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土司的军事制度
土司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农奴制度。土兵依附于土官农奴主，是耕种役田而服兵役的农奴．
土司的土兵，渊源于壮族先民的部落时代。秦、汉时期，西瓯、骆越部落时有反抗，西瓯君、骆侯、骆将是部落的军事首领。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土地、人口而发生战争，史称“瓯骆相攻”。这些军事活动必须要有武装，是土兵的原始阶段。隋、唐羁糜时代，俚、僚处干溪峒，俚帅、僚帅、峒主都拥有士兵。隋朝开皇（581 一600 年）末年，桂州俚帅李光仕举兵反扰，峒主莫崇响应其中，王朝派何稠率军征讨，“峒主莫崇解兵降款”。莫崇之兵属于土兵。唐朝咸通二年（861 年），南诏围攻邕州，邕州经略使段文楚，就地召募土军以代官军戍守。由此可知，土兵来源之久远．宋代土司制度之初，凰州、宜州、融州、钦州等地，土丁、壮丁、峒丁、保丁、寨丁等土兵很多，由土官土酋率领，王朝派人组织训练，赖以防守。俚僚之户，或五丁抽一，或三丁抽一，组成土丁、壮丁、保丁等军。嘉佑七年（1062 年）“凡得三万九干八百人，分队伍行阵”；治平二年（2065 年）, “集左、右江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将… … 响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熙宁六年（1073 年）广西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大观二年( 1108 年）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已令张庄依左、右江例相度闻奏。”
广南西路土兵少时三、四万，多时十几万，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范成大云：“田计口给民”，“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峒丁。”这种峒丁，“旧一州多不过五六百人，今有以千计者。元丰中（1078 一1085 年）尝籍其数十余万。” 宋朝在广南西路环绕溪峒置许多寨，如静江府的桑江寨，融州的融州寨、武阳寨，宜州的高峰寨、带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镇宁寨，邕州的横山寨、温润寨、太平寨、永平寨、古万寨，钦州的如昔寨、抵掉寨等。寨有寨丁。诸寨之戍，“或用官军，或峒丁、或寨丁、寨官”, “诸寨回居于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又有保丁，户满“二丁者，以一为保丁”。保丁“隶于州县，而以保正统之”，与土丁一同教阅。
元朝广西之土军和撞（僮）兵。大德元年（1297 年）, “招收亡宋左右两江土军千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时大德二年（1298 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以撞（僮）兵屯田，为广西土司兵屯田之始。时“黄圣（胜）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响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十年，平大任峒贼黄德宁等，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为户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户，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户，那扶屯一千九户，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户，水口屯一干五百九十九户。续增藤州屯，二百八顷一十九亩。”共计屯田763 顷26 亩，屯户4690户以上，仅此数例，可知元代之土兵、撞（僮）兵之数也不少。
