩、罗城、宜山、河池、东兰等州县。在庆远驻军8个月余。18606月,率所部赖裕新南攻宾州、上林、武缘,围困南宁月余。次年6月,率军回故乡贵县,扎营城外百余里。因大成国失败,陈开战死,石达开部失去支援,于是率部4万余人北上经融县、怀远进入湖南、四川,最后败于大渡河。石达开回师广西两年有余,对广西壮族和各族的反清斗争起到鼓舞的作用。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从准备阶段就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故在金田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有许多壮族男子参加,而且有许多壮族妇女参加,成为太平天国女军中的一部分,和男子一样战斗杀敌。太平军中的女兵,“皆伪王亲属。摇、撞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军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壮、瑶族妇女生活在山谷、洞中,长年劳动,勤劳勇敢,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马克思、毛泽东都曾经作过深刻的评价。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壮、汉、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失败,历时14 年之久,战斗遍及大半个中国的18个省,给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最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以后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不能得逞。马克思指出:“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他还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这个个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个论断,已为1848年以后欧洲各国所发生的革命运动所证实,同时也为亚洲的印度等国的革命运动兴起所证实。太平天国革命震动了全世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4 0:01: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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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凌云起义创立“延陵国”

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鼓舞和影响下,广西各地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左江新宁州壮族吴凌云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

从嘉庆至咸丰的几十年间,南宁、太平府属各州县,地主豪绅和清朝官吏对壮族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相当沉重。嘉庆末年在隆安县,“钟皆山邑侯往任伊始,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1000 两外,更增加月规一款,每月加银150 两,一年该银1800 两。通盘一任官共糜费银12100 两。于是暗设金字号,征银1 两以上者为之大户,9 钱以下者谓之小户。征银1 两纳1 5 钱,征银9 钱者纳更多于l 两,征银8 钱者纳更多于9 钱。类而推之。愈小而愈加,甚至于分厘之莫可记及者。行之数十年间,凡为常例。剥民奉上以自肥其身,小户疾首痛心,甘受其冤而莫可控诉。”在如此官绅勒索之下,“频年以来,蜂鳌当毒,荆棒满路,或蹂躏劫掳,烧毁民房,或锋镝交加,横尸暴野。不得以已保举看守包费,较征银数倍。从此妻离子散,乡村寥落,惟正之供阙焉,费讲矣。”在宣化县(今邕宁县),“(道光)初,县征收田赋,名目繁伙。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小民输纳时,态其鱼肉,吹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前经莫尔炽发其奸贪,败诉,气势愈横。”如此之下,广大壮族农民乘机组织天地会,展开反抗地主豪绅及官府的斗争。道光三十年(1850年), “贼匪由明江窜至龙州。同知王叔元… 枪炮未能施放,贼即恃众拥入厅署”; “又七月初九日,贼匪窜入宁明州衙门。署知州恒椿,先经会同千总何光璨在板利屯堵御,赶回围捕… 。又贼窜至左州之驮卢,代理知州保征星赴四乡催团练,于十九日午刻赶加保护证,该匪已于是日拥入该州衙署。又则匪千余人窜至万承州地方,旋拥入该土州衙署。”太平府属“自道光二十八、九年,毛匪土匪滋扰五属两厅十九土州,渠魁林立,啸聚大股抗拒官兵者,则全茗之许祖恩,龙英之赵丹,侬(龙)茗之小波萝,镇远之苏特木,至龙州之黎盛五、张正庚,宁明州之赵光祖,上思州之梁名卿,四(都)结土州之林发秀,思陵土州之韦再寿,养利州之樊三、樊五、王士青,永康州之黄胜,左州之蒙世彦、黄夭锡、黄自富、梁著新,崇善之杜永珍、何庚云、杜五火,土江州之邓士昌、邓祖禹等,俱能啸聚外匪。”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上思之恒芳、黎永福、陆长春等“犯宁明,与宁明山贼李合聚众,迁江、隆安土峒,思陵各贼皆附之,扰南宁、太平所属几遍。” 咸丰五年(1855年), “土贼王晚与刘阿积、黄士昭陷太平府据之。时土贼纷起,不可胜数。黄胜春据龙州之陇津,卢生才、凌晚据崇左之通康,孔香、雷济春据罗白土县之岂旺山,覃应连、应达据罗白之丁极村,邓大、邓二据土江州之苏林村,黄三大据崇善之恩城,各股啸聚,或千人,或数百人,互为应援,以为唇齿,” 总之,自道光末年以后的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左右江一带,“土匪纷起”, “弱肉强食,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散复聚,或旋起旋灭”,他们“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或为“米饭主,即堂匪也”。“洪秀全创谋蓄发,流贼土贼亦多蓄发,欲其不易散也。”风起云涌的左右江各地天地会农民反抗运动,为吴凌云大规模起义准备了群众基础。

吴凌云,原名吴元清,绰号“长腰四”,新宁州(今扶绥县地)渠卢村人,壮族,是“为州诸生”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天地会的首领。道光末年,“路多伏莽,凌云世为窝主”。咸丰元年( 1851年),凌云被告发,新宁州知州庆祺“执羁礼房,谕捐军输自赎”。出狱后,“村人护为四大哥,竖旗聚众,号曰‘全胜堂’, 伊弟元高、元禄相助为虐,其众时出劫掠为乡患,控告重重。”出狱后的吴凌云更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便组织群众展开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咸丰二年(1852 年),知州庆祺调集清军和地方团练围攻渠卢寨,吴凌云奋起抵抗。渠卢寨被攻破,弟吴元高牺牲,吴凌云退走后联合各处“揭竿扬旗”的大胜堂、得胜堂、友胜堂、广胜堂、勇胜堂、义勇堂、广义堂、忠义堂、联义堂等天地会组织,力量逐步强大。知州程佐“知难扑灭,姑招安以羁糜之”,吴凌云与之周旋。咸丰三年(1853 年),吴凌云遣林九大、农大、雷明等率数千众,攻占新宁州六都陇朴村,遂以陇朴村为中心,各村“拜台入伙,附近南、太地方,蹂躏几遍。” 吴凌云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已活动和影响到南宁和太平府境的许多地方,各地官府惊慌不已。咸丰四年(1854 年),吴凌云部下黄十九率众数千攻占大塘圩,与清军、团练鏖战3 个月,毙团练头目莫温玉、张綬,俘张洲、莫秀山.杀之。吴凌云的起义队伍和清军及团练之间的斗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激烈进行。咸丰五年(1855 年),吴凌云攻占崇善县之驮驴圩,与当地温阿富率领的数千人相会合,各部分头出击,攻新村、渠黎布謡、那隆、陇民等地。清左江道吴德征,急调清军和团练与起义军步步为敌,展开拉锯战。咸丰六年(1856 年)九月,吴凌云义军数万人,攻占新宁州城,摧毁州官统治机构,并以所部梁日高为知州,出布告安民曰:“我父老兄弟,遭满奴(指清朝政府)之蹂躏久矣,严刑苛税,鸡犬无宁日。凌云目不忍睹吾父老兄弟之倒悬,因是联合各姓之兄弟,同举义旗,专讨满奴,以复汉室。尔等不必意外猜测,别生异心。其各安者如故,有明大义来附者,吾必礼而用之;持戈反抗者,族诛不贷。仰阖州人士,凛遵勿违,特示。”告示显示吴凌云农民起义之目的和奉行的政策。其斗争的矛头是腐败的清政府,但从其“专讨满奴,以复汉室”,也反映了其革命觉悟与目标的局限。

咸丰七年1857 年),左江镇色克精阿、新太协多禄、左江道吴德征等调集清军和各地团练武装,于咸丰七年三月夺回州城。吴凌云退出新宁州后于五月回攻其家乡陇罗村。八年(1858 年)二月,占陇罗、陇民。九年(1859 年)五月,复占崇善之驮驴等处。十年(1860 年)一月.吴凌云率部将黄万年、卢裕纶、黄晚、葛二等攻陷太平府及所属忠江、迁隆、罗白诸地,知府刘作肃、西隆州州同冯应请、左州学正蒋应奎、副将多禄、都司黄耀麟、把(总)李为樑,上思州千总王爱仁等被起义军捕杀。七月,遣莫六等收复永宁州城,执杀代理知州郑元振。此时,吴凌云起义之势力鼎盛,新宁、太平、崇善、西隆、迁隆、左州、上思、龙州等一带“纵横数百里,沦陷殆遍”,皆是起义军的天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八日,“吴凌云僭称延陵国主,颁伪诏,设伪官。初九日,遣伪阁疆侯黄万年等,率众数万,围新村,连夜筑些六十四圈分扎”,并决塘水以护城.在永宁州之陇罗村建立了“延陵国”.建国之时,“凌云使长子吴阿终守太平,次子朱元守养利。僭伪号曰‘延陵’,铸印文曰‘延陵玉玺’,修建宫室,蓄发变服,封伪官梁国祯、梁谦之以下数十人”。“延陵国”的建立,使清朝之当地“文武官衙概为毁尽”,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及当地地主豪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对广大农民来说则意味着他们企求的土地所有、减轻税赋有指望了。

清朝政府和地主豪绅,与农民起义誓不两立。“延陵国”农民政权建立之后,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反扑。逃居外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向官府告急。左江道吴德征檄调委员朱腾伟、郭昌龙等率数百官军,宣化县团总张世显、张国裕带练勇千余,清平团总陈家宾等率勇来援,对“延陵国”步步为营,与起义军展开决斗。同治元年(1862 年)二月,太平府失守。八月那隆失守,“延陵国”之“辟疆侯”黄万年牺牲。陇罗被清军层层围困,“延陵王”吴凌云在突围时中炮牺牲,其子吴亚终仍坚据抵抗。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陇罗陷于清军之手,义军遭大屠杀,“起获违禁器物、延陵伪殿,尽行毁平,擒斩诸逆,枭首竿示,累累相望。” 吴亚终率起义军余部西走归顺州,与那里的农民起义军相会合,继续展开反扰清朝统治的斗争。

吴凌云领导的起义和建立的“延陵国”农民政权,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已经过时。“专讨满奴,以复汉室”的口号原是清初南明政权“反清复明”曰号的继续,南明没有成功,二百多年后的农民起义还要“复汉”,显然违背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当时广大壮族农民最迫切要求的是土地和减轻赋税,吴凌云的“延陵国”并没有提出这方面的口号和纲领,缺乏动员群众坚持斗争的基础。起义军各部都是原来没有多少联系的各个天地会的集合体,既缺乏统一的纲领口号,也缺乏严密的组织指挥,力量分散,没能有效地调度和相互支援,故在作战中清军能分割击破。分散性是吴凌云起义军的一个大弱点.“延陵国”建立,虽有封官,却没有建设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效措施,其基础是极不稳固的,经不起清军和团练的联合打击。更重要的是农民政权内部没有团结好。由于以会党组织为基础,各会党头目之间为各自的利益打算,很难团结一致,甚至相互猜疑和残杀。如吴凌云之弟吴元禄.在敌人的引诱之下借故杀了起义军骁将黄常伦,引起起义军内部矛盾和分裂,以致在清军和团练的进攻之下发生动摇、投敌。在清军围攻陇罗的紧急关头,起义军将领吴迁瑶竟举起白旗,开门迎敌,致使“延陵国”都城陷落。清朝官吏及地主豪绅将吴凌云起义军视为“乌合之众”和“井蛙自大”,虽是诋毁、污蔑之词,是出于对农民起义的阶级仇恨,但亦反映出农民起义军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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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李文彩、李锦贵和黄鼎凤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期间,壮族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与太平天国在天京的斗争遥相呼应,有力地牵制着清军事力量对太平天国的压力。在各地的起义中,除上节述及的吴凌云新宁州起义外,还有永淳、横州的李文彩起义,上林一带的李锦贵起义和贵县一带的黄鼎凤起义。这些都是以壮族人为主体的团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联合斗争,共同抗击清朝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和地主豪绅势力。

一、李文彩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李文彩,壮族,永淳县(今属横县)平郎圩狮子塘村人,因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又称李七。理发为业。清朝一代,永淳是壮、汉族杂居之地,壮人被称为“土民”或“屯民”,外来的汉人被称为“客民”。“土民”世居此地,勤劳朴实,不谙汉字,畏见官府,故其粮赋多由“客民”代纳。久之,“客民”代纳者成了业主,而有田者却转成了佃户,向业主交租纳粮,受尽了业主的压迫和剥削。咸丰元年(1851年),十三屯的壮族农民在杨隆盛、黄可经、陆锦钦的领导下,掀起了抗租风暴,数千人聚会结盟,告至官府曰:“国之初时,一县田地,皆我僮人祖上开荒自种,因不常到衙门,不识纳粮数目,托客人代纳,每年纳租与他。今我们识数,不必求他,所有租谷,全不用纳。”官府视为“捏控”,压壮民交租如旧,并拘押壮民代表9 人。壮民不服,围攻县署,抢监夺人,一路杀业主,由抗租而转成反官怒潮。壮民与客民业主、官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尖锐激烈。

咸丰元年(1851 年),李文彩在壮民抗租斗争的启动下,于平郎圩揭竿而起,与十三屯壮民的抗租斗争相联合,共同打击地主豪绅。后李文彩被招安,充当南宁壮丁,守横州之乌蛮滩。咸丰二年(1852 年),十三屯壮民的抗租斗争正炽,李文彩于南乡之平山村与佃户宁晚、雷鸣春等人结盟拜会,再次揭竿而起,攻南乡、藤萎、六加等各村,各处壮民佃户纷纷加入。又在平田村造船、立寨,截西江水面往来船只征税,以充军资,十三屯抗租壮民又纷纷参加李文彩的起义队伍。此后,李文彩之义军转战于永淳、横州、灵山等州县之境.所到之处,劫富济贫,夺田免租,打击官绅势力,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队伍发展到8000 余人。清政府见起义队伍日益发展壮大,纠集钦、廉州及灵山之官军、团练,并捐资数十万,对付起义军。咸丰四年1854 年),清军连破义军之新坪、平南、南乡、江口、平山等村,并于咸丰五年(1855年), 围攻义军之根据地平郎圩,义军遇到很大困难。

咸丰六年(1856 年)二月,平郎圩被清军攻占,李文彩走浔州,投陈开、李文茂之“大成国”,被封为“定国公”,与“大成国”之定北王梁培友合力,拥众3 万,先攻占贵县西山。十二月,再破云表,群众热烈欢迎,所过地方,“用花红爆竹拜迎”。七年( 1857 年)二月二十八日,义军攻占永淳,县主刁汝元“气死于那檀村”(又说是“吞金自尽于梁之祖祠内”)。三月二十九日,义军分水陆两路夹攻横州,克之,县牧罗定霖弃城而逃。五月二十七日,义军溯江而上,攻克南宁府城,并将南宁府改为南安府,将宣化县(今邕宁县)改称永安县,将永淳县改为峦城县,改横州为搓州,统归于“大成国”管辖。同年年底,又东进攻占广东灵山,至此,南宁、永淳、横州、灵山一带皆为李文彩农民起义军所控制,是农民起义军的鼎盛时期。

农民起义军的胜利和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在惊恐之中调集官军和团练,进行更疯狂的反扑。当时“大成国”的主力正征战于桂北地区,无力顾及南宁方面的起义军,给清军的进攻以可乘之机。咸丰八年(1858年)春,清军集中兵力首先围攻灵山,义军因粮饷断绝,于十月,灵山被攻破,义军余部退守横州、永淳.战斗连连失利。九年(1859年)三月,起义军内部之孙仁广、梁安邦、梁常保等人,见起义军失利,遂起叛心倒戈屠杀义军,占据永淳。李文彩在横州、永淳失陷后,带领余部向北转移,走贵州、四川,投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同治三年(1864年),石达开于大渡河失败牺牲,李文彩即率领太平军余部回师黔东南地区,与当地的苗、侗、布依等族起义军相汇合.继续展开反清斗争。清政府调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数省兵力疯狂围攻镇压。同治十一年(1872 年)四月,李文彩义军被清军围困于施秉与镇远之间的牛塘地方,李文彩在战斗中牺牲(一说逃遁不知所终)。李文彩从咸丰元年组织反清起义,到同治十一年的最后失败,不屈不挠地战斗了22年,先投“大成国”,后投太平军,转战于桂、川、黔等省之境,为壮族近代农民革命史上少有的英雄人物。

二、李锦贵起义

李锦贵,上林县东关人,壮族。咸丰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烧灼着官府及地主豪绅。上林、宾州地方,有陶八、张家升在活动。官绅为对付农民起义,在各乡办起团练。初时李锦贵被推为东关团团总,因与古丹团团总蒙锡鼎结仇,发生火并,李锦贵部打败古丹团,并袭击县衙,打死官员多人。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夜袭云吴村失败的覃国香、覃观成投归李锦贵,使东关团势力大盛。因李锦贵冒犯官府,与他团不和,知县梁培坤下令“撤去总局,凡事由地方官节制”,夺了李锦贵团总之权,并企图征讨之。李锦贵于是与黄元锣、李绍理领导的起义队伍相会合,成立“大勇堂”,并被推为首领,在东关举起义旗,展开反官绅的斗争。咸丰六年(1856年)春,李锦贵“自称大元帅,建三军师,命旗帜,官不能禁.土匪、外匪劫掠所得就锦贵瓜分,以是拥厚资。”本地、外地被诬为“匪”的农民起义军纷纷与李锦贵联合,力量进一步壮大。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李锦贵联合宾州谢秉彝义军攻上林县城,不克,退入狮螺圩.谢秉彝退回宾州。三月,谢秉彝联合贵县义军黄鼎凤攻克宾州、杀知州翟景禧。七、八月间李锦贵又联合谢秉彝,攻上林县城,克之.杀知县梁培坤,并将上林县改称澄江县,李锦贵“自称明义将军、大司马,元谬、绍理为左右指择,鲁栓、张立忠为军师。秉彝分守宾州,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元缪等各于本团分立营垒,制如官署。这是李锦贵在推翻清朝地方政权之后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上林县在李锦贵农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所谓“自是土匪纷起,不可胜纪”,表明各地农民踊跃响应的盛况。咸丰八年(1858年),清朝官绅进行猖狂反扑,宾州代知州何兆葵陷宾州,谢秉彝被俘牺牲;清军副将肖荣芳进逼上林,占上林10余村,但因柳州军事吃紧,肖荣芳回柳州,于是李锦贵复回上林。谢秉彝之弟谢秉伸亦夺回宾州,杀知州任秉钰、守备韦敬贤等。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团练对上林、宾州展开争夺战,战斗非常激烈。

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李锦贵率起义军,与黄鼎凤、周荣祖义军合力攻占上林境之巷贤、校塘、内八义、外八义等村。九月至十二月间,回师广西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将赖据新、石镇吉部,先后到达上林,李锦贵农民起义军亲临迎入,与太平军的联合,使起义军受到极大鼓舞。咸丰十年(l860年)正月,太平军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改用太平天国年号。李锦贵率莫刚强部攻古蓬,杀代理知县陈汝。四、五月间,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从庆远南下迁江、宾州,十一年(18 机年)二月,李锦贵亲迎翼王入上林,翼王加封李锦贵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义军和太平军会合后,在上林县境与清军、团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互有胜负。五月,李锦贵病死,石达开之太平军出上林,经武缘县,攻南宁,各路清军团练纷至前堵后截,加之太平军内部矛盾和分裂,石达开看到难于立足,遂率数万太平军经怀远进入贵州、四川。李锦贵死后,余部由黄元谬、周定邦等率领。同治四年(1865年),清军、团练反动派攻陷上林城后将李锦贵遗体及家庭“戮其尸,并斩其妇韦氏,子彦溶、逃溶,诛以殉”,阶级报复达到了最疯狂的程度。这从反面证明,李锦贵的农民起义对清朝官府及地主豪绅曾给以沉重打击。

三、贵县黄鼎凤起义

道光末年,贵县一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家祥据覃塘,杨睿清起于大圩,黎特弟起于五山,汤西利起于黄练,钟阿春起于桥圩,郑廷辉、谭特养起于三里,徐阿云、徐阿二、邱二娘起于瓦塘,雷树春、黄阿左、黄阿右、黄阿石、苏十九、张渣三等起于木梓、木格,杨捞家起于南溪桥,覃七大、王老三起于钟村坪等。贵县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之所以到处起来反抗,是由于地主豪绅兼并土地,利用典当、高利贷的盘剥手段,使广大农民破产所至。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的联合起义也是人们在难以忍受沉重剥削的境况下发生的。

黄鼎凤,贵县郭西里青云村人,是贫困破产的壮族农民。父亲因摘地主的玉米充饥而被关死于狱中,他因此而被迫背井离乡,加入张家祥的天地会。咸丰二年(1852年),据覃塘圩,设“壮丁馆”,扩大队伍,吸收各地天地会加盟,成为天地会的首领。咸丰四年(1854年),发动了郭西起义,攻打贵县县城,杀官夺印,开仓分谷,救济百姓,并发布檄文,痛斥清政府“变我衣冠,形容非旧,屠我种类,血迹犹新”;“官无耻,吏无廉,专以自己为念;将无才,兵无勇,不知民瘦堪虞”; “满虞昏庸,独夫肆虐,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尽管在其檄文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但在行动上,在起义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减轻农民的粮税负担、鼓励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旁县(贵县自不用说)皆鼎凤兵力所及,就地置粮台。归附者,岁纳保护费若干,即无事。失盗以实闻,先偿如数,捕得窃赃,辄处极刑。惟虚捏反坐亦甚酷。以故境内约束严明,几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咸丰五年(1855年)中,陈开、李文茂攻下浔州,建大成国,黄鼎凤受封为“隆国公”,屯兵于贵县之覃塘。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与宾州谢秉彝联合,攻占宾州城,杀知州翟景禧,改宾州为“临浦州”。九月,又联合上林的李锦贵起义军攻占上林县城,杀知县梁培坤,改上林县为“澄江县”。年冬,清军团练反扑于宾州,谢秉彝牺牲。黄鼎凤与宾州、上林农民起义军相联合,沉重地打击了该地区的官府和地主豪绅势力,使农民起义队伍得到迅速发展。

当时大成国的势力鼎盛,几占广西大半,清朝政府震惊,调集各路清军和团练,围攻大成国之秀京。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秀京被清军攻占,陈开牺牲。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率大成国余部10万人马,继续展开反清斗争,战斗在贵县、平南、横州、宾州、永淳一带。同治元年(1862年),黄鼎凤率义军攻浔州失利,退回贵县,与宾州、横州等地义军相联合,坚持斗争。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令广西布政使刘坤一坐镇贵县,对黄鼎风的起义军采取步步为营、剿抚兼施的手段,力图将之扑灭。九月,黄鼎凤的义军败刘坤一于覃塘圩。但狡猾的刘坤一,佯装退兵.暗中却遣兵复取草塘。黄鼎凤中计,兵败退守贵县西北部的平天寨,依仗平天寨的险要地势,选悍兵强马,备足粮草,挖筑工事,坚持与清军对抗。刘坤一围困平天寨,久攻不克,改用收买、软化之法,先抓住黄鼎风之母,入寨招降,并施以小恩小惠,甚至假惺惺地认黄鼎凤母亲为“干妈”。黄鼎凤在平天寨坚守一年有余,弹药告罄,粮饷断绝,将士饿毙,形势十分严峻。终在母亲的哀求之下,走出平天寨,被刘坤一解送县城杀害,其部下将士亦全部遇难。坚持斗争了13年的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被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吴凌云、李文彩、李锦贵、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征战于太平、南宁、柳州、浔州、钦州府境的数十个州县,历时十几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官府和地主豪绅封建统治势力,有力地牵制清军力量,紧密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全国的斗争,他们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斗争的精神将永载于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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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帝国主义对我国南疆的侵略和壮族人民的抗法斗争

19世纪70-80年代,法帝国主义寻求殖民地,发动对越南和我国南疆的侵略战争,使我国南疆领土遭受严重威胁。在这民族危机的历史时刻,首先奔赴前线抗法的是刘永福率领的、以壮族为主构成的原吴凌云起义余部黑旗军。吴凌云起义失败后他们转战越南北部抗法已10几年,屡挫法军之锋。与此同时,岑毓英率领的清军几度出关,广西桂军数万,驻守边疆。壮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在参军参战、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同时,打击法国“传教士”在境内的阴谋捣乱活动,安定抗法后方。军民共同战斗,取得了镇南关和临诏战役的重大胜利。可恨的是,向洋人屈膝投降的清政府,竟在抗法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不是乘胜进军,而是与侵略者签订屈辱的条约,乘胜撤兵,使抗法战争不败而败。战后,壮族地区被迫开辟口岸,并被法国控制为势力范围,壮族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步步加深。法帝国主义在我国邻邦越南建立殖民统治后,壮族地区时时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之下,壮族人民为卫国保家,踊跃参加南疆国防工事建设。壮族人民为抗击法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谱写了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章。

第一节 法帝国主义对越南和我国南疆的侵略活动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一是从东部沿海而来,一是首先吞并与我国相邻的国家,然后以它们为跳板,入侵我边疆地区。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聚居的地方,他们最先受到侵略者的威胁和奴役。我国南疆从临北部湾的钦州、防城到云南的马关延至河口,与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是壮、傣、苗、瑶、京等少数民族分布聚居的地方。他们世世代代开拓这片广阔肥沃的土地,与越南以至东南亚各国往来密切。壮、傣、京等族成为我国与邻国的跨国民族,邻国的安全与我国的安全休戚相关,列强侵吞邻国,意在以它们作为跳板,图谋我西南地区富饶的土地和资源。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法殖民主义者就开始争夺东方这块土地,展开他们的种种侵略活动,而法国是侵吞越南、入侵我国壮族地区的魁首。早在16世纪80年代,法国就派出传教士进入印支半岛的越南等国,以传教作外衣进行种种阴谋活动。1787年,法国传教士在多年的活动之后向路易十六奏议,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夺取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进而“建设一条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以便“获得那个人们不识的国家(中国)的资源”。这不是传教士口中说的“平等”与“仁爱”,而是殖民主义者赤裸裸的掠夺险恶用心。19世纪50 -60年代,英国终于占据了缅甸,法国则占据了越南南部(南沂)6省,各自都想建立其包括我国西南地区在内的势力范围。为此,法国冒险家李维业组织“探险队”,由嵋公河逆流而上,进入我国云南、四川,企图通过湄公河进入我国西南腹地。但湄公河滩险流急,不易通行,因而又另选择新的入侵道路。法国的另一位军火商堵布益组织起“远征队”,企图“以兵力开辟一条道路”来寻求红河(由越南之海防通往我国云南的河流)的“自由通行”,使“我们西贡殖民地与云南省相连结。”他们在做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迷梦。19 世纪70 -80 年代,西方列强已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其结果正如列宁指出的:“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在这个瓜分殖民地的高潮中,帝国主义者狼争虎斗,从四面八方侵吞我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以便掠夺资源和建立其商品市场。于是法帝国主义冒险发动了对我国邻邦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将其魔爪步步伸向我国南疆的壮族地区。英国为与法国相争夺,派人从缅甸进入云南,因而发生了震撼清王朝的“马嘉理事件”。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与缅甸边境,被当地少数民族所杀。英政府暴跳如雷,向清政府要求惩办所谓“凶手”。清政府即派李鸿章查处,继而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除赔款外,广西之北海被迫开放为口岸。1873年冬,法国海军上尉安邺率领侵略军悍然攻占越南河内及红河三角洲之海阳、宁平和南定等城。18743月,强迫越南签订《 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开放红河通商,允许法国在河内、海防设立领事馆和驻兵。但因刘永福黑旗军英勇抵抗而没有得逞。法国对越南北部的军事侵略,己直接威胁到我国广西和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安全,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首当其冲。当时清朝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在野人士,无不感到边疆的极大危机。云贵总督(前任广西巡抚)奏云:“法人志终在必得越南,以窥滇越之郊而进通楚蜀之路”, “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隐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矣。” 翰林院周德润(广西籍)则惊呼法国侵略越南,“此震邻切肤之灾也,此唇亡齿寒之患也”。甚至光绪皇帝也感到震惊:“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通处,后患不可胜言。”

