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少数民族对我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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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叫“惟楚有材”的网友说他不知道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好吧，这个帖子就是为你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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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对我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作者：田继周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起了较大的作用，我国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下面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来阐述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一、少数民族对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的贡献 　　历史发展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这是一个根本点。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也可互相制约，但不是民族生存的根据，不能代替上面谈的根本点。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找不到一个民族是靠其他民族养活自己和维持生存的。从这一事实和认识出发，在谈我国少数民族对物质文化贡献时，就不应单从民族关系和互相促进中找依据，他们居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是最重要的贡献。因为我国这个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民族建设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民族）建设的。每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在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居住区，都在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文化。他们各自居住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构成了我国广阔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构成我国整个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我国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多人群，表现于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各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反映着我国多民族体的出现和存在，也表明这些文化是由我国很多民族创造的。 　　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也相当广泛。从它们存在的时间先后不同和特点的异同看，既反映了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又说明了它们是由我国不同民族分别创造的。商周时期，当夏族青铜器文化大放光彩的时候，作为“戎狄之长”的我国“蜀国”的青铜器文化也发展到相当高度。例如，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个长方形祭坑中，出土了四百多件相当于商末周初的青铜、陶、石、玉、金、象牙等器物。其中一百多件青铜器具有很高的冶铸水平。特别是十三个青铜人头像，面目造型准确生动，高鼻阔目，耳大面丰，表情威严神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样一批完整的青铜头像，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表明蜀地民族的冶炼技术和青铜器文化发展的高度。(19)与华夏和蜀地民族出现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的同时或稍后，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也相继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于我国南方的古越族在商代就出现和使用了青铜器。当时分布于今江苏南部的湖熟文化和江西地区的吴城文化，都属于古越族的青铜器文化。在广东、福建、浙江古越族的分布区，也发现了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到了春秋之时，越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越族先进部分的越国，不仅用青铜铸造剑、刀、戈、矛等武器，也用以铸造斧、锯、凿等手工业工具和镰、镈等农业工具。越国的青铜剑当时是有名的。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显示了它的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考工记》云：“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镈能为镈也。”(20) 镈是农业工具，是青铜铸造的，说明青铜用于农业生产的普遍性。到战国时期，越族分布区的青铜器文化就更为普遍了。如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土的139件随葬品中，就有108件为青铜器。广东四会县战国墓出土63件随葬品中，有59件为青铜器。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377件青铜器，也居各类随葬品的首位。(21)截至1986年，两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800多件，遍布40多个县市，其中商和两周时期的较大的青铜器有18件，器物有卣、盉、罍、钟、戈等。两广地区的青铜器，虽然受了中原青铜器的影响，却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22)在云南地区也普遍出土了青铜器。从1955年到1986年，云南出土青铜器90余种，一万余件，有兵器剑、矛、戈、斧等，也有农具。这些青铜器的时代，早自西周，晚至秦汉。(23)在我国南方民族地区，还广泛存在着一种用青铜铸造的铜鼓，有人称为铜鼓文化。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铜鼓有一千多面。目前已知中国早期的铜鼓产生于春秋初年，直到秦汉，分布在云南中部，北及四川南部，东和东南至贵州和广西。这显然是南方民族创造的一种青铜器文化。商至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也陆续进入青铜器时代。辽西地区相当于商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从红山文化发展来的一种青铜器文化，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曲刃短剑是其特征。在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产生于商，发展于西周，繁荣于春秋战国。这种青铜器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制作精致，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还从中发现了铁剑，表明当时已开始使用了铁器。上述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分布和丰富多彩，表明了它们的主人不是一个民族，它们是由许多民族创造的。