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转]

南粤孤客

	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 作者：方 铁 转录自：《中国西南文化研究（3）》，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转录者按：尽管我知道转录这样专业性很强的文章上来，能认真辨读的贝侬不会多，但对那些真想读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作者的一些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辨析，可能很不赞成，但文章里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思路，给我们很多寻求材料的方便，顺着这些思路和材料去挖掘，再结合近几年新发现的材料的帮助，是可以有新发现的。输入这样的文章很辛苦，好在我只担任校对的责任，输入的工作全靠单位的打字员的帮助。然而，有好几个字还是没办法找到，只好用*好代替了。另外，尾注我也尽量换成夹注了。尽管如此，也还难免错漏，阅读的时候请注意。】 濮、越是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南方的两大族群。由于历史久远和记载多阙，汉代就有人认为濮、越的历史湮没难辨。对濮、越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和濮、越之间的关系，以及濮、越与夏、商、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或模糊不清。对越在西南地区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我已撰文考述（参见拙文：“百越在西南地区分布新议”，载《思想战线》1993你第六期），认为先秦至汉代，百越在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在今广西和越南北部居住着瓯、骆两个不同的支系；在今贵州、滇东和川西南地区，有一些越人与夜郎、滇和邛都等濮族群体相杂居，以濮占优势。在今云南怒江、澜沧江和元江的中下游地区，有称为鸠僚的越人与闽濮等民族相杂居。滇东南一带的鸠僚，与当地的濮交错杂居。在今缅甸的东部，以及秦国、老挝和越南的中部地区，则有称为掸（又称越裳）的越人，与当地的其他民族相杂居。兹收集梳理有关资料，对濮、越的其余问题再作勾勒，以求教以方家。文中议及的濮、越，以居住西南地区的部分为主。 一、濮的分布与濮内部的关系 据古籍传说，在我国南方最早活动着一个称为“三苗”的族群。三苗地广人众，曾与尧、舜、禹为着领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三苗居住之地，据战国时人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当主要分布在今江汉地区和赣北一带。又据《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高诱注：“葬于九疑之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看来，三苗活动范围的南部，已达今湖南、广西相连的地区。 三苗又称南蛮。殷商之时，南蛮中以荆山（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为中心的一部分，又被称为荆楚或荆蛮。西周时期，荆楚中的楚族建立的楚国，发展为南方有名的诸侯国。楚国强盛时，其疆界西与今四川接，东至今江、浙，北抵今豫西南，南达今桂北。前223年，楚国亡于秦。楚族遂逐淅融合于华夏族。 南蛮居今西南地区的部分，记载中较清楚的是盘瓠。盘瓠亦属荆楚，但较楚族落后。《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盘瓠居今沅江上游一带，秦取其地，设黔中郡（治今湖南常德市）。汉朝改为武陵郡，盘瓠遂又名武陵蛮。 在盘瓠的西面和西地面，还居有与盘瓠属同一族的其他部落。据《宋史•蛮夷一》：“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言：“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说宋代居今湘、黔、鄂南、川东地区的溪洞诸蛮“皆盘瓠种”，朱辅认为僚、仡伶、仡佬与苗、瑶同属五溪蛮（武陵蛮），均反映了这些民族自古关系密切，迄宋、元时彼此相同、相似之处仍甚多，致时人认为是同源所出。目前一般认为今苗族、瑶族是武陵蛮的后裔。今仡佬族的先民在唐代又称僚、仡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把苗、瑶、仡佬3族的语言同列入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由语言关系亲密的程度，可推知这3个民族在古代同源，即均出自五溪蛮。由古代“僚”演变而来的还有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今壮、布依、侗、水、仫佬（宋代又称仡伶）等民族。古人认为这些民族的先民也属五溪蛮，则反映了这些民族的祖先百越，与南蛮在西南一些地区交错杂居，有混杂难辨的情形。 商、周时期，活动在江汉以南地区的南蛮，被称为“濮”。濮是随武王伐纣的西方八国之一。《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濮必距庸不远，当在今川东、鄂西地一带。另据《史记•楚世家》：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楚内乱，叔堪“避难于濮”。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年），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遣使朝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南面发展，遂据有濮、越居住的大片地区。唐张守节把孔安国“庸、濮在江汉之南”语与成王时“楚地千里”相联系，认为楚国向南部的开拓，主要是占有濮人的地域。由此可知，濮人活动的区域并不仅限于今川东、鄂西南一带，还包括江汉以南的今湘、黔等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从记载来看，“濮”应是对西南溪洞诸蛮“盘瓠种”的另称。濮人活动的范围，与《宋史•蛮夷一》所言“盘瓠种”的分布基本一致。“濮”又称“百濮”，多与他族相杂居。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左传》所述百濮“离居”的情形，与“盘瓠种”支系繁多，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的情况亦同。又据《后汉书•南蛮传》：汉朝“岁令（武陵蛮）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賨布”因纳自賨人而得名。武陵蛮所纳之赋亦称“賨布”，表明汉朝视賨人、武陵蛮为同一族。而賨人属濮，武陵蛮亦当属濮。《隋书•地理下》言：“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莫徭”即今瑶族。《隋书》说“莫徭”亦名夷蜑，而蜑属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言：汉武帝斩竹王（夜郎王），在夜郎地区置牂牁郡，“后夷濮阴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两周至汉代活动在今贵州、滇东一带的夜郎，其族属当为濮。有研究者认为夜郎之濮即今仡佬族的先民。由仡佬语与苗语、瑶语关系密切，3族必当同祖的情况观之，武陵蛮亦应出自濮系民族集团。武陵蛮的先民名“盘瓠”。“盘瓠”急读如“濮”，“盘瓠”一语本或当即“濮”，亦不无可能。 