明代是土司的发展强盛时期，几占广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各土司拥有武装少者数百，多者过万，或称土兵，或称俍兵，给田使耕，称“兵田”、“俍田”，因田而役，是农奴性质。广西有多少土兵、俍兵，史无统计，但从历史文献的部分记载中尚可略知一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都督杨文在镇压龙州、奉议、南丹等处“叛蛮”时，“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 弘治十四年（1501 年）, “贵州贼妇米鲁作乱，提督王轼调接（泗城土官岑接）领土兵二万营于（？）布河”。一个大土司应调的土兵、俍兵就有二、三万，表明数量之多。成化元年（1465 年）明朝廷调遣韩雍镇压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乃以永顺（湖南永顺土司）及两江土兵十六万人，五路并进。” 永顺土兵数自然大大少于两江土兵。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巡抚殷正茂镇压古田壮族农民起义，调“土汉兵凡十四万人”，分七道进军，其中士兵占多数。隆庆六年（1572 年），明王朝镇压怀远瑶、苗、侗、壮各族人民起义，征永顺“勾刀手三千人，鸟铣手五千人、狼兵十万人”，俍兵来自思明、东兰、南丹、那地、泗城、归顺、江州、龙英、龙州、忠州、武靖、上林、下石西、永顺（长官司）、上映、下雷、湖润、镇安、思恩、迁隆、安隆等土司。编修丘睿总括说：广西“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明代土兵、俍兵能艰苦耐劳，晓勇善战，数量众多，故王朝无论是镇压农民起义还是抵御外侮，往往依仗土兵、俍兵。清朝时，壮族土司虽大部分已改流，但土兵、俍兵依然存在，桂林府属永宁州、梧州府之岑溪、浔州府的桂平、贵县，南宁府的横州、永淳，郁林直隶州的北流、陆川、兴业县，广东属的罗旁、怀集等地，仍有土司土兵、俍兵驻守。但土司地方的防御已逐步为绿营兵所代替，土兵、俍兵数量减少，力量大为削弱，这与改土归流过程中土司的势力衰落相联系。
宋代的土丁、壮丁、保丁、峒丁、寨丁，明、清时期的土兵、俍兵都是耕种役田服兵役的农奴。宋代溪峒之民计口给田，而强壮可用者，教以武技，谓之“田子甲”，又曰“马前牌”，是耕田之甲土也，总称为峒丁。这类耕种役田的峒丁，要为土官土酋耕作，提供水陆产品，出征打仗，“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作为土酋的兵卫，但“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 他们是完全依附土官农奴主的农奴。明代的土兵、俍兵，也是耕种兵田、俍田，世代服兵役的农奴。土兵“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故曰目兵；又以其多俍人，亦曰俍兵。” 这些土兵、目兵、俍兵隶于土官、土酋，平时在土司境内耕种兵田、俍田、一年定期训阅，免纳赋税。如果奉调外地防守，不给愉律，给田耕种，且耕且守，故又称为“耕兵”。如府江昭平县，设上龙营、松柏营、秧家营、韦洞营、仙迥营等土司，共有耕兵2382 名，“耕兵给田耕守’，永淳县修德、武罗、南里三乡土兵428 名，称耕兵，“给田领种，纳粮免差，不给响” ，柳州府融县小源堡土兵31 名，“土兵各给田一十四亩六分零耕食” ；思恩军民府，守城目兵30 。名，“自裹粮食，不支晌，惟给花红犒赏。” 士兵、俍兵、目兵等隶于土官，给田耕种，专服兵役，服从王朝调遣，这充分说明他们是耕田服兵役的农奴。
土兵的武器和战术。宋代峒丁、壮丁，“劲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不顿。其械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牌（挡箭牌）、山弩、竹箭、光榔箭之属。”邕州之左、右江溪峒，宜州之南丹，山弩、药箭最为厉害。峒丁、土丁善于制造和使用山弩、药箭，官军闻而畏惧，“率皆奔溃”。因为“溪峒弩箭，皆有药。。。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药。” 此外，蛮刀也是重要武器，左、右江溪峒所出者又称“峒刀”，“以冻州所作为佳”，一鞘中藏二刃，一大一小，大刀可赠人，小刀不与人，盖“忽遇药箭，急以刀切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与人。” 又有“蛮甲胃”（盾牌）, 以皮所作，南丹州及邕州左、右江溪峒，使用甲盾最多。