1882 年初,法帝国主义扩大对越南北部(北圻)的侵略战争,法海军上校李威利率侵略军再次攻占河内及红河三角洲。年底,法政府胁逼清政府,并派驻华公使宝海与清政府李鸿章在上海签订备忘录,要在广西和云南界外与红河之间划一条界限,界限之南归法国保护,界限之北归中国保护,其侵吞越南的面目暴露无遗。18833月,新组成的、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茹费理内阁,拨出550万法郎的巨款,增派数千侵略军支持扩大对越南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加强他们的战争布置:派遣何罗铓为负责组织保护国工作的共和国总民政特派员,进驻东京河内;派波滑将军为陆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孤拔为东京湾海军司令。一切准备就绪,于78月间,以3000多兵力分水路和陆路向红河沿岸的怀德、丹凤、山西等地疯狂进攻.与此同时,又占领越南首都顺化,乘越南国王阮福塒去世之机,逼越南签订《法越顺化条约》,要越南接受法国的保护,外交由法国驻顺化的外务官办理,并把平顺省割让法国,法国可以无限制地在越南通商,可以在红河两岸驻兵等等,实际上是把越南当作其统治的殖民地.法国的海军殖民部长伯兰训示何罗铓曰:“总民政特派员既是一个谈判者,同时又是行政官和组织者,他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防止中国的干预。把安南政府重新拉到法国方面来,粉碎顺化和北京之间仍然存在的相互勾结”, “负责组织我们在东京的保护国制度”,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已占领的领土内的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并替我们进行征税”。何罗铓与越南签订条约后,说“我们必须毫不客气地以文明、正义和人道的名义把整个安南王国并吞下来。”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面目已一清二楚。188434月间,法侵略军攻占河内北面的北宁之后,接着向靠近广西边境的谅山进攻,叫嚣“从中国军手中夺取凉山,在我们实在是一种必然的义务。声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1885213,法军占谅山,23日陷我国南大门镇南关。与此同时,出兵封锁北海,占我国钦州江平地区,法国侵略者的魔爪伸到我国领上上来了。

法国侵略军攻占谅山和广西镇南关时,全国上下震动,尤其是壮族聚居的广西,从边关到内地,“游勇水陆肆掠,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关内大震。沿江自南宁、梧州、浔州达于桂林省城,无不惊扰,纷纷请兵,南宁戒严。”法军占领我国镇南关,竟无耻地插上牌子,上面写道:“保卫国境的不是石头的墙垣,而是条约的履行。”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门户己不再存在了,只有履行签订的投降条约才是出路,侵略者的气焰是何等的嚣张。侵略者所到之处,掳掠杀人,无恶不作。在越南,他们把人家的整块国土完全焚烧,屠杀人民,使遍地鲜血淋漓,对“所有捕获的安南(即越南)人,一律枪杀不赦。”他们侵占我国镇南关后,更是到处烧杀,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目睹当时情景的老人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时愤怒不已,声泪俱下。据1960年调查,凭祥市92岁的潘岐记老人说:“老番(老百姓称法国侵略者)打到镇南关那天,风流街(关后面一个村落)有个妇女背着小孩子跑。老番像打猎一样开枪打她,一枪将母子两人打死。”凭祥市弄尧村72岁的梁振升说:“番鬼打镇南关时,有一支兵经过我们弄尧村,村里的几个老人跑不动,番鬼要他们带路打镇南关,老人家听不懂番话,当场被杀死。”宁明县谢志周调查;法国入关“见人就开枪,像疯狗一样。从同登到古坡一路上,满山遍野都有尸首”。凭祥市蒙村蒙老太太说:“番鬼来到我们村,百姓全都跑光了.番鬼到处屙屎,房屋搞得破破烂烂,看见猪就打死,单吃瘦肉,猪皮肠肚丢得满地都是。”凭祥市76岁的郑惠祺说:“番鬼打到镇南关,凭祥周围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财主佬、广东生意佬跑到上金、雷平、南宁等地,耕田人搬不走耕牛农具,就躲到附近的山洞里。” 镇南关附近的凭祥、龙州、宁明一带是壮族的聚居区,亦有少量汉族和其他民族,壮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遭受法国侵略者的烧杀掳掠,灾难深重。

壮族地区人民由于受法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掠夺和屠杀,对侵略者有深深的民族仇恨,因此,在反抗法国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和我国各族人民、越南人民一道并肩作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在我国近代反侵略的斗争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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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永福黑旗军和岑毓英的抗法斗争


    


    
法帝国主义步步吞并越南,并把魔爪伸向我国西南边境,使南疆的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遭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和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捍卫我国南疆的神圣领土,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首先奔赴抗法斗争的最前线。

刘永福黑旗军是咸丰、同治年间桂南地区壮族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咸丰初年,新宁州天地会首领吴凌云、吴亚终领导新宁州的壮族农民举起了反清斗争的义旗,转战于南宁、太平府境内的壮族聚居区,队伍发展到数万之众,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建立“延陵国”农民政权。挣扎在贫困破产之中的七思州农民刘永福早就投入吴凌云的起义队伍。他的祖先是博白县汉族,但从其祖父起就先后迁居于钦州、上思壮族地区,长期生活在壮族人民中间,“延陵国”失败后,吴凌云余部由其儿子吴亚终率领从新宁州退至镇安府之归顺州,与那里的农民起义队伍相会合,继续展开反清斗争。刘永福率领的一支农民队伍走归顺,又投入吴亚终的队伍,以安德、隆临一带为活动的根据地,当地壮族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同治六年至七年(1867-1868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兵力,步步围剿农民起义队伍。起义队伍因受清军的强大压力,弹尽粮绝,不得不以分散的形式先后进入越南北部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展开活动,以图再起。入越南后的刘永福队伍在越南的六安州建立了“中和团黑旗军”。因仿造安德州北帝庙神像手中的七星黑旗作标示,故称“黑旗军”。黑旗军建立后,转移到越南西北部与我国云南河口相对的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驻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并在红河上设卡收税以自给,数年之间,黑旗军壮大到2000余人,后来成为抗击法国侵略者的一支劲旅,在越南抗法的过程中,刘永福曾几次派人回广西边境壮族聚居的州县招兵。黑旗军主将黄守忠、吴凤典,原来都参加桂南壮族农民起义,后入越南投入黑旗军,成为主要将领。

187311月,法国海军上尉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攻占越南河内、海阳、产平、南定等城,烧杀掳掠,而赢弱的越南阮氏王朝毫无抵抗之力。在此情形下,越南嗣德王立即派人请求刘永福黑旗军前往,以解河内之危。刘永福黑旗军身居越南国土,认为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是义不容辞的事,也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于是率黑旗军1000多人马驰进,绕过宣光大岭直赴河内,与法军在河内城西展开战斗。黑旗军面对法国侵略者,将士人人“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少时,法军大败,遂退向西城门而奔。”法军在奔逃的过程中,司令安邺被黑旗军将领吴凤典击毙。黑旗军的首战告捷,“折法人沙酋之锋”,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交趾(越南)者,将逮一纪。”汹汹而来、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者第一次接战就遭沉重打击,损兵折将,以至法国政府也感到“安邺司令远征的惨痛结局在中国的回响,及其给我们的威信以几乎很严重的打击。黑旗军的胜利,使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国内人民和越南华侨受到很大鼓舞。云贵总督为此奏请清王朝“密谕越王,信用其人(刘永福),给其兵食… … 亦可效指臂而助威”。自告奋勇请缨赴越联系刘永福黑旗军抗法的吏部主事唐景崧,也赞扬黑旗军“皆晓勇善战之材”, “非独该国(越南)之爪牙,亦即我边徼之干城也”。过去一向仇视和镇压农民起义,把他们诬为“盗匪”的清朝官吏,如今也赞扬起黑旗军来了,这是观念上很大的转变。越南阮氏王朝对刘永福黑旗军之援助抗法,驱除敌寇,也不没其功,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是中国人,也接受了越南的官职。

安邺之失败,使法国侵略者不得不退出红河三角洲之河内等地。但他们并不甘心。法国议会及内阁又增兵遣将,拨出巨款,酝酿着新的侵略战争,“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梦越做越大。1882 年初,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侵略军再次进攻红河三角洲,占据河内等城。法国北圻全权大臣何罗铓竟以占领者的无耻姿态,在河内城中贴出“告示”,扬言“誓灭尽此类(指黑旗军),而报几年前之仇”。把黑旗军视为其占领越南和进攻中国的主要障碍。黑旗军也自然把法国侵略者视为国家和民族的仇敌,与他们誓不两立。刘永福《黑旗檄布四海文》 云:法国“用兵于越南,无异用于中国”, “越南土地,岂法人所得而分之?”认为它“不独虐越南,实欺中国也”; “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援越抗法,捍我边疆,黑旗军将士之凛然大义,震撼中越边疆。18855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再度举师奔赴河内,在城西2 里的纸桥地方与法军激战。大将杨著恩率领右营为先锋,占据大道右边的有利地形白帝庙,壮族将领黄守忠,率领前营扼住大道为正兵,另一壮族将领吴凤典,率左营埋伏于道左为奇兵,统帅刘永福居中作总指挥,互相支援,合力攻敌。法军上校李威利、副帅韦翳率法侵略军数百人,喝酒壮胆,持快枪,列队发起冲锋,妄图一口吞掉黑旗军。黑旗军将士挥大刀用近战、伏击的战术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非常激烈。当时战场上“枪炮齐举,瓦飞栋折,人语不闻。”白帝庙争夺战,墙壁上弹痕累累,密若蜂房。黄守忠之前营正兵抵挡不住而后退;吴凤典左营伏兵猛然冲出.杀声震天,与敌军混战一团。黑旗军发挥近战、肉搏战之优势,“短刃交下,法人枪不及施”,杀得“法尸山积”,大败法军。这一仗,击毙法军军官30余人,士兵200多人,其司令李威利、副司令韦翳均被打死。纸桥战役的胜利,使黑旗军威震中外,使中越两国人民的抗法斗争受到极大鼓舞,“一时谅营大小将牟、华商、越庶,以及巡抚、布、按文武各官齐来致贺”,而被打得龟缩于河内城中的法国侵略者,“夜辄自论哗,惊呼黑旗来,敌胆已落,一鼓可克。” 纸桥大捷,更沉重地打击法国侵略者,使他们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不能不懊丧地低头承认“这是一个失败,使我们丧失体面,并使我们无力保卫河内。”纸桥战役之后,黑旗军撤离河内地区,退守红河沿岸的怀德、丹凤和山西,扼守重镇,防御法国侵略者沿红河而上入侵我国边疆。

1883 8 9月间,法国议会和内阁再次调军、拨款,进一步扩大对越南北部的侵略战争。法东京陆军司令波滑,调遣3000多侵略军乘兵船侵犯怀德、丹凤。黑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815,法军1800余人分三路进攻怀德,黑旗军与之激战十几个小时,打败法军,使他们败退河内。91,法军3000多人再侵犯丹凤,黑旗军与敌人隔堤对射,血战3日,斩法军官兵80 余人,伤敌200余人.黑旗军也伤亡千余人。两次战役,黑旗军都阻止了法国侵略军的进攻,许多黑旗军将士流血牺牲。12月,法驻东京海军司令孤拔率军6000 人进攻红河中游重镇山西。驻守山西的除黑旗军外,还有清军唐炯部。法军攻城时,黑旗军顽强抵抗,而清军却逃回云南,致使黑旗军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而撤退,使山西陷于敌手。接着兴化、宣光也被敌人攻占。战火已经烧到了越南西北部,云南边疆受到了严重威胁。怀德、丹凤、山西、兴化、宣光的失陷,不是刘永福黑旗军作战不力,而是清政府投降路线,清军不战而逃的结果。法国利用对其有利的军事形势,一方面守住山西、宣光,一方面对清政府增加压力,并施以诱降政策,同时将军事力量集中于东线,进攻北宁、谅山,矛头指向广西边境。188412月至18853月,刘永福黑旗军与岑毓英之滇军相配合,围攻宣光之法军达3个多月,负责截断敌援军的任务。宣光包围战之后,又参加了临洮战役,取得临洮大捷。

以壮族为主体的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十几年,功勋卓著。时人曾有许多评价。兵部尚书彭玉麟云:“刘永福黑旗军与法侵略军相持数年,大小数十战,屡挫凶锋,献其枭帅,为越南之保障,固中华之藩篱,其功亦云伟矣。”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清末任广西巡抚)认为,黑旗军以长矛大刀能“频歼丑类”,而清官军“铁甲炮船,海防机器,岁费以千余万计,若竟不能御敌,又何必以无限之财空掷之洪涛巨浪?曾是中华全力,乃永福之不如乎?亦太自馁矣。”两江总督曾国荃亦云:黑旗军在越南抗法的胜利,“令十八省军官闻知,势均力敌,彼可胜我,我亦可胜彼,沿海各口之神愈定,必有继永福而起之人,中国之强更有几分把握矣。”清王朝下令撤军,黑旗军要回国了.越南百姓为此惧怕法国人乘机再来,“我们南人,一个个皆做老番奴隶牛马,下贱卑污,不堪言状。”他们把黑旗军当作保护神,是何等的依重。当国家领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中华民族危机深重之际,黑旗军不计较当年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接受清政府的联络与援助,走上反帝斗争的第一线,体现了壮族人民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博大胸怀。

在越南西北部山西、宣光、兴化、临洮一带抗法的除刘永福黑旗军外,还有清朝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清军(滇军)。他们的抗法活动在时间和地域上都在黑旗军之后。

岑毓英,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壮族,其先祖为上林峒长官司世袭土官,清康熙时改土归流,设西林县。岑毓英即为岑氏土官后裔。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和推动下,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岑毓英为维护清王朝统治和自身的阶级利益,在西林、广南一带举办“团练”,参加镇压云贵回、苗、壮、彝等农民起义,屡立“战功”而官至云南巡抚,光绪八年(l882年)升任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为近代壮族在清政府中官阶最高的人物。他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是有罪的,但他维护祖国边疆领上,率军抗法,其功亦不可没。


    
岑毓英之滇军有一半是来自少数民族。“云南夷民,种类甚多,有惈儸、摆夷、沙人、侬人、(?)人、璞刺、古棕、栃莎等类,统而名曰夷…… 臣(岑毓英)所部各营勇丁,汉名居其半,四夷居其半。”这些“夷人”中,沙人、侬人就是广西、云南的壮族。记名提督覃修刚是滇军的著名将领,是西隆州壮族人。由于岑毓英是西林人,在云南任官近30年,故乡壮人投奔其下者自然不少,如在抗法军中,岑毓英的兄弟子侄就有11 人之多。

1882年春,法军再次攻占红河三角洲之河内等城之后.不断增兵北上,给云南、广西边疆造成严重威胁。身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即加强边疆的军事防守,并拒绝法、英进入云南内地通商的要求。他在与越南相接的河口、白马、新现、窑头等地,增加驻防军队,并联合那里的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共同防御。另一方面派人入越联络刘永福黑旗军,暗中支援其军饷、武器,于云南境招兵以补充黑旗军的队伍等。1883 11月,岑毓英根据抗法斗争形势,调滇军万人出关,布防于越南兴化、山西、宣光一带。次年211日,岑毓英亲自率军至越南兴化,会见越南北场总督黄佐炎和刘永福。35被清政府任命为前敌统帅,节制、调度滇军和粤军各路部队,布置防守,是抗法斗争中第一位出关亲临防线的最高层人物。但是,由于清政府中妥协、投降派占据主导地位,不是积极抗法,而是以“剿匪为名”消极防守,采取“衅不可自我开”的被动作战方针,加上前线指挥将领的腐败无能,不相协调,致使山西、北宁、太原相继失守,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等被撤职拿问。作为抗法的清军统帅的岑毓英,受着妥协投降的影响,是负有责任的,因而受到降级留任的惩处。

1884 7 8月间,法国侵略者在越南的陆路战场上,集中兵力于东线向北宁以北地区逼进,意在进入广西;另在海上进攻福建马尾清海军基地。清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呼声和抵抗派的压力下,被迫对法宣战。作为陆路西线清军统帅的岑毓英,于9月统率数十营清军再次入越作战。岑毓英的这次入越,改变过去的消极防守的战略,积极布置,配合刘永福黑旗军对法作战。调动滇军、桂军、刘永福黑旗军100多营的兵力,主动进攻宣光之法国守军,路路堵截,层层围困,以地雷战、地道战和肉搏战,对敌人展开不断的猛烈进攻。从188412月下旬至18853月初,在宣光与法军对阵2个月余,攻战之激烈。双方之伤亡,为前所未有。被围困于宣光城中之法军陷于绝望之中,不断用竹筒、玻璃瓶密封求救信投入河中飘流而下,向河内的法军求援。由波里也率领法军赶从东线前往宣光解围,减缓了东线清军的作战压力。宣光的包围战,虽未全歼法侵略军.但对他们的侵略凶势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利于东线冯子材、苏元春的对法作战。

宣光之役后,岑毓英率领所部清军继续对法军作战。188539日,部将覃修刚攻复缅旺和清水、清山两县各寨。3月下旬攻占临洮,收复广威府、不拔县,大败法军于临洮,这是岑毓英率领清军于西线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战斗十分激烈,各路援兵四集。李应珍率众出营奋击,毙敌百余名,身受枪伤,仍力前阵斩五画1 名。韦云青、沙如理各身受数伤,亦奋进,斩三画一画各2名、真洋人首十余级。敌死力抵抗,覃修刚从后夹击,张文擎、阮文如、陈春擅亦奋力合击,皆以一当十,阵毙白帽法人200 余名,红衣洋人400余名,教匪千余名。战至亥刻,敌大败,四面冲溃。清军各部协力作战,将士十分英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


    
刘永福黑旗军以壮族为主体,岑毓英滇军中亦有许多壮族将士,他们在抵抗法国侵略军的斗争中,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充分显示了保卫边疆的爱国精神。两支原来不同性质的部队走到一起,联合抗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4 0:06: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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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广西通往越南的门户,对面不远是越南北部重镇谅山。出镇南关经谅山、北宁可达河内,历来是我国和越南往来的必经之地。镇南关后面之太平府、南宁府各州县(土州、土县)居民80%以上是壮族,其东钦州、防城为壮、汉、瑶、京等族杂居区。18823月,法国侵略军再次攻占越南红河三角洲之河内等地,清政府即派少量军队“以剿办土匪为名”驻守于河内以北之北宁、太原一带。18843月上旬,法国兵分两路攻占北宁、太原,清军守将黄桂兰、赵沃溃退。5 11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并从北圻撤出清军,开放中越边境通商,越南遂落入法国手中。该条款签字的墨迹未干,法军即向北发动军事进攻,遭到清军的有力反击。法国以此为借口,扩大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一方面派遣海军攻占我国福建马尾海军基地,一方面增加陆军对北宁以北的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把战火烧到中国广西边界。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接管广西军务,部署关外防务,兵力50 余营约2 万余人,但潘鼎新是李鸿章的淮军系统,执行的是清政府的投降路线。

1885年初,法国纠集两个旅团1.6万余人向北攻击谅山.执行投降路线的潘鼎新部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纷纷溃退,逃兵溃勇如潮水般地涌进镇南关内。213法军占谅山,23日攻陷我国南大门镇南关.潘鼎新逃至凭祥、龙州,州县官吏亦纷纷逃散。边关一带壮族人民一受法国侵略军的烧杀,二受清朝逃军溃勇的劫掠。人们拖儿带女、赶牛牵马到深山岩洞躲避。边关领土和人民处在危难之中。

正当边疆危急之际,清政府主战派、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了年及70的爱国老将冯子材率军抗法。冯子材,广东钦州人,咸丰、同治年间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功”而官至提督高位。1883 年退休居家。他在钦州一带用不到一个目的时间,招兵买马,召集旧部,组成了10 营“萃军”。钦州、大寺一带是壮族聚居区,许多壮族子弟踊跃加入“萃军加队伍,其中冯绍珠在大寺招的数营大部分是壮族人。1885年初,“萃军”路过上思、宁明、龙州,并在龙州等地设立招兵站,这里的壮族青壮年男子纷纷加入“萃军”,使“苯军”增加至18营,开赴镇南关前线。

原先在关外驻守的清军,有来自安徽的淮军、湖北的楚军、湖南的湘军、广西的桂军。1884年北宁失守以前徐延旭任广西巡抚,曾在靖西、田东和南宁府境招兵数营,其中大部分是壮族子弟,故在桂军之中壮族士兵很多,驻守于关外。清军自谅山败退后.军无将帅,一片混乱,当法军占领镇南关时,清军已无踪影,惟有边关壮族人民面对烧杀成性的敌人,操起大刀、长矛自发抵抗,白天黑夜不断突袭敌营,人们发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法侵略军不敢久驻,炸毁城墙后于225即退出镇南关,固守于越南边境的文渊、谅山,等待充实力量后卷土重来。

1885年初,冯子材率“萃军”到达边关前线后,召集各军将领会议,团结各军力量,严格军队纪律,增强了军队、军政和军民团结,设置各种后勤补给线,重整边关军伍,恢复了战斗力,并形成了以冯子材为统帅的军事指挥核心。他们选择了镇南关后高山峡谷有利地形,于距离镇南关约4公里的关前隘修筑了一条高7尺、厚1丈、长3里的长墙,与两面高山相连接。又在两边山上修筑防守碉堡,形成既可攻又可守的坚固工事网.还在镇南关东边的油隘,西边的水口关,驻兵防守、助攻。清军分成前、中、后三个梯队,分级防守,相互声援。在战术上,他们采取主动出击,诱敌深入,左右包抄,近战肉搏的方法,以我之长克敌之短.1885313,冯子材派出小股精悍部队突袭右翼扣波之敌,把驻守法军打得七零八落,因而激怒法军。321,又派出一支部队乘夜出关,突袭文渊法军,以诱敌深入。

3 23 日,法国侵略者果然忍耐不住,终于向镇南关的清军阵地进攻。3000多名法国侵略军在尼格里的率领下,于凌晨烟雾茫茫之际,越过镇南关关前隘。狡猾的敌人为攻破关前隘长墙,首先发起攻取左边山上碉堡的战斗,企图占领制高点,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从上午直战到天黑,法军攻占了两个碉堡,但最重要的碉堡仍在清军手中。第二天,敌人又发动进攻。清军打开长墙栅门,蜂拥杀出,预先埋伏在长墙外的300 多名“敢死队”,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用大刀、钢矛、火药煲,与法军交合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刀光过处,敌人头下地,活着的法军惊呆了,或脱帽抱头求饶,或呼喊救命,逃往山边的八角林中。”漏网的法军上尉威锹埃后来回忆当时的战斗情景:“在我们(法军)的脚下,敌人(清军)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的军官都被围住、侮辱,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敌人作野兽狂吼之声,把这可怜、皱得可怕的头颅掷向空中,以满足他们的愤怒。”战争是残酷的,这是法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领上、屠杀我国人民应得的报应。关前隘一仗,毙匪千余,擒斩数百,并夺获枪炮、干饼不计其数。”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军丧魂落魄,退出了镇南关。法军中校爱尔明加于战后说;“我从没有想到中国军有这么坚强的组织,打得这么好,现在谁都不能怀疑这事了。我们自后在谅山十分危急了,阵地再不能保守了。”他们终于在中国人民面前供认出侵略者的虚弱本质。

冯子材率领的各路清军,在边关壮族和越南人民的支援下,乘胜追击。326日出镇南关,至29日,先后克复文渊、驱驴和重镇谅山。法侵略军司令尼格里身受重伤,接任司令的爱尔明加把成袋成袋的银子和大批武器弹药扔进河中,率败军拼命向南逃窜。330日至31日,清军紧紧追击败逃的法军,克复屯梅、谷松、观音桥,直捣郎甲、船头。镇南关、谅山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过程中陆路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是中国近代反帝斗争中从未有过的大胜利。法军司令波里给法国茹费理内阁的电报云:“我痛苦地报告你,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我军撤出谅山。中国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地涌出三个纵队,势不可挡地攻击我军在驱驴前面的阵地。爱尔明加中校在这敌军数量的很大优势面前,又以弹药告尽,通知我,他不得不后退至谷松和屯梅。我集中所有的军事力量于船头和郎甲。敌人在红河流经地上面总是不断地增加。不论事势如何,我希望可能守住三角洲地带。我请政府很快的给我派来增援:军兵、军火、牲口。”反映出法侵略军的一片哀鸣。茹费理内阁也因凉山惨败而倒台。

在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本应乘胜前进,但把持最高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投降派,却以此为“资本”,屈服于侵略者,下令“乘胜撤兵”,出卖了抗法将士用无数鲜血换来的胜利局面,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清廷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命令云:“撤兵载在津约,现在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即台湾之澎湖),冯(子材〕、王(孝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晌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并“著该督(张之洞)遵旨,垂电各营,如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投降派散布失败主义,限令停战撤军,引起前方将士激愤不已,聚集于营门,拔刀砍地,“恳求愿出生死力,灭此法夷”,甚至上书要求诛杀议和之人。爱国者和卖国者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镇南关、谅山之战,以至整个中法战争的中越战场,边疆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全力以赴,支援战斗。他们参军参战,在冯子材的“萃军”、徐延旭和苏元青的桂军、唐景崧的景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岑毓英的滇军,都有大批壮族,他们和所有的抗法部队一道,进行了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表现了积极、勇敢的精神,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关前隘附近蒙家村的蒙大,壮族人,他身高力大,武艺高强,为人正义,敢于反抗压迫。冯子材到镇南关时拜访蒙大,并住其家。蒙大不仅带领冯子材勘察地形,保护他的安全,而且提出诱敌深入,采用“抓人摊”(即肉搏战)的办法去战胜敌人,被冯子材所采用.关前隘之战,“蒙大率领敢死队三百多人,埋伏在天桥到摩沙一带,等法军过了一半才突然起来,杀得人头滚滚,老番死了四五百人,经蒙大杀死伤的也将近一百。溅得蒙大满身是血,双手都是血浆,因用力过久,手指不能松开,要两个人帮拉松才能把大刀取下。” 镇南关附近有个青年人因父亲被法侵略军打死,于是找到冯子材,要求参军报仇。关前隘一仗打响.他当了先锋,战斗英勇无比,“杀死了不少老番,因为用力过猛,两手都僵了,冯宫保(冯子材)立即提升他为正哨。”当时,“隘口一带老百姓主动参加打仗,他们拿着菜刀、棍棒上阵,各村的男女老少都喊杀助威,每个山头都站满了人”; “冯公动员老百姓打番鬼,在镇南关方圆十多里的山头上,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有的群众拿着斧头、菜刀去参加肉搏”; “老百姓恨死老番,拿着刀斧锄头,带着猎狗,成群结队上山,像找黄猄一样将老番一个个拉出来。”在云南省麻栗坡,苗族领袖项从周率领的苗、瑶、壮、汉族组成的抗法队伍,与法国侵略者战斗,大小数仗.收复了被占领的马关和麻栗坡一带领土。可见中越边境抗法战争的场面,是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场面。

1884 年冬至1885 年春,抗法战争高潮期间,边关前线的抗法部队约有5 万余人。如此庞大的作战部队在山岭绵亘的地方作战,后勤支援的艰巨任务,都是由边关的壮族人民来承担的。当时从广东来的武器弹药、银钱,从湖北、湖南来的粮草和各种生活用品,汇集于南宁,通过左江运往龙州,再由龙州或船运,或肩背马驮,才能到达前线。担任运输的人成群结队,日夜兼程,络绎不绝。从南宁至龙州200余里的左江航道上,有数十个险滩,水流湍急,而大小木船往来如梭,摇橹、牵绳的号子震天动地。当时“每天从龙州来往的船队像蚂蚁一样,船队一到就是成百只,在鸭水滩卸货。土官负责征集民夫,一个村有二百人的要出一百名民夫,公家给钱。老百姓非常踊跃,到处都看见十个八个人一帮挑东西”, “先时鸭水滩很热闹,驻有两帮人专门起货、装货,还有很多民夫.人来人往,连山坡上也搭棚住满了人”, “打仗时……有很多船,川流不息地从南宁运东西来鸭水滩,四处搭棚住满了人,专门负责卸货、装货”;“从前边关一带很荒凉,山林又大又密,没有马路,只有些羊肠山道,军用物品只能用肩挑马驮,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从凭祥挑子弹到北宁要走7 天,“肩膀都磨破了。群众是很踊跃的,因为大家知道,老番打来,就难住得安宁。”支援前线打仗,既是卫国,也是保家,故边关的各族群众不怕苦不怕累,充满爱国主义精神。

