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史前社会及文化艺术
从目前已发现的众多的人类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存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可知，瓯骆地区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在原始社会里，壮族先民制作和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器，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联合力量，才能猎取和战胜野兽，战胜自然，获得生存。如果没有这种集体的联合与协作，单个人独立活动不是被野兽吞噬，也会由于伤病或种种原因找不到食物而饿死。在旧石器时代，瓯骆地区的原始人类基本上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因为瓯骆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江河横流，植被茂盛，各种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非常适于原始人类居住和生活。人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获取日常生活需要的食物，维持自身的生存。当然，最初时原始人依靠自己的双手，运用最原始的工具，向大自然索取食物，采集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和菌类来维持生活，有时还猎捕一些动物，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们逐步学会了用石块、兽骨制成矛、梭镖、弓箭、鱼叉等捕捉各种动物和鱼类。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人们的组织程度也逐步提高，懂得依靠集体的力量，使用经过改进的生产工具，就可以猎捕数量较多的各种动物。在瓯骆地区的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里，不仅发现有个体较小的豪猪、猴、鼠、鸟、鱼、鹿等动物的骨骸，而且还发现许多大型凶猛的动物骨骸，包括象、犀牛、野猪、鹿、牛、貘、虎等，表明他们是用集体的力量才能捕获的。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地区的原始人类的狩猎能力已有了较大提高，渔猎开始成为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捕获物构成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进入新石器时代，壮族地区的原始先民还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饲养业和原始农业。这是人类社会生产从主要以索取现成的自然物，发展到主要由人们来生产物质资料的开始。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家畜的伺养和农业生产尚处在原始的初创阶段，人们的生活主要仍是以狩猎捕鱼捉螺捞蚌来维持，其收获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因而其食物只能实行平均分配。这就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必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生产工具、住房、土地、牲畜、森林、河流等均为氏族集体所共有。
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近、现代的壮族社会中，还可以看到它的残余形态。如直到解放前，许多壮族乡村中还保留有集体共有的山林、坟地、水田（蒸尝田）、池塘、庙宇、祠堂、戏台。
由于原始时代生产力的低下、生产方式的原始和生产工具的简陋，其生产效率还很低，收获也不稳定，这就需要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劳动，才能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勉强维持生活。原始人类的共同劳动是以简单协作的形式进行的，就是许多人共同进行同一种生产劳动，以完成单个人不能完成的工作。如要捕获一头犀牛、野牛或鹿，没有多人的共同围捕是难以完成的。后来，原始人在共同劳动中，逐渐出现了自然分工，即按性别和年龄的简单分工。一般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担负着狩猎、捕鱼和开垦土地的劳动。他们成群地拿着棍棒、鱼叉、石刀、石斧、石矛、弓箭等工具，在山林里追捕野兽，在湖河中捕捞鱼类，在荒坡上砍伐树木；每当与其他氏族集团发生冲突时，他们还负责保卫集体财产和本氏族成员的安全。妇女主要采集野生的果实，掘取植物的根茎、摸捡浅水里的螺蛳，同时还要管理家务，为大家烧煮食物，缝制衣服，抚育孩子和照料老弱病残。妇女们担负着十分繁重的社会任务，对整个社会起着重大的作用。老人经验丰富，会制造生产工具，传授生产劳动经验和照管幼童。小孩们则参加一些辅助性劳动。桂林甑皮岩遗址内侧发现的成堆石料和石器半成品，很可能是老年人留守洞里兼制作石器所遗留下来的。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收获不稳定，人们须各尽所能，共同劳功，平均分配，才能生存。因而，原始人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即使是氏族首领，也是义务性的，并不享有特权。瓯骆地区贝丘遗址发现的墓葬，其葬式和随葬品没有悬殊差别，正是反映了当时劳动产品平均分配，没有财产占有不均和人人平等的社会面貌。这种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制度，至今在壮族民间一些生产活动中仍可窥见其遗风。例如壮民们秋收后上山打猎，谁发现了大野兽，众猎手与猎狗便一同围追堵截。当野兽被击毙或捕获后，凡到场者都可以分到一份兽肉，包括发现和追捕野兽的猎狗，谓之“见者有份”，只是击毙野兽的猎手可多得一份。壮族中残存的村老制度和“打背工”（即农忙时互相帮助）形式，亦是原始氏族或部落制度的遗俗。
从横县西津遗址、钦州独料遗址和扶绥中东大石铲遗址发现的陶制的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石祖、男性生殖器以及桂林甑皮岩和西津贝丘遗址发现的母子合葬墓可知，瓯骆地区的原始社会也经历了母系氏族制和父系氏族制社会发展阶段。