这些桶子甲、弩箭、蛮刀、长枪、手标、甲胄等传统作战武器，至明、清时，土兵、俍兵用而不废。宋代土兵受武技训练，教以阵法，有较严格的组织，设级职，有都头、指挥使、都指挥，以土酋担任之。作战时“彼此布阵，各张两翼，以相包裹，人多翼长者胜，无他奇。”而到明代，土兵、俍兵，不仅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术。如东兰、那地、南丹三土司俍兵，善以少击众，“其部署之法．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 作战时“凡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若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者即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若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走者斩，言恐众者斩，敌人冲而乱者斩，敌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田州土司之兵法，亦很奇异：“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之精绝也”。如此严密之组织，严酷的法令，奇特的战术，协同作战的勇敢精神，是壮族土司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与特点。
土兵的作用。宋时土丁、峒丁，无不习战，标、枪、刀、弩、箭、牌等武器，用之甚精，故强武可用。明代之土司俍兵，更是“鹜悍，天下称最”，不仅艰苦耐劳、勇敢善战，而且人数众多，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其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讨蛮”。即镇压各族农民起义。是“以夷治夷”的恶毒手段，这类历史事件很多。如明成化年间（1465 一1487 年），韩雍镇压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乃以永顺及两江土兵十六万人，五路并进… … 生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干三百余级。”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都御史张岳、总兵陈圭，“调汉、土兵七万，分三哨并进”，镇压柳州马平县农民起义，“前后俘斩四千余级”。隆庆（1567 一1572 年）初年，巡抚殷正茂镇压府江壮族人民起义，“征汉土官兵六万”水陆进攻，“几擒斩首从贼五千一百有奇，俘获四干余名口”。同时，又“征诸路土汉兵凡十四万人，分七路”进攻古田壮族农民起义，“凡擒斩首从贼七千三百有奇”。 隆庆六年（1572 年），巡抚殷正茂、大将军李锡，调湖南永顺“钩刀手三千人、鸟铳手五千人，狼兵十万人”，镇压怀远县瑶苗侗壮各族人民起义，有东兰、南丹、那地、泗城、归顺、思恩、江州、龙英、龙州、忠州、武靖、上林、下石西、永顺长官司、上映、下雷、湖润、镇安、思恩、迁隆、安隆等土司的土兵、俍兵。殷正茂在镇压古田壮族农民起义的同时，又调田州、那地、下雷、安定、江州、龙英、归顺、迁龙、泗城、东兰、镇定、思恩、万承、上林、上映、都康、白山、那马、永顺、忠州、兴隆、思明、南丹、忻城、湖润、下旺、古零、向武、罗阳、安隆、旧城、武靖、归德、果化、都阳、定罗等36 个土司土兵俍兵，镇压八寨壮族农民起义，“斩首捕掳凡一万六干九百有奇”。 此外，土兵、俍兵还应征镇压广东罗旁、海南、江西、贵州等省的瑶、黎、汉等各族农民起义。土兵和俍兵成为镇压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工具。
各个土司之间为争夺地方的统治权，互相争战，也使用土兵、俍兵、因此它又成为土司争霸地方的工具。