在生活上,边关壮族人民热情帮助作战部队。部队的军粮很多,老百姓用竹磨磨,用石碓舂,“家家户户,从早到晚,从黑夜到夭明,都是一片舂米声,赶给军队煮饭”; “冯子材的军队来到前线打老番,很多老百姓做豆腐、杀猪挑到隘口去卖给他们”;军队“没有日常用品,很多小贩到南宁买针线、小刀等杂货挑到前线给军队”; “小青山脚下的板幕村,有十多个青年去帮助冯军送饭。他们送饭上小青山,又把伤兵抬下来”,他们“找到中国士兵的尸体,就抬到镇南关或隘口去集中安葬,现在这两处都有一个万人坟”。边疆壮族人民热情帮助部队加工粮食,煮饭送饭,送生活用品,救护伤员,掩埋尸体。军民团结,共同作战,打击侵略者,一幅民族自卫战争的壮烈画面,将永远感召后人。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的被动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个胜利被投降卖国的清朝政府断送了,但抗法将士为国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壮族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保卫祖国边疆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水载于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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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54:00 |只看该作者

第四节 壮族地区的反洋教斗争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往往以教会、传教士为先锋,披着宗教外衣搜集情报,为其经济、军事侵略服务。同时,通过教会、传教士的活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培植其势力,为其侵略作内应。他们通过教会活动制造事端,然后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干涉我国内政,正因为如此,我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不断发生,是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以后洋教开始传入壮族地区,其中法国天主教的传入及活动最为突出。18546月,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从贵州省贵阳潜入广西西林县,建立传教点。1871年至1880年间,法国传教士富于道、司立修等先后进入广西上思、贵县等地,设立教堂进行所谓传教。1880 年以后,随着法国对越南军事侵略的步步扩大,染指我国广西、云南已是其战略目标。天主教在壮族地区的传教便迅速扩大,活动猖撅,上思、龙州、南宁、贵县、桂平、象州、武宣、柳城、西林、田林、百色等壮族地区均设有教堂或传教点,这与法国军事侵略的扩大密切相关。据资料记载:1878年全广西已有天主教徒508名,到战后的1891年升至1110名。

法国天主教在壮族地区设传教据点、建立教堂后,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他们通过欺骗诱惑,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骗人入教;进而霸占田地、山林,收租放债,盘剥群众,勾结坏人,包揽诉讼,干涉当地政府事务。更难容忍者,通过所谓入教仪式,奸污妇女,禁教民与非教民通婚,强制教民放弃信仰祖宗和其他信仰。他们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1856 年春,在西林壮、苗、瑶、彝、汉等民族杂居的定安、常井、白家寨等地“传教”的马赖、白满、曹桂英等人,因逼迫群众放弃敬奉祖宗,改从天主教,干涉群众的家庭婚姻等,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白家寨已入教的白三,其妻是异教徒,马赖逼她入教,并要白三扔掉祖宗神台。于是白三提出退教,其妻拒绝接受传教士的所谓“洗礼”,遭到马赖的怒责。马赖欺骗白三之女、侄女入教,在“洗礼”时将她们奸污,以致白三之侄女含恨自尽。更有甚者,当时在西林一带行劫的“绿林”,为了避免官府捉拿追究而投靠洋教士,洋教士为搜罗打手和扩大势力便与“绿林”相勾结,于是土匪和教士狼狈为奸,危害地方。洋教士的种种不义行为引起各族绅士、群众义愤,将马赖等人告于官府。知县张鸣凤传讯马赖,马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说传讯他是违反天主教之意愿,违反1844 年签订的《 中法黄埔条约》 ,态度非常傲慢。张知县怒责马赖非法入境传教,勾结匪徒,煽动坏人反叛朝廷,败坏民俗,奸污妇女,制造命案。在马赖拒不认罪的情况下,对他动用大刑,杖死于公堂,同时将白满、曹桂英斩首示众。这正义之举,扬了中国人之威,平了民愤,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这就是近代史上壮族地区的“西林教案”,它充分体现了壮、苗、瑶、彝、汉各族人民和有民族正气的官员不甘屈辱、敢于伸张正义、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西林教案”发生后,法国和英国相勾结,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派遣军舰先是攻进广州,继而攻占天津大沽,其他如俄国、美国等也乘机而入,强迫清政府分别与它们签订《天津条约》,除赔巨款外,还增开通商口岸,减低关税,取得传教自由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已从抵抗走向投降卖国,进而依靠列强进行统治,变成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从此,中国进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对于严惩马赖、维护中国主权和尊严的张鸣凤知县,清政府竟将其革职调离,但西林各族人民却赠予张鸣凤“为民除害”的大匾挂在县衙门中堂,当他离开西林时又送给他一把“万民伞”,表示敬意,并上书巡抚,为他辩护、鸣冤,与清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法战争期间,壮族地区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是抗法斗争的第二战线。贵县三板桥的法国天主教,购置田产,出租放债,对教民和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引起当地各族群众的强烈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传教士通过欺骗煽动,破坏我抗法后方。1883 年秋,贵县当局招兵支援抗法前线,传教士却从中散布说他们是“到越南去送死”,并对支援抗法的群众进行“夺田”和威胁,引起了反洋教的怒潮。投军抗法的江三开等数十名热血青年忍无可忍,闯到教堂与法国神父论理,李神父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竟开枪威胁。应募的新兵和群众冲进教堂,搜缴其枪支,烧毁债簿,开仓分谷,拘押李神父,把他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属于贵县教区的玉林、桂平、武宣、象州等地,都发生了各族群众攻击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

桂南上思州是壮族和瑶族的分布区,地近越南北部,从州往南可进入越南,往北可通南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在中法战争之前,法国传教士富于道就在州境十万大山瑶区米强村设教堂,赖保理、周绍良、马若望、苏西叶等传教士也在这里活动,成为法国天主教在广西活动的重要基地。后来又在上思州治地方设立教堂。他们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堂一样,用小恩小惠手段诱收教徒,购置田产,收租放债,扩展势力。1882 年至1884 年,法国扩大对越南北部的军事进攻,上思的法国天主教亦蠢蠢欲动,阴谋制造暴乱,与其在越南的战场相配合。1884年初,他们“行踪已极诡秘,近则遣人四探,添修坚房,勾结匪人,执持军械,出入无忌,不服盘查”; “教士马若望、周绍良来自钦(州)、灵(山), 辎重甚多,并不许人过问,形迹愈觉可疑,民情因之浮动。且传闻教士富于道有阴带悍匪赴援河城之语。” 天主教堂的这些阴谋活动,已为清政府广西当局密切注意,遂调军队及团练武装加以防范。18841月下旬,清军及地方官绅搜查教堂时,愤怒的群众亦蜂拥而进,翻箱倒柜,推墙掘地,以至把教堂全部推倒,把法国传教士富于道等押送出境。上思州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安定了抗法后方。在南宁、太平一带,法国天主教请求购买土地建立教堂,都遭到了各族人民和政府当局的拒绝。18848月,法国以舰船封锁我国北海,北海的传教士纠集教徒,为法招人往越助乱,钦州、合浦一带的各族群众闻讯愤然前往,与清军、团练一起查封教堂,驱逐传教士及教徒,制止他们的暴乱行动。总之,中法战争期间,壮族地区人民对法国传教士的各种图谋活动给予有力的打击,配合了前线的抗法斗争。

中法战争以后,壮族地区被法国划作势力范围,天主教士的活动更为猖撅,教堂和传教点分布更广。因而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不断发生。1897年凌云县里乐发生的“游勇”怒杀传教士就是一起突出的事件。里乐是山区的一个好场,是南宁、百色通往西林的必经之地,传教士、教徒往来都在此地投宿。传教士在这里设教堂,购置田地和山场,出租给教徒或群众耕种,收租放债,进行剥削。佃户如果交不出租、还不清债,其田地往往被教堂占去。佃种教堂田地的人还要为他们做工、挑东西等劳役,自带伙食,挨打挨骂,受到难以忍受的人格侮辱。18973月,法国传教士马仙(人称邓神父)由百色回西林常井,路宿里乐,得悉教堂的租谷、债钱尚未收完,于是限佃户、债户在3天内交清,并亲自去遏债。正值春荒时节,佃户、债户难以按时交清,感到灾祸临头,于是求助于“游勇”首领游维翰。曾投冯子材军参加抗法的游维翰,是龙州壮族人,对法国传教士如此欺压、剥削我农民群众感到十分愤慨,连夜冒雨奔赴教堂与传教士论理。传教士马仙初则将他们拒之门外,继而向他们开枪射击伤人。游维翰率领的“游勇”及群众对马仙如此猖狂愤怒不已,开枪还击,将马仙等3人击毙,并开仓分谷,以度春荒。这就是广西近代史上有名的“里乐教案”。惩罚作恶多端的传教士,为民除害,大得民心,是一件伸张正义的事。而法国使馆立即为此事向清政府提出照会,施加压力,要求赔款和惩治“凶手”。清朝朝廷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令广西巡抚史念祖调兵镇压“游勇”,捉拿了游维翰。1897 6 月初,游维翰被俘牺牲。壮族人民为了生存惩罚了那可憎可恶的传教士,而清政府不仅不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反而调兵捕杀敢于反抗的游维翰以谢洋人,充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其腐朽反动、投降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各族人民的面前。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苏安宁等人从象州龙女村窜到永安州传教,居住罗家寨,后又迁至州城。由于他们吸收了一些做了坏事的人入教,入了教可受到保护,并可以教徒的身份欺压群众,故群众对天主教十分痛恨。1898年清明节时,龙潘村李家兄弟去拜坟山,路上正遇教士聚会活动,便进去观看。苏安宁竟无端将李家兄弟毒打一顿后又送到衙门坐牢。群众对洋教士如此凶残行径十分僧恨,特别是入教妇女遭受奸污,规定入教的人必须扔掉自家的祖宗神位,更引起各族群众的反感,故许多村寨都禁止人们入教。这是壮族人民自觉抵制天主教的表现,亦反映了原来信奉祖先崇拜的壮族人民,视天主教为异己而加以排斥。有一天,传教士苏安宁等人在官府士兵的护送下坐着轿子从永安回象州,在古排塘休息吃饭时,看到墙上贴着“禁止村民入教”的禁约时,大发雷霆,行凶打人,毁坏酒店。群众见传教士如此蛮横行凶,便打锣集众,与洋教士抗争,追赶他们。洋教士竟拔枪威胁。群众怒不可止,追上去用锄头、木棍把苏安宁等3 人打死,这就是“永安教案”。“教案”发生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捉拿“凶手”,赔偿巨款。清政府屈服于法国的压力,电令广西巡抚黄槐森速办。结果永安州知州被革职,并杀了3 人以赔罪,又赔款建教堂。由于各族群众的激烈反抗,使法国在永安建天主教堂的行动没有得逞。

鸦片战争后壮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反对传教士打着传教之名,实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壮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他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节 壮族与边防建设

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反胜为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及其有关边贸通商、界约、电报通讯等专条章程等,越南沦为受法国保护的殖民地.广西、广东、云南边界的壮族地区,直接暴露在法国侵略者的枪炮之下,随时都有被侵犯的危险。形势的变化,使边防建设提高到与国家的安全、壮族人民的安全息息相关的重要地位。中法战争以后,原来参加抗法的淮军、楚军、湘军和川军,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陆续撤回各自地方,建设边防、保卫边防的主要任务落到桂军和边疆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身上。由于中法战争后官府财政空虚,经费极度困难,因此,边防建设主要依靠主事者节衣缩食,依靠壮族人民艰苦奋斗来开展。经过十几年奋战,东起宁明,西至小镇安(今那坡),数百里边防的高山险要地方,修建了大小炮台100多座,购买新式大炮安装于炮台上,并建设坚固的大、小连城作指挥中心。

中法战争以后,苏元春提督广西军务,以桂军20余营部署于广西边防。其中10个营驻守镇南关一带,4个营驻守镇南关以东的宁明、上思边境,6个营驻守龙州以西的归顺、小镇安一线,以镇南关为中心,连接东西两翼,相互支援。为加强边防指挥,以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督署由内地迁至龙州,便于指挥防军作战。

在险峻的高山之巅修建炮台,要把怪石嶙峋的山头削平,将盘山道路开通,将一块块砖、一桶桶水和其他建材背上去,将数万斤的大炮一步一步地拖上去,其工程之艰辛不亚于当年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正如《屯甲山炮台碑记》 所云:“是山也,形势险峻,自下而上曲折四五里许,始达其巅。佥曰‘树山’,盖树木丛杂,故以是名”; “登高四望,东俯明江、宁明、馗(?)等处,南瞰越南之文渊州、谅山省;西望平而关,北抵凭祥土州,直接连城。据此雄胜,虏或狡焉思逞,而尽在目中,固不待聚米指画,亦是破隗嚣也”; “山之巅本极峭削,念凿平如砥,垒石为台,内横板作半数,籍休军士;外圆其顶;厚数尺,以避炮;其西南北开三门,惟东向外,山势稍空,无捍蔽,然虏或来,东南、东北两炮可环击,故垒以壁,而门从缺。三门内各空半壁为完,藏子药;外开暗道,以转动炮位,当门外,留山石如堵墙作屏障;其两侧炮口所向,或左左,或右右,无不推行甚利”,建筑设计科学周详。工程施工非常艰苦,“几半砖滴水,皆工匠勇丁等如蚁载粒,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中,往来于累獻重岗之上,其胼砥情形,甚于他处,有难尽以言语形容者.”建小青山炮台时,“乃庀材料,发夫役,辟峰之顶,以为炮台。拓石逾亩,破乳凸以为深凹,沿凿如蜂窠形,嵌镶砖石,砌结如窦,前后洞然。左右间壁,门相对而不窥见.顶拱如圆,盖以合土,筑坚楼覆其上,足御风雨,且肆远望焉;其外垒上垣为捍护,台内可藏甲士数百人。役夫以万计,费累干金,工巨矣。”据调查,“当时运石头和拉炮上山很艰难,要在很远的地方修一条大路通上山顶。大炮很重,没有办法抬,就在炮身下垫几根圆木,几百人用大绳子拉,喊一声,拉一下,一天才拉上几尺”。“拉炮时死了许多兄弟。有一次,因为绳索断了,大炮往下滚,压死了十多个人,还有二、三十人受伤。”在修建众多炮台的过程中,以部队将士为主力,日日夜夜,经年累月,数度春秋,才能建成。除将士外,还有“役夫”,所谓“役夫”就是从附近征集来的壮族工匠和农民。“役夫以万计”,可知人数之多,他们与边防部队共同奋斗,为保卫边防作贡献。各处修建炮台的官兵,少者数十,多者过千,伙食供给赖边疆壮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他们“需要吃的用的东西很多,附近的老百姓就挑肉挑菜和日用品来工地卖”;修宁明县的牛头山炮台时,“苏元春的军队在那里起营房,士兵和老百姓一起种莱。苏元春也亲自到菜地来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是军队和边疆壮族人民共建了边疆防御长城。

开辟边疆交通道路,招民开垦,发展圩场贸易,是边防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它使边疆的防御得到有效的经济支援。与越南相接的边境一带,山岭绵亘,森林密布,炎热多瘴,向为荒凉、交通闭塞之地。边防建设中,“在边关一带修筑了简便公路一千多里,原来连人都无法攀越的地方,可以骑马和用车运输。为了运输大炮和建材,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了许多人行道和盘山道,这无疑是便利了边疆的交通。龙州一大连城一凭祥一镇南关、龙州一下雷一归顺等大道纵横,往来堪称便捷,对边疆的防御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支持边防建设,军民共建圩场。镇南关东面的隘口,原来是荒凉的地方,只有一间卖粥的草棚。中法战争后,为了守隘口,建兵营,开马路,招人来做买卖,鼓励群众来“赶圩”,遂成圩场。归顺州的葛麻圩,镇边县(今那坡县)的平孟圩,龙州县下冻的布局圩、水口圩都是在边防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动员群众来赶圩,苏元春不惜叫士兵或请人建好房屋分给群众住,还借钱给群众做小本生意。凡到大连城赶圩的人还发五文钱,买碗米粉吃.”那时候部队很关心边疆农民的生产。龙州闹饥荒,群众缺吃、缺牛,部队招待群众粥饭,买牛给他们耕田,还建一些房屋让他们住。部队帮助群众生产生活,群众支持部队建炮台戍边,军民共建边疆长城,目的是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守边疆。

由于边防建设耗资巨大,军队生活非常艰苦。起初部队士兵月饷36钱,够吃够用,全力以赴修建炮台,纪律很好。但工程延续十几年.工程浩大艰巨,费用不敷,加上部队扩大,而清政府又不增加经费,一饷而2人吃。工程费用超支,粮饷短缺,吃不饱的士兵,于是离队觅食,偷摸抢劫,纪律变坏,危害了地方。这不是部队的错,而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造成的恶果。离队觅食的士兵变成了“游勇”,有的进入越南,打劫法国殖民者,使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不得安宁,于是给苏元春施加压力。苏元春不得不招抚“游勇”扩大10营防军。扩大的部队俱无薪饷,恶性循环,越搞越乱.有的“游勇”就分散在左右江一带,以劫掠地方豪绅和富商为生,社会矛盾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上节所述之“游勇”首领游维翰,就是其中之例子。

边疆壮族地区的人民,在抗法战争中立下了功勋。在战争结束后又支持和投入边疆的国防建设事业,如今在千里国境线上依然遗留着许多炮台,它们记载着边疆壮族和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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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55:00 |只看该作者

第四章 壮族与辛亥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后领导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壮族是这次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前,壮族地区“会党”斗争蓬勃发展,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因而成为革命党人从事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接连发生几次以革命党人为领导的武装起义。以后又响应武昌起义,在各地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壮族人民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第一节 清末壮族地区蓬勃发展的“会党”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清朝政府对壮族地区进行长达20多年的残酷镇压,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变成了“城市萧索,巷里膳腥,狐兔纵横,盈心骇目”的局面。接着而来的是中法战争,壮族人民为反击法国侵略而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无法进行正常生产。连年的兵燹,民间已“十室九空”,各地官府同时陷于“府库告匮”的困难局面。中法战争以后,龙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按与法国签订的通商章程,法国及其他国家“洋货”输入中国者,其税额较各沿海开放口岸的关税额减十分之三,出口货减税十分之四,这完全是按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需要而规定的。法国还通过在龙州设立领事馆和东方汇理银行,干涉广西政治和控制金融,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铁路的修筑权.把广西、云南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加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更严重的是,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为减少军费开支,将数万人的抗法队伍大部分就地裁减,这些失去生计的官兵和破产的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相汇合,形成浩大的失业大军,流动于壮族地区.他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不断激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强追清政府签订《 辛丑条约》,赔款银4亿5千万两,在40年的赔款期间,连同利息等各项赔款数达9 亿余两之巨。当时清政府摊派给广西的赔款额每年为30万两,加上补平、补色、汇费各项共达34万两。此外,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先后向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等大量借款,摊派给广西每年的还款额为22万两;清朝末年,清政府为维持统治而实行所谓改革,推行“新政”,如招练新兵,举办实业和新式学堂等,于是又大量搜刮“新政”款,广西每年上纳“新政”款数达21万两。各项赔款、还款、“新政”款共达77万两之多。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素来“地瘠民贫”,每年各项赋税收入仅一百万两左右,入不敷出,尚须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协晌数十万两才能维持。而《辛丑条约》 签订之后,要负担赔款、还款、“新政”款.数额又如此之巨,广西各族人民的负担极为沉重,难以承受。当时广西巡抚丁振铎奏云:赔款之“数巨期迫.事关大局。近年司局垫付边饷,常年经费,不敷甚巨,加以盗贼充斥,商民皆困,筹款之事,实较各省尤难。”广西各级官府为完成清廷摊派的各种款项,层层搜刮,既加大原有的税捐数额,又新增许多税捐,其中突出的有:增加糖、酒、油领贴税,规定凡民间糖、油榨房和酒坊,每年各缴纳20元;整顿契税,规定民间买卖田产、房舍者均要纳税,旧契则须补纳,值1俩收45厘;押店加饷,每店年交银400 两,帖费20两,捐银200两,共计620两;增改厘税,对蓝靛、蚕丝、牛皮、糖斤、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等都须增税;开设赌捐,招商承缴。种种增税,不仅搜刮不义之财,而且破坏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在征税的过程中,各级官吏和承包人,从中渔利,加倍勒索,凶如狼虎。摊派赔款、还款和“新政”款及官吏从中勒索,把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逼上了生活的绝路。钦州之“三那”(那彭、那丽、那思)地区和横县人民反抗增加捐税的斗争由此而起,规模巨大,遂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清朝末年,对外投降卖国的清朝政府,政治上已极端腐败。吏治不修,各级文武官吏鱼肉百姓,残酷异常。有“官而匪者”、“兵而匪者”,因而激起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1903 年,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的岑春煊奏称:广西“祸患之来”,是“由于吏治败坏而生”,是“由于营伍废弛者半,由于吏治废弛者半”, 而“民匪消长枢机,实视吏治为进退”。可谓是洞察秋毫,切中要害的了。辛亥革命爆发前数年间,广西大小文武官吏,上至巡抚、提督,下至知州知县、哨牟,无不贪赃枉法,玩视民膜,民处倒悬之中。上引岑春煊之奏折中有不少具体披露,如前任巡抚黄槐森,“用人惟凭贿赂”,荒乐无禁,于是“牧令中之贤者相率引去,留者多半不肖。以不肖牧令而膺民社,小民遂不堪命矣”。这些不肖牧令纵容下属进行种种敲诈勒索,情状令人惊奇。“凡民间报劫或获盗送官者,必任吏役勒索规费,种种刁难,始肯收察;及票差后,又纵其肆行骚扰,贼未惩办,事主已先破家”;继任巡抚王之春,与前任如一丘之貉,作事“但图欺罔”,属下“各守令尚有藉办团为名,抽收团谷,较正赋多至数倍者。抽收担(?)捐,盈千累万,尽入私囊者。”广西学政刘家模,“考试梧州之时,座船满载私盐,经委员查验,起出五千余石之多”,实属贪鄙;南宁府知府惠荣,“勒索滥杀”,并纵容幕友姜思燮 “招摇纳贿,赃款累累”。惠荣在任知府期间,“以截获贼牛为激尝。其实贼牛,实为民牛也。计所截获者不下数万头,不还之民,尽驱归农场,其余则发卖充饷,时称为大牛贩云”。《清实录》、《 东华录》 所载这些官吏贪赃枉法之事还有很多。如平乐县知县徐步赢,在办团练时任意苛派,对百姓动枷锁押,将人倒悬于木架之上,所得赃款充盈,平民百姓则怨声载道。部队官兵,由于粮饷不敷,散为寇盗者十分普遍,苏元春后期的防军就是如此。据监察御史周树模奏:苏元春部25 营官兵,“经年累月,不给饷项,往往饥军乏食,脱巾狂噪”, “奸淫抢夺,习为常故”,致使广西“沿边各处,人迹稀少,捧莽塞途;内地诸郡,亦复蹂躏大半,民不聊生”。岑春煊奏劾千总潘继周,“勾结土匪,无恶不作”;管带熊瑞清,“截获匪掳妇女,私售得财”等等,乃属“兵而匪者”。清政府的政治腐败,吏治不修,造成“官通民反”是必然的。

清朝末年,不仅人祸频行,而且天灾接踵,更增加壮族和各族人民的痛苦。1902年,广西雒容、贵县、平南、柳城、苍梧、藤县、桂平、象州、来宾、武宣、岑溪、容县、宾阳、上思、崇善、新宁、宣化、永淳、宁明、永康、西林、荔浦、贺县、迁江等24个厅、州、县,频遭旱灾、水灾、虫灾危害。 广西巡抚王之春奏云:广西“水旱迭伤”,全省“饥民亿万,待哺嗷嗷,卖妻鬻子,惨不忍言。” 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严重的自然灾害,把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推上了生活的绝路,除了起来抗争之外,别无选择。辛亥革命前壮族地区大规模会党运动就是在此形势下发生的。

18925月,泗城府西林县韦卜正,“纠集土苗,聚至一二千人,称左右承相、大将军、大元帅等名目”, “围困官军”,其规模相当大。

1893年冬、平乐府属有“哥老会煽惑起事”,永安“州属与荔浦、修仁等县界连,有匪徒拜会放票,预谋图事”。传票人蒋海标“俱供其开堂放票,覃因祥、莫溢山、陈万金,名目均在坐陪堂之上,辗转纠夥(伙)至三百余人,约期起事”。

18957月,来宾、武宣等地旱灾,米粮缺断,群众聚义劫粮。“武宣县韦老恩、杨亚儿据县属纸扎村,陆老种、黄老十、谭老明、何老记等相率蜂起,分据合龙、恩布、方学等十数村,各建炮楼、纳众。来宾县属有陈阮湘、陈地金、张振鹏、余七等,聚众于新村、勒竹、良寨、高安各村,与武宣县韦老恩串联结盟,四出抗击官军。”

19002月,右江道何耀章电称:“思恩、泗城等府属探有‘匪徒’句集,冀图起事。” 4月间,广西西隆州城“城匪阑入”, “游匪罗四、叶大、高卫、黄三等为首,句集夥党,由西林县边界窜至四隆州属古障、克长等处。…… 四月初一卯刻阑入州城抢劫,匪众四百余人,势极汹涌”; “州署被劫钱粮米折银一千三百两,衣物荡然,州印亦失。”

1902年初,南宁府知府惠荣称:“现在各匪聚散无常,分股甚多,游匪、会匪、土匪三者时分时合,勇多则逃窜,勇少则抗拒。虽未攻占城邑,而村庄时被蹂埔,道路为之梗塞。恩隆、迁江、凌云、西林,永淳等县纷纷告急,若不亟筹剿办,后患正不堪言。”两广总督德寿亦云:“伏查广西全省十五属,现在无匪者桂林、平乐、梧州三属,其余悉遭匪患,备极蹂躏。而各属患匪情形又各不同,如西北、西南之泗城、百色、镇安、太平、上思、归顺一带游勇最烈;柳、庆向患土匪,近亦间有游勇窜入;南宁、思恩游土参半,而巡南与广东接界之玉林一带会匪更甚。”1902年之后,壮族地区以会党活动为主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反清王朝统治的斗争,逐步走向高潮。清军柳庆镇总兵马盛治,就是在壮族人民反清斗争蓬勃兴起的时候在隆安被起义军击毙的。

1903 年春夏之际,桂西北的南丹州、东兰州被反清起义队伍攻陷。广西巡抚柯逢时惊呼“广西地处边陲,实关南疆全局,近年糜烂至此,兵久无功,残贼生灵,为害最酷”; “左右江一带已有匪巢,负隅踞险,可以智取,难以力争。近则头目愈多,党羽愈众,溃兵散勇与匪相合,枪炮快利,气焰愈炽”,以至到了“全省糜烂,悍匪纵横”的境地。刚上任的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的西林那劳壮人岑春煊,看到广西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已是“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兵而匪者、商而匪者、官而匪者,与黔、滇接壤各地,几于无人不匪”;广西“游土各匪,四起句合,除桂、平、梧、郁四属粗安外,其南(宁)、泗(城)、镇(安)、(百)色、柳(州)、庆(远)、思(恩府)、浔(州)、思恩(县)等属,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匪巢匪,奚止百千。”在岑春煊、柯逢时眼里,人民的反抗斗争自然都成为“匪”,广西已成了“匪的世界”,而人民群众则称之为“满地红”。壮族和各族人民以“会党”的组织形式展开的武装斗争已成大火燎原之势。

1904年,壮族地区的“会党”起义运动大爆发。南部起义以王和顺、黄五肥、关云培、滕正宜等人为领导,活动于南宁、太平、思恩、镇安等府及当时属于广东的钦州、灵山等地;北部以柳州为中心有陆亚发、诸大、欧四等起义,活动于柳州、庆远、桂林等府境.各支起义队伍小者二三干人,大者逾万人,攻夺城邑,杀官吏。清政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如此形势之下,清政府破了“当地人不能做当地官”的常例,调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当时任四川总督的广西西林人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兼理广西军务,坐镇桂林,并拨帑银300 多万两,集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7 省的数十万官军及地方乡团,对壮族地区的“会党”起义运动进行残酷镇压。这次反清大起义为辛亥革命在广西的活动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以南宁为中心的会党起义,以王和顺、黄五肥、关云培、滕正宜为大股。他们有时联合行动,有时独立战斗。王和顺,字德卿,宣化县(今邕宁县)东门乡那造村人,壮族,贫苦农民,曾做过衙门差役,因事而被拘捕坐牢。其兄弟5人曾在反抗捐税的斗争中死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因而对清朝统治和地主豪绅有刻骨的阶级仇恨。逃出狱后,与李八等“聚众拜台”。当时“会党”组织遍地皆是,数十百人一股,“惟和顺聚党尝千数百人,火器精利,出没于泗、镇、柳、庆、恩南一带,下与钦、廉诸匪相流通。此拿彼窜,飘忽无常,杀人火村,视为常事,大为地方害者六七年”。1904年王和顺所部已有3000余人,活动在武鸣、忠州、新宁、隆安、宣化、上思等地,并北至马山、上林、都安、宾阳一带与柳州方面的陆亚发起义相呼应,后与黄五肥、滕正宜、黄三等相联合,力量更为壮大。这年冬天,王和顺率精锐五六百人回据宣化县四塘大桓村,清军副帮带吴胜贵率团勇前来剿捕,被王和顺部击毙30多人,吴帮带中弹毙命。接着,王和顺部在宣化之潭洛圩与清军战后转入武鸣,与当地黄五嫂、周特先部联合,攻高井寨巡检司,击毙巡检司巡检程宪章。继而回师五塘、二塘,围攻团总林绅,怒杀曾掘铲王和顺祖坟的林绅等4人。为此,清军管带谭炳荣、夏文炳、裴广德及宣化、武鸣县令被“摘顶”,限令捉拿王和顺,率兵围攻那安村。王和顺同清军抗战,又毙团总李守信等人。清军团练步步围攻,王和顺义军处处与敌抗战,直到1905年以后,起义才逐步衰败。

