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通史》——僚人不可不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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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本世纪20 、30年代，左、右江壮族地区工农业基础还是很薄弱，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是广西有名的地瘠民贫地区之一。在右江，称得上比较大的企业只有那坡电力公司、百色日光电灯公司、恩隆县电灯米机厂等，总资本也不过10 多万元。至于“工业在左江方面，可以说没有，商业亦极衰落。”农业方面，耕作方法也很落后，粮食产量低，水稻平均亩产仅200 斤左右，比全省平均亩产低l/5 ，缺粮户占农户90％以上，工人、农民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正如邓小平1931 年4 月9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所说的“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 ，口用品极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斗争环境艰苦复杂、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为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供给，安定群众生活，军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在2 年多的时间里，非常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制定政策，以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供给，为巩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建立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军队中设立属司令部领导的经理处，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财政委员会。军队中的经理处负责协调、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筹措军饷，保障军队供给等。地方县以上财政委员会负责经费预算和决算，收取各种经费、捐借以及罚没款等。区、乡财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本区、本乡公有收入的财政，支配本级苏维埃政府的开支，管理没收得来的财产，征收本辖区内的统一累进税等。 （二）制定财政经济政策。红七军、红八军的实施政纲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 “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制定标准”, “没收反革命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等条款。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红军的实施政纲“誓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奋斗，于最短期间实现之”，并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制定了落实政策措施。 1 ．废除苛捐杂悦，实行工商统一累进税的政策。工商累进所得税的标准按资本额收1％到10 ％不等；农业税除征收单一税5％外，按累进税原则征收其剩余的40％至70%不等，直至特别征收。从长远看，累进税虽然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它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制度建立的标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人民负担，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2 ．打土豪筹饷和向群众筹集款项的政策。根据地创立初期，各项建设事业经费不足，土地又没有分配给农民，要农民承担经费开支非常困难，所以多数经费来源要靠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来解决。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土地法暂行条例》等文件都有对这条政策的执行进行说明。对豪绅地主与中、小地主，反革命分子，反动商人与一般商人严格区分政策界限，即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坚决全部没收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的予以处决；对中小地上和富农采取摊派的办法；对于勾结反动势力的大商人实行罚款，并收缴他们的武器；对一般商人则采取征悦的政策。向人民群众筹款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以有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有钱不出为原则。为此，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929 年12 月曾颁布了《合理负担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合理负担的内容及办法。 3 ．收取鸦片过境税的政策。左、右江地区是云南、贵州的烟土销往广东，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收取鸦片过境税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过境贩运鸦片的商人采取加重征税，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同时，又与贩运鸦片商人签订协议，要他们从外地转运日用品到根据地来（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长久的财政来源）。 4 ．没收地主豪绅土地与分配土地的政策。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范围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无条件地、坚决地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二是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及土地，但对富农如能遵守一切法令政纲的可以不没收其土地。三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与财产，如祠堂、庙宇等，必须坚决没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对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制定了标准，即：勾结一切苏维埃之敌（即一切反革命）或与之作侦探或在经济上帮助敌人者；阴谋企图倾覆苏维埃政权者；反抗苏维埃政府法令者；进行反苏维埃政府的小组织等。凡构成犯有以上一条者，均属被没收土地和财产之列。对被没收得来的土地和财产如何分配？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二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三是共耕。 （三）抓财政收入。为保证红军的供给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经费的开支，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取之于敌”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收缴国民党政府的财产。如张云逸利用他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和南宁警备司令的职务，掌管了南宁的金库和军械库。1929 年10 月，他率部进驻右江时，把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的一批资财运往右江，作为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的经费支出。张云逸进驻右江后，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和税务局长将各县库存的税款上缴到督办。此次征得税款几万银元。百色起义后，这笔经费成为红七军的财政收入。 2 ．收缴帝国主义非法占有的财物。红八军在龙州收缴了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内非法占有的财物15 万多元。后又在海关、教堂等收缴了4 万余元。 3 ．战场缴获。1930年4 月30 日，红七军在贵州榕江县城打了个大胜仗，缴获敌人资财l0万余元和武器一批，解决了部队经济困难和武器不足的问题。 4 ．打土豪筹款。这是根据地创建初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不仅能解决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供给，而且也有力地削弱了地主豪绅阶级的经济实力。如红七军攻打镇结县城时，没收得土豪劣绅银元20担；红八军处决龙州县大土豪、奸商谢吉秋、“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计得黄金2O0余斤，光洋10 万余元，烟土500 余箱。 “取之于民”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征收工商税。工商税主要是征收鸦片过境的高额税款和商业税。商业税征收数额依商户资本大小而定。资本大则税率高些，反之，税率就低一些。 2 ．征收农业税。在右江地区实行累进税的办法，由苏维埃政府按各人生产量交5 % ，有余粮的则另行征收。在左江地区则按年产总额15 ％征收。 3 ．向商户筹借。红七军成立初期，主动与百色城各大商户联系，动员他们捐借款物，共筹借得钱数千元以及大米20000 多斤，果德县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军粮问题，借得果化圩农民卢桂龙粮食1000 余斤。 4 ．群众捐献。这充分体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红七军第三纵队主要由东兰、凤山两县的农军组成，部队条件艰苦。为解决部队经费问题，纵队司令韦拔群发动群众捐献财物支援红军。纵队警卫排长冉大鹏响应号召，从家里拿来100 元光洋支援苏维埃政府；恩隆县桥头区黄卜南献银400 余元，支援红军伙食；红八军进驻云南省的剥隘休整时，得到当地商人和人民群众捐献3000 余元和衣物一批。 5 ．开辟农贸市场，增加税款收入。为反对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1932 年春，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亲自指示在西山的弄览和大弄京开设圩场。虽然敌人严密封锁，但外地群众及商贩仍千方百计将粮、油、盐、火柴等物品拿到这些圩场出售，解决了红军不少困难，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百色县相仁乡苏维埃政府在那巴村开辟市场后通过税收，解决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赤卫军的供给，还方便了当地群众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左、右江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红七军、红八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把发展经济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发展农业生产。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都颁发了目前实施政纲，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等政策。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土地问题决议大纲》等文件,规定了土地分配标准，在许多地方实行了土改，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证等。邓小平同志还亲自在东兰县东里屯开办共耕社，进行试点，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当年粮食增产丰收，产量比1929 年增产3 成。全屯13 岁以上每人分得穗谷800 斤，13 岁以下分得200 至500 斤。全屯留下10000斤作公粮，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恢复工业生产。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业企业很少，但手工业、商业、内河航运业等相当发达。红七军、红八军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从维护工人正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恢复生产，增加经济效益。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注意保护商人利益，左、右江沿岸商业比较发达的百色、田州、平马、龙州、崇善等主要县城商店照样营业；码头工人、航运工人通过学习“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政策，生产积极性高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在平马镇，开设了一间熔炼厂，加工银元、银锭，解决了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部分资金。但由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较短，作战频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还很有限。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它建立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合理使用财力，使有限的资金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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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土地革命后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2 年冬，在新桂系集团连续两年的“围剿”下，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遭到重大损失，主要领导人韦拔群和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血洗而丧失。但是，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幸存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一直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至抗日战争前夕，桂西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在持续5 年的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先后在桂黔边和滇桂边的20余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一、恢复和发展右江下游地区党组织和坚持武装斗争 1932 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中共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遭受重大破坏。当时，右江特委委员、独立师党委常委、右江下游临时党委书记黄松坚（黄明春）在果德与思林交界的临委总部“洋楼岩”，与临委常委陆浩仁（壮族）等研究，决定组织“打狗队”，惩罚叛徒，制止敌人肆虐，保护革命骨干。1933 年l 月7 日，将右江下游临委改为右江下游党委，继续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新党委由黄松坚〔书记）、陆浩仁、滕国栋、黄书祥、黄大权（均为壮族）等组成。滕国栋仍任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党委对革委会掌握的红62 团的部分队伍和赤卫军进行整顿，改变斗争策略，组成灵活机动的小队伍，主动打击敌人。 1933 年2 月，陆浩仁、滕国栋、黄永琪（壮族）等右江下游党委、革委会成员，到果德县同县委书记黄书样等一道开展工作。在该县的弄旧屯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革命武装、惩办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3 月，黄书祥到思林县第二区竹梅乡建立一支20 多人的农民武装，领导群众开展反抗地主抢占耕地的斗争。5 月，黄书祥在那除屯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右江下游党委委员黄大权闻讯后，立即率领向都北区武装赶来将竹梅乡农民武装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战斗。同月，右江下游党委派黄大权到滇桂边工作。黄大权在向都与天保边界地区，组织了有30 多人的“共产青年同盟会”。不久，黄大权转到向都南区和靖西等地开展活动，不幸被叛徒出卖，黄大权等4 人于6 月4 日在天保县那样屯附近被捕，8 月4 日在天保县城英勇就义。1933 年7 月，根据右江下游党委指示，陆浩仁到都安东部夷江区，与上一年到那里的红军连长谭志敏（壮族）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34 年7 月上旬，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在果德县三层更召开会议。因黄松坚将离开右江下游地区到滇桂边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成立以陆浩仁为书记，滕国栋、黄永琪为常委的中共果德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工作。会后，黄松坚带领黄德胜（壮族）等10多名军政干部前往滇桂边的九弄开辟新区。 同年10 月中旬，黄松坚在云南省富州县（现富宁县）壮族聚居的多立寨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领导右江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会议选举黄松坚为中共滇黔桂边临时委员会书记，黄德胜、韦纪、赵润壮（均为壮族）等为委员。同时，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黄庆金（壮族）任主席，黄德胜、朱国英（壮族）任委员。边区临委决议在右江分别建立以广西的东兰、向都和云南的九弄为中心3 个游击根据地。决定把九弄的队伍编为滇黔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梁超武，壮族）为司令，黄松坚为政委，黄德胜为参谋。还决定派韦纪和黄庆金到右江下游地区协助组建红军游击队第二联队。 二、九弄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劳农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九弄地区是云南省东南部富宁县和广南县交界的山区，与广西的那坡、靖西、德保、百色、隆林和贵州望漠等县接壤。居住着壮、汉、苗等各族人民，其中壮族约占80％。早在20 年代后期，党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1932 年冬和1933 年夏，党又先后派韦纪、李绍础、韦天恒、朱国英、滕静夫、岑日新、赵润兰、李修学（均为壮族）等干部到这一地区的谷拉、多黎等村进行革命活动，初步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 九弄山区原来是绿林武装梁超武的势力范围，梁部有50一60 人枪，国民党奈何不了他。1934 年7 月，党派黄德胜同梁超武打交道，两人结拜为兄弟，黄对梁及其部属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使梁超武等人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愿意接受改编参加革命，积极协助共产党开辟九弄游击根据地．1934 年10 月，黄松坚带领红军游击队进驻九弄后，同收编的梁超武部合并，共有200多人枪，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同时着手清除了九弄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土匪和反动民团势力。 在游击区，黄松坚等十分注意做好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谷留寨有50一60 户壮、汉族农民，分成两个宗派，经常发生械斗。经过游击队的教育，使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反“围剿”的斗争。对各乡长、保甲长和上层士绅，采取打击反动头子、争取中间分子的斗争策略，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对待商人坚持交易自愿、买卖公平政策，使他们放心照常营业、主动组织货源供应红军的需要。 滇黔桂边区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的成立，根据地日益发展，引起了云南省地方实力派龙云的恐慌。1934 年11 月底，龙云派广南县警备军何彩部的副司令农志猛率警兵一营向九弄根据地中心进行第一次“围剿”。我劳农游击队即上山隐蔽设伏。12 月5 日，敌人进到谷留寨，我留下的地下交通员莫杰（壮族）装聋作哑，被敌人割去1 只耳朵，强迫他带路。敌人被引入我伏击圈后，被第三联队冲杀得溃不成军，退到谷留寨时只剩下120 多人。恼怒的敌人杀害了莫杰这位英勇的交通员。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于1935 年l 月中旬，又派出了滇桂军两个团，以及富州、广南、靖西、那坡、天保、百色等县民团4000 余人，分三路包围九弄中心根据地。为保存实力，劳农游击队把主力撤到弄甲一带隐蔽，另由黄德胜率一部分队员杀回谷留寨，以扰乱和迷惑敌人。敌人找不到游击队，便严密封锁谷留寨，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造谣“九弄共匪已消灭”。中共滇黔桂边临委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反击敌人。政治上，让游击队员和地方交通员利用亲友关系，在同一时间里把党的抗日救国传单寄发给国民党的军、政、警机关和头目，进行宣传战；军事上，于当年1 月30日出其不意攻打岩凡，一举歼灭守敌，当场镇压了反动联保主任兼民团头子莫生宠。敌人的“围剿”又告破产。 1935 年5 月，黄松坚前往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1936 年，滇黔桂边区临时党委决定，把劳农游击队改为边区革命游击队，政委由滕静夫接任。 三、右江上游党组织的重建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34 年冬，在东兰西山坚持斗争的黄举平等，经右江下游党委的同意，于1935 年初重建中共东兰县委，黄举平任书记，陈卜保（瑶族）、黄世新、韦金芳（均为壮族）等任委员。下辖东山、西山两个支部，50 多名党员。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1936 年2 月10一14 日，黄举平、梁乃武（张宪，壮族）在西山弄岩垌组织召开了有30 余人参加的会议，成立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主席（后黄世新接任主席），陈国团、黄唤民、覃桂芬（均为壮族）等为委员。 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组织了4 个暗杀队，每队10 多人，快枪10 支。暗杀队先后镇压了黄屦端、黄裕昌、陈庆绵、陈八等一批反动的局董、乡长和土豪，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鼓舞了革命人民。到1936 年初，右江上游革委会领导的革命组织遍及广西的东兰、凤山、凌云、乐业、南丹、河池和贵州的册亨、荔波等县。1936 年3 月15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发表了《敬告群众书》 ，揭露国民党军阀的“主义是三种杀民主义，国民党是卖国卖民的党”，指出“共产党是为我们谋利益的唯一政党”。号召右江群众“决醒起来，……热烈加入革命阵线，……消灭我们共同的一切敌人一一土劣、资本家、军阀、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出华…… 建立苏维埃的政权。”4 月11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散发了《反对李、白军阀抽丁传单》。 4 月17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在东兰县西山召开了上游各县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大会就巩固与扩大革命组织，开展白区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肃反工作、瓦解敌人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部署，指出要“洗刷自己的一切弊病”, “斗争要有策略，要有适当正确路线，不要育动，不要犯左右倾”。5 月9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印发了《告民团特种队、后备队、预备队的兄弟书》，号召民团团丁及特种队、预备队的队员们不要当国民党军阀的炮灰，要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方面来。 5 月中旬，右江上游革委会按照上年冬滇黔桂临委的决定，将所属的革命武装统编为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由黄世新任队长，黄举平任政治委员。至年底，联队成立了两个游击大队共300 多人。 1936 年7 月27 日，在西山弄岩垌召开上游各县的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由黄举平（书记）、梁乃武、韦士新、黄世新、陈国团、黄桂南、黄生福、王文生、韦运样（后3 人亦为壮族）等组成；中心县委下辖6 个党支部，领导着东兰、凤山、百色、万岗、南丹、天峨、河池、都安、凌云、乐业、荔波、那地等县、区的革命工作。 四、右江下游党组织坚持的革命斗争 1934 年7 月，中共思林、果德中心县委建立后，8 月上旬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心县委从三更突围，转移到思林的那营、弄那山区，随即派出小组去活动。陆浩仁去都安，滕国栋、赵世同相继到那马，梁乃武到新设置的平治县黎明区，开展地下活动。不久，革命活动便发展到那马的杨圩乡及都安、隆山、武鸣等县交界地区。 1935 年初，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在思林成立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滕国栋，委员有陆浩仁、赵世同、韩平波、黄水琪、李凤彰、黄绍谦（均为壮族）等。革委会着手整顿在右江各地分散活动的小股游击队，然后把活动在向都、恩隆、思林、平治、都安、武鸣一带的游击队编为第二联队，黄绍谦任队长，李克（壮族）任政委。同年夏，第二联队第一中队从恩、果、向、思交界的百陇地区转移到敬德、天保、奉议三县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6 年4 月初，右江下游革委会成员韩平波、梁乃武在思林县槐梅村召开下游各县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大会审查了过去的工作，讨论和决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并改选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仍为滕国栋。会后，革委会于4 月5 日印发《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农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和团结起来，为反帝抗日、打倒国民党军阀、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1936 年7 月13 日，中共思、果中心县委书记陆浩仁、常委滕国栋等6 人到思林县六孔村检查布置工作，当晚均被叛徒谋害。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因此解体。委员梁乃武转去平治，赵世同上黔桂边，黄永琪到万（冈）凤（山），李凤彰回那马，继续坚持斗争。8 月22 日，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长黄绍谦，在向都的巴麻屯召开干部会议时，也被叛徒杀害。国民党民团武装又突袭巴麻屯，游击队仓促撤退。陆浩仁、黄绍谦等人的牺牲使右江革命事业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损失。 五、黔桂边党组织的恢复和革命活动 1934 年冬，黄举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贵州边界，便派黄唤民、黄伯尧（均为壮族）等3 人去贵州联系。当他们赶到贵州贞丰县时，红军已出贵州进入云南，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去路，3 人只好撤回。他们回到贵州贞丰后，决定做该县实力派王海平的工作。王海平因与国民党军阀有矛盾，过去与红八军一纵队打过交道，其部属在参与进攻凤山革命根据地遭失败后，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王海平同意牙永平、韦国英（均为壮族）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地盘活动，并拨出邑口渡给游击队收税，每月还给光洋200元。为避免国民党追捕，王海平还同意部分游击队干部在其部队中任职。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胜利。 1935 年春，黔桂边的革命工作已有较大的发展，黄举平便把黔桂边委和革委的工作交由韦国英（军事委员）负责，他与黄唤民、黄伯尧等回东兰西山恢复东兰县的工作。但在黄举平等离开黔桂边后，由于韦国英只抓游击队工作，忽略党的组织工作，至此黔桂边党的工作陷于停顿。1937 年1 月，赵世同由思、果转到黔桂边，在乐业县雅长乡六旺屯重新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并任书记。至抗日战争前夕，边委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达1000 多人。 六、桂西区特委的成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 年11 月7 日，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在贵县三里罗村成立，陈岸为书记。11 月底，广西省工委派巡视员林鹤逸（何云）到右江与广西省工委委员、右江上游中心县委黄桂南取得了联系。12月21 日，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右江上游和下游两个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并发表了《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成立宣言》，要求各县、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分别改为县、乡、村抗日会和抗日小组，赤色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同时，制定工作大纲，号召桂西区各党各派应“团结一致，举起拳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卖国贼们”，要求各党各派所有的敌对行为应立即停止。12 月底，中共广西省工委再派巡视员林鹤逸去右江巡视，林鹤逸在田东县七里山区那朋屯召开右江各地党组织领导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建立中共桂西区特委，由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梁乃武为委员。桂西区特委的建立，使右江地区及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实现了统一领导。 1937 年1 月22 日，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在西山弄水垌召开各地党的负贵人代表会议。27 日，上游中心县委就会议决定的问题发出了《广西桂西区上游中心县委通告（第一号）》 ，明确提出了积极投入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义勇军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任务。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决定要在各地大力发展党员，避免关门主义。关于转变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强调，党员要进入抗日团体及任何公开的群众组织，并在其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要找社会关系以掩护公开活动；党组织关系在纵横交错中，要防止敌人及叛徒破坏，除武装队伍仍居偏僻之处外，领导机关和党员应在工作便利的地方。2 月，在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下，中共桂西区特委把右江上游中心县委改为东兰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不变（书记黄举平），并组建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和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分别为徐泽长、韩平波。至此．桂西区特委下辖有东凤、那马、天向田三个中心县委和滇黔桂临委（负责人黄德胜）、黔桂边委（书记赵世同）以及各县的支部。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从桂西选派一批干部到香港中共南方局去受训，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7 年3 月22 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给桂西区特委发指示信，要桂西区特委与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百色谈判”。当时，该特委成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9 月，南委（9 月正式成立）派尹林平、高朗如和中共广西省军团书记刘敦安到桂西区指导谈判。后在尹林平和刘敦安已离开桂西的情况下，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借口谈判已无法停止，擅自继续进行谈判，将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韦高振部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黄彪部共2000 多人、600 多支枪拉出来参加“改编”。由于赵世同、黄举平等人拒绝交出武装，因而黔桂边的省边独立营、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和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部得以保存下来。同月，韦高振和黄彪两部分别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第九独立团，韦、黄分任两团团长，黄德胜、李修学分任两团政委，黄桂南被委任为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上尉组员。11 月中旬，两团队伍在田州镇集结整训。这时，黄德胜劝韦高振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被韦杀害。黄桂南接受国民党的任命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1938 年春被中共广西省工委开除党籍）。次年春节后，两团队伍到达安徽，被国民党编散瓦解。队伍中的中共党员黄国楠、朱鹤云（均为壮族）等20 多人逃出虎口，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中共党员李修学、苏廷僚、黄振成（均为壮族）等则回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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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全面抗战爆发，壮族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勒开展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任命桂系的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广西当局提出焦土抗战口号，在全省进行动员，征集壮丁，扩编部队。仅月余，即征集新兵10 余万人，大批壮族青年从军，奔赴抗日前线。 为了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7 年7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郁江区党代表会议，代表主要来自横县、永淳、宾阳、武宣、贵县、来宾、上林、邕宁、武鸣等壮族聚居区的党组织，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等问题。8 月，中共东兰中心县委（书记黄举平）在万冈县西山水洞召开所属各县党员骨干会议，与会人员共90 余人，大多是壮族。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合法斗争，派党员到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各部门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乡、村长抗战。中心县委广泛印发有关抗日救亡的材料，在壮族聚区的东兰、万冈、凤山等地的人民中进行宣传。不久，中心县委又举办党员训练班，使大家明确今后党的工作要以抗日为中心，建立乡、村抗日救国会，组织青年抗日同盟，发展抗日武装。其后中心县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将所掌握的武装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工农群众组织更名为“抗日救国会”。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参加各种公开的抗日民众团体，从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7 年至1938 年间，广西各地党组织选送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其中不少是壮族，如廖联原、陆地等。抗战初期，国民党广西当局对抗战表现了一定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动员民众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广大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南宁市就成立了各界抗战后援会、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中共南宁文化支部组织成立南宁业余剧团，此外还有乐群声歌协会等抗日文化团体．这些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以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举办义卖、义演、义捐活动，献金劳军，支持前方将士抗战，还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进步学生在各校组织起“晨呼队”，每天早上走上街头，伴着晨曦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造成了广泛的抗日影响。 1937 年l0月，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沿称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共300 人，壮族青年约占1/4 。学生军中有中共党员10 人，其中韦廷安、蒙谷等人是壮族，后来，壮族青年甘怀勋在学生军中被吸收入党。翌年3 月，学生军抵达安徽抗日前线，进行了艰苦的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并派代表团回广西，在桂林、南宁等地宣传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事迹。1940 年3 月，学生军中共党支部带领部分进步青年撤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继续抗战。 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三面临敌，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利用青年学生发动群众，支援正规军作战，以保卫广西，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4200 人，分3 个团，其中第三团主要由南宁、宾阳和左右江地区的壮族青年学生组成，仅养利、万承、雷平3 个县就有百余名壮族青年参加。第一团也有部分柳州、河池地区的壮族青年。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近100 名党员参加这届学生军，其中有部分党员是壮族，多数党员担任了学生军的班长和中队、大队、团的政治指导员。学生军集中于桂林集训期间，邀请了叶剑英及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到各团讲演。训练结束后，学生军各团分赴广西各地。第三团到桂南壮族地区，深入城镇、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军通过墙报、标语、戏剧、报告会、座谈会、歌咏会、家访，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还举办识字班、文化补习班、青年读书会，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开展缉私、锄奸等活动。 1939 年春，国民党广西当局鉴于战争的危急，命令各地组织战时工作团。广西地下党组织趁机选派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战工团”，利用这一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共南宁特支通过关系，派地下党员梁寂溪加入南宁民团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负责做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的统战工作，使之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待地下党在南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命令其各地党部清查中共党员，防止各地共产党活动。梁瀚嵩认为中国共产党真诚抗日，对此命令不予理会。同年夏，一批爱国华侨捐献给延安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运经南宁时，梁瀚嵩允许安全通行。这批物资在庆远受阻后，他又打电话疏通，要求立即放行。同年11 月，成立南宁“战工团”, 梁瀚嵩自任团长，梁寂溪任副团长，全团100余人，基本上是由进步分子组成，内有中共党员15 人，成立了党支部，由阮集群（壮族）任支部书记，其他党员分别担任队长、秘书、干事，负责对“战工团”的具体领导。“战工团”成立后，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壮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慰劳前方将士，积极组织自卫武装，准备抗击入侵日军。战工团的成员，有的原是地下党教育的积极分子，有的是战地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壮族，有10 多名壮族青年在战工团中受到教育，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国民党桂系集团玩弄政治上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保持与中共上层的合作关系，容纳各方进步知名人士来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提高其声誉与地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和摧残。1937 年8 月，他们借王公度案捕杀中共地下党员2 人。9 月，破坏中共郁江特委，逮捕党员16 人。11月，在百色国共和平谈判中，以欺骗手段，改编桂西游击队主力，致使2000 余壮族为主的革命武装被瓦解。由于赵世同等人的反对，一部分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1938 年3 月，黄松坚调回广西，担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整顿广西党组织。5 月，国民党广西当局逮捕黄松坚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巡视员莫西凡等6 人（后经营救释放）。6 月又逮捕并杀害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书记徐泽长（壮族）等4 人。1939 年6 月，又制造田东那恒事件，逮捕中共向都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 壮族）等党员12 人，其中被杀害6 人。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严重摧残了广西特别是桂西壮族地区的中共组织，破坏了广西的坑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次暴露了桂系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 二、日军第一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9 年11月，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广西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从钦州湾登陆，第一次入侵广西。日军先后占领南宁市及桂南19 个壮族聚居县达1 年之久，对壮、汉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残暴的烧杀掳掠。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达11147 人，受伤2161 人，失踪3986 人，被毁房屋财产难以数计，壮族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日军入侵广西后，国民党爱国军队在昆仑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中村正雄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俘敌100 余人．国民党军亦付出惨重代价，将士阵亡5500 余人，伤11000 余人。在桂南会战期间，壮族人民踊跃支前。学生军和“战工团”发动群众破坏道路，阻敌运输，为部队当向导，运送粮草弹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病员等。学生军还配合正规部队，以武装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130 余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党员积极加入广西当局在各地组织的军民合作站，发动壮、汉各族群众协助部队解决住地、给养、运输、慰劳等间题。在昆仑关战役中，仅宾阳县就动员14 万余人支前。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宁郊区、邕宁、武鸣、上思、绥渌等壮族地区，组织抗日队伍，打击日军。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和影响下，邕宁县八尺江流域的四美村、蒋村、新丁村、乌兰村的几个壮族爱国知识分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组织起400 余人的壮族农民抗日游击队，英勇地抗击驻南宁市的日军，一年间，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200 余人，多次击退日军进犯，保卫了家乡，被誉为桂南抗战的四个模范村。 1940 年9 月以后，侵桂日军分批入侵越南。国民党广西当局面临的日军威胁有所缓解之后，在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之下，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 年l 月，迫使驻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勒令桂林文化城一批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店、报刊停业停刊。6 月，解散广西学生军。1942 年制造“七?九”事件。1943 年又制造“一?一三”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广西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困难情况下，广西地下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省工委书记钱兴和代理副书记黄彰分别在钟山县英家和来宾县大湾建立工作据点。1943 年3 月，黄彰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桂西和中、越边境广大壮族地区，大力恢复发展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党组织。会后，选派杨烈、黄耿、梁游等到左江，覃桂荣、区镇等到右江，随后，莫一凡等亦到左江地区工作。在此前后，中共广东地下党也派了部分党员到靖西、上思县工作。上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培训骨干，恢复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并通过统战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广西省参议员、乐业人陈德雍，万冈县参议会副议长黄克（均为壮族）等一批国民党中下层人员，使他们支持地下党的活动。通过统战关系，一批地下党员成功地打入国民党各级管、教、养、卫机构。都安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任职的有26 人，约占党员总数的一半，为在日军入侵时领导壮、瑶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日军第二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游击斗争 1944 年春起，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 月，日军由湖南、广东两面向广西进攻。面对强敌入侵，国民党军只图保存实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到12 月，广西80余县市沦陷，大好河山再度落入敌手，人民群众惨遭蹂躏。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壮族聚居的思乐、明江、宁明三县就有11147 户人家受害，受残害人口68007 人，耕牛损失2032 头，房屋被毁8082 间，其它财产损失难于数计。忻城县被杀害群众达1056 人，重伤380 人，失踪147 人，被毁民房268 间。上林受害者8821 户，被杀2061 人，受伤1 646 人，被毁房屋1466 间。 在日军侵桂前，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到柳州，通过关系向中共广西省工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广西省工委，在沦陷区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广西省工委作出决定，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高的要求是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入侵广西后，壮族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通过统战关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建立抗日武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武装斗争较活跃的壮族地区有： 柳北 中共融县特支、桂林文化支部、《柳州日报》社特支三方于1944 年11 月底组成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在壮、汉、苗、仫佬等族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组织群众，通过统战关系，取得武器和番号，建立起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即桂北行署直属警卫队，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很多壮族子弟踊跃参加。这些抗日队伍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实际上由中共党员掌握着领导权，他们活动于融江两岸，多次袭击日军。挺秀队由中共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壮族）领导，共100 余人，多次与日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30多人。挺进队后来发展至800 余人。1945 年2 月5 日，该队在大扁洲截击日军船队，缴获盐船10 余艘；29 日，又在高沙、滩底一带，协同国民党抗日军队歼灭日军、汉奸武装400 余人。此外，活动于融县地区的抗日武装还有抗日忠勇队、西隅抗日自卫队等。 桂西北 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长、副乡长等职，利用公开合法名义，建立起几支党掌握的抗日队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共党员覃宝龙（壮族）和进步分子领导的宜山县永定抗日游击队。还有宜山马洒抗日游击队，河池县光隆抗日游击队，也都是由壮族共产党员领导。另有几支受党影响，由进步分子组成的抗日队伍，如莫江白（壮族）等领导的广西柳庆区抗日游击队，都安拉烈、内甲，宜山九渡抗日自卫队。它们多次袭击日军，取得一定战果。 桂中 中共贵县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一批抗日自卫武装．1944 年11月中旬，香江地下党支部书记谭镇邦率大江乡抗日自卫队和群众武装，与横县党组织掌握的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在郁江沿岸袭击日军特遣船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木船18 只。武宣县党组织也掌握几支抗日自卫武装。1945 年l 月25 日，该县东乡党支部发动抗日自卫武装，联合桂平县龙山等地的壮、汉武装群众，在两县相邻的红石矶伏击日军船队，歼敌150余人，使日军数月不敢从黔江水道通行。1945 年2 月初，中共党员韦敬礼（壮族）等为建立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武宜通挽乡举行贵、桂、武三县边界人民抗日联防大会，成立联防委员会，发展抗日自卫武装，多次袭击日军。柳江县进步知识青年在党的影响下，组织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对敌作战20 次，歼敌60 余人。贵县达开乡奇石、福庄等村200 余壮、汉族群众，在进步人士廖鹏翥（壮族）领导下，奋勇抗击日军，多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党员周可传（壮族）利用其在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职的特殊地位，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梁瀚嵩组织县、区、乡、村抗日自卫队。上林巷贤青年抗日自卫军大队，与日军作战150余次，歼敌100 余人，俘敌9 人。 桂南 1944 年冬，原中共南路特别支部书记康浪平及一批壮、汉族党员干部，奉党组织之命，回到邕宁南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康浪平等依靠那蓬乡原抗日模范村乌兰、新丁、四美等村的农民抗日队伍，再次反击驻南宁市日军的侵犯，保卫了八尺江流域大片乡村免遭日军蹂躏。1945 年3 月29 日，康浪平不幸被反动派杀害。 1944 年11月，黄彰派人回宾阳重建党组织，组织了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宾（阳）永（淳）革命同志会。在地下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通过多种关系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同盟会。这些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一批。中共横县县委利用统战关系，敦促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战时工作队，由中共地下党员任正、副队长，通过战工队组织武装，打击日军，明江县中共爱店特支在中、越边境建立了抗日武装宣传队和华侨抗日宣传队。中共武鸣特支1945 年春建立有120 人的邓广乡抗日义勇队，与日军作战数次，打死打伤一批日军。在雷平县有4027 人应征支前，参加修机场、道路．运输达78020人次。属于贫困地区的养利、万承、雷平三县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支前，共计捐法币58 万元。中共防城县党组织建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共150 人（队员约半数为壮族），活动于中、越边境山区。 在其他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等10 余支抗日武装，并发动了桂东南以及合浦、灵山、小董、防城抗日武装起义，给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八年抗战，壮族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活动，一大批壮族子弟英勇杀敌，牺牲疆场，后方群众节衣缩食，踊跃支前，壮族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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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解放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饱受日军蹂躏的壮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这时，桂系集团却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将其全部正规军开往内战前线，抢夺胜利果实。在省内则横征暴敛和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加上当时壮族地区普遍遭受罕见的旱灾、风灾、虫灾，广大壮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便指示广东区党委设法和中共广西省工委取得联系，帮助开展工作。1945 年8 月和1946 年8 月，广东区党委先后派魏南金、陈枫、李福海到桂东、桂林、柳州一带工作。1946 年4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广西籍干部廖联原（壮族）、黄传林按党中央原来的安排，返回广西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其他系统在广西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力培训骨干，积蓄力量，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以待时机成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壮族人民踊跃投入反美反蒋斗争的行列。抗战胜利后，钦县、防城抗日游击队（其中壮族子弟约占半数）即转入自卫武装斗争，并配合转移到十万山区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沿称“老一团”）创建十万山游击根据地，1946 年1 月，在壮族聚居的防城县垌中乡建立十万山区第一个革命政权。5 月7 日，柳江县300多名壮族饥民集体向国民党柳江县政府请愿，并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发表呼吁书，强烈要求桂系当局大量裁军，取消苛捐杂税，发放粮款赈济饥民。同年春、夏间，万冈、龙州、横县、来宾、融县的一些壮族群众开展反征粮、反高利贷、强行开仓借粮和驱赶、袭击征粮征税人员等斗争。河池县的壮族群众在中共河池特支的领导下，以散发传单、游行、请愿等方式，要求撤换一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反动县长陆荣光，迫使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将其调离。 1946 年6 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下令恢复征兵，并增征“紧急保安费”等苛捐杂税，广大群众怨声载道。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因势利导，广泛发动、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壮族群众积极参加农会、革命同盟会、兰友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反三征斗争，并筹集枪支，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发动起义。到1940年夏，左、右江地区参加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共有22000 多人，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群众武装5200 多人。同一期间，廖联原在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境壮族地区的10 多个乡建立了反征兵小组和武装自卫小组，并组织一批骨干进行军政训练，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共广西地下党在城镇广泛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开辟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南宁、柳州、武鸣、隆山、罗城、忻城等县市求学的壮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声讨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 年7 月在昆明制造的“李闻惨案”的罪行，1946 年冬的抗议美军侵华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以及1947 年5 、6 月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后来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骨干。 1947 年3 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好乡六秀村（壮族寨子）主持召开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作出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会议制定的斗争纲领中鲜明地提出“实行境内汉、苗、瑶、壮、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并决定壮族聚居的“桂西区是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会后，钱兴即调原桂东北特派员、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政委黄嘉到左江，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到右江工作，以加强对这两个壮族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1947 年5 月至11 月，在中共广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桂东、桂北、左江、右江、桂中南、桂中、桂南27 个县的革命武装先后在24 个县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27 个县革命武装中，龙州、镇边、靖西、明江、凭祥、万冈、凤山、果德、武鸣、隆安、那马、田东、上林、武宣、来宾、上思、贵县、横县等18 个县的革命武装均以壮族子弟为主。在这场席卷全省的革命风暴中，壮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高举义旗，英勇战斗。以壮族为主体的右江起义队伍，在半个月中攻占了万冈、凤山两县县城和20 个乡公所，毙伤俘敌近百名，还争取了40 多名县警起义，缴获各种枪300多支，敌人惊呼万冈“政府的公枪散失殆尽…… 整个基层组织业已破坏，是以一切税收任务，均陷于停顿状态，人心亦复极度不安。”以壮族为主体的左江起义队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攻占了敌人的3 个据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建立起5 个游击大队，控制了桂越边的大片地区。由廖联原等领导的桂中“中秋起义”，经过两个目的艰苦战斗一，挫败了由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自指挥的“围剿”，歼敌160 多名．占领了贵县、桂平、武宣、来宾4 县边境壮族聚居区的10 多个乡，控制了黔江航道，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 1947 年11 月上旬，中共桂滇边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率主力“老一团”进入广西靖（西）镇（边）区，创建桂滇黔边区根据地。“老一团”在左江靖镇游击大队和壮族人民的支援配合下，在3 个月中作战数十次，歼敌517 人，瓦解敌人300多名，靖镇游击区扩大到10 多个乡，并成立左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靖镇区民主政府筹办处。靖镇区斗争的胜利，对广西边境各族人民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各地武装起义后，国民党广西当局极为惊恐，立即纠集全省军警，其中包括从内战前线回桂整补的正规军174 旅，对起义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同时，采取清乡点甲、五户联保、分区联防、并村围闸、焚山毁村等毒辣的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游击队的据点，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烽火。在这险恶情况下，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桂中南等地区的起义队伍，遵照香港分局制定的“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的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方式，分散转入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活动，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求得生存和发展。未举行武装起义的柳北、都宜忻地区，则以壮、瑶、苗、侗等族聚居的山区为重点，选派大批党员到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发动各族人民成立农会、抗征会、“同心会”、翻身会、求生队、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以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 在这最艰难的岁月中，壮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提供粮食、传递情报、医治伤员，以粉碎敌人的封锁。在敌军前来“围剿”时，他们拿起单筒、土炮、鸟铳、大刀、长矛等简陋的武器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抗击，以保卫革命据点。1947 年10 月至1948 年5 月，敌百色专区少将保安副司令兼万冈县长蒋晃，纠集重兵，接连向右江的主要根据地万冈县西山发动13 次进攻。当时负责保卫西山的游击队员只有30 多人，但在上千名壮、瑶两族民兵和群众的参战下，经过半年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西山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于1948 年5 月，成立西山县临时民主政府，由原红七军的老战士、原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任县长。 中共广西各地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强调要“注意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参加解放斗争”，游击战争重点地区“今天一般以省县边地为适合，…… 尤其省边地，地瘦民贫，民性强悍，有斗争传统，且多受双重压迫的少数民族”。各地党组织提高了民族工作意识，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游击战争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许多壮族的村寨成了人民武装的“堡垒村”、“掩蔽部”，不少党和游击队的领导机关都设在壮族地区，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壮族地区召开。例如：1947 年11月至1948 年5 月．中共桂滇边工委及桂滇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一直设在镇边县的壮族山寨北斗村；中共桂柳区工委1948 年2 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1949 年2 月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址都是在柳江县城团乡的壮族山寨水灵村；桂柳区工委1948 年8 月至9 月举办的武装斗争干部研究班，地点在融县永乐乡的壮族山村溪滨寨。 这一阶段．壮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很快。1949 年初，全省形成的11个游击区中，左江、右江、桂中、桂中南、柳北、都宜忻、十万山等7 个游击区均属壮族聚居区。仅左、右江游击区就扩展到28 个县，建立了15 个游击大队，共有3200 多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广西各游击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逐步转入“大搞”，向平原地区挺进。壮族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战斗。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南游击队多次组织全歼敌1 个营或大队的战斗，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关、龙门港、小董、都阳、五圩、红河渡口等交通沿线的城镇、据点、边防要隘。都宜忻地区的壮、瑶等族人民，在壮族干部莫江白、覃宝龙等领导下，在1949 年3 月举行夷江暴动，迅速控制了黔桂铁路和红水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对桂西北这两条水陆交通动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至野战军南下进入广西前夕，全省壮族聚居的66个县中有62 个县已建立人民武装。左江、右江、桂中游击队大部分是壮族子弟，桂中南、都宜忻游击队壮族约占60% ，柳北游击队壮族约占50％。广西游击队所解放的平治、乐业两县县城和一度攻占的忻城、养利、凭祥、宁明等4 县县城都是在壮族聚居区；所建立的42 个县级革命政权中有36 个是壮族聚居的县份。 在党的积极培养教育下，大批壮族干部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到1949 年冬，全省10 余名壮族干部在支队、总队（均相当于师级）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是：桂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廖联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即右江支队）指挥员赵世同，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司令员黎汉威等。左江、右江、桂中、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等4 个支队及柳北、都宜忻两总队所辖部队的171 名团（大队、独立营）正职十部中，壮族干部共110 名，占64.3 ％。 这一阶段，中共广西各地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团结、教育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参加革命，共同为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民族平等、团结、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一批壮族上层人士，如国民党国大代表、思乐县长覃辉，河池县参议长韦巍，国民党雷平县党部书记农忠卫，广西省政府咨议黄彩堂，乐业县副参议长黄謬鸿，上金县民团副司令严毓嵩，宜山县副参议长罗成文，旧桂系少将旅长陆福祥等或毅然宣布起义，或秘密支持革命。原国民党广西省民团中将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经过共产党的长期工作，毅然站在人民一边，为桂中南游击队积极提供武器、经费、情报，并将自己的家作为游击队的活动据点。1949 年5 月下旬，桂系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宾阳县新梁村围捕梁瀚嵩，梁将军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杭击，最后壮烈牺牲。 1949 年11 月7 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广西战役。11月15 日，中共广西省委发表的《告广西人民书》中庄严宣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实行国内民族自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号召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支援解放军，打倒蒋、李、白匪帮的万恶统治，粉碎反动派一切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阴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 在中共广西各地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壮族人民武装和人民群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公路，隐藏船只，拦截、袭扰敌人，阻止白崇禧集团的行动，以待南一下野战军将其聚歼。野战军到达本地区时，他们积极筹集粮草，运送弹药、伤员，充当向导，提供情报和协助野战军接管城镇维持治安，主动配合野战军堵截、围歼、追击敌人。11 月下旬，以壮族子弟为主的桂中支队第一、第十五团和武宣县大队自武宣峒岭北上迎军。30 日，在武宣县二塘乡枫门坳附近发现敌五十六军等残部南逃，当即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迫使该敌龟缩在山脚下的几个小村庄里。数小时后，四野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赶到，在桂中支队的配合下，将该敌歼灭，俘其官兵1000 余人。