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东兰铜鼓调查记

季人

	韦丹芳 万辅彬 （广西民族学院，南宁 530006）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它从产生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到今天，除了部分铜鼓被珍藏于博物馆之外，民间尚保留有数千面铜鼓，这些铜鼓如今依然以它们独得的魅力活跃于民间，这些铜鼓又称为传世铜鼓。这类铜鼓以广西的河池地区最多，目前共发现1400多面，而位于红水河畔的东兰县又尤为多。1因而，东兰又被誉为“铜鼓之乡”。 但尽管如此，学术界对河池铜鼓的研究并不多。通过中国学术期刊和其他途径查新，我们发现从1994年至今，只有5篇文章是关于河池铜鼓的。这些文章多是从民间使用铜鼓的情况来进行研究的，如蒋廷瑜的《南丹白裤瑶的铜鼓》一文，介绍了河池地区南丹县白裤瑶使用铜鼓的情况；梁富林在《河池传世铜鼓》一文中也介绍了河池传世铜鼓的情况；梁富林的另一篇文章《河池传世铜鼓的“神器”功能》则是从功能的角度对河池传世铜鼓进行介绍，他认为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及其他民族将铜鼓奉为“神器”，人们笃信铜鼓是神赐之物，具有神奇的本领，是酬神驱鬼、祛灾纳吉的神圣之器，因而总是在最隆重的祭祀中使用，将它视为镇寨之重器、传家之宝而世代珍藏；他的另一篇文章《广西河池地区传世铜鼓铭文统计表》，则以统计表的形式，介绍了河池传世铜鼓的铭文，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李楚荣的《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一文，从河池地区宜州市近年发现的两面石寨山型铜鼓和画马崖岩画同属一地点出发，认为这一发现，为了解历史上宜州一带的壮族先民与滇越民族的关系，揭示宋代“宜州买马”的交易场所和明代“怀远驿铺”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鉴于河池铜鼓研究的现状，本文的作者之一万辅彬于2002年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麻江型铜鼓振动模式的调音机理研究”，麻江型铜鼓主要分布于红水河流域，特别是广西的河池地区，因而便有了我们此次的东兰之行。 一、在路上 6月27日，万辅彬结束了他对河池师专物理系实验室的评估工作，由于河池师专地处广西宜州，离铜鼓之乡——广西东兰县已经不远了，便决定顺道去东兰做国家课题的调研工作。此次东兰铜鼓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广西重型机械厂的杨年高工程师、广西博物馆搞复制的韦显初工程师、黄世杰以及研究生韦丹芳，一行四人在当天早上8点多从南宁市出发，坐上学校派的车，先到宜州，再前往东兰。 从南宁到宜州的高速路已于去年通车，这样，由南宁到宜州的车程便由原来的六个小时减少到现在的三个半小时。12点半，我们一行到达河池师专，师专的副校长请客，吃过饭，便匆匆赶往目的地。从宜州到东兰可走两个方向，一是从都安走，另一个是从金城江走。我们是从金城江走，一是因为从宜州到金城江是二级路，路面较好走，而都安一带正在修水任至南宁的一级路，由于修路的原因，路面很不好走；二是我们要到金城江去接此次铜鼓调查的领路人——河池文化局文物站的梁富林站长，梁站长在1991年调到金城江之前在东兰文化局工作了二十年，他曾担任东兰文化局的局长，因而我们在后来的两天调查里一直称他梁局。梁局对铜鼓很有研究，他曾写过好几篇关于河池铜鼓的调查报告，也是讫今为止对河池铜鼓调查最多、最熟悉河池铜鼓的人物之一。有他的领路及介绍，我们这次东兰之行将会更方便。从宜州到金城江要一个小时，从金城江到东兰是环山的县级公路，一路颠簸，花了三个小时才到达东兰县城。 一路上，梁局为我们介绍了东兰及东兰铜鼓的情况。东兰东靠河池市，南邻都安、巴马两县，西与凤山交界，北与天峨、南丹为邻。东兰历史悠久，并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太平天国到解放战争，东兰的人民踊跃加入革命队伍。