南宁一带起义的另一重要人物黄五肥,永淳县壮族人,“会党”首领。他与王和顺所部活动于同一地区,相互联络,攻击州县乡村。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黄五肥据隆安,击毙清军柳庆镇总兵马盛治于丁当桥.1904年初,黄五肥率起义部众千余人活动在宣化、武缘(武鸣)交界地方,左江道观察余诚格遣统领陆荣廷率清军往攻。遭义军设伏,毙敌数十名,击毙清兵管带黄锦仁,督带覃秋被击重伤。三月,黄五肥、王和顺义军聚于武缘之陇烈,联合滕正宜、周特先、蒙特七等约3000人,分扎于陇洞、乔建等地,遂据永康州、罗白县。广西提督丁槐率官军攻永康之屯村、陇巩、岜炭、艮赖等地,黄五肥率义军与清军鏖战两天两夜,突围时牺牲。滕正宜,南宁八塘人,壮族农民,“会党”首领。其部有时独立战斗,有时与王和顺、黄五肥等会合,攻击州县。1904年初据宣化县之五塘,清军团练攻之不克,后转战思恩属之安定土司地。五月初,滕正宜义军于邕江之乌望河面截击清军巡逻船队,击毙船长2名及丁勇、团练50余人,船队几乎覆没。胜利的义军转战于宾州境,与那里的起义首领黄四相会合,有众六七百人,据上林之三里圩。关云培亦是南宁地区“会党”的著名首领,据隆安之乔建圩,在与清军相遇而发生激战时,不幸牺牲。其妻仍率部七八百人与清军团练继续坚持战斗。

以柳州为中心的“会党”起义,势力更强。1903 年初,柳州北部雒容、永宁、永福一带,与柳城、融县相通,境内以四十八界为中心,周围300 余里的地方,有覃老发领导的起义,队伍有五六千人之众。永宁、柳城、雒容三州县之清军团练分三路围攻四十八弄。义军于油麻界大败清军、团练,毙敌200余人,清军管带周天长率残部夺路而逃。柳州知府祖绳武以阴险狡猾的手段派人多方引诱,将覃老发杀害于中渡。19046月,爆发以陆亚发为领导的柳州起义。陆亚发,宣化县大塘坪壮族人,曾在苏元春防军当过哨长,后被裁减而成为游勇,活动在柳庆地方,曾攻陷南丹州和东兰州,后被清廷招抚,编为绍字营,陆亚发为管带,驻柳州。19046月,清廷借故调绍字营往广州,以便乘机歼之。陆亚发觉事有诈,乘机于柳州发动起义,攻占府衙及马平县衙门(驻柳州),放出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接着占领电报局、支应局,夺库银20余万两,攻下柳州兵备道衙门,夺得枪械弹药无数,以枪械武装犯人,发展了起义队伍。柳州知府祖绳武因城失守而畏罪自杀。起义的成功,府衙及道台之守军300多人倒戈加入起义军。柳州附近的“会党”队伍也纷纷投入起义军,起义军从1000余人扩大到6000余人。起义军据城3 天后即退出柳州,其中一路由陆亚发率领进入雒容、永宁之四十八弄,与覃老发余部相会合,战斗于雒容、永宁、永福、柳城一带,并向省城桂林进逼;一路由诸大、欧四率领,经柳州向融安、罗城进发,战斗于庆远府境。陆亚发到四十八弄与原来覃老发部会合后,势力强大,控制着柳州通往桂林之要道,西可通庆远府境,并威胁着桂林,为清政府所恐惧。于是两广总督岑春煊,集7 省官兵、团练围剿四十八弄。陆亚发之起义军于油麻奔与清军战斗7 7 夜,牺牲惨重。最后,陆亚发在古板饭洞被俘,遇害于桂林。四十八弄遂被清军团练所攻占.起义军归于失败。诸大、欧四率领起义军向融水、罗城进发后,先与清军战于三防,后攻陷罗城,进入思恩五十二峒,攻占思恩县城。清廷令丁槐调道台龙济光、统领陆荣廷,率清军团练数千人围攻五十二峒。诸大、欧四起义部众万人与清军战于思恩之广南、官桥等地,最后都壮烈牺牲,被屠杀者三四千人,斗争也失败了。

辛亥革命前夕壮族地区大规模的“会党”起义,是由于清王朝行将灭亡时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吏治不修,经济上残酷勒索,增税加捐,农民、手工业者大量破产,游勇生活无着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爆发的。起义遍及广西、云南、贵州所有壮族地区。夺城池,杀官绅,给清王朝在壮族地区的统治以最沉重的打击,使清朝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综观“会党”起义,有如下的特点:一是“会党”的力量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及游勇,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反对封建官府豪绅,没有革命纲领,纯属群众自发性革命运动。二是以“会党”为主要组织形式,聚众拜台,“堂会”林立,具有浓厚的封建帮会色彩。三是分散性,各“会党”之间虽有相互呼应配合,但无统一的组织指挥,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壮族和各族人民的伟大力量,使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因此受到极大鼓舞。孙中山指出:清朝的“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看到了广西起义的群众基础,从而选定广西作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地区。不少“会党”首领在“会党”起义失败后投奔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继而回来召集“会党”旧部,投入辛亥革命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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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孙中山革命党人在壮族地区领导的几次起义

19058月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它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壮族的留日学生曾汝璟、曾彦等参加了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初,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又在越南河内设立同盟会的总机关,其目的是领导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革命活动,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壮族地区“会党”起义失败后,其首领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都先后进入越南,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民族革命思想和同盟会制订的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并接受任务回到广西联络各地“会党”起义余部和“新军”,先后在广西南部地区发动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钦防上思起义及云南河口起义等,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浴血奋斗。

一、19079月钦州、防城起义

由于清政府为筹集巨额赔款、还借款和“新政”款,加税增捐,搜刮民众,引起民众强烈不满。1907年春、夏之际,钦州之那彭、那丽、那思(俗称“三那”)爆发了以刘思裕、陈鸿畿为领导的人民群众抗捐斗争,参加抗捐者2万余人。两广总督周馥调遣道员郭人漳、北海镇总兵何长清前来镇压。抗捐斗争失败,刘思裕牺牲,余众退入十万大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到“三那”人民的英勇斗争的形势,乘机任命已加入了同盟会的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同黄兴一起进入钦、防,联络“三那”起义和“会党”旧部,发动钦廉防城起义。95日,王和顺、黄兴率部200余人攻打防城,驻守城内的清军起而响应,一举攻而占之,杀知县宋鼎等官吏。防城的壮族和各族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军,并拿起武器加入革命军的队伍。攻占防城后,王和顺以“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了《告两粤同胞文》 、《 告海外同胞文》 和《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等文,揭露清政府黑暗统治,宣传革命军行动之宗旨,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民主制共和国。接着,王和顺、黄兴指挥革命军东进攻打钦州。由于钦州清军已有准备,城防坚固,难以攻克,于是挥师北上攻打灵山。沿途得到壮、汉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不断加入战斗队伍,使革命军队伍迅速发展到千余人。革命军正猛攻灵山县城之际,各地清军源源而来支援灵山守敌。革命军既要同灵山之守敌激战,又要同前来增援的清军作战,腹背受敌,战斗相持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不得已而分散退入上思境的十万大山。此次钦州、防城之役虽然失利,但它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运动过程中在广西发动的第一次重要战役,队伍的基本力量是“三那”抗捐余众和原来的“会党”旧部。它标志着壮族农民革命运动已从自发的“会党”斗争自然地转变到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这在壮族历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二、190712月镇南关起义

镇南关曾是壮族人民和清朝抗战部队大败法国侵略者的战场。22年后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壮族人民又积极投入了战斗。这次起义原计划攻占镇南关后直取龙州、南宁,建立根据地,进而北伐桂林,以达长江。孙中山在策划镇南关起义时,任命黄明堂为“南关都督”、凭祥土官李幼卿为“副都督”,具体指挥镇南关战役。黄明堂(图三九),钦州大寺壮族人,曾参加“三合会”的反清斗争,后又参加“三那”的抗捐斗争,失利后入越南,成为活动在中越边境的游勇首领,后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而加入同盟会。李幼卿出身于土官,但对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极为不满,遂在越南加入同盟会,投入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斗争。

1907122,黄明堂、李幼卿率领一支活动在中越边界的由“会党”、游勇组成的武装队伍100 多人,一举攻下清军控制的镇南关,占领右铺山三炮台,缴获清军各种大炮16门,枪400余支,取得作战的胜利。第二天(123)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要员上镇南关,对黄明堂、李幼卿的战斗胜利表示祝贺、嘉奖,激励义军将士继续奋勇杀敌,并亲自指挥发炮,轰击敌人。对革命党人武装攻占镇南关,清王朝十分震惊,立即下令给道台龙济光、统领陆荣廷“克日会合进攻,立即克复,毋得稍涉延缓”。龙济光、陆荣廷紧急纠集数千名清军,分四路向镇南关反扑,争夺战非常激烈。黄明堂率领的起义军坚守镇南关阵地,与十数倍于义军的敌军激战7 7 夜,终因敌众我寡,武器弹药补充不及而被迫退入越南,以图再举。镇南关之役,是壮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为参加辛亥革命而进行的又一次战斗演习。对这次起义,孙中山于战后致南洋同盟会的信中写道:弟自攻破镇南关之后,默察广西全局,大有可为。月来所图,较前极有进步。盖我军苦战八日,未尝少挫,军心坚定,无虑涣散。而各乡民,视革命如亲友。不独乡民为然,即各处团练亦多暗附。以军心民心而论,诚可无优。盖革命军之根本已立矣。” 从孙中山的这一评论,不难看出壮族地区人民对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以至投入起义斗争的行列,同时也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对壮族地区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表示钦佩与信赖。

三、1908 3-5月防城、上思之役

镇南关起义虽然失利了,但革命党人并没有放弃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19083月,孙中山任命黄兴为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在越中边境组织“会党”、华侨200多人的武装队伍进入钦州、东兴,沿途得到壮、汉等各族的欢迎和支持,群众纷纷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600 多人。他们先后在小峰、大桥、马笃山一带屡败清军,击伤管带龙某,擒哨官数名,收降清兵数十,接着向上思进军。清将郭人漳率官军数千包围革命军,黄兴组织“敢死队”以炸药夜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溃,“闻革命军之名,辄望风披靡。兴于是横纵于钦、廉、上思一带,如入无人之境”。“是役也,兴以数百人,转战月余,大小数十战.所向无前,先后破清兵逾万。而数百人中.死伤不过数人。”但由于革命军步步深入,战斗历久,弹药渐罄,后援不继,不得不再次分散,复入越南。这是孙中革命党人与“会党”联合在壮族地区发动的第三次起义。

四、19085月云南河口起义

1908年春,孙中山在部署黄兴率部进入钦、防、上思发动起义的同时,任命黄明堂为总指挥、关仁甫和王和顺为副总指挥,组织领导云南河口起义,计划攻打昆明。关仁甫,广西上思县人,壮族,与王和顺同为“会党”首领,后在越南加入同盟会。1907 8 月间,受孙中山之委派回到故乡上思县联络“会党”和民团队伍,响应钦、廉、防城起义。后组织了100多人的武装队伍进攻东兴、上思。1908 5 月,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率领的300多人武装队伍从越南攻仃云南河口并占领之,击毙清军河口督办王玉藩,收降清军600 余人。攻占河口后,兵分两部,一部坚守河口。一部由关仁甫和王和顺率领北上,连克新街、南溪、坝西,直逼蛮耗和蒙自。河口的失陷和义军的向内地发展,使清政府十分恐慌,电令云贵总督锡良调清军前来抵御,并电令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紧急调军前去共同堵剿。正当起义军攻占河口,进军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即委派黄兴前往河口督师指挥。黄兴在前往河口途中,被法国殖民统治者拦截不能前往支援,由于起义军得不到支援,弹粮俱绝,被迫退守河口,与清军苦战一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入越南。数百人的义军队伍退入越南后又为法国殖民统治者所不容,被迫解除武装,遣往新加坡,起义告失利。

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防城、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具体组织指挥者大多是壮族同盟会会员,革命军的基本队伍是原来的“会党”队伍和游勇队伍,他们之中既有壮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为推翻清政府而共同斗争。

五、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

1911年4月27(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派遣黄兴为总指挥,率100多人的“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署。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举行的最重要和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广西籍志士有20余人,其中韦姓者有韦云卿、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韦树摸、韦五洲、韦四海、韦北、韦裕明、韦能宝等10多人,占一半以上。在广西,韦姓是人数众多的大姓,他们绝大多数是壮族。韦云卿,永淳县(一说南宁)壮族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190712目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5 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1427参加攻打两广督署时与清军靡战不利,退守源盛米店、不幸受伤被俘。在审讯时,他痛斥清王朝统治的腐败黑暗,慷慨陈述他投入革命车争之经历,说:“我今日既以身许国,精神更壮。”就义时年仅38 岁。 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韦树模4人都是平南县人,参加攻打两广督署的战斗,英勇牺牲,是七十二烈士之列。他们都是壮族人,邹鲁《黄花岗烈士事略》 中的记载提供了依据。载云:“韦统铃,平南县川一里都兴村人,父昌,…… ,以反清复明为志,洪杨起义时(即太平天国起义)投其族人韦昌辉部下,抵南京,官至千夫长”;韦统淮与韦统铃、韦树模、韦荣初几位烈士皆为韦平公之后裔,世居故乡,性格相似,年龄相当,平时在一起,形影相随。广州起义时,几人毅然下广州参战,并下了战死的决心。韦统淮行前嘱其兄统潮曰:“侬不幸,父母早世,余妻又亡,此行未必生还,遗孤烦兄抚养。”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韦昌辉族人”,韦昌辉是壮族,金田起义时率领全族100多人参加起义。既是韦昌辉族人,当是壮族无疑;二是“侬不幸”, “侬”:壮语,弟弟之意。操壮语者自然是壮族的了。这4个人居同一地,又是形影不离的同辈兄弟,皆是壮族,可信。韦云卿、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摸、韦荣初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下为革命拼死的决心,作战勇敢,或在战场上饮弹捐躯,或被俘就义,可歌可泣,如孙中山所云:“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可传世而不朽!”壮族人民同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创辛亥革命之伟业。继为太平天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之后,再一次为辛亥革命铭刻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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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壮族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1911年(辛亥年)1010,在全国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全国各省纷纷发表通电脱离清朝政府,宣布独立。壮族地区是革命运动高涨的地区之一。武昌起义和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壮族地区各族人民欢呼沸腾,梧州、浔州、柳州、南宁等地的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召集政界、学界、商界和各地民军,对政府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在柳州、柳城、雒容、忻城等州县的民军(民军实际上是会党起义后坚持斗争的壮族农民武装队伍),南宁的革命党人为广泛联系民军,设立“民军征集所”,重点征集在四塘、五塘一带坚持斗争的王和顺、滕正宜等会党起义旧部;浔州的革命党人不仅团结拥护革命的进步人士,而且团结、组织贵县、桂平、平南、武宣、藤县一带的民军进攻浔州。团结和联络各地民军,壮大革命力量,给梧、柳、南、浔等中心城市政府当局以强大的压力,从而先后宣布独立。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对广西当局是强大的压力。1911117广西宣布独立,并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陆荣廷(武鸣壮族)为副都督。不久,沈秉堃和王芝祥先后离开广西北伐,陆荣廷当上了广西都督并掌握了军政大权,开创了“桂人治桂”(实际上是陆荣廷治桂)的历史。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废除清朝年号,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1912ll日,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 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在北京,清政府的大权却落到袁世凯的手里,他指挥清军南下武汉,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面对袁世凯的军事进攻,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孙中山声明如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当即辞职,让袁世凯当总统。这一妥协态度,使袁世凯篡权有了可乘之机,他开始了镇压革命党人,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

由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革命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慨。19137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声明脱离袁世凯北洋政府,宣布独立。在广西的柳州,以刘震寰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兵变,围攻府衙,并召开各界人士大会,宣布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党人的种种罪状,并通电讨伐袁世凯。壮族人民支持和参加了讨袁斗争,革命党人农实达、龙禹门等壮族志士在讨袁的战斗中牺牲。

19155月,袁世凯为了称帝,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为灭亡中国而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以换取日本的支持。1211 日,袁世凯复辟称帝,年号“洪宪”,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全国各族人民更为震怒。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宣言》 ,痛斥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云南省首先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蔡锷、李烈钧、熊克武、唐继尧等云集昆明,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19113 ,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参加讨袁。袁世凯为镇压护国运动,兵分三路向云南进攻。其东路,令其心腹、广东都督龙济光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龙济光派遣其兄龙觑光率20营约8000人至百色,然后分四路向云南开进。陆荣廷遣部将黄自新、马济、陆裕新等率军于百色,田东一带伏击,收缴龙觑光部,缴获枪械万余,银60万元。龙觑光全军覆没,解了云南护国军的后顾之忧,打乱了袁世凯的作战计划。接着陆荣廷在柳州宣布讨袁,并就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进军湖南,大举讨袁。同年4月中旬,陆荣廷与梁启超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岑春煊为都司令。5月上旬,改都司令部为中华民国军务院,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陆荣廷等为抚军,与袁世凯北洋军相对抗。66,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80多天的皇帝梦结束。

陆荣廷在辛亥革命前曾残酷镇压过壮族地区的“会党”起义,镇压过革命党人发动的镇南关起义,维护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是有罪过的。但在武昌起义后,看到清朝灭亡的形势已不可逆转,因而赞成广西独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就任广西都督后,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广西临时约法,吸收不少革命党人参政,给人民以有限的民主,尽管不很情愿,但却是一种进步。可是后来又接受袁世凯的委任,并镇压柳州的“二次革命”,这又是他严重的罪过。反复无常是军阀陆荣廷政治生涯的特点。后来孙中山发动护国讨袁,陆荣廷也参加了讨袁运动,并做出了贡献,称他“再造共和”未免言过其实,但其讨袁的行动在客观上对历史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不能抹煞。陆荣廷起家行伍,其将士多是亲信,而且多是壮族,他们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一手扶植陆荣廷、曾做过两广总督和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在武昌起义后曾通电要清帝退位,后来又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其积极的这一面,也是不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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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桂系集团的统治

桂系集团作为军政地方实力派,是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其形成和发展的阶段上看,有旧桂系集团和新桂系集团之分。这两个集团对广西的统治,旧桂系从1911年至1921年,新桂系从1925年至1949年,共计36年之久。其势力范围以广西为中心,曾扩展到湖南、广东和安徽,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以陆荣廷为首领的旧桂系,是中法战争后在左、右江壮族地区聚合的散兵游勇,受清朝招抚以镇压会党而结成军人小宗派,后在辛亥革命广西独立时兴起,并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发展形成的。1921年粤桂战争后,旧桂系逐步衰落,而从中崛起了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纮为首领的新桂系。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新桂系统一了广西。他们在追随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中逐步壮大起来。大革命失败后,新桂系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抗争中几起几落,在残酷镇压左、右江苏维埃运动后巩固了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抗日战争中再度发展,并最终附和蒋介石集团。抗战胜利后,他们一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面又企图在国共斗争中谋求以“李”代“蒋”. “划江而治”,搞当代的“南北朝”。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中,与蒋介石独裁势力一起被驱逐出中国大陆,从此走向覆灭。桂系的形成发展及其所谓“桂人治桂”, “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的推行,对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较深的影响。

第一节 旧桂系集团的兴衰

一、旧桂系的草创

旧桂系是在19世纪末的中法战争结束后,从左、右江壮族地区开始发迹的。

1884年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壮、汉等各族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后来成为旧桂系集团首领的陆荣廷,就是这时期投入清军参加抗法的。

陆荣廷,字干卿,壮族。年幼而孤,流浪行乞。广西武缘(今武鸣)县垒雄村的破产农民。壮名特宋,讲粤语的人称他阿宋。后到龙州,做过烟馆侍仔、厅衙号役、船上帮工,在清军中做过卫牟。后组织“三点会”,成为小首领,常出入中、越边境。中法战争爆发后,率众加入清军唐景崧景字军,为“先锋营”,驰骋抗法斗争前线,名声渐起。18854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将抗法部队就地大量裁减。法国亦根据所签条约,逼迫清政府将“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剿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一律予以“解散”。被裁减的士兵失去生计,进退无路,遂持械上山,被称为“游勇”。他们和各地会党相结合,游动于广西及云南、贵州边境,其中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最多。邕宁人王和顺、陆亚发,龙州人游维翰,武鸣人陆荣廷,是清末广西会党、游勇首领。按出身地域和所操方言不同,会党游勇又分成“广帮”、“客帮”和“土帮”。来自左、右江一带的绿林会党和游勇,一般都是壮族人,操壮语,被称为“土帮”。主要活动在壮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及红水河流域和云南、贵州等与广西相连的地方。

陆荣廷率领的“土帮”会党游勇,主要活动于左、右江一带及中、越边界,常出入越南,不断打击法国占领者,颇得民心。越南有不少侬人,也参加他们的队伍。18928月,陆荣廷率众在越南那兰袭击法军,击毙法国多威大卫官兵23名。由此,陆荣廷会党游勇队伍渐得洋枪武装,声名显赫.“慕义者渐来归,至数千人”,为法国最忌恨,屡向清政府抗议,扬言要进兵广西讨伐。清政府惧怕为此又开边患.命广西提督苏元春剿灭陆荣廷会党游勇。但苏元春仪招抚而已。陆荣廷受招抚后,被编为清军建字营,任管带,后升至巡防营统领,所属谭浩明、韦荣昌、莫荣新等人充哨长。后来陈炳焜、黄培桂、林俊廷、申葆藩、曾少魁等先后投陆荣廷麾下,逐渐结成了以陆荣廷为中心的军人小集团。

1898 年至1904年,广西爆发了李立廷、游维翰、王和顺、陆亚发等领导的会党游勇起义,南以南宁、北以柳州为活动中心,横扫州府,斩杀官将,几遍于广西,声威大振,众达数十万人。清朝迫于内外压力,对会党游勇起义实行“剿抚兼施”,命四川总督岑春煊南下镇压。

岑春煊,壮族,广西西林人,因此又名岑西林。系岑氏土官后裔,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举人。1900年后,历任甘肃布政使,陕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1903年,奉旨调署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剿办广西会党游勇起义。1903年至1904年间,岑春煊按朝廷旨意不用桂军,先后调邻省清军重点围剿右江地区壮、汉各族会党游勇起义,捕杀该地区起义首领游维翰于乐里,并提拔重用陆荣廷,令其以原来游勇首领的关系,招抚右江地区各路会党游勇。百色、凌云、西林、田东、田阳、东兰、南丹及云南的广南、富宁等地的会党游勇,有的投入陆荣廷部下,不服招者相继被镇压。接着陆荣廷又奉命北上,协同云南入桂军首领、道台龙济光征讨柳州、庆远地区陆亚发、欧四、诸大会党,攻下柳州、四十八弄和五十二峒,颇受岑春煊赏识。岑春煊奏报朝廷,准授陆荣廷为右江镇总兵。1905年春,陆荣廷回师左江镇压龙英、下雷、安平等地会党游勇。与此同时,与官军迂回激战于邕宁、武鸣一带的王和顺、关云培、黄五肥等各部会党游勇终因寡不敌众,也先后失败。陆荣廷在岑春煊的扶持下,势力不断膨胀,称雄于左、右江壮族地区。

二、广西独立与旧桂系的形成

旧桂系是在辛亥革命广西独立前后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因缘际会而崛起的。

1905年至1907年,崇尚新学,倾向进步的广西青年学生纷纷前往日本、欧洲留学,计有260多人,其中不乏壮族子弟。留日学生邓家彦、陈协五、刘崛、曾彦等六、七十人,先后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广西首批革命党人。其中靖西县的曾汝璟、曾彦,是壮族中最早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他们还鼓励和帮助凌发彬、陈鲁、张丙朝、邓鸿韶、邓鸿绪等壮族青年东渡日本留学,接受革命思想。1906 年,陆荣廷经岑春煊向清朝廷保荐,赴日本考察军事,与广西留日学生过从甚密,得以引见于孙中山,并由曾彦介绍加入同盟会。从1909 年起,广西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各省的同盟会会员也借各种关系进入广西活动。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全国革命运动的逐步兴起,广西新、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广西的局势起了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广西革命运动的继续勃兴。鸦片战争后,广西反清的会党起义此伏彼起。19108月,同盟会会员刘古香、李德山又在柳州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扩大了革命影响。大批留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回到广西,成为会党起义被镇压后再次突起的新军,在广西形成了很大的势力。

其次是立宪派势力的借机发展。广西的立宪派,是从1897 年前后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组织成立圣学会开始伸张的。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亡命海外,但在桂林仍有体用学堂(1902 年改建为广西大学堂),为广西在思想文化上的面向世界,开一代新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维新立宪派后来演变为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形成尖锐对立。清末重臣岑春煊,于1906年向清朝荐举张鸣岐任广西巡抚,龙济光为广西提督。张鸣岐接受立宪派的思想,为了稳定局势,借革命勃兴和清朝衰微之机,从外省罗致蔡锷、赵声、郭人漳、庄蕴宽、钮永键、李书城、何遂、耿毅等一批同盟会会员到广西来,推行改良主义的“新政”,以东洋模式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派人出国考察、留学等,使广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他的主政下,从府署到军队,大都是湖北、湖南、河北、安徽等外省来的“新派”官员。他们自成系统,并与清朝旧官僚结合起来,把持广西军政各界,歧视广西籍各级官员和学生。清朝末年,广西从府署、咨议局到军队,几乎无处不是立宪派旧官僚的渊蔽。1910年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后,湖南人沈秉堃继任广西巡抚,河北人王芝祥为布政使。一切萧规曹随,专权弄柄,成为革命的一大障碍。

再者,与革命的兴起和立宪派专权相关,就是封建守旧势力的集结。清朝末年,因苏元春以“纵匪为患”被弹劾,一批旧官僚受牵落马。他们纷纷投奔陆荣廷足下,如崔肇琳、李静诚、陈树勋、李开先、韦锦恩、苏绍章等,将重兵在握的陆荣廷拥为新主.成为陆荣廷所依重的谋士。各地方豪绅团董亦投靠陆荣廷,以求苟且生存。陆荣廷便成为封建旧势力在广西的代表,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19116月,清朝诏命原广西提督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路提督,陆荣廷接任广西提督。陆荣廷从龙州移驻南宁。以陆荣廷为首的南宁提督府,既对桂林立宪派旧官僚的广西抚署阳奉阴违,又与活动于民间基层的革命党人若即若离。

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军阀派三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广西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三派势力中,起初革命派与执掌政权的立宪派的矛盾是主要的。1911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回到广西,与浔州、梧州、南宁、柳州、桂林方面的革命党人分头宣传,组织民军,鼓动新军,发展革命力量。他们遵照孙中山、胡汉民的旨意,把手握重兵的陆荣廷作为争取的对象。陆荣廷对革命派的请求合作,只以“赞成革命,时机未到”为词以对,而静观局势的发展。19111010日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相继脱离清朝政府,宣布独立。117日,迫于清朝名存实亡,各省断给广西“协饷”,桂林同盟会组织的新军、学生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加上梧州已率先宣布独立和各市县纷纷响应的强大压力,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基本上由立宪派和清朝忠臣组成的咨议局变成了议院,甘尚贤任议长,推举沈秉堃为广西军政府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督府“除抚院改为军政府,咨议局改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革命、独立只给广西换了一块新牌子,立宪派旧官僚攫取了革命的成果。