12 月l 口，武鸣县腾翔乡壮族民兵大队在高峰坳至米花坪一带要隘设伏，采取拦前、断后、中间突破的战术，共缴获军车36 辆，军用物资一大批，俘敌官兵及家属300 余人。12 月26日，左江支队第七十四团在万承县武工队、民兵（均为壮族武装）的配合下，于万承县龙会——布泉路段堵击，歼敌五十八军一个营，缴获轻重机枪14 挺，步枪200 余支，炮4 门。 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一方面令其主力经粤桂边滨海地区及桂南逃往海南岛和越南，一方面令其地方部队及部分正规军窜入桂北、桂西北及左右江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以图东山再起。当时，野战军主力从桂北、桂东南、粤桂南分路进入广西围歼白崇禧集团，战斗在桂中南地区的第八支队主动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行动，解放了上林、宾阳、南宁。为粉碎白崇禧的阴谋，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右江支队，桂北、柳北、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等部不待野战军回师，主动向敌发动进攻，接连解放了30座县城，其中由壮族为主的人民武装解放的有融县、来宾、宜山、金秀（原称设治局）、凤山、隆山、武鸣、那马、果德、隆安、龙茗、镇结、向都、养利、雷平、万承、同正、扶南、镇边、天保、敬德等21 座，从而把白崇禧留下的“反共救国军”3 个军压缩在百寿、南丹、凌云、西隆、靖西数县的狭小地域内。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的压力下，国民党黔桂边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六军军长张光玮、靖西专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赖慧鹏、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三军军长周祖晃、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五军军长莫树杰（壮族）等率部共16 万余人起义、投诚。白崇禧在湘桂、黔桂、滇桂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广西全境获得解放。 为了广西的解放，壮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8 年，敌人对万冈县进行“重点围剿”时，仅万冈西区就有72 个壮族和瑶族的村子被敌人焚毁。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凤山县工委代书记韦芳，“达开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廖联本，雷平县大队副政委农秀，东（兰）万（冈）支队英勇大队长黄文龙，“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长兼政委韦天强，中共隆山县总支书记黄怀仁，龙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虞克韩，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政委莫江白，柳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侯信，横县县委副书记黎德钧，上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卢建文，上林南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周可传等一批优秀的壮族干部先后壮烈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聚居于云南省文山地区和粤北连山县的壮族人民，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各种不同方式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全国和本民族的解放。1946 年底，文山地区各县的中共党员开展工作。1947 年8 月，成立了开广工委，统一领导文山区的革命斗争活动。通过反“三征”来发动群众，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1948 年2 月，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弥勒西山等地起义，建立武装，进入南盘江西岸建立活动基地。1948 年夏、秋，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中共桂滇边工委领导的桂滇边第一支队的主力先后进入云南文山地区。文山地区各县的壮族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和做好各项支前工作，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单独的壮族武装。在壮族人民的有力支援配合下，云南和桂滇边人民武装先后解放（攻占）了广南、马关、西畴、麻栗坡、砚山、邱北、富宁等7 座县城，并于1949 年6 月成立了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文山地区成为滇桂黔边区的一个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对整个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10 月，广东连山县的一批壮族青年参加中共桂东党组织组建的贺（县）连（山）人民解放大队，为贺连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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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社会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一方面，尚未改流的几十个弱小土司已经完成改流，土司制度消亡瓦解。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打破了封建领主制的封闭状态，壮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更为频繁，民族同化和融合的步伐更快，范围更广。社会文化更趋向一致。另一方面，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步步发展尖锐，壮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激烈的斗争中，使壮族逐步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壮族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第一节 外来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冲击 壮族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又不断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当然，基本上都是封建文化的范畴，即忠孝仁义占主导地位。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开放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亦加紧经济文化的侵略，各种资本主义商品源源而入，资产阶级的自由竟争、自由平等、讲究科学的思想，天主教、基督教等逐步在壮族地区传播，这一方面与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发生矛盾和冲击，同时又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文化。列强的坚船利炮，优质的商品，更使人们打开了眼界。“上帝创造万物，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宣传，对于处在封建专制下受君权、族权、神权奴役，没有平等可言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刺激。故而当基督教传入后，处在苦闷之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等很快受到影响并加以接受。当他们来到广西的贵县、桂平、平南、武宣一带壮、汉族杂居区传播基督教主张的上帝创造万物和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时，处在破产境地的壮、汉等族人民很快就接受了，并纷纷加入拜上帝会，人数成千上万。壮族中的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卢六等，成为拜上帝会的核心人物。天主教在贵县、桂平、武宣、上思、西林等地，亦逐步为壮族所信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对外来宗教的教义抱有一线希望，企求入教以摆脱封建压迫的痛苦境遇。“洋货”的输入，以其物美价廉而受到赞赏，于是人们冲破自己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而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市场。在壮族地区，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唯利是图。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其目的不是使中国富强，而是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倾销其商品，他们为此不择手段。军事和文化侵略都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列强侵略的结果，使壮族和各族人民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上遭受破产，文化上受到奴役。以致爆发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发生反侵略的革命运动。 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就像是大海上的波涛巨浪，时而向前，时而后退，相互作用，形成滚滚漩流。这是近代壮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斗争的巨浪中，壮族逐步接受资本主义外来文化中进步的科学的东西，不少壮族青年志士出国留学，或学科学，或寻求救国真理；在国内开办新学，按西方的方式教学等，以往重文轻数理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的思想在壮族中逐步传播。 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推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促使壮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新文化，其根本主张是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指导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求得解放的新思想、新文化，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革命理论。它的传播，冲击着旧的黑暗世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始于本世纪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壮族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如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韦杰三等。1919 年“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传播。20 年代，壮族地区的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高孤雁、韦拔群、陈洪涛等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壮族的社会实际，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组织共产党员，带领广大壮族和各族农民群众展开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为壮族人民所掌握，便成为无比犀利的思想武器，即化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改造旧社会的无穷力量，把壮族人民引上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壮族人民在斗争中不断创造出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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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近代的壮族文学艺术 一、文人文学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壮族人民积极投入，出现了许多起义领袖和知识分子。其中石达开是文武兼备的著名人物，他是太平天国翼王，家殷富，读过书，从洪秀全金田起义，率领太平军冲锋陷阵，威震敌胆。他的诗文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有非凡的感染力。如他的《奉天付胡檄》是一篇革命宣言诗，也是一篇有名的散文，为当时人所称颂，在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中，起到了鼓舞作用。 他的《宜山白龙洞提壁诗》，气势豪迈：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后来他带队伍进入苗族地区，苗族人民尊敬他，用瓮酒招待．他即席作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此诗用吸瓮酒的形象而抒发自己的抱负，可谓情景交融，达到政治、艺术的统一，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太平天国将领黄十，曾驻扎在东兰凤山一带。作诗三首，其中第三首云： “土马成群广马千，长毛一半短毛连。东兰破斩三冬后，四猛焚烧四月前。不为名利敌草寇，只因日月暗阴天。士民到处皆失所，惟有长汇稍安然。” 此诗反映出革命者的自豪感，非常豪迈。 近代壮族文人文学，郑献甫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生于嘉庆六年（1801 年），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举进士，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是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两个大事件的人物。他亲眼见到清王朝由盛转衰、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悲剧。郑献甫忠于儒家学说，站在大时代漩涡之外看现实，所以他的诗文只能反映人民的疾苦，却没有看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他的诗文只能是时代的挽歌。 他的诗作丰富，一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骂之为“匪”，另一方面，对在战乱中受尽苦难的人民百姓深为同情和不安。他有两首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一：“频藉民兵代客兵，荒郊从此少深耕，伍符尺藉家人子，破帽残衫措大营。武达谁能如伯玉，文降我亦感威明，纷纷少吏增添后，斗食安然不请缨。” 其二：“尘沙满地不埋骨，烽火连天空极目；黄狐执火赤狐吹，照见前村数间屋。屋中久作惊鹿逃，屋上犹似饥鸟号；门无横木灶无釜，白璧半落生黄蒿。是时大野欲飞雪，何处空梁犹照月？班然到眼忽分明，知是何人颈边血。唧唧方听砌下蛩，嗷嗷又到云间鸿；万里飞裘万间厦，眼前莫救诗人穷！吁磋乎，眼前莫救诗人穷，相如破壁来悲风。” 这时，土司制度崩溃，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展开已是后期阶段。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却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商品冲击。然而壮族地区学校、书院也多了，各地都出现了由读书而接受汉族文化的文人。他们的诗歌也都因站在革命漩涡之外边继承挽歌式吟咏。这类壮族文人文学很多。如： 韦华丰，武鸣人。最能代表其思想感情的是《宾阳即日诗感》： “蒿目愁如织，鲜民不忍看。啼饥悲载道，济变思无端。此辈虽为命，伊谁正食官？偏隅兵燹后，何计救凋残户！” 他的另一首诗说： “纷纷行道客，大半是流移，比屋居皆病，沿门乞向谁，倾囊见悭饿妇，复钵雇啼儿。有腹都求饱，何从得肉糜。” 这些诗表明了韦华丰同情人民疾苦的真实感情，但如何去解决这些疾苦，作者却找不到方法。 覃海安，武鸣人，与韦华丰齐名。他的诗比韦华丰更多探索余味。其代表作是《雷鸣纪异》； “上下千年运欲开，阴疑阳战早惊雷。销沉人物波漂梗，点透天心雪酿梅。万里江湖飞梦过，一声风雨破愁来。分明唤醒鱼龙睡，试拂霜锋更引怀。” 在诗里，他要求一阵惊雷唤醒世人。如果惊雷一起，他也拂剑参加。说明他在探索新时代的道路。 韦麟阁，永福人。他虽然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却对农民革命所谓“绿林”有他的看法。如《绿林叹》： “嗟嗟末劫几时休，水火刀兵扫数收！点化黄金藏笴惧，煮来白石束薪愁。团枪炮掠成奇货，富贾牵肥当狱囚。逼得民穷穷变匪，绿林蒿目偏山隈。” 他的诗，有的对官僚的腐败也是有力的讽刺。如： “蜗触蛮争各主张，材非骐骥费评量。连山兔尽休烹狗，当道蛇横懒问狼。怒马回头狐假虎，寒蝉禁舌雀捕螳。笑他梦醒蕉问鹿，博得侯封诮烂羊。” 法国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民族危亡在即，壮族地区处在抗法斗争的前线。在阶级斗争转化为反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原来反对农民起义的文人学士，现在又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黄焕中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爱国主义诗人。 黄焕中，宁朋人，原是办团练与天地会起义军作对的，这时便转入抗法军中，后来甚至投入天地会余党的刘永福部作幕僚。他参加过纸桥大捷，打败法军。后来又随刘永福到台湾，参加抗日战争。失败后回到家乡。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如他的《感时诗》。 其一: “莽莽乾坤竟陆沉，惨然泣下泪沾襟。国权堕落悲何及，人事猖狂恨不禁。大局疮痍奚用问，频年祸乱迭相寻。忧时我为苍天叹，世变如斯感喟深。" 其二：“风云惨淡黯神州，苦海沉沉带血流。感慨沧桑多变局，飘零身世等浮舟。纵横荆棘天为窄，抗让干戈地亦愁。俯仰茫茫安可托，扪心徒抱抢人忧！ ” 他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写下的《远望九龙》，更是悲愤，是时代的呐喊： “望眼抬时怒气冲，高冈立马草葱葱。重洋骇浪鲸波恶，百里奔雷雁阵雄。奋翮九天翻落日，斩蛟东洋卷涛洪。环观宇内多英杰，龙驭乌云虎啸风。” 蒙泉镜，武鸣人，有诗集《亦嚣轩诗集》传世。其中《或事步韻》对南关大捷后却换来卖国求和愤愤不平。其中一首云： “十万军威振虎熊，谁曾三捷奏肤功？摧锋世绩为佳贼，弭衅奇章列上公。征马萧萧边月下，飞鸢砧砧瘴烟中。低徊世事频搔首，翘望燕云思不穷。” 农实达，宁明人。他年青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参加了孙中山同盟会的活动。他的《漓江舟中作》，用鱼雁传书的典故，表述了他接受革命任务万死不辞的决心： “夜来新买鳜鱼斑，中有书词自剖看。台筑黄金宜得死，石填沧海未为艰。已无虫梦堪同路，偶学鸡鸣早渡关。愿为心青纪功德，此引吾道悲其南。” 当时同盟会内部思想分歧较大，他为了追寻革命真理，决意到新加坡会见孙中山。《阙题》就是描写他追随革命坚定的信念： “此去居夷志已成，天涯濡滞复行行。冤衔精卫沧溟阔，义重昆仑华岳轻。已尽黄金宜割席，休论白璧可连城。剧怜大难同舟日，犹向江湖觅尾生。” 武昌起义时，组织上派他去说服广西提督陆荣廷。他“右手持短枪，左手执炸弹，荣廷见之，魂胆既落。”后来，讨袁事起，他又去说服陆荣廷护法，竟为陆所害。 此后的诗人还有：曾鸿燊、陆钟麟、农嘉廪等，他们多是左江一带的人。散居乡间，见到的多是军阀混战中民不聊生的景象，诗作多表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然而他们身居边隅，对新文化的传播少有接触，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所写的诗，作为反映现实来说，可以勾出大革命前夜的社会面貌。然而在鼓舞人民的斗志上，尚缺少热情，因而只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文学的余响了。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开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就直接参加这次运动。他以后到美国留学，成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以后又到苏联，担任中共海外《救国时报》副主编。以后的韦杰三、刘策奇，都是“三?一八”事件的参加者。韦杰三在这个惨案中牺牲，刘策奇在“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他们都有诗文留传下来。韦杰三有《韦杰三烈士诗文集》，刘策奇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北大歌谣》中有他撰写的稿件，他和著名学者顾颉刚、钟敬文、鲁迅的关系都很密切。 高孤雁，1926 年在南宁创办《革命之家》旬刊，后于“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遗作有《寒灰诗集》。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壮族地区最先用革命文学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是韦拔群。 韦拔群不但是革命家，也是一个壮族歌手，他运用壮语编写了很多革命山歌，用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已收集到的79 首壮语山歌中，他把壮族民歌最有特色、也是最困难的格律体《勒脚歌》运用得非常纯熟，说明他对壮族文化有很深的根底。《勒脚歌》的格律是：每首歌共十二句，四句一节，第一节中的前两句，必须用于第二节的后两句，第一节中的后两句，必须用于第三节的后两句。比起汉族的格律诗来，难度更大。譬如，他有一首启发农民抗租的山歌，译成汉文是： “垌中水田依山限，伙伴喂！ 田水滴滴佃户泪。泪干结成金谷穗， 心头碎，一箩谷子分三堆！ 租谷挑到石楼上，吃了亏， 不见两堆见一堆。扣出种子剩几粒？ 泪纷飞，丢下血汗挑恨回。 楼下枯骨起白灰，泪纷飞， 人吃血水不留髓。垌中水田依山隈， 伙伴喂，田水滴滴佃户泪。” 韦拔群带头用民歌宣传革命，后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歌手，纷纷仿作，掀起一个革命民歌的高潮，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红军队伍中，壮族诗人李志明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文章，《长征诗草》、《右江红旗》 两本书是他文学创作的成果。 抗日战争开始，很多壮族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战争之中，涌现了一些文学家，如陆地、华山、万里云等人。 陆地，原名陈寒梅，广西扶绥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以后留校为文学研究员。他当时的短篇小说《好样的人》 曾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以后转战东北，建国后回广西工作。他的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故人》、《美丽的南方》以及多卷本的长篇巨著《瀑布》 。 华山，广西龙州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战地记者，擅长于报告文学，有《英雄的十月》、《远航集》 、《华山战地通讯集》等报告文学集。他的小说《鸡毛信》还改编成电影，获得各方面好评。 万里云，原名韦亲煌，广西融水人，1939 年参加新四军。写有小说《一支枪》、《在闽江时》 ，诗歌《献给你们一颗心》 ，散文集《故乡明月》等。 其他文学家有： 韦燕章，女，邕宁人，著有诗歌《八百壮士歌》、《回到第一次收复的名城》。 曾平澜，女，邕宁人，著有《曾平澜诗集》。 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也出现了一批文学家，他们大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中蓝歌、黄青的诗歌，蓝鸿恩的散文，都曾散登在全国性报刊仁。蓝歌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其他人建国后都在文艺岗位上写作，各有著述。 二、民间文学 近代以来，壮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 （一）民间故事 这时期的民间故事，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其所以新，是表现人民的智慧，土司老爷的昏庸，很多机智人物故事表现这个主题，说明人民在醒悟。如《哄土司下马》的故事便是。 土司的随从公颇（其身份还是奴仆）与土司一道出行。土司想考一下公颇，便对他说：“你能哄我下马吗？”公颇说：“奴婢不敢，不过，我能哄老爷上马，请老爷下马再说。” 土司老爷下马了。 公颇说：“小奴婢不是哄你下马了吗？" 土司觉得上了当，骂了一声“狗奴才”，又骑上马背，公颇立刻说：“老爷又给奴婢哄上马了，这不是。” 表现人民智慧和土司昏庸的，还有下面的故事： 公颇和土官在大榕树下休息。大树底下有很多细小墨蚊，蚊子叮人又痒又疼。土官叫公颇帮赶墨蚊，并说：“这东西叮了人会生病，搞不好会死人。” 公颇帮土官驱赶墨蚊，不时又用巴掌拍打，弄得手掌上血迹斑斑。 突然，公颇对准土官老爷脑壳打了一巴掌，打得土官老爷脑壳又辣又疼，冒出火星。 土官老爷大怒，要用马鞭抽打公颇。 公颇说：“我打的是墨蚊，哪敢打老爷。我见老爷脑壳上有墨蚊，怕把老爷叮出病来，可担待不起，所以顺势打一巴掌，你看。”公颇伸开巴掌，见那血迹斑斑的掌上确有几个墨蚊尸体，土官没话可说。 在抗法战争中有许多故事，主要讲中国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的勇敢、机智，打败侵略者的故事。如《 竹笼阵》就是。 故事说，在黑旗军和法帝国主义打仗时，黑旗军全是步兵，法国兵却有高头大马的骑兵，这骑兵冲锋陷阵，威力无比。 刘二（刘永福）找大家商量，有个号兵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每天偷偷听侵略军的号音，然后记下来告诉刘二。刘二立即派人寻找很多竹编的猪笼以及瓦缸、坛罐，偷偷地布置在茅草丛里。 两军对阵时，法军用骑兵来破阵，黑旗军佯败退下，到茅草丛后面埋伏。法军也停止了前进。 突然，听到骑兵的冲锋号。洋马就冲锋，谁知冲进茅草丛时，马脚全陷在竹编的猪笼和坛罐里，跑不起来。这时，刘二下令放火箭，把茅草燃烧起来，法国骑兵全部覆没，而后续的侵略军也被歼灭了。 百色起义后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民间也流传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歌颂革命领袖的机智勇敢，充满幻想奇特，但又符合生活逻辑。如《邓斌骑虎》 的故事便是。 故事说，有一次邓斌被敌人追捕，邓斌跑呀跑呀，突然，见前面有一个妇人在打柴，刚想和她打招呼，突然，有一只猛虎从草丛中跳出来，向那妇人扑过去。 邓斌救人心急，也不顾自己手上没有武器，顺手把头上的草帽拿下来，向猛虎猛扑。急中草帽套住了虎颈，老虎也懵了，便戴着草帽向山上逃窜。 白匪追兵本来是以邓斌的草帽作目标追赶的。谁知这猛虎戴着草帽从他们跟前冲过来，大家赶快躲开了。 白匪军官高喊：邓斌骑老虎走了！邓斌骑老虎走了！ 有关韦拔群的传说也很多。 （二）歌谣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人民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斗争时期，他们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践融入歌谣之中。《太平天国歌谣》 、《 中法战争歌谣》 也就应运而生。太平天国歌谣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娘的心来娘的肝， 儿投洪杨娘心甘。 三代血衣交儿手， 大仇不报莫回还！” 这是壮族人民把个人命运和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而投身革命斗争的坚定表现，是一首政治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上好作品。又如： “要吃龙眼不怕远， 要吃仙桃不怕高； 要想乾坤得扭转， 快跟朝贵去六窑。” 这里，革命已不仅是个人的报仇行为，而是要扭转乾坤，说明壮族人民已有了翻身当主人的觉悟。 旧时代的农民革命，往往是为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志量大者，则要争当皇帝。以新皇帝来替换旧皇帝，那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循环。而太平军不是这样，请看下面这一首： “好汉要投太平军， 太平天军为黎民， 捉光财主分田地， 杀尽清妖享太平。” 此诗歌反映太平军思想境界很高，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已突破一般农民的反抗理想，而是直接追求一种崭新的时代一一民主主义时代了。 在中法战争的壮族歌谣中，一方面表现壮族人民的勇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另一方面反映他们憎恶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其中《中法战争史歌》 、《 刘二打番鬼歌》 、《 冯子材打老番歌》 最为流行。 《 中法战争史歌》 先是描写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残暴，越南人民的苦难，然后说： “黑旗人人心气愤． 敢和老番比短长。 战士人人磨拳掌， 拉出身上刀和枪。 老番想凭枪炮利， 黑旗只靠勇刚强。 白帽番旗丢满地， 黑旗招展满城墙。” 在《 冯子材打老番歌》 中描写消灭敌人的场面是： “老番兵败如山倒， 斩头好比斩芭蕉， 见我兵勇魂出窍， 丢枪丢炮死命逃。” 而对清王朝的将官则予讽刺和揭露： “贪生怕死黄桂兰， 不堪一击陈单眼。 潘抚台 ，不中用， 番鬼白手进谅山。 苏元春，败连番， 番鬼长驱入南关。 …… 清官空城打老番， 上阵丧魂吓破胆， 大官小官抱头窜， 次次尽吃大败仗。 …… 番鬼全凭枪壮胆， 谁知黑旗更逞强， 打得老番乱了阵。 打得老番喊爷娘， 全靠有了黑旗军， 番狗不敢再逞强。”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王朝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哪有打了胜仗而签订屈膝和约之理。人们看清了清王朝的真正面目： “皇帝怕洋人如虎， 更怕黑旗势力强， 一道圣旨传下来， 强迫黑旗返回关。 …… 天下荒唐莫过此， 打一了胜仗反投降。 清王朝昏庸绝顶， 这样王朝该推翻。”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创作了很多革命歌谣。其中很多至今还为人们所传唱。如： “油菜开花带头金， 杨梅结子一颗心， 风吹雨打都不怕， 生死都要当红军。” 又如： “三把洋铁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 谁人敢拦革命路，不断头来也断腰。” ——流传于田东 “跟着红军走，拿刀上山头， 砍死白匪军，报了冤和仇。” ——流传于田东 “太阳出，太阳落，靠神靠鬼靠不着。 工农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惩腐恶。 打土豪，除劣绅，全靠工农赤卫军。 千年枯树发了芽，贫苦农民翻了身。” ——流行于凤山 “三天不见米，跌倒爬不起； 听说红军到，浑身有力气。 翻过两座山，迎去十八里。” ——流传于乐业 流传最广的是《 我们都是穷困的兄弟》： “我们，都是穷苦的农民， 太阳烈似火， 还要叩头种田种地。 喝稀粥， 食野菜， 衣裤不遮体。 匪帮和贼官， 食光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感谢来了共产党， 邓小平和张云逸， 和韦拔哥领导我们起来干革命， 工农政权成立了， 各民族平等， 打倒上豪恶霸， 分田地， 大家得翻身解放。 如果白匪军要回来， 我们也不怕， 兄弟们大家心连心， 坚硬过石头。 不怕流血人头落， 把他们杀绝天下才太平。”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自卫战争，壮族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壮族中也流传着很多好民歌。其中有一首童谣云： “烧油烧水，烧死日本鬼。 鬼子发愁，跑到广州。 广州打散，跑到武汉。 武汉起兵，跑到南京。 南京不好，跑到青岛。 青岛不行，跑到北平。 北平一声喊，滚回你的大阪。” 这首童谣是产生在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在国民党上层散布的抗日三天亡国论时出现的。它说明壮族人民锐利的眼力，看到日本鬼子终要败亡，而且预言其败亡的路线，确实是一首好民歌。 有一首歌别具一格，是用日本侵略军头子的名字套上去的，表达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廊水要拜长后川，黎头对准土肥原， 砍柴砍到松山斫，砍了松山劈板垣。” 三、艺术 （一）美术 壮族地区有很多民间艺人，其作品自然流传在民间，很少能在书报上看到。直到抗战时期，壮族很多画家的名字才为世人所知，其中较有成就的是罗鼎华、龙廷霸、蓝鸿翔等人。 罗鼎华，上林人。擅长国画，尤以画鱼出名。当时桂林画界把他与著名画家齐白石并称，有“湘西白石虾，八桂鼎华鱼”的美誉。 龙廷霸，天等人。擅长木刻、版画。在桂林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出版有《克敌》 、《 我们的荣誉军人》 等画集。 蓝鸿翔，马山人。在昆明参加抗日美术活动。擅长木刻和漫画，1946 年，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用漫画抨击国民党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他个人开了一个共有120 幅漫画的展览，名为《 昼梦录》 ，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面目。画展影响很大，为当局所不容。后组织派他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牺牲于越南，人民政府褒奖他为烈士。 （二）戏剧 广西的地方戏，多属汉族文化影响下形成，首先是皮黄系统的传入，和桂林方言相结合，形成了桂戏，流行于桂、柳；而后广东粤剧（俗名广戏），则随着大江传入广西，和桂南方言结合，形成纥锍弦戏，解放后定名为“邕戏”；再是湖南江西花鼓戏系统传入桂北壮族地区，因其唱腔中常用“衣嗬嗨”作过门调子，所以俗称“衣嗬嗨”，解放后定名“采调”。 在这类汉族戏剧流行的启发下，壮族中出现了壮剧。 在桂中，盛行巫教师公。师公跳神中也带有情节。由于贵县一带壮族和汉族杂居，当地壮族人民便用师公的曲调移植广戏剧目。同时为了做道场，也把巫经的故事编成剧本，用壮话演出。因而群众名之为“师公戏”。 在桂西西林一带，壮族人民中有些人先是学了广戏，但因唱腔为汉语，群众听不懂，因此艺人们仍用壮话来演出。但语言和唱腔结合非常严谨，平仄不对是唱不下去的，因此干脆用本地的山歌调子，把广戏的剧目翻译成壮语来演唱，群众非常欢迎。此种剧种流行地区很广，贵州、云南文山均有流传。 桂西南的靖西，原先流传一种提线木偶戏，传说是南宋末年文天祥的部下张宗祥留居此地的一支部队传下来的。留下的人，后来和壮族融合。他们带来木偶戏，后使用壮话和壮族山歌演唱。广西各地，直至湖南、广东，所有木偶戏多为撑杆木偶。只右江西、福建才有吊线木偶，而靖西所保留的吊线木偶，比较原始，只有6 根线，靖西周边并没有木偶戏流传。因而宋末遗民带来的艺术形式是可信的。 靖西壮剧，因以人来代替木偶演出而发展起来。 壮剧的上述三个流派，在现代壮族中都很流行。 （三）曲艺 在右江流域一带的壮族，雇人插田时，习惯请歌手来唱歌助兴。总是唱也就乏味，歌手喉咙也受不了，因此有些歌手就改用朗诵的方式来表演，群众称为“戏谈”。“谈”，壮语意思是叙述、咏叹。要“戏谈”，首先是把壮族流行的民间故事编成韵文，后来又把汉族的通俗小说改编成韵文。流传比较广的有《薛刚反唐》 ，因是讲唐朝的事，其中主人公是唐王李旦，因而老百姓把这种“戏谈”形式叫《 唐王》 。 在桂西南的德保、靖西一带，流行巫婆降神的活动。巫婆降神时要吟唱一种带有朗诵口气的调子。人们用这种可以随着感情变化调子也可以变化的曲调特点来讲述故事。因为是用巫调改成的，所以称为“巫论”。“论”，壮语中的意思指“告诉你一件事”。后来人们以巫属于迷信观念，便回避汉字“巫”字改为“末”，谓之“末论”。

莫名

	第九章 近现代壮族地区的教育 近现代的壮族地区，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教育也是经历了从封建教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过程。清朝末期，清朝政府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为维持统治而推行“新政”. 教育方面的表现是废科举，办新学，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兴起，逐步取代旧的府、州、县学和书院，接受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富国强兵，教育为先的思想，逐步成为社会的潮流。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桂系特别是新桂系集团统治时期，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上也颇下一番力量，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制订教育方针和规则，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和内容的教育。新桂系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颇有成效。但这些发展教育的措施，都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他们把教育纳入军事的轨道。“寓兵于募，寓将于学”，强化军训，把学校置于行政、军事之中，实行“三位一体”。受教育特别是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大多是地主豪绅、商人和官僚子弟，反映其教育的阶级本质。由于新、旧桂系都认为壮族和汉族已差不多，甚至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列，故而在实施教育方面没有区别。只在瑶、苗、侗聚居或与壮族杂居区，举办特种教育。无论是实行基础教育还是特种教育，都是为统治少数民族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发展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推动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清朝末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一、新学在壮族地区的兴起 清朝末期，一些朝野有识之士，感于欧美文明进步，国势强盛，纷纷筹议，要进行教育改革，兴新学，育人才，以图自强。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 一1863 年）间各省或就书院分立课程，增设新的内容，或另设学堂，开办新学。广西地处边隅，交通闭塞，文化输入较晚，当时还无学堂设立。 19 世纪90 年代，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两次来广西讲学，来听讲的人很多。后来做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壮族）也常来听讲并和康有为“纵谈时事”，颇为维新思想所感动。康有为在广西实力派人物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人的协助下，于1897 年5 月在桂林发起成立“圣学会”，以汇集开明绅士，青年学子达200 多人，传播维新主张。学会内摆许多中西图书，供人阅览，“使地方人士多欲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改变科举时代专重八股的思想”。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培养，又在于办学校，所以他们又在桂林成立了“广仁学堂”，讲授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等．还设报馆，办起了《广仁报》 ，刊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借以宣传废除八股，鼓励学习时事新闻、科学技术和维新变法等主张。 康有为在桂林的两次教育活动是广西兴新学之嚆矢。巡抚黄槐森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奏设“体用学堂”于桂林，学生100 人，开设经学、史学、算学、格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 ）等科，并授英文。“体用学堂”是开广西新学之始，是广西近代史上第一所既学中学又学西学的新型学校。被誉为“边民先觉”的归顺壮族学者曾汝璟曾在学堂就读。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朝廷令各省学堂仿照山东的学堂章程办理。1902 年．朝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令各省普遍设立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同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将广西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裁撤了桂林的桂山书院（即孝廉书院）、秀峰书院、宣城书院，把这些书院的财物拨给广西大学堂使用，学的课程有伦理、经学、历史、政治、文学、舆地、英文、算学等科。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将教学、自学和答疑结合在一起，颇使学生得益。1903 年，广西巡抚柯逢时电调道员沈赞清为广西大学堂监督，沈赞清为振兴广西大学堂，向广西各界人士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于1904 年l 月，举办了教育展览会，各界人士到会参观听讲的很多，兴办新学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后，广西当局也以兴办学堂为急务，使广西各类学堂发展起来。如壮族聚居的龙州、归顺（今靖西）此时学堂大兴，甚至超过一些汉族聚居的州县。据1908 年统计，龙州有两等小学堂1 所，学生129 人；初等小学堂17 所，学生547 人；归顺建两等小学堂8 所，学生邸9 人；初等小学堂9 所，学生467人。此外，在龙州还建立了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法政学堂、龙州边防初级师范学堂、龙州实业学堂、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广西陆军讲武堂、龙州师范讲习所、广西官立第式中等学堂及农业学堂等，壮族学者曾汝璟在体用学堂毕业后不久，便于1903 年资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的门生曾彦、张炳朝学成回国，曾汝璟嘱咐他们一定要为归顺筹办学堂，开化家乡风气。曾彦、张炳朝回到家乡后，积极为桑梓效力，将庙宇改做校舍教室，开设两等小学，并增设中学部，后来学生增多，又另设师范班，从此，归顺学风大振。1907 年曾汝璟学成回国，奉命为劝学所长，更是积极兴办新式教育，使归顺被誉为“边疆模范”。 二、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期间，他推行所谓“富国强兵”之策，大力“办学育才”, “选将练兵”。是年七月特设两广学务处，督办两广学务，制订兴学进行程序与实施第一期兴学计划。两广学务处实为管理两广教育的行政机构。地方厅州县亦成立地方学务公所，选用绅晋，专管兴力、学堂事宜。地方学务公所便是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构。 三、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兴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加上此时各级教育机构日臻完善，管理得到加强，不仅各级各类学堂发展较快，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个由小学到大学和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为广西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1 ．小学教育 小学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三种。早在光绪二十八年（l902年），桂林、榴江、宜山、陆川、思恩5 县就开始办小学堂。边远的壮族聚居县恩隆县（今田东县）, 1905 年将原来的经正书院改为恩隆两等小学堂，1906 年又在县内新建了祥周、平马、四平、林逢、作登5所小学堂。各府治所在地建立的两等小学堂和小学堂就更为普遍了。1906 年12月确定以小学为各类学校教育之基础，7 岁以上的国民，皆有就学的义务，开展调查适龄儿童，分区设立小学。此外，由提学使司发出布告：报名入初等小学，不须考试，不收学费，入学之后，查有程度较高者，直接挑选进高等小学堂学习。这是广西实施义务教育之先声，后来各地仿照推行，学堂陆续发展。据宣统元年（1909 年）统计，全省建有小学、高初两等小学堂1078 所，其中土州土县、上峒建了14 所小学堂。另建女子学堂20 所。壮族聚居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龙州、靖西发展较快，其他如祟善、马平、宣化、来宾、迁江、河池、东兰、百色、天保、凌云、宁明、奉议、上思等县此时小学堂也都相继建立。高等小学堂宁明有1所，而大多数边远壮族地方未办或很少有学堂建立。原因是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初等小学学制为5 年，每周授课30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课。有条件的小学可加授图画或手工科，称之为“随意科”。对缺少师资的偏僻地方，允许小学堂开设“简易科”，即将修身与读经合为一科，历史地理和格致合为一科，另授中国文字科、算术和体操等科，共5科。当时壮族地区多数按简易科开设。高等小学学制为4 年，每周授课36 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课。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加授手工业、农业、商业等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随意科”。准备加入中学堂之学生，可不参加“随意科”的学习。 私塾仍是广大壮族农村中最有影响的教育场所。私塾教师有外来的汉儒学究，也有本村儒学究。他们多墨守成规，阻碍新学的发展。为此，当局对私塾制定改良“章程”，实行改革。规定私塾的办学宗旨必须注意国民教育，使儿童有普通之道德知识，以固始基，养成国民独立自治之性质及其能力。为严格按学堂办法办学，还规定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后，各地私塾必须到学务公所或劝学所教育会察报注册，领取改良章程，遵照办理。每月由视学员查视，办得有效的，予以承认为合法，可立案，作为初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若仍从旧习，不遵守规定的，则予以取缔。此外，对塾师资格、馆室要求、课程设置、图书设备、考试、上报材料都作了规定。但由于师资和其它办学条件的限制，加上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变，上述规定在壮族地区难以实行。 2 ．中学教育 在壮族地区最早的中学堂是1906 年开办的“泗色中学堂”。据《百色志》载：“百色地区西林人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为开发桂西民智，造福家乡，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令百色直隶厅负责筹建中学堂。次年五月校舍落成，命名为‘泗色中学堂’，田骏丰兼任首届监督，”招收今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天峨等县少数民族学生。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广西全省共建中学堂16 所。其中在壮族聚居的府治所在地大都建立了中学堂。如1906 年创办的庆远府中学堂，招收所属6 个县的学生；1907 年建的柳州府中学堂，招收所属8 个县的学生；1908 年建的太平府中学堂，招收所属7 个县的学生；1908 年镇安府以该府独立创校不易，乃请求赞助开办费银元6000 元，报省批准招收该府所属学生，省局同意，并将“泗色中学堂”改名为’‘泗镇色中学堂”，扩招镇安府属的靖西、德保、田阳、平果、那坡、天等等县的民族学生；1908 年在武缘（今武鸣）建立思恩府官立中学堂，后于1910 年改名为武那一土司官立中学堂（包括武缘县、那马厅和占零、兴隆、白山、定罗、旧城、都阳、安定7 个土司）; 1910 年还建立了宾州中学堂，招收宾阳、迁江和上林等地民族学生。 中学堂采用4 年制，两年预科、两年本科，也有5 年制或2 年制的，但为数极少。按《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之学生数额应以30 。人至400 人为合格”，但广西的中学堂达不到此要求。据1908 年统计，学生最多的为桂林府中学堂，有210 人。壮族地区的中学堂学生数更少，如太一平府中学堂只有52 人，原因一是小学堂学生毕业的少，生源不足；二是教师不足，当时全省中学堂的教师总共只有89 人；三是经济贫困。学堂设备十分简陋，校舍多由书院或考棚、庙宇修葺而成．按规定中学堂应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3 门课，但由子师资缺乏，设备又差，多数学堂开不了全部课程。如柳州府学堂把博物、物理和化学合并为格致课，法制及理财课无法开设，体操课是以“兵式体操”为主，教学生学一些队列运用而已。柳州府中学堂如此，其他边远地区的中学堂之设备和教师的质量，可想而知。 此外，还特设土司学堂，专门培养壮族土官子弟以使承袭。清初，壮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很不彻底，据统计，到清末还有43个土司尚未改流，所以“改土归流”仍是当局的政治要务之一。而要完成这一要务，就必须培训其政治人才。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土司学堂l 所于桂林，1908 年8 月开学。在土司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该学堂必须以“养成土族人才，改良土属之政治、风俗、文化为宗旨”。招生对象是从各上属子弟中选年满13 岁以上资质聪明者，但要先选土官之正支子弟，若无合格者再选旁支。名额分配视地方之大小分为三等，上等送6 名，中等送4 名，下等送2 名。所需学费由所管府厅州伤各官族自行筹办，不准摊派于“土民”。土司学堂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兼法政三级。修业年限为：初等小学1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习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10 科。高等小学2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法文等10 科。中学兼法政3 年，学的科目较多，第一年学修身、大清新律法学通论、宪法、国文、法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十一科；第二年学法学通论，宪法讲完并减去博物一科，增加行政法汛论各论、刑法、理化3 科，共12 科；第三年学大清新律、行政法、刑法，讲毕，增开国际法、民法、裁判所构成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系论、财政学等7 科。总共学习6 年毕业。土司学堂只招了一期，学生百余人。南丹土官子弟莫圃、忻城土官子弟莫敬诚、罗阳（今扶绥）土官子弟黄均政等都在土司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发生后土司学堂废止。 3. 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分初期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初期师范学堂包含讲习科、传习所等短期训练机构在内，主要是以培养小学堂教员为宗旨；优级师范学堂则以培训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之教员为目标。 广西师范学堂，始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其前身为传经书院改办的梧州师范讲习社。后又于1904 年在省高等学堂内附设师范速成科，因学堂兴起，急需教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又将广西高等学堂改为简易师范学堂。1908 年再改为广西优级师范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先招选科生，分史地、理化、博物、数学4 类，并附设体操专修科，均为2 年毕业，培养目标为中学、初师教员。有些州县于1906 年间先后开办简易速成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或师范传习所等短期师资训练机构．至光绪末年，前后共办约34 所．毕业生共2000 余人。柳州、河池、上林、武缘、贵县等壮族聚居县和壮、汉杂居县都办过师范传习所，对解决师资的紧缺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上台后，为推动教育，决定分三区设置初级师范学堂。平（乐）、梧（州）、当（州）、玉（林）为一个区，设校于梧州，于1908 年2 月先行开办，称为第一初级师范学堂．桂（林）、柳（州）、庆（远）、思（恩）为一个区，设校于桂林，称为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同年9 月开办，除招桂林府的学生外，更多的是招壮族聚居的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的学生；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归（顺）、百（色）、上‘思）为一个区，设校于南宁，称第三初级师范学堂，于1908 年落成，1909 年3 月开学，生源来自壮族聚居的南宁府、太平府、泗城府、镇安府、归顺州、百色厅和上思厅。三校经费由各属摊派，每校照章定领为300 人，分4 年招满。除梧州一校可招本科生外，其它两校皆先办预科，并附设简易科。预科、简易科均为2 年毕业．本科5 年毕业。课程设置以第二初级师范学堂为例，主要开设有修身、教育、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理化、博物、习字、手工，图画、体操、英文等。女子师范也较受重视，1907年底在省城桂林开办了女子师范学堂，学制为2 年。 为了改良私塾，培训师资，1900 年至1908 年间，办了38 所塾师研究所，培训人数达1000 多人。这样，一个从简易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师范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除省、府外，有些州县也办有简易师范，包括壮族聚居地方，共办了近20 所。 4.实业教育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广西实业教育开始起步。根据广西地瘠民贫、荒芜遍野的实情，当局确定发展实业教育要以“先兴农业，再及工商”的方针．认为农业之中蚕桑为大利所在，而广西气候温和，最宜种桑养蚕。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梧州市郊的长洲创设了梧州蚕业学堂，学制2 年．1907 年又在龙州设边肪中等实业学堂，先办农业预科．随后专办蚕业本科。两所蚕业学堂的学生毕业后，派往各地推广蚕业，改进养蚕技术。这样，容县、贵县、隆安、左州（今崇左）、玉林、那马（今马山）、马平（今柳州）等地便建立讲习所传授种桑养蚕技术。1907 年6 月，黄锡铨从日本考察农业畜牧事业和访聘教师回广西后，于临桂县同和村开办了广西农林试验场，并附设讲习所，于1908 年正月开学，次年改为中等农学堂，还聘用了外国教师。试验场附入学堂，供学生实习用。学生由各地选送，以培养农林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不久，这3 所学校分别改为梧州中等农业学堂、龙州中等农业学堂、桂林中等农业学堂。设的科目除蚕业外，还增加了农林兽医等科。1909 年前，桂林已开设了两所艺徒学堂，两所速成工业学堂和一所工业简易科教员讲习所。宣统三年（1911年）开始筹办中等工业商业学堂，分设在桂林、梧州、邕宁。桂校以桂、柳、庆、思恩4 属合办；捂校以平、梧、浔、玉4 属合办；邕校以南、太、泗、镇、归、百、上7 属合办．1912 年开学。此外，从1909 年开始还筹设一些初等实业学堂或实业补习学堂。 到1909 年，广西办有实业学堂7 所，规模不大，梧州、龙州、桂林3 所农业学堂的学生总共230人。农业学堂皆以培养省内各地推广蚕业、改进蚕业人才及农业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且能将学生毕业后派往包括壮族聚居的州县去推广蚕桑技艺，对推动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5.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 广西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且不发达，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才在桂林体用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广西大学堂，为广西举办高等教育之开端。当初招收220名学生，修经学、史学、算学、英语4 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学部令各省办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广西大学堂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由于师资、生员等条件均不具备，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高等学堂又改为广西官立简易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再改为广西官立优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又在桂林创办广西法政学堂1 所，设预科、本科。本科又分为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政治经济科。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曾在该校就读。至清末，广西全省有高等学堂2 所。 随着新学的兴起，壮族地区留学之风遂开。壮族最早的留学生是归顺人曾汝璟，于1903 年公费留学日本。清末广西公、私费留学生245 人，其中不少来自壮族县份。如龙州有杨奇才等15 人，宁明有甘浩泽等10 人，归顺有曾汝璟等13 人。主要是留学日本，也有去美国、英国、德国的，学习农林、蚕桑、制革、工业理化、铁道、警察、陆军、法政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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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从1911 年至1925 年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集团统治时期。由于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刚灭亡，民国初立。处于社会制度的转换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复杂，新旧交替，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旧桂系重武治，致力扩张，军阀混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教育难于有大的发展。由于清末民初，广西地区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萌发、生长，新文化、新思想不断传进，广西大批留学生带回的富国强兵的思想等，促使振兴教育成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如民国四年（1915 年）二月广西教育厅制定的《 县知事办学考成条例》 ，则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该《 条例》 共分10 条，对县长提出了办学要求和奖惩规定。     1. 小学教育     这一办学《 条例》 实属法规性质。公布后，各知县、教育行政部门便按学区、校区次第规划，学仓也于民国八、九年（1919 、1920年）间相继建立，学校由此增多。1908 年，广西94个县中只有70 多个县办了学堂；1915年，全省有学校1916所，学生65665人；1919 年，学生总数增加到172698 人，增加厂2.6 倍。有的壮族县份，学校发展相当快，如奉议县于清末仅有15 所小学堂，至1920 年便发展到94 所，学生达5563 人．河池县于清末有小学堂5 所，到1918 年便增加到90 余所，学生逾3000名。省会南宁的发展尤为迅速，1916 年时，小学约有30 所，到了1921 年竟增至200所，学生达万人。但是各县情况并不一样，如西林、天保等边远壮族县虽建有学校，但为数不多。从横向来比，1923 年广西省有小学生155233 人，比云南（181611 人）、安徽（97340 人）、福建（175663 人）要高，且与湖北（216843 人）、江西（213709 人）相差不远。     这个时期小学学制和课程得到了统一。民国十一（1922 年）新学制未公布前，壮族地区学校学制非常复杂，有六四制、五五制、五四制、五三制、四三制等种。改新制后，才统一为六年制，即初级4 年，高级2 年。课程设置：初级有公民、国语、算术、卫生．高级有公民、国语、算术、卫生、历史、自然、社会。全省教材统一通用。各科新教材所用文字，均改为白话体。授课也规定要用“国语”（即普通话），不准用方言。这个规定给壮族教师授课和不会讲汉语的壮族学生听课都带来极大困难，于是壮族地区的教师，有的县便派些教员到南宁学习国语。回去办国语传习所，普及国语发音。但受训练人数毕竟有限，所以大多数学校仍是采用壮语授课，或用壮语作“拐棍”解释课文。用壮语教学是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必然性和特殊要求，以至成为传统。这时期学校体制也较复杂，新学、旧学并存，私塾、高等学堂、两等小学同在，表现出新、旧体制交替变化的特点。               2.中学教育               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 一1922 年）全省中学增加了14 所，大都分布在桂东南一带，壮族县仅有武宣县立中学（1912 年建）、靖西县立中学（1914 年建）、邕宁县立中学（1918 年建）。这样连同原有的16 所，全省已共有中学30 所，其中在壮族聚居地有11所，即省立第一中学（在南宁）、省立第四中学（在柳州）、省立第五中学（在百色）、省立第六中学（在崇善）、省立第七中学（在龙州）、省立第九中学（在武鸣）、省立第十一中学（在宜山）、省立第十二中学（在宾阳），加上武宣、靖西、敬宁3 所县立中学。全省中学生共有3938 人，比云南（2959 人）、河南（3311 人）、安徽2208 人）略高。中学教育也呈现新旧交替的特点，1912 年9 月和1913 年8 月先后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 ，中学学制由5 年改为4 年，开设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等科，增加了一些传授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科目。但是这时期封建的办学思想仍十分突出，比如，虽然取消了读经讲经课，但在新增的修身课中，仍坚持向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学生读的书和习作，仍用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学校不招女生等，如民国十一年三月，省立第一中学招女旁听生数名，省当局发觉后明令辞退。               3.职业技术教育               民国四年（1915年）南京政府颁布《 特定教育纲要》 ，要求各省每县或数县设立一所中等实业学校。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相继成立，在全国职业教育运动积极展开。但广西壮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则出现倒退。原来在清末办的一些省立职业学堂，到民初时办时停，最后还是办不下去。县办的职业学校也屈指可数，只有邕宁和上林县立职业学校坚持了一阵，但由于经费拮据，步履十分艰难。师范教育．原仅有的一所优级师范学校于民国元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原有的3 所初级师范，虽还保留下来，但也步履艰难。其他专门学校有法政专门学校4 所，于民国五年（1916 年）奉命减缩，其中两所改为讲习科，次年只剩桂林、南宁两处。               4.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虽于民国元年九月在省教育司设置了社会教学科，开始有了专管成人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后来，民国四年又通令各地设立通俗讲演所，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但这些讲演所多是在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壮族聚居的地方建得很少。在云南的文山壮族地区，新学堂也在兴起。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陆续创办学堂。如西畴县的老街和新街两等小学堂，老街女子两等小学堂；邱北县明新两等小学堂；富宁、文山高等小学堂；麻栗坡初等小学堂；马关八寨两等小学堂．砚山江那小学堂；广南高等小学堂、广南女子小学堂等。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高等小学堂学制为4 年，所设置课程与广西壮族地区基本相同。1912 年，小学堂改为小学校，学制为7 年，分高级和初级小学，初小4 年，高小3 年。1917 年，又改为“四二”制，即初级4 年，高级2 年。初级小学升高级小学经过考试。     在广东连山的壮族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立了第一所高等小学，并设立劝学所和一间师范传习所，招生31 名；宣统元年（1909 年），建中学堂l 所，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2 年，又增设第二、第三高等小学。     综上所述，旧桂系统治时期的教育，只是基础教育有所发展，而其他各类教育则出现倒退。基础教育的学校数、学生数有所增加，但校舍、教学设备则极简陋。据1921 年《 视察那马县务报告》 ：“该县共有小学45 所，学生共1536 人。其中有单独设置的校舍仅占5% ，其余均借用民房或祠庙上课。或有教室而无员生宿舍，或宿舍教室并在一起，形形色色，怪象毕具。”这样的教育当然十分脆弱。民国十年（1921 年）以后，粤桂兴兵，广西自治军蜂起，学款挪作军费，校舍变为军营，加上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因此学校有半数以下已停办。     旧桂系时期教育发展之艰难，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旧桂系军费开支太大，护国战争前，广西每年收入只有300 多万元，而军费开支则要400多万，入不敷军费之用，只得靠加税和滥发纸币来维持。护国战争后，旧桂系虽夺得广东，财源大增，但养着庞大的军队，经费仍嫌不足。民国十三年（1924 年）前，由省库支出的教育经费每年仅30 余万，但如此少的经费也没有真正用到教育上。《考成条例》颁布后，虽对县知事提出了办学奖惩规定，但壮族地区大都是贫困的大石山区，财力十分微薄，百姓生活贫苦，自然很少有钱来办教育。地方官为了不受惩戒，虽尽力建了一些学校，但校舍多是茅舍草房，或用庙宇祠址充当。学生来就学者少，有些科目难以开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26 22:09:0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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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新桂系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一、新桂系的教育方针 1924 年冬，新桂系在立足未稳，广西还未统一的情况下，便由省行政会议通过了《筹施广西全省义务教育程序案》，颁布了《广西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 和《 广西省执行义务教育标准》，规定凡年满6 周岁至12 周岁的男女学龄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经费方面，“以各县、市、乡镇原有经费为基础，不敷分配时得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各项附加或酌收公益捐”，并“通令各县一律随附加征收粮赋二成作为义务教育经费”；在组织方面，规定“县知事、教育局局长对办理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并进行考核。此外，县还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指导义务教育的进行。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不久，便确定了“首以恢复各地学校为急务” 的施政方针，拟定了《广西省今后教育改进方案》 ，确定了教育的改进原则，以及改进教育行政、学制、教育经费和特殊教育的具体方案。不论汉族地区还是壮族地区，一并按此方案实施。可知新桂系没有区别壮、汉族。《方案》规定教育经费的投入，省的最低限度值岁出20% ，各县市最低限度值为35% 。如不足，则由当地政府设法弥补，或收教育税充足。据1928 年度计，除增田赋三成，补助各县立中学及各县教育的70 万元不计外，由教育厅直接支出达240万元，占全省收入的10 % ，比当时全国的l.70 % 高出8个百分点。较之当时的日本（8.22 % ）、英国（7.00 %）、意大利（6.66%）、法国（5.49%）还要高。由于教育经费的增加，1928 年创办了广西大学，1930年中学已增加到72 所，学生1.8 万人，比1925 年的0.36 万人增加了4 倍；小学1.07 万所。但壮族地区经济较落后，教育发展受到制约。如西隆、西林等县这时的小学仅有10来所，入学率不到20%。至1930 年办有初中的只有武宣、融县、宜山、柳城、都安、隆安、武鸣、上林、横县、永淳、邕宁、靖西等县，学校规模很小，较大的邕宁县立初中，也只有学生480名，教职员32 名。至于县立高中此时一所也没有。 从1931 年至1937 年是新桂系推进教育的新时期。1933 年5月发布《广西教育全稿》，称是“广西计划教育之开端”。其中就教育行政、国民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苗、瑶教育的实施纲领及进行程序都作了规定，提出教育要“循着本省施政方针，向着有利于本省政治、经济建设的方向前进”的方针。壮族地区的教育亦按此方针施行。 （一）在初等教育方面．政府于1933 年9 月即颁布了《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1934 年10 月修订为《 六年计划大纲》，作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的根据。其主旨是以政治的力量为主，经济的力量及社会的力量为辅，限于6 年之内普及全省国民基础教育，然后以国民基础教育的力量促成本省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所谓“以政治的力量为主”，是要把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落实到县、乡（镇）、村（街）各级地方政权，限期完成．并规定，乡（镇）长要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校长，村（街）长要兼任国民基础学校的校长，把是否按时设校作为年终考绩内容，予以强化。这种规定，有力地推进了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开展。 （二）对于成人教育，要求：1.补充识字教育；2.推进民团训练；3.完善村（街）乡（镇）组织；4.促成合作运动。并要求这些工作的实施要以国民基础学校为中心机关统一策划。 （三）对经费的筹措主要依靠：1.拨发各县原有粮斌附加二成义务教育经费；2.拨用各县粮赋附加三成教育经费。 （四）对师资间题，尽先就师范学校毕业者、民团干部训练大队毕业生合格者、初中以上学校毕业生、现任小学教师资格而志愿服务者选用，或设法继续培植真能为国民基础教育服务者加以解决。 此外，还成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基础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编印教材，以培养教育骨千人才。1936 年元旦，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颁布了广西《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令》 和《 广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 ，规定凡足6 岁以上未足12 岁之男女学龄儿童及12 岁以上45 岁未满的失学之男女儿童和成人，一律免费强迫入学。逾期不来，处以3元以上罚金或罚劳工。新桂系推行其教育纲领，推动了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1940 年已建有中心小学、国民基础学校共21571 所，学生达1587097 人，与其统治初的1932 年比，学校增加6744 所，学生增加986443 人。其中壮族聚居县增设的学校较多，详见下表。 县名 学校数 学生数 1933 年 1940 年 1933 年 1940 年 宜北 21 所 57 所 766 人 2389 人 天河 50 所 136 所 1808 人 11296 人 宜山 62 所 507 所 3191 人 28421 人 河池 98 所 125 所 3983 人 10225 人 忻城 33 所 159 所 1129 人 9632 人 来宾 53 所 134 所 2709 人 12962 人 象县 101 所 277 所 3527 人 16270 人 迁江 24 所 140 所 1217 人 9623 人 隆山 97 所 177 所 3908 人 13556 人 横县 225 所 460 所 13194 人 83360 人 宾阳 285 所 433 所 16917 人 22220 人 邕宁 215 所 267 所 28396 人 25053 人 上思 81 所 139 所 3017 人 11105 人 西隆 13 所 115 所 682 人 5389 人 西林 18 所 98 所 982 人 4499 人 凌云 77 所 122 所 3058 人 5675 人 凤山 23 所 94 所 656 人 3601 人 东兰 66 所 167 所 2205 人 7142 人 天保 162 所 169 所 7624 人 10024 人 靖西 170 所 445 所 12644 人 32022 人 雷平 68 所 123 所 3042 人 10465 人 万承 31 所 62 所 1799 人 3756 人 明江 21 所 58 所 1402 人 3660 人 镇边 69 所 127 所 3955 人 10245 人 左县 17 所 35 所 958 人 2786 人 崇善 47 所 80 所 2873 人 6032 人 成人的识字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1938 年受教育的成人达1042397 人。 这个时期，对于中等教育也进行了改造。1934 年省政府实行《广西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方案》 ，创设国民中学。由于借用美国的中学学制时间太长，故予改造，在“三三制”普通中学之外，另创立国民中学，学制为4 年，进行“二二分段”，前两年为前期，后两年为后期，念完前期只算结业，念完后期才算毕业。毕业才具有委为基层公务人员的资格。1942 年省政府重新颁布了《 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 ，规定学制仍为4 年，但不分前、后期，学生读完3 年课程，即可以报考高级中学或其他中等学校，第四年根据当地需要，将学生分成地方自治组、国民师范组、农业推广组、合作事业组进行施教，毕业后具有委为小学教师或基层公务员资格。至1940 年有国民中学劝所，学生l 万人，约占中学生总数的1/3 。1946 年，又发展到77 所，学生2万多人。许多原没有中学的县，这时都有了中学。这时期对其它教育都有所改进。对高等教育，1936 年颁布了彭广西高等教育整理案》 ；对留学教育，1931 年公布了《 广西省留学国外学生奖学金暂行规程》，1934 年又公布了《广西省自费留学国外学生奖学金暂行规程》；对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注重农业及改进本省原有工业为原则，制订了中等教育改造方案；对少数民族，1933 年公布了《 广西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 。总之，这个时期，各级各类教育都有法可依，按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未侵入广西前，广西已成为西南抗战的支撑点，大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如：沙千里、陈望道、千家驹、邹韬奋、费孝通、竺可桢、陶行知、黄炎培等，先后来到广西或作学术讲演，或指导办学，这对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大推动。在此情况下，新桂系对教育的实施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重视职业技术教育，颁发了《广西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提出了职业学校必须由教育部门与生产部门或企业联办、合办等，规定了高级职业技术教育由省办、初级职业学校由县（市）办的原则。