濮在西南的分布甚广。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的居民以濮为主，且基本上是当地土著。此外，云南东部地区，也是濮人重要的聚居区。滇东最重要的民族是滇族。滇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滇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其范围在云南东北至今曲靖，南达今元江，东抵今陆良，西至今禄丰。《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滇”为“滇濮”，并以“滇濮”为南中（今云南地区）夷、越的一种，表明滇为濮系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把滇、夜郎、邛都归为一类，其特点是“椎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西南夷传》说：邛都夷（在以今西昌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牁相类”；《明史•土司传》指出西汉时之夜郎、靡莫、邛、僰等族在西南等地“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为舜时“苗”之后裔。这些说法，均证明滇、夜郎、邛都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族属应相同。《华阳国志•蜀志》言：会无县（西汉置，治今四川会理县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据今西昌凉山彝族传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当地已有彝语称之为“濮苏乌乌”的濮人，其人建有大石墓（“濮人冢”）。以后，彝族先民夺据其地，濮人遂绝。看来，今凉山地区的最早土著是濮人，后来彝族先民进入，才反客为主。凉山最早居民“濮苏乌乌”，当即邛都夷。 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居今滇东北的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与“滇”当为同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兴古郡（三国蜀置，治今云南砚山以北）“多鸠僚、濮。”句町县（西汉置，治在今云南广南县境）“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兴古郡、句町县在滇人地区的东南，这一带亦多濮人。 自滇东往西的今云南楚雄、大理地区，也有濮人聚居或与其他民族相杂居。已发掘青铜时代的重要贵址，滇东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西有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汪宁生先生认为将万家坝、大波那与石寨山、李家山的出土遗物相比较，两者的基本特征相同；并指出云南青铜文化不论其分布在滇东或滇西，均应为定居的“椎结”民族所遗留（参见汪宁生著《云南考古》第67页，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增补本）。石寨山古墓群是滇族上层人物的墓地。石寨山与属同一文化的李家山墓葬，其主人均是濮人。与石寨山、李家山墓葬基本特征相同的万家坝、大波那墓葬，亦为濮人的遗物。铜鼓是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器物。近年有学者提出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之一，其时代约属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万家坝型铜鼓起源于云南楚雄至祥云、弥渡一带，分布不出云南西起腾冲，东到曲靖，西北抵永胜，东南达广南的地区。万家坝铜鼓创造者的族属，虽仍有争议，但较多的研究者认为是古代的濮人。今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有大量濮人居住，文献亦可参证。云南、川南之“濮”，在一些史籍中又称为“僰”。 “濮”、“僰”古音相同，古代记载中亦互假用。元人李京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指今四川宜宾地区）也是，故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云南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指出元代的“白人”是汉代的“僰人”，居住在从今川南至今滇中、滇西的地区。元代白人的分布，为先秦以来滇、川地区僰人分布情况的延续。 川南、滇黔地区的濮人，是土著抑或徙自外地？目前在四川盆地以外的濮地已发掘属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大都在云南的滇池区域和楚雄、大理地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与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如：出土青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彼此在陶质、器形上均颇为相似。有研究者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楚雄、大理地区的情况，与滇池区域大致相同。川南、贵州地区的青铜文化，目前已知的材料虽不多，但亦未发现因居民迁徙导致文化面貌显著改变的情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8 19:13: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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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濮、越之间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濮即越说和濮、越不同族说两种观点。自古越、濮关系密切，至为显然。司马迁认为越是禹的后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楚人先民出自黄帝之孙高阳，又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言越和与濮同源的楚是华夏的宗裔，未必是信史，但却反映了古人认为越、濮有近亲关系的看法。 在发展过程中，越、濮在生产和生活习俗方面形成了一些共有的特点。在生产方面。越和包含了濮的南蛮，是中国最早的稻谷栽培者。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了稻谷的遗物。距今7000余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即在第四文化层中发现约400平方米的稻谷遗物，估计厚度在1米以上。据推算，储谷的数量，当超过120吨，表明当时的种稻业，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稻谷不仅见于越人的分布区，在南蛮和濮居住的江汉平原以及湘南、贵州、滇东、滇中等地，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稻谷的遗物，有些陶器以稻壳碎末为羼和料，反映出当地居民已普遍种植稻谷。在云南的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和滇池周围，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郧县青龙泉、京山朱家嘴等地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的痕迹。