革命党人及倾向革命的新军对此无比愤慨,准备以武力推翻以沈秉堃为代表的冒牌军政府。他们利用广西各民族的革命情绪和地方情绪,提出“广西省广西人之广西”, “桂人治桂”口号。坐镇南宁、政治上多变的陆荣廷,顺势发出“我父兄子弟苦沉沦久矣”, “兹者以汉人办汉事,荣廷复以桂人办桂事”之声与之呼应,给沈秉堃施加压力。这时,从南洋回来的革命党人王和顺,在西江下游与刘古香一起组织民军,准备攻占梧州,进取广西各地,给沈秉堃的广西军政府以更大的压力。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119日,桂林巡防营旧军哗变,都督沈秉堃慌忙逃匿。南宁方面以太平思顺道李开先,龙州新军标统陈炳焜为首,致电省议院,推举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广西军、商、绅、学各界也通电已独立的各省,拥护陆荣廷主桂。陆荣廷称“惟迫于大义,不敢固辞”,表示同意接受广西都督职。接着,广西军民联席会议在南宁召开,议决由革命党人组成广西军政府。但是软弱的、无武装力量作后盾的革命党人掌握不了大权,乃以陆荣廷为都督,责其督师响应孙中山北伐。陆荣廷大权在握,省议院亦无力抗拒,也只能接受现实。陆荣廷审时度势,即率兵25个大队北伐,声言“廷此一去,誓灭此朝食,有死无退。获凯歌立奏,廷当任地方,共同治理,决不敢置身事外。”并强令桂林广西军政府从藩库拨付饷银百万两,以资北征。沈秉堃在广西已无法立足,带领数十名亲兵悄然离桂。不久,王芝祥亦以“援鄂”为名开拔。陆荣廷登上广西的最高统治地位。

1911年11月24,陆荣廷通电各省,宣布就任广西都督职,并接受革命党的建议,组成军政府,派革命党人分赴各地联络和调查响应北伐的民军,委任刘崛、王冠三、任墨卿、李应元分别为梧州、柳州、南宁、浔州民军征集所所长,从中征集训练民军l 万余名,以期达到“首在推倒清朝政府,次在保持地方治安”,实现“桂人治桂”的目的。接着,陆荣廷亲率数千人自南宁乘轮东下至梧州,一路扫荡扰乱地方的山盗艇匪,以定地方。191228,陆荣廷在桂林正式上任广西都督职,改军政府为都督府,下设军政、财政、教育等司,以陈炳焜、严端、唐钟元分任各司司长,并在各地设府,任命各府府长。在原桂林陆军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桂林陆军速成学堂,在南宁开设南宁中学校。至此,陆荣廷终于掌握了广西的军、政、财、文大权。陆荣廷出身于游勇、绿林会党,其用人多凭宗派行帮。这样,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集团便形成了。

三、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及其势力的扩张

1912年,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登上广西的统治舞台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加强了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联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2月,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在“南北议和”中屈服于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军事压力,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军政大权在手,逼宣统皇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并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以防其专制独裁。袁世凯拒不就范,坚持建都北京。粤督陈烔明对袁世凯抗议。16日,陆荣廷致电声援粤督,并声言“迁都北京如果实行,陆荣廷当亲率精兵百队,随陈粤后,克日出发,与各都督会师中原,务望前敌诸公,努力争持。”并致电孙中山:“国都地点现在必定南京,袁公未到南京之前,孙大总统万万不可退位。”孙中山表彰陆荣廷“倡言率师北伐的勇敢无前精神”。旧桂系在危难时期站在孙中山一边,在革命派及群众中赢得了一个进步的形象,对巩固其地位是有利的。

旧桂系在袁世凯公然违抗众意于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仍以孙中山此前在南京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为榜样,以广西都督府的名义公布《 广西临时约法》。约法规定,“凡本国人居住广西境内者,皆为广西人民”,“人民一律平等”。但又同时颁布了《 广西官制大纲》,规定“都督代表广西政府,总揽政务”;“都督统帅全省水、陆军队”。都督之下设直辖官房和政务司,各司其职,一切得听命于都督。“都督对于政务司所发命令,认为不适当时,得取消或令自取消之”,而不需通过议会。旧桂系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旧桂系为“统一广西军政”,建立自己新的统治体系,撤销南宁军政副府和柳州、梧州、龙州军政分府,对广西全省建制实行重新编定,府设府长,县设知事,目的在于把革命党人排除于政权之外。接着督剿各地会党武装,并将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以巩固其统治之基础,形成南拒法越,北抗湘鄂,西窥滇黔,东望粤穗的主动格局。旧桂系统治地位稍得巩固,陆荣廷便以“南北统一”为名,靠到袁世凯那边去了。陆荣廷称:“袁公调和南北,其热情天下共见。”袁世凯遂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任命陆荣廷为广西都督,授陆荣廷陆军中将并加上将衔。1913l,又命陆荣廷以都督职兼摄广西行政长官。后又改都督为督军,行政长官改为民政长,都督府改为督军府,新组民政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司。将前清广西11府改划为桂林、柳江、苍梧、南宁、镇南、田南六道。并在壮族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了适应新的行政建制,旧桂系对旧有的军制实行改编,将全省南北新军和老巡防营的一部分整编为两个师,陈炳焜任第一师师长,驻兵于桂林;谭浩明任第二师师长,屯守于龙州。两师南北呼应,拱卫南宁。后又编一个陆军混成旅,黄榜标为旅长。此二师一旅,为旧桂系的嫡系部队和主干力量,其余的巡防队一律改编为国民军共7个军,各以统领率之;第一军谭浩明,驻龙州;第二军黄培桂(后林俊廷),驻百色;第三军龙觐光,驻邕、梧;第四军夏约白,驻玉林;第五军刘古香,驻柳州;第六军陈朝政;省防军秦步衢,驻桂林。后取消省防军,设南宁警察厅,韦文林任厅长。又将原有的水师4个军分别改为水上警察厅;梧州以陈凯为厅长,辖桂林、昭平二分署;浔州以李立廷为厅长,辖柳州、贵县分署;南宁以马德龙为厅长,辖驮卢、平塘二分署。整个旧桂系约有兵员2.6万人,布防于广西各地。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从拥护孙中山到投靠袁世凯,并在袁世凯的“正统”之下,建立其统治体系,表现了旧桂系政治上的投机性,亦是其封建军阀、旧势力本质的必然。

旧桂系在镇压“二次革命”中,强化了自己的统治。1913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与之对立的国民党人宋教仁,激起革命党人及全国人民的震怒。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宣誓“非去袁不可”。袁世凯兴兵讨伐。孙中山及岑春煊要求旧桂系支持“二次革命”。但旧桂系却声言“只知有国,不知有党”。陆荣廷公然暴露背叛其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初衷,与袁世凯的“中央共安危”。旧桂系陈兵粤湘边境,压迫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的革命党人,并以大量兵力、饷械支持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正、副镇抚使的龙济光、龙觑光从梧州进攻广州。在旧桂系镇压“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老同盟会会员、宁明壮族人农实达在南宁策动独立,被以“结党叛乱”为词而杀害。武昌首义者之一的蒋翊武被旧桂系杀害于桂林。同时,旧桂系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因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组织和参加讨衰而遭受杀害。先后被陆荣廷旧桂系杀害的还有王冠三、李友梅、吴挺生、吕士宾、龙禹门、黄体仁、张继元、李秉辅、周毅等壮、汉各族革命党人。由于陆荣廷旧桂系镇压革命党人“有功”,深得袁世凯的器重,“特授以勋二位,用彰殊绩”。通过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旧桂系的统治地位暂时得以巩固,并为它后来势力的扩张打下了基础。

19151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加紧密谋复辟帝制,遭到孙中山革命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于云南昆明组织护国军兴兵讨袁。各省先后脱离袁世凯中央而宣布独立。1916 年初,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在这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时候,进退维谷的旧桂系陆荣廷先以桂林镇守使陈炳焜暂代广西都督职,托病回到老家武鸣宁武,静观局势的发展。终于在315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就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职,与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一起签署、发布讨袁檄文,指责袁世凯“猛虎班羊”, “玩五族于股掌,希万世之帝王”。决心联合“三省父老兄弟”, “洒涕中原”, “誓除专制之余腥,重整共和之约法”。

旧桂系陆荣廷从拥袁到反袁,是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各派反袁力量所促成的,同时也是旧桂系与北洋军阀既勾结又矛盾,袁世凯以龙济光压迫陆荣廷,陆不得不反抗的结果。

1916年春,蔡锷率军攻四川叙、沪,李烈钧统兵经桂攻粤。袁世凯除派大兵入川应战外,又命龙济光派龙觐光率军由粤经桂攻滇。311 日,陆荣廷从柳州电令百色黄自新、马济、陆裕光,率军10余营从龙觑光背后进击。龙觑光四面楚歌,请求息兵停战,并令其子龙运乾(陆荣廷亲女婿)致电谭夫人(陆荣廷之妻),请求“救命”。谭夫人遵照陆荣廷指示,要前线的马济“勒令龙军缴械,而贷觑光父子一死”。马济、陆裕光将龙觑光部就地缴械遣散.缴获山炮10余尊,机关枪30余挺,步枪7000余支。陆荣廷以所缴龙觑光枪械组编武卫军10个营。315,陆荣廷在南宁与梁启超、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联名致电各省,宣告广西独立,陆就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梁启超任总参谋长,陈树勋任广西政务厅厅长,并发出《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令袁世凯辞职。广西起兵讨袁并宣告独立,客观上给西南各省护国军的战斗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护国战争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有力地推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

4月初,陆荣廷下令桂军30个营由莫荣新率领挥师入粤。5月,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为推动旧桂系讨袁而奔走的岑春煊被推举为都司令,梁启超为参谋。后都司令部改为西南军务院,推岑春煊、陆荣廷、刘显世等为抚军,唐继尧为抚军长。组织护国军六个军一个旅,其中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等都是旧桂系的部队。在军务院的筹划下,陆荣廷以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谭浩明、马济、陆裕光等部进军湖南,湘督汤芗茗被迫宣布湖南独立而北遁。李烈钧的护国军由广西入广东经粤北进军江西,被龙济光军夹攻于北江韶关。陆荣廷即电莫荣新进军广州,把龙济光赶到海南岛.旧桂系既得广,又支持李烈钧部北进江西。66,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和护国军的打击之下暴亡。黎元洪继任总统,任命陆荣廷为湖南督军,陆谦辞不就。后又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陆以病不就广东督军职,而以谭浩明为广东督军。1010,总统黎元洪嘉奖陆荣廷“再造共和”之功,授予“勋一位”和“一等大綬嘉禾章”。19173月,特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改谭浩明任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陆不就两广巡阅使职,隐居故乡宁武。但桂粤事无不经宁武者。这时,统治两广的旧桂系,兵力约7万人,拥有德、捷等西洋武器装备.

袁世凯暴亡之后,黎元洪、冯国璋相继为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以武力统一南方。于是1917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召开非常国会会议,恢复《 临时约法》,展开护法战争。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以陆荣廷“再造民国,勋在宇宙”而请其“速出主持大计” 。但陆荣廷并未就位,而是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与护法军政府的护法战争目标相一致。191710月,陆荣廷以谭浩明为总司令,率粤桂军5.4 万余人进军湖南,段祺瑞的北洋军败退,段亦被迫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任命新的内阁总理,电请全国“罢兵息争”。陆荣廷听命于岑春煊,于1128日通电停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宣布兼任湖南军民政事,湖南便成为旧桂系统治范围。

19181月,旧桂系莫荣新以4万兵力雄踞广东,以实力排斥孙中山。于是,旧桂系与孙中山摩擦迭起。13,孙中山命海军炮轰莫荣新督署,桂、孙矛盾激化。410,广州非常国会举行第七次会议,护法军政府秘书罗家衡提出废除大元帅,改设总裁的改组案,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择、陆荣廷、岑春煊等7 人为总裁,实行合议制,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地位。旧桂系的势力控制了广东。孙中山斥“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愤而离粤。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军政府名义支持北京政府冯国璋,并发出通电“拥护约法”。南北各派代表议和,护法战争结束。在这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中,旧桂系以其武力为后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武装扩张到15万人以上,统治桂、粤、湘三省,成为号令西南的地方实力集团。

四、粤桂战争与旧桂系的衰落

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陆荣廷旧桂系所部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先后被北京的北洋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控制广东军政大权,引起广东军民的强烈不满,“粤人治粤”之声迭起。1919年冯国璋死后,直系和皖系矛盾尖锐,不久引发战争。旧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东的统治,一方面与直系新主曹锟谋求妥协,支持和怂恿其部属吴佩孚由湖南抽师北上应付直皖战争,以解除直系对粤北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展开与云南督军唐继尧争夺驻粤滇军统帅权的斗争,将其李根源部和李烈钧部夺入桂手。

19207月,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宣告结束,直、奉二系共掌北京政权,曹锟任总统。旧桂系为争取主动,欲乘势剪除驻福建漳州并日益壮大的粤军陈烔明部。为争夺广东地盘,桂、粤矛盾升级。孙中山趁此机会,电令徐绍祯组织“救粤军”数千人由江门进攻广州,拉开了粤桂战争的序幕。旧桂系挥师北指漳州,粤桂战争爆发。

陈烔明是以孙中山委任的“援闽粤军总司令”名义率大元帅府警卫军20营挺进福建漳州的。面对旧桂系的进攻,陈烔明以“粤人治粤”, “广东人不打广东人”为号召,奋起迎战。旧桂系马济、林虎、沈鸿英等部共10万余人,在“广东军政府陆军部部长”莫荣新的统帅下,分三路向漳州进军。8月中,桂军沈鸿英部在河源首先失利。旧桂系中的粤籍官兵纷纷倒戈。粤军将领许崇智、邓铿攻占潮汕,桂军大败。桂军主帅莫荣新及沈鸿英、韦荣昌等重要将领,因不服被陆荣廷宠信的马济在前线擅下命令,声言“不为马家打天下”。将帅不和,军心离散,导致失败.陈烔明在海外华侨及广东军民的声援下挥师回粤,形成讨桂大势。旧桂系分崩离析。9月,陆荣廷致电莫荣新不再固守广州:“民心已去,守之有损”,令其收缩兵力。 孙中山则电请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及海南岛、高雷、钦、廉民军南北夹攻桂军。1027日,岑春煊、李根源等军政府要员离广州去香港,莫荣新走上海,马济、林虎收容溃败官兵5-6万人退回广西。29日,陈烔明粤军占领广州,粤桂战争以旧桂系失败而告结束。旧桂系虽失去广东富庶之区,但并不甘心失败。陆荣廷接受北洋政府委任的粤桂边防军务督办之职,所部谭浩明、李静诚分别任广西督军、省长,林虎为边防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屯兵玉林、陆川等处;沈鸿英为第二路军总司令,驻贺县、富川、钟山一线;马济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扎横县、贵县郁江沿岸。以韦荣昌为总指挥,驻于梧州,组织10万兵力,准备对粤用兵。

19214月,非常国会在广州举行,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陆荣廷、谭浩明等联名通电,与北洋政府共同反对广东另立政府。孙中山命陈烔明进军肇庆,直趋梧州。又命许祟智部由北江直指桂林。湘军赵恒惕、黔军谷正伦、滇军朱培德、赣军彭程万等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桂北,配合陈烔明合击旧桂系。623,桂军刘震寰部在梧州倒戈附粤,粤军进入广西。25日,桂军各部溃退。粤军占领梧州,沿江直捣浔州,韦荣昌通电降粤。8月,附粤桂军韦荣昌迎接粤军进南宁。陆荣廷偕谭浩明退守龙州,并命谭浩澄率部占靖西,意欲连结中、越边界一线。粤军沿左、右江攻占龙州、靖西,陆荣廷残部遁入越南。而散在广西其他地区的旧桂系各部,或如沈鸿英之“独立”,或如蒙仁潜之“自治”,统治广西10年的旧桂系集团遂瓦解。桂、粤交兵,壮、汉各族人民深受其苦。桂军在溃散中,抢掠左、右江的壮、汉、瑶、苗各族人民,以不值分文的纸币夺民衣食。土匪趁势蜂起,打家劫舍,人民如煎于鼎釜。而陈烔明的粤军,壮民称之为“东军”,拉“革命”作虎皮,搜刮淫掠,所向为墟,故而引起广西壮、汉各族人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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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58:00 |只看该作者

第二节 桂系的兴起和瓦解

一、新桂系的兴起和两广统一

旧桂系崩溃后,粤军总司令陈烔明师驻南宁,控制广西,孙中山藉陈烔明粤军势力,任命广西临桂籍老革命党人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随军开府于南宁。但陈烔明与孙中山目标各不相同。陈“欲据广东自治”,搞封建割据;而孙中山则想以两广为基地,“主张组织大规模的中国国民党,以北伐为目的”。所以,陈烔明的粤军司令部与马君武的广西省政府貌合神离。1921年,马君武以粤军为后盾,将广西划分为邕宁、横州、浔州、柳州、百色、龙州等6个行政区,次年3月,将广西省政府所属军队一律改编为梧州、浔州、武鸣、百色、玉林、柳州、泗城、桂林等8个路警备军。这时,溃散各地的旧桂军则纷纷打起“自治”的旗号,划地为牢。林俊廷、韩彩凤、陆福祥等拉拢并推出拥护孙中山的黔军总司令卢焘(广西宜北壮族人)为桂军总司令。1921124,孙中山于桂林设北伐大本营,与南宁的马君武遥相呼应。翌年,陈烔明所属粤军退回广东。孙中山命所属部队由广西分两路潜经梧州、韶关进逼广州。6 月,陈烔明发动叛变,被孙中山所属部队赶往潮汕。广西省长马君武因失去军队支持而无法立足,遂赴广州投孙中山。广西“自治军”的始作俑者蒙仁潜、林俊廷相继自封为广西省省长。旧桂系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广西又陷入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旧桂系驻玉林五属的李宗仁部和退守百色壮族地区的黄绍竑、白崇禧部逐步兴起。李宗仁是广西临桂县人,早年入陆荣廷旧桂系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和将校讲习所,后入旧桂系林虎部任连长、营长。粤桂战争桂军失败后,李宗仁从广东退回广西玉林,归附于陈烔明粤军,自称“粤桂边防军第三路”以自保,任统领。陈烔明回粤后,李率部数营两千余人进驻六万大山,整军经武等待时机。白崇禧亦是广西临桂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广西。黄绍竑、黄旭初均为广西容县人,原来均在旧桂系马晓军模范团分别任营长等职。李、白、黄等人都是旧桂系中的新派人物,接受过现代军事政治教育的军人,他们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逐渐倾向孙中山、马君武,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1921 7 月,马晓军模范团在百色宣布追随孙中山革命,被盘据在该地区的旧桂系残部刘日福、陆云高“自治军”所攻击。马晓军率部突围至灵山后离职去广州,将部队交给黄绍竑。黄率部投奔原已投粤后又叛粤的旧桂系残部沈鸿英,被任命为旅长,与沈部冯葆初旅共驻梧州。白崇禧在百色战斗中负伤,辗转到广州治疗。他们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孙中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他们在粤军师长李济深的支援下,通电就任“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各职,向广西内地推进,并与玉林方面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的李宗仁部合作。李宗仁又改其部为“定桂军”,自任总指挥。

1923 10 月,北洋军阀政府看到广西空虚,为破坏孙中山利用两广为革命基地的计划,委任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陆于11 10日回到南宁,企图“东山再起”。白崇禧与李宗仁即将二军合称“定桂讨贼军”,乘陆荣廷北攻桂林沈鸿英部南宁空虚之时攻占南宁,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陆荣廷部被沈鸿英包围于桂林,后突围入湘。后沈鸿英亦被白崇禧赶出桂林。李、白、黄接着又分兵消灭桂南、桂西的旧桂系残部,广西全境几为他们所控制。

1925 年3 月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谋求一方霸主的云南唐继尧,以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命龙云率3 个军由滇出桂下粤,又令其弟唐继虞统3 个军经贵州、湘西出武汉。二军目的在于会攻两广,坐镇广州。李、白、黄利用在粤滇军范石生同唐继尧的矛盾,请广州国民政府令其率兵经桂回滇讨唐。龙云抢先占领南宁。范石生部与李宗仁部会合于昆仑关,包围南宁。白崇禧从桂林出师击败唐继虞于柳州,断龙云之援军。龙云退出南宁。白崇禧部回师桂林,消灭沈鸿英部2 万余人。至此,广西逐步统一,成立“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于南宁。广州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督办,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行政长。1925 年,各地的“自治军”被消灭,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成立,新桂系终于掌握了全省政权。

1926 l 26 日,广州国民政府派汪精卫、谭延闿到广西慰问桂军将士,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进行会商。后李、黄派白到广州,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协商两广统一事宜。3 25 日,国民政府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将李、白、黄的桂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国民党党代表。6 月,改督办公署为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为省主席,广西的统一,使李、白、黄首次掌握广西大权。两广统一,为孙中山革命党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李、白、黄则着眼于利用广东的财源,以解决广西“地瘠民贫”, “财源有限”的困境,谋将来自我的发展。

二、新桂系的形成

1924 年国共合作建立后,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广西一批壮、汉族青年投军入学。广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大好的革命形势,为北伐战争打下基础。

1926 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北伐。4 月,李、白、黄的桂军于湘桂边界支援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湘军唐生智部,赶走吴佩孚、叶开鑫部北洋军阀势力。7 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李济深为参谋总长,白祟禧为参谋次长兼前敌总指挥。李宗仁率第七军随北伐西路军进军两湖,屡报捷音,并支援蒋介石中路军,征讨江西孙传芳部,皆有战绩。白崇禧指挥东路军入福建、上海。黄绍竑驻守广西地盘。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4 18 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公然反共。黄绍竑自上海电令黄旭初、黄华表等在广西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广西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杀害。

1928 年,李宗仁先后被任命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由京汉线参加“第二次北伐”。12 29 日,奉系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在北伐过程中,广西、湖南、湖北和京、津地区,都在李、白、黄势力的控制之下。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实则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自成系统,成为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新桂系终于形成。

1929 3 月,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利用新桂系内部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遣俞作柏策动重要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于前线倒戈拥蒋。新桂系在战争中惨败,李、白被迫逃亡国外。蒋介石命俞、李、杨回师主桂。9 27 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又跟随张发奎反戈讨蒋。蒋介石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区主任,讨伐俞、李,俞、李败走。蒋桂之间的关系反复叵测。11月,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先后回桂,在新桂系旧部的拥护下,于南宁组织国民党改组派的“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李、白、黄新桂系重掌桂局。

193045 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新桂系出师湖南支援冯玉样、阎锡山,兵败于衡阳,退回广西。后黄绍竑因主张“息兵和谈”而与李、白不相合,辞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投蒋。1932 年,新桂系重组班子,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恢复“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番号,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李宗仁以“国府委员”长驻广州,省内事务由白、黄、叶主持。

新桂系重掌桂政后,于1935 8 月,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宣称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穷干苦干”,致力干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大建设”。提出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目标,“以最大努力,从事军事建设,充实民族自卫能力”,推行“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兵于募”的“三寓政策”。通过“组织”和“训练”步骤,使“民团组织”成为各项建设的推动力量,目的在于巩固统治和壮大实力,以争夺全国的统治权。

新桂系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视壮族聚居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为心腹大患,加紧实行严酷的镇压。1926 2 月,新桂系龚寿仪团“围剿”东兰农民自卫军,制造惨绝人寰的“东兰惨案”。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新桂系在田南道、镇南道,分别成立“清乡总办”,镇压左、右江工农运动。派刘日福率军进攻东兰壮、瑶族革命人民,以恶毒的“清野”办法封锁圩镇乡村。193034 月间,新桂系梁朝玑部剿灭以龙州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1931 3 月,新桂系派廖磊率第七军一部及地方民团大举进攻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同年11 月,又派张发奎第四军协同廖磊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清剿”,大批屠杀革命人民。次年秋冬,廖磊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清剿”。白崇禧从百色到凤山、东兰亲自督战。重点对西山纵横三、四百里的弄场实行层层进逼搜索,焚屋烧寨,大批捕杀革命人民。强令壮、瑶族人民搬出山弄,到指定的“集中营”居住。成立“东、凤善后委员会”,对壮、瑶各族人民勒索核发“良民证”, 实行军事统治。与此同时,新桂系还对桂平、平南的壮、瑶、汉各族革命人民进行“清剿”。新桂系的形成和统治,使广西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三、抗日战争中新桂系的发展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新桂系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抗日救国”。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力主“立即对日作战”。

1933 年,李宗仁在广州发表“焦土抗战”论。认为政府、军队抗战固然重要,而中国的每一分子亦责无旁贷。1936 6 1 日,陈济棠、李宗仁等趁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红军之机,在两广发动反蒋运动,宣言北上抗日。新桂系的部队2.5 万人于月中进抵湖南衡阳附近,湖南湘军立即响应。蒋介石则兵压西南,策动粤系空军40多人驾机投蒋,粤军将领纷纷附蒋。陈济棠被迫下野,李宗仁离粤回桂。蒋介石欲借此机消灭新桂系。李、白、黄抓住“抗日”旗帜,声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蒋对抗不屈。蒋调兵50 万包围广西,企图以武力解决,但又顾忌与新桂系开战于“剿共”不利。后在程潜、何应钦的调停下与桂系言和,承诺“抗日”,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委,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新桂系表示服从“中央”,准备整编军队北上抗日。1936 12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李、白联名致电周恩来,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努力。次年6 月,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到达南宁与李、白商谈合作抗日。

1937 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全面的抗日战争。8 4 日,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职。新桂系将常备军14 个团扩充为44 个团,被统编为第十一、第二十一和第三十七等3 个集团军,分别以桂系将领李品仙、廖磊、夏威为总司令。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统军驻防于津浦路一线。1938 4 月,在李宗仁的指挥下 ,桂军及其他友军在台儿庄歼灭日本侵略军2 万多人,取得国民党战场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后撤入皖西、豫南,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战,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为主,建立大别山根据地。李宗仁、廖磊、李品仙、夏威等相继兼任安徽省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新桂系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随枣战役、豫南鄂北战役、桂南会战、豫湘桂战役等重要战役,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做出了贡献。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曾一度比较开明,允许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吸引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桂林文化城”名盛一时。在抗日战争中,新桂系的官兵中有许许多多的壮族子弟。他们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拼死抗战,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扶绥县人173 师中将师长钟毅,在鄂豫边界苍台抗日前线宁死不屈,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抗日战争期间,新桂系在后方强化军事统治,增加税赋,以配合前方的战争和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

(一)实施兵役法,建立广西学生军。为了保证和扩大抗日兵源,1938 3 26 日,新桂系颁布《兵役法广西施行条例》,实行征兵制度。当时全国各地实行募兵制,而广西则实行征兵制,规定18 40 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兵役分国民兵役和常备兵役两种,着重于常备兵役。常备役分现役、正役、续役三类。18 30 岁男子须服现役,为期3 年,通过抽签入营服役。现役期满后退伍转入正役,至40 岁为止。壮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壮丁,由原来的民团转入兵役轨道,但民团组织仍然存在。实行征兵制,大批的壮族子弟应征入伍,或上前线打仗,或修路架桥、开辟机场,或担任运输支援前线。在抗战中,新桂系乘机发展其武装力量。为了充实部队,新桂系除大量培养训练军政干部外,还从1936 6 月起,组织“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规定高中以上的学生必须实行军训,每期3 个月。第一期学生军3000 人,先后从南宁赴桂林、湘桂、粤桂、黔桂边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各县也组织学生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主要从各大、中学校中征集300多人组织第二届学生军,于1937 10 月在桂林集训2 个月,后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1938 11 月,征集第三届学生军,成立学生军团共6000 余人,以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任司令官。学生军团人员有许多是来自南宁、柳州、百色、龙州等地区的壮族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的重要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敌占区的两侧,游击区的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在壮族地区,他们或同敌寇和奸伪作战,或发动沦陷区群众罢市,抵制敌伪“军用票”, 或动员壮丁脱离敌占区。实行兵役法、民团、学生军制度,成为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扩大武装力量的主要途径。