特别是大革命时期，韦拔群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在东兰开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东兰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东兰也是著名的铜鼓之乡，当地至今在民间仍有数百面铜鼓，经梁富林登记的铜鼓就有300多面， 这些铜鼓均是麻江型铜鼓。关于铜鼓是怎样来的，当地有不同的说法，只有一个村说是外地人拿着工具到当地，由农民现定现做的；其他村寨多说是从贵州一带购买的。梁局还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制作的铜鼓的情况，他说，前几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博士，李将仿制的铜鼓让梁局拿回来卖给东兰农民，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地农民对北京造的铜鼓不是很满意。当我们听到这，便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此地次东兰之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做铜鼓的调音课题和听农民对新造铜鼓的要求。 二、调查方法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东兰。东兰县城不大，一条小河缓缓流过县城，沿河两崖密密麻麻地布置着二层到七、八层不等的楼房。东兰县城与广西其它的县城的布局异常相似：狭窄的街道、街道两旁拥挤的房子和小摊，使初次来到的该地的人没有丝毫的陌生感。 晚饭是由东兰县文化局安排，在饭桌上，我们将明天的调查安排定了下来。我们此次调查，主要是以录音的方式来进行，本想到农村去采访农民并记录铜鼓的声音，但文化局的干部和梁局均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县城里就有很多铜鼓收藏者和爱好者，其中一个叫韦万义的老人收藏有12面铜鼓，一位姓牙的老人收藏有8面铜鼓，另一位姓韦的老人也收藏有4面铜鼓。当地群众都认为这24面铜鼓音质很好，而且也他们对铜鼓也非常熟悉，特别是韦万义，当地人都称他为“铜鼓王”，因而他们认为我们的调查完全可以在县城进行。他们可以叫那三位老人带上他们的铜鼓到东兰的烈士陵园，任凭我们记录和访问。尽管我们更希望到乡下去做调查，以便更深入地了解铜鼓的文化，但客随主便，在县城既然能够实现我们的调查计划，明天的调查就定在县城进行。 由于调音涉及到音高、音频等问题，而测定音高、音频的仪器无法拿到东兰，只能采取录音的办法，待回到南宁后再进行分析。整个录音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几位老人非常配合，他们用满腔热情敲击铜鼓，那种雄浑的声音和着强烈的节奏，我们不由得被震撼：如此简单的组合竟能敲出有如天赖的声音。我们的录音分为三个部分：高音组、中音组和单音组，同时在高、中音组中又分全用老铜鼓和老铜鼓与北京做的铜鼓混合配组。这样的分类是为了对老铜鼓的音质有更好的判断，并且比较新老铜鼓的音质。 三、北京铸造的铜鼓存在的问题 北京铸造的铜鼓是由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铸造的，他们一共造了八面，有四面被梁富林同志从北京带回广西，其中三面是被东兰的农民购买（两面是被韦万义老人收藏），另一面被收集到广西博物馆文物苑中。 早上的天气非常好，但当老人们敲了几组鼓，在我们的录音没有全部完成时，天空便乌黑，转眼间下起了大雨。我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都感到有些奇怪，但老人们的脸上呈现出来的表情却仿佛知道原本晴朗的天空会变脸似的，老人们说，当地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今天这场雨真是及时雨，然后便跟我们说起敲打敲鼓与下雨的故事。