迄止1984年，在我国发现有稻作遗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计约52处，这些遗址均在百越和南蛮分布的地域之内。至于有关越、濮种稻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书。越、濮在生活习俗方面共有的特点，主要是居住干栏、纹身与使用铜鼓。 干栏是以竹木为材料构成，分上下两层，上层以居人的住房。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金齿百夷（今傣族）“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明代田汝成说：“僮人（今壮族），五岭之南皆有之，”“居舍，茅缉而不涂，衡板为阁，上以栖止，下畜牛羊猪犬，谓之麻栏。”干栏不仅多见于百越及其后裔中，亦流行于濮人地区。1963年，在云南祥云大波那墓葬发掘了一具木椁铜棺。铜棺长达2米，棺底铸有12只脚桩，铜棺的形状与干栏基本相同。墓葬的主人是濮人。另据《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早‘干兰’。”《旧唐书•西南蛮传》说：东谢蛮“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西赵蛮“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牂牁蛮“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上述诸“蛮”除东谢蛮是今黔东南一带侗族、水族的先民以外，“僚”、“西赵蛮”、“牂牁蛮”指的均是濮、越居民混合的群体。“僚”居今陕西南到川西南一带，“西越蛮”居今黔东地区，“牂牁蛮”因居于牂牁郡地区而得名。 纹身。百越盛行纹身之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王句践……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南蛮及其后裔，亦行纹身。《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徭人（今瑶族）“妇人黥面，为花卉蜻蜓蝴蝶之状。” 使用铜鼓。据前所述，铜鼓发源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为濮族首先创造及使用。越族亦制造和使用铜鼓。据《后汉书•马援传》：将军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隋书•地理下》：岭南诸僚“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 濮、越均居南方，两者聚居的地域相连，在一定范围内又交错杂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濮、越之间的联系即十分密切。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濮、越的关系感到迷离难辨，甚至认为“濮”、“越”是对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有这些看法，不难理解。 但是，综合各类情况观之，濮、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目前一些研究者归纳出越、濮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并以此作为判定越、濮同族的依据。但是，濮、越所共有的居住干栏、纹身、使用铜鼓和尚未明确共有与否的擅长纺织、著贯头衣、跣足、凿齿、悬棺葬等习俗，却并非濮、越所专有，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广泛地流行于南方乃至其他地区诸多古代民族中的习俗。 如：据《新唐书•南蛮下》：“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劖其唇使赤。黑僰濮山居如人，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所述之“三濮”，居今云南南部和毗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南史•夷貊上》言：“扶南俗本裸，文身被发”，“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林邑国“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栏。”“自林邑、扶南及南诸国皆然也。”扶南在今柬埔寨与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林邑国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人操属南亚语系的高棉语，建林邑国的古人，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旧唐书•南蛮传》云：陀洹国（在今缅甸东南部），“俗皆楼居，谓之‘干栏’。”《明史•外国四》：沙瑶（在今菲很宾棉兰老岛北部），“以板为城，竖木覆茅为室。”《后汉书•南蛮传》说：黄支国（在今印度南部）“项*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在今日本）“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男子皆黥面文身。”妇女“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俗皆徙跣，……灼骨以卜，用决吉凶。”又据《南史•夷貊下》：“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里，人体有文如兽。” 我国考古学家认为：干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南及东南亚，中国内蒙古、黑龙江北部，原苏联西伯利亚和日本等地亦有类似的建筑。铜鼓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滇、黔、桂、粤、川、湘诸省区，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悬棺葬在中国、中南半鸟、印尼、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凿齿（人工拔牙）习俗最早盛行于黄河下游鲁南、苏北一带，以后传入江汉地区，并一直保留在西南的某些少数民族中。“它无疑是中国民族祖先的很大一部分所共有过的古老风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古代民族中的使用干栏和铜鼓，以及纹身、悬棺葬、凿齿等习俗，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十分复杂。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地域内，这些生活习俗可能曾在某些古代民族的文化面貌方面表现比较鲜明。但是，这些习俗流行的地区广，涉及的民族多，当不能视之为某一、二个民族所专有。因此，把这些习俗当作某一民族才有的文化特征，并作为辨别其他民族集团与之是否同族的标准，此法似不可取。 其二。濮、越虽在一定的地域内杂居，但濮、越主要聚居之地的范围并不相同。另一方面，濮、越聚居地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 前已揭明，先秦时期，南蛮活动的中心在江汉地区和赣北一带。濮是南蛮的一部分，分布在江汉以南的今湘西地区，和江汉西南面的今鄂西、川东、四川盆地及其南面的今川南、贵州、滇东、滇中地区。