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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朝鲜时期的北方环境
张京华
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
洛阳中韩文化交流促进会
说明
1990－1995年，笔者在研究燕赵地域文化时，于商代子姓燕国与周代姬姓燕国问题曾加留意，其中亦多涉及“箕子朝鲜”一事。其后笔者有《燕赵文化》一书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1998年6月第2版），但关于箕子问题尚无准备与研究韩国学的学者作专门的交流。2000年5月，韩国高丽大学校大学院前院长金忠烈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演，顺至洛阳讲学参观，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讲“箕子东来”问题，作为韩民族的三种来源之一，当时颇有认同之感，印象极深。此次参加“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恰有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所论与笔者相近。金先生的文章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 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而金先生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金先生还明确表示，他文章的题目虽与笔者相近，而看法并不相同。在会议的自由讨论中，韩国著名学者、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柳承国先生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认为箕子朝鲜的记载可信，可信就应当接受。柳承国先生并且讲述了有关平壤城外的“井田（又称箕田）遗迹”，以及日本占领期间有意在遗迹上修建平壤车站的情况。在会议上，笔者紧接金翰奎先生发言，表示“箕子朝鲜”首先是中韩历史上一则最为动人的佳话，笔者为此深受感动，但是佳话是一回事，信史又是一回事。“箕子朝鲜”一事是否可信，需要提出合理的印证。这篇文章即为笔者由实证角度试作的一次探索，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批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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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中国，“箕子朝鲜”一事由于与西周的关联而被着重记载于史籍，孔子以后这些史籍被选定为儒家经典。在朝鲜韩国方面，记载了箕子朝鲜内容的《三国史记》等书编成于11世纪以后，应当是接受了中国儒家的记载而来，所以，从文献上说，二者实际上具有同一来源。由于箕子一事发生很早，经典所载都非一手资料，所以难于印证。然而，从文化学的角度，却可以获得这一印证。从文化学角度可以与“箕子朝鲜”的文献记载相印证的，在中国方面，是殷商民族的东夷身份、“玄鸟生商”的传说以及在早商时期存在于北方的诸多东夷方国，在韩国方面，是诸多鸟图腾记载和卵生神话。
本文认为，“箕子朝鲜”一事是真实可信的。因为：第一，两国“玄鸟生商”传说与卵生传说可以从理性角度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二，有学者提出朝鲜韩国的卵生传说是根据其他民族的起源传说编成的，但是，各民族在祖先起源方面并无编造的例证，在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起源传说就完全不同。如果有的民族的祖先起源传说有相似的现象，则是因为其具有相近的血缘关系。第三，有学者提出“玄鸟生商”与卵生传说是伪造历史，然而这些传说的真实含义早在汉代学者已基本不懂，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是不能够伪造的。
在“箕子朝鲜”的史实得到印证以后，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卵生神话的记载，实际上并非单纯的神话，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史实因素。在“箕子朝鲜”问题上，可以认为，所谓图腾或神话，实际上是史前先民记述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诸多鸟图腾记载和卵生神话并不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内容被神话化了。
正文
一、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这些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都有记载。“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就目前所见，始于《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其中说：
“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锡朕以国，阐《洪范九畴》，锡侯以道。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
至汉代，在伏生的《尚书大传》、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尚书大传》中说：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说：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汉书·地理志》说：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此后，《后汉书》及其他各史，对“箕子封朝鲜”一事都有持续的追记。
关于箕子的情况，比如他的姓名，身份，原来的封国，在朝鲜的世系，以及当时朝鲜的准确位置等等，《史记》等书并没有详尽的记述，所以受着疑古思潮影响的现代史学界一般并不将其作为信史看待，不给予严肃的讨论。但这不不意味着“箕子封朝鲜”的记载不属实。举一个相类的例子，相传与箕子同时受封的燕国，始封国君为召公奭，是与周公旦齐名的人物，西周的开国功臣，周之同姓。关于他的身份、世系，史书记载同样模糊，有学者因此怀疑燕国的存在，譬如齐思和先生就曾经提出三条反驳性的论证：一、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艰阻，跋涉极难。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二、周先太王之避戎，至于岐下，去其旧国不逾百里，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三、周初分封，至春秋后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则是岂类大国之封？因而认为召公奭未曾封燕。（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但是到1962年，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董家林周初燕国城址，另外在距城址不远的黄土坡发现了墓地遗址，其中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带铭青铜器中有“匽侯”的记载，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事实。所以，“箕子封朝鲜”的考古学印证，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韩国方面，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但是，单从文献来看，这些记载只能看作是古代韩国史学家对中国文献所载“箕子封朝鲜”一事的接受态度，而并非对此的印证，这是有些遗憾的。由金富轼所编纂的《三国史记》五十卷，撰成于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序文中称“采《古记》及新罗遗籍，兼采汉唐诸史”而成。表明这些晚至唐宋时代的史籍不足以作为韩国方面“箕子封朝鲜”史事的证据。在清代，曾经有一些朝鲜学者试图从考古遗存方面论证箕子史事，徐中舒先生所作《井田制度探原》中，引用朝鲜韩百谦《箕田说》，认为朝鲜到清代仍为箕田制，箕田制也就是井田制，箕田之得名，传出于箕子，其形制与甲骨文“田”字的几种写法相近。《箕田说》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其制皆为田字形”。此外，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引郑开阳《朝鲜图说》也说：“井田在平壤府外城内，箕子区画井田，遗迹宛然。”但就目前资料程度来看，这一论证的力度应当说还是较为薄弱的。