1942 年颁发了《 职业教育改进办法》 ，提出了以本省社会生活的需要为职业教育的原则，重点开办高级或初级农、工职业学校，以适应战时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样，使原来落后的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发展。1944 年全广西职业学校发展到22 所。在壮族聚居的柳州、南宁、百色都办有省立高级护士助产学校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柳州还办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有的县或企事业单位也办有一批初级的职校或短期职校班，专业除农、工、医、商外，还有统计、水文气象、电信、兽医、土木工程等。 抗战时期，对于中小学教育，要求继续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实行国民中学制．还强调要把“抗战建国”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1937年10月公布了《广西省各级学校员生战时服务实施纲要》与《战时各县教育设施要项及考核标准》，1938年12月公布《 战时广西各县基础教育实施办法》等，作为战时国民基础教育实施之主要法规。 对于成人教育，1939年2月，省政府公布了《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方案》 ，以动员民众抗战和贯彻政令为目的。成人教育班以突出抗战教育为主，编有《抗战讲话》、《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宣传大纲》 等，还教唱《 义勇军进行曲》、《征兵歌》、《民团歌》、《保农乡》、《游击歌》、《打日本》等，体现了新桂系实施的抗战教育方针。 抗战胜利后，由于新桂系的反共反人民，同蒋介石一起发动内战，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青年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和游行，声讨反动统治者的罪行。新桂系为了杜绝学生的“不轨行为”，甚至在一些学校实行“五人联保”，严加管束。1948年又通过“培植优良学风案”，对进步师生进行思想禁锢和政治控制。但是，许多学校如宜山庆远中学，柳州龙城中学、忻城国民中学、思乐中学等许多学校的壮族学生纷纷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斗争或参加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 二、学校教育状况 1.小学教育 1933 年至1940 年间，广西大力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发展。1940 年后小学复纳入全国教育轨道，到1949 年解放前夕，大体维持乡镇办中心小学，村街办国民学校的办学形式，壮族聚居的地方亦然。 1938 年至1943 年间，在校学生每年均有150 万人以上，为广西教育史上最多的时期。如1942年省教育厅在“教育施政概况”中说：“现在全省各中心校及国民学校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53%强。其中各县强迫教育成绩，最高者占学龄儿童90%以上，最低者仅30%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两次侵入广西，中、小学校舍、设备受到严重破坏。抗战结束后，桂系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小学经费紧张，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生活艰苦，至解放前夕，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48年7月28日《广西日报》载：万承县失学青年及儿童约占70%以上；果德县失学青年及儿童在80%以上；西隆县全县人口9万余，受教育者仅占3.7% ；宜山县失学青年和儿童占60%；南丹县失学青年和儿童占66%。1949 年百色地区有人口165 万人，在校小学生为35911人，每万人中仅有小学在校生45人左右。 由于民国以来，师范教育一直未得到相应重视，小学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虽在壮族聚居的地方创办了天保、龙州、南武、柳庆师范，在武鸣等县创办了简易师范，但由于学校规模小，师范毕业生占不到当时小学教师．总数的10%。地处平原的壮族县，1941 年、1942 年、1943 年考核统计，不合格的教师分别为86%、75%、71% 。在山区县，几乎都是高小毕业生或高小肄业生担任教师，文化素质比较差。教师中女教师占的比例很小，如百色县，1947 年有女教师37 人，占教师总数的7 ％。教师的生活待遇低，不安心于学校教学，从1948 年秋起，小学教师薪津改用稻谷支付，月支100 斤不等，由县统筹，不足者由学生交米补充。许多教师“衣不遮身，食不果腹”，无心于教学。 2.职业技术教育 1933 年广西取业学校只有3 所，一所是南宁省立第一妇女工读学校，招收14—35 岁因贫困而失学的妇女，学制为1 年，学习织布、制鞋、织袜、织毛巾、刺绣等实用技术；一所在梧州；一所在邕宁，学染织、机织技术。另外，省立女子中学一律不招普通班，改招职业班，省立第一女一子中学招商科和染织科各一班，第二、三、四女子中学各招一班幼儿师范班。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迟缓，主要是战乱频繁，政局动荡之缘故。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初期，广西陆续兴办一批职业学校。 抗战时期，职业学校有所发展。农业方面有省立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38 年），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0 年），省立南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4年）；工业方面有省立桂林初级工业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省立桂林职业学校（1943 年），省立桂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立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 945 年），省立西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5 年）；商业方面有省立桂林高级商业学校（1942 年），中华补习学校（1942 一1943 年）；医药方面有天保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1939 年），百色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1941 年），省立桂林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1944 年），省立梧州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此外，还有私立安澜工业职业学校和香江平正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一些政府部门、工厂企业也开办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县办的初级职业学校有4 所，其中一所在壮族聚居的上林县，1945 年创办，设农林、畜牧两个专业，共5个班，为地方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职业技术学校的规模都小，培养的学生不多。1943 年是广西职业学校学生最多的一年，也仅有1713 名学生。省立职业学校虽面向全省招生，由县考送，但因招生人数少，又多分布在城市，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除天保和百色护士助产学校真正能招些壮族学生外，其他学校招收的壮族学生不多。 日本侵入广西，除百色护士助产学校外，其余职业学校都遭到破坏，桂林、柳州的职业学校基本被毁。抗战胜利后进行复员，但不久新桂系参与发动内战，对职业教育便实行调整、压缩、停止招生的方针，至解放前夕，广西实存职业学校16 所，仍以省办的多（l0所），县办的少（4 所），私立的更少（2 所）。在壮族地区的县份已没有职业学校。 专业设置。工业方面一般有：印刷、印染、纺织、土木、机械、电机等；农业方面一般有：种养、林业、兽医等。学制，30 年代，初级职业学校学制一般1—3 年，高级职业学校视招生对象的学历而定，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学习3 年，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学习5 一6 年。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高级职业学校一般为2 至3 年，短期班为半年至一年。办学形式以联办、合办为上，如护士助产职业学校与医院挂钩，农林职业学校一般与农场或农事试验场挂钩。 3.成人教育 1927 年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开办平民学校，利用各地方学校课余教室，或日间或晚上教习2 小时，进行平民识字运动。课程设置“以读书、习字、珠算为正课，体育随意”，教材采用《 平民千字课本》，经费由各县支给。但多数县对办平民学校不重视，经费也不足。据民国十七年各县上报材料看，成立平民学校的“尚属寥寥”。 民众教育真正引起重视是在30 年代初。1931 年7 月，广西当局《厉行推广民众教育办法大纲》，利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兼办民众学校，规定16—40岁的失学青年及成人，须入民众学校接受识字训练和公民训练，确定从省、县教育经费中划出10—20%为民众教育经费，在经济不发达的壮族地区一般是结合民团训练进行，由省教育厅印发《民众基础读本》，教员由民团督练官充任，这就流于形式了。 1933 年广西开展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综合在国民基础学校统一办理，使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二而一。1935 年3 月公布《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规定16 周岁以上之男女失学成人，分别强迫入男女成人班，受6个月之基础教育。 1939年，广西省政府决定这一年为“成人教育年”，集中人力、财力，运用政治力量，实行强迫教育。凡年满18 周岁以上45 周岁以下的失学成人，以及尚不能阅读和了解部颁民众学校课本第一、二册课文者，须入成人班就学。各级国民基础学校，以及省、县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及各地文化实业团体，均应设置成人班．男女分班分期抽签、强迫入学，不从者或罚款或禁闭。如田东县规定：“无故不入学和中途退学者，日罚金50元，如无力缴罚金，则罚劳工，日抵50 元，再拒不入学者则送县府禁闭。” 由于实行强迫教育，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全省入学人数达2157912 ，占应入学人数的79% , 1944 年上半年至1945 年全省已受国民教育的成人统计为465万人。1945 年5 月，省政府颁布《 广西省现阶段成人教育推行办法》，强调成人教育先从国民兵入手，确定成人教育内容为“管、教、养、卫”，并选定百色和凌云为示范县先行实施，百色县结业的国民兵1976人，凌云县1350人。综观新桂系的成人教育，其过程约15 年，因是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施行的，濒临破产，生活无着的广大劳苦农民，很难接受这种强迫教育的措施，其真实的成效自然有限。至于边远的壮族地区，那就更困难了，据《壮族百科辞典?教育类》 记载：旧中国的广西，经济贫困，教育是落后的。至建国前夕，壮族聚居的地方，文盲仍达80%以上。”文盲比例如此之高，可知新桂系的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成绩甚微。 4.中学教育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广西中学教育有所发展，形成了省立、县立和私立中学并举的格局。1931 年，有省立中学20 所，县立40 所，私立9 所。全省有94 个县，其中有37 个县办了中学（主要是初中），占38.3% ，但主要分布在汉族聚居的平原地区。没有中学的57个县，占61.7 % ，大部分是壮族聚居的山区县份。 1936 年，省政府颁布《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规定国民中学以县或数县联立为原则，规定凡未办有中学的县，必须尽快创办国民中学1 所。这样，便形成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和国民中学等多种办学的形式。在壮族地区主要是办国民中学，1938 年省政府将全省划为n 个民团区，每区设省立中学（高中或初中）1 所，中学有所发展，各类中学达到88 所。但发展很不平衡，壮族聚居的百色、天保、龙州3 个民团区共辖28个县，只办有中学10 所，占36% ，而未办中学的有18个县，占64%。在10 所中学中，国民中学占了7 所，初中3 所，高中一所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初中生要读高中十分不便，当时高中只有南宁、梧州各1 所，完中只有桂林1 所。省教育厅规定：南宁高中招收南宁、百色、天保、龙州4 区学生。马山、都安等县学生上高中到南宁来，要步行3 一4 天，百色、天保等地的学生来南宁读高中，就更艰难了。柳州、庆远等区的壮族子弟要上高中，则要跑到遥远的桂林。 1941 年，广西全省中学发展到129 所，有所增加。但到日本入侵后，中学教育惨遭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学教育有所恢复，1946 年，在壮族地区或壮、汉杂居的地区已办有高中的有：柳州中学、庆远中学、武鸣中学、百色中学、靖西中学、龙州中学、贵县中学、横县中学、都安中学，除柳州、武鸣、百色3 所中学规模达到5 个班以上外，其余为1—4 个班不等。初中规模也小，一般也是1—4 个班，如：县立的思恩、宜北、凤山、西隆、田西、乐业、西林、田州、镇边、敬德、龙津、思乐、明江、上金、凭祥、宁明、养利、左县等的初中，区立的邕宁迁龙、横县西南和中区、田东保城等初中，私立的邕宁天志和班峰、隆安立达、横县鳌山、镇结宝田、龙茗添些等初中，规模都很小，在校学生仅100—200 人。 1946 年后，新桂系与蒋介石一起发动内战，广西搞得民不聊生，经济枯竭，无力发展中学教育。1948 年7 月起，便明令“禁止增设中学”，而原有县办的初中，也因经费困难先后关闭，如西林、凭祥、养利、雷平、忻城、果德、敬德等许多县办的初中，都在这时先后停办。有些县办的初中虽靠学生缴交学谷、学米维持一阵，但学生家庭粮食紧缺，也难支付，学校自然日趋衰落。所以，至解放前夕，壮族地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水平的人不多，如武鸣1949 年有壮族人口24400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仅有4093 人，每万人中有初中生168 人。武鸣为壮族地试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县．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如此低，其他贫困的县就一可想而知。 学制初中为3 年，高中也为3 年，分春、秋两季招生。课程一般均按民国21 年（1932 年）教育部颁布的《 中学课程标准》 设置。初中设有：公民、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育、卫生、劳作、图画、音乐，共15 门；高中设有：公民、国文、英语、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伦理、图画和音乐，共17 门。在课程设置中新桂系从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出发，对军训课尤为重视．不仅在高中开设，在初中也要开设，军训课的学科、术科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和升学；在龙州、天保等地限设法语课，不管课程如何变动，学校体育、美术、音乐课程一直保留。 5.师范教育 清末民初，广西设立师范不多．到1929 年，新桂系将仅留下来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分别并入梧州、桂林、南宁各高级中学，各女子师范也改办为女子中学。1932年全省建有县立师范4 所，其中有3 所在壮族聚居的凰宁、奉议、凌云；县办的师范讲习所35 所，其中有30 所建在壮族聚居或壮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县，但规模都很小，一校一班。1933 年9 月省府公布了《 广西省国民基础师范学校办理规程》 ，规定每个师范区都要创办一所师范学校，但无法实施。只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了师范讲习所，时间1年，办了5 期，结业生100 多人。1935 年在南宁办了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专招包括边远壮族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学生，至1949 年有毕业生505人。 师范教育的衰落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使当局不得不考虑要单独建制师范学校。1938 年8 月，省政府颁布《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方案》 ，规定全省分为7 个师范区，各区分期设置师范学校，并按“先就边区设置”的原则，于1939 年先办起了百色、天保、龙州和平桂（平乐和桂林）4 所师范。次年又办起了柳庆、南宁、浔梧玉3 所师范，均为省立。1944 年办了省立桂岭、桂林、平乐、柳庆、南武、龙州、百色、天保、浔梧玉等9 所师范。另办有省立东兰、养利两所简易师范学校，以及县立简易师范学校6 所，其中一所在壮族聚居的田东，一所在壮、汉杂居的宾阳。省立师范已覆盖广西，但县立师范仍然很少。 1944 年秋，日寇侵桂．除省立天保、百色和县立田东师范没遭损失外，其余均惨遭浩劫。1946 年进行教育复员，师范学校有所增加，原省立浔梧玉师范一分为三．即分为浔州、梧州、玉林师范，并将桂林、梧州、南宁3 所女子中学改为女子师范。省立简易师范仍为2 所，县立简易师范有10 所，隆安、武鸣、田东、田阳和贵县、宾阳壮族聚居或杂居的县都有简易师范。此外，一些县中学还附设师范班。1949 年，新桂系已是奄奄一息，勒令桂林师范学校停办。又因经费困难，停办了省立东兰简师。 6.高等教育 在30年代，广西高等教育有所发展．形成了国立、省立、私立大学并存的格局。抗战爆发后，从外省迁来几所高等学校。但壮族地区的学生因家庭贫困，能上大学深造者较经济发达地区的汉族少，但也有不少壮族子弟考上大学，有的还考上外地名牌学校，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如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天学的苏康甲，1930 年毕业于武昌大学的郑建宣，1932 年毕业于北京师大的黄现璠，1935 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的甘澄泽，1947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甘幼强等。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即注意发展高等教育。1928年10 月成立了广西大学，先招了预科生260 人。1929 年，粤桂战发，广西大学停办。1931 年，省局底定，于是复办广西大学，并成立理学院。1936年6月，按照《广西高等教育整理案》，改组广西大学，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决定设本部于南宁以统辖各学院（10 月本部又迁往桂林），至1937 年，广西大学已发展成为包括理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文法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机械、矿冶、农学、林学、文学、社会学、师范、政治、经济、法律、医学等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1939 年改为国立广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学制为本科4 年，专科2—3 年，预科3 年。 1934 年11 月，广西医学院建于南宁，1936 年9 月迁至桂林，内部规模逐渐扩大，设备也日臻完善。学制为本科6 年，专科为3 年。日军于1944 年再度侵入广西，医学院分两部分分别迁往贺县八步和三江富禄，至日本投降后迁回桂林。 为培养各县乡村师范之师资，1932 年10 月创办了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为进步人士杨东纯。学校聘任的教师大多为进步文化名人，如朱笃一、薛暮桥等，1935 年陈此生任师专教务长，又先后介绍陈望道、邓初民、杨潮、夏征农等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并宣传抗日，组织“广西抗日反法西斯大同盟”。师专不仅为广西培养了一批师资，也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批人才。1936 年8 月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1941 年秋，省政府决定筹设广西省立桂林师范专科学校，12 月开学上课。次年4 月改为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学制为4 年。1943 年8 月，改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日寇侵桂时，学院撤至贵州平越。抗战胜利后，迁回桂林，1946 年秋又迁往南宁，改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 1946 年2 月，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办于桂林，并将广西省艺术师资班及私立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归并办理．除收容其原有学生外，并招新生，简易班学制为2 年，其它为3 年、5 年不等。 1942 年，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在桂林成立，内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三科，学制为2年。 1945 年，省立西江学院在百色成立，西江学院是社会集资开办，协款的有邕宁、百色、靖西、田阳、天保、东兰等35 个县，其中大多数为壮族聚居县。由于是西江上游各县筹款而立，故初定名为公立西江学院。学制为4 年。1945 年9 月迁校址于南宁津头村，改为省立。次年6 月，复为省立西江文理学院。 广西高校虽不多，但门类齐全，有理工、财经、农医、文学艺术等，专业多，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农学、林学、医学、商学、文学、法律、史地、畜牧兽医、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会计等。办学能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质量甚高，颇具特色。 新桂系时期，广西的高等学校虽都面向全省招生，但壮族子弟能上大学深造的不多，如广西大学初办时期无一壮族学生，到1939 年时才有上林的苏朝栋从该校毕业．解放前进入广西大学的壮族学生仅有12 人，进入广西医学院就读的仅有9人。 7.留学教育 1929 年4月，广西当局颁布了《广西省公费留学国外学生暂行规程》，规定广西出国留学生每年暂定为36名，且须为广西籍学生方可应考。同时对考生条件和出国后应遵守的规则也作了明确规定，如考生有反对政府行动，吸食鸦片，劣迹显著．身心不健壮者不得参考；在学业上，须取得国内大学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曾在省内服务2 年以上，经服务机关证明者。1934 年l0月，公布《 广西省自费肄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贷学金暂行规程》 ，规定：每年无息贷学金总数为10 万元，凡留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经县政府证明，可向省申请贷学金，每年核发一次，毕业后逐步偿还。这种贷款含有奖励的性质。 此外，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也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回桂效力。1934 年11月公布的《 广西省留学国外毕业生之服务办法》 ，规定“留学国外毕业生，不论公费或自费，凡回省呈请登记后，除因特殊需要即时委任职务外，其余概派为本省行政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研究本省建设事业的各种专题，提供领导参考”, “使留学毕业生回省后，不患无机会用所学”之忧虑。 由于政府鼓励，又有章可循，1934年，广西公费、私费留学生达400多人，为广西留学生最多的时期。其中来于壮族聚居的除龙州、靖西、宁明等县外，还有邕宁28 人，武宣14 人，扶南6 人，柳州5 人，西林3 人，宜山2 人，武鸣l 人。虽然不能肯定这些人都是壮族学子，但其中必有壮族子弟。 留学生去的国家也较为广泛，有去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有不少去苏联的，但以去日本的居多。 随着时局的变化，留学生数和留向均有变化。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加剧，留日学生不仅少，而且已去留学的学生也纷纷返回祖国。此后，由于战局影响，留学生数减少了。1935 一1944 年的10 年间，考取公费留学的有58 名，但实际上出去的只有28 人。去向上以去美国的学生较过去稍有增多。壮族学者余史缙便是于1938 年去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新桂系政权面临崩溃，财政枯竭，公费留学生减少，1947 年算是广西留学生最多的一年，也仅有29 人，壮族学者甘怀义就是这一年赴美留学的，还有私费生黄启汉（壮）等若干人。同年年底，省政府宣告公费留学结束。 三、文山、连山壮族地区的教育 为了推进边地教育，1935 年云南省教育厅在文山地区设省立小学2 所．即邱北小学、富宁小学。省立小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以为各该地小学教育示范之中心”。 至1949 年，文山地区有小学600 多所，壮族学生14252 人。在马关县，1927 年，中共云南省委临时委员会派共产党员李国定到八寨小学任教，李国定以学校为基地，建立了八寨小学特别党支部，发动农民组织武装，于1930 年爆发了震惊滇东南的八寨农民武装暴动，从此点燃了马关地区的革命火焰，八寨小学由此而光荣地载入了革命史册。1915 年创办的者保小学，是一所专招壮族学生的学校，其学校经费均由有学生入学的村寨群众筹集，每年可得折合钱千余吊。为了充实学校师资，在西畴县，1939 年特办了一期以壮族学生为主的短期师范班，群众以尊师重教之风饮誉云南。至1949 年，该校共培养了1000多名壮族学生。 在云南的壮族地区，中学教育起步较晚，直至1914 年，才由开化、广南、蒙自等13 县在蒙自成立了临（临安）、开（开化）、广（广南）十三属联合中学，为文山州普通中学教育之先声。1916 年文山、西畴、马关、屏边4 县联合创立了文山地区第一所中学，名为“文山等四县联合中学”，但时办时停，先后仅毕业了4 班学生．1929 年，地方稍安，于是开办了文山县立中学，不久亦因地方战乱而中断。1931 年5 月，又在原四县联合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云南第四中学”。后来一些县也办了些中学，但大都与中师合办，一校两制．1949 年10 月，文山地区办的中学有：省立文山开广中学（完中）、广南初中、邱北初中、文山初中、西畴初中、马关初中、西畴畴阳初中、砚山初中、麻栗坡初中、马关长春初中、稼依初中。但在这些中学中，壮族学生仅有282 人，是不多的。 师范教育发韧于1923 年。当时在文山开办了一所女子师范专修班，学制为1 年。后来又在文山、广南、西畴、麻栗坡等县开办师资训练所。到了30 年代，师范学校一般设在中学内。有的又时办时停，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很差，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的实验很少。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1941 年，在广南办有实业所，内设蚕桑专业，学生16 名。到1938 年，云南省为了改进和推广职业教育，将全省划为7个职业教育区，并分区设置各种职业学校，临安、开化、广南属云南省职业教育三区。这个地区的中学附设初级实用职业班。当时，文山的省立开广中学曾聘请麻栗坡有名技师张永福教学生编制油帽，每日教学两小时。 连山县的壮族地区,1928年，全县划分为6个区，每区均设立高等小学l所，直至解放。中学教育方面，解放前仅办有连山中学1所，收初中1个班，规模很小。壮族90％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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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左、右江地区是壮族的大聚居区，1929年12月至1930年初，百色起义和1930年1月龙州起义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起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对人才的需求，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及时制定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积极发展普通教育，开展党、政、军和平民教育活动，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教育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具有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不相同的特点。 左、有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概言之，是教育面向劳苦大众，为土地革命战争服务。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即着力于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战争。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任务之一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为动．员、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服务。因此，彻底解除过去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唤起民众投身土地革命，就成了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是：“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 ，“教育劳动化”， 并要求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来“提高士兵的智识教育”, “提高劳动青年的智识教育”, “提高劳动儿童教育”和“提高瑶民的智识教育”。 为了保证革命根据地教育方针的实施，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如下政策：（一）“免收工农子弟一切教育费用”, “免收劳动青年一切教育费用”; （二）“瑶民在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一律平等”; （三）“实行男女共同教育” ，并提出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创设劳动人民通俗图书室；创设劳动人民夜课学校；提高劳动儿童教育（设立幼稚院）；创设劳动人民免费学校”等。 为了加强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领导，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立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负责指导各县、区、乡文化教育工作，并规定了文化委员会和文化委员的职责。如“调查学龄儿童及失学群众；办理群众学校；强制儿童教育；实行识字运动”等等。 红军也把文化教育事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1930 年，由红七军政委邓斌（邓小平）、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署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明确提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的方针。1930 年9 月19 口《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七号）》 还提出：“苏维埃对文化运动、识字运动… … 等工作要积极进行，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1931年5月20 日，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颁布的《右江上游各县革命代表大会决议案》 作出规定：“教育方面。如开短期训练班… … 研究革命书籍，多看新闻报纸 …… 揭破麻醉教育的各种课本、各种画报传单。” 为了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办教育，共产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实行了如下政策。 （一）政治上一视同仁。百色起义后的第二天，红七军便把百色各中、小学的教师召集到百色中学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支持红军和工农民主政府，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根据地教育建设。除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外，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积极发展教师加入共产党。 （二）经济上一律平等。红七军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认真执行“红军官兵伕，待遇一律平等，月饷贰拾元”的政策，派员到百色镇所属的各个学校去，逐一给教师发薪金（20元）。 （三）工作上依靠。在左、右江地区，各级劳动小学的教员都是原来当地的老师。如东兰县劳动小学成立后，除校长白汉云（中共党员）为苏维埃政府新派来外，其余的教师都是聘请原县高等小学的教师来担任。在乡村，各地的平民夜校或农民文化夜校的教员，大多也是由当地的知识分子担任的。 这些方针政策，就其性质而言，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在内容上也其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特别是“教育劳动化”的提出，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深远。革命根据地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教育大权。它对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二、普通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农民主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1929年10月底，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 最低政纲（草案）》 中，就规定了普通教育．的任务：“…… 提高劳动人民儿童教育；创设劳动人民学校…… ”等。并于1930年初，提出县、区、乡都要创办劳动小学。 根据工农民主政府的规定，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各县都办起了劳动小学，主要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不收学费，教员由政府供给伙食，不领薪金。在瑶族地区的学校，由县工农民主政府派出教师，经费全部由县苏维埃政府供给。各学校一律用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编印的《工农兵识字课本》 。学生在学校里除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外，还组织童子团，搞军事游戏，开展政治宣传。 东兰县劳动小学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主要开设政治、军事、文化、劳动等4 门课程。政治课包括土地革命道理、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赤卫军的重要性、童子团的组织与任务等；军事课的内容主要是队列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地物的利用、野外演习等；文化课设写作、习字、音乐、革命戏、标语传单、美术、地理、历史、算术等科目；劳动课主要是学习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和技术，并动手种莱，做到蔬菜自给。在学习方法上，劳动小学十分强凋边学习、边实践。如带领学生到县城圩场或县城附近的好场作宣传，到农村为农民演革命戏，为红军送菜，给军烈属打柴等。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树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 为加强学校的思想工作，东兰县劳动小学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和童子团组织。在中共东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劳动小学学生进步很快。1930 年6 月，红七军教导队到劳动小学招兵时，在共青团员覃应机、覃士冕的带动下，有40 多名学生参加了红七军。其他学生毕业后，也都参加了赤卫军或到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西山弄京劳动小学也是当时左、右江地区比较著名的学校。该校是韦拔群利用红军师部生产合作社的资金办起来的。学生除学文化外，还种莱、养鸡，农忙时便到村上去帮助农民干活。学生还参加革命活动，慰问部队，到村上组织童子团、搜集情报。后来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左江一带，比较有名的是左江革命委员会于1930 年2 月1 日以大信高等小学校改造而成的龙州县劳动第一完全小学校，学生全是劳动人民子弟。办学经费由左江革命委员会供给。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龙州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经常到学校宣讲革命理论。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到附近的下冻、彬桥农村进行革命宣传。既获得文化知识，又受到革命实践的锤炼。 东兰县的西山、中山、东山地区，俗称“东兰三山”（今属巴马县），是瑶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苏维埃政府很重视“三山”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拓，除拨专款扶持办校外，还专门给该地区派去教员。1930 年初，“三山”在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各乡都办起了初级劳动小学。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兴办劳动小学的同时，还着手建立新型的中学。1929 年12 月，将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改造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劳动中学在教学上进行改革，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党义》课，增设革命理论课，增加体育训练课。红七军政委邓斌（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多次到学校作报告，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学生拥护革命、参加革命。不少学生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毅然投身革命。 三、干部教育及平民教育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胜利后，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即着手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斗争，须唤醒民众投身土地革命，需大批有觉悟的、有文化的革命者参加政权建设，这就需提高红军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所以党政干部教育、红军教育、平民教育成了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 1929 年12月20 日，《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一一关于党组织工作》指出．“目前红军所到区域，革命空气紧张，群众工作的发展，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事实。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之中党能否加强于红军之领导，并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怎样使红军中及地方党的组织工作健全起来，实为目前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创造干部分子”，要求在“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根据前委的指示，1930 年间，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级党政干部训练班陆续开办。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训练班有：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电开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办的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红八军在龙州县创办的军政学校；东兰县委在武篆旧州屯开办的党务训练班；中共东兰县委、太平区委在特文、坡勾开办的党员训练班．那地县巴暮区苏维埃政府举办的土改训练班等。影响最大的是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在东兰和恩隆平马举办的党政干部训练班。 东兰武篆旧州屯党员干部训练班开办于1930 年4 月，其目的是为土地革命在右江根据地的全面铺开培训干部。右江各县的50 多名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了学习。学习时间2o 多天，由红七军前委书记邓斌（邓小平）、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委员陈洪涛以及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等分别给学员讲课。为使学员加深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掌握土地革命的政策，邓斌还亲自动手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 、《 土地革命的政策口号》 、《 党的问题》 等教材，并刻写油印，装订成册发给学员。这期训练班，及时地培训了右江各县的主要领导于部，从而使右江各县的土地革命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30年7月，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办了两期党政十部训练班，每期学员80余人，为期两周。训练班以红七军政治部于1929 年12 月21 日出版的《土地革命》为主要教材，内容有：（1）中国农民的痛苦；（2 ）广大农民群众迫切需要土地革命；（3）土地革命的意义；（4）土地革命的力量；（5）土地革命的策略。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邓斌、雷经天等亲自给学员讲课。这两期训练班，为提高右江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意义的认识和政策水平，为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发展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过程中，还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培养工作。1930 年，东兰县委、苏维埃政府在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的同时，还特别在武篆育才高小开办了两期瑶族训练班，每期招收学员50 余人。学员来自本县的东院、西山、中和、坡豪、东山各乡。学习的内容有：党的民族政策；土地革命的意义、政策和口号；识字、军事常识和革命宣传方法。这两期训练班共培养了100 余名瑶族干部，学习结束后，他们回到家乡，率领群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红军除了负责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协助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任务外，本身还有“创造红军和农民的武装训练”的任务。为此，红七军前委指示：“（一）土地革命斗争的区域，要尽量地成立游击队和红军，以斗争中勇敢的农民充当红军，改变红军质量，扩大红军的组织。（二）同时要进行农民武装的训练 …… 。”这就需要创造和训练大批的红军干部，以提高红军和农民武装——赤卫队的政治、文化、军事素质。 红军基层指挥员的培养，主要依靠红军教导队。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军教导队有红七军军部教导队和第三纵队教分队。1930 年初，红七军在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军部教导队。是年7 月，红七军前委决定从各纵队选调优秀战上和基层干部到教导队来学习，以加强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的训练。通过红军教育，既提高纂层干部素质，又可以从参加学习的战士中选拔优秀者充任基层指挥员。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工作。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不久．即发出通告，要求“苏维埃对于文化运动、识文运动 …… 等工作要积极进行，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并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的口号。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动群众利用乡村庙堂或让群众腾出空屋，自制黑板、课桌，开办农民文化夜校，发展农民教育。从1929 年12 月到1930 年元月不足两个目的时间里，左、右江根据地各县的农民夜校、平民夜校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凡建立有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村村皆建立有农民文化夜校或平民夜校。仅恩隆县、向都县北区、奉议县仑圩（今均属田东县）就有平民夜校160 余所，在向农民灌输土地革命思想的同时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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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壮族人民与越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和友谊 中国和越南有1300 多公里的漫长陆地边界，其中约三分之二的边界线上，中国一侧属广西的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属云南的富宁、西畴、麻栗坡、马关等县市，居住着众多的壮族人民；在越南一侧的广宁、谅山、高平、河江、老街等省，散布着岱族和侬族，壮族、岱族、侬族有渊源关系。因此，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历来有血亲和姻亲关系。平时，互相交往密切。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中越边界，尤其是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与越南的谅山、高平地段，成为越南抗法志士得到革命思想和援助的重要渠道，也是越南革命者过往的通道。 第一节 20世纪初壮族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和友谊 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后，于19 世纪末叶，大规模地野蛮镇压了越南人民的反抗斗争。到20 世纪初，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转入低潮。陷入困苦中的越南爱国志士，纷纷寻找拯救祖国的道路。“明治维新”后强盛起来的日本，便成为他们极力学习的榜样。他们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国富民强，驱逐法国殖民者，并且还想在抗法斗争中获得日本的援助。 1905 年，在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的倡导和组织下，大批越南爱国青年改着壮、岱、侬族的服装，在壮、岱、侬族群众的带领和掩护下，在越南谅山偷渡边界，到达中国的广西凭祥、龙州，然后转赴日本留学，史称“东游运动”。1908 年，法国殖民者与日本政府相勾结，扼杀了东游运动。潘佩珠率领200 多越南青年流亡到中国，继续开展抗法活动。越南国内仍有一些热血青年，通过壮族群众的帮助，越过中越边界，加入潘佩珠的抗法组织。有些胸怀壮志的青年，在壮族群众的帮助下，组织抗法武装，向越南边境的法国殖民者的军事哨所进行袭击。 潘佩珠组织的越南光复军，1914 年于广西都督陆亚宋（陆荣廷）在龙州的私邸里设立了兵工厂，修理、制造武器。越南光复军经常活动于中越边境。1915 年3 月，一支由30 名越南人、70 名中国人组成的越南光复军，携带武器，从广西龙州奔袭法国殖民者在高平省的驮隆军事哨所，失败后退回龙州。 1924 年11 月，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和国民政府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1925 年6 月2 。日，胡志明组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这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身。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同时在广州开办“越南革命特别政治训练班”（简称“越南青年训练班”或“青训班”）。 越南青年裴玉成读了潘佩珠的越南亡国需抗法救国的诗文后，热血沸腾，慕名投奔潘佩珠，辗转来到广州，不期而遇李瑞，加入“越南青年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到中国广西龙州以裁缝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其主要任务是为越南革命者出入越南、中国提供方便，实际就是一个联络站。他与龙州的中共党员、壮族革命诗人高孤雁（高炳南）过往甚密。高孤雁给他很大帮助。高孤雁为躲避白色恐怖，曾到越南七溪避难。后来，胡松茂、裴玉成在龙州那底村开办过两期政治训练班，培养越南革命干部。裴玉成在龙州工作一直坚持到4o 年代初。这期间，他结识了壮族进步青年凌云。凌云的家成为越南革命者歇脚的据点。 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从1925 年至1927 年共培训了近300 名干部，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越南党、政、军的领导人，如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越南政府前总理范文同，曾任越南驻华大使、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等等。这些青年中，有的是偷越边界，先在中国壮族群众家歇脚，然后转赴广州的。如黄文欢于1 926 年从越南谅山省同登越过边界，到中国境内凭祥县礼茶村凌云家过夜，经龙州，过南宁，转至广州。凌云家先后接送过10多位越南革命青年到广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都得到壮族群众的掩护、带路，并解决食宿问题。1929年，凌云曾一度与越南同志一起赴越南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2月l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在龙州县诞生，并建立了左江苏维埃政权。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除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之外，还把法国殖民者的工厂、大商店、银行的财产没收归国有，将法国驻龙州的领事驱逐出境，让其徒步走回越南。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使人民扬眉吐气，谅山、高平两省的岱人、侬人闻讯纷纷到中国龙州县观看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越南侬族革命青年黄文树，为寻找革命真理和道路，来到龙州。他为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所震动，自己制作一个红袖套戴起来，要求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随红军到各乡村、建立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秘密农会，选举农会中的积极分子加人红色自卫队，打倒地方恶霸，把田地分给穷苦人。黄文树曾化名雷振、雷鸣夏、阿雷。与此同时，越南同志裴玉成、胡德成、韦德明、阮德兴等也在龙州进行革命活动．随后，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城南街74 号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印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并以龙州县城营街73号农仁保（农二嫂的丈夫）家、下冻乡那造屯农其振家、那城屯潘全珍家、板吉屯黄炳芝家、布局乡右庄屯周志鸿家为联络点。通过这些联络点，沟通同越南国内党组织的联系。龙州县城南街74 号作为印支共产党秘密机关住所，黄文树等同志曾在此居住，并举办过若干期越南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每批3—5人，时间7—8天，培训了一批越南干部．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的方便，裴玉成、阮德兴后来还在龙州县城白沙街176 号租了房子，开办一间“德兴车衣店”，作为印支共产党的又一个秘密联络点。这间“德兴车衣店”，直到1944 年仍是印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44 年8 月，胡志明自柳州经龙州回越南时，曾在此居住。后来，黄文树成长为一名坚强的越南革命领导人。1941 年，他被选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临时总部委员。坚持在中越边境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44 年，他不幸被法国殖民者杀害于狱中。 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诞生，10月改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该党利用广西、云南与越南紧密相连的地理优势，在桂、滇从事革命活动，于南宁市中山路设立南兴机器厂作为掩护，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领导委员会便设在这个厂内。1932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黎鸿峰来到南宁，在南兴机器厂以当工人作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组织工人和南宁军官学校的中、越两国爱国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后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南兴机器厂的10 多人，但敌人并没有掌握黎鸿峰等人的任何真实可靠的材料，在中共和越南人士的共同营救下，全部获释。1933 年，黎鸿峰转至中、越边境重镇龙州，与黄文树等人开办越南革命训练班，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1942 年，黎鸿峰被法国殖民者杀害于昆仑岛狱中。 龙州起义期间的壮族农会骨干林富庭，于1932 年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在龙州的海外工作小组，为越南革命工作尽力。1936 年，经黄文树的介绍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为越南的抗法、抗日斗争效力10余年。1940 年秋，他在越北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在那岑一谅山中团任营长，带领部队与日伪军作战。1944 年，他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员、岱族闭振兴在龙州、凭祥与越南接壤地方发动两国爱国青年，建立中越边境抗日自卫大队，开展抗日锄奸斗争。 越南革命者黎镜波、陈山洪、黄国云（后任越北自治区副主席）等人在中、越边境开展工作，与在滇黔桂边区坚持斗争的原红七军壮族干部何尚刚、岑日新、谭统南等人结识，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和帮助。 1933 年以后，由于龙州县城情况比较复杂，黄文树自龙州县城转移到下冻乡那造屯一带隐蔽活动。这个地区由于受红八军起义的影响，很早就成立了农会组织，群众革命觉悟较高，同情和支持越南革命，黄文树等越南革命者转移到这里后，得到了当地群众多方面的帮助．由于那造屯离下冻街仅2.5 公里，红八军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亦比较嚣张。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安全，黄文树又转移到那造电后背山上的岩洞中隐蔽，由当地群众农其振、农显义、农绍基、农振元等轮流送饭送水。因洞中较冷，当地群众又想方设法找来毛毯、衣物。当地群众还主动组成了联络组，帮助黄文树与外界保持联络。如农其振、闭永志、闭建章等人，负责与越南边境的联络；农显义、农绍基则经常来往于下冻和龙州县城之间进行联络。黄文树在这一带边境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主要是为越南革命进行宣传工作和培训干部、组织革命队伍。如黄文树曾在那造屯后背山洞中建立印刷所，印制革命文件和宣传材料。印刷工具缺乏，他就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找来古墓石碑．动手磨平后作为石印印版。在下冻区春秀乡板吉屯赵景堂、李景德家，以及那城电潘全诊家，也曾设立临时的小型印刷所，为越南革命者印制过不少文件和材料。据当地群众反映，越南革命者在那造屯印制的文件和宣传材料等，曾留有一木箱交农显义保管，1945 年越南独立后，越南有关方面曾派专人运送回国。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经费，越南同志还在那造屯自已铸造伪西贡银元，所用的制造工具也是黄文树自己动手制作的。为了培训越南干部，黄文树曾要求农其振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训练班的地点，农其振利用他当时任龙门乡乡长的方便，在该乡念读屯（后来为岜苗乡管辖）分批举办训练班，先后参加培训的越南同志有六、七十人。 1933 年5 月，在靖西县坡豆乡福留村弄黎屯成立了“中越革命委员会”，宗旨是中、越双方的革命活动互相支持和帮助。 1935 年，黄国云遭法国殖民当局通缉，镇边（今那坡）县平孟乡百南小学壮族教师黎元庸把黄国云安置在该校隐蔽了4个多月。 镇边县壮族青年梁桂庭曾于1931 年在越南埠头做工，后来参加天督矿的抗法武装暴动。失败后在越南友人的帮助下返回原籍。1935 年，他与其他人帮助越南革命同志铲除越南马烈、弄村、康村一带的几个越奸，人心大快，使越南的革命活动有了安全保障。1936 年，越南黎镜波、陈山洪等人到靖西县果乐乡连境村找中共地下组织，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后来，这些越南革命者在中、越边界的靖西县葛吞乡（今吞盘乡）的弄芽、武坡问，越南高平省河广县的弄坡宁等地活动。这一带群众生活虽然贫困，但大家节衣缩吃，千方百计解决了中、越双方的革命工作者2O 多人的衣食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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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约友谊 1938年，越南黎镜波、陈山洪与靖西县中越边界的古愁、弄莫屯的农振光等人结拜为兄弟，以农振光家作为联络点，农振光、黄金真担任联络员。又在葛吞乡的弄芽、弄代、弄勒、弄乃、古愁、念光等村屯，先后成立了“穷农会”、“同盟会”、“兄弟会”、“亲爱会”、“农民会”等革命团体，成员有60 多人。越南黎镜波、陈山洪、黄国云借住于魁坪洞巴屯黄开见家，以开酒房、养猪为掩护；中国革命者傅少华（张飞）则以贩卖桐油作掩护，与越南革命者共同进出越南活动。这些工作为以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在中、越边境活动，由靖西县边境深入越南北坡和其他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1938 年，胡志明作为中共的贵宾从苏联取道新疆、兰州，到达延安，与中共商讨两党如何配合开展革命运动。不久，胡志明随叶剑英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胡志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第二次到中国（1938年底），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八路军’的上等兵，我担任在桂林的某单位的俱乐部主任，其后，我被选为驻衡阳的某单位的支部书记（兼负责收听收音机）。…… 在中国时，学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验。在那个时候，中国同志们曾竭力帮助我同我们国内接上关系。我们党中央曾派X 同志到龙州来找我。但遗憾的是，X 同志给一位‘朋友’骗走了钱，不得不在我到龙州之前便回国了。但在这之后，中国同志们仍帮助我接上关系，以便回国活动……” 1940 年春，越南的局势极为紧张，法国殖民者肆无忌惮地镇压革命活动，日本侵略军准备攻占越南。印度支那共少“党中央指派范文同、武元甲到中国云南省，与该党海外部及胡志明接头。范、武二人在中越群众的掩护下，顺利越过老街、河口中、越边境，到达昆明。胡志明派他俩搭乘生活书店的汽车到达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穿上八路军的军服，享受八路军的待遇，等车准备出发。1940年6 月，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这是越南发展革命的良机。胡志明一面发电报，一面让冯志坚、武英赶至贵阳通知范、武二人不去延安，转至广西省桂林，准备回越南。范、武住在中共桂林地下组织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胡志明等人也来到桂林，住在中共桂林地下组织安排的另一所房子里，胡志明等人在桂林郊外租赁了一间房子，打出“越南解放同盟”的旗帜开展活动。这时，胡志明化名胡光，范文同化名林伯杰，武元甲化名杨怀南，黄文欢化名李光华。 1940 年9月27日越南北山起义后，深感缺乏军事干部，曾向平孟党支部提出请求，经平孟支部向上级请示决定，派莫一凡去越南帮助集训军事干部，莫在越南改名为陆华，直到越南全国解放时，陆华担任北越二个战区的参谋长职务，为越南人民军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胡志明等人在桂林获悉，1940 年11月23日，在越南爆发了南圻起义。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利用越南右翼张佩公等人组织边区工作队，到靠近越南的广西省靖西县活动。鉴于这种形势，胡志明决定．以“越南解放同盟”的名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达成联合抗日的默契。 张佩公先期在靖西县开办了一个训练班，有40多名越南青年学员。他们原来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因遭到法国殖民者的迫害、镇压，越过边界，逃到中国。当时张佩公打着抗日的旗号，这些青年一时没有认清张佩公等人的面目，便加入了这个训练班。 胡志明派遣范文同、武元甲先期到达靖西县设立“越南解放同盟办事处”。随后，胡志明、冯志坚、黄文欢等人于1940 年12月到达靖西县，把张佩公训练班的黎广波（后任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越南民族委员会主任）、黄森、朋江等40 多名越南青年吸引到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办的训练班学习。 胡志明、黎广波、黄国云在靖西活动时，为了团结群众，掩护自己，开展工作，与当地壮族群众结拜为兄弟，以年龄长幼排行，龙临乡的张廷维是大哥，胡志明是二哥，荣劳乡的林碧峰是三哥，黄国云排行十二，黎广波排行十三。林碧峰、张廷维和巴蒙乡的徐伟三及渠洋乡的农友丰等家，都成为越南革命者的联络站，经常出入他们家。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黎广波、谭光中（后任越南国会副主席）、高鸿岭（后任越南驻昆明总领事）、黄森等人经常到林碧峰家，有时就住在林家，黎广波有时一住就是1 个月之久。林碧峰做小本生意，经常出入越南，帮助革命者购买枪支弹药、医药用品。林碧峰的女儿林祥柳也帮助越南革命者，有一次，国民党军警来搜查林家，适胡志明正在林家，无法走出。林祥柳机敏地将胡志明藏在屋后的禾草堆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来，林样柳嫁到越南高平省广渊县的侬族家，年老后有眼疾，胡志明得知后，接她到河内医治失明的眼睛，有所好转，并由越南政府供给她生活费用．每月20 斤大米，一点零用钱，不久，供给被县长贪污掉，黎广波得知后，严厉训斥了该县长，才又如数供给她。林碧峰的儿子林大凡当时是个初中生，越南革命者从桂林、柳州等地寄来的信件，有些就是由林大凡转送。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靖西县靠近越南边界的两个山村开办训练班，学员除了上述的40 多名外，还从越南国内选送一批人来学习。这两个山村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曾经是红军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壮族村民把越南革命者视为自己人。这两个山村很贫穷，但却热情帮助越南革命者解决住宿、饮食、通讯联络、保密等工作。春节时，村民们邀请越南革命者到家中共度佳节，有的越南同志一天之内受到10 来位村民邀请到家中喝酒。当时，越南革命者经济非常困难，胡志明每到一家，就送一张亲自用中文写的“恭贺新年”红帖。 印度支那共产党找到了离中国广西省靖西县葛麻（今孟麻）村2公里远、离国界108 号界碑仅数百米、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的北坡，这是一个很隐蔽，交通方便，群众基础又好的地方。1941 年2月8日，胡志明偕同冯志坚、武英等人自靖西越过边界进驻北坡，在北坡建立党的指挥机关，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北坡成为领导越南革命的根据地。从中国一侧到北坡，必经葛麻村。这个村是北坡的门户和屏障。村民们为越南革命者提供衣食住行的方便，还为他们传递情报，作掩护保密，为了保密和防止敌人的破坏，越方还在中国一侧的山林，田垌训练军队。1941 年4 月在靖西县成立越南解放同盟会，先后在葛麻、灵光村开办干部训练班。 胡志明等人进入越南北坡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留在设于靖西县的越南解放同盟办事处工作，一方面与中国国民党周旋，一方面筹备召开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 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在北坡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当前的战斗任务，并决定成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为了安全，出席会议的人员分两批从两条路到开会地点，其中一路是长征、黄文树、黄国越等人由越南绕道到中国广西省龙州县，然后转至靖西县，再进入越南高平省北坡。参加会议的人员途经中国境内时，得到当地壮族群众的协助、掩护、带路，从而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会议结束后，又沿原路安全返回越南。 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指派黄文欢为越盟驻靖西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并任直属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靖西县党支部书记。他经常来往于龙州县城、水口、下冻、下石、凭祥等广西省边境壮族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还在龙州建立了越盟办事处，并于边境壮族地区的其他许多地方建立了支援越南革命的据点。《龙州日报》总编辑赵乐群（壮族），与黄文欢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黄文欢经常给该报撰稿，宣传越盟的主张，赵乐群帮助他把中文稿子修改后在该报发表。1980年他们两人阔别多年再相会，黄文欢作诗一首《赠赵乐群同志》，还怀念旧情： “促膝龙城四十年， 燕京再晤话前缘。 心投意合今如昔， 义重情深志更坚。”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醒，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创办《独立报》 。鉴于回国办报尚无巩固的根据地。在敌占区办报，更没有条件。于是决定在中国边境办报。该报的印刷厂设在靖西县一位中国壮族贫农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热情地帮助越南办报人员解决住宿问题，使《独立报》得以顺利出版，然后秘密运回越南散发。 1939 年和1941 年，黎广波、黄国云的身份在越南暴露，难于继续活动，便转移到靖西、镇边两县与越南交界的地方隐蔽，委托梁桂庭到越南河广县的弄吉、马烈等10 多个村屯开展群众工作。梁桂庭组织抗法救国会，发展会员达五六百人，为黎广波、黄国云于1942 年在这里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基础。 1941年初，中共党员、壮族梁静山由广东党组织派回原籍镇边县平孟乡开展工作，建立厂巾共平孟支部，与黄国云等人取得联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配合。8月，法国殖民军一部在日军的驱使下侵入靖西县龙邦弄煞，在谭统南率领的中越边区抗日游击队的奋勇抗击下，击溃敌人的进犯，我国的中队长刘发生等4人牺牲（其中中国壮族3人，越南1人）。 1940 年9 月27 口，越南爆发北山起义。1941 年2 月14日，成立了越南救国军第一中队．遭到法国殖民者的疯狂镇压，冯志坚等人率领l个班突出重围，转移到边界开辟新战区，冯志坚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余下人员转移到中、越边区中国一侧。黄文泰（后任越南人民军大将、总参谋长）率领一个班撤退至中国广西凭祥。9 月15 日，越南救国军第二中队成立，因受敌人包围，该中队也跨越国界，到中国隐蔽、休整。朱文晋（化名周有光，后任越共中央委员、越北自治区主席、越南国会副主席、越南人民军上将）等人率领42 人，于1942 年3 月下旬转移到中国广西省龙州县的布局。居住在这一带的都是壮族群众，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过去几十年，越南革命者经常借道布局出入境，当地壮族群众了解、同情，支持越南革命。很多村民掩护、供养越南革命者。胡志明曾在这里活动过。黄文树深得村民的敬爱，视为自己的骨肉。这里离中、越国界仅数公里，又是山区，极易隐蔽，又有通往越南和中国龙州县城的道路。越南救国军成员在这一带中、越边境两侧有亲戚朋友，语言、习俗相同，相貌一样，越南革命者如鱼得水，活动很方便。 越南救国军第二中队分别组成3人小组，分散到龙州县的板吉、板庄、巧苗、那坡、板那、河渡、爱敬、那造、板是、下冻、板奄、彬桥等村子，甚至到靠近县城的弄行活动。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到凭徉，并建立了秘密交通网，有些壮族群众充当他们的联络员，住家成为联络点。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在龙州的国民党驻军某师部发给越南救国军来往于龙州、靖西、凭祥的通行证。1942 年，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允许越南救国军在龙州设立办事处。越南救国军用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海外第一办事处的名义挂牌。召开办事处成立大会需要经费，龙州的国民党驻军某师部赠送越南救国军400 元。在南宁的学生军中的越南人闻讯，汇来一笔钱，仍不够开销。布局的壮族父老兄弟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想办法送来香烟、茶叶、糖果等等，尽力相助。 鉴于越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1942 年底和1943 年l 月，越南救国军分两批先期回越南开展工作。1943 年1 月，朱文晋等2 人从龙州经大新、靖西转至越南北坡，向胡志明汇报和请示工作，不料此时胡志明正遭劫难，只见到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负责人。后朱文晋返回龙州，于春节后率领所部返回越南工作，仍留几个人在龙州办事处。 越南救国军第二中队在中国休整期间，得到我国边境壮族人民热情诚挚的帮助，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返回越南时没有少一人，装备也得到改善，有的壮族群众还赠送枪支给他们。朱文晋在回忆这段充满友谊的历史时，对中国人民慷慨无私的帮助十分感动，多次表示感谢。1945 年8 月革命胜利后，至60 年代初期，朱文晋曾到布局访问，感谢壮族父老们，而布局的父老也去越南岱族、侬族地区走访，双方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 1942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裴玉成在龙州县合龙街开设裁缝店作为掩护，走村串寨替人裁制衣服，从事地下活动，也曾到布局工作过。中共桂越边工作委员会通过裴玉成，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密切配合，中共桂越工委负责人之一梁游，曾与裴玉成合作过。在靖西、镇边两县的40 多个村庄，曾为越南革命者提供方便。壮族群众为他们购买了步枪、手枪130 多支、火粉枪2000 多支。 1942 年8 月200日，黎广波从北坡送胡志明过中、越边界，胡志明欲到中国重庆与同盟国联系共同抗日事宜。胡志明的化名很多，经常更改变换。胡志明这一名字便始于此行。进入中国境后，由靖西县巴蒙乡壮族青年杨涛带路前往田东。8 月27 日清晨，走到天保（今德保）县足荣乡时被治安当局扣押。在胡志明被押往靖西县城途中，恰巧被徐伟三的姐姐看见，她立即跑回家报信。曾与胡志明有交往的靖西县壮族农民王锡机送饭到狱中探望胡志明，将胡志明写的密信带给黎广波。胡志明被押经天保、果德、田东、隆安等13 个县，30 多座监狱。沿途写下狱中诗100 多首。杨涛因饱受折磨在途中不幸病逝。在中、越各界人士的努力营救下，1943 年9 月，胡志明获释。他的《“狱中日记”诗抄》便是这期间写的。 1944 年，胡志明等人在靖西县仅有8 户人家的弄混屯（后迁入谷寿村）侬卜说家居住，后来转移到镇边县平孟乡仅有12 户人家的弄依屯壮族农民林桂荣家隐蔽。这里距离越南边界仅2 公里。同年9 月，国民党当局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军警前往弄依屯，壮族青年苏中良得知此消息后，飞奔到林桂荣家，领着胡志明向后山丛林转移。当时胡志明正患病，行动迟缓，情况十分危急，苏中良就背起他，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隐蔽。之后，苏中良与9位壮族群众在弄依屯巴布山的岩洞边，搭起一个茅棚，让胡志明有栖身之处，按时送饭菜给胡志明吃，胡志明在此隐蔽了约两个月，敌人撤走后，才转回越南境内。1954 年以后，胡志明多次邀请苏中良到河内作客，表示感谢之情意。 林桂荣仍继续支持越南革命，为越南革命者传书送信。一次，林桂荣借杀猪挑肉往越南高平省河广县出售之机，将越南革命者的信藏在猪肉里，不料被法国殖民者发现，林惨遭杀害，示众于河广县。 胡志明在龙州县下冻区活动时，住在壮族农民农其振家里。一天，国民党特务侦到讯息，即到村里搜捕。农其振见特务快进村了，急中生智，急忙让胡志明换上当地壮族农民的衣服，包好头巾，装扮成农其振的父亲。胡志明刚换完装，特务也来到跟前。