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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政權與南方諸降國臣子的互動關係
林煌達
目的：
清代吳任臣在其書《十國春秋》序中，簡略分析了十國政權的盛衰得失，其言到：
大抵南唐敦文事，江左以興;吳越效恭順，國祚克永；楚以侈靡喪厥家，閩以淫暴傾其國；楊氏孱弱而隨失；高氏無賴而倖存；前、後蜀之恃險無備矣，其跡同也；南、北漢之先滅後亡，其勢異也。知乎此，而十國君臣之得失、政治之盛哀、傳世長短之數、國勢順逆之形，夫固可以暨見而得其要領矣。
被征服政權，固有其內在衰敗的因素，但就征服者而言，如何有效統治其人、事、地，也是值得關注。如南唐政權趁著閩、楚內亂的機會，出兵征服其地，終因未能有效統治其地，導致「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辟，財乏而不振」，「未及十年，國用耗半」。（《釣磯立談》）反觀征服荊南、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各政權的宋王朝，期間雖也有一些挫折，但卻與南唐政權有相當不同的結果，不只能各吸收各政權的人才，且能在經濟、科學、文化上開創新的里程碑。
本文擬先以人才的任用，做為優先研究的對象。所關注的是宋政權如何將各地被征服的人才──包括官僚、士人──納入本身的政權中，使他們不起反抗之心，而願為新的政權服務。當然，宋政權並非完全信任這些降服者，在任用時，也勢必提出一些防範措施。這些皆為本文所要探討的。
研究狀況
在研究狀況方面，宋人王明清在《揮麈後錄》一書中，認為宋太宗編纂《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實含有政治背景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舊或宣怨言，太宗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瞻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其後張端義《貴耳集》，亦謂太宗修書，在羈縻降國舊臣。談愷跋《太平廣記》，敘修書之緣起，直用王氏之語（明嘉靖本）。至清高宗更謂：「宋太宗身有慚德，因集文人為《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大書，以弭草野之私議。」（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一一，〈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詩小註〉）
聶崇歧在《太平御覽引得》序中，並不認同王明清、張端義等人的說法，其所持的論點為：御覽及廣記同時纂修。其時吳越尚未納土，北漢劉繼元亦未歸降，所謂諸降王，僅後蜀昶，南漢劉鋹，南唐李煜等三人。昶卒於乾德三年(965)六月庚戌，事在太祖朝，與太宗無關。劉鋹卒於太平興國五年(980)三月戊子，已在下詔修書之後，且其遺臣亦無側身於館閣者，與王氏所云因降王死而用舊臣修書之言，全不相符。後郭伯恭在《宋四大書考》導言裏，亦支持聶崇歧的看法。
其實王明清、張端義的看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只是點出宋政權對降臣處理方式之一。宋政權除了讓重要的降臣留在京師，就近看管外，一些地方官員，也繼續讓他們為地方官，但加上迴避的規定，即南唐人不得在原南唐所管轄之地為官。此外，宋政權也開放科舉，讓降臣及他們子弟應考。宋政權處理降臣的方式，可說是多樣性的，非只有王明清所提之方法而已。
大綱
本課題擬分為幾個部分：
一、宋政權處理降臣的政策。
１、降國重要官員皆送至京師就近看管。
太祖乾德三年(965)二月丙午，詔：「偽蜀文武官並遣赴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為眾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聞。」
蘇進之曾任後蜀官，蜀亡後，「從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
趙元授的父親趙季良官至後蜀丞相，宋滅後蜀後，趙元授隨孟昶被遣至汴京，補東頭供奉官一職。
此項政策也沿用於南漢、南唐等重要降臣身上，許逖在南唐任官至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
曾文照在南唐時，曾以神童擢第，後任至吉州太和令。南唐被滅後，「舉族入朝，授亳州永城令」。