这些民族各自的创造，就构成了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 　　秦汉以后，有关我国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多的文字记载。根据历代文字记载，我国各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所变化、有所迁徙和互相促进，但一般说来，仍然各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区，仍然是各自建设和发展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我国东北地区，是由居于该地的乌桓、鲜卑、挹娄、夫余、朝鲜、高丽、勿吉、契丹、奚、室韦、靺鞨、女真等族相继建设的。我国北方和天山北路，是由匈奴、丁零、乌孙、鲜卑、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黠戛斯、室韦、蒙古、哈萨克等族相继建设的。天山南路是由氐羌系统和阿拉伯系统的各城邦和游牧民族以及畏吾儿、蒙古等族相继建设的。青藏高原是由各羌支、吐谷浑、吐蕃（藏）等族相继建设的。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和贵州、云南，是由西南夷、牢哀夷、武陵蛮（五溪蛮）、僚、瑶、苗、仡佬、乌蛮、白蛮、金齿、黑僰、望蛮、朴子蛮、蒲人、百夷、罗罗、和泥、麽些、怒子、阿昌、哈瓦等建设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由僚、俚、溪峒蛮、僮、瑶、黎等族建设的。台湾地区的建设，我国高山族和他们的先民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对我国各地区的开发建设，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建筑物或它们的遗址和遗迹。国务院批准定为有重大价值的62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至少有12座是由或最初由我国少数民族建设的。它们是承德、遵义、昆明、大理、拉萨、呼和浩特、镇远、丽江、日喀则、武威、银川、喀什。还有些名城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的，如北京、广州、桂林、成都、西安、重庆、福州、榆林、敦煌等。(24)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汉以来的37处古遗址中，至少有13处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如楼兰故城遗址（新疆若羌县）、古格王国遗址（西藏普兰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黑龙江阿城县）、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正蓝旗）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216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中，至少有53处是我国少数民族在掌握政权时由这些民族修建的。如沈阳故宫（辽宁沈阳市）、国子监（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北京东城区）、普宁寺（河北承德市）、普乐寺（承德市）、普陀宗承之庙（承德市）、须弥福寺之庙（承德县）、颐和园（北京海淀区）、避暑山庄（河北承德市）、恭王府及花园（北京市）等。另外，由汉族和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时共同修建的还有唐辽金时的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北京房山区），明清时的北京故宫、北海及团城、太庙、社稷坛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30处石窟寺，其中由少数民族修建的和由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修建的有16处。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以来的石刻及其他28处，其中有9处在少数民族地区和由少数民族所刻。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55处，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17处。如清时的清东陵（河北遵化县）、清西陵（河北易县）、清昭陵（辽宁沈阳市）、永陵（辽宁新宾县）、福陵（辽宁沈阳市）、阿巴和加麻扎（墓）（新疆喀什市）等。(25)以上的历史建筑物和遗址遗迹，不仅反映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光辉的表现。 　　我国各族有史以来就分为两大经济类型，一是以农业为主兼养家畜，一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就建立了密切的交换关系。农业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游牧民族需要农业民族的农产品。他们除了通过“互市”、“榷场”、“茶马市”等进行交换，还通过相互间的进贡和回赐的方式以满足双方的经济需要。他们这种经济交换关系，不仅数量大，而且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例如中原地区的汉族需要的马匹和其他畜产品，有相当部分是向游牧民族交换来的。游牧民族则需要和离不开汉区农业民族的粮食、丝绸、布匹和茶叶等。由于交换关系的密切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历史上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之间，便往往以断绝经济交换作为压制对方的手段，也往往采用政治的和战争的手段打破这种“断绝”，以恢复正常的经济交往。 　　我国游牧民族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良种的养殖，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发展上，也对汉族等农业民族产生了促进和积极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驯养的马、驼、羊，自古有名，西域和匈奴驯养的驴骡称为“奇畜”。这些游牧民族除了通过交换，将大量牲畜输入汉族等农区，还将其优良畜种和驯养技术传入农业民族。例如，汉族养殖驴骡，就是汉朝时从匈奴等族学来的。至今，驴骡不仅在游牧民族而且在全国，都是我国主要的牲畜品种了。我国农业民族中间，少数民族也各有独特的创造。在粮食作物中，黍、稷、菽可以说最早源于黄河流域，是由夏族较早种植的。大麦则源于青藏高原的民族。小麦在我国是天山南路的民族最先种植的。水稻源于我国南方民族，早在河姆渡文化之时，他们就栽培种植了。高粱是我国蜀地民族最先种植的。后来经过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和互相学习，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便在我国普遍种植了，它们已经成为我国各族的共同财富了。解决人们穿衣问题的毛皮、丝绸、麻、棉等等，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麻在黄河流域夏族地区很早就发现了，并记于甲骨文。毛皮是每个民族最初御寒的衣料，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则对此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在有关先秦的史书中，就记载着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被发衣皮”、“衣羽毛”和“鞨巾而裘”。皮、毛、裘，都是以牲畜的毛皮制做的衣服。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皮制做工艺，已是这些游牧民族的特长了。丝绸从它所需要的自然条件和现今出土的丝织品地区看，应是我国南方民族发现的和最早生产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棉花，也由我国少数民族从两个方面传入中原。一是非洲棉，东汉时传入我国新疆民族地区，再由新疆民族传入中土；一是亚洲棉，原产印度，先传入我国南方黎族和壮族，然后再传入中土。