老人们都说，他们最初是不相信打铜鼓会下雨的说法，但好几次，只要村里打铜鼓，没敲打多久，准会变天，不管在敲打铜鼓之前的天气如何好，转眼之间都会下起大雨，后来连续好几次都是这样，他们不由得相信铜鼓确能求雨。他们的故事不管是否能证实铜鼓能求雨，至少说明铜鼓在他们心目中具有某种法力，是神圣的。因而他们希望新做出来的铜鼓和老铜鼓一样，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音质上。在烈士纪念馆中避雨时，他们谈起了北京铸造的铜鼓存在的问题。 他们认为北京造的铜鼓首先是太重了。当地祖传的铜鼓重量多在28－35斤之间，而北京的铜鼓却达40－50斤重。这样的重量在当地是不合适的。按照当地的习惯，逢年过节，特别是蚂拐节，拥有铜鼓的村寨必定将铜鼓背到山顶敲打，而太重的铜鼓是不容易背上山的。我们的调查结束后，住在附近的老人就是将铜鼓背在背上往家走。试想，如果一面铜重达50斤，那么这些视铜鼓为生命的老人又怎能将如此重的铜鼓往山上背呢？当地人对铜鼓重量的要求是出于方便和实用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是花纹的问题。他们认为北京的铜鼓纹饰太粗糙了，不够细致，而且图案也不清楚。而且北京做的铜鼓乳钉之间的距离也是不合比例的，当地人觉得鼓面上第一、第二行乳钉之间的距离和第二、第三行乳钉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一样的，这种比例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但是北京的铜鼓第一、第二行乳钉的距离比第二、第三行乳钉之间的距离要小得多，他们认为这样的比例是不美的。 第三个问题是从鼓的外观和音质上区分公母的问题。当地人判断铜鼓公母的依据是鼓的大小、鼓面有无边缘、乳钉的圈数以及声音。母鼓的鼓面要比公鼓的鼓面大一些，鼓面是没有边缘的，乳钉的圈数是两圈，而且母鼓的声音是“哝”和“当”。公鼓则相反，除了比母鼓小、有边缘以外，它鼓面的乳钉为三圈，敲出的声音是“叮”和“咚”。北京的铜鼓从乳钉上区分公母，他们做出来了，可鼓面有两行乳钉和三行乳钉的鼓大小是一样的，而且都没有边缘，最重要的是声音对不上，这样的鼓，村民们认为与老鼓是不相符的。 第四个问题是鼓型的问题。老鼓的鼓型很漂亮，在鼓足和鼓面之间有一个很弯的弧形，整个弧光滑、均匀；但新做的铜鼓没有这样的弧度，鼓面和鼓足之间的弧度太小了，他们认为这种铜是没有老铜鼓好看的。 第五个问题出在鼓耳上。老铜鼓的鼓耳上的纹饰是小方块，但愿新铜鼓的纹饰上条状，当地群众认为这不好看，但他们说这只是小问题。大问题是新铜鼓的鼓耳没有弧度，挂起来不直（即鼓面与挂鼓的绳不在同一直线上）。这对音质当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影响了整个阵形。东兰打铜鼓是四个为一组，这一组铜鼓挂在同一条木头上，一旦有一个铜鼓不直，整组铜鼓就不在一条直线上，整个铜鼓阵就显得乱了。 第六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音质。老铜鼓的音质很纯，用他们的的话说是“叮就是叮”，不像新铜鼓“‘叮’不‘叮’，‘当’ 不‘当’的”。而且在山坡上打铜鼓，声音能传到几十里远，且听到的声音有很长的余音。但新铜鼓就不同了，打新铜鼓只能在十几里远的地方听见，而且几乎没有余音。他们还告诉我们，在铜鼓旁边听打铜鼓，新老铜鼓的差别不是很大，但到远一点的地方听，两种鼓的声音相差就很大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铜鼓声，对于这种没有余音或是余音不长的铜鼓声，他们显然不太满意。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音质，是新做的铜鼓鼓身和鼓面太厚了，他们还让我们用手去感觉这种厚度上的差别，从这一点上足见他们对铜鼓的热爱，他们对铜鼓是如此的细致，那怕一点细微的差别都会让他们产生兴趣。 第七个问题出在成分的比例和浇铸口上。他们认为新铜鼓的成份跟老铜鼓的成份不一样，因为老铜鼓的太阳纹处越打越白，新铜鼓却越打越红。