越族群主要活动在长江下游地区及其以南的今浙、赣、闽、粤、桂诸省区和湘南、滇南以及越南北部一带。越国亡于楚后，今粤、桂两省区是百越在西南面的主要聚居地。 南蛮活动的中心区域与吴、越的所在地，以及濮居住的今黔、滇东、滇中地区和百越所居的今粤、桂一带，不仅地域相连，而且人类活动遗存丰富。将上述两地原始文化的面貌试作比较，可以看出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北至汉水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各地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被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文化的范围，属于记载中南蛮的居住地。以上地区的文化，主要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3期文化3种类型。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太湖平原与杭州湾地区的文化，以及南京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两种灰型。前者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后者的主要遗址是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范围，与吴、越两国的地域基本相符。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文化，与长江下游的文化，相同点主要是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稻谷，渔猎经济也占一定的地位。但两地文化的面貌有所区别，如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以轮制为主。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绳纹，多见有肩有段石器；而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的陶器多为手制，陶器纹饰以戳印纹为主，大溪文化“极个别地发现了有段石锛和双肩石锛。” 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阳春、潮安、英德等地的遗存，南海西樵山遗址和石峡文化为代表。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要遗址在东兴、南宁和桂林3个地区。两广地区的原始文化，最富色彩的特征，是广泛流行有肩有段石器和几何印纹陶。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较重要的在滇池和洱海区域。贵州目前经试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赫章可乐和平坝白云飞虎山遗址。两广、云、贵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经济均属以渔猎为主，同时经营稻作农业的类型。在滇池地区、滇南一带和贵州曾发现少量有肩有段石器，表明这一地区与华南、东南沿海也有一定的联系，或许是这一地区居有一些越人的反映。两广与云贵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上的明显差异，是两广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印纹硬陶，而云南地区有泥质与夹陶，并无印纹硬陶。近年发现，贵州地区古陶器的质地，与云南地区相类似。佟柱臣先生认为，两广地区存在印纹硬陶，云南一带则主要是泥质与夹砂的灰陶的现象，为探讨百越和百濮，提出了初步的物质文化上的区分。 对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与两广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我国考古学家作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在汉水流域湖北房县发掘的人骨，其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更为接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出土的人骨，头骨的形态则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或南部边缘类型。汉水流域与东南沿海、两广地区原始居民体质上的差别，同样证明了这两个地区的原始民民，应分属于古代不同的族群。 三、濮与夏商周王朝及楚国的关系 尧、舜、禹为首领的华夏集团，曾与三苗族群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修务训》言：舜征三苗，死于苍梧（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反映了舜集团与三苗之间的战争，颇为激烈。另据《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禹继续征讨三苗，取得了制服三苗的胜利。《史记•夏本纪》说：“三危既度，三苗大序”。《集解》引孔安国语：“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夏、商、周以来，有关三苗的记载失阙，但三苗并未被消灭。除一部分被迁至“三危”（在今甘肃敦煌县东南），三苗的大部分仍居原地，仅以后的名称有所改变。商代见于记载的“荆楚”和商、周时出现的“濮”，即由三苗居于南面的部分演衍而来。 武陵蛮的先民盘瓠与华夏族的联系，传说始于尧、舜时。《后汉书•南蛮传》说：高辛氏（帝喾）征伐犬戎，以赏金千镒、邑万家，并妻以己女为条件，征求犬戎首领吴将军之头。有名为“盘瓠”之狗，衔吴将军头至。帝喾“乃以女配盘瓠。”盘瓠负女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武陵蛮“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武陵蛮及基后裔在长时期内奉盘瓠为祖，晋代仍有祭盘瓠之俗。据《史记》言，尧设治南方之官，居于南交（交趾）。反映了华夏族的影响，在尧时已达今西南地区的南部。《后汉书》所言盘瓠之事显系传说。但武陵蛮的先民与帝喾或尧已建立了联系，也是有可能的。 《后汉书•南蛮传》又说：“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 据以上引文所说，唐虞时，盘瓠为要服。《尚书•禹贡》曰：夏有五服。距夏京城500里为甸服，甸服外500里为侯服，侯服外500里为绥服，绥服外500里为要服，要服外500里为荒服。《国语•周语上》言：“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东汉韦昭注“蛮夷要服”云：“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之。”要服之蛮夷与夏朝的关系，是维持友好，不得背叛，按时朝贡。“五服”之制，相传是夏、商施行于域内和四方边裔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视被统治者地域的远近和与王朝关系的亲疏，分别规定了其对王朝应尽的义务，以及王朝相应采取的态度。《反汉书》言盘瓠属之要服，当指夏初的情形。夏末商初，盘瓠与华夏族之间始有战争。周代，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周屡征蛮方，斥之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蛮荆”指荆蛮活动在江汉之间的部分。盘瓠居江汉的西南，当也参加了荆蛮对周朝的战争。