机智的农其振镇静如常地对胡志明说：“爸，你带孙子去放牛吧。”胡志明像家里人一样坦然应着，从容地带着“小孙子”赶牛出村。特务看不出破绽，懊丧地回去了。1954 年以后，胡志明特邀农其振到河内过节，还把农其振的两个儿子收为义子。 1963 年，越南党和政府为了感谢中国帮助过越南革命事业的人，邀请了一些代表赴越访间。同年8 月底，广西访越友好代表团7 人赴越。团长梁桂庭，当年是中、越边境两国游击队的联络员。副团长林大凡（其父已去世，代表其父），团员有杨涛的弟弟杨胜强、黎元庸、张其绍、农元丰等人，都是壮族。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黎广波、谭光中等人都出面热情接待，共同回忆重温当年旧事，代表团成员仍习’质以他们当年的化名相称，越南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以及代表团成员在越南革命处于艰难的时刻，给予的慷慨支援，甚至牺牲性命，再三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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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并肩战斗夺取胜利 1945 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次年，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政府转入越北丛林开展抗法斗争。1946 年6 月，在我国，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中、越两国的革命形势又把中、越边境地区的人民连结在一起，并肩战斗。 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在中、越边境地区建立起来的镇边平孟支部、明江爱店支部、龙津（今龙州）下冻支部分别与印度支那共产党、越盟地方组织和人员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有了联系、往来和相互支持．由于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共开展中、越边境地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共广西省工委特派员杨烈代表省工委决定在中、越边境地区的这3个党支部基础上，组建中共桂越边境工委，负责领导开展中、越边境地区和越南华侨的革命工作。1946 年4 月，中共桂越边境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桂越边工”）成立。6 月，为了安全．该工委在越南高平召开会议，研究并决定在中、越边境两侧开展革命活动，办报纸，开书店，建夜校，发展秘密农会。 同年10 月，中共龙州县特别支部在布局乡组建武装基干队。国民党龙津（即龙州）县中校参议、五乡联防主任、恶霸地主黄成彦率其喽啰在边界和越过边界到越南抢劫。12 月，中共龙州特支决定为民除害，设伏击毙黄成彦及其侄黄浩宣，中、越边民拍手称快。 1947年4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5月，中共桂越边工委在越南高平省和安县吭急村召开会议，将桂越工委改为中共左江工委，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此，中共左江工委在中、越边界的谷磨开办党员培训班。8月，在越南高平省巴留开办左江地区军事干部训练班。9月，在越南高平省七溪的那罕开办左江革命青年干部训练班。 1947年8月19日，龙州大青山武装起义成功．起义之前，县大队到中、越边界越南一侧的一个山村集训。起义后，也曾转入越南边境．得到越方的接济。 1947 年8 月18 日，中共思明（思乐、明江、宁明3 县）特别支部在越南谅山省解放区板乐村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爱店起义；25 日，爱店起义成功，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起义部队立即转入越南板乐，召开胜利大会，受到越盟和越南岱族、侬族的热烈欢迎。经过休整后，思明游击队返回思明一带活动。1948 年2 月9 日，国民党龙州督办专员公署派遣保安6 团l 营，并纠集思乐、明江、宁明、崇善4 县的反动武装1700 多人，对思明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而思明游击队只有60 多人枪，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转移到越南的板乐，伤员和家属都得到安置，并集中骨干整训，总结起义以后的武装和群众工作，然后又转回思明坚持斗争。 1947 年9月7日，镇边平孟武装起义成功，起义前后，也得到越方的支持。 1948 年2月，靖（西）镇（边）游击队转入越南河阳整训；9月，转赴滇东南开展游击战。 1948 年夏季，在龙州成立越边武工队（次年2 月改称“中越武工队”）。1949 年2 月12 日，夜袭法军在高平省驮隆的巴羊哨所（群众称为“鬼屯勺，俘敌一班，缴获长短枪8 支，轻机枪l 挺和弹药一批。中越武工队在边境作战10 余次。 1949 年，靖西县龙（邦）湖（润）游击队，在越南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龙邦、安宁等乡。 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三支队（又称“左江支队”）派出参谋黄云鹏，越边武工队队长虞克韩等人，到越南高平省复和县与越南太原战区副区长黄清风，主力团团长陈文敦等人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两军协同作战计划。1949 年6 月9 日，左江支队进攻水口，驻龙州敌军出援，左江支队在独山伏击敌人获胜。越南派出卫国军一个团配合作战，从水口、罗回向独山运动，合击敌军保安6 团。6月17日，龙州独立营在越南卫国军的配合下，攻克下冻，于当天下午成立龙州县民主政府。1949 年6 月30 日，我凭祥、龙州游击队，在越南高平中团团长高清风的指挥配合下，解放了宁明县城． 1949 年，法国殖民者在越南仍占军事优势，越南革命根据地在缩小。越南党和政府派李班、阮德瑞到中国，请求中共中央援助越南革命。1950 年1 月，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请求给予援助。但是，法军占领着越、中边境重镇高平、东溪、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影响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为了使越南革命根据地与新中国连成一片，越南决定发动边界战役。在胡志明的要求下，中共中央派身经百战的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率一个工作组到越南，作为越南人民军的顾问，协助越南完成边界战役。陈赓的作战方案为越南党中央采纳，最后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战役进行期间，陈赓住在龙州县布局，走不远便到边界。越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离边界不远的越南一侧，胡志明常信步走过边界来看望陈赓。壮族人民为边界战役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如修桥铺路，运送弹药物资等等。战役发动之前，越南人民军有些部队就在中国壮族地区休整过，如越军308 师在云南省砚山县整训，后经文山、麻栗坡、广南进入广西省靖西，转赴越南战场。越军209 团和174 团在广西靖西县整训过。 在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连续请求下，中共中央于1950 年4 月初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顾问团团长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他是广西东兰县的壮族，15 岁就参加革命，是一员转战南北的骁将。8 月9 日，韦国清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边界战役胜利后，陈赓于11月1日回国，韦国清仍留在越南工作。1954 年3 月13日至5月7日，越南发动举世闻名的奠边府战役，经过55个昼夜的战斗，取得辉煌胜利，从而使日内瓦协定得以实现，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半壁江山。韦国清在协助越南人民军指挥作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越两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凝结的革命友谊，其中就有壮族人民的一份，而且分量特重。这种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将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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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编      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社会主义时期     （建国至自治区成立）               第一章      壮族历史的新纪元               1949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广西全境解放，壮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壮族的历史也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接着，在壮族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壮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奋斗。首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反革命残余武装，巩固人民政权，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扫清了道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所谓的“根据地”的妄想。其次，是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第三，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壮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第一节            广西的剿匪斗争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是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保卫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而进行的又一场艰巨的斗争。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战斗，到1952 年底，全歼（包括毙、俘、自新）境内土匪46万多人，胜利地完成广西剿匪任务。     壮族地区是广西剿匪斗争的主战场，壮族人民为剿匪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反动势力灭亡前的疯狂反扑               解放军进入广西时，主要任务是消灭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对广大农村中的反动封建武装和潜伏于各地的残余反革命武装骨干还来不及清剿。广西解放不久，这些反革命势力就在台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指使下，蠢蠢欲动，先后发动反革命暴乱，纠集成股匪，向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些股匪成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国民党溃退前夕预谋留下的一批反动军官、特务为首纠集的股匪。其中，潜伏于壮族地区的主要有：以“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三、副司令向天雷（台湾派遣的特务）为首的近l万人枪，活动于柳州北部的四十八弄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竞初、副司令甘竞生和“反共救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罗活挂名而实际由杨创奇（匪第四十八军军长）指挥的股匪3 万多人，活动于以大瑶山为中心的桂中地区（其中西部为壮族地区）。以“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司令陈与参为首的股匪1.6万余人，活动于桂黔边区，包括宜山大部，罗城、思恩、天河、宜北、河池、南丹等7个县全部。“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吴中坚的股匪近万人，活动于百色地区。“桂越边区第一方面军”司令姚槐为首的股匪活动于中、越边境。以“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为首的股匪活动于十万大山区。二是反动地主恶霸纠集的土匪武装。他们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在解放后也纠集土匪跟随国民党反动军官进行暴乱。三是打家劫舍的惯匪．他们此时是反革命武装力量的急先锋。这些反动势力，造谣惑众，威胁利诱部分群众为匪，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烧民房，抢公粮，强奸妇女，破坏交通，袭击解放军分散部队，捕杀政府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以及无辜群众，无恶不作．广西各族人民又一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严重的威胁。据对壮族聚居的邕宁、崇左、马山、龙茗（现属天等县的一部分）以及宾阳5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土匪在暴乱中攻打县、区、乡人民政府达80 多次，一度控制着壮乡的许多地区。在宜山专区，土匪控制了730 多个村庄，占全专区村庄的50 ％以上。而解放军只控制416 个村庄，占31 ％强，其它地区为双方争夺之地。     匪乱期间，壮族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柳州专区在3 个月时间里，遭土匪惨杀的解放军战士、政府工作人员即达187人，被打伤44人，俘10人，抢去稻谷95.1 万斤。1950 年2月1日，土匪围攻柳城县古碧区人民政府，区长以下14 人全被土匪杀害。宜山专区的宜山县1 年内被土匪杀害的区、乡干部和工作人员、农民积极分子、进步人士以及党员、干部家属共775人，抢粮食45 万斤.抢耕牛2430 头，猪543 头，烧房屋75间．百色专区被杀害的干部战士和群众500多人，烧民房8000 多间，抢牛马2 万头（匹）。据对南宁地区的宾阳、横县、武鸣、上林、同正（现属扶绥县）等9个县的统计，被杀害的干部达450 多人，民兵和群众600 多人。同正县副县长农西到四区开展工作，与四区的14 名干部一起被土匪杀害，而且其肝亦被土匪取食，残酷野蛮至极。               二、进剿土匪，为民除害，定国安邦               1950 年l 月l0日，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剿匪工作指示》 ，指出：“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是全省1950 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的具体斗争目标。随即组织了主力部队10 个师l 个团和地方武装共14 万多人投入剿匪斗争．担负壮族地区剿匪任务的主力部队有：45军全部及151 师（兼龙州军分区）、152 师（兼宾阳军分区）、38军的335 团和百色军分区。     但由于1950年2 、3 月间土匪暴乱来势突然、凶猛，解放军思想准备不足，兵力分散，作战较被动。至3月底，各地匪乱尚未平息。     3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第一次高干会议，提出重点剿匪，发动群众和主力部队地方化等方针，明确了剿匪和发动群众的方向。     在南宁地区，4月中旬至5月初，解放军在横县镇龙山歼灭了土匪“广西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五军800 余人，在绥渌县（现属扶绥县）后寨石山区歼灭“桂境第一方面军”十一纵队第二联队黄配鹏股匪500余人，在宾阳县东的樟木、蒙公地区歼灭“反共救国军”第十二纵队司令陈洪豪所部700余人。     5月中旬，广西军区集中兵力对桂东南地区实施重点进剿。参战部队有45 军及宾阳、龙州、武鸣、玉林、梧州等军分区所属部队共8 个团。经3 个目的进剿，该地区土匪气焰已被压下去，生擒匪首“桂南反共救国军”独立兵团第二军军长朱光奎、副总指挥李扬威等。     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境内的反动分子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叫嚣下，蠢蠢欲动。在壮族地区的土匪公然于首府南宁附近的邕宁县成立伪省府、专署、县府，在百色、乐业、天等等县成立伪县府，进行抽税、要粮、抓丁。百色专区的西隆、西林县为匪占据，乐业、东兰、凤山、凌云以及宜山专区的南丹等县遭匪围攻。他们叫嚷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未能把土匪镇压下去，主要原因是军事上重点不重，政策上过于宽大。9月，广西全党全军进行整风，基本纠正了“重点不重，过于宽大”的错误；17 日，省委、省军区作出《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 ，接着又分别发出了《冬季剿匪指示》 和《冬季四个月剿匪计划》 ，要求全省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剿匪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决定以桂东南为重点剿匪区，各专区也选择重点开展进剿。     9月14 口，解放军134 师对邕宁地区股匪进行清剿，至12月底共歼灭匪伪省政府、专署及4个师5个纵队番号的土匪48 股，7141 名，取得了冬季剿匪第一仗的胜利。     11月间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示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领导，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 年5 月l 日前完成消灭全省股匪任务。同时令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到广西协助剿匪工作。11 月底，在陶铸、叶剑英的主持下召开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会议总结剿匪工作，制定了剿匪工作方针、政策，确定以桂中的瑶山和桂南为全省重点剿匪区。     12月25 日，解放军集中兵力进剿广西最大匪巢之一——十万大山区。这里地处桂南南部的壮族聚居区，与越南毗邻，是蒋介石指定的全国15个反共游击根据地之一。至1951 年2 月中旬止，该地区3 万多名土匪已基本被歼灭，匪首韦秀英被击毙。     1951 年l 月8 日，解放军集中14 个半团的兵力和数万名民兵群众会剿大瑶山股匪。集干该地区的土匪计有8 个军、13 个师、7个旅、2个纵队、7个支队番号，共3 万多人。它不仅是桂东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而且实际上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经军民团结战斗50 多天，共歼匪3 .8 万多名，彻底摧毁了土匪的老窝，主要匪首甘竞生、杨创奇、林秀山、韩蒙轩等和土匪主要骨干无一漏网。     3月初至4月底，解放军挥戈向柳北和桂西北地区的土匪进剿，经与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军区的部队共同努力，一举歼灭了柳北的四十八翼、九万大山及桂西北等地土匪。大匪首何次三、向天雷、陈与参、吴中坚纷纷落网。至此，全省基本肃清股匪，如期完成毛泽东主席要求的剿匪任务，毛泽东主席为此给广西来电嘉勉。     5月以后，各地全面开展清匪反霸运动，又清除了一批散匪、特务，镇压了各地农村里通匪、济匪、参匪的恶霸，从而彻底根除了匪患，1952 年底剿匪宣告结束。     云南省文山壮、苗族地区，到1952 年年底也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共歼灭和收降土匪2万多人，缴获枪支l 万多支，子弹13 万余发。               三、壮族人民在剿匪斗争中的贡献               在剿匪斗争中，广大壮族人民发扬了革命优良传统，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家乡，与土匪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产生了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壮族人民为广西和壮族地区剿匪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0 年春、夏期间，壮族地区匪乱严重．形势十分严峻．在解放军兵力不足又分散的紧要关头，广大壮族干部、民兵拿起枪杆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有的还独当一面，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疯狂反扑。4 月26     日，忻城县城遭300 多名土匪围攻，守城的地方干部和5 名县大队战士，在县长、代理县委书记（均为壮族）的指挥下坚守县城5 昼夜。后来在附近各乡的壮族民兵增援下才得到解围。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中南军区嘉奖。6 月至8 月，驻守河池县长老乡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民兵3 次打退了匪黔桂边“第三纵队”的进攻，粉碎了土匪妄图与盘踞在河池、宜山、都安3 县交界处的股匪连成一片的阴谋。7 月22     日夜，上林县九龙村张庄的一位壮族民兵和父亲、妻子、弟弟在4 名民兵的配合下，同围攻该庄的400多名土匪展开了激战，毙匪9 人。次日在解放军和民兵支援下解围。县政府奖给这位民兵一面“英勇抗匪百发百中”锦旗和1 支步枪。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据广西军区不完全统计，1950 年一年广西民兵单独或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共2966 次，参战的民兵，仅平乐、龙州、南宁、宜山、柳州5 个分区即达21171 人，总共歼匪的71 名（其中有匪首277 名），还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     在剿匪斗争中，解放战争时期曾是党领导的游击根据地里的人民群众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游击根据地里，由于早已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人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土匪的活动很困难。如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二十二团根据地上林县北六区，土匪还来不及暴乱就被区中队和人民群众一一抓获，共抓了80 多名土匪，使本地区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为了保证剿匪部队的供给，广大壮族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克服了交通不便等困难，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修桥铺路。1950 年12 月，为了使部队车辆顺利进军瑶山，武宣县群众4 天内便修好了金鸡至三里乡三江坝全程130 里的道路。1951 年2 月，解放军进剿大明山区股匪时，夭寒地冻，山高路险，后勤保障非常困难，上林县的壮族群众在大年初一、初二就给解放军运送粮食、赶修山路。在进剿镇龙山土匪的战斗中，由横县独田、甲俭、六成等村民工组成的运粮队，因部队多次转移，他们追赶了3 天3 夜，才把粮食送到战士们手中。战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称赞他们是“顶呱呱的运粮大军”。     股匪基本肃清以后，漏网的一些匪首和骨干，在山林之中苟延残喘。壮族人民踊跃地参加了肃清残匪的战斗。在“梳蓖式”、“拉网式”、“穿梭式”的大搜山活动中，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宜山县组织3 万群众参加的大搜山，捕匪124 名，缴获枪128 支。1 名伪县长和l 名匪首落网后哀叹说：“本地人都随大军了，没法子了。”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少土匪亲属提高了觉悟，积极配合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将土匪捉拿归案或劝其投降自新。武宣县石苟村有一壮族妇女的丈夫和家公当了土匪团长、师长。她耐心地开导潜回家里躲藏的丈夫和家公向人民政府作了自新。融安县有一老汉主动领着工作队走岩串洞，用壮语传达党的剿匪政策，使当匪连长的儿子带领27名土匪出来投诚。     在剿匪斗争中，壮族儿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土匪进行生死搏斗，涌现出许多的英雄人物。上林县的县大队参谋韦护元（壮族）只身上山闯入海拔1760 米的大明山龙头山匪穴，降伏了“第六联队长”等5 名顽匪，荣立大功一次，出席了广西军区第二届庆功大会。来宾县中南乡民兵黄国义，在单脚村的一间小屋子里，与20 多名土匪激战20 多小时，最后因弹尽而英勇牺牲，被广西军区授于“民兵英雄”称号。     广西剿匪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政权．为实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扫清了道路。同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所谓“根据地”的美梦，有力地巩固了祖国边防。           第二节            壮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1 年下半年，壮族地区基本肃清股匪以后，首先在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1952 年夏，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铺开，至1953 年春全部结束。从而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实了农民千百年来追求和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一、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明末清初，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土官制度被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经济逐步发展，到了民国年间，地主阶级已占有大量的土地。     在广西，壮族地区占农户数50 %的广大贫雇农，仅占有土地的13% ，而占农户数5%的地主阶级，却占有土地40 %以上。据柳江县4个壮族村庄的统计，地主占总人口的3 .5 % ，却占有耕地面积的55.99%。靖西县有一大地主占有耕地上千亩，而该县贫雇农平均每户仅有耕地6.2 亩。云南省文山壮族地区，地主所占有的耕地也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地主的大量土地是通过巧取豪夺而得来的。据广西宜山专区土改时的调查表明，地主通过斤斗利、硬利、过街利、抓押利、卖青苗等各种高利贷剥削和高达70％的地租来掠夺农民的土地。有的是通过当土匪、窝匪、贩烟土、开赌场强行夺取的。有的则是当伪乡、村长勒索霸占起家的。他们以沉重的封建剥削，使农民世世代代陷入贫困的深渊。在壮族地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最基本的方式是封建地租。地租形式有分额租、实物租、货币租、劳役租4 种。分额租的剥削是相当苛重的，佃主与佃农一般为“对分”、“四六分”、“三七分”，如果德县（今属平果县）的地租是按当年租地产量比例分配，水田多为对分，主佃各半。实物租，不论年成丰歉，按定额纳租，水田一般亩纳谷200斤。货币租，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水田每亩每年纳国币100 元，畬地为70 元。劳役租，一般为佃耕一亩帮耕一亩。其次是押租制，其形式有佃押、加押、变交押、人质押等。还有一种叫黑押即变相的押金，所交的押金相当于一年的租额，实际上是佃农给地主的卖身保证金，迫使农民在未进行生产前就落入高利贷的魔掌中。第三是放高利贷。地主放高利贷的形式与内容种类繁多，有银贷、谷贷、肉贷、牛贷、猪贷等等。如那坡县农民向地主借钱时，一般借1 元还1.5 元；借2元还3元；借谷子时，一般是借5o 斤还100斤。农民就是在这种高利贷沉重剥削下，陷入了赤贫如洗的境地。     壮族地区的地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利用政权、族权、神权等对农民进行统治与压迫。但一般来说，由于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而壮族地区的地主、富农与汉族地区相比，其数量相对少一些，其土地和财产的占有量也少一些。     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前的壮族地区，很多地方还是以简单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粮食产量极低，山地亩产玉米一般为100 斤左有，较好的水田单糙每亩也只有300 斤左右。     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这是壮族地区剿匪以后的中心任务。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               壮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在壮族聚居区，与汉族地区土改同时进行，这部分地区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条件与汉族地以大体相同，土改的内容、政策、步骤也与汉族地区一样．第二批是杂居区，即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这部分壮族则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起进行土改。     第一批地区的土地改革，划分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全面分配土地，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改革复查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50年春，壮族地区开始进行减租退押运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减租退押运动仅在部分地区进行。经过减租退押，帮助农民度过了春荒，粉碎了敌人利用春荒煽动农民为匪暴乱的阴谋，初步打击了地主阶级。6 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广西匪乱猖獗，剿匪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暂停了减租退押。     1951 年5 月，广西基本肃清了股匪，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当月，广西省委第四次高干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剿匪胜利，战胜灾荒，创造土改条件，在全省非土改区，应深入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6 月，壮族地区普遍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向地主高利贷者清算剥削账，迫使他们退还农民的血汗钱，斗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据宜山、柳州两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在1700 多个村减租退押斗争中，获得胜利果实折谷7000 多万斤，大多数农民都分得了胜利果实，解决了春耕度荒困难，发展了生产。同时又清除了一批土匪及武器。在南宁地区，1951 年4月到10 月底止，共清除土匪2.1 万人，各种枪支6万多支。经过这一斗争，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组织亦较前大为纯洁，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起了重大变化，优势已开始为人民所取得，从而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全面分配土地，消灭地主阶级。     经过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等一系列运动，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势力已大为削弱，但是，在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还存在，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农民在经济上还没有得到翻身。因此，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土地还家”，成为广大壮族贫苦民迫切的要求。为了取得经验，从1950年冬至1951 年春，在壮族地区选择择了条件较好的忻城、扶南、柳江、武宣、象县、河池、永淳、迁江等县与10 多个汉族县作为广西省的第一期土改县。绝大部分壮族地区的县则参加1951 年下半年和1952下半年进行的第二、三期土改。土改的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度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改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土改的过程，一般到1953 年春，这些地区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云南省文山壮族地区也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土改任务。经过土改，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土地。据宜山专区1106 个乡的统计，没收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930705 亩，贫雇农平均每人分得土地近1 亩；耕畜62409 头（其中马4144 匹），房屋107498 间，农具122367 件;粮食10402.7 万斤，贫雇农平均每人可分得100 多斤。     第三阶段，土地改革复查。     1952 年9月，在进行第二期土改的同时，对第一期土改地区开展土改复查工作。这是土改的补课和结束战役。具体做法是：通过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查敌人、查队伍、查翻身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从群众既有的经验和既有的水平出发，开展反封建的再教育，对继续顽抗的不法地主进行斗争，对隐藏漏网的地主给予揭露，对土改所遗留的不彻底现象重新补救。通过复查，农民组织力量和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土改在既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发展生产创造了思想和物质上的条件。到1953 年春，土改复查任务完成。至此，第一批土改全部结束。     尚有10 多万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壮族人，则和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列为广西第二批土改地区。这些地区，多系高寒山区或边沿地区，境内人口稀少，多民族杂居，交通不便，地多田少，农民生活贫困，一般是地主较少，贫雇农较多。     1953 年11月，少数民族地区土改试点在都安县的57 个乡进行，这里是瑶族与壮族、汉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共有人口9.8 万人，其中壮族69682人，占71.1%。1954年1 月，在这些地区土改试点结束后，广西省委、中共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总结了经验，1954 年l月30 日，制定了《广西省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实施方案（草案）》。方案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总方针、总路线是：“坚决采取慎重的、温和的、曲折的阶级斗争形式，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提高阶级觉悟，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发挥各民族生产积极性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生活；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 年春，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全面铺开。参加土改的有隆林、大苗山、大瑶山、三江等4 个县以及15 个县的一部分地区共77 个区、716 个乡，856039 人，包括瑶、苗、侗、仫佬、壮、汉等12 个民族。具体做法上分两种类型：（l）有土改内容的地区，以土改为中心，结合生产进行。（2）土改内容极少或全部无土改内容的地区，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调整土地及解决各种纠纷，发展生产。方案规定，土改中要做好与少数民族有联系的七层人物工作。坚持本民族群众斗争本民族地主的原则，注意民族团结。5 月，第二批土改工作全部结束。     土改运动是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千方百计破坏这场运动。他们或分散财物，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或散布谣言，恐吓农民，挑拨农民内部团结，或残害耕牛，破坏生产，或利用金钱、粮食、女人、小恩小惠、宗族宗派关系等拉拢收买。有的地主竟然使出赠送土地的手段，搞假土改，有的则大摆酒席请全村群众吃喝，以软化麻痹群众，有的甚至组织封建势力，以“保产党”、“十姐妹”、“十兄弟”等名义对抗土地改革。     为了完成这次艰巨深刻的土地改革任务，壮族地区的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厂对运动的领导，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贯彻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工作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深入访贫问苦，与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扎根串连；并通过发动贫苦农民忆苦、对比，挖苦根、算剥削账等办法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逐步地把农民组织成为一支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强大的反封建大军。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在已觉悟、组织起来的群众面前一一被揭穿。广西百色县的索罗村，群众发动面达成年人的90%以上，儿童也组织起来放哨，监视地主活动。壮族人民在斗争中不仅向地主阶级算经济上的剥削账，而且还清算地主恶霸的抓丁拉夫、参匪济匪、杀人放火、强奸掳掠等政治账。农民以亲身经历的人证、物证揭露地主阶级的罪行。执法机关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对于罪大恶极、民愤大、顽抗到底的地主，召开公判大会，坚决予以镇压。对一般地主，则通过斗争，使其低头认罪，交出土地，接受改造。               三、土地改革后壮族农村的变化               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被打垮了，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挣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锁链．在政治七、经济上真正翻了身。农村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一是土地占有关系起了根本变化。据广西10 个乡的调查，土地改革中没收征收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2.6%。土改后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以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为100 ，则地主每人占有数为76.8 ，贫、雇农每人占有数为70.25，中农每人为107.2 ，富农每人为144.99 。在耕牛、房屋、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占有比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壮族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是彻底摧毁了农村封建势力，树立了贫、雇农优势。土地改革前，地主是农村的统治阶级，他们依仗经济上的特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政治上他们掌握乡村政权和反动武装，鱼肉一百姓，为所欲为。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的一切特权都被打破废除，农村中形成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阶级力量，农民真正做了农村的主人，成为农村的统治阶级。各地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乡村政权。重点乡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乡都建立了团支部。各乡都建立有农会、妇女代表会、民兵组织。广西宜山专区共有农会会员570720 人，妇代会会员236112 人，民兵55539 人，大大地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专政。     三是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土地改革后，广大壮族农民破天荒第一次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而劳动。所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大大提高。农民纷纷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各地普遍开展积肥、除虫、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加工加肥等运动，保证了粮食丰收。土改后的第一年，各地农作物普遍丰收，粮食产量一般都比土改前增加一成以上。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也随之提高。马山、上林两县116 个村，土改后农民买进耕牛3454 头，添置农具1 6959 件。据柳州贸易公司统计：1952 年第一季度工业品推销与1951 年同一季度比较，棉纱增加了650 % ，棉布增加684 环，农具增加222.4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文化教育也有了迫切的要求，纷纷送自己的小孩上学读书。1952 年桂西壮族自治区已有小学7500间，入学儿童达50万人；中学65间，农民子弟入学读书人数创历史最高水平。1953 年小学学生又比1952 年增1 万多人，中学学生增加近4000人。柳江县两合乡，解放前小学生不到100 人，其中贫雇农子弟只占10 写，土改后学生增至225 人，贫雇农子弟占到70%。     四是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壮族地区杂居着汉、瑶、苗、侗等民族。土改中，壮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铲除了民族压迫的根子，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不少地区的壮族人民热烈地欢迎瑶、苗等少数民族下山分田地。在生产上，壮族人民向汉族人民学习生产技术和先进经验。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逐步消除，彼此亲如一家，友好团结，互相帮助。     五是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土改后，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提高，社会风气得到迅速改变，赌博、偷盗之风甚本消除，劳动光荣，勤劳致富成为新风尚。新婚姻法逐渐实施，自由结婚也逐步形成风气。“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逐渐被扫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开始变为现实。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处处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景象。     土地改革的胜利，标志着壮族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完成。它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实现了壮族人民长期以来经过无数次英勇斗争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第三节            壮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 年，党中央提出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壮族人民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基础上1953 年下半年，在广大壮族地区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 年春，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它是壮族社会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壮族地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全国各地一样，循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相互衔接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适应生产关系的逐步演变和群众觉悟的逐步提高发展起来的。     1.互助组的产生及发展     土地改革后，壮族地区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但是，小农经济在整个农业中还占着绝对优势。随着国家的杜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间的矛盾，已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就必须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农经济极容易发生两极分化，有的农户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快贫穷下去．广西上林县高英乡土改后不久就有19 户贫农卖了耕牛，4 户卖了土地。有的农户却利用投机、放债、雇工等剥削手段成了暴发户。要共同富裕，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当时，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和一些生产资料，但相当部分的农民在生产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据统计，当时约有50%的贫、雇农缺少耕牛、农具及资金，在中农户中也存在不少困难，有的要求互助“抢季节”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1952 年下半年，壮族地区部分县、区、乡完成土改任务后，产生了少量的季节性互助组或常年互助组。1953 年春，壮族地区已基本完成土改任务。当时，广西省委提出了“每个乡搞好一个常年互助组”和“搞好爱国增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要求，并指示各级党委做到“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是年底，桂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民参加互助组面达总农户的40 ％左右。到了1954 年，壮族地区互助组发展达到高潮。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总户数60.65% ，部分还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发挥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粮食产量一般都比单干户增产15%左右。               2.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               根据广西省委的指示精神，桂西壮族自治区于1953 年下半年试办第一个农业合作社，1954 年春发展到300 个，基本达到了区区有社。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因而在生产中显示出互助组所不及的优越性，增强了对农民的吸引力。     1954 年6 月，广西省委召开第四次农业合作社会议，决定全省在冬季要建立l 万个农业合作社，分配给壮族地区的建社指标是：桂西区直属各县2100 个，宜山专区1600个，百色专区750 个。11月，广西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要求到次年春全省建立l.8 万个农业合作社。会后，全省即掀起第一次建社高潮．到1955 年春，桂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合作社发展到7104 个，入社农户数占总户数的9 % , 78 环的乡都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同时互助组面也达到67%。     1955 年8 月，广西省委召开全省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和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步伐的要求。会后，全省又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第二次高潮，越来越多的农民强烈要求参加到合作社里来。9 月，百色专区有2000 个互助组要求转社，忻城县有万户农民要求入社．农业合作化运动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1 月底止，桂西壮族自治区就发展到28833个农业合作社。到1956 年l 月中旬，宜山专区有95 %的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其它专区入社农户也都在90 %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的任务。               3.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1956 年1月中旬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随着中共中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的公布，壮族地区形成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两个高潮．在生产方面，各地纷纷提出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要求兴修水利、造林、培植果园、发展畜牧业、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淡水养鱼等等。在全面发展生产中，暴露了一个新的矛盾，即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与大规模的生产高潮不相适应。为了适应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将初级合作社转变为以生产资料的集体农业公有制为重要特征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各级领导对农民的办社热情，因势利导，一再修订建社指标，并采用扩（大）、并（合并）、升（级）“三合一”同时进行的方法，加快建社步伐。1 月下旬，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卷进了这场对几千年来私有制的根本变革的斗争中，高级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壮族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桂西壮族自治区将近3 万个初级社扩（大），并（合）、升（级）为5937 个高级社。4月，壮族地区胜利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56 年l 月，党中央提出的1956 年至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给壮族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壮族地区出现了农业合作化后的生产高潮。桂西壮族自治州（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 年3 月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在1956 年内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利2.6 万多处，可灌溉田地145 万多亩，并使27 万亩地灌溉条件有了改善，超过了1951 年的灌溉面积l 倍以上。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173 万亩，比1955 年增加86.3%。各高级社还普遍增添了各种新式农具，改进了耕作方法，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夺取粮食丰收打下了基础．1956 年，桂西地区遭受了数十年罕见的大旱灾，受灾面积占全部农田的85 % ，但由于农业社组织集体力量积极开展抗早，使粮食产量仍达53 亿多斤，保持上年产量水平，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产30%强。               二、壮族地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壮族地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它通过合作化道路，逐步把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变为集体化生产。即由供销小组（或供销生产社）转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化，再发展到合作工厂或地方国营工厂。     解放前，壮族地区的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落后，经营规模小。主要有打铁、木工、车缝、纺织、染布、编织等行业，而且大部分还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除了城镇上有为数不多的专业手工业者外，其余都是分散在农村的半工半农的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基本上是就地销售，如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著名产品壮锦，也只是在壮族地区有市场。     手工业生产销售是国民经济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分散的生产经营影响了新技术的使用，生产能力低下，而且还经常受着私商的剥削，它的生产的盲目性，也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个体手工业者也极易产生两极分化，因此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了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     广西壮族地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广西省委和中共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与其他民族地区统一进行的，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 年至1954年6月，为试办合作社时期。壮族地区一解放，国家就从供销入手，通过供给原材料，收购成品，试办手工业合作小组。这种手工业合作小组由推选的组长代表集体，统一与国营企业或供销合作社联合进行原材料采购，产品推销，加工订货等业务，以解决每个成员分散经营的困难，并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这一时期建立的手工业合作小组和合作社数量不多。据桂西壮族自治区15 个直属县的不完全统计，1954 年前手工业有22 个主要行业，11997 户，从业人员21423 人，已组织起来的只有生产合作社1个，供销合作社3个，合作小组240 个。合作小组不改变手工业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维持原来独立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自负盈亏。合作小组是国家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级形式。     第二阶段：1954年6月至1956年4月，为全面铺开和达到高潮时期。     1954年6月，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以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帮助、带动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和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积极领导，稳步开展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组织形式上，循序渐进，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同年8月，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乎工业办社建社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工作步骤是：积极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合作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并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帮助和带动手工业生产小组和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将它们逐步提高和引导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高级的组织形式。     会后，壮族地区和全省各地一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铺开。各地手工业行政管理机构也普遍建立起来，专区和县都成立7人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5 年2 月，中共广西省委又召开全省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部署1955 年工作任务。这年，各地坚决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使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正常健康发展。桂西壮族自治区一年内共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032个，社员16130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30.22%。     1956 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手工业合作化高潮。1月初，广西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手工业合作化代表大会。会议对全省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全面规划，要求到1956年底，全省95.2%的手工业者都要加入手工业合作社。后来，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3月，壮族地区城镇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合作社。与此同时，各地对农村中与农业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半工半农的手工业者，则由农业社统筹安排，把他们组织到农业社内，成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的一部分，使其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4 月，壮族地区胜利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桂西壮族自治州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小组1059 个，从业人员32601 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23%。     合作化后的手工业，由于集体生产和统一经营，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和资金，因而不断地提高了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如百色县星星工艺生产合作社实行流水作业操作法后，生产率大大提高；田阳火星工艺生产合作社开展劳动竞赛后，由过去每炉每天出产8件铁农具提高到10件，最高的达到30件，并降低了成本。据桂西壮族自治州的统计，1956 年生产总值就达14522 万元，比解放初期增长84% ，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的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95%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许多社员增添了新衣、新家具。对因病、家庭负担过重而生活有困难的社员，还给予福利补助。从此，广大手工业者摆脱了长期以来受压迫、被剥削的贫困生活，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壮族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壮族地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经过委托加工、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解放前，壮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工商业十分落后。1947 年，国民党政府对该地区工商业较发达的百色县进行了一次调查，在《 百色县基本国情调查总报告》中写道：“百色县工业不甚发达，尚无合乎规定标准之新式工业，全部属于一手工业及农村副业范围。”据解放初期的调查：壮族地区的私营工业是户数少，种类多，规模小，地区分散不成行，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大部分是工场手工业。主要产品是火柴、小五金、小农具、土布、土糖、陶瓷等。私营商业是坐商少，摊贩多，纯商少，半农半商和半手工半商多，资金少，人员多，自营者多，有职工者少，还有大圩场少，小圩场多。     解放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壮族地区的国民经济，人民政府即着手对该地区工商业进行调整。     由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及其它原因，解放初期出现了市场虚假、购买力消失，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发生了困难，许多工厂减产，商店倒闭，造成工人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等严重问题。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公私合营业关系”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从1950 年3 月底起，人民政府采取措施，给工商业予以扶植，成立了各级工商业调整委员会，领导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具体做法是：在工业方面，“分清货物，分别进行订货、收购、委托加工、包销，帮助其改善经营方法．”在商业方面，在区分其正当经营与不正当经营的基础上，对正当的私营商业则委托代销代购，或贷款扶植。同时调整批发与零售的差额。在行政管理上多照顾其经营的便利，又寸不正当的要逐步改造或加以取缔。通过调整，解决了私营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和产品的销售问题，私营工商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户数不断增加。     1952 年7 月“五反”运动后，曾一度出现公私关系不协调的情况，因而一时间出现市场萧条，营业额下降的现象。壮族地区各级领导根据广西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积极的调整。一是发动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店员工人主动团结资方，建立新的劳资关系，搞好生产。二是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物资交流会，活跃城乡经济。三是人民银行扩大了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解决了资金周转困难。四是国营公司对私营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收购，为私营商业产品打开销路。五是调整市场，国营贸易缩小了零售业务，当时广西的国营百货业停止704 种商品的零售业务与12 种商品的批发业务，同时适当扩大批零差价与地区差价和加强初级市场领导。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国营经济的扶持下，加上工商业者的积极经营，壮族地区城乡交流出现了新的繁荣气象。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逐步建立和发展。     1953 年n 月，广西省委在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传达和贯彻了党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此后，壮族地区和全省各地一样，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根据广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壮族地区各专区、县都成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具体负责掌握本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各地区分别召开工商联合会代表大会，传达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高了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认清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对人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改造的做法上：工业方面，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试办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方面，贯彻中央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通过代销、经销、批购及其它形式对私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     1955 年冬，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形成高潮。到年底止，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宜山再兴锅厂等12 个私营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有4836 户私商实行了经销和代销，有583 户组成114 个合作商店和小组，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26.06%。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恃别是供销合作商业也有了很快发展，各级国营商业机构发展到869 个，供销合作社发展到409 个，零售网扩大到2952 处，批发已基本上全部掌握，社会主义商业在零售中占70.41% ，比上年增加16.4%。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56 年1 月．壮族地区各专区、县相继成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7 人领导小组，具体领导资改工作。桂西壮族自治区根据本区工商业的特点，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作了具体规定。工业方面：一、属于农兼副业、季节性生产的乎工业工场，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为宜。二、10 人以下手工场，户数很少，不成行，同别的私营工业又连不上，当地同类相近的手工业较多，以走手工业合作化的道路为宜。三、行业家、厂、店不分（即工商不分），应由商业部门规划改造。商业方面：除对少数较大坐商实行公私合营外，一般采取代购代销形式的公私合营，而对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的形式加以组织。     到1956 年4 月，壮族地区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桂西壮族自治州的统计，有400 。户私营工商业全部转入1922 个公私合营企业。占75%的小商贩组成227 。个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社会主义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州共有商业机构10437 处，其中国营商业比1952 年增加3 倍，1956 年商品销售额比1952 年增长204%。工业总产值比1952 年增长6.7 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 年的1.1%增加到5.9%。国家还投资2578 万元新建明阳糖厂等一批工厂。     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从此壮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但1955 年以后的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中，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   明天继续2010.12.26     1431        明天继续2010.12.26     143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26 22:19:38编辑过]