甚至自動歸降吳越重要官員，亦被要求遷至京師附近看管。楊郾的父親楊巖，曾任吳越國的丞相，或可說楊郾在吳越國時所任之官應不小。當吳越國除，楊郾率族人北遷至宋州。
徐啟曾吳越國閤門祇候，當吳越納土歸宋，「國官并隨附京邸」，徐啟也舉家跟著北上。
俞承遜之女為吳越王錢俶的夫人，吳越納土，俞承遜亦隨錢俶歸宋。
在此政策下，即使不願出來任官的降臣，也不可以回到居住地。李寅曾任南唐諸司使，當南唐被滅後，李寅被遣送至汴京，並授其殿前承旨，李寅雖辭不受，但因曾為「王國官」，亦不許南渡回鄉。
當然，並非所有官員皆會被遣送至汴京，宋廷必須依靠部分降臣來治理當地，對於這些降臣，宋廷不可能完全信任他們，所以也作了一些配套措施。如通判的設置，宋政權在平定湖南後，諸州皆置通判，其官性質，「既非副貳，又非屬官」，為監督州長吏，故多與長吏忿爭。太祖乾德四年十一月乙未，對上述情況作了部分改善措施，詔：「諸道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對於長吏、通判忿爭一事，李燾在小注引《會要》記載：「時以偽官初錄用，慮未悉事，故有是命。」
從上述的描敘，或許可以推論：宋政權在征服諸國後，部分州郡必須藉用征服國的郡守長吏繼續治理，但又怕這郡守長吏不遵守宋政權的規定，因而另派官員任通判一職，予以監督。
另外，對於重要州郡，宋廷可能派信任的官員去擔任郡守長吏，但此州郡的支州長吏或幕職官，則可用降服國的官員擔任。宋政權在平定領南後，開寶五年，宋廷命太子中允周俊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為附屬支州，太祖認為嶺南地理環境、風俗與中原不同，所以令周仁俊「擇為官，因其俗治之。」周仁俊列上駱崇璨等四人，太祖各授其檢校官以知州事。
太祖、太宗二朝，對降臣處理態度及其政策的演變。如太宗時，對於吳越歸降之臣的處理態度是，「其官屬大小皆得仕」，
且訪求錄用諸有功於吳越國文臣將領的後代，讓他們得以出仕任官。
說明太祖、太宗兩朝的政策，除必須考慮到被征服，還是自動歸降的因素外；太祖、太宗兩個人的性格，也會影響政策的轉變。
２、降官的任用問題
重要降官在歸宋後，一般是編置在東宮系統下。余靖在蘇繼墓誌銘中，寫到「蜀亡，孟氏之臣例署東宮官」；蘇繼的父親蘇進之隨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
南唐歸宋重要降臣，似乎也是以東宮官任用，如徐鉉隨李煜歸朝後，任官為太子率更令；
王克貞歸宋後，初授太子中允等等。
要說明的是，此時東宮官系統只是閒缺官，《宋會要輯稿》〈東宮官〉引《國朝會要》：
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賓客、詹事、左、右庶子、中允、中舍、諭德、贊善、洗馬、家令、率更令，皆緣舊制除授而無職司。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職官考．東宮官總敘〉中，也說到東宮官在宋初是「官存而無職司」，直到太宗至道元年(995)，因健儲闈，才置賓客、左右率子、諭德、中舍等，「以他官兼充」。
宋政權將降臣編置在東宮官系統中，只是讓他們領官俸而不給於實職。
後唐在平定前蜀後，否認前蜀官員任用資格的正當性，所以莊宗在同光三年丁酉，下詔前蜀文武官員各降級任用。
宋政權在平定各國後，對於各國降臣的任用問題，也必須做妥善考慮。如在平定廣南後，命學士院試題廣南降服官員，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等官職。
二、降臣對宋政權的態度
有些降臣並不想加入宋政權，而找一些藉口拒絕之，如劉甫在吳越歸宋後，以「母老」為由，不任宋官。
刁衎仕南唐時，權勢甚盛，入宋後，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
陳士倫曾任南唐壽昌殿使，宋滅南唐後，陳士倫不願出仕為官。
王安石在〈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文中，描述魏氏的父親在南唐時曾任太子諭德一職，李氏除國後，其父親易名不仕，退居於常州。
對不願出來擔任官員的降臣，宋政權除了讓其他官員軟性勸說外，可能也用強制性方性逼迫他們出來任官。如吳舉在南唐時以明經任彭澤主簿，南唐被滅後，吳舉不願出仕為官，太宗在太平興國二年(977)下詔求南唐故吏後，吳舉被遣至京師，後派任為鄆州平陰主簿。
另有些降臣歸宋後，雖在宋政權下擔任官職，但對舊人、長官、部屬仍保有一份感情，如徐鉉遇江南故人子弟暨親族之孤遺來投靠，歲無虛月，皆「分廩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于終年，未有倦色。」