〔二)强化军事统治,镇压共产党和异己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新桂系为保持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保安措施。1940 4 月,将广西划分为12个行政督察区和保安区,在全省实行军事控制,柳州、桂平、宜山、武鸣、南宁、百色、天保、龙州等壮族聚居区被认为是“多事之区”,都设立保安区。对乡、镇、村、街实行长官负责制,擅离职守者,给予撤职、拘留或50元以下的罚金。1937 8 月,对都安县壮族群众反对检验私枪一事,曾出动县警和民团2000 余人围困数月之久。为排除异己,新桂系以“托派”罪名枪杀其内部的王公度,谢苍生等人。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更是竭力镇压。1937 年,新桂系当局逮捕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及原南宁工委巡视员莫凡西、南宁市委书记彭懋桂等6 人。6 月,南宁区民团杀害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负责人李凤彰、徐泽长等4 人。1939 1 月,万岗县民团截捕中共广西省工委特派到右江地区开展抗日工作的黄孔修、李艳芳,并杀害于百色。2 月,万岗、东兰两县民团1000多人,“围剿”东兰西山革命根据地。6 月,田东县军警包围那恒屯,捕杀中共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等12 人。1940 3 月.赴皖南的广西学生军汤凤英等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45 人,被新桂系通缉迫害。皖南事变后,新桂系逼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等人。1942 7 9 日,逮捕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及工作人员罗文坤、张海萍等,随之被捕的桂林、灵川、临桂等县共产党人30 多名。1943 1 13 日、15 日发生了“一?一三”、“一?一五”事件,在玉林、南宁等地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新桂系在抗战中不忘“反共”、“剿共”,消灭异己,并在各地查封进步书店、报馆、学校和群众团体,摧残革命进步力量。

〔三)加强征税征粮,办仓敛财。1937 7 13 日,广西当局在各县办理村、街仓库。规定每村、街设一公仓,每年由所谓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方式进行摊派,征集入仓,为该村、街的公产,由村、街公选委员保管。每村、街又提出若干,储存于乡公所,以济贫村。贫农可无息借谷,但归还时每百斤多交若干斤,以补损耗。并下令禁止熬酒,节约粮食,以此救济战时饥荒。但由于政治腐败,农村政权多为豪绅掌握,这些措施适成为乡村封建统治势力敛财之道,或名不符实。1939 12 月,广西各县市组织行动委员会,由县长、民团司令、县参议长、县党部负责人、驻军长官各l 人组成,专办征兵、征夫、征粮等事宜。他们中不少人以抗战之名,趁兵荒马乱之机从中敛钱财,掠夺各族人民口粮。又成立广西税务管理所,实施营业税征收章程,所有壮族地区圩镇,货无巨细,层层征收。为了广开财源,新桂系派大批兵工到南丹、上林、贵县、靖西等地开采锡、金、锰等矿产。1941 3 月,广西省政府规定党、政、军公务人员每人每月从薪水中扣出一半左右,认储“节约建国储蓄”。一般居民“力多者多储”,少者每人月储l 元。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壮族和其他各民族既遭受日寇践踏之苦,又受新桂系盘剥之灾,加上溃逃兵勇一路劫掠,“所有民间遗下之农禽牲畜,尽被九十七军官兵搜杀食用。” 壮族及其他各民族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

由于新桂系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强种种统治措施,增强军事力量,故其势力得以发展。抗战胜利时,李宗仁被升为北平行营主任,管辖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和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等5 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3 个市。白祟禧任国民党国防部长、军委副参谋总长。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新桂系不仅重新控制了北伐战争后期从京、津、两湖等地到广西的广大地区,而且控制了安徽,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大大膨胀。

四、新桂系在解放战争中的溃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桂系将流亡百色的广西省政府迁回桂林,极力贯彻国民党中央军令、政令“统一”的专制政策。他们和蒋介石高喊“和平”、“民主”,实际上是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

1946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新桂系首先在华东战场上失败。1947 2 23 日,新桂系的第四十六军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于莱芜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成立九江指挥所,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指挥官,统辖苏、豫、皖、湘、鄂、赣6 个省,负责“围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后来白崇禧又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兼华中“剿总司令”,驻守汉口。为了争夺最高统治地位,李宗仁竞选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8 11 月以后,国民党相继在辽沈、淮海战役中惨败,在无可奈何中做出“和”的样子,将华中“剿总”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以白祟禧为长官。1949 1 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解放。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和新桂系“和平运动”的压力下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新桂系名义上登上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宝座。李宗仁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并派张治中、黄绍竑等到北平谈判。但白崇禧宣称“应备战以求和,勿求和而忘战”,妄图以“总体战”对抗人民解放军,暴露了新桂系假和谈的阴谋。4 11日,黄绍竑将北平谈判的结果带回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何应钦等报告。南京政府否决北平谈判达成的条款,公开暴露新桂系假和谈面目。4 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 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李宗仁却飞回桂林,白崇禧从武汉迁署衡阳。8 4 日,长沙和平解放。9 13 日,在衡宝战役中新桂系的精锐部队第七军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其残部约17 万人向广西溃退。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全国的执政舞台几已崩溃。

在广西,新桂系为了保住其统治地盘,一方面谋求与广东搞“粤桂联防”,一方面在广西扩充兵力,通令全省恢复民团制度,组编各市县民团后备队,加紧所谓“戡乱”活动。1948 11 月,广西省政府颁布《 戡乱时期广西健全基层组织办法》。省主席黄旭初亲赴广州商谈两广联合“剿共”。19495 月,新桂系杀害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将梁翰嵩。7 月,广西绥靖公署成立6 个督导团,到各军政区督察“剿匪”和强化治安、民政、财政等,成立新兵训练处,到处抓壮丁,增补兵源。10 月至11 月间,白崇禧回到桂林,布置实施“总体战”计划,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成立“总体战督导团”,分赴广西6 个军政区督战,作最后的挣扎。至11 25 日,桂林、柳州、梧州先后解放。李宗仁从南宁飞往香港,迁居美国。从11 27 日至12 11 日,人民解放军在岑溪、容县一带歼灭国民党第十一兵团残部4000 余人,击毙兵团副司令胡若愚;在博白歼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所率的新桂系部队2 万余人,张淦被俘获。12 3 日,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逃到海口。4 日,南宁解放.新桂系残部2 .2 万余人在逃往钦州湾的过程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于小董、钦州。11 月,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张光玮在百色地区的西隆县城率部起义,靖西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赖慧鹏起义,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接受和平改编。至此,溃退入广西的新桂系和国民党其他部队,除l 万多人漏逃到国外以外,其余悉数被歼。1950 年至1951 年,新桂系的残余势力在广西,各地暴乱,被人民解放军清剿歼灭37 万余人,终告彻底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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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58:00 |只看该作者

第三节 桂系集团的民族政策

一、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念

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基本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观和近代资产阶级五族共和观念的混杂。随着历史的发展,旧桂系与新桂系的民族观又有所不同。

旧桂系产生于广西左、右江地区。壮族是居住左、右江地区的主要民族,遍布于乡镇、山谷和平原,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旧桂系的官兵,大多来自壮族。其首领陆荣廷、谭浩明、韦荣昌、黄培桂等都是壮族人,是广西的土著民族。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的影响,壮人民族意识已经朦胧不清。陆荣廷也是如此,只知道有“布壮”、“土人”和“客人”、“广人”之分,而不知有民族之别。他们结帮入伙,多在自己“土人”中拉关系。陆荣廷、谭浩明在外讲“白话”(粤语), 在家讲“土话”。他们认为自己是“布壮”, “布壮”就是“土人”, 而“土人”也是汉族。辛亥革命时,陆荣廷说自己是“屈身于异族”,痛斥“满虏之残暴”,曾赋诗“天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显然,他是把“满虏”称为“异族”,把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视为种族斗争的,这种民族观念已经过时,大大落后于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五族共和”思想了。至于陆荣廷把自己看作汉族人,这是在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同化下壮族的民族意识被严重扭曲的一种反映。

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黄绍竑、黄旭初等都是汉族人。白崇禧祖辈是回族,但他自己认为“在广西像我的祖先从明太祖起,改姓白,多年来汉化了,所以在广西不应再用回族这名字。”这么一来,白崇禧就认为自己是汉族了。事实上广西回族与全国回族一样,其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依然存在,白崇禧的“广西回族汉化论”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站不住脚的。李、白、黄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除承认汉、满、蒙、维、藏五族外,还承认在广西有瑶、侗、苗、水、毛难、倮倮、仡佬等民族,但不承认有壮、回、仫佬族存在,认为这些都是汉化了或即将汉化的民族,与汉族已差不多。他们承认“广西古称百粤,为蛮荒之地”,承认现今的壮人讲壮话,有自已的语言、习俗。据1934 年广西省政府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广西100 个市县中,壮语分布占81 个县。由此可知当局对壮人讲壮话,而且讲壮话的人口分布很广,是了解的。但他们始终认为“壮族在广西也已汉化了”。认为壮族分布尚有义宁、龙胜、钟山、忻城、宜山、罗城,人口合共1.8 万多人。他们把这些“残存”的壮人和瑶、苗、侗等一样看待,统统视作“特种民族”。据1934 年对“特种民族”调查统计,总人口为32 万余人。在统计栏目中,瑶、壮不分,壮族不作为一个民族单独统计,就是说在“特种民族”中壮族也消失了。他们认为“五千年来汉族在竟争中获胜,少数民族被排挤到边远的山区都是事实,但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被同化了,像壮族在广西已汉化了,他们不曾自称为壮人,与汉人无异。”所以,他们就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内了。至于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称之为“特种民族”。而所谓“特种民族”的概念,显然是民族不平等的概念。这与历代封建王朝视“夷蛮为禽兽,非我族类也”的民族观是差不多的。他们认为,历来各种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输入,都是随军事征服而并至的,从前是蛮荒之地,一经征服,则教化兼施,随征的将士又留戍其地,故文化较低的民族就同化于文化较高的民族了。很明显,新桂系的这种民族理论,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强烈反映。

二、桂系集团的民族政策

桂系集团在其民族理论观念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民族政策。旧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念是模糊而无明确界限的,所以它的民族政策也是朦胧不清的。1911 年,陆荣廷以广西都督的名义发布电文,在痛斥“满虏之残暴”的同时,也指责“民贼之欺弱”,并称自己“亦曾受残暴欺弱之一分子”,所以提出“兹者以汉人办汉事,荣廷复以桂人办桂事。”在这里,他既反对“满虏”的残暴,又反对汉族“民贼”的统治。他主张“桂人办桂事”,实际上与陈烔明主张的“粤人治粤”一样,是他们地方主义观念的反映,没有包含多少“民族”的意义。1912 2 月,旧桂系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称呼,停止刑讯,解放疍户、惰民。但又在《应行照办者十四条》中规定,年月以黄帝纪元推算,自认为是汉族正宗。民族意识朦胧不清,自然不会有明确的民族政策。

新桂系民族政策的实质,总的来说,仍是历代民族强迫同化政策的延续。从1930年起,它派遣从国民党党政训练所毕业的几个学生到大瑶山南部,以“开化”瑶民之名担任小学教师,开始从事“化瑶”工作。与瑶族状况相似的壮族地区,也列为“开化”之区。1931 年,广西省政府颁布《 广西各市县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歌圩、不落夫家、抢花炮等列为“陋俗”,后来民间送红蛋之类也被指为“陋习”。强令凡“陋俗”均属有“伤风纪,应禁绝之”。从1932 年冬至1933 年春爆发的桂北全州、灌阳、兴安、龙胜、灵川等县瑶民起义,实际上都有壮民参加。广西当局调动部队用飞机大炮实行血腥镇压,暴露了新桂系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当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所谓‘五族共和’只是骗人的鬼话”, “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赏赐’。”新桂系镇压瑶民起义之后,颁布了《广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 ,将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编成乡、村、甲,拨枪支弹药给乡长、村长,利用瑶、壮官绅头人统治瑶、壮人民,推行历代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在对瑶民实行武装镇压之后,则实行民族强迫同化政策。1934 l 月,制定《广西苗瑶教育实施方案》 ,对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强迫推行“特种教育”。给三江、东兰、凤山、西隆拨发“特种教育基金”。并在明江、上金、养利、龙茗、天保、田阳、百色、凌云、南丹、河池、平治、果德、万承、左县、邕宁、来宾、迁江、象县、雒容、昭平、榴江、三江、义宁、灌阳等壮、瑶、苗、侗少数民族聚居县建立师范学校,培养“特种教育”师资。这在客观上虽然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强迫同化的措施是不可取的。

1935 年,中渡、融县、百寿三县壮、苗、侗少数民族反对民团征编训练,发动武装暴动。广西当局先用飞机大炮实行镇压,然后实行“清乡”,强化军事统治。1936 12 月,广西省政府又颁布《 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 ,规定“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10 元以上50 元以下罚金。家长纵容者,并罚其家长。”“凡糜集歌圩唱和淫邪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斗争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1 元以上5 元以下罚金,或5 日以下之拘留”;“男女衣冠履带及一切服饰,须用国货”。“男女留发不得过颈,女子留发过颈者,须结束,不得披散,并不得奇装异服,违者处1 元以上15 元以下之罚金。”对瑶、壮、苗、侗等民族的所谓“陋俗”进行强迫改造,这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强迫同化政策没有什么差别。

1939 年,新桂系的民族政策有些变化。这时国民党中央鉴于伪满洲国的建立和苏联的民族自决政策的影响,正在制订边疆政策以求稳定边疆民族地区。广西省政府发布训令,禁止滥用夷瑶等名称,宣称“我国民族文化血统混合,已久不能强为分析”,认为国人不能再接受过去把边疆同胞视为化外附庸的不同民族的“错误观念”;如果把边疆同胞仍然称之为“蛮、番、夷、猺、(犭果)、獞”等,则是“无异自行分散我整个民族”,故应将广西原来的“猺、倮、獞”等称呼一律予以改称为“徭、倮、僮”,以示平等。以后对“边疆同胞”则一律以地域为区分,称“边县人民”即可。新桂系在民族称谓方面主张消除歧视,是有进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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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59:00 |只看该作者

第四节 桂系统治时期壮族地区经济概况

壮族地区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有些矿如金、银、铜、锡、铁等,民间手工开采历史悠久。辛亥革命后的桂系集团统治,特别是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各项资源始有所利用。但因战争频仍,社会混乱,故经济建设成效甚微。广大农村依然是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城镇出现的某些工业和商业,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受封建行业公会的束缚,更受官僚资本的控制和打击,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状态。

1912 年至1949 年,旧桂系、新桂系集团统治下的壮族地区经济概况如下。

一、农、林业

壮族经济,历来以农业为本。辛亥革命后的旧桂系统治时期,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不己,农林建设成就甚微。平地农村,壮族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粗放耕种,收获量甚低。水利建设亦无建树,沿用老方法于江河上简修堤坝,或架设水筒车,或架水枧,引水灌田。在山区,烧山开垦,广种薄收,仍处于原始粗放的状态中。1911 年,谭浩明曾在他的家乡龙州,号召民众掘井寻找水源,但无大成效。1915 年,旧桂系在南宁北面大小高峰一带开辟林场,种植八角、油桐。1919 年,旧桂系引进美国棉种,提倡全省种棉,编印种植方法资料进行宣传,并以此作为县知事的考绩之一,次年又在南宁举行棉业展览会,认为在广西以种植美国棉为最适宜。

1925 年新桂系登上广西政治舞台,特别是在它第二次统一广西后,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制订《广西建设纲领》,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确定其“经济建设之指导原则为民生主义”,“革新旧农业,振兴工业,使农工业互相促进,以达到工业化为目的。”早在1929 年,成立广西农务局,开办柳江、田南、南宁、镇南林垦区。1931 年以后,新桂系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开始进行农林业建设。在这期间,先后成立了柳江农林试验场,柳州、庆远造林事务所,南宁农林试验场,并在南宁、龙州、百色等地开办林场。后又将柳江农林试验场改为广西农林试验场,并在桂平设水稻试验分场,在贵县设立糖蔗试验分场.在邕宁设立棉业试验分场。在南宁林垦区,增设西乡塘林场。随后又将广西农务局改为广西农林局,开办柳州、南宁、桂平等农场和茅桥、槎路、龙州、百色、宜山、雒容、桂林等林场。又在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平乐、龙州、百色、天保等地开设农林示范场。1936 年,在桂平与广东合办两广鱼类繁殖场,成立土壤、昆虫、家畜保育研究所和柑桔苗圃。注重蔗、棉、麻及珍贵林木、八角、油桐等的试验和推广,并大力组织移民垦荒,于柳州与柳城之间设立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以“无地之人”移入“无人之地”,由省政府派委员主持,组织4.4 万余人以雇工方式经营。推行科学种植方法,改良品种和生产技术,利用新式机械进行耕作。在此期间,各级政府鼓励私人集资开办垦殖公司,招罗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其雇佣,以“建设新农村”。在广大农村,以建“公仓”, 设“公店”,办农民“借贷处”等办法,企图把破产农民置于层层组织控制之下进行生产;或在“匪患”之区设立垦殖区,即所谓“改造旧农村”。这种“建设”和“改造”,充其量亦不过是农村技术改造而已,并没有改变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由于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没有改变,广大壮族农民依然处在无土地、少土地、受剥削的地位。如“龙州一带佃家除纳租外,且有兼负担田赋者”, “地主坐享其成,反无赋税之负担,农民除纳税外,又须完粮,终岁勤劳,纯为他人作嫁。”

1943 年,广西省当局公布《 广西推行各县乡小型农田水利实施办法》,各地开始兴修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如武鸣双桥的孔镇水坝,甘圩的定黎山塘等。修水利以“增产粮食棉麻,充实军民衣食,开发本省资源,奠定工业基础”。1948 1月,广西大型水利工程永福金鸡河灌溉工程竣工,可灌溉农田3.31 万亩。

新桂系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农、林业建设虽有一些建树,但是由于其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统治严酷,致力“戡乱”,层层盘剥,使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生产水平仍很低下。据1934 年《广西年鉴》记载,全省水田年平均亩产只有126 公斤,全省年输出的茴油只有315 吨。农林的开发程度低,范围小,全省有山地1.9 亿亩,而有林者仅4800 多万亩,其余皆是“濯濯童山”。

在云南文山壮族地区,这时期的农业仍处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状况。虽建有鱼泽波、稼依2 处水库,以资灌溉,但水稻年平均亩产仍不超过100 公斤,玉米年平均亩产只有40 多公斤。唯文山、砚山、马关等地所产“三七”名贵中药享誉全国,壮民中有许多栽培“三七”的能手。

当时尚属广东的钦、廉和今广东连山壮族小聚居区,农林建设几无可言。1933 年,广东当局推行《广东三年施政计划》,钦、廉地区虽被纳入“经济发展中心”,但数年间仅推广一些爪哇蔗种而已。农民贷款买蔗种,又必以不动产作抵押或须“六人连保”, 地主豪绅因此乘机放贷勒索农民,成为骑在农民头上的“蔗棍”。片面发展蔗糖业,粮食缺乏,使农业萎缩。合浦的“南珠”生产也不景气。

二、工矿业

在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广西壮族地区的工业仍十分落后。所谓工业,实际上大部分是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机器工业只占极少数,或者说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农业是封建地主占有制下的农业(有部分地方尚属封建领主制),广大农村自耕农占主要地位,自给自足,手工业大多数仍然是农业的附庸,真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手工业者,为数不多。

一般城乡的手工业,有造纸、榨油、制糖、纺织、瓷器制造等。造纸业采用传统工艺,以制造纱纸、书画纸为著名。民国初,都安、隆山、那马等地,有的家有造纸槽口l2 个。在高岭、贡川、六也一带,壮族多从事造纸,计有造纸槽口10002000 个,颇具规模。都安“贡川”纸,以野生沙树皮为原料,纸质洁白柔软有韧性,吸水性强,是制作字画的优质纸。其他如“安定”、“加言”纸,也很有名。马山的“金钗”、“白山”纸,也很畅销。1921 年,广西年产纸约5 万担,远销粤、港及南洋,以作字画、纸伞、裱糊、包装之用。都安的书画纸,以其质量优良而名扬至今。榨油业有榨花生油和榨桐油两种。花生油榨坊以邕宁、柳州地区的壮族村镇为多。1927 年前后,广西年产花生油约1.5 万担。桐油榨坊主要在桂西山区,30年代,广西年产桐油约5 万担,为出口之大宗。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山区大种油桐,甚至以桐花为省花。八角油多产于左、右江壮族地区,为广西特产。蒸制八角油在壮族农村很普遍,产品远销国外。广西柳州、邕宁、贵县等壮族地区适种甘蔗,故民间榨糖业至为隆盛。其木制榨具以畜力为动力,以铁锅土灶熬制,方法简陋,产品以黄糖(土糖)为主,白糖次之。据《广西年鉴》记载,30 年代全省年产蔗搪约42 万担,出口约4 万担。壮族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很普遍。邕宁一带的土纺织较为集中,有土制纺织机2 千余架,生产花格子布、毛巾等,并多已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左、右江“侬人”地区以竺麻为原料所织染的土布“侬人青”,织工精细,经九染九洗,色泽光亮。靖西、天保、忻城等地的织锦业,已有数百年历史,至民国时依然发达。锦的图案精美灿烂,为一方名产。瓷器制造业以宾阳、横县为著名,除生产一般碗碟杯匙外,还制作儿童玩具。此外,武鸣、宾阳农村扩蔑编织的角帽、黄帽,手工精致,涂以桐油,闪亮美观,为人们所喜爱。

机器工业方面。在桂系集团统治时期的壮族地区,民营工厂多分布于南宁、柳州、百色市镇,有碾米、面粉、切烟、印刷、织造、锯木、机械修理等厂。桂平、融县、雒容等县有碾米厂,田阳县那坡有切烟厂,总共2030 家,资本约100 万银元,工人共约1000 人。民营工厂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盈利不多。官营工厂集中在南宁、柳州等城市,规模较大,有一定的技术装备。如广西印刷厂,1911 年从桂林迁到南宁,有工人500余人,机器设备及流动资本总额为20 万银元,日印书6 万册,年产值30 万银元。1926 年开办南宁制革厂,1928 年开办广西酒精厂、柳州机械厂、两广硫酸厂,1933 年后,又建南宁水厂、南宁染织厂、南宁骨粉厂、广西糖厂 (贵县)、广西瓷器厂(宾阳)。1934 年,广西省当局将电业收归官办,在壮族地区先后办了南宁、贵县、龙州、柳州等几家小型电厂。各厂投资少者10 多万,多者100 万银元。这些在壮族地区的官办工厂,大部分为新桂系的军事服务。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O 小时以上,除上班以外,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工人月工资12 银元左右。1941 年,广西省政府当局成立广西企业公司,将以上所有官营工厂及后来开办的矿山一律拨归该公司接收经营。官办工厂设备、原料等须向外国求购,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成本很高,国家对外关税又不能自主,故终不能抵挡舶来廉价商品的冲击,至于民营工业,内受官僚资本,外受“洋货”的双重压迫,备受摧残。

云南文山壮族地区民间有些织染业、“三七”药业;广东钦、廉一带壮族地区,泥兴陶器业相当发达,产品质量佳,在1915 年、1930 年曾分别获世界博览会金奖。制糖、制盐、制革业也有一定规模。但在官僚资本和“洋货”的打击下,发展步履维艰。

矿产业方面。壮族民间采矿有悠久历史。到旧桂系统治时期,对民间采矿制订条例加以管理。凡开矿者,须向政府领取开采执照,缴采矿税。1926 年,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将矿业行政纳入建设厅主管范围内。1934 年,鉴于矿产业的发展,成立广西矿务局,确定开发矿产为“发展广西经济之图要”。逾年,矿务局与省政府合署办公,下设平桂办事处,驻钟山县西湾;百柳区办事处,驻南丹大厂;天龙区办事处,驻田阳。主要开采锡、金、锰、钨、锑、煤等矿。各地成立矿业公司,多为民营,以锡矿开采为大宗。据1934 年统计,全省有锡矿商营公司16 个,领矿场27 个,主要集中在壮族聚居的南丹、河池两地,其他如钟山、贺县也有开采。全省年产锡矿约1000 吨,炼成纯锡后销往香港,每吨获利1947 银元。其次为锰矿,有公司18 个,领矿场27 个,主要分布在武宣、桂平、宜山、迁江、来宾、马平、横县、邕宁等壮族地区,年产量1 万余吨,吨获纯利1.60毫币元。再其次为金矿,有公司11个,领矿场35 个。主要集中在武鸣、上林、田阳等壮族地区。上林采金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唐代诗人刘禹锡有“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之句。至20世纪3040 年代,有8 家黄金公司在那里开采。田阳金矿由公司包给当地壮民开采,年产金约4000 两,值50 余万银元,公司和承包者对半分成。煤也是开采的主要矿产,其中地处壮族地区的合山煤矿为官营,日产煤约30 吨;柳城、罗城、田阳、邕宁等地县亦开采煤矿,为民营。此外,宾阳等县的钨矿,田阳、天保、镇结、横县、河池等县的锑矿,都有开采,也有一定的产值。各地矿产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开采,乱挖乱采,技术落后,“东西割裂,五马分尸”,泥土堆积如山,“欲恢复农田,以植五谷,亦不可得”。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公布实施《兵工开矿暂行办法》,命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开赴各矿区“承包”矿场工程,实行兵工开矿。南丹、上林、宾阳、贵县、天保、靖西等主要矿区全由军队把持,矿产业被纳入军事轨道。在广东的连山壮族地区,亦有金、锑、钨矿开采。

三、商业

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壮族地区由于农业、工业还很不发达,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加上战乱频仍,政治更迭多变,商业贸易虽已形成一些中心,但仍以农村圩市交易为主。新桂系再次统一广西后至1933 年,广西省政府成立工商局,商业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南宁、柳州、百色、龙州等城市和各县县城,成为壮族地区的中心市场。工商局主要管理平码(经纪)行、花纱行、牲口行、特货行和外商行。这些商行中的商号、店铺,有官营,也有民营。平码行以较雄厚的资本,调节和融通市场的商品流通渠道,专门代理客户买卖货物,收垫货款,从中向买卖双向索取酬金。在壮族地区的城镇,这种经纪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谷米、豆类、桐油、花生油、茴油、八角、云耳、麻、麸等种。花纱行主要经营进口货物,通过与金融行业及进出口行商取得联系,凭自己的资本,输入棉布、棉纱转卖给商户,一般是过1 2 个月后再结帐,从中牟利。抗战前数年间,广西年输入棉纱值国币1000 万元左右。这些纱布销售于广西各地,包括壮族地区。其中的30%左右转销到云、贵两省。牲口行主要经营畜禽出口业务。商家以自己的资本,托中介人到各地收购牛、猪、鸡、鸭、鹅等,然后通过贵县、桂平、梧州等大市场转运粤、港发售,年经营额以国币算约900 万元。特货行主要经营烟土(鸦片)、药材及其他土特产品,年营业额达国币2000 万元以上。特货主要来源于桂西、云贵东部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云、贵两省客商以本省特货经广西换取棉布、棉纱、洋杂日用品等,故左、右江沿岸的特货市场十分活跃,官、商、民参与特货交易者很多,广西当局设禁烟局掩人耳目,虽公开对过境烟土实行罚款,名曰“杜绝私贩”,而官员自己却暗中贩运烟土,牟取暴利。外商行主要是资本雄厚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煤油进口及销量很大,占据城乡市场。后来桂系曾以土制煤油推入市场与之抗衡,但终不能动摇外商商业地位。

广西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梧州、南宁、龙州三个海关。输出的主要货物是谷米、植物油、牲畜、矿产及其他农产品,输入的主要是棉纱、棉布、食盐、煤油等工业品。据1932 年统计,出口值19882758 元,入口值35764661 元,入超近1 倍。

南宁是左、右江流域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30 年代初有杂货店160 家,洋货店109 家。柳州是桂西北地区货物集散中心,比南宁繁荣,也是木材大市场,木材店有50多家,杂货洋货店为数不少于南宁,百色临右江上游,是广西与云、贵两省贸易的转运中枢,有杂货店43 家,洋货店35 家,缸瓦店8 家。龙州地处左江上游的桂越边境,成为桂越边界的商业重镇,有杂货店107 家,洋货店27 家,苏杭疋头店20 家。这些中心城市和城镇,是壮族地区贸易的中心。此外,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在壮族聚居地先后形成了许多农村圩镇,沟通了城乡货物流通。较繁盛的圩市,有贵县、荔浦等县的县城,武鸣县的双桥圩等,30 年代农村圩市贸易额在300 万银元到1000 万银元之间。云、贵、粤等省与桂境内的壮族等各族人民商业往来亦非常频繁。在中、越边界,壮族与越南人民相互过境赶圩者也很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壮族地区的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农民购买力减弱,商业在战乱和日寇的破坏中日渐萎缩。

