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研究概述
壮族系古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秦汉至唐代，其族称又多有变化，见载于史籍者有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伶等。壮人古来有自称，但很不统一，如布侬、布夷、布土、布泰、布曼、布沙、布雅衣、布僮等等，这与壮族支系多有密切关系。“僮”见载于史籍者始于宋。因此史学者多把宋以前史籍记载的百濮、百越、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等视为壮族的先民。汉文史籍的种种记述，虽说不上对壮族先民的研究，但作为今天我们研究壮族的历史渊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我国大一统国家
形成，中央王朝在岭南设立郡县治理，大量汉人南下“与越杂处”，壮汉族先民经济文化交往日渐密切，汉文古籍有关壮族先民的记载就更多了。今见传于世而著称者如汉代袁康、吴平之《越绝书》，司马迁的《史记》，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刘向的《说苑?善说?越人歌》，杨孚的《南州异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晋)裴渊的《广州记》，(晋)刘欣期的《交州记》，(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等隋唐五代时期(唐)王范的《交广二州记》，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孟琯的《岭南异物志》，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询的《岭表录异》，(南汉)《南汉刘氏兴亡录》等。
至北宋中叶，壮族首领侬智高起义被镇压以后，中原王朝在广西壮区普遍设立土官制度加强统治，大批文武官员及文人进入壮族地区，写了许多关于壮族地区的历史事件、风土人情、山川河泊、物产资源等论著，尤以元、明、清三代著述最多，内容更加广泛，如宋代郑樵《通志?南蛮上下》，李昉《太平御览?四夷部》，张田《广西会要》，乐史《太平寰宇记?南蛮三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罗大经《桂林记》，膝元发《征南录》;明代邝露《赤雅》，田汝成《炎徼纪闻》，欧大任《百越先贤志》,鄢棐《岭南诸夷志》，魏浚《广西土司志》，无名氏《粤西诸夷土司考》，吴文华《粤西疏稿》，马光《西粤梦游录》，羊复蠡《两广纪略》，郭应聘《西南纪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曹仁虎《续文献通考?广西土司一二》，钱元昌《粤西诸图记》，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陆柞蕃《粤西偶记》，张祥河《粤西笔述》，王考泳《岭西杂录》，朱椿《广西郡县地理图册》，吴绮《岭南风物记》，李调元《南越笔记》，王甲荣《徭侗僮苗述略》，汪森《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粤西诗载》，陆次云《峒溪纤志》，张维屏《桂游日记》施闰章《使广西记》，徐延旭《田阳纪事》等等。此外，还有专门论述岭南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社会概况、地理环境、民族风俗、物产资源等等著作。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岭南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情况。这些著述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壮族问题的专门研究，且出自封建统治者或封建文人之手，多受历史局限、民族偏见、阶级烙印之影响，立场观点自有偏颇，难免用了许多歪曲、诬蔑、谩骂，嘲讽之词。但是，他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壮族和岭南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依据。
回顾中外学者研究壮族大约已有一百年的历程，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研究壮族。
西方学者研究壮族间题始于19世纪末叶，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他们出于侵略的目的，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等问题，适应帝国主义利益需要，有些殖民机构的官员，有些传教的牧师，有些学者，先后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南方各省作调查研究。最早是英国人(1880年，阿?柯奎翁;1909年，亨?理?戴维斯)，然后是法国人(1897年，皮?勤?邦德里)，美国人(威?克?杜德)，他们从对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研究起，联系到中国的壮族、布依族，他们通过对泰国泰族及广西、广东云南文山壮族的实地调查，发现泰语与壮语的词汇基本或大部分相同，应该肯定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成绩.但遗憾的是，他们据此竟把壮族与泰国的泰族混同，并武断地说壮族就是泰族，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西方学者的这种泛泰观点曾影响了泰国、日本学者，有些学者曾发表文章，把居住在中国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称为东泰，居住泰国的泰族称为西泰.1925年，泰国共丕耶达玛銮拉查奴帕亲王(丹隆亲王)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授泰国历史，后将讲稿汇集成《暹罗古代史》一书出版，因此赢得“暹罗历史之父”桂冠。他说“泰人在佛历纪元以前，早已成为亚洲东部之一大民族。虽在今日，泰族除暹罗国以外，杂居别地亦多，中国沿边各省、东京、缅甸以至于印度边陲之亚山省皆有泰人，惟其名因地而殊，有呼为暹罗人者，有呼为老(佬)人者，有呼为长人者，有呼为巉人者，有呼为（挠）人者，有呼为黎人者......而照原名呼为泰。间亦有之，以上所列名虽各异，然其为泰族也则一’，这位亲王虽已认识到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惟其名因地各异"，但也与西方学者一样坚待“然其为泰族也则一"的观点。后来暹罗政府总理銮披汶利用学术上的泛泰主义妄图推行政治上的大泰族主义，他把语言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志，又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 1939年6月24日是暹罗国庆日，銮披汶把暹罗改为泰国，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泰族联邦”的主张，这个联邦包括我国操壮侗语族语言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侬等
民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民族;地域包括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越南北部，老挝全部，缅甸北部，印度的阿萨姆邦。这样，学术研究上的泛泰主义便演变为政治上的扩张主义，理所当然为我国和有关各国所反对，我国《大
公报》等报刊曾发表社评，抨击銮披汶的扩张主义，挫败其阴谋计划.