莫名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壮族地区的贯彻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1949 年12 月广西全境解放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广西在开展民主建政的同时，开展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壮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壮族名称的统一 由于壮族居住的地域广阔，而且多是山区，交通很不便利，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内部的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因而壮族人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统一的机遇，因而表现在族称上，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自称。其中在红水河、龙江、融江流域一带，主要包括今宜州、南丹、罗城、忻城、柳城、柳江、鹿寨、象州、武宣、来宾、贵县、马山、都安、融安、永福、阳朔、临桂等20 多个县（市）的壮人多自称为“布壮”；在广西中部和北部的宜州、南丹、河池、来宾、龙胜、都安、柳江、柳城、上林等地的壮人多自称“布越”、“布雅依”、“布衣”；在广西南部和右江流域的钦州、南宁、百色等地区的壮人多自称“布土”；在左、右江一带及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人自称“布侬”；在今广西的龙州、钦州、防城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壮人自称“布傣”。此外，还有自称“布曼”、“布沙”、“布岽”、“布陇”、“布偏”、“布僚”、“布斑”、“布诺”等等，共20 余种。其中自称“布壮”的居多。壮语中“布”、“濮”是人的意思，壮族所有的各种自称中，都离不开“布”这个总的称呼。“布壮”译成汉语即为壮人，“布土”即为’‘土人”。“侬”、“岽”壮语中为森林，“布侬”、“布岽”即为“山林中的人”。“曼”、“斑”壮语为村子，“布曼”、“布斑”汉语意为住在村子里的人或乡下人。而所有这些自称，大都与壮族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等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铲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使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团结。50 年代初期，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帮助下，在壮族地区开展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同时开展了民族成份识别，根据共同语言和生活习俗等特征，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境内有各种自称的壮人自愿统称为壮族。这是壮族名称的第一次统一。它对壮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壮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的，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使许多壮族人民民族意识已朦胧，开始时不少壮人不知道或不敢承认自己是壮族，认为自己是“讲壮语的汉人”。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和民族科学知识的宣传，许多人才改变了看法，要求承认自己为壮族。 壮族原称“僮族”，由于“僮”字为多音字，一念“同”，二念“状”，而且含义不大清楚，容易引起误会。1965 年，周恩来总理倡议把“僮族”的“僮”字改为“壮”, “僮族”称为“壮族”。以“壮”为健壮、茁壮的意思，意义好，又不会使人误解。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壮族人民的心愿，得到了壮族人民的拥护。1965 年10月12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 ，将原“僮族”的“僮”字改为“壮”, “广西僮族自治区”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1965年云南省“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改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改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1965 年11月3 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正式发出改名的通知。这一字的改动，更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各民族的团结。 第二节 桂西壮族自治区（州）的建立 一、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访问和建立桂西壮族自治区的准备工作 1951 年6 月，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广西分团负责人）等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同志到广西对各族人民进行亲切慰问，广西各级党政机关也组织民族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间，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开展生活救济。与此同时，根据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压迫和“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开展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中央民族慰问团根据龙胜各族人民的要求，经请示中共中央、政务院同意，于1951 年8 月19 日，成立了包括壮族、侗族、瑶族、苗族在内的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1955 年根据宪法规定改称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广西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开始。 1952 年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实施纲要》公布后，广西省人民政府开始考虑建立壮族自治地方问题。据1953 年统计，在桂西地区有840 多万人口，其中壮族525 万人，占62% ，是壮族的聚居区。广西全境解放以后，遵照《共同纲领》 中有关规定，各级党政部门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加强民族团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在这一地区建立以壮族为主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贯彻《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的规定，推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事，也是这一地区壮族人民的共同愿望。1952 年9 月下旬，广西省政府召开桂西地区内各专区、县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制定了《 桂西壮族实行区域自治筹备工作方案》，指出：“推行民族伏域自治，以往仅在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聚居区进行，现根据我省具体情况，已有充分力量和更有利的条件来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故依照《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及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拟在桂西地区成立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自治区。”这是壮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的需要，是加强民族团结和迅速发展桂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的需要。 关于壮族自治区的名称问题，筹备工作方案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四条第二款及第八条的规定精神和壮族聚居区的具体情况，应称为“桂西壮族自治区”。其自治机关应称为“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该地区面积和人口情况，自治区的行政地位为行政公署级，受广西省人民政府领导。 为了做好筹备工作，经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覃应机为主任委员，赵卓云、谢鹤筹为副主任委员，甘怀勋等24 人为委员。筹委会于1952 年11月6 日召开了有各民族代表及各县政府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到会150 余人，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执一、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漫远到会并发表讲话。会议主要协商解决以下问题：（l）自治区域的范围；（2）自治区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原则；（3）深入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解除人们思想上的疑虑；（4）讨论制定各种章程、条例草案和会议的其他各种文件。 筹委会扩大会议以后，各专区、县即分别召开干部大会和各民族代表会议，进行传达。有的县还通过开劳模会、农民积极分子会、小学教师会等进行宣传，广西省直机关与中央、中南局工作组的成员，联合组成3 个工作团，深入到桂西地区各县，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同时听取各族人民对成立壮族自治区的意见。此外，各地还运用黑板报、演街头剧（用壮语演出）等开展成立自治风的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筹备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如何消除大民族主义的影响，提高干部群众对成立自治区的重要性的认识。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政策．壮族人民的民族成份长期以来已被湮没，他们或被称为“土人”，或称为“讲壮话的汉人”。在宣传工作中，壮族群众反映了与汉民族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一些汉族人骂壮族人为“土佬”、“壮古佬”, 使壮族人不敢上街；一些地方政府不准群众参加传统的歌圩，说是“败坏风俗”等等。对于成立自治区也有各种的疑虑，有的怕自治区成立后，先照顾壮族，其他民族得不到照顾。有的认为：“都是中国人，还分什么民族？”有的问：“什么样的人才算壮族？”“成立壮族自治区后，我们搬到哪里去？”等等。这些思想，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上得到解决，民族之间的隔阂基本上得到消除，为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奠定了群众基础。 随着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桂西地区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951 年，国家拨给广西民族地区生产资金673 万元，共购买耕牛8900多头，农具20 万件，种子317 万斤，猪、羊1.6 万头（只）, 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建立互助组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开展劳动竞赛，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2 年，桂西地区粮食比1951 年普遍增产一至二成，粮荒得到有效控制。国家还在桂西地区建立民族贸易机构，主要圩镇均设立有贸易公司或购销小组，并对生活用品供应和土特产品收购分别实行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从1950 年下半年到1952 年上半年，共收购土特产品价值2900 多万元，供应食盐54.6万担，棉花5400 担，棉纱5200 件，棉布2.2 万匹，百货586 万元，有力地促进了桂西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1952 年，广西壮族地区共有小学7500 多间，在校学生50 万人，中学65 间。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为桂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在充分筹备的基础上，1952年12月3日至9日，在南宁举行了桂西壮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会正式代表788 人，其中汉族134 人，壮族512 人，瑶族78 人，苗族32 人，侗族13 人，彝族5 人，毛南族5 人，仫佬族、仡佬族、回族各2 人，京族、水族各1 人，其他未定民族成份的2 人，代表中有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等。省内外来宾162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了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覃应机（壮族）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谢鹤筹（壮族）、冯寿天当选为副主席，谢扶民（壮族）、梁华新（壮族）、廖联原（壮族）、蓝昌法（瑶族）、莫虚光（侗族）、赵乐群（壮族）、黄现璠（壮族）、黄征（壮族）、韦必克（壮族）、董敬斋、李景林、霍俊峰、余明炎、李殷丹、杨烈、高仕克、张声震（壮族）、农聚英（壮族）、卢范（壮族）、莫矜（壮族）、石堂、杨文贵（苗族）、覃辉（壮族）、赵世同（壮族）、区镇、姚冕光、陈竹林（壮族）、潘伯（壮族）为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施政纲要》和《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 两个文件。施政纲要提出把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壮族自治区施政的首要任一务。明确规定，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彻底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商协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自治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教育人民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禁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报复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纲要规定要推行民主建政与其他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要在1953 年上半年完成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根据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决定．在经济方面，提出要大力发展农业，争取自治区内粮食自给，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发展交通运输业，整理和建立初级市场，发展民族贸易，整理财政税收，厉行节约，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要有步骤地加快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大力培养于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规定，桂西壮族自治区以壮族为主体．自治区内其他少数民族，在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有权利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且自治区应该“帮助各该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职能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本自治区的民族特点，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事业。 1952 年12 月10 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到职视事，并发布了《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宣告》，宣布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桂西壮族自治区是相当于行政公署一级的地方政权，下辖宜山、邕宁、百色3 个专区，共34 个县，即当时的罗城、环江、河池、南丹、天峨、忻城、都安、宜山、三江、大苗山（以上属宜山专区）、马山、武鸣、隆安、扶绥、镇都、大新、龙津、崇左、宁明、上林、邕宁、上思（以上属邕宁专区）、隆林、田林、凌乐、风山、东兰、田阳、田东、平果、德保、靖西、镇边、百色（以上属百色专区）。自治区西北界贵州，西界云南，西南与越南接壤，全区面积约11.17 万平方公里。自治区内除壮族外，还有汉、瑶、苗、侗、彝、毛南、仫佬、水、仡佬、回等10 个民族。全区人口为626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89 万，占78%。少数民族人口中，壮族为420 万，占全区人口的67 % ；其他少数民族共68.9 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1 % ；汉族137 万人，占全区人口的22%。 三、桂西壮族自治区改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 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大大地调动了桂西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桂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很大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56 年初，全自治区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接近完成。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桂西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在几年时间内，培训出数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十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3%。在全自治区121 名正副县长中，少数民族干部占80 % ，在全认872 名正副区长中，少数民族干部占73%。在自治区内建立了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等五个民族自治县，述建立了一批民族乡，使各少数民族都能充分地享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从而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 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别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根据这一规定，1956 年3 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将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并将原宜山、百色两专署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宜山地区工作委员会及百色地区工作委员会的决定。1956 年3 月5 日，桂西壮族自治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拥护国务院决定改变桂西壮族自治区为自治州及百色宜山两专署改为工作委员会的决议》（1956 年3 月6 日通过），选举产生了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 为了筹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7 年12 月20 日国务院第66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州的决定》，决定撤销桂西壮族自治州及自治州领导下的百色、宜山地区工作委员会，分别设立邕宁专署、百色专署和宜山专署。1958 年1 月31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桂西壮族自治州建制的通知》，自治州正式停止办公，邕宁、百色、宜山三专区即日由省直接领导。至此，桂西壮族自治州建制正式撤销。 第三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我国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壮族人民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进一步增强，要求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的愿望日益强烈。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帮助下，成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地方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酝酿过程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9 月27 日召集出席这次会议的陈漫远、韦国清（壮族）、覃应机（壮族）、陈再励、卢绍武（壮族）、郝中士、贺亦然、李殷丹、王梦周等9名中共广西省委常委谈话，倡议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经过认真讨论，陈漫远、韦国清等9人于当年10 月2 日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广西省的壮族区域自治问题，过去是没有解决好的。虽然建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有了区域自治形式，但实际内容不相适应，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56 年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后，各方面意见仍很多。《意见》 认为，广西作为一个省存在的历史很长，壮族人口700多万（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占全省面积的60%） ，数量很大，过去又是革命老根据地，在党的培养下，涌现了一批干部。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区级以上的壮族干部已有3.7 万多人，合起来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对经济建设是有利的，《意见》 还对筹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具体步骤提出了建议。1956 年12 月2 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陈漫远、韦国清、覃应机等9 位同志《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意见》，并要求中共广西省委研究执行。1956 年10月至12 月间，中共广西省委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讨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省委书记陈漫远作了报告，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倡议，并决定在党内进行酝酿讨论，广泛征询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56 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1957 年2 月政协桂西壮族自治州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都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列为中心议题．经过广泛的酝酿讨沦，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分别作出了拥护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7 年3 月17 日至26 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邀请进京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广西省代表团全体人员，广西籍政协委员和有关政协委员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工作的广西籍人士共91 人（到会的82人），就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章伯钧、包尔汉（维吾尔族），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张执一、谢扶民（壮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萨空了（蒙古族）、杨静仁（回族）等参加了会议，李维汉、陈再励、黄绍嫉、潘乃德、覃异之（壮族）、王力、秦振武〔侗族）、凤福山（瑶族）、甘怀义（壮族）、黄启汉（壮族）、吕集义、张景宁、俞作柏、梁漱溟、雷沛鸿、韦瑞霖（壮族）、谢扶民（壮族）、潘光旦、陈此生、阳太阳、谢鹤筹（壮族）、韦冠英（壮族）、莫乃群、林克武，石兆棠、覃辉（壮族）、张云逸、刘嘉（壮族）、李济深等55 人在会上作了发言。在讨论过程中，绝大多数人主张把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也有个别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反复协商，在必须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地方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认为把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适当的。个别人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还有不同意见。3 月25 日，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阐明了建立壮族自治区的意义，并在综合到会代表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采取“合”的方案即以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建立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强调“宜合不宜分”, “合则双利，分则双害”。座谈会结束以后，1957 年6 月，国务院作出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定。1957 年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的决定，并通过了《 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6 年l0月到1957年6月，中共广西省委、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广西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在自己的组织内以及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组织学习和宣传民族政策，广泛地进行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酝酿工作。广西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各专署、市、县、区、镇机关也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学习，讨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间题。 1957 年4月底，中共广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作了报告和讨论，并一致通过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倡议的决议。1957 年5 月25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并一致同意由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人士组成代表团赴京，向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汇报酝酿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情况。5月26 日，以陈再励为团长，林虎、雷沛鸿为副团长的广西省代表团一行37 人到达北京，作了汇报。1957 年6 月12 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赞同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 并报国务院。 1957 年4 月至6 月，广西5 市、70 个县（自治县）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讨论关于建立壮族自治区问题，并一致作出拥护建立壮族自治区的决议。这说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符合广西各族人民的愿望。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关心民族政策在广西的贯彻落实。1956 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广西，在中共广西省委扩大会议及直属机关科以上干部大会上分别作了报告，并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举行座谈。1957 年4 月到5 月初，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广西籍在京工作人员到广西视察，并积极协助开展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准备工作，所到之处，广泛召开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商讨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 1957 年8 月23 日到9 月4 日，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并决定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韦国清为主任委员，李任仁、覃应机、陈再励、莫乃群、卢绍武为副主任委员，王浩、王梦周等35 人为委员。 二、在酝酿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过程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反映出各种思想认识，经过充分讨论，取得了共识。 1.关于壮族是否应该建立省一级的自治区问题 这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壮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间题。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壮族是最早居住在广西的土著民族。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壮族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围。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民族同化政策，壮族渐渐被看作“本地人”，或“汉族本地人”、“土佬”，民族名称被湮没了，从而长期处于被排斥、被否定的地位。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仍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壮族才享有了自己应有的民族平等地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正式承认僮（壮）族是中国“数十种少数民族”之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访问团，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传壮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此，被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湮没、否认的壮民族的地位得以恢复。针对一些人所谓壮族“没有特点”、壮族同汉族“差不多”的说法，1956 年3 月25 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建立壮族自治区间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有人说壮族特点少，壮族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是比较少些，但不能说比满族少，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些都是它的特点。”周恩来总理还说：“我国许多民族在解放前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它们的民族特征却以不同程度存在着，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应当正视、研究和照顾，否则就不能合起来，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应该承认壮人是一个民族。”既然壮族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根据1954 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理应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1952 年虽然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 年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但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地区也很集中，自治州一级的自治地方显然和壮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不相称。尤其是到1957 年为止，全国已建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已建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就更加成为广西壮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因而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玉林县有一些壮族聚居村，解放前被统治者禁止讲壮话，企图汉化，他们被迫长期隐瞒了民族成份。这次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听说主要讨论建立壮族自治区，高兴得了不得。 在酝酿成立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壮族人民欢欣鼓舞，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空前增强。“至于汉族干部和群众则存在一些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意见，在开始时较多，经过多次的充分讨论后，才逐步由缩短了认识上的距离以至取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石龙县在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建立自治区时，与会的224 名代表，开始时，持不同意见的有4 人，经过4 天会议，全部都拥护建立壮族自治区。” 2.关于分与合两个方案认识的统一 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在广西省建制的基础上，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称为“合”的方案；一个是把广西一分为二，东部保留广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称为“分”的方案。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民主协商和充分的酝酿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合”的方案，认为合起来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好处较多，主要依据是： 首先，壮族是居住在广西的最早的土著民族，汉族是自秦统一岭南后开始进入广西的，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广西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广西壮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广西历代建制多为一个整体，自元代以来称“广西”。所以，广西省改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历史沿革上的依据。 其次，在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广西壮、汉等各民族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结成深厚的情谊，锻炼了一大批优秀分子。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是广西汉、壮等各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土地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左、右江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壮、汉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并肩战斗的。总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广西汉、壮两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能互相团结合作。可以认为，“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是广西各民族的传统。合起来建立壮族自治区，有利于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由此可见，“合”的方案有其悠久的历史基础。 再次，当时壮族人口虽然只占广西总人口的36.8%，而居住地区面积却占广西总面积的60% ，汉族人口占广西总人口的58.4% ，而居住地区面积约只占30%。汉族人口多，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较高，但矿产、水力、森林等重要资源主要分布在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这正需要壮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合在一个区域内，才有利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对此，周恩来总理指出：“广西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李维汉部长也说：“广西壮族聚居地区约占全省的60% ，汉族聚居地区约占30% ，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10%。汉、壮族聚居的面积同他们的人口比例恰成相反对照。如果把广西分为两个单位，作为广西省的版图，就只占现有面积的30% ，就显得特别小。反之，如果把双方的人口和土地面积结合起来，就正是门当户对。广西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从水陆交通、经济发展前途等方面看，显然是统一有利，分开不利。” 3.关于壮族自治区的名称问题 在酝酿和讨论成立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赞成“合”的方案，并赞同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但也有少数人虽然赞成“合”的方案，却不赞成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有的主张叫“广西自治区”，有的主张叫“广西省自治区”，有的主张叫“广西各族自治区”，有的主张叫“南粤自治区”，也有的主张叫“广西壮、汉族自治区”。1952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中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组成之。”不标明民族名称，就无法知道是哪一个民族在实行自治；不标明行政地位，就无法知道是哪一级自治地方。不包括地名也不行，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分散居住在若干省份内，分别在不同的地区成立自治地方，如果不加土地名．就不好辨别。有人说，“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都是地区名称而不是民族名称，并以此作为主张采用“广西省自治区”或“广西自治区”的理由。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内蒙古”和“西藏”是同时代表民族名称和地区名称的。而“广西省”或“广西”并没有包含壮族的族称在内。“广西省自治区”或“广西自治区”的名称．都不能体现是哪个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从而失去民族区域自治的真实含义。在讨论中很多人认为，自治区的名称，涉及到地区建制沿革和民族问题，但前提是民族问题。广西建制从元代起至今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广西”已是人们习惯了的称呼，居住在广西的各族人民对它有感情，是应当肯定的；而壮族是土著民族，比广西建制的历史更长。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同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同时，这个名称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赞许和批准。李维汉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西籍人士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根据我国的情况和经验，在以往讨论中所提到的各种名称里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通常的、合理的、站得住脚的名称。”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1958 年3 月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覃应机向代表作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3月5日至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宁隆重举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前来祝贺。中央代表团3 月4 日上午到达南宁时受到各族各界4 万多人夹道欢迎。大会选举韦国清（壮族）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贺希明、李任仁、覃应机（壮族）、莫乃群（壮族）、卢绍武（壮族）为副主席，韦纯束（壮族）等43 人为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吉林、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北京、上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派代表到会祝贺，以朱文晋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北自治区各族人民代表团到会祝贺。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分别给大会发来贺电，贺龙副总理在会上发表厂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的决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决议》 和《 关于定干每年3月15日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纪念日的决议》。 3月14 日，南宁各族人民6 万多人集会，隆重庆祝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党和国家确认了壮族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开创了壮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新纪元；标志着广西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速广西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设南宁市及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玉林、百色6 个专区，79 个县（自治县、市）。其中，南宁专区辖邕宁、武鸣、横县、宾阳、上林、隆安、马山、扶绥、崇左、大新、天等、龙州、宁明、上思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和凭祥市；柳州专区辖柳州市和柳江、柳城、宜山、罗城、环江、鹿寨、象州、武宣、来宾、融安、忻城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桂林专区辖桂林市和临桂、灵川、全州、兴安、永福、阳朔、灌阳、资源、平乐、荔浦、恭城及龙胜各族自治县；梧州专区辖梧州市和苍梧、岑溪、藤县、昭平、蒙山、贺县、钟山、富川县；玉林专区辖玉林、贵县、桂平、平南、容县、北流、陆川、博自；百色专区辖百色、田阳、田东、平果、德保，靖西、那坡、凌云、乐业、田林、西林、河池、南丹、天峨、凤山、东兰县和隆林各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 第四节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彻底、于净、全部消灭国民党残部，解放边疆各族人民。受命入滇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14 师和151 师及第二野战军第15 师，在滇桂黔边区纵队一、四支队的配合下，于1949 年冬顺利进入文山地区，并一举歼灭盘踞在文山等地的残匪，使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从此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真正获得了新生。1951 年，党中央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文山等地，对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进行亲切慰问，给各族人民以极大鼓舞。各族人民亦因此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后，文山地区的壮族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生产活动。1952 年6 月，文山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政府依据当地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文山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的土改，始终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一切从加强民族团结出发，充分照顾各民族的特点，采取不同于内地一般地区的方法和步骤。首先集中文山、砚山、西畴、广南、马关等5 县领导骨干到文山县的52 个乡进行第一批土改，然后再逐步普及到边沿地区。壮族地区的土改胜利结束，彻底废除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接着，党委和政府又积极组织广大壮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主席对此曾给予了亲切关怀，亲自对西畴县新街第二区的东升合作社作批示，给壮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从1953 年到1956 年，全地区又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进一步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民族关系。 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文山地区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党员干部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派出了大批民族工作队深入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针对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种种纠纷和械斗，以及采用暴力手段强制钩割壮族妇女的头帕、裙子、头发等凌辱、损害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的各种非法行为，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并通过交朋友、做好事的办法，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消除民族隔阂，缓解民族矛盾，不断改善民族关系。为了发挥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文山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文山地区党委和政府，在领导进行民主改革时，就已先后在壮族聚居的河谷平坝地区建立了38 个壮族乡和58 个民族联合乡，并通过选举，在广南、富宁、砚山、文山和麻栗坡等5 县建立县一级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上述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保证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因而受到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热烈拥护。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文山地区各级党委发展了一批党员，教育培养并锻炼出了大批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干部。到1 957 年底，全区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党员达6913 名，占全区党员总数的49 . 34 %；全区755 个乡中，已有751 个乡建立了党支部。与此同时，一大批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干部也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已占全区于部总数的27 .11 % ，其中有3 名地专级、67 名县处级、85 名区级领导骨干，他们忠于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能密切联系广大各族群众，艰苦奋斗，勇于奉献，是当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好带头人；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爱国人士，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也都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在乡、县两级实行民族民主建政并具有一定的干部基础之后，文山地委遵照中共云南省委的指示，于1956 年6 月正式提出了建立自治州的意见，随后又通过民族代表会议，选举了包括有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53 名代表组成的建州筹备委员会，开展建州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广泛深入地向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各族人民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识建立自治州的重要性；二是召集民族代表包括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共同协商解决建立自治州的各项重大问题，如民族称谓问题，自治州名称问题，区划调整问题，代表名额分配及人事安排问题等。 关于民族称谓问题，由于壮族支系较多，各支系内又分若干类，自称和他称达数十种，其中布侬支系（侬人）约占53% ，布雅依支系（沙人）约占31 %，布傣支系（土僚）约占16 %，要确定统一的民族称谓颇为困难。为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云南省委曾于1954 年组织调查组专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继后，文山地委又干1956 年至1957 年进行过3 次深入、细致的一调查，接着又请各支系的代表充分酝酿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布侬、布雅依和布傣等支系及其支系内的各人们共同体，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历史传说和宗教信仰也都大致一样，本是同一民族。据此，最后统一决定归为壮族。这一决定获得了各支系广大干部群众的赞同和拥护，大家说：“统一民族称谓才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历史，找到了自己的祖先，找到了自己的亲兄弟”; “是共产党帮助我们骨肉同胞重新团聚”。在壮族称谓统一之后，自治州的名称问题也获得了圆满解决。当时全州壮族人口共47 万人，苗族人口16 万人，这两个民族合起来占全州少数民族人口的70 ％以上，根据《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的规定，应建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经各族人民充分讨沦，大家都从有利于共同繁荣出发，一致表示赞同和拥护建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原专区所辖的文山、砚山、西畴、马关、广南、富宁、丘北和麻栗坡，共8 个县。但为了便于领导．有利于生产和民族团结，根据群众要求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将与红河、曲靖两地州接壤的一些地区作适当调整。红河州开远县的平远21 个乡和稼依6 个乡划归砚山县，曲靖地区沪西县的五曹区14 个乡划归丘北县；文山县的猛拉、呜鹜、老寨等8 个乡划给红河州蒙自县。自治州首府决定设在文山。上述问题均报经国务院批准。 关于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分配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经筹委会反复协商，确定代表人数为361 人．其中壮族121 名，苗族52 名，其他少数民族67 名。其余为汉族代表。妇女代表古代表总数的19 . 13 ％。 在筹备工作完成以后，自治州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 年3 月26 日至4 月1 日在文山城隆重召开，361 名代表全部出席，还有113 名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盛会得到党中央、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亲切关怀，中央民委、云南省委和省人委领导亲临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及省内各族兄弟自治州、县也派代表前来祝贺。大会在充满激情和民族团结友好的气氛中．通过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选举罗运通（壮族）为自治州州长，副州长5 人、委员27 人，组成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同时选出了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长及出席云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25 人，会议最后致电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58 年4 月1 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壮族、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群众，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跳着本民族的传统舞蹈，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歌颂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又一光辉胜利。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建立，标志着文山壮族内部的团结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标志着壮族、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从此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它给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五节 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成立 连山位于广东省西北部，西与广西贺县相邻。南朝梁天监五年（506 年）置县，始称广德。隋开皇十年（590 年）改称广泽。仁寿元年（601 年）因避太子杨广名讳，改称连山，此后一直作为地名沿用下来。其中南宋绍兴十八年至元朝至元十五年（1148 一1278 年）因移治曾改名程山县。 连山有壮族居住见于史籍的文字记载，始于元末明初。但据近年出土的遗留有壮族先民足迹的印纹陶器，可知早在更古老的时代这里已有壮族先民居住。明代统治者曾对壮族“发兵征剿，抚其遗孽，设巡检司以管辖之”。最大规模的一次征剿是万历十年至十一年（1582 一1583 年），统治阶级认为壮族“榘发去环，服礼教，习儒书，与齐民齿，今无壮类矣”（见民国十七年版《广东省连山县志》 ）。尽管封建统治者否认壮族的存在，但连山壮族仍保留着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和完整的民族语言。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民族调查团到连山调查，正式确认了连山的壮族。1952 年11 、12 月，广东省北江民族工作分队调查了连山县第三、第四两个壮族聚居区，当时两区．总人口21028 人，壮族人口有10677 人，占两区总人口的5o ％。 1953 年l 月25 日，连山县与东邻的连南县合并成立了连南瑶族自治区（县级）。2 月5 日，将壮族聚居的原连山县第四区划归怀集县为第十三区，引起当地壮族群众的不满，4 月28 日，又将该区划归连南瑶族自治区管辖。两县合并后，由于地域辽阔，又是山区，交通、管理不便，原来两县地方历史特点与经济发展情况又很不相同，因此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54 年l 月20 日决定，恢复连山县建制。 恢复连山县建制后，连山县壮族人民要求在本地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6 年选举时，全县有壮族13753 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46022 人的29 . 88 ％。根据连山县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956 年7 月，中共连山县委和连山县人民委员会向广东省第一次党代会和广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提案，要求成立自治县。1957 年4 月，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韶关专员公署联合工作组作出了《 连山县壮族情况调查报告（初稿）》。报告认为：第一，连山壮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逐年提高，1953 年与连南合并，享受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加以当时广西正酝酿建立省一级的壮族自治区，毗邻的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后建设日见发展，且连山县壮族人口已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居住面积占全县一半，鉴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还没有完全消除，必须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壮族人民的当家做主权利，成立自治县已成为连山壮族人民的迫切要求；第二，从经济上看，连山壮族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待开发利用，但交通闭塞影响了经济发展，没有一个自治政权，不能发挥壮族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不能更好地依照壮族的经济特点来发展；第三，壮族文化比较落后，而壮语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再则对壮族、瑶族风俗习惯的保持与改革，都应有自治政权来领导。第四，从社会治安和巩固广东后方来看，也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壮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第五，这里的汉族人民也普遍赞同成立自治县。因此结论是：连山有条件改建为壮族瑶族自治县。1957 年12 月27 日，经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国务院审批。1958 年5 月29 日，国务院七十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撤销广东省连山县，成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自治县的名称定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是因为“连山”这个地名沿用下来已有1300 多年，各族人民都同意沿用这一历史名称。壮族是建立自治县的主体少数民族，至于瑶族，人口虽少，但当时境内也有583 人，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体现少数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因此自治县名称上加上瑶族，成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1958 年8 月1 日，成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9 月10 日，启用国务院制发的、刻有壮和汉两种文字的“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钢质印章。后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与连县、连南、阳山合并成立连阳各族自治县而停止了建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筹备工作。 1959 年10 月，恢复阳山县，连阳各族自治县改称连州各族自治县。1961 年10月5 日，国务院一百一十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连州各族自治县，恢复连县，在原连山、连南两县行政区域设立连南瑶族壮族自治县。这一设置方案，连山、连南两县均不同意在分县时直接分出回到原来两县的行政区域。1962 年3 月27 日，国务院一百一十五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连南瑶族壮族自治县，恢复连南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为了做好成立自治县的工作，根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筹备委员会，由洪佳任主任．吴锡安、李金昌、黄开禺（壮族）、才凤山任副主任，白殿福（蒙古族）、徐玉盛、冯隆富（瑶族）、蔡助禾、谭麟章（壮族）、覃鸿基（壮族）、莫受天（壮族）、覃小英（壮族）为委员，筹备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筹备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3 月至5 月，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学习，宣传成立自治县的重要意义，制订筹备工作计划。调查结果；当时全县总人口为47350人，其中壮族14507 人，占．总人口30 , 64%《 太保、禾洞尚有1637 人未确定民族成份）；瑶族583 人，占总人口的1.3%。第二阶段在6 月至8 月中旬，在调查的基础上整理编印了《 连山壮族瑶族社会历史概况（初稿）》，草拟了自治县组织条例，报送上级审批。第三阶段在9 月下旬，召开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举行自治县成立庆祝活动。 自治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原连州各族自治县的人民代表的任期未满，原连山地区选出的代表除个别代表丧失代表资格外，其50名予以继任，不足部分采取补选办法产生。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125 名，以公社为单位补选代表75 名。在125名代表中，壮族37 名，瑶族6 名，蒙古族1名，满族1 名，汉族80 名。 1962 年9 月26 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城永和镇召开。大会选举黄开禺（壮族）为县长，还选举了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在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23 名委员中，壮族9 名．瑶族2 名，蒙古族1 名，汉族11 名。大会还审议通过了《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正式宣告成立。组织条例后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百三十五次会议批准，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公布。 大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中共韶关地委、韶关专员公署和相邻兄弟县、地方驻军发来了贺电、贺信。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罗明、副主任舒政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赵乐群、中共韶关地委统战部部长刘延瑞到会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广东省的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县及阳山、怀集等县派出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10月3日．举行了盛大群众庆祝活动，庆祝活动持续了3 天。 第六节 散居的壮族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外，在贵州、广东、湖南、云南等省一些散居有壮族的地区，还建立了壮族乡，作为壮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使散居的壮族人民尽可能地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贵州省从江县有平正、宰河、尧贵、刚边、高武、秀塘6 个壮族乡，均于1984 年8 月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据1990 年统计，6 个壮族乡总人口2 . 78 万人，其中壮族1 . 57 万人，占56.64% 。据当地群众说，这6 个乡的壮族是从广西境内迁去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6 个乡都地处山区，年平均气温在16 一18 ℃ 之间。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玉米。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当地群众主要节日除春节外，还有壮年、牛神节、吃新节等，其中以过壮年最为隆重。 广东省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清代时下帅为堡，民国时改为乡。新中国建立以后，分为两个乡，以后合为区。1987 年3月30 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改为壮族瑶族乡。下帅位于怀集县西北部，全乡面积78 平方公里，1990 年总人口8600人，其中壮族4418 人。境内群山怀抱，下帅河由西向东贯穿其间。农业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林业资源比较丰富。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清塘壮族乡。1984 年10 月1 日成立。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中部，属该县大坪区管辖。1990年全乡6357 人，其中壮族2583 人，占40. 6 %。农产品以稻谷、玉米为主，林业资源比较丰富。 第七节 壮族人口的发展 1953 年6 月30 日，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壮族人口为66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 . 14 %。1964 年6 月30 日，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壮族人口为83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 . 21 % ，增加了 0 . 07 个百分点。1953 年，壮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为18 . 20 %。 广西壮族人口，l 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649 . 96 万人，1964 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774 . 86 万人，增长19 . 92 %。广西壮族人口占全国壮族人口的比重，1953 年为98 . 28 % , 1964 年为92 , 36 %。 从1949 年广西全境解放到1958 年，壮族人口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 年至1953 年，这一阶段壮族人口增长速度较慢。据邕宁、武鸣、隆安等15 个壮族聚居县统计，1950年壮族人口277 . 59 万人，1953 年为294 . 27 万人，增加16 . 67 万人，增长6 % ，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 . 5 。第二阶段是1 954 年至1958 年，壮族人口增长较快。仍据邕宁等15 县统计，壮族人口总量由1953 年的294 . 27 万增加到1958 年的318 . 72 万人，5 年间增加24 .45万人，增长8 . 31 %，年平均增长率为1 . 6 %，比第一阶段有所加快。 第八节 壮族的古老文字― 方块壮字的整理规范 自古以来，壮族就有自己完整独特的语言，历史上壮族地区民间流行着一种方块文字，人们称这种文字为“方块壮字”、“土字”或“土俗字”。壮族人民称它为saw 'ndip ,，即“生字”的意思。方块壮字的起源问题，至今没有定论，需要作进一步考证研究。张声震在《 古壮字字典》序言中谈到：“古壮字的流行情况，有实物可以佐证的，最早见于唐代的碑文中。唐永淳元年（682 年）澄州刺史韦敬办所撰写并立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 碑，碑文中即有方块壮字。如“？”（四个古壮字，输入法打不出来，详情请看原书1156页。）等。此碑现在完好地保存在今上林县麒麟山。碑文中的‘（？）【上方两个“米”并排，下方一个“田”字】桑滋耽，耕农尽力’的‘畨’字，现在各地壮族民间仍在沿用，有的则写作‘？’【上方“那”，下方“田”】，即田的意思。“畨”取田上长稻米之意，为会意字；壮语称‘田’为‘那’，读其上音，取其下汉字‘田’之义，为形声字。” 古壮字发现于汉文史籍中最早的为南宋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 年）所著的《桂海虞衡志》，其中写道：“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字，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上“不”，下“长”】（音矮），不长也。（？）【外“门”，里“坐”】（音稳），坐于门中，稳也。… … ”一般认为壮族人民至少在唐代就已经仿照汉字创造了这种方块文字，方块壮字已经有1000 多年的历史了。197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 语词分册（修订稿）中，有这样几个方块壮字： 岽（dong 东）〔岽王〕地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城西南。 ？【上“山”下“弄”】（long弄）壮语。石山间的平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有七百弄区。 咘（bu布）用于地名。广西隆安有咘泉区。 榃（t an 潭）坑；水塘。多用于地名。 岜（ba巴）石山。 峒（dong ）… 部分苗族、侗族、壮族聚居区地名之泛称。如贵州、广西部分苗族的苗峒；侗族的十峒、八峒；广西左江壮族的黄峒、右江的侬峒等。唐、宋时在左、右江地区建置的羁糜州峒、上州峒，按壮族聚居地区的范围，大者称州，小者称县，又小者称峒。… … 以上几个字是方块壮字常用字，它是用来记录壮语地名的读音。“岽”壮语读ndoeng （森林）; “硦”读rungh （峒场一群山中的平地）; “咘”读mboq （泉）; “榃”读daemz （池塘）; “岜”读bya （石山）; “峒”读doengh （峒田的峒）。壮族地区乃至壮侗语诸民族广大地区的地名，有些音找不到确切的汉字来表达，只能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代替，有些则创造方块壮字来表示。如“博、咟、百、剥”等均为表示地名的字，壮语读bak （口；嘴；隘口）, 广西有“百色”、“百敢”、“百大”等100 多个；海南省临高县有“博纵”、“博顿”等14 个；琼山县有“博学”、“博雅”等43 个；泰国也有Pak Nam 。“那”有的写为“（？）【上“那”下“田”】”。广西有大量的“那坝”、“那龙”、“那打”等地名；海南省琼山县有“那梅”、“那力”、“那第”等8个；澄迈县有“那南”、“那板”、“那苦”等13 个。泰国也有Nali 、Nahon。“那”和“Na ”都是水田的意思。 方块壮字流行于民间，它主要用来记录壮歌、民间故事传说、巫经、家谱和契约上的地名等。有些地区用方块壮字来编写壮剧。用方块壮字编写的刘三姐歌本、布洛陀经诗等流行甚广。流行在壮族地区的方块壮字资料内容十分广泛，如远古神话，探索大自然奥秘的《陆驮公公》、《 妈勒访天边为、《 找太阳》 ；解释天象自然现象的《 开天辟地歌》 、《 太阳和月亮的传说》 ；解释万物和人类起源的《 盘古歌》 、《 人类来源的传说》、《 人的故事》 、《 牛的故事》 、《 事物来源的传说》 ；反映人类征服大自然、战胜天灾的《卜伯》 、《 特康射太阳》 等。壮族有名的神话和古典长诗，还有《岑逊大王》 、《 姆洛甲》 、《传扬歌》、《 唱舜儿》 和长达1 万多行的《嘹歌》。方块壮字到底有多少个字，因为它主要是在民间流行，不容易做到精确的统计。据《古壮字字典》 收集，流行于壮族地区的正体壮字就有4918 个（不包括异体字）。尽管如此，方块壮字总是和汉字混合使用，它出现的频率有高有低，大抵属宗教经诗类的使用频率高些，属一般民歌的使用频率低些，与使用者的汉语文程度的高低也有关系。解放后，壮族一些群众仍在使用方块壮字，编写山歌壮剧，宣传党的政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赞颂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方块壮字对壮族人民交流思想感情、丰富文化娱乐生活、保存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等方面仍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通行的范围有限，而且都是手抄本，加上壮语方言的差别，各个地方的方块壮字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地区使用，往往也因人而异，故产生了不少的异体字。如“火”，壮语读feiz , 这个字就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在广西扶绥县、靖西县和德保县写成“（？）【上“徽”下“几”】；在睦边县、隆安县写成“（？）【外“门”内“火”】；在武鸣县写成“(?)【“徽”字用“火”字旁】；在龙州县、百色县和忻城县则用汉字“肥”来表示。又如“泉”，壮语读mboq ．用来表示mboq 这个音的有4 个方块壮字，如“咘”、“（？）【“布”字加三点水】”、“(?)【上“水”下“口”】”、“（？）【左边三点水，右边上“水”下“口”】”等。方块壮字是古老的文字，但它只是流行于民间，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从未得到将其规范的机遇，因此，始终没有成为全民族通用的规范化文字。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逐步落实了党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和继承宏扬民族优良文化遗产政策，才使方块壮字得到了整理规范的机遇。1985 年国家民委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将方块壮字的整理列为全国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从1986 年起进行收集资料，整理规范，于1989 年出版了《 古壮字字典》（方块壮字）初稿。《 古壮字字典》 收集了流行于壮族地区的方块壮字共10700 个，其中选择使用较普遍、结构较合理的4918 个推荐为正体字，其余同音同义异形的字列为异体字。它的出版，为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壮族民间古籍，研究整理壮族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本较好的工具书。 方块壮字构造比较复杂，基本上是仿照汉字结构创造的，也有少量的独创的象形字，大部分是形声字。所以和汉字有许多共同点，而且通常是和汉字混合使用。下面介绍方块壮字的类型。 方块壮字中的象形字― 一般是依物赋形，依事描样，以最简单而又最有概括力的笔画，勾勒出所代表事物的基本形象．如： " d " ，壮语读dwngx（拐杖）; " (?)【3字上面点一点】" ，壮语读ndwn （站）; “（？）【3字下面画一扛】”，壮语读naengh （坐）; “（？）【3字中间放一点】”，壮语读aemq （背）; “（？）【3字里面加一点】”，壮语读umj （抱）。