四、交通业

辛亥革命后,旧桂系统治时已开始修筑公路,但仍以水运为主。新桂系自1925 年上台到1949 年,广西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邮电等建设都有一定成就,壮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为之改观。

(一)公路建设。早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广西提督苏元春修筑从龙州到镇南关的公路,全长55 公里,是壮族地区也是广西最早的公路。旧桂系陆荣廷上台后,1915 年修筑从南宁到武鸣的公路,全长42 公里,1919 年通车。接着谭浩明为自己家乡的方便,修筑从龙州至水口关的公路,全长33 公里。这三条公路都是在壮族聚居区,是壮族地区现代交通的开始。

1925 年,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上台,即拟定广西《全省修筑公路网规划》,开始了修筑公路干线的计划,至1928 年的3 年间,修筑了贯通南宁、柳州、桂林的公路干线,都穿越于壮族地区。广西西北部的河池,东北部的贺县、钟山,东南部的钦州、廉州等壮族地区也修了公路。公路干线建设进展迅速,总长1998 公里。1931 年,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仍然重视公路建设,至1941 年,全广西又新修公路1962 公里,修理整治1500 公里。邕柳、柳桂、邕武、邕龙、柳池等壮族地区公路线都得到整治。从田东至南丹车河,从田东至桂、越边界,从百色至西隆的八渡等公路也已修筑,至1941 年,广西公路全长已达4000 公里,县大道7000 多公里,有各种汽车30004000 辆。桂西壮族山区有了多条公路,并与全省各地相连接,对壮族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在云南文山一带壮族地区,也修了一条从文山至开远全长128 公里的公路。

(二)铁路建设。旧桂系统治时期,壮族地区尚无铁路。清末法国修筑从越南同登至广西龙州的铁路,实际上并未修成通车。抗日战争前,新桂系为了运煤需要,兴修了从合山至大湾的铁路,实际上只完成从合山至来宾的窄轨路70 公里。1937 年,开始修筑从湖南衡阳至镇南关的湘桂铁路,至1939 11 月,只修通从全州至柳州共327公里的路段,其余因战争而中断。柳州至贵阳的黔桂铁路,也在这段时间内开工兴修。1940 年修成柳州至六甲段180 公里,1941 年修六甲至贵阳段,1942 年底基本通车。湘桂、黔桂铁路从北到南、从中至西贯穿壮族地区,是交通的动脉,对沟通壮族和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巨大作用。

(三)水路交通。清朝光绪后期,梧州至南宁,南宁至龙州,已有小机船航行。旧桂系统治时,公路很少,铁路未修,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道。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亦注意水道运输,成立治河机构.修整河道。1927 年设立航政局,1933 年又设航务局,1937 年改为广西航务管理局,以加强河道航运管理。在壮族地区,主要有3 条航道:从州梧州沿江至桂林的梧桂线,中间经过平乐、荔浦、阳朔等壮族或壮、汉族杂居区;从梧州沿浔江、郁江至南宁的梧邕线,中间经桂平、武宣等壮族地区;从梧州沿浔江、郁江至南宁的梧邕线,中间经桂平、贵县、永淳、横县、邕宁等壮族地区,并从南宁沿左江而达龙州,沿右江可达百色。这些河道可通载重量数百吨的机动船。抗日战争爆发前航运的船约200 艘,民间木船、帆船约万艘。壮族地区进出口货物,大部分是通过水运的。

(四)航空建设。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于1933 年开始航空建设。两广西南航空公司由广东和广西官民合资开办,航线主要有广州一梧州一南宁一龙州;南宁一柳州一鹿寨一独山一贵阳。在柳州、南宁、百色、龙州、融县、都安等壮族地区都曾建有机场,但多未通航。

(五)邮电。壮族地区之有邮电,始于1880年的中法战争期间。那时,边疆前线重地南宁、龙州设有电报局。1930 年后,广西邮电管理局所辖邮电所多达51 个。柳州、百色、龙州、宜山、贵县、靖西、横县、武鸣、隆安、宁明、思乐、镇边、鹿寨、都安、天保、田州、万岗、东兰等壮族地区都已设有邮电所,有电报机近百部。线路长从1931 年的4780 公里增加到1941 年的7600 多公里,广西各县城基本上都通电话。

桂系统治时期重视交通建设,主要是为军事服务,但对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财政金融

辛亥革命后,在旧桂系统治下,财政极为混乱。由于他们忙于争权争地而连年打仗,故财政开支连年增加。广西地瘠民贫,清朝时要靠协饷维持军政开支。各省宣布独立后,协饷断绝,遂陷于困境,财政上有预算而从无决算。至1917 年,广西年财政收入约420 余万元,支出却达到550 多万元。1924 年旧桂系行将溃亡,预算岁入不足500 万元,但支出却高达860 多万元,赤字达360 多万元。在各项支出中军费占一半以上。旧桂系为支持打仗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上采取了几条重大政策:一是占据广东富裕之区,不仅为了扩张地盘,而且为取得财政丰厚来源;二是开征赌税、烟税;三是开展清丈土地,增加田赋;四是设立银行,发行钞票。以丈田清赋而言,1911 年广西田赋约74 万两,1917 年丈田清赋后,田赋征收达250 多万元(l =2 元),较原来增加50 %以上。有些壮族地区,如龙州、宁明、凤山、大新、天等、宜北、南丹等县,清赋后田赋增加3 倍多。在正赋之外,还有附加税,规定按收获每百斤谷加收毫银1 角,是“假清赋之名,厉行加赋”之实。

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为了巩固统治和争霸全国,曾制订经济建设计划,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改革税制,规定全广西的税务由财政厅统一办理,废除包商制,减少中间盘剥,并将原来的征税机关减少一半,出入口税一次征收完,货即可通行全省,这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新桂系也沿袭旧桂系的一些做法,如开办专营鸦片的“两粤公司”,专门征收鸦片特种税,并开赌征税。鸦片烟税占其财政收入的大半,而赌捐年在200 余万元,也是财政收入的一笔大数。其他工商税名目繁多,有国税、省税、县税、乡税等等。1934 年,国税12 项,省税25 项,县级各种附加税竟多到200 余种.仅田赋附加有18 种之多,比正赋多l 倍以上。“广西的税赋,不但是繁重,而且是非常苛细。”如“教育粮赋附加”、“团款粮赋附加”、“公路附加”、“屠捐”、“水碾牌照捐”、“粮油榨牌照捐”、“建政附加捐”、“屠牛捐”、“生牛捐”、“牛皮捐”、“烟酒公卖附加捐”、“各圩赌台附加捐”、“契税附加捐”等等不下数十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目,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富力捐”、“饷捐”等便是。1947 年,新桂系为支持和扩大内战,制订和通过《广西紧急保安费征借办法》,规定农村年有租谷500担以上者,须借征520 % ,城镇有铺店出租者,征借租金l 个月,并向全省工商业者征借240亿元,层层摊派。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农民在沉重税捐之下叫苦连天。壮民中称“税”为“洗”(壮语“税”、“洗”同音),咒骂国民党税“洗”(搜刮)多,反映人民负担之重和旧桂系、新桂系财政之本质。

金融业。清末,广西城镇多有“钱庄”,或官办,或民办,亦建有造币厂,从事金融活动。旧桂系统治广西后,将钱庄、钱号转设广西银行。为了支持财政,旧桂系在其统治的10多年间,共发行纸币约2700 万余元,银行成为旧桂系的金库。银行不是支持建设,而是通过发行纸币,搜刮民财,以支持其军事的巨额开支。旧桂系倒台后,所发行的纸币成为废纸,壮族和各族人民遭殃。

1932 年,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后,在旧广西银行的基础上,重新筹集资金1000 万银元,组建新的广西银行,政府股占51 % ,民间商股占49 %。在壮族地区,广西银行南宁汇兑所辖百色、宾阳、都安办事所;广西银行柳州汇兑所辖长安、庆远、鹿寨办事所;广西银行龙州汇兑所辖靖西、驮卢办事所;贵县办事所属玉林汇兑所。广西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开始尚有信用,但随着战乱频仍,通货膨胀,物价腾升,信用丧失殆尽。另外,在壮族地区的城镇还有私营的银号,即“钱庄”。“钱庄”主要经营储蓄、信用、汇兑和找换业务。如南宁有裕利银号等30 多间,百色有3 间,每间资本从数千元到lO 万余元不等.为调剂农村金融以“扶持农业”,广西银行还在各地办事所附设农村放款部,放款代俚人到农村通过保人或抵押手续向农民放款。但因贫苦农民很难找到保人,亦无财物可作抵押,故农民借者寥寥。而地主、富家借得贷款后,转而以高利贷的方式借给贫民,从中渔利。

1940 3 月,成立广西合作金库,管理农村信用合作业务。市场所流通的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硬币如龙洋、中山洋、袁头洋、港洋、法光、龙毫、民毫、旧东毫、中山毫、广毫等,前清的铜元亦可流通。纸币有国币、桂钞、港纸、法纸和各种“券”等。左、右江一带接近越南的田南、镇南地区,多用法光、法纸。硬币种类多,含银成色不一,故信用不一。加上滥发纸币,政局多变,挤兑风潮屡屡出现。1948 4 月,柳州地区米价涨到每100240万元,人们以“金圆券”糊纸扇,币券几乎等于废纸,遭殃的是各族劳动人民。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的壮族地区的金融状况,与广西壮族地区也大致一样。

综观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尚属商品经济的起步阶段。南宁、柳州、百色、龙州等壮族城镇,其发展水平与玉林、梧州等桂东汉族地区相差不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边远的壮族山区则显得很落后,发展很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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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建制与人口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行政建置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壮族地区也不例外。

由于现代文明的推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桂系统治下的壮族地区行政区划和人口的增长,都比前清时期有较大调整和发展。

1912年到1949 年,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两个阶段。清朝灭亡后,旧的行政建制逐步取消,为新的行政区划所代替。到了20世纪3040 年代,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日益加强,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也随之逐步稳定和严密。

第一节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一、广西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广西的壮族聚居地,主要在桂西的百色、河池、柳州、南宁等地区,其他则是壮族和汉族杂居区。辛亥革命广西“独立”后到旧桂系统治时,广西相继以沈秉堃、王芝祥、陆荣廷、张鸣岐、陈炳焜、李静诚为行政长官。新桂系时先后有马君武、蒙仁潜、林俊廷、张其煌、张一气、黄绍竑、俞作柏、吕焕炎、黄旭初等为行政长官。旧桂系时期是由封建专制统治向共和制转变时期,故行政区划较混乱和复杂。1911 11 月,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而建立起来的广西军政府,其行政区划仍依前清旧制,分为桂林、平乐、柳州、庆远、梧州、浔州、南宁、太平、镇安、思恩等府,分别统辖各县、直隶州及直隶厅。府之上设道,即桂林、苍梧、柳江、南宁、田南、镇南等6 个道。1912 2 月,旧桂系陆荣廷以“桂人治桂”,在桂林就任广西都督职,改广西军政府为广西都督府,废道,设南宁军政副府和桂林、柳州、梧州、百色、龙州等军政分府。不久,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的活动,旧桂系又将南宁军政副府及柳州、梧州、龙州军政分府一律裁撤,所属各县直接由省管辖。1913 6 月,广西依北京中央关于取消前清府(厅)、州旧制,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置知事的通令,废除府制,恢复道制,分设邕南、镇南、田南、郁江、漓江、柳江等6 个道。道下辖县,共95 个县。县下设若干团总统治地方,并先后将归顺直隶州改为靖西县,百色直隶厅改为百色县,南宁府改为南宁县,将思恩府治归入于1912 3 月由武缘县改称的武鸣县。将怀远县改为三江县,永康县改为同正县,新宁县改为扶南县,安化县改为宜北县,永安县改为蒙山县。以安定、都阳两土司弹压地以及兴隆土司古河等地、恩隆之大化等地合并为都安县,以归德、果化、旧城的3 个土司地合并为果德县。1916 9 月,北京政府令将南宁、镇南两道所属的中州等10 个土司地分置镇结、龙茗、思乐、绥渌等4 个县。后又以上林土县及恩隆所属的一都、二都和果德所属的三百渌等地一举并入思林县。改凤山土司为凤山县,南丹土州为南丹县。1921 年粤桂战争旧桂系失败后,其残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韩彩凤、林俊廷、梁华堂、谭浩澄等在左、右江壮族地区及其他各地割据自雄,号称“自治军”,各据一方,广西社会秩序大乱。后来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将广西善后划分为邕宁、横州、浔州、柳州、百色6 个区,苍梧、桂林二地粤军云集,缓办。玉林“五属”归李宗仁“自治军”管辖。新桂系统一广西后,1926 年改组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主席,各县知事改称县长。1929 年蒋桂战争新桂系失败,广西政局两经易手,左、右江革命起义,区划失整。1930 年新桂系所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3 月,成立广西政治委员会,7 月,改称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任主席。1932 年夏、秋间,于省政府内设民团团务处,将全省依照原来的六道区域划分为六区,改古化县为百寿县。区设行政公署,下辖县。各区设立民团指挥部,以署专员兼任指挥官。县设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1933 7 月,新桂系为了适应大办民团的需要,将省政府内的团务处拨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管理。次年34 月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统治,各区公署改设行政督察,以各区民团指挥官兼任。下辖各县,以其大小分为5 等。县下辖区、乡(镇)、村(街)、甲、户。6 10 户为一甲,8 15甲为一村(街), 8 15 村(街)为一乡(镇), 10 乡(镇)为一区,不足20 乡(镇)的县不设区。后来为了减少统治层次,各县多不再设区,并实行乡(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后备大队一律与乡公所合署办公的“三位一体”统治创度,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后备队部亦与村公所合署办公。从1934 年至1949 年春、夏间,新桂系又相继将广西划分为8 9 12 15 个行政区。抗日战争中,广西为应战时需要,全省划为12 个行政督察区和保安区,依次为桂林、平乐、梧州、柳州、浔州、玉林、庆远、武鸣、南宁、百色、天保、龙州,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保安司令。194010月,颁布并施行各县、乡(镇)、村(街)行政组织规程。1942 4 月,又将原来的12个行政督察区合并为7 个区,统辖99 l 市(桂林)1 设治局(金秀)。1944 年,又将临桂等11 个县成立一个区,直隶于省政府统辖。广西行政区定编为8 个区,1 1 设治局如旧。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区:治所设于八步。辖平乐、怀集、信都、贺县、钟山、富川、昭平、恭城、蒙山、荔浦、修仁等11个县。

第二区:治所设于柳州。辖柳江、来宾、迁江、忻城、宜山、河池、南丹、思恩、宜北、天河、罗城、融县、三江、榴江、中渡、雒容、柳城、象县、天峨等19 个县和金秀设治局。

第三区:治所设于梧州。辖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平南、桂平、武宣、贵县、兴业、玉林、北流、陆川、博白等13 个县。

第四区:治所设于南宁。辖邕宁、永淳、横县、宾阳、上林、武鸣、隆山、那马、都安、平治、果德、隆安、同正、扶南、绥渌、上思等16 个县。

第五区:治所设于百色。辖百色、田阳、田东、万岗、东兰、凤山、乐业、凌云、田西、西林、西隆等11 个县。

第六区:治所设于靖西县。辖天保、镇结、向都、龙茗、敬德、靖西、镇边等7 个县。

第七区:治所设于龙州。辖龙津、上金、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左县、万承、养利、雷平等11 个县。

第八区:治所设于兴安。辖临桂、阳朔、永福、百寿、义宁、灵川、兴安、龙胜、资源、全县、灌阳等11 个县。

1942 9 月,广西省政府对全省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金秀设治局划归第三区管辖,将修仁、蒙山、荔浦、平南、浔州、武宣、藤县的部分乡村民户划归金秀设治局治理。年末,确定各县政府人员编制,规定一等县职员94 97 人;二等县职员8083 人;三等县职员6366 人;四等县职员5558 人;五等县职员5457 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省政府继续推行《广西剿办盗匪办法》,通令全省各地“清乡”,各县成立“清乡委员会”,清点户口,实行五户联保,对民枪实行管制,准备内战,“防止奸党暴动”。并制定《各区散匪堵剿办法》 、《 地方治安武力整理法》,通令各地除了保持原有的警察和国民兵外,将原有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备队及其他治安武装改编为保安警察队,每县、市设一保警队。1948 2 月,成立桂滇黔地区联防指挥部,由广西第五区、云南第四区、贵州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 5 月,为了抗拒人民解放军南下,新桂系成立桂林绥靖公署,下设15 个军政区。李品仙任主任,黄旭初、莫树杰任副主任,组成6 个军政督导团,分赴各地军政区强化保安、民政和财政措施。10 月,新桂系为推行其“总体战”计划,将广西划分为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和黔桂边6 个军政区,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4 市设警备司令部,实行戒严,将广西省政府从桂林迁到南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作最后较量。12 11日,广西全境解放,新桂系的行政机构土崩瓦解。

二、其他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云南东部与广西接壤地区,历来也是壮族聚居区。清代置广南府、开化府,下辖州(厅)、县。民国时期废府、州(厅),设7 l 区。1912 年设文山县,次年改为开化县,逾年又恢复文山县。1913 年以安平厅改置马关县,原富州改为富州县,1927 年改为富宁县,宝宁县改为广南县。1920 年由马关县析置西畴县。1932 年由文山、广南两县析置砚山设治局,1935 年改为砚山县。原邱北县依旧。与越南交界地设麻栗坡对汛督办区。以上7 l 区先后隶属于临开广道和蒙自道。后来,云南省政府先后在文山地区设立第二行政督察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开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贵州东南壮族聚居区,清代属黎平府永从县、丙妹县丞。1914 1 月,改丙妹县丞为丙妹分县。1941 年析永从县的一部分划入黎平县,另一部分并入下江县,合置为从江县,移从江县治于丙妹城。

广东壮族聚居的连山县,清末属连州直隶州,民国后废州,以县立;聚居于广东省钦县、防城县的壮族,民国初该两县属钦廉道,后属钦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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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壮族人口

民国时期,统治当局并没有把壮族当作一个民族看待,而把壮族类同于汉族或附会于汉族。但实际上壮族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人数众多。它主要分布于广西西部和西北部,云南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和西北部,湖南的南部。四川东南部一些地方也有些壮族,是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迁入的。陕西省有壮族村落,自称其先祖为太平天国陈得才的部众,入陕兵败而落籍繁衍。壮族的各个支系,语言、习俗因居地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和相通。

民国间,壮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各地的各个支系各有自称,如壮、土、侬、沙、俍、板、佯、锐、偏、傣、敏、伶、弄等凡数十种,都冠以“布”字。在粤、黔、湘各省均有其散居区。广西的红水河和柳江流域,左、右江流域,是壮族最大聚居区。郁江以东广大区域,由于清中叶以后汉人的大量渗入,壮人逐步减少成为壮、汉杂居区。自称“布土”者,主要分布于左江、右江、邕江、郁江流域。云南亦有土人,称土僚。“土人即壮人”。“俍人”亦称俍民、俍家,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广西左右江、红水河、郁江、浔江、桂江和广东的西江上游。民国时刘锡藩《岭表纪蛮》 云:“狼,獞族之支派也。”民国时期的“俍人”已归入壮人、土人或同化于汉人,所谓“俍人”仅俱其名。“侬人”又称侬家、龙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左、右江上游及与越南相邻各县,桂西北红水河流域亦有自称侬人者。云南的侬人主要居住在富宁、广南、文山等地,元江、个旧等地也有一些侬人散居。在贵州西南的册亨、安龙、兴义、贞丰等地和其他如安顺、普定、黔西、威宁等地,也有侬人分布。“侬族,獞人之系派也,其音与獞语通。”“沙人”自称“布雅依”,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广南、富宁两地,文山、砚山、邱北、沪西、罗平、师宗、蒙自也有沙人。沙人与壮人、侬人“亦獞类也,俗同侬人”。弄人主要分布于广西的河池、百色、南丹等地区,多住于深山弄场之中,故称“弄人”,语言上与壮人、侬人、土人相通。傣人,主要分布在广西龙州西北的金龙垌,与侬人相邻而居,“衣不同,习相近”。其所以称傣,皆因其语言与傣族同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偏人的风俗习惯与土人相似,民国时期主要分布在当时属广东的防城县板八、垌中一带。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壮族的分布与历史上壮族分布有密切关系。桂东地区壮、汉杂居,许多壮人已同化融合于汉族,在明清时期即已逐步形成此种局面。

民国时期,分布在广西的壮族人口数量最多,其次为滇、粤、黔、湘4 个省。由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不把壮族当作一个民族看待,故对其人口无精确的统计;壮族或归于汉族,或归于苗瑶,籍地与民族不相符者在所多有。故民国时期壮族人口数量,也只能推算出近乎实际的概数。

据史籍载,清中叶广西西部的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镇安、思明、思恩、庆远、柳州等府(厅),壮族人口约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708o % ;桂东北的浔州、梧州、平乐、桂林等府地约占1020 %。总合广西全省,壮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5 % , 其他如瑶、苗、侗、仫佬、毛南、彝、仡佬、京、水、回等族约占5 0%,汉族约占5 %。1946 年,广西省统计室公布的全省总人口为1453.58 万人, 则壮族人口约为654 万人。按19121949 年广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6 %计,1949 年广西总人日应为1500万人左右,壮族人口应约为675 万人。

民国期间,广西壮族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不大,如宁明、凭祥、左县、中渡、宜北等县均在5 万人以下。南丹、河池、凤山、那马、百寿、田阳、忻城、武宣等县均在10 万人左右。102O 万人的县有永淳、来宾、融县等。20 万人以上的有上林、武鸣、靖西、柳江、横县、宜山、都安等。邕宁、桂平等大县约4050万人。壮族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城镇人口极少。全省平均每户56 人。全省从事工、商、政、学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21.5%,但绝大多数是汉族人,而农户约占总数的78.5 % 。壮族聚居的县,农户所占的比重一般大于汉族居住的县。如武鸣县农户占总户数的85.61 % ,东兰占83.94 % ,靖西占91.60 %。武宣占92.11% ;汉族居住的县如苍梧农户仅占总户数66%,容县占77.73 % ,全县占72.54 %。 1921 年,广西省会南宁的人口为67300余人,较1O 年前增加1/2 ,但经营工商者多为汉人,壮人经商者不多。

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的壮族人口,民国期间也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按当时广西壮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6 %估算,以上4 省的壮族人口,到1949 年总共约50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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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

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1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925 l0月,壮族主要聚居区广西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史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本民族的解放,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马克思主义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壮族地区传播马列主义,既给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又为在壮族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4 年起,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运动。在大革命洪流的推动下,1925 10 月,壮族聚居区的广西省,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龙启炎任书记。同年12 月,又成立中共梧州地委,谭寿林任书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立后,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并注意在壮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26 年春,在壮、汉等民族杂居的省会南宁,成立了中共南宁支部。同年夏,成立了南宁地委,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壮族聚居地区党的工作,书记陈勉恕,后为黄日葵、罗少彦。1926 8 月,右江壮族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恩〔 隆)奉(议)特别支部(亦称中共田南支部)成立,余少杰任书记。同年冬,又成立了中共东兰县支部,书记陈洪涛(壮族)。这年12 月,桂中壮族聚居区的武宣县也建立了县支部,翁尧年(壮族)任书记。

在投身大革命洪流的壮族人民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壮族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之中有高孤雁、陈洪涛、韦拔群、郑晴山、熊秀民、翁尧年、潘业俊、何福谦、甘湛泽、何子礽、苏松甲、黄光照、何建南、陈鼓涛、刘伟谋、滕国栋、滕德甫、滕煊甫、滕誉甫、林柏、梁乃武、李正儒、陆玑璋、黄树琛、农正业、黄书祥、易挽澜等。其中高孤雁、陈洪涛、韦拔群是在壮族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突出代表。

高孤雁,广西龙州县人,1898 年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高孤雁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学生时代起,就立下了改造旧世界的意愿。1920 年,他中学毕业,写下了豪迈的《卒业歌》,表示了“改造社会环境,责任担铁肩”的决心。1923 年,他在下冻州高初两等小学任教时,在学校里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号召师生订阅《向导》 、《新青年》 、《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1924 12 月,他给《新青年》主编、中共早期著名政治家恽代英写信,表示:“在这个黑暗、腐败、冷酷、恶势力压迫的社会里,我热血喷腾的想给青年们以兴奋剂,鼓舞他们作社会运动工作的准备。”1925 年,他与一批壮族青年组织读书会,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并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这年冬,高孤雁奔向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接触了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终于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夏,他受党的派遣回到南宁,努力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壮族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骨干。

陈洪涛,1904 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一个贫苦的壮族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在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在百色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校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 年,陈洪涛回到家乡,在东兰高等小学任教,发起组织“学生救国团”(后改为“青年救国团”) ,并任团长。他在青年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救中国。1925 年冬,陈洪涛到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受到共产党员谭寿林、龙启炎等人的影响,更努力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参加我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于1926 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右江地区壮族人民中最早的一名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派陈洪涛回到东兰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成为中共东兰县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二、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运动

在大革命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以其最辉煌的业绩,载入了壮族人民的革命史册。

韦拔群(图四O ) ,广西东兰县人,1893 2 6 日生,壮族。在学校读书时,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1916 年.他投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参加讨袁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川军任参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在军中进行革命宣传,秘密散发传单,事泄后弃职出走。1920 10 月,在广州参加马君武为首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进行推翻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集团反动统治的活动。1921 年秋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武篆区罪大恶极的豪绅杜瑶甫进行清算斗争。1923 年,韦拔群领导农民武装三打东兰县城,最后攻下了县城,后因敌人反扑而失败,他因此受到通缉。1925 1 月,为寻求革命真理,韦拔群和陈伯民一起,不远千里,去到广州,进入共产党人主持的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于5 月间到东兰。他们根据从广州带回来的农民协会章程,在东兰发动农民,先后建立了70多个乡农民协会。8 13 日,建立了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这是壮族地区也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

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壮族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925 9 15 日,韦拔群、陈伯民在东兰武篆区的北帝岩(后改名为列宁岩)开办了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主任。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都安、河池、南丹等县的壮、汉族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6 人参加了学习。农讲所设政治经济学概要、社会发展史、俄国革命史、农民运动章程、军事知识等课程.学员们还经常到武篆、江平、兰木等圩场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的道理,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以后,韦拔群还在武篆育才小学举办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骨干320 多人,其中有妇女40 多人,这对东兰和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韦拔群在东兰领导的农民运动,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危及到新桂系集团的一统天下,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忌恨。1925 11 6 日,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与土豪劣绅龙显云、陈儒珍等率警兵、民团对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了围攻,打死打伤农讲所学员数人,撕毁孙中山、马克思、列宁的画像,焚毁了各种书籍、文具和学生行李,烧毁军事教练黄汉英家房屋。韦拔群率领学员进行了英勇的武装反抗,黄守先等败回东兰县城后反诬韦拔群“率匪攻城”,向广西省政府请求派兵“痛剿”。对农民运动早已心怀不满的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黄绍竑即令驻百色旅长刘日福派龚守仪团,会同黄守先所率之团警去东兰镇压农民运动,大肆烧杀掳掠,制造了震动省内外的“东兰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惨案中,东兰农户被焚烧614 家,被勒索5804 家,勒索款项83683 元,损失牛马2467 头,“杀害农民500 余名,牲畜粟帛为数百万元之巨。四民失业,四月越矣,死者曝骨,生者转徙。尤复率其兽军大搜各村山洞,军行所至,尽将禾苗拔光,以至民死命,残酷不堪。”

面对残酷的阶级敌人,韦拔群率领农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一面组织锄奸团,重整自卫军,相继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反击来犯的反动军队民团;一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既定政策,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全省各地纷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东兰农友的斗争。

在东兰农军英勇抗击和省内外各界舆论的压力下,黄绍竑被迫于6 月下令将龚守仪团调离东兰,将反动知县黄守先撤职,派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前去东兰调查。7 18 日,陈协五结束了在东兰的调查,写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 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热情地颂扬了东兰农民运动,揭露了新桂系军队与地方反动势力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但国民党右派势力反诬陈协五“庇匪”, 不但拒绝在《民国日报》 上刊登他的调查报告,而且还胁迫陈协五辞职。