丹隆亲王在《暹罗古代史》中说:“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曰番，至于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佬、蛮等地之原因，实由于汉族开拓领土”丹隆亲王的这段论述，道出泰、壮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为泰壮民族渊源研究指出了方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贡献。但泰族的迁徙根源还应继续深入研究才是。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时代，中国人研究壮族
本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边陲的侵略，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应该肯定国民党政府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好事，如广西成立了“苗徭教育馆”、“广西省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专门从事苗瑶人才的培训。但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理论上一贯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说什么“中国只有宗教之分而没有民族之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中国所有民族都是汉族宗亲".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学说和主张，极力倡导大汉族主义，为其民族压迫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在实践上，它们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设治局”，成立“风俗改良委员会"，派出武装军警实行镇压，强迫少数民族改变服式和风俗习惯.这种强制民族同化政策，必然激起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边疆国土沦丧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包括对壮族的调查研究。1928年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同时登载钟敬文的《僮民考略》、石兆棠的《僮人调查》,192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丁文江《广西懂语的研究》,1931年《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登刊罗香林《古代越族考》,1934年12月《艺风》月刊载石兆棠的《柳州僮人片断的记述》等。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蕃(刘介)利用长期担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所长之机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历史文献，著有《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家庭、文化、交通等方面。可以说，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壮族最早的著作之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由于刘氏没有摆脱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此书仍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内容。
对壮族研究有大建树者首推徐松石，徐系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他撰写的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统》，这几本书有如下特点
一)他多次长期深入壮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把调查研究心得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二)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结合语言比较法、风俗比较法、考古学等来论证壮族的历史。阐明壮族乃是岭南土著民族，并论述壮族与古代百越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在考证上所用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一个，乃从地理而推测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地名研究比较法“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西南部分的研究确有特殊的价值”。(三)他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与历代统治阶级及封建文人对少数民族均好用“犭”字旁相反，在其著作中对壮、瑶、苗均用“亻”旁或“彳”旁，足见他对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观点与前人有别。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壮族人民诚挚、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他说“作者研究岭南古代史地愈深，愈觉得僮人文化悠久，历史绵远，民性优良，力量宏厚，而以前对于国家的贡献也极伟大。我不期然而自然的对僮族的同胞发生了一种爱慕的心”.“作者祖籍粤东新兴而分居梧郡，因为女性祖系的遗传藐躬有深浓的僮族血液流贯着，引为生平无上的荣耀.经过长期考察研究以后，在《泰族僮族粤族考》“僮族的优点”一节中，概括出壮族有八大优点，说“僮胞的隽秀”“值得我们欣欢".他预见“将来中华民族国防建设上，僮族健儿必将有惊天动地的贡献"，在那个时代，能如此正确对待和认识少数民族，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四)他发现了壮族与壮侗语族诸民族即傣、布依、侗、黎以及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有历史渊源关系。他的这一论断已为今天民族研究证实是正确的。数十年前有此论断，确非易事。〔五)徐松石在《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中把现代的壮族与泰国的泰族区分开，他说“无疑今日广西的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的亲属”既看到壮族与泰族的亲近，又看到了他们的区别，不再把两者混为“广义上的僮泰族”了。这无疑是对西方学者早就宣扬的泛泰族说的否定。但是，徐松石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在其著述中仍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既论证壮族为岭南土著，又说壮泰源出于古代的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既论证了壮为一个民族，又曾说“僮佬也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在后来著的《泰
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就不见提此观点了)。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族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看待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壮族被确认为一个少数民族，是统一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8年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给壮族开辟了新纪元。恢复了她应有的地位。随之，壮族研究也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壮族研究走上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一、对壮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历史、语言、习俗、现状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壮族的历史、语言、风俗和现状。广西分团副团长费孝通先生就其调查所得资料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他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资料探讨壮族的起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带民族偏见写出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壮族历史的论文。文中写道“壮族自称‘越伊人’，使我们联想到古代东南沿海的‘于越人’，广西的壮族可能就是这古代民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
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率队到广西调查壮族语言，为创造拼音壮文作准备.1954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经过数年的努力，1955年制定了拼音壮文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随后在壮区试行推广受到广大壮族人民的欢迎，从而结束了壮族无统一民族文字的时代
1953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派出人员，到龙州、平果、龙胜等县的壮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1954年写成长篇调查研究报告.