平王东迁之后，盘瓠与中原华夏族的争竞有增无减。晋文侯时，晋国联合蔡国，击败了盘瓠的进攻。从这些情况来看，盘瓠与夏、商、周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居今川东、鄂西一带的濮人与华夏族的接触，据记载是始于商末。《尚书•牧誓》说随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西方八国，其中的濮即居于川东、鄂西地区。周朝既立，川东、鄂西属于周朝的范围。据《左传》昭公九年：周王遗使詹伯言于晋：“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居周“南土”的濮，地近巴、楚，当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地的濮人随武王伐纣以后，即接受了周朝的统治。 另据《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答汉元帝所诘：“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贾捐之言商、周鼎盛时疆界“南不过蛮荆”，“蛮荆”当指周代楚国之地。倘如是，位楚国西南境外即今黔、滇地区的濮人，商、周时尚不在此二朝统治的范围之内。虽如此，这一地区的濮人，与商、周仍保持了朝贡的关系。据《周书•王会解》伊朝献：“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牙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与百濮一同接受诏令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均在今西南地区。同书又记载：成周之会，“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献纳于商、周的珠玑、瑇瑁、丹沙（砂）等物，是西南地区的特产。因此，朝贡于商的百濮，和贡纳于周的卜（濮）人，当居住在今西南一带。这一地区的濮人与商、周的关系，自然不如川东、鄂西的濮人以及沅水上游的盘瓠与商、周的关系那样密切。 西周时期，楚族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建立楚国。楚族出自荆蛮，与华夏族不同。周夷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时又言：“我蛮夷也。今诸候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司马迁亦以秦、楚、吴、越为夷狄。楚族虽源出荆蛮，但与华夏族交住甚密，大量接受了华夏族的影响。《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传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楚族未必是华夏族的宗裔。《史记》所言，反映了楚与华夏族之间关系之密切。 濮与楚同祖，但两者的差别亦甚明显，如习俗即不相同。班固说汉中地区习俗与楚地相异，而“与巴、蜀同俗。”班固所言，意为巴，蜀与楚司俗不同。而巴、蜀的居民主要是濮。盘瓠之俗，与楚族亦迥然有别。因此，楚不为濮。 另一方面，濮，楚是近邻，一些濮人还生活在楚国境内，濮、楚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史记•楚世家》说：周宣王时，熊霜卒，三弟争立，叔堪出亡，“避难于濮”。看来，濮、楚毗邻而居，其时尚相安无事。楚武王既立，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人对濮地的拓取，引起濮人的不安，双方关系渐趋紧张。《后汉书•南蛮传》言：楚武王时，盘瓠蛮与罗人共败楚师，杀楚将屈瑕。庄王初立，楚民饥兵弱，遭到盘瓠蛮的进攻。又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时濮、麇攻势汹汹，楚力弱不能御，拟迁都以避其锋。庄王在位期间，楚国力增强，“楚师既振（盘瓠蛮）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盘瓠蛮与楚合兵击晋。战国时期，楚国占有的濮地，扩展到今鄂西、湘北和与之相连的川东、默东地区，楚遂于其地置黔中郡和巫郡。 战国末年，楚又遣将领庄蹻率军开拓黔中郡（治今湖南常德）以西的濮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其言： “初，楚顷襄王时，遗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稽考有关史迹，派遣楚将庄蹻（豪）至夜郎、滇池地区者，当为楚顷襄王。庄蹻西行的路线，当为溯沅水至夜郎，降服夜郎后入滇。庄蹻率军西征，虽未实现把楚国的统治扩展至今滇、黔地区的计划，但降服夜郎和滇国，第一次真接沟通了楚族与今滇、黔地区濮族的联系；庄蹻藉其众留滇为王，并尊重当地濮族的习惯，变易其服随和其俗，遂与当地的濮族相交融。庄蹻王滇，对加强滇、黔濮族与内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西南濮族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折意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蹻王滇，“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新唐书•南蛮下》言：“自夜郎、滇也以西，皆庄蹻之裔，”均反映了庄蹻西征，并留滇为王后在西南濮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应指出，滇池地区的开发，并非始于庄蹻。在庄蹻入滇之前，滇中地区的濮族，已创造了早期滇青铜文化。1972年发掘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墓葬，是早期滇文化的代表。墓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时期，一些墓葬的时间在战国初期，远在庄蹻入滇之前。李家山出土的器物，不仅种类多，数量亦众，纹饰繁缛，表明当时的青铜文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云南发掘商、周时代的遗存，还有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两处墓葬均在濮人地区。据碳——14测定，万家坝、大波那墓葬的时代约在春秋中、晚期。万家坝山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大波那出土的铜棺，设计奇特，制作精细。两处墓葬增出土了丰富的铜器、陶器等随葬品。大量出土铜锄，有长方形、条形、方形等几种形制，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发达的程度。将万家坝、大波那出土器物与李家山及稍晚的晋宁石寨山的器物相比较，文化面貌比较接近。这些情况表明，在庄蹻入滇以前，滇池区域及其以西地区的濮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已相当高。庄蹻王滇，加快了滇中社会的发展。延及秦、汉，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 先秦时期，滇中濮族与其他地区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多方位的。江川李家山24号墓土了1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石髓珠产于南亚次大陆和西亚地区。由此可知，滇中濮族与滇西乃至今缅甸北部、印度东部地区诸民族之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一定的交往，李家山墓中发现的石珠，系由产地辗转输入。