那么，怎样才可以对箕子朝鲜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呢？笔者认为就目前条件来说，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作出探讨，以就教于学术同仁。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夷”的记载出现得很早。《周书·王会》记载：“成周之会”，西面者正北方有“良夷”，北方台正东有“高夷”。《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竹书纪年》中记载，夏代时：“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到春秋时，孔子仍有“欲居九夷……何陋之有”的话。
由地域方面看，东夷族的居住地由于逐渐迁移的缘故，遍布各地。吕思勉先生认为，春秋时“九夷实在淮、泗之间，北与齐、鲁接壤”（孙诒让《墨子间诂》语）的意见，其实已不能反映古代种落迁徙的变化，“种落迁徙不恒厥居，古者对内之夷未尝不可播迁于塞外……一部族之名先后相睽，可以至于数百千里。”（吕思勉：《貉族考》）目前多数学者是将最为集中的东夷居住地称作“环渤海地区”，这是比较合理的。
关于“环渤海地区”的东夷文化，最经典的记载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一段记载了。记载为郯国国君郯子追述其祖先少暤时的官制，说：
“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瞗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五雉、九扈和五鸟、五鸠一样都是鸟名。五雉，贾逵注为鷷雉、雋雉、翟雉、鵗雉、翚雉。九扈，贾逵注为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扈，《说文》作雇，“雇，九雇，农桑候鸟”。雇从隹，隹即鸟，故《尔雅·释鸟》写作。少暤以鸟名官，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官，都为鸟名。少暤名挚，挚通鸷，也是鸟名，是和鹰相近的击杀类鸟。少暤“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是典型的鸟图腾文化。
春秋时郯国的都城在今山东郯城。郯国为少暤后裔，少暤的居住地也在今山东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说鲁国初封时，“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暤之墟”，认为鲁都曲阜是建在少暤旧都之上的。《绎史》卷六引《田俅子》和《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也说：“少暤都于曲阜。”少暤为太暤后裔，春秋时，太暤部族的后裔仍然居住在东海渤海沿岸，齐鲁周围，建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宿和须句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太暤为风姓，风即凤，甲骨文中风和凤为同一个字，太暤为风姓即太暤部族以凤鸟为族徽。《礼记·月令》等书说太暤治东方，又称为木皇，又称为春皇，为春季三月之帝：“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句芒为太暤帝之佐，在神话传说中也是一种鸟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到《尚书·禹贡》成书时，记述居住在冀州、扬州的土著居民，仍称他们是“鸟夷皮服”和“鸟夷卉服”。所谓鸟夷，据郑玄、颜师古注，就是擅长“搏食鸟兽者也，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并且“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像鸟也”。也是典型的鸟图腾文化。
在韩国早期历史上，有高句丽先祖东明或朱蒙“卵生”的记载。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
自东汉以后，《魏略》、《魏书》、《北史》、《隋书》等史籍，都记载有这个故事，其中以《魏书》的记载最具细节。《魏书·高句丽传》记载：
“高句丽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弃之于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高句丽为夫余别种，夫余出自濊貉，濊貉本出东夷。吕思勉先生指出：“夷蛮戎狄等名，其初或有所专属，其后遂变为通称，此诚习见，不足疑。……貉……与夷蛮相属，可知其初本在东南矣。……盖以其地言之则曰淮夷，以其族言之则曰貉，以其中之名国言之则曰徐耳。”（吕思勉：《貉族考》）《魏书·高句丽传》中对于高句丽卵生故事的描述，正与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东夷的徐国的描述十分相近。
徐国为东夷故国（故址在今河北徐水），但在商周之际曾重新接受周的分封。《后汉书·东夷列传》说：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晋张华《博物志》所记载的徐偃王出生故事说：
“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徐君国。”
高句丽先祖卵生的记载是比较早的，因为同样的记载又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吉验篇》，说明至少在东汉时，高句丽先祖卵生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
在韩国方面，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徐竞奉使高丽，撰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自序中有“在高丽……耳目所及……摭其事实”等语。其中第一卷《建国》于《始封》条目内，也引述了朱蒙“卵生”故事，说：
“先是，夫余王得河神之女，为日所照，感孕而卵生。既长，善射，俗称善射为朱蒙，因以名之。”
这至少应当是徐竞得到高丽方面的印证以后记录的。在此之后，韩国学者所编纂的史籍中，也多记载有这个故事，《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载：
（夫余王金蛙嗣位，）“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渌边室，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夫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为名。”