潘慎修對許多江南舊臣言李煜闇懦之事，加以駁斥，此做法獲得真宗的好評，認為其「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
當然也有些降臣是汲汲營營於官場，還對故主無禮，如張洎在李煜歸宋後，不斷向李煜索取財物。南唐一些降臣對張洎的做法，採鄙視態度，如潘慎修素本與張洎友善，自是與張洎疏遠之。
不過，宋廷對張洎的行為，並未覺得有何不妥；而張洎也因能交結權貴、內官，在官場上甚為得意，至道元年(995)四月，由翰林學士升遷為參知政事。
三、降臣及其子弟參與科舉
降臣或降臣子弟參與科舉，除以示宋王朝開放政權的決心，也像徵降臣對宋政權的認同。
從參加科舉考試的降臣來看，鄭文寶在南唐時曾任校書郎一職，入宋後，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除修武主簿。
李寅曾任南唐諸司使，入宋後數年，也登進士第，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31]
有些降臣在其所屬舊政權時曾中科舉過，魏清在開寶三年(970)，曾中南唐進士第，釋褐授饒州餘干縣尉；入宋後，魏清以「江南擢第，非王室之命」，再參與科舉考試，中端拱二年(989)甲科。[32]
而降臣子弟參與科舉的例子，更是多不可數，如後蜀的陳省華，其子堯叟、堯佐、堯咨、堯封皆中科舉，《宋史》言其：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33]南唐的刁衎，其子刁湛、刁湜、刁渭，亦中進士。
降臣或是降臣子弟參加科舉，如能順利登進士第，則其原先身分、限制，將隨之轉變、取消。如前面所提到的南唐降臣李寅，非常孝順母親，但因具有降臣的身分，不許南渡奉侍母親。李寅登進士第後，身分隨之轉變，被派任為衢州司理參軍，仍得迎侍母親。[34]
宋廷對於降臣本人或其子弟參加科舉，當然表示歡迎；然隨著征服之地的擴大，科舉入取的名額，可能要做一些調整，此可從李淑所上真宗的〈時政十議〉看出。在此諫言中的第六議「貢舉」中說到：
開寶以前，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眾，始以廷試廣收士子，太宗委之春官。……[35]
太祖時科舉入取名額並不多，進士、明經諸科合且才八十人左右，基本上還維持唐代以來科舉入取的名額。在此名額限制下，降臣本身或其子弟，若想透過科舉方式來改變身分是比較困難的。儘管如前所說，太祖曾命學士院試降臣書判，取其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等官職，但所受恩惠只限於降臣本身，範圍還是太窄。不過，這顯示太祖不想用科舉的方式，轉換降臣本身或其子弟對宋政權的認同。[36]太宗想法顯然與太祖有所不同，他大量提高科舉入取的名額，[37]使得降臣及其子弟比較容易科舉及第，進而改變其身分地位，自然對宋政權也比較忠心些。[3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乾德三年二月丙午條，頁56下。
《全宋文14》，卷五七四，余靖，〈宋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蘇公墓誌銘（嘉祐二年十月）〉，頁131。
《全宋文19》，卷八二九，張方平，〈有宋南海大士趙君塔銘并序〉，頁648。
《全宋文18》，卷七四五，歐陽修，〈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頁207。
《全宋文》，卷二二，徐鉉，〈大宋故亳州蒙城縣令賜緋魚袋曾君墓誌銘〉，頁555。
《全宋文18》，卷七五八，歐陽修，〈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頁401。
《全宋文13》，卷五五四，李之才，〈大宋左千牛衛將軍衛君夫人高平縣君墓誌銘〉，頁544。
《全宋文19》，卷八二三，張方平，〈贈賢妃俞氏墓誌銘并序（治平元年十月）〉，頁562。
《全宋文14》，卷五七四，余靖，〈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墓碑（嘉祐五年正月）〉，頁11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乙未條，頁69下-70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二月辛卯條，頁118。
《蔡襄集》，卷三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劉公墓碣〉，頁681。
王安石，《王臨川文集》，卷九七，〈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頁614。
