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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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xt.asp?file=03/0301/200110110301010004.htm&lmdm=030102 周代与外族 夏、商、周三朝的递嬗，代表三个民族的移徙和发展。大体上说，夏人自西而东，商人自东而西，周人复自西而东，他们后先相交错，相覆叠，相同化，同时各把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在一千数百年间，这参伍综错的同化作用抟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于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起源于此。这自觉和自号很难说是哪一年哪一月开始，大约，至迟在公元前七七O年"周室东迁"的前后当已存在。这划时代的大变，一会不要讲到。我们可用这时间做中心点，以叙述诸夏与若干影响重大的外族的关系。至于其他星罗棋布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而与诸夏错居的许多游牧或非游牧的种族（周人所泛称为夷或戎的）以及他们不断与诸夏互相齮龁而渐渐为诸夏同化吸收的经过，这里不能详及，现在了不能尽考。 （一）商末、周初的鬼方后来周人称为玁狁，继称犬戎。此族在周初屡出没于在丰镐以西和以北。成王时曾伐鬼方，俘人至一万三千余，战争之剧烈可想。参加此役的盂国（近岐山）曾铸鼎刻铭以记其事，至今尚存。穆王时又大败此族，俘其五王，迁其部落若干于汾洮一带。至厉王末年，玁狁乘周室内乱，又复猖獗；以后四十余年间不时寇略西陲，甚至深入王畿，迫近镐京，终为宣王所攘逐。这期间出征玁狁的将士的写怀诗，至今还有留存（即《诗经·小雅》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兹示一斑（《采薇》六章，录四章）如下：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戌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中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宣王死，子幽王立。幽王因宠艳妃，废王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出奔皇后的外家。即申国。王欲杀太子，求之于申，不得，王伐申，申侯求助于犬戎。于是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下。方镐京陷落之时，鲁侯、许公及申侯拥立宜臼于申（公元前七七O年），是为平王。及幽王既死，虢（当是东虢）公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当在东虢附近）。两王并立了十一年，而余臣为晋文侯所杀，周室复一。平王因镐京及王畿的西半已为犬戎所据，定都于成周，后来王室一直留在这里。平王把沦陷区交托给一个护驾功臣、原来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许他若果能克服犬戎，便领有其地。襄公果然完成了他的任务，在那里建立了秦国。而王畿的西半不复为王室所有了。经这次打击，王室日渐衰微，到后来只保存了一个共主的空名。史家称东迁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周朝为东周（现存鲁国史记《春秋》包括东周第四十九年以下的二百四十二年，史家称这时代为春秋时代）。 （二）入东周后，从公元前六六二至五九五年间，为诸夏祸最烈的外族，是犬戎的同源异派，当时周人称为“狄”的。狄有赤白之别，又各分为许多部族。赤狄分布于今河北广平至山西潞城、屯留一带；白狄一部分在陕北延安一带，一部分在河北藁城、晋县一带。但这时期的记载并没有分别侵略者为赤为白，或其所属的特殊部族，只笼统称之为狄而已。大约来侵的狄人，赤狄占大多次数，东方的白狄占小数，而西方的白狄不预。在这期间齐受狄侵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二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卫受摧残最甚，被逼两次迁都（卫原都朝歌，在河南淇县东北；一迁楚邱，在河南滑县东，再迁帝丘，在河北濮阳），其国境大半沦陷，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邢亦被迫迁都（邢本都河北邢台，迁山东东昌），亦赖齐桓公之救始免于亡国。成周为狄攻陷，周襄王出奔于郑，赖晋文公之救始得复国。结束狄患的是晋国，它于公元前五九三至五九二两年间，倾全国之力灭赤狄；继于前五三O至五二O年间灭东方白狄的大部分。经这两役，广漠的狄土的邢、卫的沦陷地皆入于晋，晋境盖展拓了一倍以上。 （三）周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地盘是在山东、河南、山西，而旁及河北、陕西的一部分。其时长江下游包括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历史，几乎完全埋在黑暗之中。到了周朝，这一区域里民族分布的情形才有鳞爪可见。周人的拓殖已达到湖北汉水的东北，其汉水以西南，直至大江，则为楚人的领域。安徽境内部族之可考者有群舒，在舒城至庐江间及六安、霍丘一带；有徐戎，在泗县以北一带。在江苏境办，江北有淮夷，以邳县一带为中心，其江南则为吴人的领域。越地并跨江西的鄱阳湖之东。 这些民族中，群舒的历史吾人所知最少，只知道他在鲁僖公（公元前六五九至六二七年）时曾与鲁为敌，鲁人歌颂僖公，有“荆舒是惩”之语，它们自前六一五年以后陆续为楚所灭。 徐戎当周穆王之世，在徐偃王的统治之下，曾盛极一时；东方诸侯臣服于他的有三十六。他晚年力行仁义，不修武备；结果，楚人来伐，他一战败死，他的霸业也随之烟消云散。徐戎每与淮夷联合，以敌对诸夏，特别是鲁。周公子伯禽初就封于鲁时，这两族便并起与他为难。厉宣之际两族又乘机凭陵诸夏，至劳宣王亲征平定。《诗经》里《常武》（《大雅》）一篇即咏此事，中有云：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九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后来鲁人歌颂僖公的成功也说他：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淮夷受诸夏同化的程度，现在无征。徐戎至迟在东周时已采用了诸夏的文字。这有现存几件徐国铜器的铭文为证，举其一例如下：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沇儿，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中翰且扬，元鸣孔皇。孔喜元成，用盘（乐也）饮酒，和会百姓。淑于威仪，惠于明祀。 （吾）以晏以喜，以乐嘉宾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 徐戎于公元前五一二年为吴所灭。淮夷自前五一五年以后不见于历史，其结局无考，大约非被灭于吴则被灭于越。 楚、吴、越三国有一重要的共同点：三国的王族都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传说楚王族的先祖季连，其长兄昆吾为夏朝诸侯之一，国于今河南许昌；其后嗣称昆吾氏。昆吾氏之国为成汤的伐桀之前灭掉。季连的事业无考。他的后裔衰微，散在中国和蛮夷。周文王时，有鬻熊，乃季连后裔之君长于楚地者，归附于文王。鬻熊的曾孙熊绎，当成王末年始受周封。吴国王族的始祖是王季之兄泰伯和仲雍（兄弟相继），传说他们因为让国给王季而逃至吴地。越国王族的始祖相传是夏禹之后。这些南向远徙的殖民领袖，怎样犯难冒险去到目的地，怎样征服了土人而君临其上，现在都不得而知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既与本土隔绝，渐为当地蛮夷所同化。例如居吴越的便同土人一样断发（诸夏束发，戎狄被发，吴越断发）文身。但经过了长期的隔离之后，当这些国族的发展把他们带到诸夏的世界时，同化的方向都倒转了过来。楚和诸夏发生密切的关系最早，自西周初期以来，便是周室的劲敌；吴次之，入东周一八五年（公元前五八三的）始与诸夏有使节往来；越则直待前四七三年灭吴以后，始有机会与诸夏接触。楚、吴、越的历史续详于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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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xt.asp?file=03/0301/200110110301010001.htm&lmdm=030102 商朝文化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在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耕种全用人力。农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于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外，还有象。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外，还有狗。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和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锛、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鸮、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鸮、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骊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准确性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於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有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九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 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可惜后者的资料远不如前者的详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所以后来商朝亡后，新朝把商遗民分派给新封的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条氏、徐氏、萧氏、索、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给鲁国；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分给卫国。卜辞记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战的；例如“令斿族寇周”，“令多（众）子族从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者，溯生之所从来也。（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无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生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但那不是常见的事。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又有所谓“耤臣”和“小耤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书包涵单字约五千，可识的约一半。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其意义及用法大体上与今字不殊，习惯的保守性真是可惊的。除形体外，甲骨文字与今字的差异有两点可注意：（一）带有图象性的字无论物体的写生或动作性态的喻示，每随意描写，但求肖似，没有定构。例如龟字，或画正面，或画侧面，或画尾，或不画尾，或画两足，或画一足。又如渔字，或画一鱼，一网，一手；或只画一鱼，一手；或画四鱼在水中；或画一鱼傍水。（二）在意义的分别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为详细。例如驾驭之驭，或从马，或从象，因所驭不同而异字。又如牧字，或从牛，或从羊，因所牧不同而异字，又如一兽的雌雄，各有异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两性，此外马、羊、豕、犬、鹿等，各于本字的边旁或底下加七或土，以别雌雄。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册字，象竹简汇集之形。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前后对臣民三次训话的。 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预知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兹将其中一段的大意，译白如下：“我念着先王为你们的先人劳碌，就关心你们，要保育你们。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责我说：为什么虐待我的子民？你们若不知去求安乐的生活，不与我同心，先王便要责罚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的幼孙和好？……你们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了你们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职位。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要弃绝他们，不救你们的死亡了。我有了这样乱政的臣民，只得拿贝和玉去祈祷。你们的先祖先父便会告诉先王：惩罚我的子孙罢！于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来了！”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 商人不知有没有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他们的历法大致与旧时的阴历相同；一年为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 商人的乐器有磬、埙（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鼓、饶（形如铃铎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龠禾}（笙之小者）。又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商代文化的速写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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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xt.asp?file=03/0301/200110110301010003.htm&lmdm=030102 周朝的兴起 现在让我们离开想像，回到事实。 当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间，在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周字的古文象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国族是以农业见长。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个著名的农师（传说与禹同时），死后被周人奉为农神的。后稷的子孙辗转迁徙于泾渭一带；至古公亶父（后来追称太王），原居于豳（今陕西分阝县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众迁居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之下。这一带地方盖特别肥沃，所以后来周人歌咏它道： 周原膴膴，董荼如饴。 以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经过移民的选择，来到肥沃土地，而且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故不数十年间，便蔚为一个富强之国。到了古公子季历（后来追称王季）在位时，竟大败鬼方，俘其酋长二十人了。古公在豳，还住地穴，其时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迁岐之后，他们开始有宫室、宗庙和城郭了。季历及其子昌（后来追称文王）皆与商朝联婚，这促进了周人对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为商朝的诸侯之一，故卜辞中有“令周侯”的纪录。旧载季历及昌皆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当是可信。但卜辞中屡有“寇周”的记载，可见商与周的关系并不常是和谐的。旧载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图。盖周自强盛以来，即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古公和季历的雄图的表现，于史无考，但西伯昌的远略尚可窥见一斑。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此后六年之间，他至少灭掉了四个商朝的诸侯国： 一、密 今廿肃灵台县西， 二、黎 今山西黎城县东北， 三、邘 今河南怀庆西北， 四、崇 今河南嵩县附近。 此外商诸侯不待征伐而归附他的当不少。又旧载西伯昌曾受商王纣命，管领江汉汝旁的诸侯，大约他的势力已及于这一带。后来周人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势力范围为天下，恐怕竟去事实不远了。灭崇之后，西伯昌作新都于丰邑（在今长安县境），自岐下东迁居之。他东进的意向是够彰明的了。 文王死后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发率领了若干诸侯及若干西北西南土族的选锋（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类，其名字不尽见于以前和以后的历史），大举伐商；他的誓师词至今犹存，即《尚书》里的《牧誓》。凭一场胜仗，武王便把商朝灭掉。战场是牧野，离商王纣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不远。朝歌是他的离宫别馆所在，是他如悦晚景的胜地。这时他至少已有六七十岁了。在享尽了畋游和酒色的快乐之后，他对第一次失败的反应是回宫自焚而死。商兵溃散，武王等长驱入殷。商朝所以亡得这样快，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而商纣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所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洩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消息，有两点可注意。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而把国力大大损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胜的。一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不因此便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因此就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此后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断的把兄弟、子侄、姻戚、功臣分封于外，建立新国。这些新国大抵是取旧有的诸侯而代之，也许有的是开辟本来未开辟的土地。每一个这类新国的建立，便是周人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势力范围的一次扩展。 但当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后，并没有把殷都及殷王畿占据，却把纣子武庚、禄父封在这里，统治商遗民，而派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去协助并监视他们。这不是武王的仁慈宽大。这一区域是民族意识特别深刻的“殷顽民”的植根地，而且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离周人的“本部”丰岐一带很远，显然是周人所不易统治的。故此武王乐得做一个人情。但愿这却种下后来一场大变的原因。武王克殷后二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管、蔡二叔心怀不平，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儒子”。并鼓动武庚、禄父联结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周公东征三年，才把这场大乱平定。用兵的经过不得而详，其为坚苦卓绝的事业，是可想像的。于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旧都及畿辅之地封给文王的少子康叔，国号卫；把商丘一带及一部分殷遗民封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国号宋；把奄国旧地封给周公子伯禽，国号鲁；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儿子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儿子于齐之北，国号燕（都今北平附近），都是取商朝旧有诸侯国而代之的。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还更重要。这大事业不可没有一些艺术的点缀。旧传《诗经·豳风》里《东山》一篇就是周公东征归后所作，兹录其一章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假如传说不误，这位多才多艺的军事政治家，还是一个委婉的诗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后，曾在丰邑以东不远，另造新都曰镐京（仍在长安县境），迁居之，是为宗周。“远东”戡定后，在周人的新版图里，丰镐未免太偏处于西了。为加强周人在东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阳的地方建筑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从此周人在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不料他们未来的大患乃在西方！周公对被迁到成周的殷人的训词，至今还保存着，即《尚书》里的《多士》。 武王、成王两世，共封立了七十多个新国，其中与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国；但这七十余国而外，在当时黄河下游和大江以南，旧有国族之归附新朝或为新朝威力所不届的，大大小小，还不知凡几。在这区域内，周朝新建的和旧有的国，现在已考的有一百三十多。兹于现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国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卫、鲁、齐、燕外，择其可以表示周人势力的分布的十八国列表如下： 国 名 姓 始祖与周之关系 国都今地 晋 姬 武王子叔虞 山西太原北 霍 姬 文王子叔处 山西霍县 邢 姬 周公子 河北邢台 芮 姬 陕西大荔县南 贾 姬 陕西蒲城西南 西虢 姬 文王弟虢叔 陕西宝鸡县东 滕 姬 文王子叔绣 山东滕县 郕 姬 文王子叔武 山东汶上县北 郜 姬 文王子 山东城武县东南 曹 姬 文王子叔铎 山东定陶县 东虢 姬 文王弟虢仲 河南汜水县 蔡 姬 文王子叔度 河南上蔡县（约在纪元前五三O年左右迁于今新会） 蔡 姬 周公子 河南郑州东北 息 姬 河南息县 申 姜 河南南阳北 蒋 姬 周公子 河南固始县西北 随 姬 湖北随县 聃 姬 文王子季载 湖北荆门东南 本节叙周人的南徙至周朝的创业，本自成一段落。但为以下行文的方便起见，并将成王后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八世的若干大事附记于此。这时期的记载甚为缺略，连康、昭、共、懿、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数亦不可孝（成王在位的年数亦然）。因此厉王以前的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确地追数为距今若干年。成、康二世为周朝的全盛时代，内则诸侯辑睦，外则四夷畏慑。穆王喜出外巡游，其踪迹所及，不可确考，但有许多神话附着于他。夷王时周室始衰，诸侯多不来朝，且互相攻伐。厉王即位于公元前八七八年。他因为积久的暴虐，于即位第三十七年，为人民所废逐，居外十四年而死。在这期间，王位虚悬由两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称之为共和时代。厉王死后，其子继立，是为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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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xt.asp?file=03/0301/200110110301010002.htm&lmdm=030102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 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年间，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迁都，除了对鬼方的大战，除了最后直接间接和亡国有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所谓盛就是君主英武诸侯归服，所谓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内乱，而诸侯叛离。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牵涉到汤孙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汤的开国功臣伊尹的关系。这有二说。一说太甲无道，“颠覆汤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于桐，过了三年，伊尹见他悔过修德，又迎他复位。一说伊尹于商王仲壬死后，把法当嗣位的太甲放逐于桐，而自即王位；其后七年，太甲自桐潜出，杀伊尹。肇始商朝后期的盘庚是一中兴之主。在他以后，惟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兴。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继位的君主皆生长安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这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追数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话）。他们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国政的烦劳。在商朝末年，一种叔世的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狂饮滥醉的风气普遍了君主、贵族和庶民。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 在叙述商朝灭亡的经过之前，让我们洄溯商朝所继承的历史线索。 商朝所替换的朝代是夏。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没有文字？有没有铜器？其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政治组织与商的异同如何？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大要如下。 夏朝历年约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其国都的迁徙比商朝更为频数。最初的君主禹历都阳城、晋阳、安邑，皆不出今山东的西南角（阳城在翼城西，晋阳在临汾西，安邑在平陆东北）。禹子启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郑、密县间。以后除启孙后相因外患失国远窜外，夏主的迁徙，不出今河南的黄河以南、汝、颍以北。当夏朝为成汤所灭时，都于斟寻阝）。即今河南巩县西南。夏朝最大的事件是与久族有穷氏的斗争。有穷氏以钽（今河南滑县东）为根据地，当启子太康时，攻估了夏都（时在斟寻阝）。以后统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于外，有穷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为傀儡。后相继被窜逐追杀。后来后相的遗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残余势力，乘有穷氏的衰弱，把他灭掉，恢复旧物。有穷氏是在夏境的东北，后来灭夏的成汤则来自东南，其先世亦发祥于东北。夏朝的外患盖常在东方。 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先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继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材大略的君长，曾大启疆宇，以相（在今安阳西十五里）。为东都。可惜他的功业的记录只剩下他的后裔的两句颂诗：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后来商朝亡后，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鲜而历世君临其地，莫不是因为商人原先在那里有些根据？相土以后两三百年间，商人的事迹无考，也许这是他们的中衰时代（传说相土发明以马驾车，又他的后裔王亥——也是成汤的先世——发明以牛驾车）。到了成汤才复把商人带领到历史上，他从商北迁于亳，继灭了北方的若干邻族，然后向夏进攻，夏主桀兵败，被他放逐于南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而死，夏朝于此终结。 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的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种种，本书自宜从略。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后来历史的外表，颇有关系，应当附带叙及。 据说禹所继承的君主是舜，国号虞，舜所继承的是尧，国号唐。当尧舜之世，天下为公，而不是一定一姓所得私有的。尧怎样获得帝位，传说没有照顾到。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的农夫，有一串故事（这里从略）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贤兄，又有一串有利于（例如他在哪里耕种，哪里的农人便互相让界；他在哪里打渔，哪里的渔人便互相让屋；他在哪里造陶器，哪里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帝尧闻得他的圣明，便把他召到朝廷里来，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试他治家的能力；并拿重要的职位去试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称职。尧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让给他。尧的时候有一场普遍于全“中国”的大水灾。禹父鲧，因治水无功，被处死刑，禹继承了他父亲的任务终于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历十三年，在这期间，曾三次走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并且听到新产的儿子在呱呱地哭呢。后来舜照尧的旧例，把帝位推让给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选定了一位益做自己的继承者。但禹死后，百姓不拥戴益，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于是启践登了帝位（一说益和启争位，为启所杀）。旧例一破便不再回复了。这便是尧舜“禅让”的故事。 还有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重要人物，那是黄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创造却似在尧舜之后。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并且成了后来许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黄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并且是许多文化成分的创造者，例如他发明舟、车、罗盘、阵法、占星术和许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嫘祖最初教人养蚕织丝；他的诸臣分别发明文字、算术、历法、甲子和种种乐器。总之，他不独是中国人的共祖，并且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他的功用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单化了。