这段记载中说到了“河伯之女”，与《魏书》中的记载特点相同，由于前后相距时间太久，我们只能认为在《三国史记》编纂时期，韩国已经接受高句丽先祖卵生故事，而并不能判定这个故事具有独立的起源。但是，《好大王碑》的记载意义就不同了。《好大王碑》发现于高句丽好大王陵墓（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碑文刻写于公元414年，其中已说到“河伯女”。在中国文献中，《魏书》第一次有“河伯之女”的记载，而《好大王碑》的记载比《魏书》时间要早。碑文中说：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德。□□□□□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鳖浮龟。’……”
邹牟即朱蒙。由于刻石的原因，“剖卵”的细节没有说明。碑文虽以汉文写成，但是可以认为故事有着独立的来源。如果一定要将《好大王碑》与《魏书》相比较的话，从现有文献来看，我们只能判定是《魏书》引用了与《好大王碑》同源的文本。
南开大学曹中屏先生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古朝鲜建国神话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境外迁移而来。……箕子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古朝鲜建国者，带来了东夷族的殷商文化传统和殷之始祖契的降生神话，从而使后期古朝鲜的神话中心情景和基调发生了变化。”（曹中屏：《古朝鲜开国神话考》，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这一看法笔者认为尚有商榷的余地。第一，认为箕子将殷商始祖的降生神话传播给了高句丽民族，在文献上没有直接的依据，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种推测。第二，就中国情况而言，上古时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始祖起源故事，但是无一相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在其他方面可以找到相互影响的例子，但是在始祖起源方面，都坚持自己的说法，没有丝毫的混淆，这可以是上古民族出于生存需要的一种有目的的做法。为此，王充还专门提出过怀疑，《论衡·奇怪篇》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第三，在国内史学界以及神话学的研究中，有学者在建立中国古代神话学系统的过程中，提出了“神话历史化”的概念，认为许多关于上古情况的记载原本只是神话，却被历代学者当作了真实的信史来看待。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是目前最具影响的神话学著作，通篇都贯穿了这一主线。曹中屏先生的研究中，也使用了“神话历史化”的概念。笔者认为这是在20世纪上半页疑古思想影响下的一种认识。现代学者所谓的古代神话，实际上是史前先民记述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其目的是用以传达关于本民族文化的特殊内容。现代学者在解释古代民族这种特殊话语形式时，往往归结为某种“图腾”信仰，就终止了。实际上，所谓“图腾”并非简单、偶然的图案，而是蕴含着实在的信息，而这种实在信息与这个民族生存的关键直接因素相关。吕思勉先生在分析古代韩国的传说时指出：“十口相传，历时不能甚久。其相传甚久者，往往为荒唐之辞，如神话等。”（吕思勉：《貉族考》）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神话，实际上是古代条件下传递特殊信息的一种可行的表述方式。如果认为有所谓神话的话，就东夷“鸟图腾”记载和“卵生”神话而言，并不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内容被神话化了。
吕思勉先生指出：“今案《博物志》述徐偃王之事曰……此说与《魏书》、《好大王碑》之说相似已极，谓非同出一原不可也。然则徐与夫余、句丽，关系必极密切矣。”（吕思勉：《貉族考》）笔者同意这个意见。高丽、夫余名称的起源很早，根据吕思勉先生的研究，在商周之际已经出现。而高丽、夫余所从出的夷、貉，其活动时间更是早到夏商时期，正与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早商的历史约略同时。因此，对于早商历史的分析就可以与高句丽的有关史事相印证。
二、玄鸟生商的现代阐释
根据王献唐先生的研究推测，炎黄二族曾经长期争战，到黄帝族代立以后，炎帝族多被强迫迁徙到四方边境之上，称为戎狄夷蛮。其中徙居到东部今山东境内的炎帝族后裔最为集中，被统称为东夷。据王献唐研究，自商周直到春秋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都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在对中国早期历史特别是殷商文化起源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曾注意到东方。李济在在论述殷商卜骨与中国早期文字演进的关系时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1934）胡厚宣进而认为山东龙山文化首先发明了占卜，而后殷商民族又加以改进（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傅斯年提出先商期的商国是夏朝东夷诸国之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5），徐中舒提出殷商民族起源于环渤海湾一带今山东省境内（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张光直提出早商文化与东海岸大汶口或青莲岗文化晚期的花厅遗址有很多共同因素（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些研究的引导下，许多人都认为商文化产生于东方，也就是东夷的居住地。并且，一些学者已经将更为具体的研究集中到了“环渤海地区”的北端。
丁山先生提出：“由于‘契居蕃’的传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而傅斯年、金景芳、张博泉、干志耿等人则提出殷商文化起源于更北的辽宁、吉林两省。傅斯年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商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傅斯年：《东北史纲》，1932）金景芳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1978）。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认为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史事遗迹，距今约六至五千年前后；“契居番”的番当与今辽河上源的老哈河及大凌河与滦河上游地区相关。甚至提出：“东北的辽河流域同中原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明确地说，黄河流域是华夏的起源和发祥之地，长江中下游是楚、越的起源和发祥之地，而辽河流域则是夷、狄、商先起源和发祥之地。”（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1985）这些学者的探索都有若干不容忽视的依据。
商的始祖名契（又写作卨）。《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史记·殷本纪》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也说：
“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诗经·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郑玄笺说：
“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诗经·商颂·长发》说：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郑玄笺说：
“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天问》说：