各族人民所需要的茶，是由我国南方民族发现、培植和发展起来的。为了农业生产，我国少数民族在水利上也有很多创造。例如，战国时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筑的都江堰，所用技术很多学自羌族。由我国新疆南部民族创造的“坎儿井”，又称井渠法，即通过许多眼井从地下走的水渠。该法传播到关中地区，于西汉时修了龙首渠，使五、六十万亩的盐碱地变为良田。我国少数民族根据农业和畜牧业的经验，总结和撰写了不少农书。其中元时维吾尔族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与汉族修的《农书》、《农桑辑要》并称为元朝三部著名的农学著作。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我国手工业，也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例如，游牧民族擅长毛革和骑具手工业；农业民族擅长制造农具和纺织等手工业。各民族都有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新疆和阗的玉雕、维族的地毯；柯尔克孜的刺绣擀毡；彝族、白族的漆器；阿昌族的刀具；壮、黎、苗、傣、侗等族的锦、挑花和纺织；苗、瑶、布依等族的蜡染；土家族的“西朗卡铺”等等。维族的地毯，图案优美，色泽鲜艳，作工精致，经久耐用，至今畅销国内外。阿昌族的刀具，简称“阿昌刀”，历史悠久，为滇西和缅甸东北各族所喜爱。苗、瑶等族的蜡染，是民间传统印染手工艺，已有千多年的历史，图案多样优美，反映着浓郁朴实的民族格调。壮族的纺织工艺品，织工精巧，图案雅致，远自唐宋就有记载，至今闻名国内外。土家的“西朗卡铺”是一种铺盖，织工精细，色彩绚丽，有一百多种图案，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黎族的纺织技术，自古有名。宋末元初，我国杰出的女纺织家松江（今上海地区）的黄道婆，曾到海南黎族地区，向黎族妇女学习纺织技术。她回故里后，在黎族传统纺织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和创造出一套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对我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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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数民族对我国精神文化发展的贡献 　　我国的科学文化，也是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每一个民族都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这方面各自的创造和表现形式，都是我国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每个民族，除个别情况，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随着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很多民族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了文字。文字不仅是表达语言和书写科学文化的工具，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因此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使用过、现已不再使用的文字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察哈台文、八思巴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等等。佉卢文又称佉卢虱吒，2世纪至4世纪流行于我国西域于阗（今和阗）、鄯善（今罗布泊附近）等地。用这种文字书写在木牍、木简、皮革、绢帛、纸张、桦树皮和钱币上的文书、佛经尚遗存数千件。焉耆龟兹文，7世纪至8世纪流行于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于阗文是5世纪至11世纪我国于阗地区塞克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也称于阗塞克文。现存的于阗文文献，多为佛教文献，也有用以记事的。突厥文是7世纪至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拼音文字。因用这种文字书写的碑铭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和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这种文字现主要遗存于突厥汗国所建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回鹘汗国所建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苏吉碑》和黠戛斯的墓铭上。回鹘文是8世纪至15世纪我国回鹘、畏吾儿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用它书写了大量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医学著作、行政公文、契约、碑文等。西夏文是11世纪我国党项羌建立的西夏国的文字。它仿照汉文楷书，书写本民族语言。13世纪西夏灭亡后，还流行了一段时间，15世纪末才不再使用。西夏人用它记述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情况，并著有有关西夏文的音韵和幼学等书。契丹文是契丹族借用汉文笔划创造的拼音文字，又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流行于10世纪至13世纪的辽国和西辽。有关契丹文，除了史书的记载，还留在一些碑铭上，如辽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的辽静江军节度使肖孝忠墓碑《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北大王墓志》、《肖令公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肖仲恭墓志》等。女真文是女真族参照契丹文和汉文创造的一种文字，也有大字和小字之分，流行于女真建立的金朝。金灭后，继续使用，直到明中叶以后才被废止。有关女真文的著作有明永乐年间编的《女真译语》，另见一些石、金铭文。察哈台文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音素文字，使用于以成吉思汗次子命名的察哈台汗国（今新疆至阿姆河一带）及其后裔都哇汗时期，约当13世纪和14世纪。八思巴文是元初乌斯藏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县）人八思巴为蒙古族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又改称蒙古字。忽必烈曾于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推行，1368年元朝亡后遂被废弃。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给后人留下许多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图书和石刻等。满文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文字，以后又有所改进。在清朝，满文称为“清文”和“国书”，用以记述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迹，并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著作。随着满族与汉族的接近和使用汉语汉文，满语满文到了清朝后期便逐渐减少使用了。现在除黑龙江某些偏僻乡村少数满族老人之外，满族一般都不再使用满语满文而用汉语汉文了。如今满文只是为了翻译满文档案等，还作为一种学术的文字而存在和使用着。东巴文是纳西族的一种象形文字，用于宗教活动，为诵读宗教经文的经师所掌握，一般群众很少知晓。它创于11世纪，流行至今。哥巴文是纳西族的一种音节文字。因它创于东巴文之后，又有不少字是东巴文的简化形式，故取名“哥巴”，以东巴文为师之意。这种文字使用较广，流行于云南丽江纳西族。(26)以上文字虽然是历史上存在的和多已死亡的文字，但它们记载的文书、碑刻等等，却是研究这些民族的重要资料。 　　