yjk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19 9:49:23的发言： 哈哈都沒有用耶，我就是愛玩踢爆啊。周人只是商的屬國時跟入主中原之後當然是兩種做法耶，周人伐商的理據是甚麼呢？周人入主中原又怎樣去涵化商人呢？ 對啊，我有矛又有盾耶，不過口徑都是一致的，絕不矛盾耶，矛來啦，盾又來啦，看招吧，呵呵。 你就别再诡辩了。你越诡辩，就越暴露出你不但对商周一无所知，对你自己转过来的文章也理解不了（都是汉语写的，说明你的汉语水平实在太差了）。你转帖中说的“入周以後，周人仍多稱商為『衣』，又或稱為『殷』，『衣』、『殷』名異而實同。『殷』名號的通行大約始於周康王時。”即所谓周用“衣”来称呼商人，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在商亡之后的周代仍那样称呼，而你另一份转帖，其内容与前者完全相反的所谓“周人把商人祖先作為共同的炎黃祖先供奉，是基於政治因素，商朝滅亡之後，商朝遺民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包括軍事方面”，当然也是在周代。如果这还不是自相矛盾，恐怕这世界上就没有矛盾了。 其实，考古学已经证明了直到殷末，周人仍在祭祀商人先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同祖才有可能。 你问我周人伐商的理据？你自己的转帖不是也说得一清二楚吗？看来你的汉语水平太差，我只好摘转如下了。里面不但没有象商周讨伐戎狄蛮夷那样因为商人是异族的内容，而且还明言商周都以上帝为祖先（甲骨文研究表明，商人确实如周所言，祭祀上帝。远古时代的华夏人，是绝不会祭祀异族祖先的），而且“亦惟我后稷之元穀”，后稷为周人直系祖先，跟商人的直系祖先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而且，只提到商末纣王“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棄天之命”，所以“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这不但跟历代阶级斗争相似，而且跟共 产党以国民党腐败、蒋家王朝独裁为名讨伐国民党的做法都很相似。 你还问我，周克商后是如何“涵化商人”，也问的太幼稚了。请你自己想想，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是怎样去感化中华民国的国民的？我提醒你一下：不少原国军将领当上了共产党的高官，周克商后也不例外。哈哈。 「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惟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棄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大命。敬諸！昔在西土，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爾冢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今予惟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遂●集之于上帝，天王其有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弗反側興亂，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9 13:35:56编辑过]

北姑

	呵呵，搞甚麼花招也是沒有用的，北姑就是愛一篤中的。 商人跟夏人及周人不同源的說明，之前已經有轉貼了。 周人入主中原之後，把商人祖先當成是炎黃共同之後拜祭又有甚麼問題呢？ 異族？契丹人及女真人跟宋國爭正統時，不也自稱炎黃子孫嗎？有甚麼問題呢？ 不管如何耍花招也好，都是扭不出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商來自東夷耶。 錢穆被譽為最後一個國學大師，我倒想知道，有誰比他更權威呢？