而且新铜鼓的太阳纹处有多个气眼，他们认为这些气眼是铸铜鼓时将铜水往内浇铸时留下的。他们分析老铜鼓的浇铸口，根据鼓面与鼓身交接处的皱纹，认定老铜鼓在铸造中是将铜水往鼓身和鼓面的交接处浇的。他们不喜欢太阳纹上有气眼，他们觉得这样的铜鼓不好。 四、对于新铸铜鼓的要求 几位老人听说我们有意铸造铜鼓，显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韦老，他带我们到挂在木头上的新老铜鼓跟前，反反复复地强调他们的要求。 第一点是鼓面的花纹。他们说鼓面的花纹可以有12生肖，“咚”上还可以有龙和对联。但是12生肖要画得跟老铜鼓上的一样，也就是抽象画，不要画得太像了。而“咚”上的对联可以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或“永世家财，万世珍宝”等都可以。北京铸的铜鼓上有纂体“寿”字，虽然当地的老铜鼓上从未有过，但因当地小女孩的帽子上有这样的字，因而他们也能接受，但他们希望类似这样的花纹要做得细致些。 第二点是鼓面的乳钉。他们要求鼓面的乳钉首先要符合公母的规则，也就是说，公鼓要有三圈乳钉，母鼓要有两圈乳钉；圈与圈的乳钉距离要相等，不要出现距离相差太远。更为重要的是，鼓面上每一圈乳钉的数法都应该符合当地农村关于吉利的数法。当地对吉利有两种数法，一种是“贫、贱、富、贵”，另一种是“长生、沐浴、冠戴、临官、地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在第一种“贫、贱、富、贵”的数法中，最后一棵乳钉对“富”和“贵”都好，但对“贫”和“贱”就不行了。在第二种数法中，最后一棵乳钉对前面五个也就是“长生、沐浴、冠戴、临官、地旺”都好。新做的铜鼓乳钉的数法最好能够两种都符合，否则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 第三点是鼓面与鼓“嘴巴”的大小。当地有一种讲法“嘴巴窄吃家里，嘴巴宽吃外面”，就是说在铸鼓时，让鼓“嘴巴”的尺寸稍比鼓面的尺寸大1-2公分，这样就可以稍稍吃别人的，对主家有利，别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但也不能将鼓“嘴巴”做得太大，那样别人会有意见，他们会认为原本属于自己的财富被鼓的拥有者夺走了，这样就会在拥有铜鼓的村寨和没有铜鼓的村寨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第四点是鼓型的问题。他们希望新铸的铜鼓鼓型要与老鼓一样，特别是鼓身与鼓面之间要有一弧度，他们觉得这样的铜鼓才是美的。而且鼓耳部份也应该有一定弧度，这样使铜鼓能挂直，整组铜鼓挂在一起时才好看。 第五点是鼓面中心的太阳芒最好能穿过两层花纹，到达第三层花纹。他们觉得光芒越长，表达的意义也越好，拥有铜鼓的人也会越好。 第六点是重量最好在28－35斤这间。 第七点是对声音的要求。他们认为从农村来讲，鼓型、鼓面、外观只要按照老铜鼓去做就可以了，也是容易做到的。最关键，也是最不好做的是声音问题，他们对声音的要求是与老铜鼓的声音一样，要清晰、洪亮且有余音。而且做出来的铜鼓最好能够与他们原有的铜鼓配成套，他们现在往往是缺少一至二面铜才能组成一组，假设他们已经有了“哝”和“叮”，那么他们希望能购买到“当”“咚”。 五、偶识东兰“铜鼓王” 在去东兰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东兰有个“铜鼓王”，也不知道一个拥有12面铜鼓和为数颇丰的古铜钱、铜剑的民间收藏家。本以为“铜鼓王”——韦万义的家会是宽敞的、整齐地排放着12面铜鼓，但当我们走进他家，却发现房子很小，12面铜鼓被堆放在床头床尾。别人劝他将其中的一些鼓卖掉，以补家用，但他和家人却一直在节衣省食，并千方百计地购买铜鼓。他就是被许多媒体和当地人称为“铜鼓王”的韦万义老人，他也是我们此次调查的报导人之一。 韦万义1928年生于东兰县兰阳乡一个祖祖辈辈喜爱铜鼓的壮族家庭。在他那简朴的家中，他感慨万千。他告诉我们，他家住在偏僻的山区，家境清贫，靠农业收入为生，他们一家人为了收集铜鼓，祖祖辈辈都在省吃俭用，倾全力购买铜鼓。而且他现在收藏的十二面铜鼓能够保存下来可谓是历尽了磨难。