1956年，根据党中央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壮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参加调查的老一辈学者有杨成志、岑家梧、黄现藩、石钟健、汪明瑀、刘介、唐兆民等，经过5年的努力，分别写出大新、凌乐、宜山、环江、南丹、田东、东兰、天峨、那坡、西林、隆林、百色、都安、武鸣、上林、马山、上思等县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有数百万字，现已公开出版《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至第七册，为世人系统深入研究壮族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些调查报告侧重政治和经济基础，对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的调查较少。
198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1985年又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所录碑文绝大多数与壮族历史有关，史料价值极高.
1990年，广西民族研究所重点调查了壮族地区的龙胜、象州、昭平、忻城、环江、天峨、平果、崇左、龙州、靖西、那坡、钦州等县以及云南省文山、麻栗坡、马关、西畴等县的民族传统文化，填补了50年代社会调查的不足.
1991-1992年，根据国家民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布置，广西民族研究所等联合进行边疆民族经济调查，取得了丰富资料，写了调查研究报告，为国家实行沿边对外开放作准备。
二、壮族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的层次日益加深，研究的质量日益提高。
自建国至70年代这段时期，随着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拼音壮文的创制与推行，以及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壮族研究主要在壮族历史、壮语文、民间文学艺术等领域得到较大的开展，尤其在壮族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层次探索研究，产生了质量较高的成果。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较活跃，史学界知名学者曾就壮族历史诸问题专门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这无疑对推广和深化壮族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刘介在《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三篇论文:《略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及壮族的伟大贡献》、《再论壮族名称在历史上的衍化》、《为什么说壮族名称可能起源于庆远南丹》。刘氏疏通了壮族名称在历史上更迭的脉络，并谈到了与毗邻民族的历史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从考古、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壮族是两广的原始居民，改变了在《岭表纪蛮》一书中提出的壮族西来说的观点。
方国瑜教授撰《壮族—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发表于《云南日报》1957年7月5日)一文认为“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以现在的民族名称解说夜郎为布依族、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张以北的卧漏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近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随后，说“壮人是古越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
195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广西师范学院黄现藩教授编著的《广西壮族简史》一书，这是壮族学者写的第一部壮族历史书该书对广西壮族的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生活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都有简要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壮族起源自上古的百濮.
1958年为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诞生，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藏苏编写的《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一书，此书对壮族的称谓梳理得简明扼要，首次公布了各种不同的壮族自称，阐述了壮族社会发展的基础.
1958年，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着手搜集资料，研究、编写《壮族简史》，为了解决壮族史上的三大问题:一是族源问题，二是壮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1962年，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南宁召开了有各省学者参加的壮族史学术讨论会。1963年，全国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著名学者范文斓、翦伯赞、吴晗、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向达等出席了会议.这两次讨讨论会，就上述三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22年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在1978年由广西民委召开第三次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再次对上述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进行讨论，第一、第三个问题意见趋于一致;第二个间题，有三种观点，未能统一(详见下述)。《壮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上述诸问题的讨论成果，已基本上反映到该书中.这本书对壮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写得更清晰、观点更明朗、史料更丰富，是目前较好的一本壮族历史书.
1982年出版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撰写的《壮族历史人物传》，以人物为主干，论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壮族简史》的一个补充。
198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现藩的遗著《侬智高》，该书史料丰富，正面论述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正义性质。
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欧阳若修等合著的《壮族文学史》。
1988年黄现藩、黄增庆、张一民合著的《壮族通史》出版，史料比《壮族简史》更丰富。
1989年范宏贵、顾有识编的《壮族论稿》，袁少芬主编的《当代壮族探微》出版。
自80年代至今，随着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壮族研究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呈现出空前兴旺繁荣的景象.综观这一时期，发表了有关壮族历史的论文计200多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对过去探讨过的问题，加深了研究的层次。同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批新成果，出版了大批专著，可以归纳为以下十多个方面一)百越史、乌浒、俚人、僚人研究;(二)壮族图腾、风俗、婚俗研究;〔三)壮族文学研究;(四)左江流域崖壁画研究、铜鼓文化研究;(五)壮族原始宗教巫经的整理与研究;(六)壮族奴隶社会的研究;(七)壮族古代哲学思想研究;(八)壮族称谓出现的问题;(九)土官(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十)壮族历史人物研究;侬智高、瓦氏夫人抗倭等;(十一)壮族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十二)壮族各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壮族与太平天国、壮族与中法战争、壮族与辛亥革命、左右江革命运动;(十三)壮族与旧桂系军阀;(十四)壮族语言文字:古壮字的整理与研究、壮汉词汇研究、壮语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十五)壮族传统体育、舞蹈的整理与研究;(十六)壮族医药的整理与研究;(十七)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其中论述较深，影响较大的专著已流行中外，从而开创了壮族研究的新局面.