“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
王逸注说：
“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楚辞·离骚》说：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王逸注说：
“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楚辞·九章·思美人》说：
“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
王逸注说：
“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说：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高诱注说：
“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淮南子·坠形训》说：
“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 《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
“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
《丹铅总录·怪异类》引《诗含神雾》说：
“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以上“玄鸟生商”的记述，历代学者多不相信。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和不可信。
《论衡·奇怪篇》说：
“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谢，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
但是到了现代，这则“玄鸟生商”的“神话”，却得到了考古资料的有力论证。就目前所知，殷商族的玄鸟图腾已经分别由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两处确切的证实。一处是在传世的“玄鸟妇壶”中明确见到了“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一处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常常可见一象形的“鸟”字。
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称玄妇壶；《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称玄妇壶；《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①”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1959）。
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先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九十六条之多。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胡厚宣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亥”字上所加鸟图腾标记，写作鸟、②、崔、萑、隹字不一。②为鸟上加手，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正相吻合。隹即鸟，甲骨文鸟、隹本为一字，文字从鸟与从隹者义亦全同。崔、萑为隹上有冠形。由此，胡厚宣先生指出，商族最早是以鸟为图腾的。王亥的亥字“无论从鸟从隹，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都像是一只鸟。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1977）。
现代学者在解释古代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使用“图腾”的术语，并且只解释到“图腾”为止。但就殷商民族的情况来看，所谓“鸟图腾”并不是偶然选定的，他的意义也并非只限于一种标志。殷商“鸟图腾”与古代的高禖制度有关，而高禖制度正是关系着殷商民族繁衍生存的大事。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正是以为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郑玄注说：
“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吕氏春秋·仲春纪》说：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所记与《礼记·月令》全同。高诱注说：
“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
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说：
“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闻一多吸收郑玄的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生育子孙在上古居民是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大祭祀。高禖的形式作为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从此以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图腾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
殷商民族的高禖祭祀何以要有玄鸟为图腾？这当然不是由“简狄误吞玄鸟遗卵”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首先，玄鸟为鸟类中的一种，殷商民族以玄鸟为图腾，与上古的太暤、少暤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说明殷商民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东夷文化。
其次，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玄鸟即燕，现代学名为家燕，古代又称③。《说文》：“③，玄鸟也。齐鲁谓之③，取其鸣自呼，象形也。”“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又称为③，重言之为③③，为齐鲁方言。③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燕③之③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③相同。燕与③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解释说：“其形则③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其说可取。
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历法实出多元，其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上古制定历法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