北姑

	http://www.zhqm.com/fanti/hxwh/6.htm 老子思想的陳楚地域文化淵源 　作者　王 劍 摘要：老子曾為周史官，因而一般認為老子學說出于史官文化和歷代帝王經驗。但筆者認為，老子生于今河南鹿邑，這里春秋時屬陳楚地區，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淀。陳楚文化是一种多元化、复合性的地域文化。老子學說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蘊也是由老子原居地－－陳楚地區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決定的，陳楚地區丰富的巫覡之風和原始崇拜的民間背景，對老子哲學思想和他的“道”的觀念的產生，具有深刻的影響和必然的聯系。因而老子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巫覡文化特色。 關鍵詞：老子思想 陳楚文化 巫覡文化 一 關于老子學說及其道家思想的起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考察諸子各派源流時指出：“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歷紀成敗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王南面之術也。”認為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源于史官和帝王經驗。朱熹也說：“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倍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1）史載老子曾居于周、仕于周，官職為“周守藏室之史”（一說“柱下史”），掌管周朝的圖書文件、四方之書，于是班固等認為老子學說出于史官。但也有一些學者不同意老子及其道家思想出于王家和史官的說法，胡适就說：“諸子之學，較為精湛。王官所守，較為淺薄，并無可出之理。姑不論先秦顯學，自儒道与墨之外，自余皆無附庸，九流之目，乃漢人所追加，并非當時之實在也。”（2）認為簡單地說老子學說出于王官或不出于王官都是片面的。 事實上，老子思想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复雜性。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正是中華主体文化形成和發展的“軸心時代”，与博大而丰富的中華文化一樣，老子思想也是春秋及其更早時代多方文化相融合形成的結果。老子曾作周史官，其思想當然會有周代史官文化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到，老子思想的理論重心、思維方式和風格特征明顯不同于尚禮樂、重人倫、重實際的北方文化傳統，而帶有更濃重的南方文化特色。 范文瀾先生曾經把中國上古文化划分為“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他說，重人事的、現實主義的、黃河流域的“史官文化主要凝合体是儒學”。（但范文瀾說史官文化除儒家學說外，“其次是道家學說”，則不太准确。）他又說，“戰國時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達到成熟期，屈原創《楚辭》作為媒介，在文學上使兩种文化合流。”（3）而我們認為，比屈原時代早得多的老子則在哲學上使北方丰富的政治－軍事經驗跟南方所特有的那种浪漫、优游、柔靜、華美的精神特質結合起來，并得到思辯性的升華。或者說，老子思想是南北文化耦合的產物。 二 我們認為老子思想形成于春秋時期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其基礎和主体則是老子生地－－陳楚地區自古以來深厚的文化積淀。 老子并非周人，其生地為今河南鹿邑，春秋時屬陳國，或言楚國。關于老子的里籍，司馬遷《史記》所記甚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苦，這里讀作h ，苦縣即今河南省鹿邑縣。著名的《史記》三家注分別對苦縣地望和沿革作了訓解。《集解》引《漢書‧地理志》說：“苦縣屬陳國。”《索隱》按：“《地理志》苦縣屬陳國者，誤也。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引《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界。”《集解》与《索隱》一言苦屬陳，一言苦屬楚，其實都有道理。無論屬陳屬楚，實乃一地。楚曾三次滅陳，最后一次在公元前479年，老子約生于公元前571年。陳亡時老子已92歲，但老子以長壽著稱，陳亡后他還活了若干年，所以說他是楚人亦無不可。 厲鄉曲仁里在今鹿邑縣太清鄉太清宮集。厲，這里讀l i。《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1997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區文化局和鹿邑縣政府成立聯合考古隊，對鹿邑太清宮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并取得重大收獲。考古發現大面積商、周或更早時期的墓藏及千余件遺物，墓藏及祭祀器皿有明顯的東夷文化特點；揭露出唐、宋、金、元等時期太清宮后宮基址，其中宋代后宮建筑面積1.4万余平方米，規模宏大，布局嚴整，确如史書所載太清宮“如帝者居”；現存宮前和此次出土的唐、宋及金代碑刻詳盡地記載了當時太清宮的地產方位、面積及歷代祭祀老子的情形；据史書所載唐代高宗，宋代真宗、徽宗皇帝曾親臨鹿邑祭祀老子，這在太清宮碑刻中都有所印証。考古發掘足以确認鹿邑太清宮為老子故里。 老子故里所在的陳地位于以今河南淮陽為中心的豫東一帶，地跨黃河、淮河兩大流域，春秋時期，這里正是多方文化交匯的中心地帶。一般認為，中華文化由三大主体文化融會而成，這三大主体文化分別是以黃帝、炎帝為代表的華夏文化，以太昊、少昊為代表的東夷文化和以女媧、伏羲為代表的楚文化。陳地正處于三大主体文化相交流、融會的區域，它的西面毗鄰夏、周的起源地，夏、周是在進入中原后才真正發展壯大起來的；它的東面是夷人的發祥地，夷人進入中原，建立了殷商王朝；楚文化濫觴于中原，承受了多方文化的滋養后，南遷江漢，与苗蠻文化融合，并發展壯大、孕育成熟之后，又挺進中原，駐足陳地，加入民族大混血、文化大融合的洪流之中。 特殊的地理區域，使得陳地文化兼具南北之長，在多方文化的交流、融會中形成了獨具特質的地域文化，我們名之為陳楚文化。 三 陳楚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其原生土著文化為太昊氏為代表的東夷文化。《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陳，太昊之虛。”今淮陽有太昊陵墓。周初陳地融入華夏文化因子，西周分封諸侯，武王封舜后媯滿于此，建立陳國，陳為周首封十大諸侯國之一。 周代的諸侯分封實際上是一种文化分封。《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這种對“先圣王”后裔的分封，与將周公旦、召公等分封于魯、燕有實質性的不同。宗周姬姓親戚和功臣在受封地必須按照周天子的禮樂文化規范進行統治，而這些先圣后裔，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祖先以來的部族文化体系來進行祭祀及文化活動。他們在周國的文化圈內另辟一塊小天地，繼續保持著其先人的文化体系（主要是祭祀禮樂）“以奉先祀”。這种國中之國的文化，相對于占統治地位的宗周大文化，就是一個“文化島”。而陳地就屬于這樣的“文化島”之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陳地在商代即為虞舜的后代世居之地，周朝建立后，因虞舜的后代閼父（或作遏父）投靠于周，任陶正之官，周武王將長女大姬嫁与閼父之子胡公媯滿，封媯滿于陳，以奉舜帝之祀。 陳國積弱，政治上常依附于周圍強國，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陳多次受其南方近鄰楚國的侵扰和征服，最后為楚所滅。陳与楚非但政治上關系密切，而且在文化淵源上也有十分相近的關系。陳地是以太昊氏為首領的東夷部族的世居之地，這里与楚族的孕育和楚文化的形成与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淵源關系。 從原始崇拜和神話學的角度上看，作為東夷部族的神祗和始祖的太昊，應是太陽神。“昊”，從“日”從“天”，表示太陽經天而行的意思，義即光明。太昊在古籍中又作“太皓”或“太�菓極簿　泄餉髦匆濉！蹲蟠薄夜倍　匆荒輟吩靨標晃胺縲眨布墜俏鬧小胺紜奔礎胺鎩保病安反侵卸嘟璺鎰治胺繾幀薄７鏤疤毖裟瘢病吨芤住地浴罰骸襖胛幫簟！崩耄不鷚玻蔡毖粢病ｏ簦材朔　腦承汀！痘茨獻印鄙裱怠罰骸叭罩杏? 鳥。” 鳥即是鳳。東夷族以鳥為圖騰，即是崇拜太陽的部族。 楚族先祖是顓頊高陽氏，屈原《离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楚王族最早是從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遷徙到南方江漢一帶的。屈原《湘君》和《湘夫人》中的神游路線是自洞庭湖而北上，《九歌》中所娛之神有河伯等北方諸神，也表証楚王室非楚地土著而源出中原。 楚族的祖居之地在今河南濮陽。《左傳‧昭公十七年》：“衛，顓頊之虛也。故曰帝丘。”杜預注：“衛，今濮陽縣。昔顓頊氏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顓頊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此地正處于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的交界地。在這里，楚族是一個弱小民族，為求生存，或依附于華夏集團，或依附于東夷集團。而事實上，楚族文化与東夷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顓頊高陽氏或太昊氏@樣，即使從名號上也可以看出，都是日神，都屬于東夷日神崇拜的神話系統。 《左傳》不僅說陳為“太昊之虛”，而且還明确說：“陳，顓頊之族也。”《孟子》：“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所以從陳与楚在祖源上看，本為東夷一系，關系极為密切。 夏王朝時，楚族祝融臣服于夏，《國語‧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韋昭注：“融，祝融也。楚族南遷，崇，崇山也。”崇山即今之嵩山。夏亡后，楚族迫于商的威懾，南遷到江漢流域，与三苗之民相結合，這就是古代文獻中所稱的“荊楚”、“楚蠻”。楚族南遷后，与南方土著居民苗、黎等民族融合、同化。這樣，它承受商文化的恩惠、周文化的浸潤，集中交融三代文化的精華，南遷后又吸收苗蠻文化的營養，從而滋長為具有鮮明特色和強大生命力的楚文化，并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活水源頭。 春秋中晚期，楚國逐漸強大，國勢已堪与中原諸大國相抗衡，便急劇北上，向中原擴張，勢力達到陳地。在這里，陳地文化和楚文化固有的東夷文化因子，為兩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基礎。 作為一個生于陳地的哲學家、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形成自然得益于陳地多元化、复合性的文化滋養。因而，《老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意蘊也是由老子原居地－－陳楚地區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決定的。 四 夷族崇巫，所以楚、陳等受東夷文化影響的地區也巫風极盛。從古籍所載看，楚人是十分崇信鬼神的。如《呂氏春秋‧异寶篇》說：“楚人信鬼。”《漢書‧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楚地巫覡活躍，凡事皆由巫覡祈禱鬼神，《國語‧楚語下》：“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听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陳地巫風在《詩經‧陳風》也有充分的反映，《陳風》中最著名的一首詩《宛丘》所描繪的即是一個典型的祭祀歌舞場景。《漢書‧地理志》：“陳風好巫”，“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也。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 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鄭玄《詩譜》稱：“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說陳地好巫源于武王之女、胡公之妻大姬，其實未必。陳地巫風主要的還是其原生土著文化的影響。 陳楚地區丰富的巫覡之風和原始崇拜的民間背景，對老子哲學思想和他的“道”的觀念的產生，無疑具有深刻的影響和必然的聯系。 聞一多先生早就談到過道家的原始崇拜和“巫教”的文化背景： 我常疑心這哲學或玄學的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具体點講，一种巫教。（4） 西方哲學家說，任何神話中的諸神都不過是客觀的或實大地直觀到的哲學理論。馬克思也曾指出，哲學原是形成于自然宗教之中，他說： 哲學最初在意識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從而一方面它消滅宗教本身，另一方面從它的積极內容說來，它自己還只在這個理想化的、化為思想的宗教領域內活動。（5） 我們說《老子》是一部“哲學詩”，不僅僅是說這部書節奏整齊、音韻和諧。在《老子》一書中，有許多比喻形象，如以“谷神”、“玄 ”等喻“道”。但對此并不能僅從純粹修辭意義上的比喻去認識，它是一种意象思維或者說是詩性思維，有著原始神話性思維的特質。人類早期的思維形式總是形象化的，感性的。維柯《新科學》中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在世界各民族從野蠻到文明的進程中發現了原始神話的价值，認為神話思維方式是人類思維發展的一個必經的初期階段。并認為這种“詩的形而上學”、“詩的智慧”是人類通過感覺和想象能力所達到的認知水平，它雖然同哲學、科學的抽象理智水平有別，卻又是它們的基礎和來源。 老子“道”的概念的形成即是脫胎于神話觀念。《老子》言“道”為化生万物的幽渺的門戶：“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章）；“谷神不死，是謂玄 。玄 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玄 ”即是幽深玄秘而又無邊無涯的女性陰器。在《老子》中，不僅女性生殖崇拜与道的生成的直接的聯系，而且老子還提出“食母”、“守雌”、“好靜”、“善下”、“ 常以靜胜牡”等母性原則作他的人生觀和方法論。因而，老子的“道”最初是建立在對女性生殖力的認識之上，然后將這种女性生殖作用擴而充之，用以觀察整個宇宙創生過程，以此上升到哲學高度。女性生殖是作為一种原型意象貫穿于老子哲學中的。 老子生活的陳楚地區留有丰富的原始生殖崇拜和創世母神崇拜的遺跡（6），這對老子“道”的觀念的產生和他的哲學思想的形成，無疑具有深刻的影響和必然的聯系。 再者，《老子》第二十五章說： 有物混成，……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在這里，老子又將“道”名之為“大”。這個“大”，同于“太一”。《庄子和《呂氏春秋》中則將“道”名之為“大一” 。 《庄子‧天下篇》說：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与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呂氏春秋‧大樂篇》說： 万物之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 下文語句則近于《老子》： 道也者，視之不見，听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則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 有的學者据此以為《老子》第二十五章有脫落，應校補為“吾強為之名曰大（一）”。 “太一”是楚人尊奉“東皇太一”，《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是從太陽神升格而來的天神、帝星、上帝。這又和陳地人尊奉的“昊天上帝”—“太昊”相同。涂又光先生認為：“這個太一，是從楚人崇奉的太一脫胎而來的。楚人崇奉的太一，即《九歌》所謂‘東皇太一’，是全天的神。老子所做的工作，是把太一抽象化、理念化，把它當作宇宙的本体了。” （7） 老子處于神話思維向理論思維、原始思維向哲學抽象思維的過渡階段的獨特地位，他的關于“道”的觀念是從神話思維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來的，是把巫覡的宇宙觀抽象化、邏輯化的結果。老子從陳楚地區丰厚的地域文化中汲取材料，在陳楚地區原始宗教神話和巫覡觀念基礎上建立起他的思辨性概念、范疇体系，因而，其學說始終還粘附著或依托在巫學核心的“神話意象”和陳楚地區的民俗觀念之上，帶有鮮明的陳楚文化特色。這也是老子學說不同于以北方“史官文化”為淵源和核心的儒家學說的原因。 參考文獻： 1．《朱子文集‧卷三‧答汪尚書》 2．胡适：《九流不出于王官辨》，《胡适文存》，亞東圖書館，1930年，第二冊 3．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1、288頁。 4．聞一多：《神話与詩‧道教的精神》，古籍出版社，1954年，第143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卷，第26頁 6．參閱拙作《陳楚文化》第二章，遼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論文《老子与創世母神崇拜》，載《周口師專學報》1994年第3期 7．見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頁。 作者簡介：王劍 男，1964年生，河南淮陽人，周口師專中文系副教授，從事傳統文化及寫作理論研究。

北姑

	老子故里所在的陳地位于以今河南淮陽為中心的豫東一帶，地跨黃河、淮河兩大流域，春秋時期，這里正是多方文化交匯的中心地帶。一般認為，中華文化由三大主体文化融會而成，這三大主体文化分別是以黃帝、炎帝為代表的華夏文化，以太昊、少昊為代表的東夷文化和以女媧、伏羲為代表的楚文化。陳地正處于三大主体文化相交流、融會的區域，它的西面毗鄰夏、周的起源地，夏、周是在進入中原后才真正發展壯大起來的；它的東面是夷人的發祥地，夷人進入中原，建立了殷商王朝；楚文化濫觴于中原，承受了多方文化的滋養后，南遷江漢，与苗蠻文化融合，并發展壯大、孕育成熟之后，又挺進中原，駐足陳地，加入民族大混血、文化大融合的洪流之中。 ======================== 周代的諸侯分封實際上是一种文化分封。《史記‧周本紀》載，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這种對“先圣王”后裔的分封，与將周公旦、召公等分封于魯、燕有實質性的不同。宗周姬姓親戚和功臣在受封地必須按照周天子的禮樂文化規范進行統治，而這些先圣后裔，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祖先以來的部族文化体系來進行祭祀及文化活動。他們在周國的文化圈內另辟一塊小天地，繼續保持著其先人的文化体系（主要是祭祀禮樂）“以奉先祀”。這种國中之國的文化，相對于占統治地位的宗周大文化，就是一個“文化島”。而陳地就屬于這樣的“文化島”之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陳地在商代即為虞舜的后代世居之地，周朝建立后，因虞舜的后代閼父（或作遏父）投靠于周，任陶正之官，周武王將長女大姬嫁与閼父之子胡公媯滿，封媯滿于陳，以奉舜帝之祀。 ===================== 從原始崇拜和神話學的角度上看，作為東夷部族的神祗和始祖的太昊，應是太陽神。“昊”，從“日”從“天”，表示太陽經天而行的意思，義即光明。太昊在古籍中又作“太皓”或“太�菓極簿　泄餉髦匆濉！蹲蟠薄夜倍　匆荒輟吩靨標晃胺縲眨布墜俏鬧小胺紜奔礎胺鎩保病安反侵卸嘟璺鎰治胺繾幀薄７鏤疤毖裟瘢病吨芤住地浴罰骸襖胛幫簟！崩耄不鷚玻蔡毖粢病ｏ簦材朔　腦承汀！痘茨獻印鄙裱怠罰骸叭罩杏? 鳥。” 鳥即是鳳。東夷族以鳥為圖騰，即是崇拜太陽的部族。 楚族先祖是顓頊高陽氏，屈原《离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顓頊高陽。”楚王族最早是從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遷徙到南方江漢一帶的。屈原《湘君》和《湘夫人》中的神游路線是自洞庭湖而北上，《九歌》中所娛之神有河伯等北方諸神，也表証楚王室非楚地土著而源出中原。 楚族的祖居之地在今河南濮陽。《左傳‧昭公十七年》：“衛，顓頊之虛也。故曰帝丘。”杜預注：“衛，今濮陽縣。昔顓頊氏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顓頊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此地正處于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的交界地。在這里，楚族是一個弱小民族，為求生存，或依附于華夏集團，或依附于東夷集團。而事實上，楚族文化与東夷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顓頊高陽氏或太昊氏@樣，即使從名號上也可以看出，都是日神，都屬于東夷日神崇拜的神話系統。 《左傳》不僅說陳為“太昊之虛”，而且還明确說：“陳，顓頊之族也。”《孟子》：“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所以從陳与楚在祖源上看，本為東夷一系，關系极為密切。 夏王朝時，楚族祝融臣服于夏，《國語‧周語》：“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韋昭注：“融，祝融也。楚族南遷，崇，崇山也。”崇山即今之嵩山。夏亡后，楚族迫于商的威懾，南遷到江漢流域，与三苗之民相結合，這就是古代文獻中所稱的“荊楚”、“楚蠻”。 ==================== 呵呵，無需用goggle的好手氣，也可以隨手撿到個，太多了。