（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 方块壮字中的形声字― 用一个汉字的读音表示壮语相同或相近的读音，即声符；用另一个汉字或汉字偏旁所表示的意义来表达壮语的词音，即形符。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上声、外形内声等各种形式。如： “岜”，壮语读bya （石山）; “刀叉”，读cax（刀）; “米加”，读gyaj （秧苗）; “方鬼”，读fangz（鬼）; “肉肥”，读biz （肥胖）; “火鸟”，读roeg （鸟）; “岽”，读ndoeng （树林）, “(?)【上“天”下“下”】”，读Iaj （下面）. “（？）【上“少”下“内”】”读noix （少）; “（？）【上“台”下“死”】”，读dai （死）. “（？）【上“魏”下“牛”】”，读vaiz（水牛）;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moed （蚂蚁）; “（？）【外“门”内“斗”】”，读dou （门）; “（？）外“门”内“空”】”，读hoengq （空、空闲）, “？”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gyaeng （关禁）等。 方块壮字中的会意字― 由两个都是表示形符的汉字组成的会意方块壮字。如： “女美”，壮语读gyaeu （漂亮）;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fwz （荒凉）, “？”【外“门”内“外”】读rog （外面）;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hoiq （雇工）; “？”【上“天”下“上”】，读gwnz（上面）;“?”【上“水”下“口”】，读mboq （泉）等。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个汉字表形符，这个汉字的词意与壮语相同、相近或有关，另一个表形符的汉字并不按照汉字的读音，而是按照它所表示的壮语词的读音，如“？”【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hoi（开），壮语“石灰”亦读hoi , “?”【左“足”右“五”】，读ha（腿），壮语“五”亦读haj ; “?”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59页】，读ndaem （种植），壮语“黑”亦读ndaem 等。 双声方块壮字一一由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组成的方块壮字。这两个汉字都是表声的，与形符无关。如：“?”【左“房”右“方”】，读fangz（鬼）; “?”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60页】，读raix （倒）; “?”【左“登”右“丁”，读deng（打中，对）; “?”【左“含”右“甘”】，读goemz （低“头” ）等。 此外，有些方块壮字造字特殊，类似反切字，其中一个汉字或汉字偏旁取其读音的声母，另一个汉字取其读音的韵母。如“?”【左“草”右“曾”，壮语读yaengq （荒草；忙）; “草”半读ywj ，取其声母y ; “曾”读caengz ，取其韵母aeng 。又如“?”【竹字头加“失”】，壮语读raet （蘑菇）;“竹”壮语读ruk ，取其声母r ; “失”，读saet ，取其韵母aet 。也有些以”口”字为形符的方块壮字。如：“?”【上“口”下“皮”】．读beix （兄）; “？”【上“口”下“九”】，读gou（我）；“？”【左“口”右“化”，读baeg （累）, “?”【左“口”右“名”】，读mwngz（你）等。由于壮语和汉语语音上的差别，方块壮字中用来表示声符的汉字，往往与原汉字读音不同．如：汉字“他”、“利”、“念”的声母分别念t-、l-、n-，但方块壮字却读r 声母，如：“?” 【看不清，详情请看原书1160页】，读da（眼睛）; “?”【上“利”下“上”，读raeh （畲地）; “？”【三点水加一个“念”】，读raemx （水）。 方块壮字历史悠久，它是壮族人民世世代代不间断地创造并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它表现了壮族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壮族人民长期以来就迫切需要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壮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拼音壮文是壮族全民通用的统一规范的文字，它比方块壮字先进、科学。虽然壮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新文字，但方块壮字作为壮族民间流行的一种古文字，现在仍在民间部分地区流行使用。 第九节 拼音壮文的创制和推行使用 民族语言文字是形成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一平等，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第二条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建国以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 年起，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调查壮、布依、傣等民族语言，并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字创制和改进问题。1952 年和1954 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又先后派人赴广西，在中共广西省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与地方的壮族干部一起，组成壮语调查工作队，对47 个壮族聚居县52 个点进行了壮语方言的调查。经过两年的协作，记录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了解到大量有关情况和问题。为创造拼音壮文和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准备了充分的资料，也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壮语文工作骨干。1954 年5 月，政务院批准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后，创造壮文工作就被列为帮助全国少数民族创立文字工作的重点．经过在对壮语方言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对比研究，确定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壮语武鸣音为标准音点，采用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制定了拼音《壮文方案》 草案，并于1956 年12 月11 日的《 广西日报》上公布。经过在壮族部分地区试行后，1957 年11 月29 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63 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正式批准了《 壮文方案》 ，并决定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国家每年还拨给推行壮文专款500 万元。壮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本民族合法的拼音壮文诞生了。壮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热情、积极地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字。过去壮族有一首民歌，倾诉没有民族文字的痛苦： Bouxcuengh mbouj miz saw 壮族无文字 Miz fawz ( fwngz ) nanz geiq soq 有手难记数 Naj ngaenz cix mbouj rox 金银分不清 Haemzhoj geijlai di 受尽文言苦 壮文的创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硕果。由于壮文是拼音文字，它和语言相一致，壮族人只要学会了字母和拼音就可以拼写壮语，只要记一小部分与自己方言不同的语音和词汇，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读和写了。拼音文字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意大利科学家伽俐略曾经高度赞美拼音字母的作用，他说：“无需更大的困难，只需要把24 个小小符号在纸上进行各种不同的搭配，就能把最奥秘的思想传递给别的任何一个人。这是人类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发明。”壮文26 个拉丁符号，声韵调配合整齐简单，易学易记。这已被实践所证明。下面介绍拼音壮文声、韵、调。声母（22 个）: d mb m f v d nd n s l g gv ng h r c y ny ngv by gy my 韵母（108 个。由于高低音组是不同声调的韵母，实际上只有78 个韵母）: （图表略，详情请看原书1162页。） 声调： （图表略，详情请看原书1163页。） 1958 年7 月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文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执行职务时使用壮、汉两种语言文字。”与此同时，自治区先后建立了自治区、地区、县壮文领导机构和壮文学校53 所；建立了广西民族出版社、壮文报社和民族印刷厂；培训了各种壮文骨干4 万多人。参加学习壮文的群众达300 多万人，其中有70 多万人基本掌握了壮文；出版各种壮文图书350 多种，发行1004 万多册，《 壮文报》 发行了500 多期，每期发行5 万多份；国家民族出版社用壮文翻译出版的《 民族画报》发行到13 个国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设壮语广播节目。壮文像插上了翅膀，飞向壮乡的村村寨寨，壮文出现在人民币上，登上了国家的舞台，走向世界。对这一期间的壮文工作，人们常常比喻为“黄金时期”。但好景不长，从1958 年以后，我国出现了“左”的思潮，民族语文阵地刮起一股“民族融合”、“民族语言融合”的“共产风”，大肆鼓吹民族语言即将融合的论调，违背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和政策．使民族语文政策受到干扰，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潮登峰造极，壮文推行工作被迫中断，壮文机构全部被撤销，壮文学校被占用，壮文专业队伍被迫解散、改行，甚至出现了对民族语言歧视、侮辱现象，把壮文书籍、文献资料当“四旧”烧毁，使整个壮文工作陷于停顿、瘫痪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民族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族语文工作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1984 年5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作了更加具体、详细的规定。党和国家重申的这些有关民族语文的方针政策，保障了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权利，指引民族语文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80 年5 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壮族地区恢复推行使用壮文后，壮文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新成绩。至1989 年，（一）先后恢复了壮文机构。自治区语委和下属的广西壮文学校、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报社和5 个地区、两个市、54 个县（市）、自治县的壮文机构，都先后得到恢复。配备了1200 多名干部，首次评聘了27 名高级和34 名中级壮文专业人员，他们在壮文工作中起了骨干作用。还建立了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二）完成了《 壮文方案》 的修订工作，使壮文字母拉丁化、通用化，并经国家民委批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使用。（三）壮文学校先后培训了县、乡，村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大中专毕业生等壮文骨干1 . 8 万多人，在壮文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四）壮文进入各级各类学校，这是新的创举，是壮文工作的一大突破。从1981 年至1988 年止，共有54 个县的部分中小学和5 所中专、两所大学办了各种形式的教学试点班，在校学生25480多人（不含4 所民族师范学校），已毕业1930 多人。实践证明，学校使用壮文教学有利于加强壮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快开发壮族学生智力和提高壮族民族素质。（五）据1986 年底统计，有53 个县（市）50 多万人参加壮文扫盲学习，其中有25 万多人达到扫盲标准，多数人能用壮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生产生活服务。（六）壮文图书出版了215 种，发行了535 万册；《 广西民族报》 由周刊改为周双刊，最多发行量达1 . 5 万多份；创办了民族文化刊物《 三月三》 （壮文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壮文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推行使用壮文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不少地方的壮族群众对壮文推行从担心逐渐转为放心和热心了。如贵港市古山小学，使用壮文教学后，出现了五高：学生学壮文兴趣高、入学率高、学额巩固率高、教学质量高、群众学习热情高。该校在去年抢修小学危房中，群众投资、投料、投工修危房共两万多元，现在群众担心的是政府不再办壮文班。随着壮文使用面越来越大，壮文地位逐步受到人们重视．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种大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都使用了壮语文进行同步翻译，标志着壮文在国家中已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此期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恢复了本科壮文文学专业的招生，开办壮语文短训班、大专班、大专函授班，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等；同时广西民族学院语言系也开设本科壮语言文学专业，广西壮文学校继续开办壮语文中专班等。10 年来，国家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培训了大批的壮语文高中级专门人才。1991 年6 月19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国务院32 号文件）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对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民族语言工作上的间题指明了方向。 第十节 医药卫生 壮族医药，源远流长，数千年来，经过历代的积累和发展，到近代，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民国时期的一些广西地方史志就记载有部分壮族医药的内容，我们从中可窥见近代壮族医药之一斑。民国蒋毅夫编《恭城县志》 载：“役劳苦之人，一或不慎，辄生外感，轻则身骨疼痛，用刮摩之法，重则昏迷不知，非用瓷瓦针将十指刺出紫血，则命在旦夕，宜急不宜缓，急则生，缓则死，生死相关，不可忽也。”民国温德缚修《武鸣县志》 载：“周景媛，精通针术，赴省乡试，有一妇人，产难已硷，用银针刺腹中，母复生，子亦保存，凡起死回生者，不少人有活菩萨令誉，流传至今，是亦物望所归者。”这些都是壮族人民用针刺疗法抢救一些急危重症患者的宝贵经验。 壮族地区民间的端午药市习俗，据考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壮乡药市也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壮族医药的成就。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壮乡药农及懂得一方一药的群众，纷纷携带自采药物，到县城或圩场出售，其中以靖西药市的规模最大。壮乡药市说明，壮族人民有利用草药防病治病的传统和习惯，而且从认药、采药、用药到形成药市，也必需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壮乡男女老少争逛药市，药农互相交流医药知识，这既是一种群防群治的良好习俗，也是壮族医药史上的重要篇章。 五六十年代以来，广西逐渐开展了民族医药的调查，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壮族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在针灸方面：经考证，“近现代流行于壮族地区的民间针灸疗法，正是古代壮族针灸医术的延续和发展”；《龙脊壮族社会文化调查》 载：“长期以来，壮族人民除用药物治疗各种疾病外，还采用针灸、骨灸、火灸、蛋灸、刮疹等简易疗法，深受群众欢迎。”50 年代以来，已有部分学者尝试以个人努力对壮医药进行挖掘、整理，如覃保霖氏先后发表了《壮医陶针考》、《陶针疗法》、《壮医源流综论》等文，苏汉良氏发表了《 壮族民间脉诊的探讨》 等，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80 年代以来，壮医药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1983 年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一批壮医药科研、医疗机构逐步建立起来。1984 年，广西中医学院成立壮医研究室，并开设了壮医门诊部；1985 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家省级民族医药科研机构；198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将南宁地区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此后又建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柳州、百色地区相继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融水、金秀、大新、天等、龙州、环江、罗城、马山、隆林等县相继建立了民族医院。在人才的培养上，1985 年，广西中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壮医硕士研究生，1992 年、1993 年，又招收了第二、第三批。自1985 年以来，广西中医学院先后举办了多期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学习班、函授班，学员来自全国28 个省（区）和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此外，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培训部、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靖西县先后多次举办壮医培训班，忻城、宜山、大新等县也举办了乡村民族医生学习班。1994 年，靖西县还将原壮医培训部改建成靖西壮医药学校。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培训部在广东茂名开设分部．1988 年，百色地区民族卫校还增设壮医课程。注重人材培养，不仅使壮医药后继有人，因学员来自区内外、国内外，故同时也扩大了壮医药的影响。 由于多方的共同努力，80年代以来，壮医药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6 年，广西全区民族医药古籍普查工作全面铺开，截至1990 年止，已普查了51 个县，共登记民族医生3654 人，收集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1000多条及医药古籍手抄本197 本，医史文物44 件，采制民族药标本2076 号。目前广西全区有民族医生约1万人，其中壮医占2/3 。自1986 年以来，《壮医针挑疗法》 、《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 常见病民间传统外治法》 、《 观甲诊病》 、《 壮族民间医药简编》 、《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临床治验录》 、《 发掘整理中的壮医》等一批壮医药专著先后公开出版，《 壮族百科辞典》 也收有壮族医药篇章，结束了壮医药在历史上没有理论专著的历史。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等对流传于壮族民间的草药内服、外洗、药罐、熏蒸、敷贴、配药、角疗、骨折、药刮、灯花灸、药线灸、艾灸、挑针、陶针、金针、火针以及目诊、脉诊、甲诊、腹诊等20 余种诊疗技术进行了整理研究。由黄谨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师等发掘整理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1992 年3 月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一批科研成果通过了自治区级鉴定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些对壮医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如班秀文教授、黄谨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师、韦金育主任医师等还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黄汉儒主任医师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均表明壮医药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人们的承认，并堂堂正正地登上大雅之堂。总之，自建国以来，特别是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壮医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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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一、壮族是土著民族 壮族是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自古以来就居住、繁衍于岭南大地。经过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几十年的长期研究，对现代壮族是西瓯、骆越的后裔已形成共识。西瓯、骆越在远古时代即居住于岭南地区，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都有充分的根据。 壮民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等，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等。近几年来，经过对现代壮族的骨骼和壮族地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骨骼进行科学测定，结果表明，现代壮族体质形态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及新石器时代的甑皮岩人有密切的继承关系。这个结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壮族是世居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地区古人类化石和现代壮族骨骼的测定对比研究成果，无疑是人类学对证明壮族是土著民族的新论据。 过去，史学界一些学者曾持壮族是外来民族的观点，这实际上是由于误信一些不实的史料和对壮民族的渊源尚未深究造成的误解。迄今，在壮族民间，仍有“壮族外来说”, “壮族是汉人土著化”等说法。究其根源，主要是由误信土司的族谱、家谱所造成。 中原封建王朝自曹魏政权确立之后，就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取士，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当时社会风气就以攀附士族大姓为荣。到了南北朝，由于北方多系少数民族当权，这种风气也渲染了朝纲，许多少数民族当权者也都改为汉姓，并谓自己祖辈系前朝汉族某个大官流落域外而沦为夷狄，以改汉姓为荣。隋、唐以后，这种风气亦流衍南方。所以当时先民－一俚僚的首领，也多附会自己是流落岭南的汉人后裔。然唐王朝对此并不正式承认，给他们封官时，多加“岭南大首领”封号，仍视他们为少数民族。 唐、宋在桂西实行羁糜制度，到宋朝实行土司制度，对这些地方少数民族首领只要献土纳贡，一般都给予官职。到了明朝开国，规定凡土官要承袭，都要把谱牒宗支呈报兵部或吏部验明方准。这个规定，逼得土司都要修宗族谱牒。在修宗支谱牒中，土司们都为炫耀自己高于其下属的壮民．因而攀附中原大姓，妄加编造，说自己是外来汉人。明朝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奏折中，批驳泗城府岑九仙冒充岑彭之后，说明明王朝也未承认他们是汉人的后裔。 至于壮民中为什么也有冒认汉裔的，这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刚从土司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奴做了自由民，但是朝廷仍不把他们当作编民看待。要成为编民，就得找一个汉族地主当佃主，自己当佃户，才能向官府交纳钱粮，最后才成为编民。如此，其地位就高于普通壮民了。 另外，由于明王朝规定在土司辖区内办学校，虽准许壮民读书，却规定壮民不能做流官，不准考试中举。为此，一些读书人便纷纷另找出路，或找某个地主作依靠，改姓归宗，或自造一个家谱，伪述自己系某个朝代的汉族流人的后代。 壮族的族谱多半是受土官杜撰的族谱的影响，而土官的族谱、家谱，就始祖源流而言，多为炫耀自己高于当地壮民，因而攀附中原望族大姓，妄加编造，说自己的始祖是外来汉人；后人未加深究，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壮族民间许多家谱、族谱记载其始祖为外来汉人的另一社会原因，是壮族人民为逃避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民族镇压、民族歧视，为着保护自己，因而被迫改籍。历史上，确曾有从中原南迁岭南的汉人，他们或是南征而留下屯戍的士兵，或为商贾，或为“罪人”，或为宦者，天长日久，他们自不免与当地越人通婚，其后代随风入俗，实已同化于越人，也应是土著人了，但其家谱往往仍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白马县”来的，这种说法实欠科学。追溯祖源，只要祖公，不要祖母，这不过是父权社会意识观念而已。壮族同胞，特别是有识之士，对这种历史现象应作科学的分析。许多汉人同化于越人、壮人，是民族融合现象，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终究不能说壮族是由汉人变来的，正如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越人、壮人融合子汉族，我们终究不能说汉族是由越人、壮人变来的一样。 百越族群（包括壮族先民西瓯、骆越）居住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历史上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如朝廷征调、屯戍等，某些支系、部分曾有过迁徙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壮族从总体上是土著民族的历史事实。 二、壮族有自己独特的、在民族内部基本是同一的语言 壮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有自己的特点。语音上，壮族标准语有17 个辅音和i 、e 、a 、o、u 、w 6 个元音，这6 个元音之中，除e 之外，其余5 个元音都分为长音和短音。这些辅音和元音构成壮语的22 个声母和108 个韵母。北部方言清塞音声母只有不送气的b 、d 、g ，南部方言除b 、d 、g 外，还有同部位的送气声母p 、t 、k 。壮语标准语和两大方言多数土语区的壮语有8 个调类，舒声韵有6 个调类，塞声韵有两个调类，但每个调类的调值因地而异。语法上，壮语没有形态的变化，因此词序在造句法上是很重要的。以名词、量词词素为中心的修饰成分，壮语与汉语的构词方式恰好相反，壮语是修饰成分在后，中心成分在前。壮语有丰富的描写性动词、形容词和量词。词汇上，壮语以丰富的单音词为其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壮族住地东至广东，西至云南，幅员广大，但由于是高度连片聚居，其内部所操语言基本相同。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语法上，不论南、北两大方言区或12 个土语区，其语法都是一致的；词汇上，南、北两大方言，其词汇相同率为62％一67 % ，这与汉语的方言差异程度相比是较小的。 壮语在同一方言区、土语区内是完全可以流通的，但南、北两大方言区壮语的流通，难度则相对较大，主要是因部分词汇不尽相同，再加上各地语音差别较大所致。所以，南、北两大方言区之间壮族人民的交流，往往不能用本民族语进行交谈，而以汉语代之。当然，造成这一局面还有历史的因素，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而渐趋统一的。然而，壮族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全民族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尽管壮语语法一致，词汇亦大部分相同，但其语言仍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桂西壮族自治区（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先后建立，又创制了拼音壮文，确定了以北部壮语方言为基础、武鸣语音为标准音点的标准壮语，并通过壮文字的推广，使壮语逐渐走向了统一。 三、壮族是勒劳智惫有创造性的民族，远在古代就为人类、为祖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居于岭南的壮族先民就进入原始农耕时代，这与中原华夏民族进入农耕时代大抵相近，但栽培作物却因亚热带气候的不同、自然资源的特殊而异。据广西农业科学院掌握的资料，我国现存3 种野生稻只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是我国野生稻种较多的地区，发现有2000 一3000 份资源，分布在47 个县市。野生稻的广泛分布，为岭南土著民族发明创造水稻人工栽培提供了物种资源。壮族先民从长期采集野生谷物的实践中，通过观察“鸟田”谷物的生长过程，逐渐认识和掌握水稻的生长规律，遂能作出“从潮水上下”，民垦“雒田”、种植水稻的伟大创造。正是适应着农耕，特别是水稻的栽培，大石铲文化应运而生。据文物普查，广西有大石铲出土的遗址或地点达160 多处，遍布整个广西。正是有了大石铲，人们才能赖此在江河、溪畔的平地围筑田縢，平整土地，创造“雒田”，以待亚热带雨季来临时利用“潮水上下”栽培水稻。史书记载的“雒田”，实即越语loknaz （麓那）的汉语音译与意译。“雒田”这个古老原始的称谓一直为现代壮人所沿用，至今壮人仍称“一片田”为loknaz （麓那），称“一片畲地”为lokleih （麓利）。“麓”的壮语意指山脚下的空谷地。至今岭南许多地方，尤其是壮族聚居区仍保留着大量的以“麓”（六、禄、禄、绿、鹿）字来命名的地名，以“那”字命名的地名更多，达1300 多处。 壮语称水稻为“糇”〔 hau35 〕，不仅壮侗语族诸族称“水稻”与〔 hau 〕 相近，而且汉族古籍中也借用了此音，写为“糇”，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的水稻种植者之一。 在文献上，也有可说明壮族先民是水稻最早的栽培者之一的依据。许慎《说文》 ：“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左“禾”右“毛”】, “（？）【左“禾”右“毛”】,者，从禾毛声，呼到切”。耗即（hau）。“南海”为古人对岭南的泛称，“南海之耗”就是“岭南的稻”。当时岭南的居民，就是壮族先民越人。《说文》所载的稻，距今已有2000 多年，是世界上有关稻的最早记载。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考古发现，更有力地证明了壮族先民是最早的水稻栽培者之一。在壮族地区，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磨盘、磨棒、石柞、石棰等脱谷壳的工具。这些稻谷加工工具即是种植水稻、食用大米的最好证据。 壮族先民薄海临河而居，所以善于水上交通，史书说壮族先民“陆事寡而水事众”, “善使舟揖”。《 淮南子?人道训》 载，春秋时期，岭南东北邻居的越人，有被称为“船宫”的大型造船工场。大型造船工场的出现，肯定是在造船业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而船产生之前，在早期的渔猎生活中，壮族先民就使用竹（木）筏、独木舟等工具在水上行驶。壮族铜鼓上的船纹，真实地反映了壮族先民造船、使船的历史。 制糖和植棉、纺纱织布是壮族先民于秦汉以后，在经济上的两项突出的成就。 壮族地区是我国当代最大的产糖基地，早在2000 多年前，壮族先民就开始以甘蔗制糖。杨孚所著的《 异物志》 中的“石蜜”, 就是岭南居民用甘蔗汁制作的糖。壮族地区是我国甘蔗的发源地之一，壮族人民自古至今一直种植甘蔗，为制糖提供了原料。壮族地区也是棉花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很早就用棉花织布，比中原地区植棉织布早近1000 年。宋代壮族先民织出的纹布，声播海内。（？）【难解字，打不出】布是早期的壮锦，壮锦的出现，是壮族以棉织布技术提高的产物。 壮族先民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其中影响最大，对中华文明有突出贡献的要算崖壁画、铜鼓和歌圩。 古代骆越人居住的左江流域，今宁明、龙州、凭祥、崇左、扶绥、大新等县市有规模宏伟的崖壁画。其画面分布之广、画点之密集和画像之宏伟、众多，作画崖壁之峻峭艰险，是我国其他地区崖画所不可比拟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完成这些崖壁画的制作，显然不是单个人或少数人力所能及的。从筹备、构思画面的形象、选择绘画的地点，到在如此峻峭艰险的处所绘画施工，其全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了壮族先民社会已从原始蒙昧时期进入到文明时期。 壮族地区是铜鼓之乡，壮族先民在2000 多年前就铸造、使用铜鼓。据考古发现，壮族地区出土的铜鼓数量是全国最多的，类型是最齐全的，面径是最大的，最古老的铜鼓近年在壮族地区也有出土。从铜鼓纹饰上反映了壮族艺术的许多特点。直至现在，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民间仍保存着大量的铜鼓，在一年一度的蚂蜗节使用。 壮族原是一个喜歌善唱的民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入土为安”，都在歌的海洋中生活。壮族歌圩起源于原始穴居时代，壮语称“欢敢”。“欢”即歌之意，“敢”即岩洞之意，可见其历史渊源十分悠久。每年农历三月和八月，壮族人民自发地汇集在一起对歌，交流思想和感情。歌圩是壮族人民创造的一种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娱活动形式。它是人们相互交流、传播知识、增进友谊的场所，也是青年男女“以歌择偶”的良好机会。歌圩丰富了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四、壮族是富于开放性的民族 壮族富于开放性，这是由地缘、生产、社会历史因素促成的。首先，从地缘关系看，壮族先民百越族群，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他们与中原华夏民族毗邻，相互间早有往来。史籍记载及出土文物，均可证明这一点。 其次，壮族很早就是一个农耕稻作民族，其先民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进入农耕时代，这与中原华夏民族进入农耕时代相近。正由于同是农耕民族，生产方式大体相同，自然较易接近，交往自然较多，对他人在生产生活上的长处较易于吸收，因而其开放性也就自然形成。 壮民族富于开放性，主要表现还是在秦统一岭南以后。历代都有大量汉人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铜器，特别是铁器的南传在秦以后逐渐增多。这个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很快，这与壮族先民善于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无关系。从目前壮族地区出土的铜器来看，到汉代，器物种类较以前丰富得多，其中有的器形和纹饰与中原的相同，当然也有些是壮族祖先仿中原器物而造的。 壮族先民既勇于吸收汉族先进技术和文化，又善于将它们改造、融化，以充实和发展自己。从铜鼓的发展看，可充分证明这点。壮族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原的青铜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一经产生，就具有自己的特点。铜鼓作为壮族文化的一部分，其表现形式是独特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从铜鼓铸造发展史看，其冶铸技术及工艺确有一个从粗低到精高的过程。现在，壮族地区已有最古老的铜鼓出土，近年在田东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与云南万家坝的铜鼓是同时期的铜鼓，但其造型、铸造工艺，毕竟属原始粗糙。至于面径最大的铜鼓即北流型铜鼓以及工艺精良的石寨山型铜鼓，壮族地区也早有出土，但时代多在汉代。这似可看作是壮族善于利用汉族先进的冶金技术来发展、完善自己具有特色的铜鼓文化。因为就青铜器的出现而言，中原民族早在商周时代就鼎盛了，而在岭南瓯骆人地区至战国时代才进入铜器的发达时期，显然落后于中原。 在生产技术上，西瓯、骆越时代，就从中原输入铁器，这从战国、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铁器的使用是社会生产力跃进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先秦以至西汉初赵佗治理岭南时代，岭南铁器仰赖中原输入，得之不易，数量有限。在使用铁器过程中，瓯骆人也学会了铁器的冶铸技术，并开始铸铁器，在平南、玉林已发现有规模宏大的汉代冶铁遗址。在梧州东汉时期的墓葬里，发现有牛耕水田模型，田埂上还放有2 件犁铧，说明至迟在东汉时期，壮族东部地区已使用牛耕，铁器已使用。 在文化上，壮族先民贵族阶层的先进分子，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开始以私学的形式接受儒学。唐朝在壮族东部地区官办州学则为儒学正式传播的时期，及宋、明以后在壮族地区广设官学、社学、私塾，是为儒学在壮族地区广为传播的时期。儒学之所以能在壮区普及，固然因其是官学、与科举制度相联系、有能步入仕途的吸引力，但主要还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哲理较之壮族原有的巫文化毕竟要略胜一筹，能为壮族各阶层所接受。儒学在桂东壮族地区的传播，与铁器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特别是唐代正州正县的设置，封建制度的推行基本是同步的。但随着儒学的普及，自宋以来，壮族的风习逐渐改变。 在宗教上，壮族原为多神信仰、自然崇拜，纯崇原始巫教，但当道教传入之后，巫教吸收了道教的成分。而道教能够传入壮族地区并为巫教所吸收，正说明壮族巫教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壮族巫教在吸收道教时，对它进行改造，使巫道结合。《布洛陀经诗》中既祟拜布洛陀、姆六甲，也崇拜道教主神太上老君，当然崇拜布洛陀是主要的。 对外来宗教，壮族巫教择其与自身有共通观念的加以吸收，吸收道教的禳祈、祷神仪式，而弃其炼丹术及修仙等观念；对佛教则仅吸收其报应及轮回观念，弃其解脱尘世苦恼、出家修行等行为，因而至今桂西壮族地区没有云游之士；也没有专门从事佛寺的和尚。至于桂东壮区则不然，随着封建化的扩大，佛教也作为封建文化思想形态传播，佛寺日增，许多壮族先民弃巫崇佛，甚至出现了像禅宗六祖惠能这样的人物。 壮族的开放性不仅表现于对中原先进文化成分的接收，还表现于对周边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吸收。西到我国云贵以及印度，南到东南亚，东到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诸岛，壮族及其先民既敢于走出去，又乐于接进来。近代以来，壮族学习、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更是举不胜举，此不赘言。 从历史上看，壮民族开放的结果，使她的一部分融入汉族，同时使部分汉族融入越族（壮族）。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过去，壮族或其先民融入汉族，既有自然同化，也有强迫同化；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民族强迫同化政策已被废除，而民族融合以至民族消亡乃是遥远的未来。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是当代民族问题的主题。处在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壮族人民将会更大胆地吸收汉族乃至全世界各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丰富提高自己。 五、壮族是具有抗暴精神的民族 从秦始皇统一岭南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两千多年间，壮族先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斗争从未间断，影响较大的有西汉末年句町王邯反王莽的斗争，东汉乌浒人的起义，唐代“西原”僚人黄乾曜起义，宋代区希范、侬智高起义，明代韦银豹起义、八寨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前的会党运动。到了现代，壮族人民投入土地革命，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展开抗日斗争和规模巨大的解放战争。这些铁血凝成的史实，充分说明壮族是一个富于抗暴精神的民族，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壮族人民在历史上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斗争史，从而迫使历代封建王朝做出种种改良、让步，推动历史的前进。 六、壮族是对统一国家向心力极强的民族，壮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壮族自其先民从秦始皇统一岭南，纳入统一祖国后，两千多年来，从未发生过背离祖国、分裂国家的事件。壮族人民历代的起义反抗斗争，其性质都是反抗封建王朝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对历史的发展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代“西原州”僚人起义，宋代侬智高蛮王起义，他们虽曾“称王置官吏”，或建国号，但最多不过企求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而已，并非分裂国家。南北朝时期，交趾乘中原混乱而崛起，及宋初，交趾趁宋王朝在西北边事紧张，无暇顾及南方之际，脱离中国而独立。交趾分离后，其统治集团多次侵犯祖国边疆的壮族地区。壮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安全，奋起抵御交趾的侵略。据史书记载，交趾武装侵犯壮族地区的次数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宋天圣六年（l 028 年）五月入侵邕州；熙宁八年（1075 年）入侵钦州、廉州、凰州。明洪武十年（1377 年）入侵永平寨；永乐二年（1404 年）入侵思明上府属地绿州等地；永乐七年（1409 年）和宣德年间入侵钦州；正统三年（1438 年）入侵安平土司境；成化三年（1467 年）入侵凭祥；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入侵归顺、下雷等土州；天启三年（1623 年）人侵龙州。对于这些侵略行为，壮族人民都予以坚决的反击，击退交趾侵略者。明嘉靖年间，倭寇疯狂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应召率田州、归顺州、南丹州、那地州、东兰州等地土兵长途跋涉前往抗倭前线。他们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为保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 世纪中晚期，西方列强，尤其是法帝国主义企图吞并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多次入侵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壮族人民在援越抗法、保家卫国斗争中与越南人民一起一次次地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最终于本世纪50 年代取得援越抗法的伟大胜利。本世纪中期，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中国。壮族人民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长达20 年的援越抗美斗争，帮助越南人民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彻底胜利，同时保卫了祖国边疆的安全，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终归失败。 七、壮族发展的历史是异常曲折复杂的 当壮族先民处在氏族部落时代，是她独自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有两千年以上。在早期，勤劳智慧的壮族先民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诸如种植水稻、造船等的伟大贡献。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自此西瓯、骆越人地区纳入统一祖国的版图，独自发展的时代便结束了。自秦统一岭南至民国时期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壮族先民是在统一国家的中央封建王朝治理下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处中生存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壮族先民社会，是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发展的。由于壮族先民地区东西部地理条件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南来汉人的不平衡，外来封建化诸因素的不平衡，东部大抵于唐代中叶以后进入封建化社会，而西部地区则自宋代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而在明、清改土归流后逐步进入封建地主制度社会。壮族先民从进入阶级社会― 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1500 年左右。由于早期社会发育水平低和受到中央封建王朝的抑制，以及汉文化的传播、影响，壮族社会的奴隶制不能顺利地发展，因而形成家庭奴隶制形式，具有浓厚的氏族宗法制残余色彩；作为奴隶制度重要标志的国家政权雏形曾经在秦汉时代出现，但很快消失，唐宋之间僚人、壮人起义曾企求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也终归失败；作为衡量一个民族的发展水平的又一标志的民族文字，方块土俗字早在宋代在民间就已流行，但受到官方歧视、压制，因而无统一规范的机遇．也就不能成为民族通用文字。至于壮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也并不是随着封建郡县一设置就都“封建化”了，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发生、形成、发展、消亡都遵循着“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法则，壮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也不可能例外。壮族社会自身生产力的发展，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是进入封建社会的内在决定因素。随着所有制的变革，即封建地主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占有制，中央王朝推行的设置正州、正县、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儒学与科举制度等等封建制度就水到渠成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逐步的，因之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渐进的，桂东封建化在地域上大致是从郡县治所、交通沿线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在时间上大致是从两汉至宋中叶，经历约900 年左右。 西瓯骆越人是百越族群的支系，百越族群的东越、东瓯在春秋时代建立过强盛的国家，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其势力之强大曾足以争霸中原。然战国时代为楚所灭，至秦兼并六国楚灭于秦，楚与东越就都与华夏民族相融合了。南越是西瓯骆越的近邻、同源兄弟。在秦统一岭南以后，经两汉至唐与汉族融合了，桂东的瓯骆人后裔壮人则大约在明清时代大量与汉族相融合。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强迫融合行为，亦有自然融合现象。而未被同化的聚居于桂中、桂西南、滇东南及粤西的瓯骆人，随着朝代更迭，族称演变为乌浒、俚僚，至宋为僮（壮）。壮族也只是瓯骆人后裔的一支。壮族的形成大抵孕育于唐代形成于宋代。唐朝中叶黄乾耀、黄少卿、潘长安等领导西原僚人起义，是僚人部落联盟为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而斗争的表现，可视为民族认同的孕育期。但“僮”的称谓出现于宋，北宋间侬智高联合左、右江壮族各首领南抗交趾的吞并，北反宋廷压迫，企求建立地方民族统一政权，是为部落联盟、民族认同、壮族形成的标志。但随着侬智高起义的失败，宋王朝施以残酷的军事镇压，继之政治压迫，思想歧视，怀柔同化，壮族人民面临灭顶之灾。为了逃避镇压，被迫瞒宗易姓。原是土著人改成外省人氏，原是侬智高部族后裔改成所谓随狄青南征的“山东白马县人”等等。这种历史状况，不能不对壮人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产生影响。从唐代起在桂西壮族地区设置的羁糜州、县、峒，宋、元、明、清设置土州、土县、土峒，封建王朝对壮族施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长达1300多年。长期的分而治之，使壮族互不统属，以致壮族从来没有形成共同的中心。这种历史状况不能不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同化政策，至民国时期，壮族已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只认为是“讲僮话的汉人”，或干脆说壮族都汉化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看待民族问题，制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才使壮族得予恢复承认，得予享受在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得与各兄弟民族一道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才使壮民族意识得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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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壮族历史重要事件年表 距今约70 万年 百色盆地右江河谷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并遗留有大量的打制石器。 距今约5 万年 柳江一带有“柳江人”活动。 距今约4 一2 万年 瓯骆故地有来宾“麒麟山人”、柳江“甘前洞人”、柳州“都乐岩人”、“九头山人”、“白莲洞人”、都安“九楞山人”、“干淹洞人”、桂林“宝积岩人”、“荔浦人”、“灵山人”、田东“定模洞人”、靖西“宾山人”、隆林“德峨人”、云南“西畴人”等原始人类活动。 距今1 万一7 千年 瓯骆故地有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鲤鱼嘴人”、横县“西津人”、“秋江人”、邕宁“长塘人”、扶绥“敢造人”、云南“小河洞人”等原始氏族居住。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家畜饲养业开始出现。 距今6 一4 千年 创造独特的“大石铲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原始居民在桂南和桂东北地区活动． 距今约3 千年 瓯骆与中原有了直接交往，商周青铜器传入瓯骆地区；瓯骆人向商周王朝贡献土特产。 公元前8 一前4 世纪 瓯骆人开始铸造青铜器，其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开始产生． 前4 世纪前 瓯骆人开始使用铁器。 前387 年 楚悼王命楚相吴起率兵“南平百粤”，占洞庭、苍梧． 前217 年 秦始皇派遣50 万大军进击岭南，西瓯部落奋起抗击。秦军受阻，史禄奉命在今兴安县北面开凿灵渠，以通粮道。岭南至内地中原的水路开始沟通。 前214 秦军击败西瓯，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郡之下设县以治之，并留兵戍守，徙民南居，共同开发岭南。 前207 年 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以越人吕嘉为相，定都南海番禺（今广州）。而后，赵佗变服从越俗，自称“蛮夷大长”，推行“和辑百越”政策。 前196 年 汉高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承认南越地方政权及赵佗的“南越武王”封号，并赐印剖符通使，友好往来。 前187 年 高后吕雉因推行“别异蛮夷”政策而与南越国交恶，下令关闭边市，禁止向南越输出金铁田器、马牛羊，赵佗发兵攻击长沙郡边邑。 前176 年 汉文帝即位，复与南越修好，互派使臣，开放边市。 前1 12 年 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对归汉，诛杀汉吏。汉武帝遂发兵20 多万攻伐南越。 前111 年 汉军长驱直入，占领南越国都番禺，俘杀吕嘉，延续5 代共93 年的南越国灭亡，岭南复归统一。武帝析秦置三郡为九郡，并沿承赵佗“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推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 余万人降汉。 前115 一前110 年 夜郎侯遣使入朝，汉武帝升夜郎侯为夜郎王。 前81 年 汉昭帝诏封句町侯毋波为句町王。 前28 前25 年 句町王禹、夜郎王兴、漏卧侯俞举兵相攻。汉成帝遣使前往调解未果。 前6 年 王莽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愤而起兵反莽。 公元40年 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合浦俚人响应之。 43 年 光武帝派遗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平定交趾。 116 年 苍梧、郁林、合浦三郡“蛮夷”反，不久即归附。 170 年 郁林太守谷永“招抚”乌浒人10余万人内附。苍梧人士燮、士壹兄弟分据南海、九真、合浦、交趾等郡，威震中南。 557 一589 年 岭南各部俚人首领共推冼夫人为圣母。冼夫人统领怀集俚人10 万余户。岭南归附隋朝。 597 年 桂州俚帅李光士、莫崇起兵反隋。 604 年 隋文帝任令孤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对岭南民族酋首实行怀柔政策，并广筑城邑，兴办学校，积极传播汉文化。 612 年 钦州俚人首领、世袭钦州刺史宁长真奉命率数千部众随隋炀帝远征辽东，因功受封鸿助安抚使、光禄大夫宁越郡太守。 613 年 岭南酋帅梁慧尚率众4 万反隋，攻占苍梧郡。 618 年 萧铣拥兵割据岭南及岭北广大地区，号称“梁武王”。 621 一622 年 唐高祖李渊派遣李靖率军南征萧铣。岭南俚人酋帅冯盎、宁长真等率众归附于唐。岭南复归统一，并推行羁糜制度，在今桂西地区设置羁縻州县50 多个。 624 年 唐王朝制订和推行均田赋税租庸调法，但规定岭南诸州“夷僚”之户皆从半输。 632 年 静州山僚、龚州东西峒僚、钦州僚先后起兵造反。 639 年 渝州人侯宏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通达邕宁。 681 一697 年 韦敬办纂《 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 和《 智城洞碑》 文。文中首现古方块壮字。 703 年 始安郡“夷僚”数万人反。 712 年 何履光率领岭南俚僚兵开赴河南南阳驻防，防范叛将安禄山、史思明来犯。 726 年 邕州僚人梁大海、周光等反，破横、宾等州。 757 年 黄乾曜等在西原州发动100 余峒共20 多万人起义，先后攻克桂管18 州，威震岭南。 777年 潘长安等人复在西原州率众造反。 779 年 唐代宗下诏废止邕州，进贡奴婢。 794 年 黄少卿继而在西原州聚众起义，连克横、浔、贵、容、邕等13 州。 809年 唐德宗下诏禁止岭南公私掠卖奴婢。 815 年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释放奴婢，努力发展生产，兴办学校，传播汉文化，革除陋俗。 855 年 唐宣宗颁布《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声明如再犯者，以强盗论处。 861 一864 年 南诏国举兵6 万攻左、右江地区，陷邕州，后退去。 862 年 唐王朝将岭南分设岭南东、西两道，今广西属岭南西道。 971 年 宋王朝派兵南征，雄据岭南达55 年的南汉政权灭亡。岭南统一于宋，并推行“以夷制夷”的土官制度。 974 一976 年 南丹州莫洪（？）【难解字，无法打出】归宋。宋太祖诏封莫氏为南丹州世袭刺史。 997年 置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 999年 抚水州蒙会国聚众起义。 1006年 邕州属地36 峒先后内附归宋。 1007年 宜州陈进、卢成均率领壮、汉族人民起义。 1028年 交趾统治者李公蕴令其子、弟及婿率兵入寇邕州。 1039年 广源州壮族首领侬全福率部众抗击交趾统治者的寇掠，并建立“长其国”地方政权，自称“昭圣皇帝”，封其长子智聪为“南衙王”。后被交趾兵攻杀。 1041 年 壮族首领侬智高以傥犹州为根据地，建立“大历国”。后徙居安德州，建立“南天国”。 1044 年 环州区希范、蒙赶聚众起义，建立“大唐国”，先后攻陷环州、镇宁、带溪等地。 1052 年 侬智高南受交趾侵害，北欲归宋受拒，愤而起兵反宋，以求生存。智高率兵东下，先攻占横山寨，顺江而下，攻克邕州，建立“大南国”，号称“仁惠皇帝”。继而挥师东下，沿途连克10 多座州城，兵围广州。 1053 年 宋王朝派遣狄青率大军南征侬智高。智高在兵围广州、久攻不下后，率部溯北江而上折回广西，在邕宁昆仑关和归仁铺（今五塘镇）被狄青部击败，邕州陷落，侬智高率余部西逃大理。 1060 年 交趾统治者派遣申绍泰率兵入侵邕州。 1062 年 特磨道侬夏卿、侬亮、侬平等率部归宋。 1065 年 宋朝廷诏令招集、训练邕州左、右江45 个溪峒土兵共5 万多人，置甲头、都头、指挥使、都指挥使统领之，以作外防交趾，内平盗贼之用。 1075年 交趾李朝统治者令李常杰率军水陆并进，入侵钦州、廉州，继而围攻邕州。邕州城内各族军民在知州苏缄的率领下，同仇敌忾，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兵亡城陷。 1076 年 宋王朝派遭大将郭逵率兵反击交趾侵略军，势如破竹，很快收复邕州，并乘胜追击，交趾统治者兵败向宋朝称臣。 1080 年 南丹州世袭刺史莫世忍遣使奉表入朝进贡。其表印文为“西南诸道武盛军德政官家明天国王”。宋神宗怒，令毁印，另赐州印。 1097 年 诗词大家秦观贬官横州。秦设馆讲学，州人作文渐有法度。 1104 年 黄庭坚贬官宜州，设坛讲学，传播汉文化。 1118 年 宋徽宗下诏开永平、钦州两博易场与交趾互市。 1126 年 金兵南下围攻开封城，宋徽宗诏各地出兵勤王。壮族峒兵应诏开赴开封勤王。 1 154年 南宋朝廷颁刻新印鉴赐与南丹州等162 个羁糜州、县、峒、寨． 1276 年 元军将领阿里海牙率兵攻克静江府，岭南为元所统一，并设置宣慰司、安抚司、军民总管府等，土人参用，推行土司制度。 1277 年 特磨道侬士贵、安平州李维屏、来安州岑从毅以147 洞共25 . 6 万户归附元。 1291 年 南丹州莫国麟归附，授安抚使，佩三珠虎符。上思土州黄胜许反。 1292 年 元朝廷授镇安州土官岑斗荣为镇安路军民总管，佩虎符。融州等地峒民4600余户屯田左江，“内足以实其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 1297 年 滇桂边地壮族首领韦郎达联合53 村共万余人举行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 1320 年 云南广南、富宁一带的壮族首领韦郎达联合53 村万余人再次反抗土司残暴统治。 1324 年 元朝廷授岑世兴为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来安路总管，加授怀远大将军，佩虎符。 1328 年 来安路、镇安路山僚、角蛮6 万多人反。 1368 年 太平府改土归流；那州、地州改流，合并为那地州。 1369年 明王朝统一岭南后，实行“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的政策，发展土司制度。 1377 年 安南统治者派兵侵犯钦州，袭击边地村寨。 1385 年 明朝设驯象卫于太平府。 1403 年 梁公涑在马平（今柳州）发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斗争前后延续200 多年。 1407 年 《永乐大典》 总纂解缙贬官广西布政使司参议。先后于思明、龙州、南宁、柳州等地讲学论道，传播华风。 1428 年 崇善土县改流。 1437 年 怀远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韦朝振的率领下，开展夺田斗争。 1439 年 安南统治者派兵入寇安平土州、思陵州等地。 1442 年 庆远壮族首领韦万秀率众掀起反抗土司残暴统治的武装斗争。 1469 年 安南统治者武装入寇凭祥土州。 1472 年 永康土州改流。 1477 年 左州实行改土归流。 1492 年 韦朝威、韦银豹父子先后发动古田壮族人民起义。 1 493 年 云南维摩、弥勒两土州改流。 1 505 年 上思州、思恩府相继进行改土归流。 1506 年 杨公满等人领导府江壮、瑶农民暴动。 1520 年 迁江北三谭公炳领导的“刬马军”开展反明斗争，壮族首领韦朝义、韦狼要分别在雒容、永福发动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 1 526 年 田州土官岑猛发兵攻击泗城州，而且不服从朝廷调遣，姚谟率兵讨之，岑猛兵败逃往归顺州，被岳父岑璋鸩杀，传首南宁。 1528 年 降田州土府为土州，仍以岑氏为世袭土州官；析原思恩土府地分置兴隆、那马、白山、定罗、旧城、下旺、安定、都阳、古零等9 土巡检司。 1555 年 田州岑猛妻瓦氏夫人替孙请缨率俍兵江浙抗击倭寇，英勇杀敌，屡建奇功，朝野赞颂。 1575年 养利土州改流。 1580年 忻城和上林一带的周安、思吉、落江、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8 寨壮族人民举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声势浩大，前后延续100 多年，终为明王朝重兵镇压。 1600 年 思同州改土归流。 1603年 安南统治者派兵入寇归顺、下雷等边境土州和钦州沿海地区，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向武土知州黄绍伦、田州土知州岑惫率领俍兵奋起抗击。 I621年 新现（今云南省屏边县）沙源、沙清两兄弟率众抗击交趾兵的入侵。 1645 年 云南沙定洲领导壮、汉、彝各族人民推翻沐家统治。 1661 年 广南府实施流、土并设制，知府为流官，知府同知为侬氏世袭土官，实权操于侬氏手中。 1662 年 清王朝厉行“改土归流”政策。 1 663 年 镇安府改土归流。 1 666 年 西隆土州、上林长官司改流。 1667 年 教化、王弄山、安南三长官司改流，合并置开化府。 1 689 年 陀陵土县改流。 1 727 年 泗城府改土归流。 1 729 年 东兰土州改流。 1 730 年 归顺土州改流。 1732 年 思明府改土归流；奉议土州改流。 1733 年 恩城土州改流。 1766 年 小镇安土巡检司改流。 1797 年 云南马白侬族首领王老念率众起义，占领马白、天生桥等地，全省震动。 1846年 梁亚发等人发动浔江、柳江的船民开展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 1847 年 雷再浩、李源发等领导湘桂边壮、瑶民族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 1850 年 贵县发生“来人”（即外来的客家人）与“土人”（即当地壮族）之争，并波及桂南10 余县，数十万壮、汉人民流离失所． 1851 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桂平县金田村爆发。9 月15 日，冯云山、萧朝贵率领太平军围歼驻扎在平南官村的清军。年底，洪秀全在永安下诏褒功，封东、西、南、北、翼五王，壮人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被封为西王八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 永淳十三屯壮、汉人民在黄可经、杨隆盛的领导下，开展抗租斗争， 1852 年 太平军离开广西东征。 吴凌云、李文彩分别在太平府和永淳率众起义，吴建立“延陵国”，反抗清朝统治。 1853 年 以壮人李开芳和林凤翔为主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北，转战苏、皖、豫、晋、冀等省，后兵败，北伐军将士全部牺牲。 1854年 黄鼎凤在贵县率众起义，打击清政府的地方势力。 1855年 天地会首领李锦贵在上林举旗反清。 1856年 西林县令张鸣凤顺从民意，处死作恶多端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史称“西林教案”。 陈开、李文茂在浔州起兵反清，建立“大成国”。 1859 年 石达开率10 万余人，从湖南回师广西，屯驻庆远。 1861 年 石达开率部离桂转战贵州、四川，后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吴亚终在归顺州被清军围剿，刘永福率起义军余部退入越南北部。 1870年 那马土巡检司改流。 1873 年 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河内西面纸桥大败法军，斩其司令安邺，被越南封为三宣副提督。 1876年 田州改土归流。 1877 年 北海被开辟为对外商埠。 1879年 阳万土州改流。 1883年 刘永福在河内西面再次大败法军，斩其司令李威利及官兵200 余人。 1885 年 清军老将冯子材率部在镇南关英勇杭击法国侵略军，歼敌1000 多人，取得抗法战争的大胜利，扭转了抗法战争的被动局面。 1887 年 清政府与法国殖民者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龙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广西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6 年 田林壮族人民处死3 个为非作歹的法国传教士，史称“田林教案”。 1897 年 李立亭等在陆川率众进行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梧州开辟为对外商埠。 1900年 南宁开辟为对外商埠。 1901 年 土富州改土归流， 1902 年 谢三在上思发动反清斗争。 王和顺等领导南宁会党起义，合众数万，斗争波及桂中及桂西北广大地区。 1903 年 靖西人曾汝璟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时人称之为“边地先觉”。 1904 年 陆亚发在柳州发动反清起义。 1905 年 南丹、下雷两土州改流。 1907 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钦州、廉州和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 广西省在桂林开办“土司学堂”，专门培训地方土司。 清朝政府在壮族地区实行“弹压制度”。 1908 年4 月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 1911 年4 月 壮族志士韦云卿、韦统淮、韦统铃、韦树模、韦荣初等参加广州“三? 二九”起义，牺牲，安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1 月 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执掌政权，是为旧桂系统治之始。 1912 年 降广南土府同知为土巡检；太平土州改流。 1916 年 忠州等10 个土司改流置县． 1917 年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为元帅。 1918年 陆荣廷等人力主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陆荣廷等人为总裁。 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司改流，合并置向都县。 1 921 年 孙中山出兵讨伐陆荣廷。陆兵败下野。 秋，湖南江华县小坪壮族教师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壮族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2 年 壮族农民领袖韦拔群在东兰县组织“革命同志会”, 开展农民革命运动． 扶南（今扶绥县）人曾平澜留学日本，是已知壮族最早的女留学生。 1923 年 东兰农民武装攻占东兰县城，赶走国民党县长。 1924 年 桂系李宗仁、白祟禧、黄绍纮执掌广西军政大权，是为新桂系统治之始。 1925 年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党组织。 3 月，韦拔群、陈伯民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8 月13 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成立。 9 月，韦拔群在东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2 月，韦拔群、黄大权在武篆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税运动。 云南军阀唐继尧派兵分三路进攻百色、南宁、柳州等地，桂系举兵迎击，大战于柳城沙埔，大败滇军。 1926 年 1月，韦拔群率领农民军再度攻占东兰县城，释放囚犯，打开粮仓，赃济贫苦农民。 2 月，桂系军队和东兰县土豪制造“东兰惨案”，震惊全国。 9 月，韦拔群又率众攻占东兰县城。 11 月7 日，共青团南宁地委在南宁市共和路武烈祠成立，严敏任书记。 1927 年 桂系出动5 个团的兵力“围剿”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同时在南宁实行清党，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5 月，中共广西地委机关在梧州成立，廖梦樵任书记。 10 月，陈伯民等人在都安领导农军暴动。 1928 年 中共广西省委在南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忻城土司改流。 1929年 中共广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12 月11 日，百色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东兰、凤山、百色、凌云、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等县的工农民主政府先后成立。 1 930年 2月l日，龙州起义胜利。建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左江革命委员会和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雷平等县革命委员会也先后成立。 2 月30日，东兰县东里共耕社成立。 云南马关八寨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 5 月，卢汉率滇军侵桂，围攻南宁。桂系白崇禧、黄旭初率军迎击，击退滇军。 夏，红八军自左江转战天峨与红七军会师。 10 月，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北上中央苏区。 1 931 年 春，桂系出兵万余人，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 4 月，红七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与中央红军会师。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韦拔群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 932 年 9 月，桂系调集两个军的兵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10月19 日，韦拔群在东兰县武篆西山赏茶洞被叛徒杀害。 广南土司侬氏绝后，奉令废土司。 1 934 年 以富宁“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滇桂黔边区游击根据地建立。 1 935 年 在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下，右江各地的革命组织大部分恢复。 1936 年 中共郁江特委在贵县三里罗村召开党代会，决定把郁江特委改为中共广西省工委。 国民党桂系发动“六?一”倒蒋运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 1937 年 3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横县县城召开。会议在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又忽略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走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右倾思想指导、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9 月，桂西特委黄桂南同意将滇黔桂边区根据地的武装1500 余人给国民党改编，使党的队伍遭受瓦解，干部受迫害。 1938 年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 1939 年 11月，日本侵略军从钦州、防城海岸登陆，侵占桂南地区。 中共广西地下党以统战合法形式，推动组建“广西学生军”、“战工团”等各种社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2 月，以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军长指挥的4 个集团军共巧15.4 万余人的兵力，在苏联空军的配合下，在昆仑关与日寇激战13 天，歼灭日军4000 多人，俘敌800 多人。使侵桂日军遭受重创，北上战略受阻。 1940 年 11月，日军退出广西。 1942年 国民党桂系追随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在桂林制造了“七?九”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负责人遇害。 1943 年 国民党桂系又在南宁、玉林等地制造“一?一五”事件，接着在全省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944 年 9 月，日寇再度入侵广西，全省大部地区沦陷。 1945 年 中共广西地下党发动桂东南起义。 1947 年 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开展大规模的反“三征”斗争。下半年，相继爆发万岗起义、左江起义、横县起义、贵县起义、武鸣起义、上林起义等等。 中共华南分局为适应军事斗争形势需要，将桂西、桂南，分别划归“滇黔桂边区”、“粤桂边区”领导。 1948 年 中共广西党组织在壮族地区广泛组织武工队，深入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及其地方势力。云南省革命游击队占领了马关、西畴、麻栗坡、砚山、广南等5 个县城。 1949 年 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地游击队并进行整编。 10 月，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在湖北汉口成立，张云逸任书记。 11 月4 日，壮族著名爱国人士卢焘在贵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朱德总司令和李济深副主席自北京发唁电致哀。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桂，歼灭败退广西的国民党军队17 万余人。 12 月11 日，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上，广西全境解放。 1950年 l 月7 日，云南省文山县城解放。 2 月8 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张云逸任主席。广西发生土匪暴乱，新生的革命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0 月15 日至11 月2 日，广西省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要迅速、干净、彻底地肃清盘踞在广西的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广西军区调集14 万余兵力，开展剿匪斗争。先后在横县镇龙山围歼土匪800 余人；在绥禄县（今扶绥县）后寨石山区歼匪500 余人．在贵县樟木、蒙公地区歼匪700 余人。而后集中兵力对桂南地区的匪特进行重点围剿。 9 月至12 月，解放军134 师又在邕宁一带歼匪48 股7141 人。 