由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和现在还使用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等。这些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蒙古文创于13世纪初，是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以后又经过改进发展成为今日的蒙古文。藏文创于7世纪，又经过几次修改发展为今日的藏文。维吾尔文是10世纪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创造的。哈萨克文始创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拼音文字，初用阿拉伯字母，后用拉丁字母，1940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朝鲜文是15世纪由李朝世宗主持创造的拼音文字。傣文始创于13世纪，是基于巴利文字母的一种拼音文字。锡伯文是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造成的。彝文创于明代（可能更早），是表意文字，接近和深受汉文的影响。另外，还有些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过文字，如壮族的“土俗字”、水族的“水书”；也有些民族用汉字字音记述本民族的语言，如瑶族的“过山榜”等。 　　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各民族的天文和自然知识不断丰富，于是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适用于本民族的历法。后来，虽然由于民族的接近和经济文化关系密切，有些民族采用了其他民族较先进的历法，却仍存在着某些民族的特点。其中汉历，即农历，不单汉族使用，也普遍用于我国南方农业民族。他们在使用汉历时，也根据本民族的情况和特点，做某些变化。云南傣族的傣历，起源可追溯到周秦之际。现行的傣历始于明代之前，是一种阴阳合历，并吸收了汉历干支记时方法。藏族行使的藏历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一种阴阳合历，以麦熟为岁首月。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回回历，即伊斯兰教历法，为阴历。它以伊斯兰教创造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9月由麦加迁至麦地那事件为纪元，并以该年阿拉伯太阳年的岁首7月16日为元年元旦。其他民族，包括比较后进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历法。如佤族的历法，每年有12个月，岁首月以某种自然现象为标志。每月30天或29天，以新月升为月首日，过几年用闰月调整。我国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使用的历法，安排生产和日常活动，并形成了本民族的节庆之日。壮、布依、侗、仡佬、瑶、苗、畲、土家、朝鲜、京族等，与汉族同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彝、白、哈尼、傈僳、纳西、普米、拉祜等于农历六月举行火把节。景颇族有目脑节。傣族于傣历六、七月间（公历4月）举行泼水节，另有开门节、关门节。藏族于藏历正月举行传召节，还有庆丰收的旺果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等族于教历十月过开斋节、十二月过古尔邦节。蒙古族于秋夏举行一次节日大会，名曰那达慕。 　　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每个民族都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进而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医药学。蒙古族的医学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藏医和汉医的经验。蒙古医药学家的著作有14世纪成书的《饮膳正要》、17世纪成书的《方海》、19世纪成书的《蒙古正典》、《蒙医药选编》、《普济杂方》等。唐时吐蕃王室的御医宇妥·云丹贡布曾数入汉区学习汉医药学。他著有《四部医典》（又译为《医方四续》），对人体病理、病症分类、治疗方法、药物制作，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被藏族誉为医圣。藏族医学在《四部医典》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又著有传世专著、图谱数十种。维吾尔族的医学也有较完整的体系。唐时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100多种，反映了当地民族的医药经验。五代和宋时，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回鹘族也有医学著作。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畏吾儿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精通外科手术，著有《医疗法规律释》。在元代，维族翻译家安藏还将汉文《难经》等医书译为维文。汉族也吸收了维族医学的成就。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治疗疾病的知识和经验。如贵州苗族医师总结了“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辨病学说。“两纲”即冷病热病，“五经”即冷经、热经、半边经、哑经、快经。侗族医师总结了“三出三转”、“四入虎口”的脉诊规律。明时，白族李星炜撰有医学专著《奇验方书》。各族的医学著作和医药经验，都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少数民族都对自己的历史极为重视。很多民族用民族文字或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撰写了不少史学著作。其中如蒙古族13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又译为《元朝秘史》）、明时成书的罗布藏丹津的《大黄金史》、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成书的萨冈车臣洪台吉的《蒙古源流》、卓特氏富俊的《蒙文旨要》、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彭楚客的《大元盛朝史》等，都是价值较高并闻名于世的史学著作。《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并称为三大历史著作。藏族于明时成书的史学名著有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又译为《藏王世系明鉴》）、桂洛·宣奴贝的《青史》、班钦索南查巴的《王统幻化之钥新红史》（又称《王统幻化之钥》，简称《新红史》）、巴卧·祖拉陈哇的《阐明诸转法轮者之事智者喜宴》（简称《智者喜宴》或《贤者喜宴》，又称《洛扎佛教史》）等，于清初成书并用汉文撰写的有《卫藏通志》。白族于南诏成书的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大理国成书的有《白史》、《国史》，元时成书的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已失传，为《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明时成书的有杨士云的《郡大记》、李元阳的《大理府志》，清时成书的有王崧的《云南备征志》等书。此外，还有傣族的《泐史》、彝族的《西南彝志》、满族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历史文献。我国《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也是在蒙古族统治者主持下、由多民族的学者参加编修的。以上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的。它们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风格。