南粤孤客

	四、越与夏商周王朝及楚国的关系 传说五帝时，华夏族的祖先与越族的先民已建立了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之孙颛顼，活动的南面已达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地区）。尧所任命主管南方之官羲叔，以交趾为居地。舜势力所及，亦西至交趾。《史记》所言是否真实，尚难确定。但尧舜时华夏族先民的影响已达越人先辈聚居之地，则不无可能。另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之祀。”司马迁谓越王为禹后少康之裔，与所言“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一样，均采自传说。但这些说法亦反映了越、楚等南方民族，与华夏族之间很早就有了联系。 夏朝既立，在四周诸族中，与夏族交往较多的是东方的夷与南方的三苗。夏之后的商，与北方的鬼方、犬戎，西方的西戎、氐、羌关系密切，相互间的战争亦连绵不断，致无暇顾及南方。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说：“殷人之劲敌多在西北，南方无劲敌”，正确地指出了商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另据汉代贾捐之言：商、周鼎盛之时，两朝的疆界都“南不过蛮荆”。“蛮荆”当指后来楚国的地域。《太平寰宇记·岭南道》道：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可知东周时，楚国南界与越族北疆在今桂林一带交接，商、周王朝的南境，至多以达今桂林地区为限。因此，主要聚居在今桂、粤、闽、赣、淅、苏诸省区和滇南、越南北部地区的越族，并不在商、周统治的范围之内。汉淮南王刘安在秦书中说：“越，方外之地，*（左赞右刀旁）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汉书•严助传》）。唐司马贞亦言：“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于粤子’”（《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索隐）。刘安谓三代之盛越不受正朔，司马贞说越在春秋以前未通上国，证明贾捐之言殷、周“南不过蛮荆”之语为不诬。 越族虽未接受商、周王朝的统治，但与商、周仍保持了朝贡的关系，看来商、周把越归入五服之制中“要服”的范围。《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记载了商右相伊尹受商汤之命，颁布四方边裔朝贡时须献贡品的种类，其言正东、正南、正西方时云： “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请今以鱼皮之鞞、□鲗之酱、鲛 *、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以上记载中的“沤深”、“越沤”、“鬋发”、“文身”、“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大部分是百越支系或部落的名称与代称。“十蛮”、“贯胸”、“雕题”、“漆齿”，也有可能是指百越。所述正东、正南、正西方诸族献纳的贡品，也大都产自东南沿海、南方和西南地区。 西周时期，百越多次向周进贡。据《汉书•贾捐之传》：武丁、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后汉书·南蛮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越裳”是百越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今越南中部。又据《竹书纪年》下卷：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于越”当为越人。二十五年，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受四方朝献。《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所举海蛤、蝉蛇、文蜃、元贝、大蟹等都是百越地区的特产，进贡者“东越”、“欧人”、“于越”、“且瓯”、“共人”“海阳”等均应是越人。 从考古材料来看，商、周时期，越族与华夏族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广西出土商至春秋时期的遗物，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也明显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如1974年在武鸣县全苏出土的兽面纹铜卣，带有商代晚期的作风。灌阳钏山出土的圈带纹铜钟，忻城县大圹出土的乳钉纹铜钟等，其形制、纹饰和铭文，与周代中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 平王东东迁之后，周室衰微，诸侯竞起。崛起于江汉一带的楚国，力量强盛，着力经营南方。与楚国的交往，成为东周时期西南地区百越诸部对外关系的主题。 楚对南方越地的开拓，在立国后不久即已开始。《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代庸、杨粤，至于鄂。”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鄂在今湖南中部，其地居有越人。《史记·楚世家》又云：楚怀王时，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开南面濮地，遂逐渐深入越族区域。楚成王初年，楚“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可知越和夷（方案：指濮）一样，已是楚国境内的重要民族，而且楚对境内百越部落的统治，已得到周室的认可。 楚悼五末年，吴起相楚。吴起在楚变法，扩充疆域，“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吴起传》。时越国尚存。吴起南平百越，并非远征越国，而是再度用兵扬越（《史记·蔡泽传》。此次征讨，楚军深入至濮、越杂居的今湘南地区，并将其地的越人置于楚国的统治之下。 嗣后，楚对百越的征服，转向东方。楚威王时，越王无强出兵伐楚。楚乘越远犯之机，大败越军，杀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国祚既亡，越族群龙无首，遂臣于楚，如《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所言：“（句践）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颜师古注：“事楚为君而服从之。”越亡国后，越族星散流徙，或有西迁入湘者。 楚王负刍五年（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军破楚，虏楚王。《越绝书•吴地传》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可知既降百越诸部对楚的归附，一直保持到秦来楚以前。另据《后汉书•南蛮传》：“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史记·王翦传》说：“（王翦）虏荆王负刍，竞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据此看来，百越降后朝贡于楚，获允保留越族中的酋领君长，直至楚亡。楚国对百越的统治，大体上施行了较为松弛的羁縻之制，至于西南地区的百越部落，则不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迄至汉代，各地的百越，大体上均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统治的版图。 作者简况： 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8 20:04:16编辑过]