11 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示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领导，要求在1951 年5 月l 日前完成剿匪任务，同时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到广西协助剿匪工作。 12 月25 日起，解放军集中兵力围剿广西最大的匪巢之―——十万大山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基本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匪特。 1951年 l 月，解放军在大瑶山区取得了歼匪3 . 8 万人的巨大胜利。 3 ―—4 月，柳北四十八弄、九万大山和桂西北等地区的匪特被歼灭。至此，广西地区的土匪暴乱被平息，按期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要求的剿匪任务。 6 月，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等人为副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到达广西，代表党中央、政务院和毛主席对广西各族人民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8 月19 日，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成立（1955 年改称龙胜各族自治县）。 10 月，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 1952年 大部分壮族地区基本按照汉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2 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语言学家袁家弊教授到壮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研究，帮助创造壮族文字。 12 月10 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覃应机任主席。 1953 年 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成立（1955 年改称隆林各族自治县）。 贵州省从江县平正壮族乡成立。 1954 年 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三江、大苗山、金秀、隆林等县少数民族（含部分壮族）地区完成士地改革。 1955 年 11 月11 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并转请国务院批准壮族文字方案（草案）。 1956 年 壮族地区掀起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高潮。 3 月19 日，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学校在武鸣成立。 3 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 1958年 l 月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公园会见两万多各族人民。 1 月20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 关于公布壮文方案的决定》 ，壮族地区掀起学习壮文的高潮。 3 月1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韦国清任主席。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南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庆贺和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北自治区主席朱文晋将军应邀率领代表团到达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庆典。 4 月1 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5 月1 日，东兴各族自治县成立， 5 月10 日，钦北壮族自治县成立（1964 年改为钦州壮族自治县）。 1962 年9 月26 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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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壮族历史人物志 译吁宋 战国末期人，生卒年月不可考。西瓯人首领，史称“西瓯君”。译吁宋是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壮族先民。公元前218 年，秦始皇派大将尉屠睢率50 万大军进军岭南，译吁宋率西瓯部民在今桂东北的兴安至贺县一带与秦军激战。因秦军兵力强大，装备精良，攻势凌厉，译吁宋力战阵亡。西瓯人改变战略战术，化整为零，退入山林溪谷，重新推举首领，伺机袭击秦军，杀其主将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并陷入进退维谷、“三年不得解甲弛弩”的困境。后秦始皇令史禄在兴安开凿灵渠，以通粮道，并且派遣大将任嚣和赵佗率兵增援，终将西瓯人击败，统一了岭南。 吕嘉（？一前111年） 岭南越人酋首。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后，被任为丞相，辅佐赵佗推行“和辑百越”民族政策，促进汉、越民族之间的团结，德高望重，连相三王，朝野尊崇。吕嘉宗族仕宦长吏者70 多人，其子尽娶王女，其女皆嫁王子弟宗室，权势显赫。汉元鼎年间，南越政权内讧，吕嘉反对内附归汉，并谋杀王及汉使，更立新王，与汉抗拒。汉武帝发兵讨之，吕嘉兵败身亡。南越国亦随之灭亡。 居翁 西瓯首领。南越国建立后被封为桂林郡中监（官名）。汉武帝平南越时，率瓯骆部族归降，被封为湘城侯。 亡波 句町国王。西汉元始年间，因率部协同汉军平息云南洱海东北地区众部落的反汉斗争，“斩首捕虏有功，”汉昭帝晋其封号为“句町王”，领地包括今云南省广南、富宁及广西凌云、百色一带。 陈文彻 南朝西江一带俚族酋帅。梁天监年间（502 一519 年）起兵反抗，控制苍梧、高要、肇庆一带，后被梁左卫将军兰钦率兵击败。 李光仕 桂州（今桂平）俚人首领。隋朝开皇初年举兵反抗，被平北将军周法尚、上柱国王世积征讨。李率众迎击受挫，领兵退保白石洞。法尚捕其弟光略、光度及家口部众，并招降其众数千人。李光仕率兵蔽林设伏，后被法尚追斩。 宁猛力（553 一600 年） 安州（今钦州）人。宁氏为岭南俚僚著姓望族，世代相承为豪酋。南朝陈代时，宁猛力任安州刺史。隋初，隋文帝以恩信招抚，宁猛力率众归附隋朝。隋朝廷将安州改为钦州，仍封宁猛力为世袭刺史。开皇末年（600 年），宁猛力曾拟赴京城长安拜谒，因病未能成行。同年十月宁猛力病逝，终年47 岁。隋文帝对宁猛力的诚信大为感慨，并赐其子宁长真承袭钦州刺史。 冼失人（518 一601 年？） 高凉郡（今广东阳江、恩平、电白一带）人。冼氏为南越著姓望族，世代为南越首领，统辖各峒部落10 余万家。冼夫人青年时代就很贤明，善于筹略，能抚循部众，行军用师，深得越人拥戴。约于南朝梁大同元年（535 年），冼夫人嫁给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汉人冯融的儿子冯宝为妻，结交越、汉之好。冯氏虽世代作罗州刺史，但因为是外来汉人，故很难驾驭越人。冼夫人嫁予冯氏后，以自己的声望力主越、汉团结友善，因而南越地区解仇息兵，越、汉和睦，地方安定。梁、陈两朝国主对冼夫人深为赞赏。陈朝廷册封她为郎将石龙（郡）太大人，赐绣宪油络驷马安车一乘，鼓吹一部和麾幢施节，仪同刺史。589 年，陈亡，隋文帝发兵进军岭南，冼夫人深明大义，率南方8 州官吏归附隋朝，为隋统一岭南立了大功。隋文帝封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560 年，番禺俚人首领王仲宣起兵抗隋，岭南大部俚僚酋豪、峒主相起响应，兵逼广州。冼夫人以为抗隋不属“正理”，急派她的孙子冯暄率军前去广州救援隋将韦洸。冯暄不愿进兵，冼夫人将其捕入狱中，另派孙子冯盎率兵前往，与隋军一起平定了俚僚的抵抗，岭南从此置于隋朝的统一治理之下。隋文帝以军功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并号令六州兵马。隋仁寿初年，冼夫人逝世，终年约80 多岁。隋朝廷送赙物丝织品一千段，溢为诚敬夫人。后人在高、雷、化、钦、廉等州地建有众多的冼夫人庙或郡主夫人庙，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越人女领袖。 宁长真（？一627 年） 钦州人。宁猛力之子，俚僚帅酋。隋开皇末年（600 年），承袭其父任钦州刺史职。大业元年（605 年）受隋朝廷之命率部众南征林邑，因军功获赐上开府仪同三司、钦江县开国公行军总管。大业八年（612 年），又奉朝廷之命率数千部众随隋炀帝远征辽东，因军功受封鸿肪卿安抚使。未久升光禄大夫、宁越郡太守。唐初，宁长真以宁越郡地归附唐朝。武德五年（622 年）, 升宁越郡为钦州总管府，授宁长真为总管。武德七年（624 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宁长真任都督。武德八年（625 年），宁长真与唐朝廷有隙，因而起兵反唐。大观元年（627 年），宁长真逝世，由其子承袭。 宁梯原（？一756 年） 唐代岭南钦江县俚僚酋帅，壮族历史上最早的史学家。永昌元年（689 年）进士，授校书郎。玄宗时( 712 一756 年）任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后因书“太宗诛隐巢事”被罢官归里，不久病逝，葬钦州大墓山。后人曾在钦州东北上蒙村立祠纪念。 韦敬辨 生卒年月不详。唐岭南西道羁糜澄州〔 今上林县境）人。唐永淳年间（681 一682 年），任都云县令骑都尉，官列四品。武周万岁通天年间（696 一697 年）承袭其父韦阙之职，任廖州（今上林县境）刺史，并自号“廖州大首领”。韦敬辨通壮、汉两种语言，用汉字（包括武则天创造的异体字）和壮族土俗字写了两篇著名的骈体文一一《六合坚固大宅项碑》 和《 智城洞碑》 。碑文词藻华美，对仗工整，是传世最早的壮族文人文学作品，故后人称韦敬辨为壮族文人文学的先驱。 黄乾曜（？一761年） 唐岭南西道邕管羁糜西原州黄峒〔 今左江一带）人，僚人首领。黄氏为岭南僚人著姓望族，世代相承为豪酋。唐至德元年（756 年），黄乾曜不堪唐朝封建统治者的“侵诈系缚，妄配乱征”，领导西原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义军得到陆州（今钦州地）、武阳（今罗城地）、朱兰（令东兰地）、黄橙（今扶绥地）等100 余峒僚人的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20 多万人，占地“数千里”。黄乾耀号称中越王，推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廖殿为桂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乾元二年（759 年），唐朝廷调20 万官兵镇压义军。上元二年（761 年）义军兵败，黄乾曜牺牲。 黄少卿 生卒年月不详，唐岭南西道邕管羁縻西原州黄峒人，黄乾曜之子，僚人首领。贞元十年（794 年）率西原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历30 余年。先后攻克横州（今横县）、钦州、浔州（今桂平）、贵州（今贵港）、宾州（今宾阳）、峦州（今横县地）、严州（今来宾县地）、陆州（今钦州）左江镇、千金镇。唐朝廷调大军镇压，大和年间( 827 一835 年），义军失败，黄少卿不知所终。 覃光佃 北宋融州（今融安县）人。开宝五年（972 年）进士，是已知的壮族最早进士之一。后离乡出仕，先后授监察御史、山西雁州武骑尉、沿边都总管兼劝农使、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其子覃庆元、孙覃昌也先后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祖孙三代均博学能文，名重桂西北一带。 莫洪蓍（？一990 年） 南丹州（今南丹县）人。莫氏是著姓望族，先祖世代为溪峒帅酋。宋开宝七年（974 年），莫洪蓍遣使奉表请求内附朝廷。九年（976 年），又遣使向朝廷进贡方物，并请求朝廷赐给官职牌印。宋太祖从其请求，下诏封其为南丹州世袭刺史。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莫洪蓍遣使向朝廷贡银百两，以示谢恩。自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南丹土州改为弹压止，莫氏子孙世袭南丹土州官900 余年。 区希范（？一1045 年） 北宋广南西路羁糜环州（今环江县）人。僚人首领，曾举进士，试礼部。庆历四年（1044 年）率众在环州反宋，建坛祭天，立“大唐国”，封蒙赶为帝，区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其他职官亦有其人。后连克环州、镇宁州及普义、带溪等要寨，声震岭南。庆历五年（1045 年）正月，区希范兵败，在荔波洞（今贵州荔波县地）被俘，与部下243 人同遇害于宜州。宋官兵还将区希范尸体剖腹，取出五脏，绘为《五脏图》 ，传示溪峒，以此威吓民众。 阿侬（？一1056 年） 北宋广南西路邕管羁糜武勒州（今扶绥境）人，侬智高母。阿侬有谋略，先辅佐其夫侬全福抗击交趾，后佐其子侬智高举兵反宋。皇佑四年（1053 年），侬智高在邕州（今南宁）建“南天国”，号称仁惠皇帝，封阿侬为皇太后。数年间，阿侬随侬智高坐镇中营，转战广南西路（今广西）、广南东路（今广东）和特磨道（今云南广南），行程数千里，身经数百战．皇佑五年（1053 年），侬智高兵败入云南大理，阿侬率部分侬军在特磨道与宋军作战。至和二年（1055 年），阿侬被宋军俘获解送洛阳，次年被害，时年60 余岁。 侬智高（1025 一1055 年） 北宋广南西路邕管羁縻广源州人。其父侬全福曾任党犹州、广源州知州，宝元二年（1039 年）被交趾王李德政杀害。侬智高在其母阿侬的辅佐下，收集部众，图报父仇。庆历元年（1041 年），侬智高在党犹州建“大历国”，与交趾李朝相扰衡。不久，侬智高在与交趾的作战中失利被俘，然终未屈服于交趾，交趾王李德政释放侬智高。侬智高获释后仍统管广深、雷火、频婆、思浪等州峒地。庆历八年（1048 年），侬智高再次起兵反抗交趾。与此同时，侬智高多次派人上表恳请宋朝廷给予保护和援助，但均遭朝廷拒绝。未几，侬智高在安德州（今靖西县境）建立“南天国”，称仁惠皇帝，年号景瑞。侬智高再次上表朝廷，要求进贡和互市。宋朝廷非但予以拒绝，还下诏对侬智高进行“防备”。皇佑四年( 1052 年），侬智高愤而起兵反宋。年初自安德州出兵．北上破横山寨（今田东境），沿右江东下，占邕州（今南宁市）。在邕州改“南天国”为“大南国”，年号启历，仍称仁惠皇帝。随后继续率兵东下，连克横州（今横县）、贵州（今贵港）、龚州（今平南）、藤州（今藤县）、梧州、封州（今广东封川）、康州（今广东德庆）、端州（今广东高要）等。兵临广州城下，围攻57日不克。因宋朝廷调军驰援，侬智高放弃攻广州，率军北上，经韶关、连州退回广西，十一月返抵邕州。皇佑五年（1 仍3 年）春，侬智高与宋朝将领狄青率领的官军在昆仑关激战，侬军5000 多人战死。侬智高率余部撤出邕州，沿右江西退，进入云南特磨道（今广南县），迫于宋军追击，再退入大理。 黄胜许 上思人。元初上思州土官。元世祖至元年间．元兵出征广西，广西各郡先后归附，而左江上思州土官黄胜许恃其地险兵强未肯臣服。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黄胜许拥众2 万，与元兵2 万余人战于忠州（今属扶绥县），因力不支退回上思固守。元贞二年（1296 年），黄胜许与元兵又战于龙州水口，兵败退入交趾。大德元年（1297 年），黄胜许派其子志宝入朝表明归顺之意，朝廷未置可否。大德四年（1300 年），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谢让向朝廷进言，以为对广西左右江土官黄胜许等人应“遭第可怀柔，不宜力竞，宽其法以羁糜之”。大德九年（1305 年），黄胜许派其亲属向朝廷进贡方物，并请为其子封官。成宗帝不许，说：“胜许反侧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则官可得。”至大三年（1310 年）和至治三年（1323 年），朝廷两次招谕黄胜许。泰定元年（1324 年），黄胜许派子弟入朝进贡，朝廷授黄胜许为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怀远大将军，佩虎符。并封其子志熟为上思世袭知州。至此，历时30 余年上思州土官与元朝廷之对峙得以缓解。 岑世兴 来安路（今田阳县）人，元初来安路世袭总管。泰定元年（1324 年），岑世兴派其弟世元入朝进贡，得元朝廷嘉许。元朝廷授岑世兴为怀远大将军、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佩双珠虎符，仍任来安路总管。泰定二年至三年〔 1325 一1326 年）间，岑世兴曾联合“山僚”、“八番蛮”、“角蛮”等族人起事“寇反”，元朝廷命湖广和云南行省对其招抚怀柔。岑世兴给元朝廷上言“自明不反”，并请求朝廷在其土司置蒙古、汉人监贰官。此后，岑世兴与朝廷相安无事。岑世兴生五子，皆以蒙古语命名，长子为帖木儿，次子为阿刺兰，三子为怒木罕，四子为阿刺辛，五子为不花乜。 岑伯颜（1333 一1383 年） 田州岑氏第七世世袭土官。岑伯颜7 岁时其父岑也先死，岑氏家族发生袭位之争，引起内乱外患。岑伯颜出逃，先后辗转藏匿于归顺（今靖西）、思恩（治所在今平果）、乐昌（治所在今武鸣境）、武缘（今武鸣）、邕州（今南宁）、富劳（今天等境）、归德（今平果境）等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田州乱平，岑伯颜返回田州，承袭田州知府职。明洪武元年（1368 年），明军进军广西，岑伯颜率领上林土县（今田东境）、归德州、向武州（今天等）等地土官归附明朝廷。明太祖下诏嘉奖，授怀远大将军，称“广西岑、黄二姓，乃五百年忠孝之家”。岑伯颜在位期间，修筑田州城垣，整理衙署，新建城障、社稷、神农等坛庙以劝课农桑，又设教馆延师教授土官子弟。岑伯颜病重弥留之际，对其子说：“福善祸淫，天道也；修吉悖凶，人事也。”洪武十六年（1383 年）病逝，终年50岁。清雍正四年（1726 年），田州民众将岑伯颜奉为乡贤。 黄广平 思明（今宁明县）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 袭其父黄忽都任思明土知府职。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黄广平与相邻诸土司有隙，杀凭祥峒土巡检高祥奏和思明州知州门三贵。明朝廷命黄广平赴京请罪，洪武帝宽其罪，说“蛮寇相杀，性习固然。今姑有之，使其改过”。洪武二十九年〔 1396 年），黄广平遣使入京贡方物，并向朝廷上奏，力主收复安南侵占的我国领土。奏中说：“本府（指思明府）自故元改思明路军民总管府，辖左江一路州县峒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 …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鳌、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 … 迄敕安南，碑还旧封，庶疆域复正。”洪武三十年( 1397 年），明朝廷派陈诚、吕让等人前往安南交涉，要安南还我国思明旧地。但交涉中，议论往复，久而不决，思明失地终未回归。 岑瑛 明永乐间任思恩土州知州，宣德年间升任思恩土府（后改思恩军民府）知府。在任期间，曾多次应朝廷调遣率俍兵出征“剿寇”，以军功敕授奉议大夫、从二品指挥同知、都指挥使等官衔。岑瑛较为开明贤能，乐善事，在思恩府辖区内废除不许土民入学和参加科考的愚民政策，首创思恩府学，因而“民知读书，粗知礼义，习尚渐变”。岑瑛死后，思恩府一带壮民为其立庙，岁时祭祀之。 岑业 明田州人。田州土知府岑猛、思恩土知府岑浚堂弟。明成化年间（1465 一1487 年），以博文贤良举于京城，当殿对策，切中时政，深得宪宗帝器重。弘治年间（1488 一1505 年），先任山东省参议，后调任京官，为大理寺副三司，为孝宗帝制敕令诏书，“朝廷大手笔，俱出其手”．弘治后期，岑业之堂兄、思恩土知府岑浚与朝廷有隙，朝廷决定对岑浚征剿。岑业面见孝宗帝，愿自京城返乡，劝降岑浚。因兵部反对，孝宗帝未准其行。未久，吏部以岑业在制敇房办事，“禁密之地，恐有泄漏”为由，拟改调他职。岑业因而上奏归养。回乡时，曾作诗曰：“看看山色攒心事，咽咽江水冷世情。”未久，郁郁成疾而终。 岑浚（？一1505 年） 思恩府人。世袭思恩土知府。明弘治年间，左、右江土司混战争雄不已。岑浚主政思恩府时，与田州等土官争当土司霸主。经苦心经营，岑浚拥有战船300 余艘，筑都阳、丹良堡等军城18 所，以兵力数万“雄于右江”。弘治十二年（1499 年），岑浚率兵2 万，联合泗城土官岑接，东兰土官韦祖珙共4 万多人攻打田州，杀掠万计，城郭为墟。继而率兵攻龙州，劫龙州土官印。弘治十七年（1504 年），岑浚又率兵攻破上林、武缘等县，并二度攻破田州。明朝廷调两广官军土兵10 万多人进剿。十八年（1505 年），岑浚战死。未久，朝廷将思恩府改流，府治自乔利（今马山县境）迁至武缘荒田（今武鸣府城），并将思恩府地裂土分封为9 个土巡检司。 李璧（？一1525 年）字白夫，明武缘止戈（今武鸣陆斡）人。明弘治八年（1495 年），中举人。弘治十五年（1502 年），出任浙江兰溪县教谕，聘为南京同考。正德元年（15 肠年），改任浙江仁和县教谕，聘为福建省主考。正德十年（1515 年），任四川剑州知州。正德十六年（1521 年），任云南临安府同知。嘉靖四年（l 525 年），调任南京户部员外郎。同年病逝于赴南京任职途中。李璧勤于政事，在任剑州知州期间，主持修筑著名的剑阁险道。此道自剑州起，南至间州，西至梓渔，绵延300 多里。道以石头砌成，路旁植松柏数十万株。后剑州父老为他立祠铸像，四时祭以香火。李璧还精于学问，尤长经史，著有《 名儒录》、《 剑阁集》 、《 剑门新志》 、《 皇明乐谱》 等。 岑猛（1489 一1526 年） 明田州（今田阳县）人，田州土知府岑溥之次子。岑猛之长兄岑俿按例应袭知府职，因失宠杀父，自己也遭杀身之祸，岑猛因而按例承袭田州府知府。岑猛善征战，正德年间（1506 一1521 年），先应朝廷调遣率俍、土兵征剿江西华林等地“盗寇”，因军功受朝廷赏赐。后率田州兵南攻龙州，北打泗城等土司，数年间成为左、右江土司的霸主。明朝廷顾忌岑猛势力过盛会动摇大明根基，遂以“叛逆”之罪于嘉靖五年（1526 年）发8 万大军讨伐岑猛。岑猛闻讯，急上书朝廷陈言“冤枉太甚”。朝廷意在剪除岑猛，故未听其言，继续进兵田州。岑军与朝廷官军决战于工尧隘（在今田阳境）。岑军兵败，岑猛之子岑邦彦战死。岑猛南奔归顺州（今靖西县），投其岳父归顺州知州岑璋。后岑璋慑于朝廷敕令，设计将岑猛药死，传首南宁。 瓦氏夫人（1497 一1555 年） 生于壮族世袭土官世家、归顺州（今靖西）知州岑璋之女。本姓岑名花，壮人念“花”为“瓦”。约14 岁时远嫁田州，为田州第十六代世袭土官岑猛的妻子，为忌讳同姓婚之不雅，遂以名代姓，称瓦氏。嘉靖六年（1527 年），因田州土司与明朝廷有隙，朝廷发兵8 万攻田州，丈夫岑猛被害，儿子岑邦彦战死，瓦氏成寡夫人。此后近30 年间，瓦氏一方面悉心养育孙子岑芝、曾孙岑大禄，以期继续承袭田州岑氏家业。另一方面按土司例规．代年幼的孙子、曾孙治理州政。瓦氏对内励精图志，革弊除奸，安抚州民，招集百姓；对外则委曲求全，与诸土司求睦邻，并调整与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其政绩成为壮族历史上著名的女土官。嘉靖年间，明朝廷征调壮族俍兵抗击倭寇。瓦氏以年近花甲之高龄，请求代年幼的曾孙挂帅出征。朝廷封其为“女官参将总兵”，统田州、东兰、归顺、南丹、那地等土州俍兵6 千多人到江浙抗倭。瓦氏转战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参加了金山卫、潜江径、陆径坝、成墩、王江径等战役，立下显赫战功，被誉为“石柱女将军”。明英宗奖给瓦氏银币、石砚等御物，并“诏封二品夫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瓦氏凯旋田州，未几病卒，终年59 岁。 韦银豹（？一1571 年） 古田县（今永福县）永安人。家赤贫，祖宗三代以做长工为生。父亲韦朝威率古田农民揭竿起义，兵败被害。韦银豹继承父亲遗志，重整义军杀敌．自明正德十三年( 1518 年）至隆庆五年（1571 年）的53 年间，韦银豹率义军转战桂北和湘南广大区域，先后攻克古田、洛容（今属鹿寨县）、灵川、桂林和湖南城步等县市，势及周围十几个州县。义军所到之处，杀污吏、劫富豪、毁官署、开官库。隆庆初，明朝廷调广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14 万大军进剿义军。韦银豹率义军英勇作战，多次重创官军，因寡不敌众而失利。隆庆五年（1571 年）六月，韦银豹被俘，解往京城杀害。 谭公柄 生卒年月不详，迁江（今属来宾）北三人。明隆庆年间（1567 一1572 年），率迁江、来宾等地壮族农民起义。义军善骑射，尤长于毒弩，号称“刬马军”。谭率这支义军先后攻打来宾、迁江，武宣、藤县、贵县、宣化（今南宁）等地，杀官吏，劫官库，声威远播。隆庆六年（1572 年），明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刬马军牺牲4000余人，谭公柄不知所终。 沙源 云南广南人，王弄山长官司（今文山县境）土官。其弟沙河，沙清。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交趾（越南）以数万兵力侵犯我国边界，沙氏三兄弟率土兵与教化长官司（今文山境）龙上登联合作战，击败交趾兵。天启元年（1621 年），交趾又拥兵数万犯我边境，沙源、沙清率兵迎敌，生擒交趾元帅翁董，歼俘2000多人。 沙定洲（1618 一1649 年） 云南广南府人。其祖为沙人首领，父亲沙源为王弄山（今文山县境）长官司土官。沙定洲承袭长官司职后与阿迷州（今开远县）彝族首领普氏联婚结盟，势力大增。其辖地西自元江，南接交趾（越南），东抵广南，北至沪西，方圆数千里，拥兵20万，称雄滇东南。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镇守云南总兵沐天波征调沙定洲率壮、彝土兵前去讨伐“反叛”的元谋土知县吾必奎。沙定洲率军至昆明，屯兵城外。时云南混乱，加之沙定洲不满于沐天波的骄横和“刻害土司”，便于清顺治二年（1645 年）反戈攻打沐天波。当年年底攻陷昆明，驱逐沐天波。后沙定洲进兵楚雄。顺治四年（1647 年），退兵返回王弄、阿迷。1649 年，沙定洲兵败身亡。 张鸿翮 生卒年月不详，上林县六联人。与其弟张鸿慧同为清康熙年间举人。兄弟俩在家乡以教授为业，同列清代上林文人的先驱。张鸿翮之曾孙为壮族文人大家张鹏展，他们三人列为“张家三杰”。 刘新翰（约1701 一约1765 年） 字含章，号铁楼，永宁州（今永福）人。少年笃于学，青年中举人，曾四次进京考进士而未第。先后聘授湖南同考、武缘（今武鸣）教谕、桂林秀峰书院教授、江苏省江阴县令。在江阴任内，以体恤民众，平反冤狱闻名，人称“江南第一好官”。约50 岁弃官隐居于乡。刘新翰工于诗，是清代桂北地区壮族文人的先驱，有诗集《 谷音集》 传世。 农赓尧 号勉之，生卒年月不详，宁明州人。清雍正十年( 1732 年）举人，后赴京考进士不第。一生不仕，蛰居乡里读书作诗。诗作甚富，尤以律诗见长。惜诗已散佚十之七八，传世者百余篇，收入后人所编《宁明省旧诗辑》 。农赓尧是左江地区壮族文人的先驱，对这一带的文人流风深有影响。乾隆年间病逝，时年约42 岁。 刘定逌（1720 一1806 年） 字叙臣，一字叔达，号灵溪，武缘县（今武鸣县）葛圩人。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因不满乾隆皇帝宠臣、翰林院掌院和珅而愤然离京，载书5 车回归广西。自此至嘉庆十一年（1806 年）, 先后掌教武缘葛阳学社、思恩府阳明书院、浔州府（桂平县）得阳书院，桂林秀峰书院、宾州宾阳书院，历49 年从教而终。生前著有《灵溪文集》、《四书讲义》、《三难通解训言》等。刘定逌是清代中期广西的教育、文人大家，学问品德皆为人所称道。时人赞其“德行清如漓江之水，学问高如独秀之峰”，是为粤西“第一流人物”。 黎建三（约1748 一1806 年） 字谦亭，平南县人。清代，平南一带壮、汉杂处．黎姓为当地著姓。黎建三之祖父是贡生，其父亲是举人，本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中举人，时年仅18 岁。后多次考进士皆未第。30 岁左右出仕甘肃，先后任安化、海城、金城、安西、山丹五县知县。55 岁调任泾州知州。当年奔母丧回乡，第二年病逝．官任期间，注意开发水利，办案公正廉洁，关心百姓疾苦，故调任时，父老哭泣挽留。黎建三善诗，律、绝、歌行、乐府各体均通。有《素轩诗集》 传世。其诗作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袁思明 字监川，号岛鹤，归顺州（今靖西县）人。清乾隆年间贡生，善作五律诗，著有《岛鹤诗草》，惜已散佚，传抄遗诗者40 余首。与同乡童毓灵、唐昌令并列为左江上游边陲壮族文人诗家之鼻祖，对后人有深远影响。 童毓灵 字萃一，号九臬，另号碧潭，归顺州（今靖西县）人。清乾隆贡生。善作诗，著有《岳庐集》 、《 秋思集》 、《 宾山集》 诗集，惜已散佚，今存诗30 余首。与同乡袁思明、唐昌令齐名，同开左江上游边陲壮族地区文人风气之先河。 何家齐 字燕贻，号双镜，一号小隐先生，永淳县（今属横县）人。清乾隆年间拔贡。曾掌教凤山教馆，晚年隐居家乡，读书作诗自娱。著有《小隐诗稿》，内收诗作300 余首。何家齐名重永淳、宣化（今邕宁、南宁）一带。 滕问海 字巨源，一字廉夫，太平府（今祟左县）人。清乾隆贡生，官宾州（今宾阳县）训导。善诗文。著有《梅溪山人诗稿》 、《 文稿》 、《 杂言》 ，共12 卷，所作诗文数量列左江壮族诗人之冠。任宾州训导时，曾悉心教导壮族女诗人陆小姑。其子滕揖，也是诗人。滕家父子同列崇左一带名士。 陆小姑 女，清乾隆年间宾州（今宾阳县）人。少从家学，通诗书。嫁后生活不美满，27 岁时被丈夫休弃归娘家苦居，病愁交织。后师从壮族诗人、宾州训导滕问海，以填词作诗终生。诗作多五律、七律。诗意委婉凄切，动人肺腑。著有《紫蝴蝶花馆吟草》 ，惜已佚，有散存诗作数十首传世。陆小姑为壮族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女诗人。清光绪年间武缘县（今武鸣县）壮族诗人韦丰华曾评价说，壮人“女子能读书知咏者恒不多见，自来有以诗名称于世者，惟宾阳陆小姑一人而已”。 张苗泉 女，清乾隆年间武缘县（今武鸣县）人。父张献廷为举人，张苗泉少从家学，通诗书。中年守寡，加之家道中落，后半生孤苦优愁，在家乡授蒙童为生。一生诗作甚丰，集成《绣余小草》 ，惜已佚，有少量遗作传世，张苗泉与宾阳陆小姑齐名，为壮族历史上第二位有影响的女诗人。清光绪年间，武缘县壮族诗人韦丰华评价说，张苗泉“诗笔清稳，不亚（陆）小姑”。 郑绍曾（约1770 年一？） 号榕生，宁明州（今宁明县）人。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中举人。后出仕广东，先后任龙门、从化、仁化知县。郑绍曾工于诗，著有《 海棠斋诗稿》 ，惜已佚。后人收其遗诗数十首，刊于《宁明耆旧诗辑》中。郑绍曾与稍早的同乡农赓尧同列左江地区壮族文人的先驱。 赵克广 宁明州人。清嘉庆间（1786 一1820 年）贡生。终生掌教故乡宁江书院，为培养后学，造就人才贡献颇多。生前著有《 碧萝月轩诗稿》 ，惜已散佚，仅存诗20 余首传世。赵克广与稍早的同乡农赓尧、郑绍曾同列左江地区壮族文人的先驱。 韦天宝（1786 一1821 年） 字介圭，号恫斋，武缘县〔 今武鸣县）罗波人。19 岁就读于桂林秀峰书院，是文人大家张鹏展的高足。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中举人，先在家乡教授童生子弟，后受聘凤山土分州幕僚。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受聘山西代州斗山书院山长，制订书院学规10条，受各方好评。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中进士，官授四川。第二年行至成都仅5 个月，末及上任即病逝，时年35 岁。有《 存悔堂遗集》 、《斗山书院学规》 、《 凤山救弊条议》 等著述传世。张鹏展为其高徒早逝深表哀思，亲笔作《 韦天宝传论》一文，赞扬韦天宝的人品才华。 黄体元（1808 一1832 年）号梅村，宁明州人。家道贫寒。蒙学后，发奋自学，能诗赋。按土司例，禁土民百姓参加科考，黄体元多次应童子试而遭土官拒绝。25 岁时再应童子试，竟被土官“讽使同考童生殴辱之，内伤而死”。弥留之际，自撰一长篇墓铭，申明自己才高博学付之东流，“奄然而没”。黄体元在短暂一生中，写过大量诗作，曾集成《冷香书屋诗草》 4 卷，惜已佚。有遗诗260 余首传世．黄体元是清代最著名的壮族“布衣诗人”，其子黄焕中是近代壮族诗人中之优秀代表。 黄彦坊 字言可，号鹤潭，武缘县（今武鸣县）夏黄人。清嘉庆十八年（1813 年）拔贡，官雒容县（今属鹿寨县）教谕。工于诗文，尤善作壮族风土诗，传世的《 农事纪候咏十二首》、《 婚姻纪俗咏十六首》、《 女工咏六首》 、《 问仙叹》 等诗作，均是咏壮族风土人情的上品。黄彦坊是武缘夏黄一带黄家文人的开山祖，自他始，黄家书香门第，科举之上代有其人。其后人黄君钜、黄诚沅均系壮族知名文人学士。 余明道 字学濂，号石坪，永淳县（今属横县）人。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进士。长期掌教太平府学（今崇左县）。善诗词，与同乡何家齐同列清代郁江、邕江一带著名的壮族诗人。著有《 愚谷剩咏》，惜已佚，今存遗诗数十首传世。 张鹏展（？一1840 年）字南嵩，上林县六联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张鸣翮，清初举人。祖父张友朱曾任庆远府学教授。父亲张滋，曾任全州学正。张鹏展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考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武英殿纂修。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792 一1819 年）间，历授云南乡试副典、福建道监察御史、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奉天府丞、山东乡试正典、提督山东学正、通政司通政史等职。张鹏展刚正不阿，同情民间疾苦，不满官场腐败。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告假归乡，托病不再出仕。后受聘于桂林秀峰、上林澄江、宾阳等书院山长，培养后学，从教而终。道光二十年（1840 年）卒，享年约80 岁。一生著述颇丰，计有《 峤西诗抄》 、《 山左诗续抄》、《 谷贻堂全集》 、《 离骚经注》 、《 读鉴释文》 、《 女范》 、《 兰音山房诗草》 、《 宾州志》 等，与刘定逎同列为19 世纪前期壮族文人大家和教育家，名重广西。至今风范犹存。 萧朝贵（？一1852 年） 武宣县东乡人。家贫穷，早年到桂平县紫荆山与杨秀清等人以烧炭打柴为生，后加入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前夕，萧回家乡动员亲属赴金田投洪秀全，成为金田起义领导核心成员之一。1851 年3 月23 日，洪秀全在武宣称天王并封五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而列第三。同年年底，洪秀全在永安州（今蒙山）下诏褒功，分封东、西、南、北、翼五王，萧被封为西王八千岁，与东王同属一等王。在太平军攻克桂林、兴安、全州、道州、郴州战斗中，萧作为前军主将，“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功劳卓著。在湖南道州，萧朝贵与杨秀清联名发布3篇讨清檄文，影响极大。1852年9月中旬，在长沙攻坚战中中弹负伤，10月上旬逝世，葬于老龙潭，年仅30余岁。 　　林凤翔（1790－1855年） 武缘县（今武鸣县）林圩人。1851年参加金田起义，因战功得以升迁，历任太平军御林侍卫、土官正将军、殿左一指挥、殿左一检点、天官副丞相。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林凤翔和李开芳、吉文元受命率3万精兵北伐，图取北京。先后转战江苏、安徽、河南、山西、河北5省，1853年冬兵临天津城下，强攻天津不克。因援兵未至，粮械不资，便于1854年春主动南撤待援。1855年春，林凤翔率北伐主力在河北连镇与清军僧格林沁部激战，6000多名太平军英勇战死，林凤翔被俘解送北京。3月15日（一说13日），在北京被处以磔刑，壮烈献身。就义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终年65岁。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追封为求王。 　　李开芳（？－1855年） 武缘（今武鸣）两江人。生年不详，史载比林凤翔少20余岁，据此推断当生在1810年之后。1851年参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因军功升迁，先后受任金一总制、金一正将军、殿右二指挥、殿右二检点、地官正丞相。1853年夏，李开芳和林凤翔作为主将，受命率北伐军北上，图取北京。经长途跋涉转战江苏、安徽、河南、山西、河北诸省，兵临天津城外。因攻天津不克，后援未继，率军南撤。1855年夏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败于清军。李开芳“出降”被解送北京，途中绝食。6月11日在北京被害，终年40 余岁。 　　韦昌辉（？－1856年） 原名志正，桂平金田人。家殷富，参加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后，倾其家产资助金田起义。金田起义时，韦昌辉是领导核心成员之一。起义后率军北上，受封太平军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北王六千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韦昌辉 主管天朝军事。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先是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继而又应允石达开杀韦昌辉。天国名将，死于自相残杀中。 　　蒙得恩（1806－1861年） 原名上升，入拜上帝会后讳“上”字，改名得天。后洪秀全称天王，又讳“天”字，改名得恩。平南县大鹏人。1850年，参加拜上帝会并任大鹏地区首领。同年12月，洪秀全等人被清军围困于花洲，蒙得恩率众前去解围，大败清军，救出洪秀全。此役为拜上帝会首战，蒙得恩勇立头功。金田起义后，蒙得恩先后受封为御林侍卫、殿右二指挥、殿左七检点、春官又正丞相。1856年，太平天国内讧，形势危急。蒙得恩被封为正掌率二千岁，助洪秀全总理国事，同时被封为中军主将，负调遣前、后、左、右诸军之责。1859年升为赞王，1861年5月，因积劳成疾在天京病逝，终年55岁。 　　石达开（1831－1863年） 贵县（今贵港市）奇石人。早年参加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后成为金田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金田起义后，被授封为左军主将、翼王五千岁。英勇善战，攻无不克。1856年，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率兵回南京，杀北王韦昌辉，辅助洪秀全“提理政务”。1857年5月，石达开因不满洪秀全的猜忌，率10万部众出走天京。第二年回到广西。1861年9月，率军离开广西，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四川。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边紫打地兵败并被清军骗俘。同年6月25日，在成都遇害。临刑时，“神色怡然，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时年32岁。 　　吴凌云（？－1863年）　 原名吴元清，新宁州（今属扶绥县）渠黎人。道光年间，举新宁州秀才，未出仕。道光末年在家乡秘密组织反清天地会。咸丰元年（1851年），遭官逮捕入狱，第二年越狱回渠黎聚众起义，被公推为“全胜堂”大将军．1854年，义军总部迁到东罗。吴凌云指挥数万义军分4路先后攻克新宁州、江州（今属崇左县）、迁隆州（今属上思）、左州（今属崇左县）、太平府城（今崇左县城）、龙州等地，势力所及纵横数百里。1861年（一说1858年），吴凌云在太平府建立“延陵国”，自号延陵王，修宫室，蓄发变服，封委官职。1863年春，吴凌云与清军和地方团练激战兵败阵亡。其余部在部属刘永福和其子吴亚忠率领下变旗为黑旗军。 　　谭绍光（？－1863年）　 象州大樟三婆人。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列李秀成手下五员大将之一，封慕王。1859年后，率军在苏州、上海、嘉定一带作战，大败湘军、淮军和外国洋枪队。击毙法国侵略军海军头目卜罗德，生擒“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歼“常胜军”数百人。1863年12月4日，谭绍光被部下叛将汪安钧杀害。谭绍光英勇善战，连外国“常胜军”头目也不得不承认他“勇猛得像一头雄狮”。 　　黄鼎凤（？－1864年）　 壮名特旁，因排行第三，又名黄三。贵县（今贵港）覃塘郭西里人。家贫寒，父因官司惨死县牢。道光末年，到宾州黎塘参加张嘉祥领导的天地会起义。1852年，黄在覃塘圩建立“壮丁馆”天地会组织，以反清诛官，劫富济贫为宗旨。覃塘远近70余村农民踊跃参加，推黄为首领。1854年，黄举起“川大丁首”（即“顺天行道”）义旗，发动郭西起义，黄在讨清檄文中痛斥统治者“独夫肆虐，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附势梯荣，苞苴竞进。官无耻，吏无廉，专以自肥为念，将无才，兵无勇，不知民瘦堪虞。”　1855年，与陈开的大成起义军联合，接受大成国封号，被封为隆国公。此后10多年间，黄率义军先后攻克贵县、宾州、上林等县城。势力极盛时，义军达10万众。1864年春，义军兵败，黄鼎凤被杀害于贵县县城。 　　李文彩（？－1872年）　 又名李七，永淳县平郎（今横县飞龙）人。1850年在平郎组织壮族农民反对客人（汉人）地主霸田收租，包纳官粮。1851年领导永淳十三屯壮族农民揭竿反清。后投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军，被封为定国公、陆路兵马大元帅。率义军 先后攻克永淳、横州、灵山、南宁等地。1859年，李文彩兵败，率义军余部转战至黔桂边投石达开。数年间，转战贵州、云南、四川、湖南4省。1872年4月4日，李文彩在贵州省施秉、镇远之间的牛塘陷敌重围，力竭牺牲。 　　郑献甫（1801－1872年）　 原名存纻，号小谷，晚年别号识字耕田夫，象州寺村人。道光五年（1825年）中举人。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官刑部主事，数年后辞官，以著书教授终生。1842年后在广西的德胜书院及庆江书院任主讲。1847年后在桂林的秀峰书院、榕湖书院任主讲。1857年后在广东的顺德书院、广州越华书院任主讲。1862年后，在桂林秀峰书院、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桂林孝廉书院任主讲。1872年病逝于桂林，终年71岁。郑献甫为清末教育、诗文、哲学大家。一生著述宏富，计有《四书翼注论文》、《辅学轩散骈文集》、《辅学轩诗集》、《象州志》等。其中仅各体诗歌便有2800多首，执晚清诗坛牛耳。 　　韦继新　 字芹塘，思恩县（今环江县）人。清道光末举人．一生大半掌教环江书院，造就桂西北乡里人才贡献良多。诗作甚丰，然多散失，有20余篇传世。其中《译七言僮歌十四首》，以绝句翻译壮族民歌，比喻贴切，寓意清新，若不谙熟壮歌之精妙不能为之。至 今环江壮人仍赞韦继新为奇才。 　　黎申产　 号嵩山，宁明州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先任庆远府（今宜州）学训导，后回乡任宁江书院山长，终生从教，培养后人。善诗文，为近代左江一带著名诗人文士。著述颇富，有《菜根草堂咏稿》、《宁明州志》传世；另有《宿缘小名录》、《读书记》、《医案》等，惜已散失。 　　黄君柜　 号剑堂，一号丹崖，武缘县（今武鸣县）夏黄人。黄彦坊后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后出仕云南20余年，先后就任浪穹、富民、易门、路南等知县（州）职。晚年辞官回家乡，掌教岭山书院。著有诗文集《燕石漫长》和方志《武缘图经》等。 　　凌应梧 生于清道光年间，迁江县（今属来宾县）人。土官目后代。凌应梧与其堂弟凌应楠、凌应柏同列红水河一带有名的壮族诗人。凌应梧为廪生，官云南威远府同知、补授知府，著有诗集《劳辛草》。凌应楠为举人，先后任永宁州（今永福县）训导、浔州府（今桂平县）学教授，著有《拏云山馆诗集》，《衔芦咏草》、《依蒲咏草》三本诗集。凌应柏著有《欧狎集》。上列著述惜多已佚，今仅部分遗诗传世。 　　谢兰（1830－？） 　 字雨阶，崇善县（今属崇左县）人，贡生。一生未出仕，在家乡从教40余年，为开启地方民智，培养后人不遗余力。善诗，著有《笔花咏馆诗抄》。其中数十首《竹枝词》和怀古诗，取材于左江一带，凡山水情趣、乡土民风、历史文物尽入笔端。谢兰与武缘（今武鸣）韦丰华、龙州赵正荣等人同列为以诗词吟唱壮族风情的高手。 　　赵荣正（1830－？）　 龙州人。清咸丰年间拔贡。后半生掌教龙州暨南书院近20年，以培养后学名重乡里。善诗，著有《霞坡书屋咏稿》，惜已佚，存龙州风土诗数十首。赵荣正与武缘县（今武鸣县）韦丰华、崇善县（今崇左县）谢兰同列为咏唱壮族风情的高手。其弟赵荣章，咸丰二年（1852年）生，光绪年间拔贡。后任镇守边关的广西督军苏元春文案近20年。赵荣章亦善诗文，著有《守山诗抄》，借已佚，遗诗见民国《龙津县志》。 　　韦陟云　 字郇五，生于清道光末，象州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曾任京官户部主事，因他人罪案受牵连而被“候审”多年。韦陟云是继郑献甫之后，象州一带有名的壮族诗人，著有《红杏山房诗稿》。 　　达稳（1863－1884年） 　女，姓韦名稳。“达”是壮人称少女的冠词。都安六也（今划归大化）人。家贫寒，自幼勤劳聪慧，善壮欢（歌），14岁能编格律严谨的“勒脚欢”。18岁迫于姑舅表婚习俗嫁予表兄覃某为妻。覃为痴呆，达稳再三要求离婚不果而出逃，后被夫家悬赏花红将其捉归。达稳备受夫家虐待摧残，母家亦不予同情，万般无奈中悬梁自尽，年仅21岁。临自尽前，达稳编就长篇勒脚绝命歌诉予同村好友，好友们用壮族土俗字记录保存，人称为《欢达稳》（fwn　Dahvwnj），今汉译本译为《达稳之歌》）。全歌18节共216行，韵律严整，泣血成篇，道尽凄楚，唱来令人潸泪不己。这首长歌至今仍在都安、大化、平果一带壮族山乡广为传唱，被誉为壮族民歌中的奇葩。 　　达备　 姓蒙，大约与达稳同代。隆山县（今属马山县）人。达备于十六七岁时远嫁上林，后因婚姻不幸与丈夫离异回娘家寡居，尝尽人生孤苦，常编咏勒脚歌向乡人倾诉苦情。乡人将其所唱汇为长篇，定名《欢达备》（今汉译本译为《达备之歌》）。全篇36节共432行，其韵严整，其情凄楚，唱来令人纵泪，这篇长歌至今仍在马山、武鸣、上林一带广为流传，与《达稳之歌》同为壮族勒脚歌中的奇葩。 　　岑毓英（1828－1889年） 　字彦真，号匡国，西林县那劳人。祖辈屡世为土司官僚。岑毓英早年在家乡办团练。清咸丰六年(1856年），以候补县丞带团练入云南，开始其仕途生涯。历任云南宜良知县、澄江知府，迤南兵备道署、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贵州巡抚、福建巡抚、云贵总督。时人誉其为“同治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岑毓英征剿过杜文秀等人领导的回民反清起义，但也曾督率滇军积极参加抗法战争。在整肃吏治、革除弊政、兴办教育、固疆保边等方面也有业绩．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病逝，终年61岁。清朝廷赐予太子太傅，谥号襄勤。岑毓英一生勤于疏奏，后人以《岑襄勤公奏稿》之名刊行传世，内收奏文671　篇。 　　李应珍（1847－1890年） 　又名云道，云南砚山县人。早年从军，后因军功任滇军副将衔补用游击。中法战争中，李应珍奉命率军抗法。因战功卓著被光绪帝诏封为“昭勇将军”，并在马关县八寨村刻石树碑，以仰后人。 　　游维翰（？－1897年）　 龙州县水口人（一说上林县人）。家世不详。清光绪中法战争期间，游维翰参加冯子材的萃军，因立功升任把总。中法停战后，改投广西提督苏元春在广西边关驻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边关裁兵，游维翰亦在被裁之列。游维翰率所部游移到泗城府（今凌云）一带，成为广西四大游勇首领之一，手下有1000余名有枪无饷的部众，靠护商收税和打家劫舍度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一日，游维翰在乐里（今田林县城）杀死有民愤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邓玉函（法名末多耳），引发震惊中外的“乐里教案”。清政府迫于法国压力，派重兵进剿游维翰。同年夏天，游维翰被清军统领马盛治杀害于潞城（今田林县境）。 　　黄守忠（？－1902年）　小名亚糍，号荩臣，思州（今属宁明）北江人，成名后，人称“北江黄”。家贫，早年离家到归顺州（今靖西）加入农民起义军并成为首领，为避清军捕杀，率义军转到越南。中法战争时，率众加入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并任前营管带，是黑旗军三员虎将之一。在越南纸桥、丹凤、宣光等战役中英勇杀敌，屡立战功。1585年，黄守忠与刘永福不和，遂脱离黑旗军投清军唐景崧部任督带。中法战争结束后投清军苏元春部任分统，驻守龙州边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黄调援江南，任广忠军统领。后告老还乡，病死家中。 　　韦丰华（1821－1904年）　 字剑城，别号明山散人，进士韦天宝之子，武缘县止戈（今武鸣罗波）人。一生致力科举，均未及第，以拔贡资格终生。后半辈以教书为业。曾执教家乡的琴泉义学10余年，掌武缘县岭山书院多年，掌思恩府学8年，又任思恩府属的阳明、西邕书院山长多年，在思恩府属各县享有声望。他一生继承刘定逌、张鹏展、黄彦坊的文学传统，写了大量诗文，后收入《今是山房咏草》、《今是山房咏余琐记》、《耐园文稿》、《应酬杂著》、《崇祀乡贤纪恩唱和诗词集》、《黯然咏集》、《增修武缘县志草》等书。在壮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1905年，韦丰华病逝，终年83岁。 　　覃修纲（1839－1905年）　 字省三。西林岩茶（今属隆林）人。岑毓英手下猛将，因立战功，获清廷封“果勇巴图鲁”、“霍隆武巴图鲁”，戴花翎顶戴。同治年间，率兵在云南中缅边境守边。光绪元年（1875年），在“滇案”事件中，覃修纲率队大败侵入我国腾冲 边境的英军，杀英军头目马嘉理。后升任总兵，驻屯河口。光绪十年（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覃率兵3000人入越南与法军激战，冲锋斩敌，军功卓著，擢升记名简放提督，赏穿黄马褂。中法停战后，授开（化）广（南）镇总兵，在马白关（今马关）、麻栗坡一带筑碉修壕，巩固边防。后再改授普洱镇都督、三省营务处总戎等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文山病逝．终年66岁。覃修纲在文山、河口一带享有盛名。 　　陆亚发（？－1905年）　 又名萱花发，宣化县（今邕宁县）大塘人。早年为广西著名游勇首领。后受清廷招安，任清军绍字先锋中营管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率部在柳州举行反清起义，占据柳州城数日后退入桂西北四十八弄和五十三洞地区，转战柳州、庆远（今宜山）、桂林三府地，震动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清政府调动7省兵力镇压。1905年春，陆亚发兵败被俘，同年被害于桂林。 　　吴凤典（1840－1906年）　又名泰，字雅楼，上思县那琴人。早年参加吴凌云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后投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任左营管带。中法战争时，任黑旗军先锋将领，是黑旗军三员虎将之一。1873年罗池战役中斩法军头目安邺。1883年纸桥战役中又斩法军司令李威利。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任广东省雷州参将。1894年随刘永福赴台湾帮办军务。1906年病逝，终年66岁。 　　曾汝璟（1870－1908年）　 字慕宋，靖西县新靖人。早年肄业于桂林体用学堂，后回乡掌教道南书院。执教期间，思想开明，力倡新学，不但教学生读经史旧课，也教学生数理等新科，一扫旧学陈腐习气，被当时任广西学台的汪贻书赞为“边地先觉”。1903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为壮族最早的留学生之一。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是壮族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留日期间，动员和资助靖西的5位青年到日本留学深造。1907年回国，先任靖西学务所长，后任龙州法政学堂教授、监督。后因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而被当局所忌而未予重用。后称病归乡，1908年逝世，时年38岁。后乡人建中学，以其字命校名曰“慕宋中学”。 　　韦云卿（1873－1911年）　 南宁人。早年在广西边防军龙济光部任哨官。后受孙中山、黄兴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参加镇南关（今友谊关）和云南河口起义，每临阵，均奋勇当先。起义失败后，亡命越南和新加坡。1911年农历三月自河内回广州。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不幸被捕，慷慨就义，时年38岁。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焕中（1832－1911年）　 一名玉田，字尧文，号其章，宁明州人。诗人黄体元之次子，府学贡生。为开启家乡民智，在思州街创立思齐书院，并亲自执教。光绪年间，中法战争爆发，黄焕中受刘永福之聘，担任黑旗军幕僚参赞。中法停战后，黄焕中随刘永福先去广东南澳、惠阳驻防，后去台湾抗击日寇。台湾沦陷后回大陆。晚年辞别刘永福回归故里，先后在宁明、思州、龙州等地书院讲学、教书直至逝世。黄焕中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晚年曾将自己诗作400余首汇编成册，定名为《天涯亭吟草》，惜已遗失。今存在方志中有绝句130余首，律诗140余首，歌行数篇。存诗中尤以军旅感怀为佳。黄焕中是近代壮族诗人的优秀代表。 　　李祐卿（1881－1913年） 　凭祥人，世袭凭祥州土官。1907年在越南河内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冬，李祐卿受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副都督，与南军都督王和顺共同指挥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失败后退入越南。1908年受孙中山之命，与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前往云南参加河口起义，失败后退入越南，亡命新加坡。辛亥武昌起义时，由新加坡回国参战，任琼州抚黎局局长。1913年因策动反对袁世凯，不幸事机败露，被袁世凯爪牙琼崖镇守使黄志桓杀害，终年32岁。 　　农实达（1873－1913年）　 字秋泉，宁明人。清末廪生，崇黄宗义、王船山之学。先后就学于桂林逊业学堂、广州广雅书院、广东将弁学堂。结业后任广西边防陆军教导团教官、学兵营管带，因密谋响应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而被革职。后出走南洋投孙中山、黄兴。1911年武昌起义时回国，向广西都督陆荣廷进兴革方略遭冷遇．1913年二次革命时，农实达约刘古香在广西宣布讨伐袁世凯并赴南宁面见陆荣廷，企图促使陆荣廷响应讨袁，不料被陆荣廷以“结党叛乱”之罪捕杀，时年40岁。农实达还工于诗词，所咏多慷慨之句。然诗作多已散佚，今存诗词数十首，载于《宁明耆旧诗辑》。 　　农饧琛　 龙津（今龙州）县人。清光绪拔贡。光绪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为左江地区壮族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龙津县劝学所（后改教育局）所长。为开启边疆民智贡献良多。 　　谭浩明（1869－1925年）　 字月波，龙州县水口人，陆荣廷妻弟。早年参加三点会，常在中、越边境袭击法军，后随陆荣廷接受清廷招安。清末，历任清军哨长、管带、统领。民国年间，历任广西陆军第二师师长、龙州镇守使、广西边防督办、讨袁护国军第五军 司令、代理广东督军、广西督军、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湘粤桂三省护国联军总司令。1921年旧桂系在粤桂战争中失败，谭浩明随陆荣廷亡命上海。1923年后，谭浩明曾一度随陆荣廷潜回广西，企图恢复“陆谭时代”旧业，但以失败告终，谭浩明只好在上海作寓公。1925年4月17日，谭在上海法租界寓所内被其亲信卫弁黄永福枪杀，终年56岁。 　　韦杰三（1903－1926年）　 蒙山县新圩镇人。先在上海大学读书，后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为清华大学第一个壮族学生。在校期间，曾得到著名教授朱自清等人的热心指导。韦杰三才华横溢，精通英文。在中学、大学学习期间便创作和翻译诗歌、散文、小说200余篇，共数十万字，是现代壮族第一位文学家。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爱国运动，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被反动当局杀害，年仅23岁。鲁迅在杂文中表示沉痛哀悼，称包括韦杰三在内的学生烈士为“中国人的脊梁”。朱自清教授写的《哀韦杰三君》一文中，称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清华大学师生为韦杰三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在清华园内树立大理石断碑，寓意韦杰三英年被害。今碑尚存。 　　陆炳堂（1891－1927年）　 恩隆县（今属田东县）祥周人。早年从事农民运动，任广西省农民部秘书。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回右江领导农运。1927年任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同年5月1日被捕，后在百色就义，时年36岁。 　　覃超容（1908－1927年） 　女，桂平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最早的中共女党员之一。入党后任党组织交通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宁死不屈，英勇献身。时年仅19岁。 　　易挽澜（1899－1927年） 　原名思波，宁明县海渊人。1926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回广西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龙州地区农民运动特派员、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指导员。1927年在“四?一二”清党中遭国民党逮捕。同年9月就义于龙州，时年28岁。 　　高孤雁（1898－1927年）　 原名炳南，字文客，龙州下冻人。家贫寒，父早逝。早年就读于龙州广西省立七中，学业优异，品格正直，愤恨政治黑暗，同情民生疾苦。学生时曾赋诗言志曰：“人正苦，月空圆，满腔酸楚倩谁怜。江山万里，鸿雁到秋边。咏愁有字，买酒无钱，恨难填。双拳白眼看青天，莽莽乾坤一少年。”1920年中学毕业后回家乡下冻小学任教。其间订阅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寻求革命真理。他著文《告劳动者》，大声呼唤劳苦大众觉醒起来，向那些“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华衣美食、酒池肉林、娇妻美妾”的官僚政客、军阀地主作斗争。1925年，高孤雁前往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接触了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和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高孤雁回到南宁，任中共广西党组织掌握的《革命之花》杂志编辑。次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高孤雁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大量诗词表达情怀。同年9月26日，高孤雁被反动派杀害，时年29岁。高孤雁一生虽短暂，但所作诗文颇富。1925年曾自编《寒灰室诗集》，在狱中诗作由他自己定名为《落叶》。解放后，高孤雁的生前好友曾将烈士部分诗词编成《落红》书稿，惜未及出版便已散失。80年代后，经多方搜集，仅得遗诗60多首。 　　陆荣廷（1859－1928年）　 壮名特（阿）宋，发迹后才取今名，字干卿。武鸣宁武人。家赤贫。少年丧父，母改嫁，遂成孤儿。16岁离乡流浪至龙州水口，后参加民间会党“三点会”。因陆荣廷通达义气，身材魁悟，胆略过人，加之能操壮话、白话、官话，故被推举为水口一带三点会首领。中法战争期间，陆率三点会弟兄投清军唐景崧部参加抗法。中法停战，清军裁兵。陆被裁遣后成为游勇，率数百名部众在中、越边境活动，常伏击法国侵略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陆受清廷招安，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任管带，因军功升任统领、右江镇总兵。1　911年，再升任广西提督，操广西军权。同年，武昌起义爆发，陆宣布脱离清廷，拥护共和。1912年春，任广西都督．集广西军政大权于一身，以“桂人治桂”为口号组建文武治桂班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旧桂系集团。1914年，袁世凯政府授陆为宁武将军。次年升为耀武上将军。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声讨。1916年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举兵讨伐袁世凯，取得“再造共和”的好评。1917年，北京政府任陆为两广巡阅使。陆操两广军政大权，拥兵10万，称雄南方。时人有“南鹿（陆荣廷）北獐（冯国璋）”及“南陆北张（张作霖）”之称。陆荣廷曾以候选人之一和冯国璋角逐副总统职位，但未获选。同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为元帅。后人称陆为“陆老帅”，即源于此。1918年，陆荣廷指使南方实力派人物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将孙中山的大元帅一长制改为7人总裁合议制，推举旧桂系的总后台人物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陆荣廷等6人为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1921年，粤桂战争爆发，桂系节节败退．粤军陈峒明部先后占领梧州、桂平、南宁及陆荣廷老家武鸣等地。陆荣廷亡命上海。1922年后，陆荣廷先后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军督办、广西全省善后总办等空头官职。然而此时的旧桂系已无回天之力，陆荣廷的下属青年军官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乘机逐步取而代之，形成了新桂系。陆荣廷晚年在上海、苏州寓居。1928年11月在上海病逝，终年70岁。后遗体自海路运回家乡，葬于武鸣县城西狮啸山下。墓表由章太炎撰，李任仁书，今墓犹存。陆荣廷之长子陆裕光，少将军衔，曾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时人称为“南 北两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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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南（1901－1930年）　 又名何鸿发，龙州县城人。早年在南宁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支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任南宁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工人纠察队副大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以“政治重犯”罪逮捕并判10年徒刑。1929年获释。同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龙州从事革命活动，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任中共左江特委委员、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龙州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l930年2月20日被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黄飞虎杀害，年仅29岁。 　　张兆梅（？－1930年）　 龙州县霞秀人。早年在龙州上金地区组织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上金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左江特委委员。同年3月21日，在龙州被敌人杀害。 　　甘湛泽（1906－1930年）　 字颖川，宁明县城中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出狱。1930年初受中共党组织推荐任凭祥县长。同年2月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红八军总参议、军部教导大队大队长。3月，在龙州保卫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杨春秀（1888－1930年）　 龙州县下冻人。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是下冻地区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左江特委委员。1930年4月中旬因叛徒出卖被捕，17日（一说8日）被敌杀害，终年42岁。解放后，当地人民将杨春秀家乡降福村改名春秀村，以示纪念。 　　陈伯民（1900－1930年）　 原名新读，后改新图，号伯民。东兰县中山人，韦拔群表弟。早年就读于百色广西省立五中。1920年经南宁、香港赴广州，意在向孙中山求教革命方略，但未能如愿，返回东兰江平小学任教。后与韦拔群等人组织和领导东兰农民运动。1925年春，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8月任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主任、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26年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委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到河池、都安一带领导农运，任河池县农民协会主任，并由中共党组织推荐任河池县长。1930年2月，陈伯民率农军2000多人攻占都安县城，在撤出战斗中遭伏击被捕。5月2日，就义于都安县城，时年30岁。 　　周和平（？－1930年）　 原名福祥，龙州下冻人。早年组织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左江特委委员。同年7月14日，在下冻被叛徒杀害。 　　牙苏民（1891－1930年） 　原名玉玑，字衡南，东兰县长江人。生于农民家庭。从东兰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先后考入广西省立庆远中学、南宁岭南法政学堂读书。毕业后回东兰与韦拔群等人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在1923年三打东兰县城中任第三路指挥。1926年9月，东兰农军再次占领县城，牙苏民被推举为县长。同年11月，任东兰县第二届农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团指挥。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当选为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裁判兼肃反委员会主席。1930年任东兰县赤卫军总指挥。同年7月31日，在隘洞执行任务时遭反动民团伏击不幸牺牲，时年39岁。 　　汤学礼（1902－1930年）　 龙茗县（今属天等县）添等人。早年从军，1926年参加北伐。后回乡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先后任龙茗县农民协会主任、龙茗县农民自卫军纵队司令、龙茗县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1930年9月19日，在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膝德甫（1891－1930年）　 恩隆县（今属田东县）林逢人。早年在百色广西省立五中毕业后，在家乡林逢任小学教师并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恩隆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0年在作战中牺牲，时年39岁。 　　李杏锦（1907－1930年） 　女，又名孟蝉，云南富州（今富宁县）剥隘人。早年在百色广西省立五中读书，毕业后在百色任教。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农运干事。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富宁第一位红军战士和第一位中共党员。同年奉命前往香港从事联络活动．行至镇结县（今属天等县）时被国民党捕杀，时年23岁。 　　廖源芳（1880－1931年）　 原字萱城，后改先行，凤山县长洲人。1916年随韦拔群赴贵州参加蔡锷领导的讨袁（世凯）护国军。后又与韦拔群一起入贵州讲武堂学军事。1918年返回广西，广西省当局委任他为宜北县知事，廖源芳拒任回到家乡。后参加韦拔群组织的“改造东兰同志会”和东兰“九?九”同盟，在凤山组织领导农运和武装斗争。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凤山县农协主席，红七军第三纵队副官长，红七军21师61团、63团团长。1931年6月2日在凤山隆维峒与敌激战中牺牲，时年51岁。 　　黄永达（1901－1931年） 　思林县（今属田东县）达弄人。早年就学于百色广西省立五中和广西法政学校。1926年入党。1927年回右江从事农民运动。历任思林县农军总指挥、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三路军领导成员、广西省农民协会委员、思林县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总指挥、红七军营长、军部教导队队长等职。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在广东乐昌战斗中牺牲。时年30岁。 　　赵秉寿（1896－1931年）　 恩隆县（今属田东县）平马人。早年在南宁读书和任小学教师。1926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后被捕入狱。1927年获救出狱。1928年回广西。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右江日报》编辑、红七军宣传科长、辎重队长。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5岁。 　　曾鸿燊（约1855一约1931年） 　字子仪，号瓶山，别号此愚和尚，同正县（今属扶绥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人，后进京参加廷试不第。在京廷试时，参加康有为发动领导的“公车上书”，是签字的1300多名举人之一。后来崇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鸿燊一生未出仕，在家乡执教30余年．工于诗文，著有《瓶山诗集》、《瓶山文集》、《同正县志》等，为近代壮族诗文大家之一 　　陈鼓涛（1904－1932年）东兰县武篆人，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7年在恩隆、奉议、向都、思林等县从事农运，任中共思林、向都县委书记。1932年2月29日，在向都县那果屯与敌作战 中牺牲，时年28岁。 　　韦拔群（1893－1　932年）　名秉权，字萃，号拔群，东兰县武篆人。家较富，年少时好助人，常以衣食接济贫苦童友，同辈皆亲切尊称他为“哥拔”（拔哥）。早年考入庆远（宜山）中学堂，因拒绝给校长祝寿而遭开除。未几考入桂林法政学堂，因不满学校迂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愤然退学。回乡后变卖一部分家产，筹资游历长江、珠江。先后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祖国大地的博大壮美而赞叹，也为民生调敝维艰而痛心。1916年，袁世凯称帝复辟，韦拔群招集家乡100多名志士赴贵州参加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军滇黔联军。1917年入贵州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在驻四川重庆的滇军中当参谋。在重庆期间，韦拔群阅读了《新青年》等大量革命书刊。1920年，韦拔群不满旧军队的习气，毅然解甲出走，由重庆东下，再次游历长江，并从上海转到当时民主革命的中心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时，韦拔群参加了旨在推翻旧桂系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1921年秋，韦拔群回到东兰，和一批壮族青年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韦拔群任会长。不久，韦拔群组织农民自卫军。1922－1923年间，韦拔群率领东兰农民自卫军三次攻克东兰县城。因受广西当局通缉，1925年，韦拔群再次到广州，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回东兰，在东兰北帝岩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主任，并兼任东兰县农民协会军事部长。1926年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负责人。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同年12月，与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后，韦拔群和陈洪涛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韦拔群虽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终年39岁。 　　陈洪涛（1905－1932年）　 原名素华，东兰县武篆人。家贫　寒。早年在武篆育才小学读书，成绩名列前茅。1924年考入百色广西省立五中，生活俭朴，刻苦用功，思想进步，任学生会主席。因与黄松坚等人组织“东（兰）凤（山）邕（南宁）色（百色）学会”声援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受到校方无理责难，便于1925年秋辍学回乡，在县高等小学任教。同年冬，到梧州宣传养成所学习。1926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同年10月，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右江组建党的地方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先后任广西省农民协会委员、中共广西特委委员、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0年，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后，与韦拔群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二十一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后二十一师改为红军右江独立师，仍任师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1932年12月9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2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年仅27岁。 　　覃道平（1894－1932年）　 原名善鸣，都安县古河人（今属大化）。早年在南宁法政学堂读书。从1923年起，在家乡从事农运。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都安县农民协会主席，县赤卫队大队长，都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营长、副团长、团长，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2月，就义于东兰武篆。 　　岑春煊（1861－1933年） 　原名春泽，字云阶。岑毓英之子。西林县那劳人，故又称岑西林。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进京，先后被授光禄寺、太仆寺少卿、大理寺正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请缨赴山东杭敌。后中国战败，岑深感失望，遂称病告假到桂林。1896年在桂林结识康有为，对康梁维新变法表示赞许。1898年岑进京向慈禧请安并面见光绪帝陈述变法方略，博得光绪赏识。同年被委任为广东布政使。上任伊始，岑即上疏弹勃广东总督谭钟麟及其手下一批“省劣”，因而以“清 直”名噪全国。1900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当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光绪和慈禧仓皇西逃。岑亲率2000步骑前去护驾，慈禧为之感激涕零。未几，岑升任陕西巡抚。1901年调任山西巡抚，镇压山西义和团起义。1902年调任四川总督，镇压四川哥老会起义。1903年调任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督七省兵力“剿灭”广西会党起义，获加封“太子少保”。在两广总督任内，先后参劝罢免“不法”文武大小官吏1400余人，并培植重用陆荣廷等人，为后来旧桂系的形成打下基础。任内还在两广推行“办学育才”、“选将练兵”等富国强兵“新政”，创设两广学务处，开办师范、法政、将官、实业等学堂，选派学人赴日留学。因岑春煊仕途春风得意，深受慈禧赞赏，故引起当权的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的嫉恨。1906年，奕劻调岑为云贵总督，岑抗命称病上海。1907年，奕劻又改调岑任四川总督。岑上京面见慈禧，奏劾奕劻、袁世凯等人“贪庸误国”。慈禧留岑在京城任邮部尚书。上任未及二旬，奕劻又改调岑复任两广总督，意在逐岑出京。岑去上海，拒命不上任。后奕、袁向慈禧密告岑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怒而将岑撤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风雨飘摇，再次请岑出任四川总督。岑未赴任，并通电劝清帝退位，拥护共和。民国初，袁世凯政府先后任岑为福建宣慰使、粤汉川铁路督办。1913年，岑加入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岑在上海参与讨袁活动被袁世凯通缉而亡命南洋。1916年，岑回国参加讨袁，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都司令。1918年，岑任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失败，岑宣布撤销军政府，亡命上海作寓公。1932年l月，日军侵犯上海，岑向十九路军捐款3万元，支持抗战。暮年曾警告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有余”。同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时，岑曾通电主张释放陈独秀。1933年4月27日，岑于上海病逝，终年72岁。生前有大量奏稿及自传稿《乐斋漫笔》传世。 　　黄书祥（1902－1933年）　 又名明道，东兰武篆人。早年与　韦拔群一起从事农运。1926年，自东兰前往恩隆（今田东）、奉议（今田阳）、思林（今田东）、果德（今平果）等县领导农运。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7年任农运“三南”总部委员、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三路副总指挥，1929年任果德县县长。后任果德县工农民主政府常委、中共果德县委书记、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委员。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敌包围于思林县竹梅乡，作战中牺牲，时年31岁。 　　黄大权（1899－1933年）　 字子衡，东兰县武篆人。