《礼记·月令》中记载二月，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说：“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但是所谓春分应该严格地限制在一日一刻，而决不能整个仲春二月为春分。春分是昼夜长短平均、正当春季九十日之半的一日。《春秋繁露》：“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像这样严格地限定为某一日，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物候似都难以做到。《月令》中仲春这一月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竺可桢先生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中指出在古代神话的流传中，有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实则神话发生在前，历史化的解释在后，批评郝懿行等注家不能专以神话观点解释神话，“不免以人事现象释神话，混神话于历史”。然而笔者所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有注重历史、注重理性的传统，鬼神信仰以及专门的神话系统确实未曾占据主要地位。不能想像古代的人们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传述上，会按照现代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描述，其中必然会有很多简化、形象化和神话的因素在内。但是无论如何，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神话的产生在前，而历史的解释在后。古籍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大都本是历史传说。在《山海经》、《易经》等书中，都星散记载了许多上古重要的史实，自从殷墟甲骨文和二里头夏墟被发现以来，夏商史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因此对于《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许多“史影”，实在已有进行新的深入研究的必要。《山海经》中群神的形象，多有所谓鸟首、鸟身者。其中又有许多关于“动作”的记载，看来像是在描述一幅图画而使其“定格”。这些记载除上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之外，还有“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方浴日”、“方浴月”等许多。“方”字意为“正在”，所表述的是很短的片刻，《山海经》的作者似是在将这很短的片刻永恒地凝固住，其用意极可玩味。另外一些记载虽没有“方”字，但仍是其意，如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呕丝”，都似一固定的图画。其形象我们可以总括之为该氏族的“图腾”，但是在所谓“图腾”背后，尚隐含着重要的史实，其中多与该氏族所分掌的职守有关，特别是多与当时的天文、地理、纺织等技术性职业有关。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学的研究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的研究方面，其实尚有重要的建设工作，值得注意。1926年，顾颉刚写了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标志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就在这轰动的一年，顾颉刚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其中部分内容吸收在1928年的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和1929年的燕京大学《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全文正式发表于1929年12月的《燕京学报》第6期。修改后收入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为本册的首篇。文中提到：
“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这是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的。”
至建国以后，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仍在继续。据《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此书不编年，选自199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0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载有二条笔记。一条题名为《甲骨文中之王亥》，说到：
“《大荒东经》曰：‘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初以为《海经》之图如是尔。数年前，李学勤同志示甲骨文三条，如下……此三片或称‘亥’，或称‘王亥’，亥字作‘④’或‘⑤’。其作‘⑤’者，即‘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也。甲骨文与《山海经》之关系，其密若此，非但四方风名可证也。颇疑商人与鸟夷有关，或商族本为鸟夷之一部，故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诗。”
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其中说到：
“《山海经》经司马迁与谯周打击之后，颇不为当时学者所信，几于失传。幸有汲冢竹书发现，而其中《纪年》、《穆传》两种大可与《山海经》相证，刺戟郭璞起而作注，注中辄引二书，遂使《山经》、《穆传》并存于世，《纪年》虽亡，亦可由是辑出若干。此地下遗物之发现竟救活了一部《山海经》，可谓幸矣。至于今日，以甲骨文字之发现，王国维取以证王亥，胡厚宣取以证四方风名，而《山经》所记又得证实一部分。……儒者不言神怪，在历史中清除神话、传说，固亦征其进步思想，然其结果，则大量之传说、神话遂被毁灭，其幸存者亦经儒者之曲解而失其真相，失去许多宝贵材料，使后人不易认识古代社会，亦其大罪戾也。李学勤君告我，甲骨文王亥，亥字作‘④’，足证《海经》‘操鸟’之说。按，此即商为鸟图腾之证也。”
顾颉刚先生不仅仍然肯定《山海经》等传世作品为古书，而且进一步以人类学的知识思考商族与鸟夷的关系及其鸟图腾问题了。他对于儒家神怪观念的评论也是富有见解的。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专以辩伪著称的。王充等人早在汉代已对“玄鸟生商”的记述不能理解，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上古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大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些传说对不懂的人看说，即使想要作伪也是作不出来的。
三、箕子朝鲜与商周时期的北方环境
由卜辞中大量未能识别或难于考实的地名、氏族名，可以推想有大量的方国分布在商代的北部，其中不少是早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存在着的。到西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尚有“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的疑虑。从先商到商代，在一些兴盛的时期方国或者氏族的数目必定还在三百六十个之上。丁山说：“商代的史前时代，忽然巨野泽，忽然易水，忽然繁渊，忽然又回到易水。”又说：“以殷商后期的政治论，其文化中心在殷虚；以建筑遗址与陵墓规模论，殷虚文化的中心又在小屯与侯家庄。侯家庄在今洹水北岸，小屯在其南岸，使以河流为主，殷虚文化也可名之为洹水文化了。”（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就此而推测，早商以及商代的政治中心的真实状况，或许会比一般人们所理解的要更加向北推移。在夏商之际，北方可能具有一个极为活跃、极为发达的局面。