yjk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5-4-19 14:22:08的发言： 呵呵，搞甚麼花招也是沒有用的，北姑就是愛一篤中的。 商人跟夏人及周人不同源的說明，之前已經有轉貼了。 周人入主中原之後，把商人祖先當成是炎黃共同之後拜祭又有甚麼問題呢？ 異族？契丹人及女真人跟宋國爭正統時，不也自稱炎黃子孫嗎？有甚麼問題呢？ 不管如何耍花招也好，都是扭不出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商來自東夷耶。 錢穆被譽為最後一個國學大師，我倒想知道，有誰比他更權威呢？ 转些暴露出你不但对商周一无所知，还暴露出你的汉语水平太低、连内容都理解不了的文章，才是耍花招呢。 我不是说了吗？周人在克商之前，就认为和商人有共同祖先了。你的转帖不也证明了这点？ 你那些转帖是对“商人跟夏人及周人不同源的說明”？再次请问你： 1，提供了商人原本居住在东夷的证据吗？ 2，提供了东夷到底有哪些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生活习惯的证据，商人的生活习惯传统又跟这些东夷的东西相同而不是跟华夏民族相同的证据了吗？ 2，提供了东夷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证据，商人本是使用这种东夷语的证据吗？ 3，提供了甲骨文不是商人的固有语言而是被华夏人同化后所使用的语言证据吗？ 4，提供了中原有文明程度高过商人，人数多过商人的华夏人，以至于原本是东夷而不是华夏人的商人被华夏化了的证据吗？ 5，周人并非是在“入主中原”后，才把商人说成是和自己同祖的，这点，考古学已经证明了这点，你的转帖也证明了这点，你还诡辩什么呢？再说，既然你的转帖中有“周人把商人祖先作為共同的炎黃祖先供奉，是基於政治因素，商朝滅亡之後，商朝遺民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包括軍事方面”的说法，那么为何又会出现完全相反的说法，即“入周以後，周人仍多稱商為『衣』，又或稱為『殷』，『衣』、『殷』名異而實同。『殷』名號的通行大約始於周康王時。”即所谓周用“衣”来称呼商人，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在商亡之后的周代仍那样称呼？这不是说明你那些转帖无非只是一些推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推论，而不是统一结论吗？ 6，有契丹、女真跟汉人语言不同、文化习惯都不同，他们的原居住地也不是中原，汉人不但把他们看成异族，还认为是禽类的大量同时代的资料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契丹、女真跟汉人不是同一民族。但商周的关系是这样吗？不是的吧？考古学也好，语言学也好，文献也罢（包括你提供的部分资料），都证明商周关系是密切到了难以区分彼此的同族亲戚关系。 7，你老说大多数学者如何如何，可不顾我的再三请求，至今你都没有提供我所指出的用于判断民族基本属性的几点基本证据，你这不是蛮不讲理，又是什么？ 8，你还老拿钱穆的话来作证据，且不说你没有提供他那样说的根据，你连“国学”跟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区别都搞不清楚，你还想说什么呢？再说，钱穆本人并非是考古学家亦非民族学家，更非语言学家，其言也非句句是真理，怎么能因为他是“国学大师”，就不管其言是否有确凿证据为根据，就信以为真呢？而用“谁能比他更权威”来当作反驳的依据，除了说明你只会耍赖，什么也不能说明。 9，你想清楚了“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是怎样去感化中华民国的国民的？”的吗？我曾提醒过你一下：不少原国军将领当上了共产党的高官，周克商后也不例外。哈哈。

爱僚

	Y 网友,你一在地说北姑无知,但至少人家给出拉很多引文,正确以否另说,但你呢,你提供了什么证据?是否你认为你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提供证据? 在你给出的极少数的所谓证据中也不著名出处,也让人无法知道其真伪,.还有你的证据大多是古籍的记载,不是严谨的研究成果,那些东西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很多已经是公认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比如用黄帝世系来说明商代之前的历史就是笑话,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北姑

	1. 不是已經提供了嗎？商人來自東夷集團，只是你沒有提供你的證據而已。再者，不明你的東夷所指耶。 2., 2. & 3. 東夷跟百越一樣，都只是一個集團，其中也許有差異，不過也有共同點。 東夷也是華夏源頭之一，甚麼跟華夏民族不同呢？不同者，是中原的炎黃集團耶。 甲骨文是商人使用的文字，後來演變，周人創了金文。至於甲骨文是商人固有又還是後來才創造的，就不知道了。 4. 華夏文化是融匯交合而成的，中原有炎黃集團的文化，商人有東夷文化，兩者融合成新的中原文化，而王鐘翰在文章之中也指出，商人文化商於來自西方的周人耶。 入主中原，一定只可以學習中原文化的嗎？把本身的帶入中原融合就不可以乎？ 5. 周只是商的一個屬國，周人伐商，找一個理由，周人得天下，又找另一個理想去涵化商人耶。 轉貼的是推論也好，結論也好，總之我就是認同，而不是只是虛無的去否認耶。 6. 南北朝時，南方士族也把北朝人看成是非我漢類呢，即使北方有大量漢人。 在外國，有些是承辦契丹是中國呢，即 Cathay，而中國歷史，也承認遼金是中國內部的政權耶，你要否認嗎？ 7. 我不敢說我的是證據，就說是論點的支持吧，你又拿過甚麼出來呢？不要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耶。 8. 因為你根本只是在吹水，甚麼更權威的只是你老作出來的。錢穆已經算是保守的舊派了，很多觀點我都覺得已經過時，不過難得的是他的大中原愛國思想不是頑固的耶。 9. 對啊，周人在人口上沒有優勢，所以分封的諸侯王族不可能全數都是周人，故要重視商人耶，有甚麼問題呢？秦王族源出東夷不也稱霸西戎嗎？

yjk

	以下是引用爱僚在2005-4-19 15:17:26的发言： Y 网友,你一在地说北姑无知,但至少人家给出拉很多引文,正确以否另说,但你呢,你提供了什么证据?是否你认为你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提供证据? 在你给出的极少数的所谓证据中也不著名出处,也让人无法知道其真伪,.还有你的证据大多是古籍的记载,不是严谨的研究成果,那些东西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很多已经是公认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比如用黄帝世系来说明商代之前的历史就是笑话,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你也是看不懂汉文，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北姑除了转贴一些没有关系的文章外，哪里给出了商人不是华夏而是东夷的证据？连先商时期，商人是不是居住在东夷的证据都没有提供，更别说提供商人讲东夷语而不是华夏语的证据了。 我没有提供证据？甲骨文难道不是商人为华夏人的证据？早商时期商人就在河南的考古证据难道不是证据？甲骨文中的“中商”，讨伐夷狄的记载难道不是证据？ 请问，北姑那么多的转帖中有哪些推翻了上述证据的？ 如果说“用黄帝世系来说明商代之前的历史就是笑话,是没有学术价值的”，那么说商人在商代以前是东夷而不是华夏人的说法不更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了？而且还是距离先商时代已经有四五千年之后的现代人的凭空杜撰呢。其实，既然古籍中有商人祖先为黄帝的记载，如果不拿出推翻这个记载的考古学证据就说那记载是笑话，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只能说明说这话人的肤浅和无知啊。

北姑

	http://zhjyx.hfjy.net.cn/Resource/Book/Edu/JXCKS/TS011035/0007_ts011035.htm 第三节 商以前的国家与部落 千峰竞秀，各种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刺戟及影响，相激相荡，部族间的冲突与竞争，创造了条件与需要，使社群的凝聚超越村落、社区的范围，也超越亲缘团体的范围。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有尧舜禹的禅让，尧舜都只是及身而止，没有开创朝代，似乎到了禹的手上，权力才制度化，权力的转移才制度化，于是有了“三代”之首的夏代。大禹开创的夏，有许多考古学家以为就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将过渡到铜器时代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主要在豫西伊洛颖汝四河流域为中心，但边缘所及，西到陕东，南到鄂东江干，东到皖西，范围相当大，也颇符传说中夏代的疆域。其碳十四测定的时代，是西元前2080—1620年，也切合传说中夏代，西元前二十一至十七世纪的年代。过去有人以二里头型为早商文化，最近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文化曾经过急遵改变，最后呈现商文化的特征。是以，目前有人以为二里头文化晚期，正是夏商递嬗之际，而中期以前应当是夏文化（徐旭生，1959；邹衡，1980：103—104，131—138；关于碳十四的年代，佟柱臣，1975）。 二里头文化在偃师的遗址第三期（西元前1590—1300年）出土一个大型宫殿基址（图4）。殿堂是一座30.4×11.4平方公尺的大建筑，坐落在方形夯土基址上，夯土台高出地面0.8公尺。夯土土方达二万立方公尺之巨，须十万工日始能完工，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木结构，成列的柱洞有石础为底。屋顶大约是草顶。堂前大庭，面积约五六千 图4二里头 平方公尺，足可容纳万人。宫殿四周有一组廊庑建筑。宫殿正门在庭内，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整个宫殿，当年必定气象壮伟，象征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足以动员十余万工，来建筑这个大型建筑。至于一般平民，大约居住在半地下室草顶的浅窖穴中（二里头工作队，1974；洛阳发掘队，1965；佟柱臣，1975：29）。青铜器中的工具，形体较小，如凿，多仿自石器、骨器。青铜兵器则有大型的锁与戈，及小型的箭镞，也多仿自石器。礼器仅见尊，仿自陶器，有陶范、石范及铜炼渣出土，分别出土于二里头及东下冯遗址。陶器上往往出现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如羌）根本就与甲骨文的文字相似了（洛阳发掘队，1965；邹衡， 1980：135—144）。有大型宫殿，足见二里头已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动员相当的人力；其体制之差别，也足以说明政治权力的尊崇。有文字，似可指明二里头文化已踏进用符号交通的领域。铜器出现了，但仍以仿制石器陶器为主，可见其原始性。这些条件，的确符合国家初起、文明肇始的情况。 有了国家，并不意味中国已经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之下，甚至也还不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夏的控制范围不大，大约只在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当是分别由各地的部族自己控制。史籍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古代部族系统的零碎资料。近代学者，各自整理了一套分类法，区分古代的部族为若干大系统或大集团。例如蒙文通以为古代有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大系统；徐旭生以为有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及南方的苗蛮三个集团；而傅斯年以为东夷与西夏两大集团的互为消长，实是古史上一大关键。蒙徐二位前辈在区分部族所属时，意见颇有异同，但其着眼均在古史的资料，而未曾十分注意考古资料。傅氏的学说，在五十年前，以为仰韶与龙山为对立的两个文化时，能熔铸文献与考古资料于一，颇具有说服力（蒙文通，1933；徐旭生，1960；傅斯年，1935）。 最近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颇有人类骨骸出土。根据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体质差异，中国境内大致有下列数种族群分布：西元前四五千年，在渭河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具有中高颅，中等面高和面宽，眶形偏低，鼻较宽，中等身高。这一群人大概与华夏集团的族群有密切关系。鲁南苏北，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高颅，面较高，较阔，身材也较高，并且伴有头部人工变形及拔牙的风俗。这群人可命名为“大汶口人”，当与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稍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人则与这两族群有相当接近的关系。在华南地区，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长头、低面、鼻骨宽平的特征。这个族群大约代表了长江下游种族，而与中原的古代族群不同。更往南去，闽广以及广西桂林的新石器文化，其时代已比较中原为晚。南方地区的新石器居民，长颅、低面，大概与河姆渡人的关系较近，而和北方种族不同，当是古代的苗蛮集团。以全体而说，这些人群都是蒙古人种的地方化，很少其他人种的成分（潘其凤等，1980）。 用今日的考古资料，及文献中的记载，配合在一起，二分或三分将都还不足以说明古代部族的系统。以中原的一支来说，华夏集团（或西方的夏，或河洛族），自然是重要的成分。但是如何划分陕西龙山、河南龙山，以及河北一山西的所谓光社文化的人群？又如祝融族，是中国古代的著名部族集团，其大部分开始在河南出现，居地为以后日卫和郑为中心的黄河左近，只有一个芈姓大约已在江汉之间。在商代，祝融集团才渐为商人剪灭而余种被逼南移，始居江汉之间（李宗侗，1954：Vol.I，16—25）。 如以地望来联系考古资料与古代部族，最切合的是东夷一系与大汶口至山东龙山之间的关系。这一个考古学上东方系统的古代文化，占住了山东半岛，向西可进入豫东，向北跨渤海而入辽东，向南进入皖苏的北部。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追叙祖先的来历，指出在东方的平原上原有一大批自认少皡后裔的部族。他们以鸟为图腾，是中国的旧族。傅斯年肯定这批部族是东夷，并且认为殷商也由东夷所建（傅斯年，1935）。最近邹衡考查先商文化的由来，指出殷商的老家当在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区，亦即太行山东麓，黄河以北与以西的地区，至于黄河以南，目前只有郑州南关外一处遗址而已（邹衡，1980：117，139）。这一地区与东夷风姓集团相邻，当可能使殷商与东夷发生很接近的关系，以致傅斯年可有殷商为东夷一分子的学说。但是殷商与东夷也不是完全密合无间的，纣伐东夷而没其身，是则殷商自居东夷之外。甲骨卜辞中征人方是常见的记载。则东夷（人方）一直在殷商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之外。 先商文化的地区，在二里头文化范围之外，则商在未代夏以前，是一个与夏共存而平行发展的政治势力。夏为河南龙山文化的直接后裔，商是河北龙山的上层，而后来商的势力代夏为中原主人。这个情势既符合两代文化圈并峙，又符合两个朝代递擅代兴的说法。张光直主张夏商周三代相承，三国并存的看法实有其启发性的意义，而先殷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未必是直线的相承。据邹衡最近的研究，先商文化可能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衍生物（张光直，1978；邹衡，1980：139，157—159，257—273）。当然，殷商在发展过程中，无疑撷取了东邻东海岸史前文化的若干因素，而构成其文化的重要特色（张光直，1976：151—169；Kwang-chih Chang，1980：344—348）。由河南龙山往西去，即是陕西龙山文化，直接碰上了本书的主题——西周的起源。下文将再申论。 大溪一屈家岭一系的文化，在地望上应可与前述祝融集团大致相当。但是祝融集团既然原在河南，则江汉之间的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即须别有归属。徐旭生所划分三集团中的苗蛮集团差可当之。三苗的原居地，据《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彭蠢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他以为衡山并不是今天的南岳，而是荆州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三苗的居地即在今日湖北以及其南在洞庭鄱阳西湖之间的地区（徐旭生，1960： 57—59）。以大溪——屈家岭一系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说，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大部分可以相合，只是又嫌稍偏靠东些，几乎落在前文所述屈家岭与东方（山东）及东南（马家洪一良诸）两个文化发生交流的区域了。古代云梦大泽周延广阔，远超过今日洞庭湖的范围。彭蠡可能在江北，也不一定是今日的鄱阳湖（王玉哲，1950）。所谓左彭蠡右洞庭之说，只意味着三苗是湖泊地区的居民。后来在夏殷二代，原居河南的祝融南下，可能将三苗排挤出去了，也可能成为当地的统治群。 江南地区，是古代百越的居地。越族进入中国的历史舞台甚晚，到战国时代，始见越人参加中国的各种活动。在考古学上，太湖钱塘江地区有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一系列的新石器文化，而接续又有遍及皖赣浙闽的印纹硬陶文化，与中原传来的商周青铜文化共存（苏秉琦，1978），这个现象正足说明江南有一个相当具活力的当地文化，能烧制火候很高的硬陶和带釉陶，但是却也不得不接受北方的文明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 由以上考古学资料与历史上所说古代部族的分布相配合，中国在夏商时代，显然是一个多元的小世界，其中每一个地方文化，都代表古代的一个族群。在河南龙山的基础上，夏人建立了在中原的优势地位。夏代似是中国第一个超过村落界限的国家，能够动员成万的劳力建筑二里头那样的宫殿（或宗庙），但是夏代可能只是若干部族中较强大的一个。“夏后”的称号，禹会万国的传说，禹死后启益相争的故事，以及启益的治权依靠百姓自动找他统治和沤歌，都说明了夏初的政权还未必能称为强固的国家。 商代在取代夏之前的所谓先商文化的时候，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稍逊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例如在建筑遗迹方面说，二里头文化有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而先商文化漳河型中，至今还没有夯土建筑出土。以青铜来说，二里头有相当大的锁、戈及礼器（鼎），而先商文化还只有较小型的小刀及箭镞。石器农具方面，二里头文化有梯形及矩形的石刀，是收割的工具，还有较大作牛角状的石镰。相对的，先商文化的石镰很小，矩刀罕见，也没有梯形石刀。在陶器方面，器物形制花纹各有特色及特有的器皿。先商多鬲，夏器多壶；先商多楔形点纹，夏器则各种印纹均常见。夏文化中有白陶、硬陶及原始瓷片，均为先商文化所不见。以文字说，二里头文化陶器上有各种形式的刻划符号，其中若干已符合后世卜辞文字的笔划；先商陶器上也发现类似符号。二者大约均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有关（邹衡，1980：140—144）。