20年代初与韦拔群组织农运和武装斗争，任东兰农讲所教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恩隆（今田东）县县长．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参谋。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苏区后，任右江独立师参谋长。1933年6月4日，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就义于天保（今德保），时年43岁。 　　黄昉日（1902－1934年） 东兰县太平人。早年曾就读于南宁省立一中、中央军校广西第一分校。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三纵队连长、营长。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副师长。1934年3月，在福建省泰宁县太阳山与敌作战时牺牲，时年32岁。 　　王和顺（1871－1934年） 　号寿山，邕宁县二塘（今属南宁市）人。早年从军，参加过中法战争。1900－1905年l月，领导南宁地区的反清会党起义，是广西会党的著名领袖之一。期间，王和顺率会党义军转战于今邕宁、武鸣、隆安、马山、都安、扶绥、上思等地，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败清“安勇军”，击毙清广西总兵官马盛治。1905年，清廷调7省大军围剿广西会党，王和顺逃往越南西贡。王和顺在西贡拜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钦州三那（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农民抗捐运动，孙中山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令其前往三那领导反清斗争。王和顺到达三那后，率数百农民武装攻克防城县城，并以南军都督名义发表《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文》、《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文告。随后，王和顺率军攻打钦州、灵山两县城，因敌众我寡，未能克服。王再次去越南河内面报孙中山先生。1908年，王和顺和黄明堂、关仁甫受孙中山之命前往云南，组织发动河口起义。起义失败后亡命越南、新加坡等地。1911年，在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组织惠军。民国初，王和顺参加讨袁（世凯）伐陈（峒明）。1923年后隐居广州。l934年病逝，终年63岁。 　　唐孙谋（1896－1934年） 字静渊，号梦月，靖西县新靖人。中学毕业后曾任靖西县小学教员和县财务局长。1926年入南宁广西军校读书。毕业后在南宁警备大队任职。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红八军编到红七军任营长。同年随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任红七军团参谋长。1934年在湖南牺牲，时年38岁。 　　黄治峰（l891－1934年） 　奉议县甫圩（今田阳县百育）人。早年在泗镇色中学堂（后改名百色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广西军官学校读书，后从军任少校官衔。1923年弃职还乡，投身农民运动，先后担任奉议县农民协会主任和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二路总指挥。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红七军第二纵队营长、右江赤卫军总指挥、奉议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军部参谋处长等职。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黄治峰奉命从中央苏区转回右江工作，途中被国民党杀害，时年43岁。 　　阮殿煊（1904－1935年）　 思林县（今属田东）坛乐人。早年中学毕业后在思林县高等小学任校长。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思林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红七军军部政治科长。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5年，在反“围剿”作战中牺牲，时年31岁。 　　黄庆金（l896－1934年）　 向都（今属天等县）县城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曾任右江赤卫军第五路总指挥、左右两江赤卫军第一路总指挥、滇黔桂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21日，在天保县（今德保县）被敌杀害，时年38岁。 　　刘家华（1905－1935年）　 云南富州（今富宁县）谷拉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常委兼谷拉地区劳农会主席。1935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害于富宁县城，时年30岁。 　　黄子荣（1895－1935年）　 宁明县城中镇人。1　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团长。1930年随红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副师长。1935年长征过草地时献身，时年40岁。 　　李干（1902－1935年）　 又名健夫，隆安县城厢人。早年组织领导农民运动。1928年任广西省农民协会委员。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隆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六师宣传科长。1935年在甘肃与敌作战中牺牲，时年33岁。 　　滕国栋（1902－1936年）　 恩隆县（今属田东县）林逢人。早年投身农民运动，任恩隆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后，任留守右江的红21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62团团长、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1936 年5月，在果德县（今平果县）被叛徒杀害，时年34岁。 　　陆浩仁（1907－1936年） 号虑生，原名树松，东兰县太平人。早年与韦拔群从事农运。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东兰县委委员，中共右江特委委员，中共奉议县委书记，红七军21师和右江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常委，中共果德中心县委书记。1936年7月，于果德县槐前乡被叛徒杀害，时年29岁。 　　黄永棋（1881－1937年） 果德县（今平果县）坡造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果德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思（林）果（德）中心县委常委、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1937年9月20日在万冈（今巴马）所略牺牲，时年56岁。 　　韩平波（1897－1938年）　 大化（原属都安）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6月被捕，10月就义于百色，时年41岁。 　　黄莺（1912－1938年）　 都安九磨（原属宜山县龙头乡，后划入都安）人。早年在宜山广西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柳州航校读书。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尉飞行员。1938年春夏之交，在河南、归德两次空战中，击落日机4架，击毙日机长加藤大佐。同年7月18日，驾机在江西南昌与苏联志愿机队联合同日机作战。苏联志愿机队领队巴比洛夫上校的座机被日机追逼，危在旦夕，黄莺不顾个人安危，救援巴比洛夫而被日机击落，英勇献身，时年26岁。 　　李凤彰（1887－1938年）　 那马县（今马山县）州圩人。早年组织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那马县农民协会主席、县农民赤卫军总指挥、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中共那马支部书记、那马中心县委军事书记等职。1938年6月，国民党武鸣专署以谈判合作抗日为名诱捕李凤彰及中共那马县委另两位领导人韦成篇、徐泽长。同年8月3日，李凤彰等3人被杀害于武鸣，时称“八?三”惨案。当时延安《抗大日报》和桂林《救亡日报》曾就此事载文抨击国民党桂系当局的 反共行径。 　　黄明堂（1866－1938年）　 排行第八，小名黄八，加入会党后，众称“八哥”，外号“大肚黄八”，钦州大寺人。早年为游勇首领，率数百人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进行反清抗法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孙中山领导镇南关起义，委任黄为中华国民军镇南关都督，全责指挥起义；12月初，黄率100多名革命军攻占镇南关。孙中山、黄兴等人闻讯赶到镇南关慰问和激励，后率军与龙济光、陆荣廷的清军激战7昼夜，因寡不敌众，退到越南文渊。1908年孙中山领导云南河口起义，黄受孙中山之命，率军赴河口。黄挥军攻占河口。后在河口与清军浴血奋战近l个月，兵败退入越南，转道新加坡投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历任镇统、海南招抚使、琼崖道尹、广东南路讨贼军总司令、第二军军长、广西边防督办等职。蒋介石上台后，黄辞去一切职务，闲居广州。抗日战争间，黄明堂回家乡大寺，招义勇军抗日。1938年在家中病逝，终年72岁。 　　韦汉（1892－1939年）　 又名首经、代仁，曾用名黄子英。湖南省江华县小圩新寨人。家贫寒。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衡阳三师）。在校期间，参加夏明翰组织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积极投入驱逐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回江华县立高小任教。1921年到衡阳新民中学任教。同年秋，参加“马（克思）氏学说研究会”，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已知的壮族最早的中共党员。1922年赴常宁水口山矿务局从事工人运动，任水口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书记、矿山工人俱乐部首届干事委员会文书股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矿工历时23天的大罢工。同年冬，转赴安源煤矿从事工运。1923年参加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韦汉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江华县组建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同年在韦汉的家乡新寨村建立了江华第一个农民协会。之后，岭东区农民协会成立，拥有会员3000多人。1925年组建江华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韦汉任支部书记。1927年，韦汉组建江华县农民协会和中共江华县党部，并任党部书记。同年底，中共湘南特委决定组织武装总暴动，指示江华县成立暴动总指挥部，韦汉是总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事机泄漏，国民党江华县府下令通缉韦汉等人。1928年，韦汉改名黄子英，出走广西，以教书为掩护，继续革命活动。1935年，韦汉返回江华。此时江华党组织已遭破坏，韦汉曾写信给毛泽东寻找党组织，因毛泽东已开始长征，只简单复信：“首经，我已离开江西。润芝。”1937年“七七”事变后，韦汉积极支持瑶族领袖冯绍裕组织抗日军旅。1939年3月20日（农历正月三十日），韦汉被江华县政府下令杀害，时年47岁。 　　杨腾辉（1889－1939年）　 号醒凡，上林县澄泰人。早年在宾（州）上（林）中学、广西陆军学校读书。后从军，在旧桂系任副官、营长；在新桂系任团长、少将旅长、广西警察厅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率军参与攻打贺胜桥。1929年背弃新桂系投靠蒋介石，任师 长、广西编遣区主任兼广西省政府委员。同年又投回新桂系反蒋，任护党救国军第七军军长。1930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杨腾辉又转投蒋介石，任广西善后督办。1931年，杨腾辉被新桂系白崇禧逮捕，囚禁于龙州。1932年获释后出走香港闲居。1939年病逝，终年50岁。 　　赵润兰（1902－1939年）　 恩隆县（今属田东县）平马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营政治指导员、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十支队政委，中共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委员。1938年受党组织派遣去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请示汇报工作，带着叶剑英的指示回右江传达。1939年6月被捕，同年12月就义于百色，时年37岁。 　　谢生桦（1897－1940年）　 扶南县（今属扶绥县）中东人。1925年入广州中山医学院留苏预备班进修俄语，准备留学苏联。1927年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未能成行。在广州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壮族早期中共党员之一。1928年回广西。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任崇善（今属崇左）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时年43岁。 　　钟毅（l901－1940年）　 原名必魁，字天任，扶南（今属扶绥县）长沙人。早年就读于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广东韶关军校。毕业后从军。北伐战争时，任广西第七军少校营长、上校团长。1929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同年任广西编遣特派公署少将总务处长、广西全省警务处长。1931年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参议。1934年入陆军大学受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广西三十一军少将旅长，率部北上抗日，曾参加台儿庄大战等战役。1938年升任中将师长。1940年率军参加湖北随（县）枣（阳）战役，因陷日军重围，全师官兵伤亡殆尽。5月9日，钟毅于河南苍台自戕殉国，时年40岁。后苍台民众为其筑衣冠家，碑刻“钟毅将军殉国处”。 　　傅少华（1910－1941年）　 云南富州（今富宁县）花甲人。早年参加农运和武装斗争。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滇黔桂边红军游击队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兼花甲地区赤卫队大队长。1941年在广西靖西县魁圩被反动派捕杀，时年31岁。 　　曾平澜（1898－1943年） 　女，扶南县（今属扶绥县）中东人。1922年留学日本，攻读绘画美术，是壮族最早的女留学生之一。学成后回国，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30年代回广西，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教。1939年回家乡，在同正县国民中学任教。1943年逝世，终年45岁。曾平澜善诗词，著有《平澜诗集》传世。 　　黄伯尧（1896－1944年）　 凤山县平乐人。早年与韦拔群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凌云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凌云特支书记，中共凌（云）凤（山）边委书记，凌凤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944年3月1日被敌保安队杀害，时年48岁。 　　韦一平（1904－1945年）　 原名家惠，天河县下里（今属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人。因家贫只读了二年小学便通过熟人介绍到广东三水县谋生。后在广东参加农运。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说1930年入党），是壮族中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参加孙中 山讨伐陈烔明的第二次东征战斗。1926年参加叶挺独立团北伐。1927年和1928年先后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起义，任中共海陆丰根据地区委书记。1929年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广西开展农运。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历任湘赣红军学校教导员，红军团长，中共中央苏北地区特委书记，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党委书记，浙西特委书记兼浙西军分区政委。1945年9月，在率部北渡长江时牺牲，时年41岁。 　　蓝鸿翔（1921－1947年） 　隆山县（今属马山）人（一说巴马人）。1940年就学于南宁三师，后参加抗日先遣队。1945年在昆明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日报》社记者、编辑。长于木刻和漫画。在昆明期间与著名人上闻一多、李公朴有交往。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制造昆明“一二?－”惨案，枪杀爱国师生。蓝鸿翔奋笔创作了100多幅漫画，刻画统治阶级各种典型人物的丑恶形象，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以《画梦录》为题于昆明文庙民众教育馆展出，引起巨大反响。为摆脱国民党特务追踪，中共地下党介绍他到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帮助开展工作。1947年在越南牺牲，时年仅26岁。解放后，广西民政厅确认为革命烈士。 　　梁瀚嵩（1886－1949年） 　字浩川，宾阳县民治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在旧桂系陆荣廷部下任营长。北伐战争前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因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意见不合曾一度解甲归田。后复出，任广西民团总指挥。1939年日军第一次进犯广西时，任邕钦前敌总指挥。在中共地下党推动下曾建立南宁区战时工作团，梁瀚嵩任团长，副团长为共产党员，该团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梁瀚嵩任宾阳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在家隐居。1946年后曾协助李济深筹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梁瀚嵩积极主动与中共联系．曾到南京会见董必武，对中共地下党及游击队亦多有资助。1949年5月29日，在梁村家中被广西保安团围攻杀害，终年64岁。1984年6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正式追认梁瀚嵩为革命烈士。 　　卢焘（1882－1949年）　 原名启焘，字寿慈，号亮畴，思恩县（今环江县）明伦人．早年在庆远（宜山）读书。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进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学习，与同班同学朱德、范石生等人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在滇军任职。1916年任讨袁（世凯）护国军东路支队第二团团长，贵州陆军步兵第二旅旅长。1917年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0年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1923年受聘为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和高级参谋。此后，因政局多变，卢焘奔走辗转于黔、滇、桂、粤、川诸省政、军界间。抗日战争时期，任贵州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1949年秋，中共地下党员曾多次密访卢焘，促其为解放贵州出力。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贵阳，国民党军队溃逃。时贵阳城混乱不堪，地方人士组织治安委员会，推举卢焘为主任委员。卢焘以其威望组织维持贵阳秩序，迎接解放。当月14日，卢焘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贵阳转湾塘，时年67岁。12月12日，朱德总司令和李济深副主席从北京给卢焘家属发去唁电：“惊悉寿慈先生惨遭毒手，无任痛悼，特电致唁，并望节哀。” 　　黄诚沅（1863－194?）　 字云生，号芷坪，武鸣夏黄人。青年时在北京国子监攻读南学（南史）。31岁任光绪甲午（1894年）科云南乡试大门锁钥官。35岁任云南昆明县丞。民国年间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学堂、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南宁广西省立一中、省立第三师范、武鸣广西省立九中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广西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广西省长公署高级顾问。40年代病逝，享年80多岁。黄诚沅是近现代壮族著名史地学家，精于经史，善修方志，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广西全省明细地图》、《云南通省舆地图说》、《滇南界务陈牍》、《广南日记》、《广西文人录》、《蜗寄庐随笔》、《劝读经说》、《上林县志》、《隆安县志》、《武缘图经》（续修）、《粤西武缘起凤黄氏家乘》等。其中不少著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张朝玺（1881－1953年） 　字子封，镇边（今那坡）县城人。广西讲武堂毕业。后任桂林陆军学校教官，是新桂系李宗仁等人的　老师。1925年授少将军衔。先后任镇边（今那坡）、上林、柳城等县县长。1953年在柳城县逝世，终年72岁。 　　覃连芳（1894－1958年）　 字武德，柳江县百朋人。早年从军，先后就学于桂林、湖北、保定等军校。曾留学法国。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广西第七军大队长、团长、师长。抗日战争时任副军长、代理军长。1940年参加湖北“随（县）枣（阳）会战”，因作战不力被撤职。1941年复出，任国民党军纪巡察团主任，挂上将军衔。后被蒋介石以“滥用权力”为由撤职，“永不录用”。1949年客居香港。1958年在香港病逝，终年64岁。 　　岑永杰（1907－1958年） 　田林县定安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30年代主持筹办田西、西林、西隆、乐业四县联立国民中学并任校长，开右江上游壮族地区中学教育之先河。后来又先后主持创办广西省立田西师范和广西百色师范，对培养该地区的教师人才贡献良多。1958年病逝．终年51岁。 　　关云甫（1873－1958年）　 原名嘉善，上思县城人。早年参加反清会党。1907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先后参加领导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任国民革命军西路都督。1911年武昌起义时，在广东组织中和北伐军总队任总指挥。后任讨袁（世凯）护国军第五军军长。20年代任粤桂边防军司令兼上思县县长、广东汕头保安司令等职。1958年逝世，终年85岁。 　　覃健（1911－1959年）　 原名覃秀华，东兰县大同人。1929年参加东兰县农民赤卫军，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班长、连长、军团保卫队长、红军总部警卫营长、军团作战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副团长、挺进纵队长、团长、支队大队长、淮海军区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兼政委。率部参加漳南战役、苗提圈袭击战、陶西楚庄阻击战、香城固伏击战、白彦镇攻防战、季子圩攻坚战、十（村）龙（王）黄（狼岗）之战和无（为）襄（安）战役，为建立和巩固冀鲁豫、鲁南、华中三个抗日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兼淮海分区司令员及35旅旅长、华中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华中敌后临时指挥部第二副司令员、苏北兵团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参谋长。率部参加了盐城战役、淮海地区反“清剿”、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屡建军功。建国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率军入朝作战，参加长津战役、元山登陆阻击战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和二级国旗勋章。1953年回国，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48岁。 　　曾彦（1885－1959年）　 字其衡，靖西县新靖人。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数学和法学。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历任靖西县学务所长、广西省民政司长、军务院饷械局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总统府顾问、参议、立法委员。有《数学辞书》、《查理斯密小代数》、《解式生理卫生学》等著作传世。1959年病逝，终年74岁。 　　吴老年（1878－1963年） 　宜山庆远人。广西著名民间彩调艺人，尤长于花旦，被誉为彩调四大名旦之一。1956年赴北京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生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广西文联戏剧部副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1963年病逝，终年85岁。 　　卓锦湖（1878－1966年）　 字赢洲，靖西县新靖人。早年毕业于广西讲武堂。后参加讨袁护国军，任混成旅旅长。1919年回乡，任县团务总局局长。194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下，积极推动国民党广西第六专区专员赖慧鹏起义。解放后任靖西县人民政府参事，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1966年逝世，终年88岁。 　　苏希洵（1890－1970年）　 字子美，武鸣县马头人。陆荣廷之女婿。1906年考入广西官立法政学堂。1913年考取公费赴法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法学院，经7年研读，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是壮族第一位法学博士。1920年，苏希洵学成回国，先后任梧州海关监督，外交部两广特派员，负责处理越南和香港事务。1921年，陆荣廷在粤桂战争中兵败，苏希洵跟岳父亡命上海。1923年，苏希洵任外交部佥事科长并兼任部立俄文法律专科学校教授。1924年，奉派赴越南调查商务和侨务。1928年任司法行政部科长、代理参事，旋调司法院任秘书。1930年，奉立法、司法两院会派赴欧美考察法制。年底回国后调任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兼任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1931年，王宠惠院长代表中国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时，苏担任其随身秘书。1933－1936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1937－1938年，兼任省府秘书长。1939－1943年，任省教育厅长，1944－1945年，重任省府秘书长。1945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等闲职井与雷沛鸿等人协力创办西江文理学院。1949年，苏希洵去台湾，先后任“司法院”大法官、“行政法院”评事。1970年7月30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0岁。苏希洵一生著述繁富，主要有：《条约通论及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罗马法与中国固有法律之比较》、《现代宪法之趋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越商务与旅越华侨》、《本省教育的施政方针、现状和问题》、《广西基层教育与基层经济建设的联系问题》、《如何建设新武鸣》等。 　　黄三弟（l907－1971年） 　柳城县社冲人，幼年会唱山歌。成年后以歌才闻名柳州一带，被誉为歌王中之王。凡天文地理、历史掌故、山水风物、人生百态无不能出口成歌。曾在宜山、柳江等地设民歌教馆，广收歌迷传教。解放后，壮族作家黄勇刹以黄三弟事迹写成长篇传记小说《歌王传》。 　　赵可任（1902－1971年） 　字绩龙，龙州下冻人。1925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参加苏联共产党。回国后在广西金融、贸易界任职。19４9年解放前夕，任广西省银行总经理兼广西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50年初，领导港行通电起义。后回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和研究员。1971年逝世，终年69岁。 　　莫矜（1917－1973年） 　融水永乐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长期坚持革命活动，历任中共融县特别支部副书记，抗日挺进队指导员，中共桂黔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柳北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桂黔边人民保卫团司令员、政委，人民解放军柳北总队司令员、政委。解放后，历任柳州专署副专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委副主任，区民族学院副院长，冶金局副局长等职。1973年8月13日逝世，终年55岁。 　　谢扶民（1910－1974年）　 田东县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历任干事、科长、团长、旅长、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有《转战千里》等著作。1974年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黄惠良（1912－1　975年）平果县平盂人，1930年参加红七军。同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班长、组织千事、连指导员、分队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组织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组织股长、旅组织科长、支队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大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热辽纵队政治部主任，热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黑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黑龙江军区第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东北军区运输部政委，辽宁省军区副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75年4月在南宁病逝，终年63岁。黄惠良为军队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举平（1904－1977年）　 原名桃金，东兰县中山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任中共东兰县第一届县委副书记，右江农民运动特派员，东兰县农协主席，东兰县委书记，东兰第二届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黔桂边委书记，桂西区指挥部留守处主任兼东（兰）万（冈）凤（山）中心县委农民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东兰县委书记、县长，百色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年7月16日在南宁病逝，终年73岁。 　　赵世同（1899－1977年） 　果德县（今属平果县）果化人．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曾任果德县赤卫军营长，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那（马）武（鸣）特支书记，中共右江党委副书记，中共右江工委军事部长，人民解放 军桂西区指挥部指挥员兼八十八团团长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共百色地委民政部长，中共百色地委书记、专员，广西壮族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等职。1977年病逝，终年78岁。 　　卢绍武（1906－1978年） 　原名卢焕光，曾用名陆耀武，武鸣县马头人。生于贫寒农家。早年从军。1926年参加北伐．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参加二万五干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连指导员、营长、团参谋长、纵队参谋、师参谋长。在长安、武岗、乐昌、赣州等攻坚战和反“围剿”斗争中，卢绍武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旅参谋长、冀鲁豫边区支队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冀鲁豫边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八路军南下游击部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期间，卢绍武在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平汉战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后改称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38军副军长。期间，卢绍武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为歼灭国民党新桂系军立下卓著战功。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武鸣地委书记、武鸣专署专员，武鸣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南宁警备司 令员，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自治区体委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八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78年7月14日在南宁病逝，终年72岁。 　　曾文经（1917－1979年）　 靖西县新靖人。抗日战争期间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就学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毕业后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和政法学院任教。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新华社、《晋察冀日报》、《华北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任记者、编辑。解放后，先后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等著作及大量采编文章传世。197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潘若（l915－1980年） 原名儒宗，环江县洛阳人。30年代参加“广西学生军”并赴华中地区抗日。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科长，苏皖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特派员、编辑，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科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广州日报》社副社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终年65岁。 　　覃士冕（1915－1981年）　 东兰县长乐人。1929年参加红七军。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参加二万五干里长征。红军时期曾在红三军团保卫局和红军大学受训学习。历任红军连队宣传员，军部青年干事、团特派员．作战中6次负重伤。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营教导员，团组织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滨海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滨海区警备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率军参加了临沂、高桥、杨桥等战役。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广西公安总队司令　员，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州军区工程兵政委，海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81年6月27日病逝，终年66岁。 　　陆秀轩（1889－1981年）　 原名毓灵，东兰县太平人。1929年任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同年参加红七军。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军政治部庶务股员，湘赣苏区保卫局指导员、科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八路军120师保卫部科长，晋绥总动员委员会第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科长，晋中军区卫生部政委，山西军区卫生部政委，广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广西省监察厅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监委副书记，中共广西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1年11月10日在南宁病逝，终年92岁。 　　梁烈亚（1892－1982年）　 邕宁县扬美（今属南宁市）人。1907年15岁时与父亲梁植堂赴越南河内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参加镇南关起义。1909年在南宁府中学堂读书。1911年参加北伐，在南京任北伐联军参议。1912年后，历任上海《中华民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大公报》记者。1919年参加国民党，任孙中山机要员。1920年参加“改造广西同志会”并任该会理事、常务副主任兼政治组组长。1921年在梧州创办《新广西日报》并任社长。同年受马君武之命任邕宁县知事。1924年后历任广西国民党旅粤办事处主任，安徽省、山东省电政管理局局长。1936年退出政坛，定居上海，曾任广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82年l月4日在上海逝世，终年90岁。 　　黄现璠（1898－1982年） 　原姓甘，名锦英，扶绥渠旧人。家贫寒。1928年从南宁第三师范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本科毕业后又读三年研究生。1935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学院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厂‘西第二届政协委员．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顾问，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民族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历史学会顾问。著有《中国史纲要》、《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大学生救国运动》、《广西壮族简史》、《侬智高》、《壮族通史》。1982年1月18日在桂林病逝，终年84岁。 　　韦祖珍（1912－1982年） 　原名韦仕，东兰县隘洞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于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红三军团侦察科员，红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红一军团保卫部科长。期间曾在红三军团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受训。抗日战争时期，曾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1945年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历任八路军晋西南支队保卫科长，一一五师保卫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政委，旅政委，政委。率军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因立军功多次，受到通令表彰。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三军副政委，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空军第四军副政委、政委，空军第五军政委，空军工程学院政委，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福州军区政委，广州军区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2年10月11日在南宁病逝，终年70岁。 　　肖甘牛（1905－1982年）　 原名肖钟棠，永福县广福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大学文学院。50年代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长于创作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出版过28部文学作品。其中《－幅壮锦》曾改编成美术电影，获1956年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民间故事《灯花》在日本受到赞誉。1982年病逝，终年77岁。 郭城（1916－1984年） 　原名郭锡珩，扶南县（今属扶绥县）新宁人。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参谋、巡视员、教导员、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广西省工商局局长、省计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自治区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84年病逝，终年68岁。 　　黄勇刹（1929－1984年）　 田阳县田州人。早年在田西师范读书。195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精通壮、汉文，能用壮、汉文创作。他既是歌手，又是作家。生前历任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歌谣学会副会长、《三月三》副主编等。一生著述200多万字。主要有：歌舞剧《刘三姐》（执笔之一）；翻译整理壮族民间长诗《嘹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莫一大王》（壮文本）；诗集《中国有座太阳城》；小说《歌王传》；民族民间文学理论专著《歌海漫记》、《采风的脚印》、《壮族歌谣概论》。1984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5岁。 　　黄元波（1911－1984年） 　武宣县峒岭人。早年毕业于武宣中学。1931－1936年先后就学于广西大学理工学院和北平兽医大学。1937年从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上校军医。“七?七”事变后，随军转战于上海、浙江、安徽、湖北等地。1942年入贵州省安顺兽医大学任研究员。1943年在重庆中央政府农林部供职。1944年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兽医学院。1946年学成回国．先后就任西北农学院副教授、兽医组主任，中央政府农林部推广委员会专门委员，南通农学院教授。新中国建立后，任河南农学院教授，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河南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黄元波一生治学严谨，精通英、日、德、法、俄语。他主持研制的兽医生物药品闻名国内外。如他于50年代研制成功的牛气肿疫苗曾为我国基本上扑灭牛气肿病起了巨大的作用。70年代研制成功的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三联冻干苗，系世界兽医史上之首创，为预防猪的三大传染病做出重大贡献，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病逝，终年73岁。 　　莎红（1925－1985年） 　真名覃振易，笔名莎红，贵县（今贵港市）中里人。早年在南宁西江学院读书，并在该校加人地下共青团。197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常务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曾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一生从事诗歌创作。出版的诗集有《山花集》、《边寨曲》、《山欢水笑》、《公鸡和鸭子》、《唱给山乡的歌》、《唱给孩子的歌》、《在密密的林子里》。此外，还翻译整理瑶族史诗《密洛陀》。1985年3月15日在南宁病逝，终年60岁。 　　莫树杰（1897－1985年）　 南丹县六寨人。1926年参加北伐，后入南京陆军大学学军事。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先后担任桂西军区司令部司令、广西保安司令，中将军衔。1950年初，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此后历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顾问，民革广西区委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至第五届委员，第四、第五届常委、副主席。1985年8月7日在南宁病逝，终年88岁。 　　黄松坚（1902－1986年）　 字远洋，原名黄明春，曾用名日新、何尚之。巴马西山人。1922年开始投身农民运动，为早期右江地区农运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七军．历任凤（山）（百）色农军总队队长、凤山县农运办事处主任、中共凤山县委书记、风山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0年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后，黄松坚和韦拔群、陈洪涛等人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历任中共右江特委委员，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副师长兼六十一团政委．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书记，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书记、军委主席。在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黄松坚率领革命军民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桂、滇、黔地方势力派的“围剿”，为恢复和发展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创建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曾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总干事（秘书长）、中共（广东）北江特委书记，对粤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组建粤西北抗日武装队伍起了重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为华南分局）农委书记，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副书记、军委主席，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副司令员和纵队北江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为解放华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常委、副主席。1986年11月20日在南宁病逝，终年84岁。 　　郑建宜（1903－1987年）　 宁明县城人。著名物理学家，我国合金相图学科奠基人之一。早年就学于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和国立武昌大学。1931年在广西大学执教。1933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W?L?布雷格教授。在校通过的硕士论文《合金CO2A15的晶体结构》是中国人第一篇合金相图论文。1936年回国，在广西大学教授物理。解放后，历任广西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大连工学院物理系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区委副主席，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广西区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广西区政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相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X射线专业委员会顾问，广西物理学会理事长。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6月25日在南宁逝世，终年84岁。　 　　韦杰（1914－1987年）　 原名韦士良，东兰县五联人。1929年参加红七军。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连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长征途中，韦杰所部作为红军前哨为抢占娄山关口和攻克会宁立下大功。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旅长、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韦杰率军参加了晋南侯马穆寨之战、冀南反“扫荡”、百团大战、安阳战役等，屡建战功。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旅旅长．晋察冀军区第十四纵队、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军长，川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陇海定陶战役、汤阴战役、鲁西南战役、太原战役、咸阳阻击战、扶郿战役、秦岭战役、西南战役等，军功卓著。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军长，率军入朝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2年回国，历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7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谢鹤筹（l908－1988年） 　同正县（今属扶绥县）坡只人。早年在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读书．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龙州起义。1928年至1937年间，历任中共南宁学生支部书记、崇善县（今属崇左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赤卫部部长。1937年7月赴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组织干事，香港区委书记．1938年至1949年，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历任中共惠阳县委副书记、书记，增城县委书记，中共江北地委组织部长，中共广州市郊二区特派员，珠江三角洲地委书记，中共华南分局城工委接管城市研究组副组长。解放后，历任中共广西玉林地委书记，玉林军分区政委，中共梧州市委书记，广西省政府委员，中共广西省委委员、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兼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司长、副主任。当选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韦庆稳（1918－1988年）　 来宾县人。建国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生部，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毕生致力于民族语文研究，是当代壮语学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自50年代以来，为拼音壮文方案的创制和推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著述（含合著）有《壮语语法研究》、《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壮语概述》、《广西壮族的方块字》、《壮语简志》、《壮汉词汇》、《关于推行壮文若干理论问题》等。生前还兼任中国百越史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1988年病逝．终年70岁。 　　韦国清（l913－1989）　 原名邦宽，东兰县太平人，14岁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随红七军北七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时期，历任排长、连长、军事教员、营长、代理团长、团长。长征途中，韦国清率领的特科营以最快的速度于乌江江界渡口架设浮桥，为红军突破乌江，直捣遵义，四渡赤水立了奇功。随后，在强渡金沙江的战斗中，韦国清又作为先锋率特科营智夺渡船，袭歼厘金局，成功地控制了皎平渡口，为保护全军安全渡江又立军功。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部长、副校长，八路军支队政委，新四军旅长、旅政委、副师长，中共淮北区地委书记。期间，韦国清率所部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在开辟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和恢复巩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司令兼政委，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组中共代表，苏北兵团（后称华东第四兵团）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后称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市市长。期间，韦国清率所部参加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沐阳阻击战、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胶东保卫战、益林战役、盐城战役、涟水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数十次大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卓著战功。建国后，历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副司令员，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6月1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 　　赵佩莹（1903－1989年） 　大新县丽川人。早年就读于南宁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于武昌大学化学系。其后，分别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广‘西教育厅、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广东省立第三师范、浙江大学、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等单位任教或任职，1933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化学院、柏林工科大学炸药研究院、布列斯特大学化学研究院研读。1937年回国，在广西军界任毒气学教宫。1939年进入学界任教直至逝世共达50年之久，先后在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教育研究所、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任化学教授。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广西区政协委员，第五届广西区政协常委。赵佩莹治学治教严谨，有《有机化学简明教程》等专著传世。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广西，大多成为化学界的骨干力量。1989年病逝，终年86岁。 　　黄青（1919－1989年） 　武鸣夏黄人。壮族诗人。抗日战争后期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从事诗歌创作。1947年参与组织和领导果德（今平果县）起义，任游击队团长兼政委。建国后，先后任独立团政委、县长、地区行署文教局局长、广西作家协会秘书长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生创作诗歌数百首，出版《红河之歌》和《山河声浪》两部诗集。其中《红河之歌》获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二等奖，长诗《我们英雄的一对眼睛》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二等奖。此外，尚有《壮山烈火》和《生死的友谊》两部长诗稿。1989年病逝，终年70岁。 　　覃应机（1915－1992年） 　东兰县太平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二纵队。1930年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先后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七军班、排、连长和指导员，红三军团保卫局科员，团特派员，师特派员，红一军团保卫部科长，为部队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随八路军总司令部挺进华北敌后，受命率领总部挺进队深入敌占区，坚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做出了贡献。此期间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二科副科长、侦察队长、代科长，太行和太岳公安处副处长，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秘书主任，冀南公安局副局长，冀鲁豫公安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河北省公安厅厅长，省社会部部长。在公安战线上历尽艰辛，立下了功勋。建国后，历任广西省公安厅厅长，省社会部部长，广西公安纵队政委，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广西边防局局长，中 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检查长，广西省副省长，省政法委员会主任，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第二书记，广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广西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1992年12月8日在南宁病逝，终年77岁。 　　甘苦（1924－1993年）　扶绥县渠旧人。1947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左江地区武装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广西左江游击仄民兵大队教导员，中共凭祥县工委书记，凭祥游击大队政委，滇、桂、黔边区纵队左江支队三团政委。建国后，自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任中共龙津县委副书记、书记，龙津县县长，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代科长，广西省手工业局副局长，中共龙州县委第一书记，中共崇左县委书记，河池地区行署专员，中共河池地委副书记，河池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至1985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广西水利电力局局长、党组书记。1985年至1993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期间，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年7月25日病逝，终年69岁。 附录三 壮族地区教育附表 　　一、宋至清壮族聚居区（相当于现在柳州、南宁、百色、河池地 区）进士表 　　（略，见原书第1260-1269页） 　　二、壮族聚居区义学及瑶壮义学建置情况表 　　（略，见原书第1269-1273页） 附录四 　 　壮族史研究论著、论文主要目录索引 　　 （略，见原书第1274-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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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壮族通史》是广西社会科学院1982年下达给广西民族研究所的科研课题，开始由广西民族研究所历史室承担，由于人力所限难负重任。到1989年春节，在一些老同志及关心《壮族通史》的各方面人士的呼吁、督促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决定加快《壮族通史》的编撰工作，推定由张声震任主编。主编自1989年春起便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编写本书的目的，我们设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为指导，去探寻壮族的渊源、民族发展各个时期的轨迹、各个时代的重大内容与特点。充分利用至今为止的已出土的考古资料，深入挖掘正史、杂史、地方史志资料，尽量吸收、参考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内容力求系统，材料力求真实，立论力求准确，思想性、科学性较强，可读性较好，成为具有相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喜闻乐见的读物。考虑到本书是个系统工程，内容庞大，涉及到各个领域，必需罗集人才，集体撰写，始克成功。经商定由范宏贵、粟冠昌、覃圣敏、莫家仁、蓝鸿恩担任本书副主编，蒋廷瑜为顾问。并选定撰稿人员，拟定编撰提纲，商定写作分工。 　　1990年至1993年，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主编曾亲自召集编撰班子举行了两次学术专题研讨会，着重讨论壮族是否经过奴隶制和修订编撰提纲。经过讨论，决定本书持壮族经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并以此观点贯通全书的编纂。在这期间负担撰稿任务的同志多半在各自岗位上利用业余时间撰稿，交稿有先有后。　 　　1993年11月中旬至下旬，在邕宁县召开了本书审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声震、粟冠昌、范宏贵、覃圣敏、莫家仁、蓝鸿恩、吴忠才、蒋廷瑜、李日森、覃乃昌、覃彩銮、黄植建、覃成号等十三人。与会人员逐篇、逐章、逐节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其中又重点讨论了壮族的奴隶制与封建化问题，大体统一了壮族进入奴隶制及奴隶制衰落的时限。对壮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也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即东部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早一些，西部则较晚。 　　审稿会确定了通纂组名单及通纂原则。由范宏贵、莫家仁、覃彩銮、覃成号等四位同志组成通纂组，由范宏贵负总责。通纂组具体分工：覃彩銮负责第一、二、七编及附录；范宏贵负责第三、四编；莫家仁负责第五、六编；覃成号负责核对资料。 　　1994年3月至年底，是通纂、终审的阶段。3至4月，通纂组成员集中在南宁地委党校进行通纂工作。通纂组成员根据1993年11月邕宁审稿会集体讨论的总原则精神，按照分工对自己所负责的编章进行通纂。范宏贵教授对全书进行总纂。各编章稿子经过范教授审阅之后，送到主编处，主编用了九个月时间进行终审，对全书逐编、逐章、逐节进行审定。着重在全书各编、章、节结构上的调整，各编、章、节之间在思路、观点、史料运用、文字表述的协调贯通上做工作。对个别难度较大的章节如第三编第五章第一、二节《奴隶制的形成》曾四易其稿才予确定。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有7编45章，分上、中、下三册，有三十三位同志参加了编写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张声震（壮族，研究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绪论、结束语、后记，负责全书的审定。 　　覃圣敏（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编第一章全部、第三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第四编第三章第五节。 　　覃彩銮（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至五、七至九节、第三章第四节、第二编第三章全部、第五章第二至、第三编第一章全部、第七章第一、二节、附录四，收集选用插图。 　　何正廷（壮族，云南省民委处长）：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四编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编第五章第五节、第七编第一二章第四节。 　　范宏贵（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第一编第四章全部、第三编第三章全部、第四编第艺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编第一章全部、第七章第一节、第六编第十章全部。 　　莫俊卿（壮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至三节、第二章全部、第四章第一至四节。 　　梁庭望（壮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至六节。 　　张元生（壮族，中央民族大学民语三系教授）：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编第二章第八、九节。 　　蓝鸿恩（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研究员）：第二编第五章第六节、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至七节、第四编第六章全部、第五编第八章全部、第六编第八章全部。 　　何龙群（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副教授）：第二编第五章第七节、第三编第八章第八节、第四编第七章全部、第五编第九章全部、附录三。 　　苏建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第三编第二章全部、第五编第七章第二至四节。 　　李干芬（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 　　覃成号（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三编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编第二章全部、第三章第一、二节、第五章全部。 　　潘世雄（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第三编第七章第三节。 　　韦文宣（壮族，中央民族大学副编审）：第四编第一章全部、第四章第二、四节。 　　莫家仁（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第五编第二、三章全部、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二节、第六编第一至四章全部。 　　粟冠昌（壮族，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五编第四章全部。 　　谈琪（壮族，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教授）：第五编第五章第三、四、六节、第六章第三、四节。 　　陆炬烈（壮族，广西民族学院干训部副教授）：第六编第五、六章全部。 　　吴忠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副主任、研究员）：负责组织该室人员编写第六编第七章和第七编第一章的书稿和审稿工作。各章、节编写人员为： 　　金本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副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一节。 　　陈欣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二、石二卫。 　　李德汉（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助理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四节。 　　韦显知（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助理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五节。 　　马仕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助理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六节。 　　樊东方（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助理研究员）：第七编第一章。 　　江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研究员）、陈新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助理研究员）：第六编第七章第七节。 　　李彦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委科教所研究员）：第六编第九章。 　　覃乃昌（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七编第二章第一至三节、第六、七节。 　　莫自省（壮族，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第七编第二章第五节。 　　顾有识（壮族，广西民族学院民研所副教授）：附录二。 　　黄汉儒（壮族，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任医师）、王柏灿（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治医师）：第二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七编第二章第十节。 　　由于本书是集体编纂，由三十三人分头撰稿，虽然各自都遵照共同的编撰提纲去编写，但思路、观点、使用史料、表述上仍难免有某些不协调之处。因此，通纂工作甚为艰巨，在通纂过程中，通纂组根据审稿会的总原则精神和主编的意见，对一些初稿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有些甚至重写，为共负文责，主编裁定作为合作编撰看待，由原撰稿人和通纂者联合署名。具体有： 　　莫俊卿、覃彩銮：第二编第五章第五节。 　　覃成号、李干芬：第三编第四章第二、三节、第六章第一节。 　　莫家仁、范宏贵、李干芬：第三编第五章第一、二节。 　　李干芬、覃成号：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 　　范宏贵、李干芬：第四编第三章第三节。 　　谈琪、覃成号：第五编第五章第一节。 　　覃彩銮、顾有识：附录一。 　　本书编纂始终遵循上述要求去做，编撰同仁每以为民族大义、为振兴壮学做贡献相勉。编者为此竭尽所能，兢兢业业，经过整整六年的艰苦努力，至今终告完成了。但限于史料不足，限于我们的水平，要达到如上所述目标是不容易的。尤感不足的是对奴隶制、封建制只勾画了一个轮廓。其他方面亦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关心本书的读者批评指正，俟将来再版时充实补正。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正常现象，允许存在。但集体编撰的一本书，必须用一个观点贯穿全书。若各编、章、节的作者另写文章，那是他本人的事，与本书无碍。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自治区政协主席陈辉光、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陆兵、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罗运通的关心和支持，自治区民委、广西民族研究所、邕宁县委、县政府、南宁地委、行署、南宁地委党校、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的帮助；自治区、南宁市、南宁地区、自治区民委的领导黄保尧、黄语扬、梁冠文、徐文彦、潘琦、岑鸿平、何劳、韦安基、余达佳等同志曾对审稿通纂人员多予关怀。林中、黄铮同志对书稿的一些部分提供了补充材料和修改意见；云南省文山州文联黄懿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冬玲为本书写过材料；李峒为本书插图搜集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王梦祥为本书提供插图；黄植建同志为本书作校核并做了许多工作；韦善文同志作为本书第一读者逐句、逐字通阅了全部书稿，指出了文字上的错漏，使主编作了改正；韩肇明同志在本书筹划编撰的初期出过力；老民族工作者、民族理论家、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江平同志为本书作序。于此均一一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