《全宋文14》，卷五七四，余靖，〈宋故殿直蘇府君墓誌銘（嘉祐二年十月）〉，頁130；〈宋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蘇公墓誌銘（嘉祐二年十月）〉，頁131。
《全宋文２》，卷四六，李昉，〈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淳化四年七月），頁30。
《全宋文》，卷二一，徐鉉，〈大宋故尚書戶部郎中王君墓誌銘〉，頁544。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二二，頁2545下。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六０，〈職官考．東宮官總敘〉，考543中。
《舊五代史》，卷三三，〈莊宗本紀七〉，頁463-46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開寶四年六月丙子條，頁107。
《蔡襄集》，卷三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劉公墓碣〉，頁681。
《宋史》，卷四四一，〈刁衎傳〉，頁13051。
《全宋文19》，卷八二六，張方平，〈宋故太中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累贈某刁公墓誌銘并序〉，頁609。
王安石，《王臨川文集》，卷九八，〈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頁631。
《全宋文18》，卷七五六，歐陽修，〈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誌銘并序〉，頁375。
《全宋文》，卷四六，李昉，〈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淳化四年七月），頁31。
《宋史》，卷二九六，〈潘慎修傳〉，頁9874。
《宋史》，卷二六七，〈張洎傳〉，頁9215。
《宋史》，卷二一０，〈表．宰輔一〉，頁5433。
《宋史》，卷二七七，〈鄭文寶傳〉，頁9425。
[31] 《宋史》，卷三００，〈李虛己傳〉，頁9973。《全宋文14》，卷五七四，余靖，〈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墓碑（嘉祐五年正月）〉，頁119。
[32] 《全宋文14》，卷五七六，余靖，〈宋故峽州軍事推官贈太常博士魏公墓誌銘并序（明道二年十二月）〉，頁150。
[33]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佐傳〉，頁9587。
[34] 余靖在李虛舟墓誌銘中，載：李寅「辭冗官，且以故國臣留居京師。後由進士及第，調衢州司理參軍，乃克歸。」（《全宋文14》，卷五七四，〈故虞部郎中李公墓誌銘（嘉祐四年十二月）〉，頁122）
[3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乙未條，頁1088下-1089上。
[36] 賈志揚認為，這與太祖此時正專心於對東北方的契丹人的遠征，對南方諸王國的征服，以及對北方將領們的控制問題有關。（《宋代科舉》，台北：東大，民國八十四年六月，頁74）
[37] 有關太祖、太宗二朝進士、諸科的入取名額，可參閱荒木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附篇〈宋代科舉登箸者數及び狀元名表〉。（京都：同朋舍，1969年3月，頁450-452）有關太宗急劇增加科舉名額，賈志揚整理了一些看法：司馬光指出這是「以興文教，抑武事」；王栐把它歸因於新擴張的帝國有著大量的職位空缺；近代學者陳東原以為宋太宗正力圖獲得文士階級的忠心。賈志揚本身則認為這是為了嬴得全國士人家族的忠心，使它們的成員不致對朝廷構成威脅。（《宋代科舉》，頁77）
[38] 南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上書言事亦不被採用，忿而北上投宋，為博得宋朝信任與重用，樊若水曾利用數月的時間，調查采石江上寬度，將這些重要情報獻給宋政權，有助於宋政權對南唐的征伐。（《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開寶七年七月戊辰條，頁150）樊若水因考不上進士忿而投宋事件，對太宗提高科舉名額，可能也是助力之一。
发表于 2005-7-5 13:08:00
发表于 2005-7-5 13: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