北姑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HundredName/DL/DL-20031210141908 关于“黄”字： “黄”的普通意义是指黄色。《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从田，古文炎声。”但从黄字的古字形看却非如此。它的字形和本义，考古学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金文丛考·释黄》中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黄字的初文(最原始的本字)，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环状物，当系佩之体，即双珩之所合成，也就是璧，上面是用来缠系玉佩的佩衿，古代称“复”，上面的一横是玉衡，下面是二系垂。中间的璧，古代又叫“璜”。从字形上看，黄字像上古先民们身上经常佩饰的玉佩，它就是“璜”字的初文。可见，“黄”的最原始意思是指佩玉，在商、周青铜器文中，凡言赏赐佩玉，均用“黄”字，如《王臣毁名》有“锡女朱黄、玄衣”，《郢毁铭》有“命女赤市、朱黄、玄衣”，《三年颂鼎铭》有“锡女玄衣、赤市、朱黄”的句子。这些黄字，都是指佩玉。 从字形上看，代表佩玉的“黄”字与黄颜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黄字所以成为“黄色”这个词语的代表符号，又成为黄姓宗族的血缘标志，从文字学“六书”中的所谓假借可以找到答案。古人造字，最早的大多为象形文字，但光有象形，远远不够用，因为有许多概念仅用形象图案无法表达出来，所以又有会意、形声、假借等。比如颜色，并无形状，象形文字就无法绘形，这就要靠假借， “黄”字之于黄族黄姓就是这样。 黄姓起源： 黄姓与本族远古先民对天然黄色的感悟有关。古人就以青、黄、赤、白、黑五色作为主要的颜色，并配上方位：青一东，黄一中，赤一南，白一西，黑一北。黄色的方位，正好在东南西北四向的中央。古老的中原大地，遍地皆黄，还有奔腾千里的黄河。 黄姓的古代先民，是一个崇拜黄色事物的氏族，故自称黄人黄族。他们先有了黄色的概念、词汇，但却没有表示这一概念的文字；而喜爱黄色事物的这个“黄族”氏族，恰好他们又喜爱佩玉，于是，他们就以能反映本氏族特征的佩玉的图形符号来代表他们的氏族，这样，原来是表示佩玉的“黄”字，被借来表示黄色，成为黄色的符号，也成为表示黄人的标志。文字随着历史的演变，黄字的本义早已成为了历史，后人常用的却是它的假借义。 以下具体介绍几种黄姓的来源： 一、来源于少昊氏，在远古蒙昧洪荒时代的中国东部地区，有许多以鸟为图腾的原始人群，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典籍称之为东夷。其中有9支氏族最为强盛，组成为部落联盟集团，史书称其为九夷。据《古本竹书纪年》，这九夷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其中的黄夷氏族，就是黄姓的最古老的族源。 黄夷是因为崇拜黄鸟而得此名。其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远古时代，在燕山南面的古幽州一带，栖息着各种鸟类，其中有一种后人称为黄鹂、黄莺的黄鸟。这种黄鸟，不仅小巧精灵，色泽艳丽，而且叫声清脆，婉转悦耳。《诗·周南·葛覃》的第一节这样描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对于长期采集、狩猎在山林中的原始先民们来说，这小巧活泼的小黄鸟，它们成群地在空中林间飞腾、跳跃、呜叫，给先民们带来天籁般的谐趣和原始愉悦。他们对黄鸟的喜爱之情，转而变为尊敬，后来发展至顶礼膜拜，就把它当作自己氏族的守护神和标志，因而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这个氏族就叫做黄鸟族、黄氏族，简称为黄夷、黄族、黄人，成为东夷族鸟夷的一支。 黄氏族人所居之地，地名多带黄字。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古代叫黄水，后来才改为“潢水”。《热河志》卷七十一潢河：“《新唐书》始作潢字，辽金史因之。《清一统志》原本谓别于西黄河，故曰潢。”后来，黄人由内蒙东部向东南方向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之一的黄夷。今山东黄县东南有古黄城，掖县南有黄山，兴博县有黄山，黄阜、济南西南60里也有黄山。这一带就是远古黄夷栖息活动的地区。 在东夷集团中，黄人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成为东夷集团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因而被推尊为部落联盟首领。在野蛮时代中期，东夷部族集团由凤夷氏族的少昊金天氏为部落联盟大首领时，黄夷就与风夷结成了婚姻氏族，后来又加入了少昊部落。当时，东夷集团都普遍崇拜鸟。由于东夷集团大首领少昊氏族的图腾是凤，因此凤便成为百鸟之王，成为了神鸟。凤鸟中有一种雌性的鸟，叫做皇(后来写作凰)。这种鸟与黄鸟一样，通身都鲜艳亮丽的黄色羽毛，而且这两种鸟名的读音完全相同。皇鸟是凤鸟的配偶，恰巧黄夷又是凤夷的婚姻氏族。这些相同、相似、相通之处，黄人便自然地用凰鸟来取代原来作为氏族图腾的普通小黄莺，崇拜的对象改成了凰鸟。这样，黄鸟变成了皇(凰)鸟，黄夷的图腾由黄鹂鸟变为金凤凰。 当历史进入到野蛮时代中期，大约是炎黄之世时，东方黄夷部落部分成员陆续内迁到了华北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尽是一片黄色：黄色的平原，黄色的山峦，还有横穿北部中国的黄色的大河，人们便崇拜起大地和大河并把这条河叫做黄河。 由于黄人内迁中原，用原本是黄鹂鸟的颜色“黄”字来指称大地的颜色，所以才有了《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的释义。 黄人加入东夷集团后，与少昊氏结成了婚姻氏族的关系。后来，少昊氏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少昊就成为东夷部落集团的大首领，这样，黄夷降而为少昊部落的附属氏族，它与少昊凤鸟族的关系也由婚姻氏族变为父子氏族。因此，黄夷便以少昊为本族始祖。《宋学士集》说：少昊世代为水官之长，颛顼时他被封于汾川，后世尊其为汾水之神。春秋时台骀的后裔建立了沈、姒、蓐、黄等国，后被晋国一一灭掉，其中黄国的公族子孙以国为姓，成为黄姓的一支，晋国的黄渊便是其后裔。 少昊，大约生当炎黄之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各种典籍的记载不尽一致，光是他的名字，各种典籍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写法，如“少昊”、“少皓”、“少皋”、“少嗥”、“睥”、“少阜”、“少晖”等，还有不同的称呼，如称为“朱宣”、“白帝”、“西皇”、“金天氏”、“穷桑氏”等。 据《左传》、《帝王世纪》记载，少昊名叫挚。他的母亲，《帝王世纪》说是“女节”，《拾遗记》说是“皇娥”。《春秋元命苞》载：黄帝之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今河北盐山东南)，女节在梦中幻觉这颗巨大的流星落在身上，意感而生下了少昊。《拾遗记》卷一则更有一段神奇而缠绵的叙述：皇娥处璇宫而夜织，或乘桴木而昼游，当她来到穷桑的苍茫之浦时，遇到一位神童，他的容貌俊美绝俗，自称是白帝之子，即太白星之精。这位太白星化身的美少年，下凡降落在苍茫水边。他与皇娥相遇，便一见钟情。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依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从此与皇娥嬉戏宴游，乐而忘归。享受了一段浪漫生活之后，皇娥便怀有身孕，后来生下一位圣子，取名叫“挚”。因生于穷桑，又取名为“穷桑氏”，也叫“桑丘氏”。这就是黄姓的远古始祖。 少昊挚长大后，成为东夷族鸟夷的首领，后来氏族壮大，当上了东夷部落联盟首领，便从原来的住地穷桑(今山东曲阜一带)迁都曲阜。 少昊族是古史上确切记载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谈上古的氏族标记时云：“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是说，少昊即位之日，有风飞集于庭，少昊氏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因此以凤鸟为族神，以凤鸟为图腾，以鸟给各个氏族命名，称自己氏族为“凤鸟氏”。《拾遗记》也有与此大致相同的一段话：“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氏，一号金天氏。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凤鸟氏。” 《左传·昭公十七年》对少昊的功绩，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大意是，凤鸟氏，就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伯赵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官；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官……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让百姓得到平均的。这段话记载了少昊测量天象、制定历法、发展生产、订立制度标准的功绩。在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这五种鸟宫中，比起司分(春分与秋分)、司至 (夏至与冬至)、司启(上半年的立春与立夏)、司闭(下半年的立秋立冬)来，凤鸟氏是观象授时、确定历法的主体，故云“凤鸟氏历正”。这是少昊氏最大的功绩。《路史·后记》也说少昊氏是中国古代最早确定星宿的部族，曾“法度量，调气律，行二十有八宿”，还将北辰列为最尊贵的星位。后世以星宿定部族区域，以星定人，均源于此。少昊氏还是一个会创作乐曲的氏族，史称少昊曾作乐名曰《九渊》。 另外，大量的神话传说也以各种神异的方式叙述了少昊在测量天象、制定历法方面的主要功绩。《帝王世纪》说，少昊当东夷部落联盟领袖，一直当了一百年后才去世。 二、黄姓的血缘祖先，是夏朝东夷族首领伯益。 伯益的父亲是皋陶。《潜夫论·志氏姓》说：“梁、葛、江、黄……皆皋陶之后也。” 皋陶，名繇，字庭坚，是历史上著名的传说人物。据《帝王世纪》的说法，他出生于曲阜少昊之墟。曲阜，偃地，故舜帝赐其为偃姓。据《世本》和刘向《说苑·君道》，皋陶当上了大理之官，作五刑，即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传说他的外貌是青绿色，像一个削皮的瓜。他的嘴唇像鸟喙，是至诚的象征，能洞察人情，明白决狱。《论衡·是应》说皋陶治狱，当判决有疑时，就令獬豸决狱。传说中的獬豸，就是只有一只角的羊。据说它很有灵性，能分辨是非曲直，确认犯罪与否，如被疑对象有罪，獬豸就会以角顶触。这种办法很灵验，故典籍称其为“助狱为验”的“一角圣兽”，史书上说当时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小人畏惧，天下太平。舜帝对他的成绩极为赞赏，便把他封于皋，所以，又叫皋繇。因为上古“陶”、“繇”读音相同，所以又写作皋陶、咎陶、咎繇。皋陶帮助夏禹当上了中原华夏部落政权的领袖，夏禹很感激，便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正准备让位，但皋陶却于这时去世了。死后，葬在六地，即今安徽六安市。古时，这里有皋陶墓。世人又称为公琴。 皋陶生了六个儿子(或说三个)，长子大费(读bi闭)，即伯益，是黄、赵、江、秦等姓的共同血缘祖先。 伯益，原姓伊氏，名益，字赜凯(《水经·洛水注》引《百虫将军显灵碑》)，又字虞余(《汉书人表考》卷二)。他是传说中的一位大英雄。 年轻时的伯益，就很聪明，有才智，《吕氏春秋·勿躬》说他发明了以封占卜岁时吉凶的方法，又最早发明打井取水。关于打井取水的事，有些典籍说得很有故事性和趣味性，《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 由于伯益富有才华，夏禹就向当时中原氏族联盟政权首领帝舜推荐他，帝舜派他辅佐夏禹治水。在佐禹治水的过程中，他立下了大功，夏禹在治水成功后受赏时对舜说伯益也有功劳。舜便赐给伯益白色的旗旒，并说：“以后你的子孙一定会昌盛的!”(《史记·秦本纪》)舜的话果真灵验，后来伯益的后嗣非常繁盛发达。 《国语·郑语》上说，伯益能议百物，以佐帝舜。伯益来自东夷少昊鸟氏族，所以传说他能知禽兽之言，能与飞鸟通话，《汉书·地理志》云：“伯益知禽兽。”《后汉书·蔡邕传》云：“伯益综声于鸟语。”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与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上所言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的意思是相通的，所以舜曾任命他为虞官。《孟子·滕文公上》另有记载，说舜派遣伯益担任火官，伯益用火焚烧山泽，迫使猛兽逃匿，使过着畜牧流徙生活的人们从此过上了安居垦种的生活。后世尊他为保佑人们免遭猛兽伤害之神——“百虫将军”，并修庙祭祀他，就是这个原因。 舜对伯益的十分信任和器重，便将自己美丽的小女姚氏嫁给了他，并且封伯益于费，所以伯益又叫大费，或叫费侯。 舜之后，夏禹继承了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禹对皋陶伯益父子都非常信任，先打算把自己的王位禅让给皋陶，不意皋陶去世，后指定皋陶长子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在晚年授政于益，让自己的儿子夏启为臣。夏禹在位10年，东巡会稽时逝世，临终遗言传位给伯益。传说伯益为夏禹守丧三年后，将王位避让给了夏启，自己在箕山之北隐居下来。在华夏族人的拥立下，夏启于是即天子之位。这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原来氏族社会“公天下”终于被阶级政权的“家天下”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夏启即天子位以后，便开始消灭伯益的势力，在夏启六年，将伯益杀害。伯益死后，夏启以隆重之礼厚葬伯益，又“岁善牺牲以祠之”(《越绝书·吴内传》)，即每年都以牺牲来祭祀他的亡灵。 伯益虽然被害，但他的家族后裔却十分繁荣昌盛，所分衍出黄、赵、江、秦等十多个姓氏，都尊他为始祖。 三、黄姓源自远古嬴姓 我国上古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五帝之一的颛顼与后来的黄姓有直接的血源关系。