新中国建立以来，台湾学者对壮族历史的了解研究甚少。有的学者仍持旧有的观点，在有关壮族的著述中竟说“今日僮人早与汉人同化，所谓僮人，只是历史上的名词而已。”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段时期世界各国研究壮族的学者人数与成果较多者首推日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有日本学者藤本光1952年著《关于南宋的广马交易和西南诸国的状况》、《关于南宋的广马贸易和西南诸县的情况》、《横山寨考》、《关于广马和广监的关系》.1953年著《南宋广马考—关于其发端与结局》，还有河源正博1969年出版的《关于宋代羁糜州、洞的计口给田》日野三郎1970年出版的《唐代岭南的金银流通》，*田诚之1983年撰《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动向—重点考察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及1985年撰《明清时期壮族佃户化的考察》。在迁徙方面的研究有河源正博1955年撰《蛮酋的内徙》，环田诚之1985年撰《明代壮族的迁徙与生态—明清时期壮族史研究之一》。对唐代黄乾曜、宋代侬智高起兵的研究有河源正博1959年撰《侬智高叛乱与交趾》，小川博1965-1967年撰《宋代侬智高的事迹》、《关于侬智高叛乱的几个问题》.1963年撰《唐代西原蛮叛乱》、《华南少数民族史之一瞥》，谷口房男1983年撰《嘉靖海寇扫荡和瓦氏夫人》松本光太郎1989年撰《壮民族意识的“再生”—从“汉人"后裔到"壮族"》。在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有绫部恒雄著《泰族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把泰族划分为两支:西支佛教徒各泰族，东支非佛教徒各泰族，把我国的壮族、布依族，越南的侬族、土族都列为东支泰族。显然，他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20年代泛泰族观点的影响.另外有谷口房男撰《关于唐宋时期的“平蛮颂”华南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一个断面》。
越南与我国壮族地区相毗邻，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越南又有与壮族起源相同的岱族、侬族，因此对壮族研究也较注意。我国学者认为骆越是壮族、越南京族的先民，越南学者也认为骆越是越南京族的先民。在越南北部聚居的岱族、侬族有数百万人口，越南学者在论述岱族时说“岱族人与广西的壮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更相近，岱人和广西壮人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现今在越南的岱人和侬人与广西的壮人仍然把侬智高看成是本民族的领袖。”.该书在论述侬族时说“侬人的根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据初步了解，在谅山、高平、老街的一些地方，侬人移居到越南约七八代人至四五代人之间(大约300年左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有相当多的侬人逃到越南躲避清朝封建者的迫害，有的人家移居越南才三四代人。有许多还有亲属、亲戚在中国。侬人分为很多支，仍然带有中国故乡的名字.如万承侬，故乡在广西的万承州;州侬，故乡在龙州;崇善侬，故乡在祟善;英侬，故乡在龙英;雷侬，故乡在下雷;归侬，故乡在归顺”.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在从高平至芒街的越中边界两侧地方，虽已划入两国版图，但那里的居民都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岱人和侬人〔以前为壮人)”.总之，他们对岱人、侬人与广西壮人的渊源关系是明确的、一致的.但是，越南学者在壮族与泰族研究方面，仍有受西方学者影响的，往往也把壮族与泰族混为一谈，陶维英还说:“在大越和中国两国辽阔边界中的一个地段一一广源地区周围散布着泰族的一个支系部落，俗称侬人(中国方面)和土人(越南方面)”.越南民族学家吕文芦说“广义的泰是指泰大种族，包括所有讲泰语的各族，如在广西、广东、云南的壮人，在贵州的布侬人，在海南的黎人(中国)。泰国泰人，老挝人，在缅甸的掸人，在越南的岱人、侬人、泰人、热侬人、摆侬人、土佬人等等。狭义的泰，在越南范围内就是西北的泰人.”越南民族学家邓严万把泰族分为东西两支，壮族属东支，他说“根据现今的情况可以分为两支1)东支，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两广、贵州、湖南各省，越南北方和东北的各个集团。在中国南方包括壮、布依、侗、黎各集团，在越南包括岱、侬、热依、高栏—山子等集团.(2)西支，包括居住在中国云南省、越南西北地区和清义省山区的泰，在老挝、泰国、缅甸联邦和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各个集团”.陶维英、吕文芦、邓严万的以上观点与20年代美国传教士杜德著的《泰族》、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著的《泰族的社会与文化》观点完全一致。
三、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人员日益增多，逐渐成长，壮族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开展
自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以后，广西有关壮族研究机构亦先后建立。1955年，广西省(后改为自治区)博物馆首先成立，40年来，在古人类、石器文化、青铜文化、陶器文化、古墓葬等方面，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壮族渊源、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汉壮文化关系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56年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1963年建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30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壮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广西区语委壮文研究室成立，把壮族语文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在50年代建立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其中还特地建立了壮族研究室，把壮族研究摆在重要的地位上.随着各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的发展和增加，结合教学的需要,1978年和1980年，广西民族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建立了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1985年，广西师范学院将教研室改成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增加了科研力量，出版了壮族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丛书。1979年，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室恢复。1984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地方及民族史研究所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所，广西区党校民族理论政策教研室，广西区艺术研究所亦相继建立。199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建立。至今，壮族研究已由原来的一个研究所扩展到高等院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各地的民族研究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1980年，广西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内分民族史、民族学、民族理论政策、民族语言等四个理事会。1984年，广西民族民俗学会、广西师范大学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会先后成立，后者引导学生把