兰海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闫鹏荣,《三峡悬棺之谜的遗传学求证》,发现古代悬棺人的遗传序列上的信息与侗台人与南岛人所具有的特质非常相近，而后者则是由广东、福建一代的古百越人迁徙融合形成的。 http://it.sohu.com/20051220/n241048503.shtml

北姑

	“不过，百越是古代对长江以南多个少数民族的统称，如果基因遗传标记能够具体到百越中的哪一支就更好了。”

北姑

	古時的百越概念乃從東南沿海伸延至嶺南到交趾的耶，而雲南及貴州等則應該不屬百越範圍的耶。 現代的壯侗語系民族只是分佈於中國西南方的耶，若果按照中國的歷史概念則大部份應該屬於西南夷耶，除了廣西部份的之外。 壯侗語系民族先民會否是南島先民從東南沿岸進入西南之後跟當地濮人等土著融合之後所形成的乎？ 就好像老撾山區的老龍族，有南島人及矮黑人的語言及生理特徵耶。 根據DNA及語言學分析，海南黎人底層屬南島民族，後來被渡海的俚僚所同化而成為壯侗語系中的卡仙語族耶。 四川懸棺的，可能是遷入的南島人耶，而非土著羌種的巴人耶，至於有否跟濮人融合而形成壯侗先民呢？就好像上面所言，樣本不足耶。

北姑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40.htm 第七章　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　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巴醯岬牡厍�，“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敖�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爸恋岢兀�（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50000016_290_10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八�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埃┐鱼渌�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凹囱�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叭氲峒囱�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俊、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叭氲帷氨浞�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昂蟠�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姑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41.htm 第二节　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础。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⑥（译文：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后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根据音韵学对汉字上古音的构拟，把《越人歌》中每一汉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与有关的壮语词一一对照，发现它与壮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①据对古越地的现代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为古越语的成分至今还十分明显。②林惠祥先生还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胶着而成。③表明古代百越语是一种带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语言。 　　根据古越人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印纹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的符号或文字④，其中以江西省清江县吴越遗址发现的最为丰富⑤，这种符号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后，在焙烧或上釉前刻画上去的，笔法草率急就，刚劲有力。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中的图形符号。但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装饰性线条外，多数符号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释读的，有的尚难辨认，⑥有人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仅发现了表示族徽或制作标记的单字，而且还研究了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句子⑦。说明它们不是原始的图形符号，而已是记事表意的文字。 　　散布于今福建省华安县汰内乡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经过调查分析，亦均普遍认为不是图画，而是古代的图像文字。并作了内容释读的试探，（11）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⑨“以入水，蛟龙不害也”⑩，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①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②，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③，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约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50000016_311_8⑤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⑥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能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⑦，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11）。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12）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14）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史载，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据林惠祥先生研究，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二省到山东省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吴国国都在今苏州市，东临大海，西滨大湖。闽越、东瓯、南越亦均临海而居，河湖水上与海上的交通均比较发达。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不同地区先后建立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方政权，王位世系均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反映了父系家庭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夫从妻居的残余和原始群婚的遗俗，现代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习俗，应是上述古越人婚姻习俗的残存。古越人断发文身，或者椎髻箕踞，关于“断发”与“椎髻”的情况，有人认为是越人地区同时并存的发式，①也有人认为是因地而异，不同族系的不同发式。例如南越与西瓯、骆越可能为椎髻之民，而吴、越、闽、瓯之越，则皆为断发之人。②以发式的差异区别华夏与越人的不同，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记载较多。现代海南岛黎族，台湾岛高山族，在不久前都还保留了这种遗俗，③并有如果妇女不经文身，死后不得祖先认同的传说。在江苏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泽、福建省闽候县、广东省增城县、佛山市等地的遗址发掘中，均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表明古越人有着打牙的习俗。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长，皆有拔去上齿各一枚的习俗。《太平寰宇记》亦载川西南夷僚子女长大后，要拔去上齿及犬齿各一。贵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的鸟浒人在婚嫁以后，亦有凿去前一齿的习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所以要凿去门齿以利灌药之说。④可见凿齿习俗，在从越人直到僚、乌浒人中均比较流行。其后，贵州等地甚至还有“打牙仡佬”的名称出现。 　　越人崇拜鬼神，信鸡卜，在后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还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后，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两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将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横木上的悬棺葬。此种葬式在我国东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琉球等地均有所发现，⑤福建省崇安县白岩出土的船棺用两根大圆木分为底与盖两部分刳成，上盖半圆形，内刳空，状如船篷；底呈梭状，内为长方形尸柩。因棺底部首尾经加工微微翘起，使船形十分逼真，远望状如在水上行走的船只，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尽”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叭氲岬氖奔洌�《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隆《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北姑