守境土。宋时，宜州诸“蛮”屡次“寇边”。王朝即以天河、思恩、河池、忻城等州县土兵番守各地要寨，如元丰六年（1083 年）, “宜州土丁七干余人，缓急可用。” 邕、钦二州溪峒，接邻交趾，壮丁、土丁10 余万，“自广以西，赖以防守，” 元时以融、庆之撞（僮）丁于上浪、忠州等地屯田，守境土。明代各土司各有土兵、俍兵，一是保土司本土，二是应调守土。洪武初，左、右江土官归附，太祖遣使诏曰：“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 宣德年间（1426 一1435 年），征古田、怀远，设万石、宜良、丹阳土巡检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弘治九年（1469 年），平乐府之昭平堡，总督邓廷项“令上林土知县黄琼、归德土知州黄通各选子弟一人，领士兵各千人，往驻其地。” 万历初，立八寨长官司，“以兵八千人属黄旸为长官、黄昌、韦富皆给冠带为土舍，亦各引兵二百守焉。” 桂林、梧州等省城和重要城镇，均由土司调兵更戍。据《 殿粤要纂》 记载：万历年间“戍省（桂林）狼兵一千八百名” ，梧州“戍守大教场各土州峒县目兵三千名”， 其他如浔州、平乐、南宁、柳州等府属要地，都有土司的土兵、目兵、俍兵屯田防守。平乐府属之昭平县，在壮族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明王朝在这里设立4 个土巡检司，以土目土舍领兵防守，领耕田数多达53390 余亩。 在广东的罗旁地区，直到清初都还有俍兵戍守。大量土兵、俍兵或替代，或配合官军戍守地方，目的是御防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
但由于大量土兵俍兵在东部壮汉族杂居地区屯田，且耕且守，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与发展。
抗交趾、倭寇外侵。宋、明以来，交趾统治者屡次入侵我国南疆，掳人口、财物，我国边疆受到严重威胁。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 年），交趾派兵攻破我归顺、下雷土司地，田州土官岑（？）仁、向武土官黄绍纶，率领土兵、俍兵击退侵略者，保卫了祖国的边疆。明初以来，倭寇不断侵犯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田州土官妇瓦氏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以花甲之年，与曾孙岑大寿、岑大禄一道，率领田州、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地州土兵、俍兵7000 余人，开赴江浙地区，与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和明朝官兵一起抗倭。次年四月间，在王江径和陆径坝大败倭寇。两次战役，歼敌2000 余人，毁敌船30 余艘，取得抗倭的大胜利。浙江巡抚胡宗宪云：“自王江径捷后，我兵始有生气… … 嘉兴杭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犯人也，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人斗志。贼亦自是稍顾忌，逆气狂谋，渐以亏肋，始可诱而图矣。” 对人民、对官军都是极大的鼓舞。故江浙人民赞扬曰：“花瓦家，能杀矮，腊而唤之有如蛇。’，。由于瓦氏俍兵抗倭，勇敢善战屡建奇功，“诏瓦氏二品夫人，及其曾孙大寿、大禄银币，余目兵令军门分别奖赏。” 土司土兵的征战活动，其纪律时好时坏，与其性质和王朝的政策相关。田州土官瓦氏率数千俍兵到东南沿海抗倭，“自备军粮”，缺少粮饷可知，但能“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 有严明之纪律。然而，土兵、俍兵征调频繁，所过之处，“掳掠一空”者不乏其例，故朝廷有时也不敢轻调土兵、俍兵，以免其害。土兵、俍兵纪律之坏，原因有三。一是土兵、俍兵是由耕“兵田”的农奴构成，长期征战于外，脱离生产和家室，而朝廷所给兵晌最低，不及官军之半。“中国之喜用俍兵者，不独以其勇也。汉兵行有安家行粮，而土兵止给行粮，省费一倍，每兵一日仅白金一分二厘耳”，而“土官喜于见调，兵人日米一升，计价目可一钱，俱为土官所得。” 这使土兵、俍兵为生活所迫而行掠。二是朝廷官吏的纵容，鼓励抢劫。为鼓励土兵、俍兵作战，“所调各处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赏。俾其各认地方，从所径便。自抵贼巢，所得财物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许抽分科索。及所俘获贼属，许得便卖，则人自为战，勇气百倍矣。” 朝廷官吏如此鼓励土官土兵掠夺，军纪自然无有不坏者。三是土官农奴制本身的落后性。土官是农奴主，其本质上是掠夺的。通过征战，是其掠夺农奴、财物，增加财富的机会。加之朝廷官吏之鼓励或管束不严，土官土兵征战中进行掠夺则很难避免。