颛顼实际上是上古的一个部落首领，号高阳氏，相传他出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曾任命重为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任命黎为北正之官，掌管民事。可见颛顼的部落已经有了国家政权的雏形。颛顼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在我国广泛流传，据《淮南子·原道》记载，颛顼曾与共工争帝，颛顼不胜，怒触不周山，而不周山是天的西北支柱，它的崩毁造成天向西倾斜，江河遂向东流去。颛顼的曾孙陆终娶鬼方之女。传说此女长期怀孕而不生产，11年后，其左肋裂开，生出了3个儿子，同样右肋也生出了3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成了许多氏，其中之一为赢氏。嬴氏又分成了14个分支，其中之一即黄姓。陆终的子孙在周武王灭商之后被封于黄，其都城在光州定城西 12里，即今河南潢川县西。由于黄国与楚国邻近，所以长期依附于楚国。其实从血缘上看，楚国王族与黄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楚国的祖先是陆终的第六子季连，即从其母肋下生出来的儿子之一。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为文王师，由于这个原因，周成王便封其子于丹阳，从此建立了楚国。楚国强大以后，便不断扩张疆土，消灭了周围许多小国。公元前648年，黄国终于被楚国灭亡了。黄国灭亡后，其国人不忘故国，遂以黄为姓。他们虽然分散于各地，但多距原黄国不远，其中在江夏(今湖北新洲县西)一带聚居最多，故后人遂以江夏为黄姓的郡望。 四、黄姓源自陆终 陆终始祖说相当普遍，尤盛于浙、川、滇、黔、桂、台湾等省，氏学经典《元和姓纂》中明言：“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 在以陆终为始祖之说中，黄姓家谱中还出现了几种与此紧密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说法。一是以陆终之子为始祖，如广东《开平黄氏族谱》宋庆元四年(1198)的谱序说：“我黄氏，派出陆终之季子讳云者，轩辕黄帝七世孙也。”另一种情况是以陆终之孙为始祖，如《中国文化百科全书》“氏族”章所引台湾《黄氏宗谱》以陆终长子昆吾之子高为黄氏一世祖。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如《新安黄氏会通谱·黄氏得姓之祖》中，并列陆终及其后裔四人：陆终、樊(陆终之子)、梁(樊之后，事周武王)、缗(梁泽之后)。在陆终的子孙后裔中，有相当数量的黄姓家谱都以南陆为公为一世大始祖。 五、黄姓源自湖南陆公 南陆公始祖主要流行于江西、福建、广东、香港、南洋地区等。如江西永丰《龙山黄氏宗谱》、鹳薮谱、宝安坪山谱、潮州谱、《客家姓氏渊源》等，都宗南陆为一世大始祖，或称为“天下黄氏发源之远祖”。南陆系昆吾长子。 六、黄渊 黄渊始祖主要流行于江西、福建、云南等省的一些地区，如云南威信谱在“渊”字条下明言：“世谱录渊公为一世始祖。”又引《十朋谱》之语：“渊公字好善，迁居黄岗之地，子孙多以公为始祖。” 七、黄姓源自黄国以国为姓 黄国的建立： 1.潢川黄国 建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初年。 黄国为伯益后代所建，而伯益是被夏启杀害的。伯益死后，夏王朝与伯益后裔东夷族的斗争并未结束。作为伯益东夷集团的一支，黄国也一直参加了反抗夏王朝的斗争。这种斗争从夏启开始，一直持续到夏朝第八代国王姒芬时期，《竹书纪年》有这样的记载：“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黄夷、白夷……风夷。”这里所说的黄夷，已不是远古炎黄时代的黄夷黄鸟氏族，而应是指夏代的黄国。至夏芬时期，黄国已被夏王朝所征服。 被征服的黄国，后来又有许多人参加了商族灭夏的斗争。公元前16世纪，原来属于东夷集团的殷商部族在杰出首领成汤的领导下不断强盛起来，最后消灭了夏王朝，建立起历史上强大的殷商帝国。黄国与商族同属原东夷集团，都受夏王朝的压迫，因此，当商族兴起、夏商鼎革之时，黄国人便立即参加了商族反夏、灭夏的斗争。商朝建立后，黄国成为了商的小盟国。 两周之际，黄国势力有所发展，它与淮水流域的同族，原东夷集团的江、道、柏、弦等诸嬴姓国结成同盟，并成为东夷诸嬴姓小国的盟主。它还通过与周王朝封在汉阳地区的同族姬姓诸国的联婚，以改善与周王朝及中原各国的关系。也正是在 这一时期，南方的荆蛮楚国日益强大，对淮、汉流域诸小国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因此，黄国更进一步加强与嬴姓诸国的同盟，又与汉东的姬姓随国结成同盟，共同抵抗楚国的威胁和侵略。公元前704年，“楚子会诸侯，黄、随不会”。黄、随两国的抵制，使楚国大为恼火，便在这一年派蓬(wei伟)章出使黄国进行谴责，同时派大军攻打黄的盟国——随。 《春秋》记载，僖公二年(前658)，黄国与相邻的同姓小国江国一起参加了齐侯主持的贯(今山东曹县南10里处)之盟会，次年又参加阳谷(今山东阳谷县)之盟，从此与中原齐、宋、郑、卫、鲁等诸侯国结成了反楚同盟。公元前656年，黄国与齐、鲁、宋、卫、江等盟国一起攻打亲楚的陈国。次年，楚国便进行报复，决定灭掉黄国。但黄国的统治者自恃与中原大国的同盟，又有齐、宋等中原大国的庇护，所以，没有作战略防御。公元前648年，楚成王以黄国不向楚王纳贡为借口，大举入侵黄国。因黄国既不设防，盟国又坐视不救，结果以惨败告终。历史上建国长达1400余年的古老黄国，至此被楚国灭亡。 关于古黄国故城的地理位置，据考古调查和考证，古黄国故城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西北6公里淮水之南、潢河西岸的隆古乡。黄国故城遗址至今仍在，保存完好，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城内遍布春秋时代的遗址遗物，鼎足、鬲足、铜镞、瓦当俯拾皆是。1978年文物普查时，在故城内发现青铜冶炼、制造作坊12处之多，还出土了一批铜器残片。城西，则是一片密集的墓葬区。 1983年在河南潢川之南的光山县城旁宝相寺发掘了古黄国国君黄君孟夫妇的合葬墓。墓主是春秋早期黄国灭亡前的某一任君主黄君孟夫妇。黄君孟其人，经传无载，也不见于谱牒。墓中夫妇都是三重棺，即内椁、外椁、内棺。黄君孟的夫人孟姬，是某一周同姓国大贵族之女，生前高贵，故死后陪葬享受了与国君相等的规格。黄君孟夫妇墓中还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竹木漆器、丝织片，共200余件。其中最多的是玉器，而且精美绝伦，这是其他诸侯国墓所没有的现象。黄君孟的随葬器物共70件，其中玉器为54件；黄夫人棺中的随葬器物共 169件，其中玉器131件。玉器中，又是佩玉为主，造型是生动写实的虎、鱼、蚕、人首等形状，还有兽面纹、窃曲纹等繁复古朴的玉器，十多件色彩艳丽的玛瑙串饰。从这些玲珑剔透、造型精美的大批玉器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国极高的琢玉水平。黄国在春秋前期与姬姓国有联姻和结盟关系。黄国在周朝被封为子爵，所以国君自称“黄君”或“黄子”。 2.晋地汾水黄国 这个汾水之黄，是少昊裔孙台骀的后裔建立的。少昊去世后，黄帝集团的颛顼取代了少昊的部落联盟首领权，原少昊部落的许多鸟夷氏族纷纷向中原内地迁徙，有的还加入到中原华夏颛顼集团。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少昊的裔子(嬴)昧，做了华夏部落颛顼的水官。昧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台骀。台骀像他的父亲昧一样，很善于治水。当时，汾、洮两河水涝成灾，久治不好。颛顼派善于治水的台骀前去治理。台骀采取疏导和障堵相结合的办法治水治河，很有成效。汾、洮两水治好后，人民得以安居。为了嘉奖台骀治理汾、洮的大功，颛顼便将汾川流域封给他作采邑。台骀去世后，人们感怀其功德，尊他为汾水之神。以后，台骀的后裔，在这里建立了沈、姒、蓐、黄四个小邦国。黄夷建立的黄国，是其中杰出的一个。所在之地汾、洮，汾水即今山西汾水，洮水为今山西闻喜县涑水河上游的洮水。洮水北岸、绛县西30里有地名横水(即黄水)，旁有一溪名横水，又叫黄水，是洮水的支流。这一带便是古黄国的故地。至春秋早期，周人在这里建立的晋国强大起来，兼并这里的小邦国，黄国也被晋国所灭。 嬴姓黄国被灭之后，黄人以国为氏，姓黄氏，成为历史上黄姓宗族的族源之一。这支嬴姓黄氏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今山西一带。春秋时，黄姓宗族的许多成员在晋国做官任职，，如晋国贵族大臣黄渊，就是此支黄氏的后裔。 此支黄氏，后代宗族衰弱，载于典籍史书的人物仅见黄渊一人。这支晋地黄国之后的黄氏，后来日见衰落而至于消失。故天下黄姓，都公认祖根在河南潢川。 八、别姓改黄姓 1.王改黄。上古音黄、王相同，今天我国仍有一些地方黄、王不分。《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闽州越地……皆蛇种，有王姓，谓林、黄等是其裔。”可知古老闽越王姓中有一部分是因音读混淆而改姓黄。又据《幼学堂文稿》卷四《黄忠桓公墓碑》记载：明朝末年著名抗清英雄黄得功，安徽合肥人，本姓王，后改姓黄，迁开原卫，封靖南王，后以身殉国。 2.陆改黄。浙江富阳黄氏始祖黄公望，本姓陆，名坚，少孤，依永嘉黄氏，遂改其姓名。后迁富阳，其裔为富阳黄氏。 3.巫改黄。巫、黄，古音近似。《江西通志稿》载：宋末进士巫双瑞，为理宗公主驸马，元人灭宋时自杀而亡。元朝追杀宋室王亲国戚，巫氏后裔遂改巫为黄。今江西石城郭北黄氏，即巫双瑞后裔。 4.丁改黄。元朝著名文学家黄（氵晋）之父黄铸，本姓丁，为丁应复之子，人继义乌人黄塄为后，遂改姓黄，生子黄（氵晋）。今义乌黄氏，多为其后。 5.吴改黄。据清总理大臣吴廷芳《续修宗谱序》载：桐城谢河黄氏始祖黄全三，本姓吴，为延陵季子吴季札后裔，原籍鄱阳，元末迁居桐城。为避徭役之苦，投靠亲戚鹿城黄氏，后遂改姓黄，成为今桐城黄氏的一派始祖。 6.金改黄。据《棠溪黄氏族谱序》载，南宋初，有金姓武将镇守江西临川，居临川城西。后金氏的一位祖先，因逃难而易金为黄。宋隆兴年间，有金氏后裔黄细二迁居崇仁县颖秀乡棠溪，成为棠溪黄氏始祖。 7.范改黄。《桐江集·黄堂记》云，邵武人黄洽，本姓范，婺州兰溪人，嗣黄氏为后，遂改姓黄。 九、少数民族中的黄姓：——“黄洞蛮”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黄姓之源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黄氏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闽州越地的越族黄氏。历史上少数民族黄姓的产生，完全是汉族黄姓宗族与各少数民族融合、同化的结果。这一融合同化过程，早在黄国灭亡之后就开始了。 公元前648年，楚灭黄，黄姓遗民们被楚国征服者强制驱逐出潢川故土，接着便大规模向东南、西南和广大江南地区迁徙。数百年后，至秦汉时期，黄姓遗民们已散处于江南、闽粤和湘、鄂、川、黔交界地带的广大地区。先秦时期，楚国江南的这些地区是当时的巴、濮、蛮、越等少数民族生活和栖息之地，因而被人们视为“南蛮荒服”的不毛之地。黄姓遗民南迁江南后，因长期与当地的土著蛮越杂居生活，到秦汉以后便有一部分黄国遗民被完全同化而融合到土著蛮越民族中去了，形成我国南方蛮越土著民族中的黄姓。 黄洞蛮兴于南北朝、盛于唐代中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闻名的少数民族黄氏。六朝隋唐时期的黄洞蛮是由汉魏时期南方蛮越黄氏族姓发展演变而成。 它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陈朝。《陈书·淳于量传》：“天嘉五年(564年)，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黄洞。”又《陈书·孙场传》：“仍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贼有功。”这就是“黄洞蛮”之史的最早出处。黄洞蛮，也写作“黄峒蛮”，是指黄姓的溪洞蛮夷。由于汉族封建政权不断征伐和拓展，生活于湘南岭北的一部分黄洞蛮也被迫随着其他蛮越民族一起不断向南迁徙。至隋唐时期，他们已广布于岭南两广地区，成为这一时期岭南少数民族西原蛮、乌浒夷等蛮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黄洞蛮的势力不断增强，故《新唐书·西原蛮传》有这样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西原蛮中的黄氏家族，与韦氏、侬氏两姓共同控制了十余州。后有韦氏、周氏不肯依附，黄氏即行攻击，把这两个家族势力一直驱赶到了海边。 生活于岭南地区的黄洞蛮，不仅受到唐王朝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且深受以买卖僚蛮人为奴再输于内地的“僚市”之害。至德元年(756年)，黄洞蛮首领黄乾曜在黄峒(今广西大新县西)聚众起义，得到了陆州(今钦州)、朱兰 (今东兰)、武阳(今罗城北)等一百余洞西原蛮僚的积极响应，拥众20万，先后攻陷桂管18州，席卷广西数千里地，声势浩大。黄乾曜又建立起强大的政权机构，自称中越王，并以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公然与唐王朝分庭抗礼，坚持起义斗争达4年之久。乾元二年(759年)，唐王朝派大军镇压，同时采取分化瓦解政策，经过大小二百余战，才将起义镇压，黄乾曜等首领被斩首，余部归顺了唐朝。 后来，黄洞蛮与唐王朝的关系趋于缓和，黄氏峒僚中部分子弟便走出山峒，参加唐政府的科举考试，有的因此加入了读书做官的行列。 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岭南蛮洞黄姓势力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又迅速强盛起来。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黄洞蛮首领黄少卿、黄少高兄弟在厂‘西黄洞聚众起义反唐。唐王朝调遣大军镇压，起义军失利，被迫接受招安。元和二年 (807年)，唐王朝特任命黄少卿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刺史，其弟黄少高为有州刺史。不久，黄少卿兄弟再次率部起义，接连攻占18州之地，席卷广西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广大地区，纵横岭南两广，公开与唐朝分庭抗礼，其声威远振宇内。 唐文宗李昂太和年间 (827—835年)，唐王朝以经略史董昌龄、董兰父子为帅，采取剿抚齐下的政策，终于讨平了反叛的各洞势力，收复黄氏所占的18州，给黄洞蛮以沉重的打击。从此黄洞蛮一蹶不振，黄氏势力元气大伤，族姓成员大多奔散，有的走出山寨，融人汉族；有的南逃至越南，成为今日越南京族中的大姓；有的逃奔至湖南、贵州，成为后世当地侗族、布依族大姓；留居广西的黄洞余部，则多归太州刺史黄伯管辖，其后裔演变成今日广西壮族黄氏。