在这些方国或氏族中，以邶国、孤竹、肃慎、长国、发国、燕国和箕国，最为显著。
邶国。商器中屡见“北子”字，甲骨文中有“北方”、“⑥”字。《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依《说文》，则“北”为“背”之本义，后引申为方向之北。西周分封时，曾将殷商余民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后武庚禄父作乱，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于是又封微子启代为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即商丘，其地在今黄河以南。原武庚禄父所统殷余民则转封给周武王同母弟卫康叔，封地即原商纣王的都城朝歌，其地在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汲县北。与卫国同在黄河以北的还有邶、鄘二国。《史记》于二国史事阙载。《诗经》中有《邶风》、《卫风》、《鄘风》，存邶诗十九篇，鄘诗十篇。郑玄《诗谱·邶鄘卫谱》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说文·邑部》也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而《帝王世纪》又说：“殷都以西为鄘。”邶与鄘的确切地点及始封国君自来不详，解《诗》者均以为邶鄘之地不知何时为卫所并，因此邶诗、鄘诗虽犹存故国之名，亦皆为卫国之事。1890年在河北涞水县张家洼村出土有十余件“北伯”青铜器，王国维认为其地即《诗经》中邶国之地，亦即燕国之地，邶与燕均为殷商时古国。王国维先生说：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十六年)，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件，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⑦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伯鼎跋》）
王国维先生又说：
“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王国维：《观堂集林·三句兵跋》）
王国维先生还说：
“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城，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王国维：《观堂集林·三句兵跋》）
孤竹。孤竹为商代在今河北东北部的封国，《国语·齐语》记载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管子》在《小匡》、《霸形》、《小问》、《山权数》、《轻重甲》等篇中也多次提到此事，《史记》在《秦本纪》、《封禅书》、《齐太公世家》、《伯夷列传》等篇中也有记载。孤竹国的地望，《汉书·地理志》称辽西郡令支县境“有孤竹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说：“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引《汉书·地理志》，并说有孤竹君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括地志》说：“孤竹土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1973年3月和5月，在辽宁省喀左北洞村先后发现了两处商周窑藏青铜器共十多件。其中3月发现的一号窑藏商代青铜器中，有一件二号罍，铭文为：“父丁⑧竹亚长。”李学勤先生认为“⑧”字中的“瓜”为象形，“⑧竹”即文献里的孤竹（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1975）。竹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写作“⑨”或“⑩”。在甲骨卜辞中，有“竹侯”、“妇⑾”二字的连文，连同其他有关竹国活动的记载，共有四十余条，说明竹国不仅被封为侯爵，而且竹国的女子还在商王室为妻妾，竹国还有人在商王朝担任卜人。彭邦炯认为《国语·齐语》等文献上的孤竹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国族，在卜辞中非竹氏莫属（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唐兰因此认为孤竹国的都城当在今河北卢龙县南，而其疆域范围则应包括了很北的辽宁在内（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李学勤、彭邦炯均赞同此说。彭邦炯说：“商代竹氏地望可从甲骨文、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得到证明：确实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
肃慎。肃慎为商周时北方部族，在《国语》、《左传》、《山海经》、《史记》、《大戴礼记》等书中多有记载，称其为东北夷、东夷。《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淮南子·原道训》又记载说舜时曾“纳肃慎”，《国语·鲁语》说周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尚书·周书序》说周成王伐东夷，“肃慎来贺”。可知从虞、夏、商、周以来，肃慎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自周秦以后，靺鞨、勿吉、挹娄、女真各族也都自称为肃慎后裔，而其活动地区则远在辽水、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流域。陈梦家认为早期的肃慎西边邻北燕，东边到朝鲜，南边近战国齐国的北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5）。邹衡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认为，肃慎、燕亳并提，或当为相邻的两地，而西周初年的北土，应该就是商王朝的北境。因此，肃慎的原住地是在今长城附近。此后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肃慎的居处不断迁移，才远离开长城一带，到了汉代，已远至今吉林甚至黑龙江省境内（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彭邦炯赞同二人的观点，也说：“看来肃慎氏的地望在今日河北省东北、辽宁、吉林一带是没有问题的。”（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
长（長）国。《史记·五帝本纪》说帝舜：“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司马贞《索隐》认为此一段记四夷之名简有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又南方之北发当为北户之误。《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源于《大戴礼记·五帝德》，据《大戴礼记》、《尚书·禹贡》、《左传》等书，析枝又作鲜支，渠廋又作渠搜，息慎又作肃慎，鸟夷下又有羽民二字。由此，《史记》中这段记载应重新整理为：“南抚交阯、北户，西西戎、析枝（鲜支）、渠廋（渠搜）、氐、羌，北山戎、北发、息慎（肃慎），东长夷、鸟夷羽民。”其中，北发、长夷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都记为单字的发和长，更近于原始记载，经司马贞整理后记为复合词的北发和长夷，则作为方国之名的含义更加明显。甲骨文中有長字，并且有“于長”、“ 長人”、“ 長伯”，说明長是一个国名。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记录长国活动的有不少。由卜辞记载可知长国与商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商王朝常有人往长，商王还为长国的收成丰歉及祸福占卜，长国人也向商王朝报告军情，并与商王朝的重要敌国⒄ 方作战。彭邦炯认为长国为商代的北方国家，“商代长氏的地望当在今山西省东北、河北省北部一带寻求，主要可能在今永定河中上游地区”。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在考古资料方面，辽宁喀左北洞村一号窑出土六字铭文的罍，“父丁⑧竹亚長”的“長”字，一般均释作“⑿”，其实应释作長。第二，在文献资料方面，《山海经·海外西经》紧接肃慎之国说：有“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其中所说的“长股”、“长脚”、“被发”，与甲骨文、金文中“長”字作长发形，有的字特别突出其手，有的在字下加脚趾的“止”以突出其脚都相吻合。对此，彭邦炯解释说：“当然長氏之人不一定是手臂或脚与腿特别长的怪人，一定是他们是長氏，以长发形的人形作为图腾或氏族族徽之故，后来传说成了披发长脚的所谓‘长股国’。”而据《山海经》的文意，此长国当与肃慎相近（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