土司之军事制度，是农奴制的一部分。其土兵耕田服兵役，亦农亦兵。土兵隶属于土官，供王朝征调，保疆守土，抗御外侵，镇压各族农民反抗，其作用有两面性。而艰苦耐劳，骁勇悍鹜，训练和战术别具一格，故而能以少胜多，则是土司军事制度的一大特色。
第六节
土司的司法制度
土司府州县，土官为正官，设流官佐贰协理和监督。土官处于最高地位，行使司法审判权。至清朝土司末期，一方面由于土官文化素质低，二方面为了削弱土司权力，推行承审制度，即土司州县的重大案件由附近的流官州县或上一级机关承审，或在土司州县设立“汉堂”，负责审理案件，剥夺土官的司法权。如忻城土县由宜山县承审，太平土州由左州承审等。
土司之司法制度，涉及如下一些内容。土官违法犯罪，自然不能由土官自行审理，而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法律规定进行审理。一般来说，土官内部互夺相残，或越境作乱，或征调不至，不期朝贡等等，都是犯罪，封建王朝都要加以整治。但是土司之设是为了“以夷治夷”，促使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具有特殊性，对土官犯法犯罪的处理较流官轻。早在唐代的羁糜州县时，“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就是说，各民族内部的犯法事件，按本民族的俗法处理。宋代，对于溪峒“蛮人”，由于“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之法绳治，姑羁糜之而已”。“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糜之道正在于此。” 对于“蛮人”内部杀人等重大案件，亦不以国法是问。如“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远俗，令勿问。” 元朝时，土官犯罪，虽依法处理，但“罚而不废”。对于“诸边隅镇守不严，他盗辄入境杀掠者，军官坐罪，民官不坐。”边隅民官即是土官。明代，“凡土官，选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土官犯法也是常事，受到法律惩治，或降职，或发配异地，或不许世袭，以至坐死，但实际上与流官犯罪相比，则较宽宥，“不可尽绳以法”。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 “归德州土官黄碧言．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既匿五县民，不供赋税，仍用故元印章。帝以不奉朝命，命左都督杨文相机讨之，既以荒远不问”；正统六年（1441 年）思恩府知府岑瑛“受属挟诈事觉，帝以土蛮宥不问，令法司移文戒之”。土官匿民、不供赋税和用故元印章，都是违抗朝命，算是犯了重罪，应该严惩，但朝廷却给予“姑宥之”和“不问”轻处。清代时土官犯罪亦有从轻处置的规定。“凡土官公罪应降三级以内调用者，降一级留任；应降五级以内调用者，降三级留任；应革职者，降四级留任。如有贪酷不法等罪，仍革职。遇降罚俸，各按品级计俸罚米，每俸银一两，罚米一石。”对土官犯法犯罪仍有从轻处置之例。清朝以后，由于改土归流的推行和土司势力的衰落，土官侵害土民而犯法者，土民可以控告土官之不法，一由上一级官府审理判定。
王朝对土司土官，只要他们按期纳贡赋和服从征调，表示对王朝的臣属，对其内部的事务一般是不加干涉的，土官对辖境之司法有自主权。土司没有统一的成文法，各地土司各自为政，自行审案。土官审判一是全凭自己的“意旨”，其意旨就是法律，随心所欲，属下无敢违抗；二是传统的“俗法”，即习惯法。但习惯法不等于土司法律。习惯法是原始部落时代以来形成的百姓共同遵守的法律，具有是非标准，由“头人”、“都老”组织执行，具有原始的民主性质，土官可以利用对其统治有利的部分加以使用。土官把意旨当“法律”无是非标准，惟靠暴力去实施。故土司法制以刑法为中心，威吓、严刑，是土司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以镇压农奴的反抗，达到维护土官统治、维护农奴制度为目的。土司的审判机关是土司衙门。土官既是政、军长官，又是审判官。土官公堂就是审判堂。除土官审判外，尚有流官“佐贰”（即师爷），协助土官审判和处理文案，在土官衙门中，土官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科），一般设总理、总诉、总目和管家四大总管和六房（科）总番，各行其责。