每个民族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又都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少数民族都有用文字书写的或口头传诵的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藏族的《文成公主》、《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云游僧的故事》、《嘎达梅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色梅捷》、《猎人佐克拉申》，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福乐智慧》、《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勒俄特依》、《阿诗玛》、《阿细的先基》、《梅葛》，白族的《创世纪》、《望夫云》、《蛇骨塔》，哈萨克族的《萨里哈海与萨曼》、《考孜库尔帕与巴彦苏鲁》，傣族的《召树屯》、《俄并与桑洛》、《葫芦信》，壮族的《布伯》，苗族的《仰阿萨》、《爬山涉水》、《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游悲》，土家族的《张古老制天地》、《洪水登天》、《塔铁侬》、《布索侬》，侗族的《起源歌》、《祖公上河》，黎族的《甘工鸟》，傈僳族的《逃婚调》，赫哲族的《依马坎》，仡佬族的《开荒辟草》，瑶族的《盘古》、《盘瓠传说》、《密洛陀》，佤族的《司岗里》，景颇族的《穆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拉祜族的《牡伯密帕》，布朗族的《顾来亚》，满族纳兰性德的《侧帽集》、《饮水集》、曹雪芹的《红楼梦》，达斡尔族的《蝴蝶花的荷包》，东乡族的《梅拉朵黑》、《白羽飞衣》，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保安族的《保安花儿》，裕固族的《黄黛成》、《萨娜玛可》，锡伯族的《离乡曲》，羌族的《开天辟地》、《羌戈大战》等等。在上述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红楼梦》已成为我国乃至享誉世界的名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玛纳斯》也名扬世界，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它通过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描述，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习俗。(27)《江格尔传》被称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顶峰之一，是在卫特拉蒙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蒙古族人民的古代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们保卫故乡反抗敌人的战斗性格。(28)《玛纳斯》长达20万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29)《福乐智慧》是11世纪维族诗人尤素甫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共82章，12000多行，是维族划时代的巨著。它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修身处世、治国安民等各个方面，是一种劝喻性质的史诗。(30)《阿诗玛》是彝族劳动人民正直勇敢的象征。《召树屯》描述了召树屯与南婼娜曲折的爱情故事，并且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也是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我国很多民族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原始时代的宝贵岩画。我国已发现的这类岩画，分布于15个省区，70多个县市，有数百个遗址。(31)其中比较有名的和重要的，有内蒙古阴山岩画、白岔河岩画、新疆岩画、四川珙县岩画、广西左江流域的岩画、云南沧源岩画等。阴山岩画是古代猎人和牧民的艺术创造，属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杰作。白岔河岩画也是游牧民族的创作，与山戎、东胡有关。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地区的岩画，内容有动物、行猎、放牧、舞蹈等图象，为我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所绘。(32)广西左江流域的岩画，其规模之大、画面之雄伟，在国内外都是少见的。它是壮族先民的创造，内容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宗教和图腾崇拜。(33)云南沧源岩画年代古老，形态粗犷质朴，内容有剽牛祭祀、狩猎、放牧、出征、丧葬、舞蹈、居处等等。由于它处于云南佤族地区，并且有些画面又与佤族的生活习俗接近，因此一般人认为它为佤族先民所绘。(34)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闻名遐迩的敦煌石窟，共有洞窟570多个，有壁画达6万平方米。(35)它历时千年，自东晋至宋元，是我国氐、羌、匈奴、鲜卑、汉、吐蕃、回鹘等族共同创造的。新疆库车地区和吐鲁番地区的千佛洞，成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其中许多高水平的壁画是由当地民族绘制的。(36)东晋和南北朝时，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墓壁画。如河西走廊酒泉、嘉峪关十六国墓壁画、北燕冯素弗夫妇墓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彩画、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尧峻墓壁画、库狄回洛墓壁画、娄睿墓壁画等，都有许多优秀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唐时于阗人尉迟乙僧以民族风情绘画，驰名长安画坛。他的《本国王及诸亲族图》歌颂了于阗与汉族的友好关系。辽代画家在我国绘画史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很擅长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角鹿图等，都被宋统治者所秘藏。现存的《射骑图》（载《中国历代名画集》卷2），人马神态生动，比例结构准确，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辽无名氏的《番骑猎归图》、《平原射猎图》、《平沙卓歇图》（前载《宋人画册》，后两幅载《中国历代名画集》卷2），都如实地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山后契丹人”胡瑰，也是当时著名画家。他善于描绘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别善于画水草放牧、驰逐狩猎、荒漠和冰天雪地的大自然景色。成书于北宋时的《五代名画补遗》评价他的作品“能曲尽塞外不毛景趣”，是“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致”。他的作品很多。现在被定为他的作品的还有《回猎图》、《还猎图》、《蕃马图》、《卓歇图》。(37)在辽代契丹人的墓壁上，也有优美的绘画作品，如庆陵墓壁的《秋》。内蒙古有达乌克旗墓壁的《契丹放牧图》、《契丹族营盘图》，敖汉旗白塔墓壁的《出行备车图》等等。这些优秀的作品，从题材、形式和技巧都表现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征。(38)西夏墓木板画《引马图》、《备行图》、《侍奉图》，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金代女真族也出现了一些书画家，如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和完颜�Φ取Ｋ�们的作品深受宋的影响，但仍可看到草原画派的遗风。我国南方乌蛮白蛮也有著名的画家。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南诏王奉宗画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和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大理国张胜温画的《大理画卷》最为有名。