北姑

	http://www.e56.com.cn/system_file/minority/hanzu/lishi.htm 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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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你哪里提供了商人是东夷集团的证据？转帖一些人的推测，也叫证据？大笑话呢。 我没有提供证据？甲骨文难道不是考古证据？早商遗址的发掘难道不是考古证据？ 2，你哪里提供了东夷是一个民族集团的考古证据？比方说，哪座古墓被确定为是东夷人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连这都提供不了，还能说是提供了证据？恐怕连东夷是否存在都该打上个大问号了。 3，既然你也承认“甲骨文是商人使用的文字，後來演變，周人創了金文。”那么你要否定甲骨文不是商人的固有文字而是从别人那里学过来的，商人的固有语言不是甲骨文所表现的古华夏语而是东夷语，那你至少应该拿出点商人的固有文字确实不是甲骨文，以及确实存在过文明程度比商人更高，人数更多的民族去同化了商人的证据吧？光说“不知道了”，哪里是证据呢？明显就是耍赖嘛。 4，你那只是推测的结果而不是证明它的证据！相反，我还可以说“華夏文化是炎黄及其子孙创造的，夏人商人周人都是炎黄子孙”呢。 既然你说商人有東夷文化，就请拿出什么是东夷文化、凭什么说它就是东夷文化而不是华夏文化的确凿证据来。总不能因为商人跟周人在一些方面不同，就以此作为上溯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先商时代就有所谓的东夷文化，而那不同点就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东夷才有的“文化”吧？按照这样的推理方式，就可用现代汉人的服装跟日本人穿的吴服不同作为吴服是古代日本人的固有文化而不是来自汉人服装的根据了。 兩者融合成新的中原文化，而王鐘翰在文章之中也指出，商人文化商於來自西方的周人耶。入主中原，一定只可以學習中原文化的嗎？把本身的帶入中原融合就不可以乎？” 我没说过“入主中原，一定只可以學習中原文化的嗎？把本身的帶入中原融合就不可以乎？”，而是你，一直在说商人“入主中原”被华夏化了。针对我的“提供了中原有文明程度高过商人，人数多过商人的华夏人，以至于原本是东夷而不是华夏人的商人被华夏化了的证据吗？”，你现在却问出这个问题来，说明你事实上已经承认最古老的汉字甲骨文就是商人本身的创造，也就是说商人确实是华夏人、炎黄子孙了。那你还强辩什么？ 5，问题在于即便周人伐商，找的理由也不是商人为异族，而是同族，纣王违背了祖先的意志，昏虐百姓！你自己的转帖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这跟周人伐戎羌、伐东夷，伐南蛮、伐北狄的情况完全不同。前者类似国共内战，后者类似宋元、明清交替。没想到你连这点都不懂。 “周人得天下，又找另一個理想去涵化商人耶。”------你还在乱说。我都提醒你好几次了：关于周人得天下后的对商人观，你的转帖中既有“周人把商人祖先作為共同的炎黃祖先供奉，是基於政治因素，商朝滅亡之後，商朝遺民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包括軍事方面”的说法，同时还有完全相反的说法，即“入周以後，周人仍多稱商為『衣』，又或稱為『殷』，『衣』、『殷』名異而實同。『殷』名號的通行大約始於周康王時。”即所谓周用“衣”来称呼商人，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在商亡之后的周代仍那样称呼？这不是说明你那些转帖无非只是一些推论，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推论，而不是统一结论吗？ “轉貼的是推論也好，結論也好，總之我就是認同，而不是只是虛無的去否認耶。”应该是哪怕是拿不出任何具体的证据，你非要咬定商人就是东夷。哈哈。 6，不完全对。南北朝时，无论是南迁的朝廷，还是南渡的士族，都把中原看成是沦陷于夷狄的故土。他们的户籍长时间都是中原（称客籍）。后因为土籍汉人的不满，才有过“土断”之举。但这不等于就把中原汉人视作异类。还曾数次出兵中原，试图收复失地呢。当然，再后来，由于南北分裂上百年了，各自有了一些不同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意识上的差别，这是很正常的，但都认为自己是“中华”。不能以此断定南北汉族就不是同一民族。南方汉人主要是把鲜卑人看成是非我族类。 其实，你那“ 南北朝時，南方士族也把北朝人看成是非我漢類呢，即使北方有大量漢人。”正好说明，即使把对方看成是异类，并不等于对方就一定是异类，应该全面公正的分析。所以，用什么“殷戎”“衣”作为商人为东夷的根据，确实是很可笑的。 所谓认为契丹是中国的外国，无非是跟契丹打过交道的俄罗斯等西边的国家。日本等依然是认为宋才是中国。但不能外国的中国观如何，都影响了当时的事实，即契丹跟汉人不是同族，而是异族。至于“遼金是中國內部的政權耶，你要否認嗎？”，跟这个话题没关系，而且也还是个人看法不一而已，你问出这种无关的问题，说明你连你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还强辩什么？ 7. 既然你承认你不敢說你的是證據，就說是論點的支持，哪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没有拿出什么来？再次问你，甲骨文难道还不是证据？早商文化的考古难道还不是证据？既然你要否定，总该拿点相反的证据吧？不要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耶，正是你啊。 8. 钱穆是不是保守派，是不是“大中原愛國思想”，跟他的话是否有科学根据，是不是正确，没有任何关系。而钱穆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民族学家、更不是语言学家，却是事实。看来，你连学术研究跟政治观点、个人观点都分不清啊。还强辩什么啊？ 9. 问题在于，周人并没有封跟他们一起推翻商朝的戎狄去当诸侯啊。纣王的儿子还被封了爵位，继续管理他的部下，继承其宗族的祭祀，同时还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邱，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如果说东夷人真跟商人同族，那就应该封几个商王族亲戚而不是封姜子牙等到东夷的地方去管理他们的“同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也免去了东夷人成为周王朝的心腹之患、周王朝不得不大规模使用武力的危险啊。至于所谓的秦王族源出東夷，不也跟所谓商人为东夷人一样，不过是某些人的“推论”吗？

北姑

	1. 甲骨文及遺址又如何呢？吉林也有高句麗六遺址啦，那可以說高句麗人又是炎黃子孫乎？ 2. 商人出自炎黃集團有何證據呢？就是周人後來的著作乎？對啊，東夷根本不存在，就好像司馬遷天下一家之說，所有人都是出自炎黃，匈奴、蒙古、鮮卑、俄羅斯（？），都是炎黃子孫，yeah！ 3. 甲骨文是商人的，那又如何呢？一定要經中原洗禮的嗎？不要說商人，就說東夷集團其他族群，一定是語言一樣的嗎？ 中原採用甲骨文，後來被周人採用，又有甚麼問題呢？ 4. 少扯蛋好了，考古的發掘，已經說明文化起源的多元了，山東的龍山文化也不是源出中原呢。紅山文化又是甚麼呢？ 5. 商人入主中原，當然認同自己是中原，周人所提倡的華夏人，商人當然包括在內啦。 6. 周人伐商的告天下書已經提及了，不再重覆。商人已經入主中原，周人以地方諸侯討伐，跟民間反清沒有分別耶。 只是一味吹水，沒有任何資料支持就一味否認，所以我還是說，商人是東夷耶，呵呵。 北朝非我異類，不過來自北朝帶有鮮卑血統的隋唐卻是漢人的驕傲耶。 7. 甲骨文說了甚麼？當然，即使有古籍說法也好，經你口中，甚麼也會變成不是的耶。 8. 呵呵，我都說過了，既然錢穆的不可信，那就提供”更權威”的吧，之前不是說過的嗎？難道只是漢網中的臥虎藏龍，知名度不高，不方便乎？我都認為錢穆是保守派，葛劍雄也未能完全忘我，也有感情耶。 9. 周人分封諸侯，秦王乃商紂侍衛長之後，不就是東夷種嗎？秦國之內也有殷商遺民耶。