瓯骆地区的原始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岭南这块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土地上，与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不断开拓进取，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先民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双手推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壮族历史上最早的文化艺术。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先民们逐步积累了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已懂得按照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有意识地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百色盆地右江沿岸发现的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打制石器，即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自197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右江两岸的岭坡上发现了70多处打制石器地点，采集和发掘出数以千计的打制石器。先民们已懂得根据渔猎生产的实际需要，选择形体适中、便于打击的砾石制成各种工具，而每种工具又按照生产的要求，制成不同的形制。例如砍砸器，有的似手斧状，器身椭圆，一端单向打击成扁薄的利刃；有的呈盘状，器身厚重，周边一面加工，锋部秃钝：有的呈多棱形，或为三角形；磨光石器的制作更是形式多样。凡此说明，人们的思想对生产劳动中的客观需要作出符合实际的反映。
在生产劳动中，先民们还根据对自然界某种因果关系的初浅认识，发展了家畜饲养业和原始农业。他们根据野生的猪、狗、牛、羊等各种动物不同的生长和生活习性，把它们饲养成家畜。与此同时，先民们还根据对于当地气候、土壤、植物种子等相互关联的肤浅认识，先是移植野生植物，而后发展到栽培谷物。经过不断的观察、摸索、试种，逐步发展到能种植多种农作物。总之，先民们对待客观世界的现实态度，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起着促进人们战胜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积极作用。
瓯骆地区的原始居民生活在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的氏族部落之中，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同氏族、部落联系在一起。若脱离了集体，单个人是难以生存的。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形成私有观念，没有个人主义，有的是互助、团结和维护集体利益的思想和习惯。他们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始终无条件地服从氏族、部落集体生活的需要。氏族成员生前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因而也认为死后仍是集体的一员，所以死者都毫不例外地被埋葬在本氏族的墓地里，即使是死于他处，以后也要移骨埋葬于同一墓地里。瓯骆地区各贝丘遗址中的墓葬及其中的二次葬，就是当时的氏族丧葬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相适应。这种限于氏族、部落范围的集体思想，起着维护原始公社氏族制度的重大作用。但它又是很狭隘的，没有超出氏族或部落的范围。由于利害关系，他们往往把别的氏族部落视为敌人，所以氏族或部落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和战争。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生产力水平都很低下，其思想要正确地反映客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们虽然有对待客观世界的现实态度，但遇到许多不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时，必然产生对客观世界歪曲的、不正确的反映，唯心主义思想便由此而产生。例如，先民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和身体内部器官的作用，所以对于梦中出现的景象不可能理解。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以为人不仅有身体，而且还有一个不同于身体的灵魂的观念，灵魂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人的感觉、思想都是受灵魂支配，而当身体入睡或残废时，灵魂就离开身体继续活动，“灵魂不灭”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原始人从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出发，推衍出自然界中凡是有生命乃至无生命之物，也都各有其灵魂，而且可以离开其载体活动，于是形成了“万物有灵”观念。各贝丘遗址的墓葬及其所流行的屈肢蹲葬、用石子围成墓圹、火烧墓坑以及用石块、石器、蚌器或骨器随葬的习俗，既是壮族先民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也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具体体现。先民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和生前一样继续生产和生活，因而应依俗而葬，以慰藉亡灵，祈求庇护。
先民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也不能正确理解。他们看到天地日月、山川河流、雷电风雨、飞禽走兽等等自然现象，既给人带来生存之利，又常常给人严重威胁乃至祸害，因而产生了一种恐惧和神秘感，以为自然现象和人一样，是有意识的，并受着一种具有人格和意识的超自然力量所支配，作用于人类。为了求福禳灾，趋利祛祸，人们对之产生敬媚、崇拜的心理，进而出现祭祀祈求仪式，以达到逢凶化吉之目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由此而形成，“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直到现在，壮族民间还保留着对太阳、月亮、土地、雷神、水神、树神等自然物的崇拜。