	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都是從雲南南下進入中南半島，取代原先居住的孟－高棉與及南島／矮黑人等族群的耶。 哀牢也稱濮，是否就是今台／泰(Tai)語系民族之先民就是濮人跟來自東南沿岸的古越人融合的結果呢？

路

	引用的文章太长了，没怎么看完。但滇池所出土的文物明显带有百越民族的特征，是农耕民族，北姑引文中说的滇僰属于羌氏类明显是错误。另外“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哀牢亦属越人，但是否是傣-泰民族的先民却有待考证，不排除他们向东南亚移民并与后来相继到达的越人融合成为现代的傣-泰民族。至于把滇越和掸国，列入百越，纯属中国学者在书斋里面呆久了的想当然的结论，站不住脚。

北姑

	QUOTE: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6 15:03:00的发言： 引用的文章太长了，没怎么看完。但滇池所出土的文物明显带有百越民族的特征，是农耕民族，北姑引文中说的滇僰属于羌氏类明显是错误。另外“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哀牢亦属越人，但是否是傣-泰民族的先民却有待考证，不排除他们向东南亚移民并与后来相继到达的越人融合成为现代的傣-泰民族。至于把滇越和掸国，列入百越，纯属中国学者在书斋里面呆久了的想当然的结论，站不住脚。 滇越及撣國，於漢朝都被歸入籠統的西南夷耶，學者後來根據文化等作出研究，認同他們都屬於百越族群耶，還要去侮辱他們？ 古時的百越，只是一個籠統的地域概念耶，百越區之中有不屬越人族群的，而也有越人族群不在百越區之內，就好像滇越及撣國耶，不過後來學者的研究，不也說明了乎？

路

	QUOTE: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7 9:22:00的发言： 滇越及撣國，於漢朝都被歸入籠統的西南夷耶，學者後來根據文化等作出研究，認同他們都屬於百越族群耶，還要去侮辱他們？ 古時的百越，只是一個籠統的地域概念耶，百越區之中有不屬越人族群的，而也有越人族群不在百越區之內，就好像滇越及撣國耶，不過後來學者的研究，不也說明了乎？ 不知北姑说的这“学者根据后来文化等作出的研究”中根据的是哪些文化？可否令人信服？ 北姑有空的话不妨找到何平所著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一书略读一二。

季人

	QUOTE: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 11:36:00的发言： 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都是從雲南南下進入中南半島，取代原先居住的孟－高棉與及南島／矮黑人等族群的耶。 哀牢也稱濮，是否就是今台／泰(Tai)語系民族之先民就是濮人跟來自東南沿岸的古越人融合的結果呢？ 你前面引用的文章（王钟翰《中国民族史》）里说：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文中认为哀牢是今天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不知你为何认为哀牢的后代是侗台语民族？

北姑

	QUOTE: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7 10:51:00的发言： 不知北姑说的这“学者根据后来文化等作出的研究”中根据的是哪些文化？可否令人信服？ 北姑有空的话不妨找到何平所著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一书略读一二。 尼介紹的乃現代學者的研究耶，部份越人族群幔歸入西南夷，王鐘瀚一文已經說明，不再覆述耶。 至於後來被認定屬越人的，若果不是後來學者所分類，那又是誰呢？ 古時的百越及西南夷都只是籠統的概念耶，何必要求改造成絕對的單一族群定義呢？這也把古時的概念扭曲了耶，雖然古人的或許不正確耶。

北姑

	QUOTE: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6-9-7 11:53:00的发言： 你前面引用的文章（王钟翰《中国民族史》）里说：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文中认为哀牢是今天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不知你为何认为哀牢的后代是侗台语民族？ 就是在圖書館看了一本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關於老撾的書籍耶，歷史部份說，老龍族乃來自雲南，即漢朝的哀牢，或越裳，即撣人耶，土著居民，即老聽族，被趕到山區耶。 老聽族有矮黑人特徵，個子矮小及皮膚黝黑，有操南島語及南亞語的耶。 不知道百越區之外，即文趾西部及南部，的南島人，包括占人先民，又算否越人呢？

北姑

	看回王鐘瀚的文章，才發現不同耶。

北姑

	更正，書中的講述應該是，老族先民乃哀牢，即撣人的一支，又稱越裳，立國於交趾之南耶。

北姑

	二十五史  >  後漢書  >  卷八十六 南蠻西南夷列傳 第七十六 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一]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二]　　注[一]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也。 注[二]萬震南州異物誌曰：「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恆出道閒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餚葅，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嶡異，以食長老。」 交址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一]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二]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三]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四]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注[一]質亦贄也。 注[二]爾雅曰：「黃發，鮐背，耇老，壽也。」 注[三]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 注[四]事見尚書大傳。

北姑

	至於撣人又或者傣系民族是否有濮人融合的成份呢？就不知道耶，不過泰人就有孟－高棉人的成份耶。 大部份孟－高棉人都被融合耶，只有少部份抗拒融合的仍然保留族群，不過被歧視耶。

北姑

	古時貴州及廣西部份地方也不屬百越耶，雖然當地居民應該都是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