北姑

	http://www.sanmin.com.tw/DMForTeacher/%E6%AD%B7%E5%8F%B2/%E4%B8%AD%E6%96%87%E5%8F%B2%E5%82%99%E7%AC%AC%E4%BA%8C%E7%AB%A0.htm 「華夏」的由來 「華」「夏」二字連用，不見於殷人文字，而屢見於周代載籍，可見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要到周代才形成。周代為何仍沿用「夏」？傅斯年認為夏代盛時，疆域內文明古國多，商代雖然滅夏代，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諸夏自居，周人進入中國，以文化中國之名，仍泛用「夏」。 ======================= 中國民族多元論的考古證據 北方 燕山南北、長城地帶 紅山文化、富河文化 東方 山東 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 中原 關中、晉南、豫西 仰韶文化半坡型、廟底溝型 東南 環太湖 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 西南 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 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 南方 鄱陽湖、珠江三角洲 圓山文化、馬壩文化 傅斯年（1896─1950年）的史學貢獻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人。當年主持中研院史語所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可是當時的一般民眾把考古發掘看成是挖人祖墳的不義之舉，地方士紳也將發掘工作當成挖本地的寶物，河南政府更不容外人越俎代庖，指責、斥罵史語所考古隊的文字充於報端，加上古董商人的謀利黑手，使考古田野困難重重。傅斯年迎著種種責難及壓力，各處奔走、解釋，在很短的時間內吸引、組織了一批優秀的專業人才，拋開舊的金石之學套路，採用科學手段，開始了震動國際學術界的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傅斯年表示：古學知識，不僅在於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傅斯年稱顧頡剛在史學上稱王，依其收拾漢學之局的基礎上，成功以考古學建立中國的「古代科學」。 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古代中國由部落進為王國的過程中，常見東西對峙的局面。就地理環境來看，東邊是一片平地的平原區，西邊是夾在大山中的高地，若將夷夏殷周分配在這東西區域中，夷與殷顯然屬於東系，夏與周顯然屬於西系。因地形的差別，形成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政治組織，所以古代中國有東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現象。然而，黃河淮水上下流域之間是接近且難分的地形，在由部落進為帝國的過程中，東西二元局勢必非混合不可，於是起於東者，逆流壓迫西方，起於西者，順流壓迫東方，因此，東西對峙而相爭相滅，便是中國的三代史。三代歷史中，東勝西者少，西勝東者多。勝負或由文化力，或由戰鬥力，或由組織力。大體說來，東方經濟好，所以文化優，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優。 ============================== 東夷 中國古代對東方各族的泛稱，郭璞《爾雅》注：「九夷在東」，說明夷人活動在東方。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可能是東夷人的先民遺址。東夷在商代被稱作人方，西周時代被稱作東夷。傳說太皞、蚩尤、少皞都是東夷族的首領。 ============================= 三大族群的生活型態與融合 黃帝時代，華夏擁有西北的游牧地區和中原的農業地區，東夷擁有東方的農業地區和沿海的漁業地區。這兩個集團的主要糧食是粟（小米）。苗蠻集團擁有兩湖和江西的大湖區域，主要糧食是水稻（大米）。東夷和苗蠻比較富庶，但是黃帝的武力比較強大，這是因為游牧族群擅長組織與管理軍隊的緣故。但是從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速度來說，華夏比不上東夷與苗蠻。東方的東夷有漁鹽之利，南方的苗蠻是魚米之鄉，中國著名的兩大學派是出身於東夷的孔子與出身於苗蠻的老子。證明軍事政治的人才多出於西、北，經濟、文化的人才多出於東、南。 黃帝控制北方之後，華夏和東夷兩個集團的交流、融合速度加快。衝突便轉移到北方的華夏與南方的苗蠻之間。到禹建立起夏王朝之後，苗蠻集團的勢力敗退。取代戰爭的，是三個集團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周代統一全國，苗蠻集團的勢力仍然存在，並建立了南方最大的楚國。 中華民族的領袖人物須依各個集團力量的消長情況來決定。黃帝和堯都屬於華夏集團。舜則出身東夷，清代《大義覺迷錄》還肯定地記載「舜乃東夷之人」。至於禹，說「禹興於西羌」是一種誤解。他實際上是生於會稽，出身於百越族群。正因為他生於江南水鄉，擅長治水，才因治水的大功被擁戴為首領，開創了夏代。夏代垮臺後，繼起建立商代的，則不折不扣是東夷集團的人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明商王朝的圖騰是黑色的鳥（燕子）。鳥圖騰是東方各族群的標誌。商王朝以貝為貨幣，以海龜的腹甲為主要的占卜工具，也說明他們是來自東海的東夷集團。 史式，《傳說時代中華古史述評》。 中國古代民族四分法 臺灣學者胡耐安在《中國民族志》提到，除華夏、東夷、苗蠻（荊吳集團）之外，應再增加「百越集團」。原來他們是善於航海的海洋民族，適於在東南沿海、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發展，難到中原和騎馬的民族爭雄。在商代遷都到殷墟以前的這一千多年中間，百越人依靠海流和信風，不斷漂流出海，從大陸的東南沿海遷移到臺灣、海南島，遷移到菲律賓、新畿內亞、東南亞各地及南太平洋諸島。 史式，《傳說時代中華古史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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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果说甲骨文及其早商遺址都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至少拿出为何不能说明问题的证据，也就是说相反的证据。扯出跟这些考古证据没有关系的高句丽遗址，不是证明你根本就不懂如何举证，根本连什么是证据都不知道吗？ 吉林是有高句麗遺址，但因为这些遗址很晚，不能证明早就有了的汉字和汉语是高句丽所创造的其族的固有文字和固有语言。当然，作为一种高句丽也许也是汉人的证据也未尝不可，只是有些史料明言其祖先出自夫余，语言与汉人的不同。在没有夫余人语言也是汉语的证据时，不能断言它就是炎黄子孙。 2，商人出自炎黃集團既有史料作证，更有最古老的华夏文即甲骨文以及早商文化均分布在中原这些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据作证。除非你拿出最古老的华夏文不是商人的语言，而东夷语才是上任的固有语言的证据。否则，只能说你是强辩。司马迁的学说是不是正确，不是几句口号就能作为判断的证据，需要考古学和文献学的验证。目前，不但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商王朝确实存在，关于商王族族系及其来源的记述也基本正确。最新的考古成果证明，商之前确实存在着一个跟早商文化几乎没有多少差别的王朝，只是因为没有发掘出文字，所以国外一部分学者仍继续否定这个王朝就是夏王朝。 3. 甲骨文就是金文的前身，更是用来表达汉语的最古老祖先，既然甲骨文是商人的，说明商人的语言就是华夏语，怎么还是“那又如何呢”？至于它是否“一定要經中原洗禮的嗎？”与它是不是商人的语言没有关系，应该是你自己来回答才对。 既然你都说了“不要說商人，就說東夷集團其他族群，一定是語言一樣的嗎？”那么断定有个东夷集团，而商人就是东夷集团，不是太可笑了？ “中原採用甲骨文，後來被周人採用，又有甚麼問題呢？|”------既然商人使用甲骨文，又没有任何人拿得出甲骨文不是商人固有语言的证据，那就只能说甲骨文所表现的就是商人的语言，而周人也使用甲骨文，甲骨文表现的是最古老的汉语，是金文以及后来的汉字的最古老的祖先，因此，商人不是东夷而是华夏。这跟周是采用了甲骨文，还是本来也就使用它，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改变不了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语，也就是最古老的华夏语这一考古事实。当然，如果你非要说东夷也使用华夏语，那我也没办法，只好追认一下：如果只有东夷使用华夏语而不是别的民族的语言的证据，那只能说东夷实际上也是华夏，不过是居住地不同罢了。 “4. 少扯蛋好了，考古的發掘，已經說明文化起源的多元了，山東的龍山文化也不是源出中原呢。紅山文化又是甚麼呢？” 首先提醒你，文化的起源跟民族的起源是不能等同的。四川有三星堆，并不等于四川人就是三星堆人的后代。反过来，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也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 山东的龙山文化也好，河南的龙山文化也好，不过是些粗制的陶器碎片而已。是不能作为后来的人们的族群之分的证据的。制作这些陶器的人们既有成为后来的人们的祖先的可能，也有被后来人灭掉的可能。怎么能断言就是某某族的直系祖先？况且，至今不但没有山东的龙山文化一定是东夷人而不是华夏人创造的证据，也没有商文化来自山东东夷文化的证据，更没有商文化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证据。 相反，考古学已经证明了河南的龙山文化才是夏商文化的直接来源。 红山文化同样是以陶器、农具、玉器为主的建筑和墓葬遗址。因此即使不能断言它就是华夏人创造的，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以农业为主，而不是以到处去采集、狩猎、游牧为主，居无定所，几百年前还造不出陶器的北方的少数民族创造的。 “5. 商人入主中原，當然認同自己是中原，周人所提倡的華夏人，商人當然包括在內啦。” 你这话不是证据，只是你的看法，而且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所有的考古学、文献学都证明商人原本就在中原。你还是拿出商人本在东夷的证据，再来说话吧。不然，跟耍赖真的没有两样。 “6. 周人伐商的告天下書已經提及了，不再重覆。商人已經入主中原，周人以地方諸侯討伐，跟民間反清沒有分別耶。” 呵呵，我还没见过你这样耍赖的。你转帖的“周人伐商的告天下書”正好说明周人跟商人是同一个祖宗的同族。这我都提醒过你好几次了。 周人以地方诸侯反叛中央朝廷，跟异族满清入主中原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建议你先搞清楚何谓诸侯，何谓夷狄再来讲话。民间反清，是明确把满清当作异族来反的，但就是你提供的那个“周人伐商的告天下書”不但没有把商当成异族，反而当成同族。商周交替，跟国共交替的性质是一样的。 你只是一味吹水，沒有任何資料支持就一味否認商人不是华夏，所以你再“說，商人是東夷耶”，在强作笑颜多打几声“呵呵。”，只能说明你心虚而且还蛮不讲理，道德不好啊。 “北朝非我異類，不過來自北朝帶有鮮卑血統的隋唐卻是漢人的驕傲耶。” 哈哈，鲜卑非汉类，其所建立的“北朝”并非汉人王朝，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你再说“北朝非我異類”也没有用。 要说血统，隋唐同样也是源自华夏。这点，无论是文献，还是现代学者的考证，都证实了这点。如果你非要用李世民的母亲有个鲜卑姓来做文章，那我还说鲜卑人身上的汉人血统更多呢。 其实，隋唐并没有把北朝看成是汉人王朝，更没有把鲜卑人看成是同族，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朝是汉人王朝，自己是汉人。当然，对汉化了的、只剩下个符号------姓的鲜卑人，他们是看成同类的，但也不是看成鲜卑人，而是认为他们也是汉人！ “7. 甲骨文說了甚麼？當然，即使有古籍說法也好，經你口中，甚麼也會變成不是的耶。” 是啊，即使有甲骨文那么确凿的证据，经你口出来，“甚麼也會變成不是的耶。” “8. 呵呵，我都說過了，既然錢穆的不可信，那就提供”更權威”的吧，之前不是說過的嗎？難道只是漢網中的臥虎藏龍，知名度不高，不方便乎？我都認為錢穆是保守派，葛劍雄也未能完全忘我，也有感情耶。” 再次提醒你，甲骨文不是最权威的证据吗？早商文化跟夏文化密不可分，来源于中原这样的考古结果难道还不是更权威的证据吗？既然你说钱穆论证了商人不是华夏而是东夷，那就把他的论据拿出来啊。一味地用什么“权威”来作证据，说明你确实是无知到了不知如何举证的地步。 至今你都不明白保守派也好，爱国者也罢，跟学术研究没有必然关系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还强辩什么？ 我早说过了，我连汉网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会是汉网的藏龙卧虎？不过，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本人的专业就是考古学。 “9. 周人分封諸侯，秦王乃商紂侍衛長之後，不就是東夷種嗎？秦國之內也有殷商遺民耶。” “秦王乃商紂侍衛長之後”，就是東夷種的证据？你也太好笑了。对了，那也不是考古学的成果吧？照你这么说，秦祖先同样也是黄帝子孙。正义列女还说秦祖先“陶子生五岁而佐禹。”这不都是秦为华夏人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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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转帖都在批判你了。 最近邹衡考查先商文化的由来，指出殷商的老家当在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区，亦即太行山东麓，黄河以北与以西的地区，至于黄河以南，目前只有郑州南关外一处遗址而已（邹衡，1980：117，139）。这一地区与东夷风姓集团相邻，当可能使殷商与东夷发生很接近的关系，以致傅斯年可有殷商为东夷一分子的学说。但是殷商与东夷也不是完全密合无间的，纣伐东夷而没其身，是则殷商自居东夷之外。甲骨卜辞中征人方是常见的记载。则东夷（人方）一直在殷商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之外。 张光直主张夏商周三代相承，三国并存的看法实有其启发性的意义，而先殷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未必是直线的相承。据邹衡最近的研究，先商文化可能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衍生物（张光直，1978；邹衡，1980：139，157—159，257—273）。 “東夷在商代被稱作人方，西周時代被稱作東夷。”也说明商人和人方并非同族，而周人也不认为商人是东夷。当然，人方到底是不是西周时代的东夷，也没有具体的证据，不能因为地点都在一个地方，就断言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居住在该地方人都是同一民族，都是血脉相承的关系。 东夷一词本身是到了西周时代才有的，特指东方的异族。这是至今为止的确凿证据，跟那种“估计”“可能”完全不一样。从龙山文化到西周的几千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民族兴亡的事。所以，把直到西周时代才有的“东夷”称呼不但说成是龙山文化的传人族名，而且就是商人直系祖先，商人就属于东夷集团，是犯了时间、空间错误。比用曹雪芹后代是满族来证明曹雪芹也是满族还要荒谬。当然，那种做法更是缺乏考古学常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