发国。《史记·五帝本纪》上述记载，在虞舜之际北方还要一个发国。司马贞《索隐》肯定说：“又案《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就以上所论商人起源于古代燕地以及北方方国分布密集的背景来看，发国似乎不可能不与商人具有某种联系。从时间上看，发国的存在与长夷的存在以及契作司徒的时间是同时的。按《诗经·商颂·长发》中有“濬哲维商，长发其祥”，又有“幅陨既长”、“遂视既发”。长、发二字，郑玄笺谓“长，久也，久发见其祯祥也”，朱熹《诗集传》谓“长，久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发见也久矣”，读之似有不通处。疑长、发即长夷、北发，长发为二方国名联署，二国为商族创始时期的重要方国，故与玄鸟、有娀并提（张京华：《燕赵文化》，1995）。
燕国。上文举例中所提到的西周燕国，在考古发掘董家林古燕国城址时发现，古城址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和房基所打破，说明这座古城的建筑年代是在商末或商末以前。在琉璃河村居住遗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层。黄土坡村的墓葬，年代有的要早到商末的。由此可知周初的燕国与商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早在西周燕国之前，此地已有一个商代燕国存在了。西周燕国为姬姓燕国（字写作匽），商代燕国为子姓燕国（字写作①），甚至在西周初年，子姓燕国的名义仍在，在当时的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二者联合签署的形式。古代所说燕山山脉自今河北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玉田、丰润，直至海滨，延绵数百里。今青龙河古称玄水，为古濡水（今滦河）支流，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各书记载都提到有一条河水。《史记·殷本纪》说简狄等“三人行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所说的玄丘水大概即是玄水。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惟一一条大河，沿玄水、濡水出卢龙塞，正是古代沟通燕山南北而使用频繁的一条要道，是燕山南北的中枢，《水经注》濡水说：“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由燕山、玄水之名来看，这里大约就是殷商民族最初的发祥地，而枕藉燕山之下的燕国也就是商代子姓宗族居住的中心，同时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而燕国也成为众多方国之一，这时燕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大概就像是后世的所谓“留守”。《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而他向北寻找归宿大概也就像元亡后顺帝之被迫撤回蒙古草原了。
《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西周初期和春秋时期仍然偶尔使用的“燕亳”的名称，原即商代燕国的名称。“亳”的称谓是商人所特有的，其意为京都之京，在字形上亳与京、高（郭）也都相似，商汤时有三亳、四亳之说，亳均指都城。丁山先生曾经解释说：“凡是殷商民族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名，可见亳字最初涵义应是共名，非别名也。”“《春秋左传》所见的薄、博或蒲的地名，所在皆是，虽不尽是成汤故居，我认为至少是成汤子孙殷商民族所留下来‘亳社’的遗迹。”（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这个解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燕亳为一地，在考古资料中也已得到明确印证。《美铜器集录》著录传世《陈璋壶》铭文，据陈梦家释读为“隹王五年……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4）齐田章伐燕所获的燕器，铭文为后来所加。其中“匽亳邦”亦即燕亳（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5）。邹衡又指出在《录遗》六十五母癸组器中，有“亚⒀①亳作母癸”的铭文，说：“铭中有一⒁字，与甲骨文⒂字很相似，后者释亳，前者亦当为亳之繁体。”“此字不是人名，应属上读，这样便成为‘燕亳’二字，或者竟是国（都）名了。”（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陈梦家并且列举了九条史料，说明燕地与殷商的关系颇为密切，以印证燕亳为商人在燕地之亳。九条史料为：1．《左传》昭公九年称“燕亳”。2．周初邶、鄘、卫之邶在涞水县。3．箕子封朝鲜。4．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5．有易之易即狄即翟即代，春秋时在齐北燕境。6．《路史·国名纪》引《续志》称鲜虞即中山为子姓。7．孤竹国墨胎氏即目夷氏，为子姓。8．《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孤独母有犬救之故事，徐可能为与易水相近之徐水，偃与燕有关，孤独与孤竹是一，犬与翟犬有关。卵生故事为商族秦族及满族所共有。9．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山戎亦为子姓，由《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戎商必克”、《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可知周人称殷商为戎，而商人也自称其女祖先为有娀氏。（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5）
有娀。有娀是与商人联姻的戎狄方国。商人的第七代先公王亥曾经在有易部落中活动，见于《竹书纪年》、《易经》和《楚辞·天问》等书。商人的女始祖简狄为有娀氏女，这个有娀部落应该就是有易。娀即戎，戎与狄、翟义同，所以有娀也可称为有狄，《楚辞·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有娀即写作有狄。由此可知简狄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也就是其所在部落之名。而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管子·小称》、《韩非子·二柄》、《韩非子·难一》中所载齐桓公大夫易牙，《大戴礼记·保傅》、《法言·问神》、《论衡·谴告》记作狄牙。《说文》中逖字或体作逷，惕字或体作悐，均以狄、易互通。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及《楚辞·天问》作狄，司马贞索隐及《路史》注作易。索隐说：“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逷，吐历反。”颜师古也作逷。《稷契考》又作逖，《淮南子·坠形训》又作翟。数事都可证明简狄母家的有娀正是王亥后来活动的有易。《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近。此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后来的中山。战国时有中山国，即春秋时白狄所建鲜虞国，都城在今河北正定北。