“东兰惨案”依然没有解决。在此情况下,9 月间韦拔群遂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黄绍竑则凭借“人民团体不得擅用武力”之国民政府通令,发电制止,致使形势又严峻起来。由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坚决斗争,10 月,广西省政府委派共产党员陈勉恕等组织“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再次前往东兰调查,并委任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经过近50天的调查,写出了《 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 的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了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热情赞誉东兰农运“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个先锋队”。报告还严肃指出;“在东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证明现有之县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更知道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则这种制度必即于崩溃;政府如果说要整顿吏治,肃清盗匪,除了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外,也决没有他途。”由共产党人主办、以中央农民部名义在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月刊,全文发表了陈协五、陈勉恕关于“东兰惨案”的两次调查报告,将东兰惨案真相公诸于世,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震动。

由于东兰农民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7 1 28 日发出“俭电”,对“东兰惨案”作了处理,承认东兰农民运动合法,并定出解决东兰案的8 条办法,将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通缉参与血洗东兰的土豪劣绅,且没收其财产,东兰农民免征粮赋1 年。“俭电”下达后,东兰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了斗争劣绅杜瑶甫的群众大会,历时1 年之久的围绕“东兰惨案”展开的这场斗争,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尽管遭到了敌人极其残酷的镇压,但是,东兰农民始终没有被吓倒、被压服。特别是当陈勉恕等共产党员到东兰去指导农民运动,并在东兰建立了党的组织后,东兰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26 年底,东兰县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 个,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5 人,农民自卫军有500 余人。”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开展的农民运动,是壮族人民革命史上最有光彩的篇章之一,当时,曾有人对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评论:“东兰的农民运动,实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东兰农民运动,是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 1926 年12 5 日,中共中央局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在汇报广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时,也高度评价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赞扬“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正因此,韦拔群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壮族人民的领袖,被称为壮族人民的好儿子而世代被人称颂。

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妇女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东兰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壮族主要聚居区的右江、左江和红水河流域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由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积极推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于1927 1 20 日在壮族地区的龙州县成立了镇南道办事处,2 1 日在壮族地区的恩隆县成立了田南道办事处。至1927 年春,农会组织遍及广西60 余县及市郊(含当时属广东省辖的合浦、防城、北海),有25个县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或县农会办事处,30 多个县农会办事处,全省农会会员达20 余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壮族聚居地区。除东兰外,壮族主要聚居区的凤山、百色、恩隆、奉议、思林、向都、果德、镇结、隆安、龙州、邕宁等县都成立了县级农民协会和农会办事处。东(兰)、凤(山)地区则成为当时广西两个农运中心地区之一。

大革命时期的壮族农民运动,是壮族农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下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改变了壮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壮族农民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农民一样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创造了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为当时席卷中国大地的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很活跃。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壮族地区的经济落后,至本世纪20年代工业仍不发达,壮族工人阶级队伍弱小,因此,工人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也远较农民运动为小。在这一时期壮族工人运动涌现的领袖人物中,何建南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何建南,广西龙州县人,1901 1 月生于贫苦的市民家庭,壮族,其家乡所在的左江地区是壮族主要聚居区之一。1921 年初春,何建南离开家乡来到广西省会南宁,在来往于南宁和梧州间的轮船上当厨师。1925 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何建南为南宁“广西工人对英作战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他和其他工运负责人的领导下,南宁工人连续举行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并捐款2 万余元援助上海和省港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何建南被选为南宁餐楼工会执行委员长,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6 1 月,在中共南宁支部的直接领导和国民党左派、广西省党部工人部长黄家植的支持下,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3 1 日,在南宁市工人代表大会上,何建南被选为市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又被执委会选为常务委员。在中共南宁支部的指导下,市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阶级,向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展开英勇的斗争。何建南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南宁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并于1926 5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夏,中共南宁支部改为南宁地委。在中共南宁地委的领导和何建南等一批工运领袖的带动下,南宁市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至1927 年春,全市已有34 个行业工会,会员达6000 多人,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也不断扩大。1926 9 月,梧州发生了反动军警屠杀工人的“三工人血案”,何建南等积极发动全市各工会组织,声援梧州工人的正义斗争。“东兰农民惨案”发生后,南宁市总工会在何建南等领导下,联合学联、妇联,采取共同行动,声援东兰农民的斗争。这一年,南宁市郊邕宁县发生了反动团总黄怡秀无理拘捕农会主席唐光天事件。市总工会立刻发动各基层工会,并联合各界团体尤其是青年学生,与数千名农友一起包围省府和县府,要求释放唐光天,惩办黄怡秀。经过两天两夜的斗争,反动当局慑于工农联合的强大力量,被迫释放了唐光天。

除南宁外,其他壮族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很有声势,其中以龙州的工人运动发展较快。1925 8 月,龙州县就先后组织了11 个行业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会员达1500 人。1926 10 月,中共党员陈霁、易挽澜到龙州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龙州总工会组织了工学检查团检查洋货,组织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举办工人夜校,使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青年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壮族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许多壮族地区都建立了共青团和青年、学生组织。广大壮族青年和各族青年一道,勇敢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群众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南宁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活动,于1926 年秋以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名义,组织了广西革命青年社,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南宁地委委员何福谦(壮族)负责。该社创办了《广西青年》杂志,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对推动壮族地区的青年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大部分县都成立了妇女团体,妇女运动如如火如荼。壮族地区的妇女运动一般都是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兴起的,因此,凡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也是妇女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妇女运动成为农民运动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作为壮族农民运动先锋的东兰县,其妇女运动也成为壮族地区的模范。1926 10 月,参加“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的黄若珊,在向国民党省党部报告东兰妇女运动情形时说,“东兰妇女已大觉悟,团结力极强,革命性极雄,一切工作与男子均等……现东兰妇女已组织妇女运动团体,名为东兰县妇女解放协会,会员3685 人。”

四、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1927 4 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统治壮族地区的新桂系集团,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举起屠刀,对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一大批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共产党员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员高孤雁,在4 12 日清晨即被反动派逮捕,9 1 日和其他12 位革命志士一起在南宁英勇就义。壮族工人运动的领袖何建南也在4 18 日被捕,在狱中,他虽被严刑拷打,但忠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郑晴山(北流支部)、熊秀民(柳州支部)、何福谦(共青团南宁地委委员)、陆玑璋(田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易挽澜(镇南道农运办事处指导员)均为壮族共产党员,他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被敌人杀害。桂系集团调集重兵向壮族农民运动的中心东兰、凤山“进剿”,疯狂地对壮族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镇压,狂叫“三个月内全部消灭东兰农军”, “石头也要过刀”,妄图一举扑灭壮族人民的革命火焰。但是,英勇的壮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7 月中旬,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和严敏在恩隆县七里山区召开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思林等县的农运骨干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桂系集团的屠杀政策,宣布成立以恩奉特支为领导核心的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总部”或“三南总部”)。同月,在奉议县花茶村召开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会议,决定整编各县农军为右江农民自卫军。会议推选俞作柏为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余少杰、严敏、韦拔群、陈守和(壮族)等5 人为常委。任命韦拔群为右江第一路农军指挥,领导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黄治峰(壮族)为第二路农军总指挥,领导恩隆、奉议等县农军;余少杰、黄书祥(壮族)为第三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思林、果德等县农军。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全面发动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作了积极准备。此后,韦拔群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会议,将东兰、凤山、凌云、百色4 县农军整编为右江农军第一路一、二、三团及独立大队,共达3000 余人枪.韦拔群等领导农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广大的壮族地区,到处燃起了武装反抗的熊熊烈火。8 月,韦拔群指挥农军2000 多人,包围入侵凤山县城的黄明远营,战斗持续l0多天。8 9 日,余少杰、黄治峰指挥右江第二路农军200 余人,在奉议县仑圩暴动,生擒第四区团总黄锦升等人,消灭部分团局武装。8 21 日,黄书祥率领右江第三路农军约l000人攻打果德县城,破城后,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释放了被捕的农友和农军战士,开仓济贫。同月,那马县数千农民起义,攻破县城,并将反动军队一个连缴械,9 5 日,余少杰、黄书祥令思林县农军总指挥黄永达(壮族)率右江第三路农军200 余人袭击镇结县城,营救被捕的镇结县农会执委张太愚。7 日,余少杰、黄永达又率农军300 余人转攻思林县城,智破县署,俘国民党县长黄懋森及县党部、团务总局的头目。11月,奉议200 多农民在黄治峰领导下举行起义。12 月,向都县数百农民武装进攻县城。同月,果德农军第二次攻占县城。在左江地区,雷平、养利等县以及万承州的农会也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在广西省会南宁附近的邕宁,也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在壮、汉杂居的桂中地区,也掀起武装反抗的怒潮。1927 5 3 日,武宣县通挽区农会发表快邮代电,抗议桂平县刘瑾堂等土劣团局摧残该县农会,表示要“督率农军前往援助,共灭此獠”。5 月下旬,“武(宣)平(南)桂(平)七区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领导武宣县的东乡、通挽,桂平县的宣一、宣二、姜里,平南县的大同、鹏化等七区农军3000 余人,在大同地区举行暴动,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均分田地”和“建立大同农民政府”等革命口号。

壮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祖国南疆土地上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揭开了壮族地区土地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序幕,为以后百色、龙州起义的举行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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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2:02:00 |只看该作者

第二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其中发生在壮族聚居的右江地区百色起义和左江地区龙州起义,威震南疆。起义中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70 万,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为全国瞩目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

一、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及南宁兵变

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和全国一样,革命处于低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和血腥屠杀政策,对外卖国求荣。各派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爆发了连年不断的混战。

1929 年春,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桂军前线指挥官李明瑞阵前倒戈,战争遂以新桂系失败而告终。同年6 月,蒋介石分别委任俞作柏、李明瑞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李是国民党左派,受到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他们主政广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巩固其在广西的地位。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陈昭礼)、龚鹤村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广西,与原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由邓小平统一领导。

同年7 月,邓小平秘密抵达南宁后,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分析广西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阶级关系,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团结左派,孤立打击右派,因势利导,制订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一是对俞、李等国民党左派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右派势力的斗争,与俞、李建立合作关系,使他们同意接纳中共推荐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担任要职,同意开展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从而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二是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通过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积极活动,俞、李同意开办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张云逸负责领导。在教导队里,他们按照党的指示,以合法的身份,对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主教育,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通过开展士兵运动,改造旧部队,撤掉了一批反动军官,以中共党员干部取而代之,使部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和中共党员手里;三是加强对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农运动的领导。曾在南宁召开广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由雷经天、韦拔群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同年9 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在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方针。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俞、李在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拉拢下,不听中共劝告,于同年10 1 日贸然出兵参加反蒋战争。结果,他们出兵反蒋不到10 天,便败退回南宁。粤军陈济棠,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派3 个师入桂逼近南宁,南宁为之骚动,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捣乱破坏。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立即指示平息广西教导总队中反动分子的骚乱,争取、教育了该总队一大批学员参加革命。接着,按照事先制订的应变计划,把受共产党影响和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共3000 多人,撤离南宁,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邓小平与张云逸分别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从水、陆两路赴右江地区;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俞作柏和李明瑞随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后,俞作柏取道越南前往香港,李明瑞则在中共的帮助下,毅然参加领导龙州起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地处桂西南与滇、黔两省交界的右江地区,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该地区虽然比较偏僻,交通阻塞,经济和文化较落后,但地势险要,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群众基础较深厚。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等将该地区作为广西革命的落脚点,是正确的选择和决策。

1929 年10 月22 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部队到桂西重镇百色后,立即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决定一方面继续整顿、改造和扩大部队,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帮助各地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同时,决定仍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统管各县地方政权,通知各县上缴税款,稳定各县局势。

为扫除武装起义障碍,1028 日,警备第四大队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的部署,在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思林(今属田东县)等县农军的配合下,胜利围歼了驻右江地区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1000 余人,缴枪700 余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 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

11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带回了党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龚到达右江后,驻右江地区的部队及时改变为红军。

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于12 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不久,党中央电令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邓小平对百色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便离开百色,到龙州检查布置龙州起义工作,然后前往上海。前委工作由陈豪人负责。

12 月10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会上,大家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2 月11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镇东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数千各族工人、农民、战士和市民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诞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全军共4000 多人。

同一天,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 多人。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拥护红七军实施政纲、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1 名委员中,壮族委员占了5 名。这是右江地区壮、汉、瑶等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

第二天,前委在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举行有l 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在红七军帮助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凌云、那马(今属马山县)、都安、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河池等16 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天保(今属德保县)、隆山(今属马山县)等县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百色起义创建了拥有100 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据统计,在上述16 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中,有13 个县的第一任主席是壮族干部,充分反映了壮族是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根据地建立后,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党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壮族人民同其他民族同胞一起,积极投入土地革命和其他各项建设工作,踊跃参加红军和支前,使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至1930 l0月,正规红军发展至7000 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壮族青年,脱产的农民赤卫军约l 万人左右。

三、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西部和南部与越南接壤,东及钦州、上思十万大山,北连南宁、镇结、隆安、向都,境内多是贫膺的山地和丘陵,人口较稀少,经济文化较落后,也是以壮族为主的壮、汉、瑶族杂居的地区。从1885 年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该地区,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榨各族人民,引起各族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大革命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曾派党员干部到该地区领导农民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29 10 月中旬,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挺进左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龙州后,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首先,仍打着俞作柏的旗号,由俞作豫担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 个武装巡缉队和留守在龙州的新桂系吕焕炎部驻龙州的教导队400 人,并招募一批工农青年和学生入伍,使第五大队由1000 多人扩大到2000 多人。其次,派一批部队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会、工会和工农武装,并把从南宁运去的部分武器弹药分发给各县工农武装,增强其装备力量。

同年11 月中旬,龙州发生了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的叛变事件,李明瑞、俞作豫及时率领部队和工农武装。包围叛军,经过33 夜的激战,于12 4 日平息了叛乱,收复了龙州,为武装起义清除了隐患和障碍。

平叛后不久,邓小平从右江地区调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党员干部到龙州工作,由何世昌任中共左江军委书记,加强了该地区党的领导力量。

中共左江军委根据广西前委的指示,吸取蒙志仁叛变的教训,并借鉴右江地区改造部队的经验,加紧对第五大队的改造、整顿工作。但由于干部力量较薄弱,对部队的整顿工作仍不彻底。

1930 1月下旬,中共左江军委和龙州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日期和建立红军及革命政权等问题,并征得了中共广东省委和红七军前委的同意。2 1 日,龙州古城张灯结彩,红旗招展。中共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会上,何世昌宣布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及左江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军政委,何世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第一、二纵队队长,全军共2000 多人,大会还宣布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王逸为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左江革命委员会13 名委员中,有6 名是壮族委员。

随着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崇善(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5 个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有3 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壮族。左县(今属崇左县)、雷平(今属大新县)、养利(今属大新县)、宁明、明江(今属宁明县)、思乐(今属宁明县)、万承(今属大新县)、邕宁、上思等县为游击区.建立了一个拥有约70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互为犄角。

龙州起义后,广大军民高举反帝斗争旗帜,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红八军在龙州《工农兵报》上发表《为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驳斥帝国主义对龙州起义的造谣、诬蔑。2 19 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有1 万多军民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没收了窝藏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内的豪绅地主的财产,驱逐了7 个违法的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主义政纲”。

在此期间,龙州等县还结合打土豪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和丈量土地工作,有个别乡村举办了共耕社。但由于敌人很快进犯,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断。

1930年3 月20 日,新桂系集团调4000 多兵力分两路进犯龙州县城。红八军经过浴血奋战之后,撤出龙州县城,左江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红八军余部艰苦转战于中、越边境和滇黔边界后,与红七军会师,后编入红七军。

四、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反“围期”斗争

19309 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到右江地区传达6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和中央命红七军离开根据地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的指令,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红七军前委经过一番争论,决定接受中央指示,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整编后,红七军主力7000 多人誓师出发,历经桂、湘、粤、赣4 省边境,行程7000 里,时间10 个月,并不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困难,2000 多名红七军将士于1931 7 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新桂系集团立即调遣大批兵力,先后3 次对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被留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率领新组建的红七军21师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上敌人长时间对根据地的“搜剿”、“血洗”和摧残,红军的粮食供应和武器装备越来越困,减员越来越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右江特委和红21 师党委于1932 4 月,调派右江特委常委、21 师副师长黄松坚带领一批干部到右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由黄松坚任书记,同时,调派东兰县委书记、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壮族)带领一批干部到黔桂边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边委书记和边革委主席,领导黔滇桂边一带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2 l0月初,新桂系“围剿”和搜捕韦拔群、陈洪涛。韦拔群和陈洪涛在严重形势下正准备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不幸,韦拔群于10 19 日被叛徒杀害于东兰。同年12 9 日,陈洪涛也不幸被浦,22日牺牲于百色。随着这两位领导人的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反动派的血洗。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在祖国南疆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策应和配合了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同样有极大的意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壮、汉、瑶族人民和红七军、红八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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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2:02:00 |只看该作者

第三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以壮族人民为主体的右江地区,长期处于落后、贫穷的状态。“土纱家机布,瓦盏茶油灯,比比皆是。唯地主与佃人关系,则比之他处而更不平。”封建地主豪绅,霸占着绝大部分的山林和土地,用“收租”的方法剥削农民,“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天灾水患 …… 的荒年,也不能丝毫短少!”“农民借贷多在每月月息三分以上,青黄不接之际,唯有借货谷花,每百斤大率须偿百五十斤至二百斤之谱.”“并且是利上加利的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老婆儿女每每要做还债的东西!借钱每每是谷价昂贵的时候,还债又是物价平易进,再加上高额利息,在三五月后借一要还三了。”

在历史上,右江地区长期实行封建土司制度。近代以来,虽然经过了改土归流,但仍保存有许多土司遗留的陋规。原来那些土官及其家族,摇身一变而成为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他们仗恃旧有的权力,除了对农民实行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还强使农民无偿提供各种劳役,缴纳各种额外礼物、税金,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一般每一佃户每年要为地主无偿服役15 天。每逢过年过节,或遇到地主家里婚丧喜庆,佃户还要给地主送钱、送土特产等礼物,给地主抬轿、送葬。地主“任意驱使人民,不遂,则诬指为匪,或嫁以种种罪名,送之衙署。”加上外资入侵和连年兵灾匪祸,盘踞在右江各地的残军和土匪司令、统领,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敲骨吸髓,“柴木猪狗,予取予携,每月每家又要担任什么邓捐韩捐(邓氏部队所需者为邓捐等),猪捐狗捐,简直弄到无法可以生活”。

百色起义后,中共红七军前委为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按照党的六大精神和红四军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根据地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其时间虽不长,运动开展尚未普遍和彻底,但在壮族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土地革命的步骤和做法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和试点阶段(1929 12 月至1930 4 月)。

1929 12 月,中国红军第七军一成立,立即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在政纲中明确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接着,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联名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里,号召右江各族人民“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也给各县发出有关开展土地革命的通令(政字第一号),指出“目前群众对土地解决之切望”,表示“本府负责督促各县,县督促各区,区督促各乡切实没收地主之土地”。各县苏维埃政府接到通令后,立即转发给各区、乡苏维埃政府。1929 12 18日《右江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目前主要的任务》一文中,把“深入土地革命——彻底的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交苏维埃政府,分配与农民,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由此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勇气”,作为百色起义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红七军政治部还专门编印《土地革命》小册子和散发《我们的主张》等传单,大力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当时,红七军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曾派出一批部队干部到各县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工作。各县县委也组织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如凤山县委于1930 2 月组织了6 个宣传队,在县委书记黄明春(黄松坚)带领下,分别到中区那禄乡、长里八达乡等地宣传。出发前,还印发了红色小册子,人手数册。这为分田分地作了舆论准备。但由于敌军于1930 2 月开始进犯和占领了右江沿岸各县城,红七军主力撤到东兰,凤山一带,故右江沿岸各县的土地革命工作被迫暂时中断。

1930 4 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到东兰县时,红七军主力正到外线的滇桂边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搞好土地革命,建设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立即深入到东兰县武篆区,与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同志一起,进行有关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时间长达2 个月之久。他们曾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以士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给学录讲课和编写《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介绍他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到的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做法、经验,培训了一批骨干。在邓小平的关怀、指导下,武篆、太平等区的土地运动首先开展起来。为了多方面探索经验,他们还选择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干部力量较强的东里屯(韦拔群家乡)试办了一个共耕社。邓小平等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反映,及时帮助解决办社和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当他们了解到春耕生产缺乏耕牛时,立即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给共耕社送去了12 头水牛。

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和摸索试点工作,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制订《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逐步铺开的阶段(1930 5 月至10 月)。

1930年5 月1 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结合右江地区的实际,正式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该条例对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土地分配原则等,都作了比较具体和明确的规定。接着,右江苏维埃政府于5 15日颁布了《共耕条例》。这两个条例成为当时右江地区进行土地革命的依据和准则。

这时,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奉蒋介石的委令,从梧州、桂平一带进攻桂系军队,驻扎在右江沿岸县城的桂军被调往前线。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决定利用粤桂混战的有利时机,从贵州回师右江地区,于同年六七月间,先后收复了百色、田州、平马等沿江县城。接着,红七军前委决定一边整训,一边全面铺开土地革命运动。在土地革命铺开前,红七军前委曾在平马镇举办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也亲自给学员讲课,介绍井冈山的经验和东兰、武篆的做法。训练班结束后,邓小平还深入向都、德保县等地了解、指导土地革命工作。1930 9 19 日发出的《前委通告》(第七号)中,根据恩隆、果德、思林等县土地革命中有些干部存在的犹豫、拖延或利用职权分好田等几种错误现象,提出如下4 点意见:“( 1 )审查过去分配之实际的状况,随时纠正一切错误。(2 )如发现某处分配土地不当,则应召集群众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必要时可举行重新分配。(3 )分配土地应以乡为单位,开乡苏维埃大会解决之。(4 )分配土地时应鼓动群众,提高其情绪,了解其意义,要有群众的行动。分配土地的各种方法,应向群众作详细的解释,根据群众大多数意见决定之。”

当时,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一般做法是:

(一)在“鼓动群众”、“了解其意义”的基础上,组织以贫农、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各乡普遍成立雇农工会,吸收最贫苦的农民参加,作为党和政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的依靠力量。

(二)普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成分。各乡苏维埃政府设土地委员,负责调查全乡土地和人口。调查土地的范围分为四类:( 1 )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 2 )自耕农的土地,( 3 )佃农领有的土地;( 4 )全乡公有的土地。“全乡的土地经过调查后,即由一土地委员分别编号签订”,接着,便依靠雇农工会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划分其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有些地方没有划分。

(三)销毁所有的旧土地契约和债务契据。对不愿交出契约或假交真留契约的地主豪绅,则按破坏土地革命罪论处。

(四)没收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并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清算斗争。

(五)以乡为单位,“按照全乡贫苦无土地的农民人数,由土地委员决定分配的标准”,然后召开全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般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进行平均分配。有的乡则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把抽出来的土地分给或补给贫雇农,最后,发给《土地使用证》。如奉议县仑圩篆虞乡共有人口380 多人,土地计有30.75 万斤产量,平均每人分得800 斤产量的土地。东兰县兰洒区孟乡每人平均分得1 2 升种子的土地(约合2 亩)。《土地使用证》中,写着姓名、分得土地的名称、地质、亩数、谷种数、出产量、至乡政府的距离、经手人签名盖章、填发证时间等。

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中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运动,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红七军成立后,政治部编印的《土地革命》宣传小册子中,就提出了土地革命总路线、总政策思想:“贫农雇农是乡村无产阶级,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常有降落为贫农雇农的危险,他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同盟者。”“富农的利益,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富农虽然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是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造成地主的希望,所以对土地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革命深入一层,他必定的要反革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资本家与地主分划不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工农的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是工农一致的要求…… 工人阶级一定以全力帮助土地革命的。”“士兵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势力。”1930 8 月,东兰县委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指示的第二个问题中也指出:“土地革命的总路线:(1)统一乡村反豪绅地主的战线,土地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地主阶级,应当先统一反豪绅地主的战线,使之阶级分化,以动摇豪绅地主政权。(2 )联合城市工人、贫农,以及士兵统一民主革命战线。”这一路线,基本上符合我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原则,也与1930 年毛泽东同志根据井冈山、兴国等地土地革命实践经验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精神是相一致的。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根据农村各阶级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及这种占有关系为基础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分别对农村各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凡将自己土地全部或一部分佃给农民,而以佃租制度来剥削农民者,皆谓之为地主阶级。”“凡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势力,剥削群众,压迫群众者,谓之豪绅阶级。”“凡农民:(甲)除了自给外,还有剩余者;(乙)非豪绅地主阶级之放高利贷者;(丙)自己土地较多,须雇雇农耕种者;(丁)还有一种将自己剩余财产埋藏,而在乡村中有个人之经济地位者。以上数种,皆谓之为富农,仍是站在剥削穷苦农民之地位。”“凡农民每年所得,仅能勉强自给,不剥削人,亦不被人剥削者,谓之中农。”“凡农民每年所得,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而必须为人作短工,借高利贷,或用其他方法以维持其困难生活者,谓之贫农。”“凡自己没有土地,亦未佃地主土地,而以帮助地主或富农种田者,谓雇农。”“凡在乡村不种田地,而专以其他职业维持其生活者.谓之乡村手工业者。”由于正确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成分,从而划清了农村阶级阵线,明确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和打击谁的问题,这对组成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人口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树立贫农、雇农优势,巩固一与中农的联盟,集中力量打击地主豪绅阶级,起了指导作用。

对待中间阶层政策的问题。在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过程中,注意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一般都没有抽动中农的土地。若“该乡土地数量多,佃贫所得土地超过中农时,中农仍有获得增加土地的权利。”当时,尚未发现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对待富农方面,在《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把富农列为自耕农范围之内,规定“原属自耕农之土地,其管理权为苏维埃政府,其使用权仍为原有土地之农民。”右江地区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时,一般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有些地方只没收其出租的部分。后来,因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把“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第二对象”,在“反富农斗争”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把富农当作地主或反革命看待,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又继续没收富农土地,并分给其坏田。1930 9 14 日,中共右江特委发出通告,指出:“‘凡是富农都杀都打倒’,结果必会引起中农(革命的巩固同盟军)的动摇。”不久,因红七军北上,来不及纠正这一错误。

三、土地革命的成果和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实行土地革命的乡村,由于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各族农民喜气洋洋,第一次享受到翻身解放的欢乐,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31 8 l 日邓拔奇写给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通讯中说:东兰、凤山两县“农民平均每人都分得了可供几个月米粮的土地,兼种些玉蜀黍、薯芋等杂粮就够一年的粮食。每家每年收获的谷米至少都已等于反动统治下的中农了。没有苛捐杂税的剥削、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种族地方性的界限,很久受汉人压迫欺凌的瑶民和住在石洞场里的最困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得到了同样肥美的土地。”尤其是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土改后,广大壮族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每天早出晚归,精耕细作,连望天田也犁2 次,耙2 次,耘3 次,还打树木叶子做基肥。当年6 月,遇到大旱,整整l 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与乡苏维埃政府商量后决定,军民一起挑水抗早。同时,还修了1 条几里长的水渠,结果,寒露还没到,谷桶就打响了。粮食按年龄分等级分配,13 岁以上每人分得穗谷800 斤,13 岁以下的分得200 500 斤,全屯留下12000 斤作为公粮。当时,东兰、凤山一带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土地都平分,不准谁偷懒,家家有谷收,人人心欢喜,粮食吃不完,团结更增产”。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壮族农民,更加热爱新生红色政权,热爱红军,踊跃参战,支援前线,使红军力量迅速扩大。“东、凤两县的农民群众已经真实地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生产上获得相当的改善了。因此,他们热烈拥护苏维埃,自愿加入红军为全国革命胜利而奋斗(1930 8 月统计东、凤两县农民加入红军的已有6000 余人)。”可以说,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是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分不开的。其主要经验是.

( 1 )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发挥当地各族贫苦农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壮族干部担任。在分配土地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民族大小,同样参加分配土地和财产。

( 2 )从右江地区实际出发,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搞一刀切和包办代替。如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根据各地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分耕分管,大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二是分耕共管,少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三是共耕共管,即成立共耕社,这只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个别乡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在试点时,强调“按实际情况进行” ,这说明当时对办共耕社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因为共耕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从分散的小农经济到农业集体化,这是一个任务十分艰巨、内容十分复杂的过程,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能立即操办从事的。

( 3 )认真培训土地革命骨干。红七军前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先后在东兰县武篆区和恩隆县平马镇举办了两期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县也举办了同样内容的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在土地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积聚和加强农村革命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加上后来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有相当部分乡村还来不及铺开,敌人便来进犯。一些分到土地的壮族农民,当年尚未收获,土地又被地主夺回去,土地革命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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