1958年大炼钢铁，别人就曾打他铜鼓的主意，他坚持顶住，使铜鼓免遭打烂回炉的劫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铜鼓被说成是“四旧”、“封建迷信的产物”，想把铜鼓扔进拉圾堆，在这种情况下，韦老顶住了压力，将铜鼓埋在牛粪堆和蜜蜂箱中，终于将铜鼓保存了下来。 在铜鼓遭遇的历次磨难中，正是许许多多和韦老一样热爱铜鼓的人的坚持，铜鼓才能在今日以古朴的面貌和欢快的节奏呈现在世人面前，给予人们以欢乐，也给创作者以灵感，使铜鼓从民间登上艺术和科研的殿堂，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 六、结果与讨论 从我们这次对东兰铜鼓的调查中发现，在东兰群众的观念里，特别是他们对新铸造铜鼓的要求中，对铜鼓公母的概念并不明确。在他们认为，最好的铜鼓当然是与他们祖传的铜鼓一模一样。但在对北京新铸造的铜鼓和对我们即将要铸造的铜鼓的要求中，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声音的配对，也就是说，不管铜鼓的外形是否是公鼓小、母鼓大，或是公鼓声音高亢、母鼓声音低沉，只要做出来的铜鼓能够和他们缺少的铜鼓配对，他们都可以接受。也就是说，新造的铜鼓可以是外形较小，声音却低沉；也可以是外形较大，声音却高亢，重要的是做出的铜鼓声音要与老铜鼓的声音相似。 从东兰群众对新铸造铜鼓的要求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观念里是占重要地位的，比如说对乳钉的数法，一面好的铜鼓就应该符合他们传统吉祥的数法，而这种数法是当地特有的文化。因而，新铸造一面铜鼓，我们不能仅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我们还应该关注他们的文化，而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只有对传世铜鼓进行全面的调查，才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文化，也才能铸造出符合他们文化的铜鼓。 参考文献： 1.蒋廷瑜：南丹白裤瑶的铜鼓，《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 2.梁富林：河池传世铜鼓，《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3.梁富林：河池传世铜鼓的“神器”功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4.梁富林：广西河池地区传世铜鼓铭文统计表，《古代铜鼓研究通讯》，1998年12月 5.李楚荣：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000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万辅彬（1942－），男，汉族，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6。 韦丹芳（1979－ ），女，壮族，广西宜州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2000级研究生。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僚人搜索！

	有种莫名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民族精魂已经被大量庸俗复制并且由此淹没并失去继承。。。 哈哈，一时感叹，并非全部与主题有关。

风

	这样的研究多一点！

僚人007

	需要发掘的民族东西太多了

晓浏

	看了游修龄所著《百越稻作和南洋的关系》 ( 《农业考古》-1992(3).-56-65 ) 文中将百越与东南亚诸国的铜鼓进行了比较，有些图片很有参考价值。

晓浏

	图1“东山”是在越南 从对比中 不难看出，百越与东南亚地区的铜鼓图案是多么的相似，尤其是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