《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把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精妙地描绘出来，画功精致，艺术高超。《大理画卷》，全长约10丈，以大理国密宗《护国仁王经》为主题，画出628个不同的人像，笔法生动，施色精细，被誉为“南天瑰宝”。(39)藏族的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这表现在他们所建较大寺院的壁画上，也表现在五屯绘画、雕塑艺术上。所谓五屯，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吴屯、年都乎、郭玛日、朵赛日、脱加5个藏族自然村。在这里，从15世纪末，随着喇嘛教的传播，就发展和兴起一种为宗教服务的绘画和雕塑，并出现了很多画师。(40)藏族的绘画，虽多以宗教为题材，却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清时由乾隆帝命人绘制的《土尔扈特部归顺图》，是一幅名作。它以“蜿蜒起伏的丘陵、郁郁苍苍的林木、星罗棋布的帐篷、跃马射猎的木兰围场”，反映了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情景，歌颂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41) 　　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大量的歌曲和舞蹈。民间歌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东汉氐羌系统的《白狼歌》、北齐斛律金的《敕勒歌》，至今被视为名著。它们的歌词，前者歌颂了氐羌之国与中原皇朝的友好关系，后者道出了北方草原的风光。隋时的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唐时的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高丽乐、北狄乐、南诏奉圣乐，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是多姿多彩的。如蒙古族的“长调”、鄂温克的“扎恩达勒格”、鄂伦春的“赞达仁”、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的牧歌，它们都是曲调缓慢而悠长，辽阔而深沉，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在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还广泛流行着具有宗教性质的萨满歌。维族的“十二木卡姆”，是他们音乐财富的代表，包括歌曲、舞曲、组歌等340多首。藏族仓央嘉措所收集的“诗歌集”，收录了藏族歌谣60多首。山歌在我国南方民族中甚为流行。在劳动、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中，都可听到他们曲调高亢明快、奔放自由的歌声。有的民族还定期举行传统的大规模集体歌唱活动，如苗族的“游方”、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壮族的“歌圩”、瑶族的“会阆”、侗族的“歌堂”、“行歌坐月”等等。云南哈尼族的“阿茨”、彝族的“阿哩”、纳西族的“丽江古乐”、“白沙细乐”、傈僳族的“摆时摆”、景颇族的“勒来”、阿昌族的“胡芦丝调”、白族的“月琴曲”、台湾高山族的“杵歌”，都是精彩的民歌和说唱文艺。少数民族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舞蹈，来反映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维族的木卡姆、赛乃姆、顶碗舞、大鼓舞，藏族的囊玛、堆谢、锅庄，蒙古族的安代舞，朝鲜族的长鼓舞、农乐舞，羌族的跳沙朗、跳盔甲，彝族的跳脚舞、跳乐（又称阿细跳月），哈尼族的得彼措，纳西族的东巴舞、勒巴舞、笛子舞，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佤族的圆圈舞、舂碓舞，拉祜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横鼓舞、扁担舞，瑶族的铜鼓舞、长鼓舞，京族的跳哈，苗族的芦笙舞、禾花舞，畲族的婚礼舞，黎族的跳姑，高山族的口弦舞等等。各少数民族的乐器，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根据居住地区的物产和生活经验，创制了各种打击、管弦乐器。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宝库，而且对其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至今还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戏剧，如壮剧、白剧、傣剧、布依戏、侗戏、藏戏和维族的歌剧，也是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继周）

夜空星

	注释 (1)《礼记正义》卷12，《十三经注疏》上册1338页。 (2)《史记·匈奴传》。 (3)《后汉书·窦宪传》。 (4)(5)《后汉书·鲜卑传》。 (6)《后汉书·西羌传》。 (7)《北史·突厥传》。 (8)《新唐书·回鹘传》。 (9)《资治通鉴》卷249。 (10)樊绰《蛮书》卷4名类，向达《蛮书校注》82页。 (11)《旧唐书·南诏传》，《册府元龟》卷964。 (12)《旧唐书·南诏传》。 (13)《朱文公集》卷71。 (14)《桂海虞衡志》。 (15)《太平寰宇记》卷169。 (16)《宋史·蛮夷传》。 (1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 (18)《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19)参见《四川日报》1986年8月31日的有关报道。 (20)《周礼·冬官考工记》。 (21)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的铜铁冶铸业》，《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2期。 (22)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4期。 (23)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6期。 (24)见198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和198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25)以上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墓葬等，皆据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文物》1961年4、5期，1982年5期，1988年5期。 (26)上述各种文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关条目。 (27)见泽夫《格萨尔研究的成果》，《新疆日报》1987年12月5日。 (28)见珠格德尔著，赵正新译《试论江格尔传的民族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 (29)见夏中汤《论柯尔克孜族民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3期。 (30)见魏萃一《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浅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 (31)见李福顺《中国岩画功能概说》，《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2期。 (32)见成振国、张玉忠《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文物》1984年2期；王明哲《新疆发现的阿尔泰岩刻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5期。 (33)见《北京著名专家学者在左江流域崖壁画介绍会上的发言》，《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1期；岭雒《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及学术讨论会纪要》，《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1期；龙化彬《花山壁画研究札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 (34)见段世琳《云南沧源崖画是佤族先民创造的文化遗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4期。 (35)见吴坚《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阶段》，《敦煌研究》1986年4期。 (36)见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的清理简记》，《文物》1985年8期。 (37)见陈兆复《契丹画家胡瑰和他的卓歇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4期。 (38)见鄂·苏日召《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民族美术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 (39)《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1页。 (40)见索文清《青海五屯藏族宗教绘画、雕塑艺术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 (41)见杨永尧《歌颂祖国团结统一的画卷——土尔扈特部归顺图介绍》，《北方文物》1986年2期。

越僚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少数民族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那么同化他们灭掉他们是应该的了。

北姑

	中原文化本身就是由入主中原與及其他地區好像齊魯的所謂少數民族文化所融合而成的耶。

夜空星

	鄙人擅自狗尾续貂式地总结评论一下：我们祖国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文化是汉族人民和各个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汉族起了主导作用，这是由汉族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相对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并不是因为民族有什么“优劣”之分。跟汉族一样，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为祖国历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可抹杀。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资格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辉煌文化而引以为自豪！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yanzhaowenhua/09.htm 太暤宓羲，始称三皇——上古风姓、姜姓、姬姓三大部族及其北徙 张京华 著 历史上“燕赵”并称，是在战国时期。燕赵区域文化的风格特征在战国时期发展成熟，趋于定型，但是燕赵文化的发端则远在战国以前，别有源头。赵国在三家分晋时由晋国分出，而晋国是西周初年的同姓封国，赵国与魏国、韩国合称“三晋”，虽非姬姓，其文化渊源主要仍来自周晋。燕国在西周初年时有召公奭受封，自司马迁作《燕召公世家》以后，一般都把燕国的历史溯源到周初，称北京自辽金算起为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而自西周算起则更可再上推两千多年，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实周初召公所封燕国虽然确为当时的重要封国，但是终西周以至春秋战国之世，此一燕国对于全国所起的作用甚为轻微，尚不如发端较晚的赵国。而在西周之前，燕地还有一大段丰富而又兴盛的文化渊源，西周燕国的地位之所以比较重要，也是由于它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 从考古方面看，河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早期的有周口店北京人和涿鹿西泥河湾遗址，晚期的有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石器时代有门头沟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自北而南，在北京、涿鹿、蔚县、曲阳、平山、正定、石家庄、邢台、永年、邯郸、磁县都有遗存。�� 再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暤帝宓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绝不容易混淆。太暤为风姓，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的三大姓。《尚书》孔安国序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太暤、炎帝、黄帝又与少暤、颛顼合称五帝，被后世作东、南、中、北、西或苍、赤、黄、白、黑排列。但是少暤一说为姬姓，一说为嬴姓，一说为己姓，颛顼一说为姬姓，一说为风姓，一说为妘姓，二者虽与太暤、炎帝、黄帝并称，却都是从太暤部族或者炎帝部族、黄帝部族中衍生出来的，并不具有创始的地位。此后如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各代，就更不具有可以独立地讨论其姓氏的价值了。�� 太暤为风姓，风即凤，甲骨文中风和凤为同一个字，太暤为风姓即太暤部族以凤鸟为族徽。中国古代以鸟为族徽的氏族很多，大都集中在东海渤海沿岸。春秋时，太暤部族的后裔仍然居住在东方齐鲁周围，建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宿和须句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少暤为太暤之后，其居住地也在今山东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说鲁国初封时，“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暤之墟”，认为鲁都曲阜是建在少暤旧都之上的。《绎史》卷六引《田俅子》和《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也说：“少暤都于曲阜。”春秋时郯国为少暤后裔，都城在今山东郯城。《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国国君郯子追述其祖先少暤时的官制说：“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瞗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五雉、九扈和五鸟、五鸠一样都是鸟名。五雉，贾逵注为鷷雉、雋雉、翟雉、鵗雉、翚雉。九扈，贾逵注为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扈，《说文》作雇，“雇，九雇，农桑候鸟”。雇从隹，隹即鸟，故《尔雅·释鸟》写作。少暤以鸟名官，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官，都为鸟名。少暤名挚，挚通鸷，也是鸟名，是和鹰相近的击杀类鸟。《礼记·月令》等书说太暤治东方，又称为木皇，又称为春皇，为春季三月之帝：“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句芒为太暤帝之佐，在神话传说中也是一种鸟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由此可见太暤部族及其后裔少暤部族以鸟为图腾的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到《尚书·禹贡》成书时，记述居住在冀州、扬州的土著居民，虽未明言其为风姓的太暤之后，却仍说他们是“鸟夷皮服”和“鸟夷卉服”。所谓鸟夷，据郑玄、颜师古注，就是擅长“搏食鸟兽者也，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并且“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像鸟也”。�� 风姓的太暤和少暤部族主要居住在东方，即今山东境内，但历经繁衍传播之后，其影响也扩大到了东南和东北地区。《尚书·禹贡》所说扬州的鸟夷，颜师古就释其为东南之夷。冀州的鸟夷，郑玄、王肃与颜师古都释为东北之夷。