其中兵房（科）和刑房（科）总番为执行拘捕、传讯和行刑之责，为土官审案之执行者。衙门管辖的各地方，或划分为哨，或为化，或为里、堡，设总哨、总化或里长、堡目，哨、化、里、堡之下或为甲、或为亭，设甲目、亭目。总哨、总化、里长、堡目、甲目、亭目，均为土官在各地的代俚人。民刑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宋代时“洞丁有争，各讼诸酋；酋不能决，若酋自争，则讼诸或提举；又不能决，讼诸邕管，次至帅司而止”。明、清时期，土司境内的民刑案件，先诉地甲目、亭目；不解决，控干总哨、总化、里长、堡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土官衙门，由土官主持诉讼、审判。但土民畏惧官府，不敢见官。所发生之纠纷案件，往往不诉于官，而诉于寨老、村老，按习惯法决断是非。寨老、村老不能决，始控于官。在控于官的过程中，受土目、土官的各种盘剥，无论是与非，胜与败，原告和被告无不倾家荡产，故不愿控于官。按诉讼之程序，土民呈具诉牒，先受“讼师”（写状纸之人）和甲目、亭目、总哨、总化、里长等的盘剥，所有差费及送礼各项，由诉讼者负担。在这过程中，差役的盘剥最为峻酷．他们“以此为专利，交结土劣，蒙蔽长官，气焰熏天，不可向逸”。他们既为“舌人”，“稍易其词，则鹿可以为马”，以此坑害投诉者，而“衙门豢养此辈，亦未给以丝毫工食，其生活所需，完全敲骨吸脂，取于众。”面对有资产之诉讼者，“瞋目厉色，造讼者门，不发一言，突以锁链怒掷于地，其响绝巨，鸡犬皆惊。蛮人相顾失色，所索无不承唉。” 据调查资料，在全茗、茗盈土司，土民“告状时，先用一笔钱请讼棍（写状纸的人）写呈文。逞文递到二爷（师爷）手上，又给递呈钱，数目二百钱至四百钱不等。审案时，尚有传票钱和铺堂钱，原告、被告两方都出三百六十文钱。。。审案后，不论输赢都要出一些审判钱，被关的人还要出开锁钱三吊或五吊不定。”“蛮区各县衙署，其陋规之名目亦最多，如铺堂、蜡烛、进笼、出笼、开锁、录供、板子、坐堂、烟茶等费，几于不可枚举，书役警吏，固然各得分肥；甚而至于老妈丫头，亦可染指。堂讯甫终，堂下纷詉即起，即此辈瓜分规费时也。婪索至此，真可谓无孔不入矣。” 名目繁多的各种勒索，故土民之纠纷、含冤，多不敢诉讼于官。
土官掌握着境内最高的审判权，审案时凭其意旨，任其所为，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刑制十分残酷。宋代土司之初，邕州左右江之峒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他们“日各以职供水陆水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也。日曛、酋醉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 明清时期，土司统治，“法极严酷，鞭答杀戮，其人死不敢有二心，所谓怯于私斗，勇于公战者”。 “土慢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沾刀银’，种种（？）削，无可告诉。” 文献记载的所谓土司法制，只不过是土官之意志和妄为而已。土官对于农奴在日常生活上尚有诸多戒律：“不准穿白色的服饰，不准穿绸缎洋布，不准穿长衫，不许打伞，不准骑马坐轿，结婚时不准扛旗、吹唢呐、打锣、坐轿，不准住砖房，不能与土官及官族对面讲话或同桌吃饭，不准在官族、商人面前坐凳，不准戴竹笠和提着烟筒上街，不准读书，更不准报考功名等等”，土官的这些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和威严的规定，变成了人人遵守的土官法规，虽无成文，但谁违犯了就要治谁之罪。安平土司末代土官李德普，见农奴黄辉廷穿白袜子，大骂黄“你知道你犯了罪吗？”黄因此而被拘留判罚5 贯钱之后才被放回家。 太平土州太平街刘凤元，在衙门当差收粮，土官怀疑其与官族妇女通奸，不问真假原由，审问时打得半死，然后系以石头沉河而死。土司之审判，如此而已。由于土司司法制度之原始残酷，凭土官意志所为，土民多不堪命，对土官进行控告，故从清代开始，王朝对土司的司法制度加以干预，土司境内发生的“命盗”之类的重大案件，改为流官州县承审制度。如向武土州由天保县承审，上映、下雷土州由归顺州承审，忻城土县、永定、永顺长官司由宜山县承审等。以至清末，在土州县设置“汉堂”, 审理土司境内案件。从而削弱了土司的审判权，这对改善土司的司法制度具有进步意义。