先民们长期的劳动实践和集体生活，不断地给他们以新的感受，也不断向他们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原始的文化艺术，就像种子一样，在先民生活的沃土里破土而出。经过人们的辛勤与智慧的培育，茁壮成长，成为鼓舞原始人的斗志和渲泄情感，寄托愿望、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或形式，它反映了原始人类智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许多文化与艺术门类（包括神话、宗教、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文字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形成或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是原始氏族或部落组织的确立和日臻成熟、组织制度日趋严密的时期，人们的一切活动乃至心理素质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氏族或部落的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说明，一切文明的伟大成就，无不建立在有组织的社会文化活动及生产分工的基础之上。而新石器文化的历史作用正在于使原始人类逐步适应较大规模的社会生活的约束性要求，这就为后来文明种子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准备了有机的土壤，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壮族地区原始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如此。
一、神话
神话是壮族原始文学成就的代表，是古代先民智慧发展的产物。从壮族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如创世神话《布洛陀》、《布伯》，开天辟地的神话《盘古》、《姆六甲》，解释和探索大自然奥秘以及与大自然做斗争的神话《太阳、月亮和星星》、《保洛陀》、《妈勒访天边》、《特康射太阳》、《水珠》、《杀蟒歌》、《岑逊王》等等，都可以看到原始神话的内核，反映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朴素理解，表现了人们幼稚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幻想。民间文学家将这时期的原始文学称为“布洛陀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人们创作的神话，给后世壮族人民以强大的思想影响，鼓舞着人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勇气，并且对后代壮族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二、舞蹈
舞蹈是壮族原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沧海桑田，岁月流逝，我们已无法知道其原始舞蹈的真实风貌，但从舞蹈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新石器时代无疑是壮族地区原始舞蹈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原始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媚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渲泄情感。尽管舞蹈的动作还很简单粗犷，原始古朴、规模宏大的左江崖壁画上那一组组动作规范、粗犷豪放、造型生动的舞蹈形象，就是壮族原始舞蹈的生动反映。这些崖壁画虽然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骆越人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时以集体舞蹈媚神娱人的景象，但其艺术的积淀早在战国以前已产生，是骆越先民舞蹈艺术的集中表现。
三、绘画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壮族地区的绘画艺术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是刻划于陶器上的各种纹饰图案。早期的纹饰线条杂乱无章，后来逐渐出现有规则的各种线条，并由各种不同的线条构成水波纹、几何形纹、圆圈纹、云雷纹、三角纹、叶脉纹等等，其图案也由单一的线条发展到多种线条、多种花纹相组合。线条的娴熟运用，为后来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形象生动、构图规范、内涵丰富的左江崖壁画艺术，同样是原始的绘画艺术及其审美观念积淀的结果。
四、雕塑
壮族地区的雕塑艺术，同样发端于新石器时代。目前所见的载体主要为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的制作过程，包含着泥塑艺术的因素。原始先民在制作陶器前，首先要选择质地细腻，可塑性强的粘土为原料，为防止其干裂，人们还懂得在陶土里掺和石英砂、草杆、蚌壳粉等耐火材料，经反复搓揉，捏成条状，然后以“泥条盘筑法”制成各种形状的器皿，器坯制成后，将里外抹平，表面饰以花纹。其或敞或直或敛的器口，圆形的器腹，或平或圆的器底，厚薄匀称的胎壁，无不需要造型与形塑的艺术手法才能完成。因而，泥塑艺术应由此而萌芽或产生，其影响自然也是深远的。石器的制作也是如此。特别是壮族地区别具特色的大石铲，与其说是一种石制工具，不如说是一种造型优美、工艺精致的艺术品。从石铲的选料、切割到琢磨，其对称和富有曲线的线条，独特多变的优美造型，没有艺术的匠心是难以完成的。这是原始先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与改进的结果，是他们审美情趣升华的体现。无论是陶器、石器乃至骨器的制作，原始先民们虽然主要注重于其实用性，但随着人们审关意识的升华，在考虑其实用性的基础上，开始自觉地追求其造型的完美性，使之受到美的规律的制约，将艺术的因素融入各种创作之中，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实用性与艺术美的有机结合，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如人们用石头、兽骨、贝壳等制成的环、笄、珠，坠等装饰品，随身佩带，表现了先民们对于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的刻意追求。诚然，原始人寓艺术创作于生产与生活之中，其质态是朴素粗稚的，其形式也是简单和含蓄的，并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它们毕竟开辟了壮族早期艺术的先声，对后来壮族艺术的发展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28 20:04:00编辑过]
发表于 2010-12-26 14:2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