河伯。有娀或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一定是一个显赫的大部落，但是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而它消失的原因，当然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一般认为王亥被有易所杀的原因，是他行淫享乐，但是实际情况恐非这样简单。有易就是有娀，是契的母族，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辈。他“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就是前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他淫于有易，可能又是商代先公自契以后原来就有与有易之女世代通婚的传统。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及方国之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然而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滹沱河。古黄河入海处已不可考，《礼记·礼器》中说：“晋人有事于河，先事恶池。”恶池即滹沱，从字音上考察，滹沱急读即河。由战国时河伯娶妇的故事看，当时祭祀河伯之处仍在漳水岸边，称为祭陌、紫陌。祭祀黄河时先要祭祀滹沱河，说明古代的滹沱河与古代的黄河可能是相连接的，滹沱河可能即古黄河故道，古黄河经由滹沱河由河北北部入海。漳河起初由商河入海，后也改道滹沱。可知古代河伯氏族所居之河与滹沱河、漳河、商河均有关联。丁山又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自商人传之。古代一个部族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另一个部族是十分困难的，比较常见的是杀死或者流放它的首领。杀死或流放了它的首领，就打散了这个部族，也就等于是灭亡了它。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亡了有易，杀死了有易之君，有易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消失了。但是有易部族的成员还有遗存，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他们应该是转移了，转移之后又重新建国，但是更改了部族名称。这个重新更改的名称应该就是鲜虞，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国。《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其中“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一句，甚可玩味。王念孙谓“河”下当增一“伯”字，河即河伯。郭璞注曰：“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所说有易本与河伯友善可能是事实。而有易在河伯的帮助下转移，最可能的就是借助河伯部族的行船技术，经由滹沱河、漳水而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曾经介入殷商争战，又帮助殷商迁移的河伯部落，应当就是高句丽《好大王碑》中所载“河伯女郎”的母家。就中国古代文献而言，“河”为黄河的专名，能够称为河伯的部落也只能有一个。
箕国。箕为商代重要的封国，箕子胥余为其国君。《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裴骃《集解》引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司马贞《索隐》也说：“箕，国。子，爵也。”引司马彪曰：“箕子名胥余。”箕子胥余之箕国与微子启之微国威望相齐，微子启为商王帝乙元子、商纣王同母庶兄，而箕子胥余则为商纣王之诸父(马融、王肃说)或商纣王之庶兄(服虔、杜预说)。商纣王时微子启出奔，箕子胥余被囚，后均归服周室，二人境遇也十分相同。微子启被周成王封在宋国，其职守为承继商祀，而承继商祀本为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主持，封国即使不在商纣王的故都朝歌，也应在其左近。箕子胥余在周武王时改封朝鲜，依照古代因其土以封其民的惯例，新封的朝鲜与原来的箕国应相距不远。对于箕国的地望，陈梦家认为箕即古冀国之冀，古冀国从《左传》杜预注“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李学勤认为微、箕都在商王畿内，故依阎若璩释以此箕为今山西榆社南的箕城镇（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1975）。曹定云依杜预注及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认为当为今山西蒲县东北的箕城（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1980）。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令支一篇中提出在河北北部易水、滱水流域容城、赞皇一带。甲骨文中无箕字，但有其字，象箕形，一般认为即箕的初文。甲骨文中又有“⒀”、“⒃”二字，均为方国名。“⒃”字从土从其，土在上，郭沫若定为“基”字，认为即箕子所封国名。金文中也多见其、⒀字，金文中作为国名的“亚其”、“其侯”与甲骨文中的“亚其”、“其侯”完全可以相印证。所以彭邦炯认为，基与⒀、箕可能是同一国族名在早晚卜辞、金文和文献中的不同写法。1951年在山东黄县出土有八件一组青铜器，其中六件带有铭文，作“⒀伯”或“⒀伯子”。王献唐先生所著《黄县⒀器》，共搜集了43个器号73件殷代⒃国器，研究结果认为⒃国在山东东部的莒县之北。曹定云《亚其考》在王献唐《黄县⒀器》基础上，删除其中可疑的四器，填补遗漏和新发现的铜器，共收集带有“其”国徽记的铜器54件，是近年“其”国铜器最新最全面的一次搜集。在“其”国地望的研究上，由于有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二号窑出土的⒃侯鼎，进而又与1867年北京芦沟桥出土的带“⒀”字铭文的亚盉以至1973年?97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墓出土的铜器相对应，所以有了较大的突破。李学勤据卜辞中⒀与缶、湡相近，《说文》“湡水出赵国襄国之西山”，认为⒃国应在今河北沙河县南的沙河附近。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1974）据新的出土资料认为⒃国应在后来周初的燕地。曹定云认为应以在燕地为可信。彭邦炯也赞同此二说，认为：“过去一般都据山东半岛多出西周春秋时代的⒀器，以为古代⒀国一直在山东境内莒县北。但从商代考古看，商代的⒃族主要并不在山东境内。”“从辽宁喀左与北京附近多次出现带‘⒀’的铜器，因而有同志提出商代⒀族地望在周初的燕地，甚至认为在今北京沙河附近，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还可补充一下：在北京附近的，主要可能是⒀侯国族中的燕氏一支。”
北方这种灿烂的文化环境，就为箕子远封朝鲜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性。
附录：文中甲骨金文及难检字编码表：
发表于 2005-4-19 20:56:00
发表于 2005-4-20 11: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