土司刑法。土司属农奴制社会，其种种刑法，是为镇压农奴反抗和巩固土官农奴主的统治服务，具有随意性。“土司于其民下，有罪固可以杀人，无罪亦可以杀人。而执行某种刑法，一视其怒气之程度而定。此呼天无语之蛮民，只有延颈待戮，默祝所受之死刑，得稍减其痛苦，即为幸已。”土司之刑法可分为体刑和罚款两大类，但体刑和罚款大都同时使用。
体刑。又有多种施刑方式，主要有：
坐牢。凡是土官拘捕、审判的犯人，都要处以坐牢。民国《雷平县志》 云：“土官时代，人民犯罪则拘之入牢。有黑牢、亮牢之分，黑牢腥臭异常，拘之数月必死。亮牢微见光亮，臭气较少。牢卒守犯积弊极深，有收押、洗手、看守、灯油、探监、松闸、解镣、除铐等费。倘所索不遂，虽罪较轻，亦受笞刑之苦”；安平土司之黑牢，“经常关押数十以至百余人。重犯关入黑牢，用粗笨的木枷锁住手脚。” 坐牢时间的长短，主要看犯人纳赎钱之多少和土官之态度，其次是犯罪之轻重而定。
吊打。为逼使被告招供，土官在审案时常用吊打的方法进行逼供，将被告双手捆绑吊于悬梁。再则是打屁股。西林县原是上林峒长官司，隶于泗城府，土官岑氏常用打屁股的方法对被判输者，打板数之多少，依罪行之轻重而定。
踩杠。亦是西林岑氏土官用刑之法。土官在审判逼供时，将一根长约丈余的粗圆木杠压在犯人的膝关节之后，两头用人踩杠，犯人疼痛难忍，被迫招供。
上冷板凳。将犯人身手捆绑，令坐告墙壁，双脚伸直，捆结两只脚拇指，然后在脚根不断加垫砖块，使犯人痛苦万分，逼其招供。
火烫。将烧红的铁块铁条烙在犯人身上，对不认罪者或犯重罪者，烙以至死。
死刑。死刑之法又有多种：斩首。“诸酋果于杀戮。每杀一人，止付二卒携持至野，掘一坑。集其亲知泣别，痛饮彻夜，乃斩其头，推坑中，复命吏使二卒勘之，乃许其家收葬”。淹死。安平土州土官李秉圭，对与他母亲争吵的村民阿三，拘捕后打坏脚踝，仍未解气，又将他装入猪笼中，投河淹死。饿死。太平土州土官对拒不认罪的犯人，不给吃饭，也不准其家属或亲属送饭，让其饿死。其他的死刑还有割颈死、勒死、枪毙、烧死等等，如“从前田州土官，常以人投虎圈饲虎”, “蛮民如不服从土司诉讼上之裁判，即将其人烧杀或活剔，或五牛分尸。” 其刑法之残酷可知。
罚款。是土官在办理诉讼过程中对犯人最常用的处罚手段。土官对财产贪得无厌，对大小案件无不勒索。无论对原告还是被告，有钱理长，无钱则理短，诉讼之输赢，全凭纳银之多寡而定，土官想如何罚就如何罚，而且往往罚款与用刑同时并行，以罚款赎罪。安平土官判罚款，多是打架、偷盗、婚姻等类案件。两人打架，土官以贿赂之多少判是非，以流血一方为有理，罚输方360钱，重伤者罚输方720 钱，出医药费，帮受伤者做农活，所罚之款不归赢家而归土官衙门。农民覃福偷蒙玉、蒙青家衣服，被追赶坠河而死。覃姓不服，告到土官处。土官不分是非，抓捕蒙氏兄弟入牢，重罚120 元光洋 。全茗土州营恩屯农民张德品，被诬偷竹民村农经荣的牛，农告到土官许有品处。土官不经查问，抓张来关审，罚款30 贯，打屁股50 大板。农奴如有违反土官之各项规定者，亦被认为犯法，处以捆绑和罚款，如安平土官出巡堪圩，见农奴黄某穿白袜子，黄即被罚款5 贯。土官李德普因农奴打得老虎没有及时送土官而遭到重罚。万承土州钦中屯赵文寿文章写得好，但按土官规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去做算命先生，收入不少。土官诬赖赵有偷盗行为，多次拘捕囚禁，每次罚10千至100 千钱。勿不辨是非曲直，案无巨细，动辄拘捕、罚款，为土司法制的一大特色。
土司之司法制度，是土官农奴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土官意志就是法律。故此有谚曰：“土官土皇帝，屙屁成定例”；土官审案，如“牛吃沟边草——两面啃．”对重大案件，采取“连坐法”，即一人犯案全族株连，村中一人犯案，如当事者潜逃，则株连全村。如安平土州如念屯黄方，邀集村人杀其仇人覃貌，潜逃后株连全村，按人耕地多少分派罚款，户少者12 元，多者22 元，4 个头人被捆绑，逼供。土官规定农奴交租纳贡和服役，不论天灾人祸，必须如期交纳，否则以“一年为欠，二年为抗”论处，“欠者要关，抗者杀．” 以此为法制，保障土官农奴主对广大农奴、农民的统治地位。不服判者，则没其家产。由于土司的司法制度极为严酷，动辄酷刑、罚款，百姓惧怕而不敢诉讼于官府，多求于“村老”、“寨老”调解，采用民间习惯法处理各种纠纷问题。清末民国初，随着土司制度的消亡，其司法制度也随之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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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