课堂知识和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取得良好的效果。1985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会成立的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会和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也先后建立。1985年至1988年，柳州地区、柳州市、河池地区、百色地区、南宁地区民族研究会相继成立;1986年广西民俗学会、广西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1991年，广西壮学研究会成立。参加学会的成员，有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和学生，还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民族工作者，各种学会会员总人数达千余人，大多数人员研究的课题都与壮族有关。研究人员的业务和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获得高中级职称的已达百余人，新的年轻一代民族研究工作者正在成长，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壮族研究将更加深入发展，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
壮族与东南亚各国的壮侗语诸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受到有关国家学者的重视。早在1958年和1975年，越南的民族识别调查代表团和古文字考察代表团先后访问我国，与广西有关壮族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外国学者来华访问考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80年代有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访问广西，进行了“壮族灰姑娘”故事的交流;日本白鸟芳郎和君岛九子教授到广西进行民族文化考察;泰中友协教育委员会巴博?威猜团长率领20人的代表团访问广西，了解壮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情况;新西兰《南华早报》专题记者访问广西，在该报上发表了有关壮族社会历史和现状的长篇报道，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了壮族;墨西哥总统顾问迪纳斯先生和总统特遣代表达维小姐先后访问广西，了解广西民族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情况;老挝学者乌拉万，泰国作家代表团，泰国孔敬大学副校长施立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巴妮博士等人及泰国艺术大学巴色、马哈教授等先后访问广西，进行民族考察、学术交流.
9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壮侗语诸民族的学者专家到广西来考察了解壮族者更加频繁。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威叻?讪差逢猜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广西，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签订了“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合同议定书;日本东洋文化大学谷口房男教授访问广西，就壮族土司制度问题进行交流研究;泰国艺术大学副校长玛妮萍?威格兰率领代表团考察广西壮族;日本学习院大学诹访春雄教授到广西东兰考察研究壮族蚂拐节活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的松本光太郎，口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琢田诚之多次来广西考察、研究壮族;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闭曰等教授和范光欢访问广西，就广西壮族研究和越南岱、侬族研究互通情况;泰国艺术大学董事长荃波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间广西就“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交换情况.
同时，广西有关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亦先后组织壮泰族研究人员出国访问考察。8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清迈山民研究院进行考察访问。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张声震率领广西民族文化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孔敬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余达佳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术大学正式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议定书。广西民族研究学会顾问梁彬率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就“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进行情况交换了意见。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率领代表团访问考察泰国，并与泰国艺术大学的专家教授就壮泰研究心得开展了学术交流。此外，有些学者还参加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学术代表团和民族语文学术代表团，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学术考察访问，有些还参加了有关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总之，现在可以说，壮族研究已越来越为外国学者所关注，壮族研究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9 12:59:00编辑过]
发表于 2010-12-26 1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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