《尚书·大传》又说：“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暤神句芒司之。”碣石正是在东北的渤海沿岸。太暤帝宓羲氏的后裔，据《帝王世纪》等书记载，有女娲，风姓。女娲《三坟》说为宓羲后或宓羲妇，《风俗通》说为宓羲妹，张湛《列子注》称其为古天子，高诱《淮南子·览冥》注称其为佐宓羲治者。《帝王世纪》说：“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暤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包牺之号。”据此，似乎自女娲以下十五世都是太暤部族的嫡传，太暤立国并不只有宓羲一世，而是经历了十五代国君才最后衰落的。到黄帝时，又有风后，《路史》称其为宓羲后裔，风国之君，《帝王世纪》称其姓风名后，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海隅正是太暤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以风为国号和以风为姓氏也并不矛盾。再后到唐尧时，又有太暤的四支后裔为帝尧之臣。《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夷，曰�俟取Ｒ�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羲、和又称重、黎，重在颛顼时为南正以司天，黎为北正以司地，《左传》称重为少暤之后。如此可知太暤、少暤的后裔在颛顼时曾有重、黎二族担任南正、北正的官职，到帝尧时改称羲、和，又再一分为二，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族，仍旧世掌天地之官，并且分徙于东南西北四境。颛顼时，疆域就已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到这时，羲、和四族之一的和叔就徙居到了北方，住在幽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既是人名，又各为一系支族的首领，也就是一方诸侯之君，掌管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官职是世袭的，为一方诸侯之君的爵命也是世袭的。至此，太暤部族的后裔中便有一支明确记载了族名的大族进入到北方。少暤氏以鸟为官，其中大部分是候鸟。史称伏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是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太暤部族大概素以天文历法和卜卦文字见长，在炎、黄各部族中均居领先地位。于是在和叔徙居北方的同时，太暤部族先进的文化知识及其图腾信仰自然也被带到了北方。�� 姜姓的炎帝部族也曾数世建国，炎帝非一人之号，而为一代通号。神农氏是其始封之君，第二代国君为炎帝柱，又称农、稷，第八代末帝为帝榆罔。《帝王世纪》说炎帝族建国“传八代至帝榆罔亡，合五百二十岁”。《路史》又说炎帝族建国共传了十六帝。�� 炎帝族起源于西部黄河上游，鼎盛时期的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帝王世纪》说神农氏“长于姜水，初都陈，又徙鲁”。到黄帝族代立以后，炎帝族多被强迫迁徙到四方边境之上，称为戎狄夷蛮。其中徙居到东部今山东境内的炎帝族后裔最为集中，被统称为东夷。据王献唐研究，自商周直到春秋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都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 在此时期，也有不少炎帝族的后裔迁徙到了北方，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族为共工氏。共工又作龚工。《国语·周语》：“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贾逵注说：“共工，炎帝之后，姜姓也。”《山海经·内经》也说：“炎帝后祝融生共工，共工生术器。”《竹书纪年》载：“术器作乱，辛侯诛之，”即此术器。辛侯即高辛、帝喾，于颛顼为族子。共工一族因不满于黄帝族对炎帝族的统治，在颛顼和帝喾时曾先后两次起而争帝，《淮南子》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又称其“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可见其冲突之烈。史称共工氏旁聚布功，善为言语，曾任水官和主百工之官，势力强大，欲霸九州，为一暴横诸侯，迭经诛讨，屡朝不靖，不绝其嗣。帝尧即将退位时，大臣灌兜推举共工继承帝位，帝尧不可，而试之工师，后来果然得“淫辟”之罪，因之被判流放。《尚书·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更明确说到：“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用夏变夷”，这是中国古代经常采取的一个政策。《括地志》说：“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清初顾炎武作《昌平山水记》时，其城仍在，亦曰共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炎帝族在其鼎盛时期，也以擅长农业和天文历法著称，其文明程度较黄帝族要高。共工氏被流放到北方时，自然也将炎帝族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北方，无论其与帝尧、帝舜的关系如何，都确实会起到“以变北狄”的效果。�� 炎帝族中还有一个著名大族蚩尤氏。钱谦益《初学记》引《归藏·启筮》说：“蚩尤出自羊水。”羊水即羌水，亦即姜水。《太平御览》引《世本》“蚩尤作兵”，宋衷注说：“蚩尤，神农臣。”其为炎帝族后裔是没有疑问的。蚩尤族活动的地点，有葛卢之山阿，雍狐之山阿，涿鹿之阿，中冀、冀州之野，黎山之丘等，其中的涿鹿之阿，中冀、冀州之野，均在今黄河以北地区。在文献传说中，蚩尤族是炎帝族英勇善战、桀骜难驯的典型代表。史籍记载说蚩尤族最早发明用金属制造兵器，《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吕氏春秋·荡��兵》说：“蚩尤作兵。”《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据王献唐研究，古代炎帝族中多出美女，身材娇小，如《诗经》中说到美女多称“美孟姜兮”等等。而炎帝族中的男子则颇多身材魁梧的巨人，如共工之力可以触倒不周山，共工之后土伯，“其角觺觺”，土伯之后夸父，不自量力，追逐日影。《归藏·启筮》说蚩尤“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龙鱼河图》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述异记》说：“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盖其遗制也。”由此可知蚩尤在古代传说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崇高威望。�� 炎黄二族间的斗争持续反复，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即黄帝与炎族末帝榆罔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和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不周山之战。战争的双方自然是以炎族和黄族为主，但是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有三人，一为玄女，一为风后，一为应龙，均来自炎黄二族以外的另一部族。《太平御览》引《黄帝玄女战法》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太平御览》引晋虞喜《志林》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同书《大荒东经》又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玄女人首鸟形，说明其部族是以鸟为图腾。风后以风为姓，为宓羲之后，风即凤，也是以鸟为图腾。应龙，郭璞《山海经》注说：“龙有翼者也。”应(應)字从心从广从隹，隹即鸟，应(應)即鹰，应龙也与鸟图腾有关。鸟图腾是太暤、少暤部族的特征，由此可知，在炎黄二族的决战中，曾有太暤、少暤部族加入其中黄帝族的一方，并终于使黄帝族转败为胜，开始了黄帝族控制中原的时代。炎黄之争是上古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主要就发生在今黄河以北地区。炎黄抗争时，风姓的太暤、少暤族也充分活跃起来，风、姬、姜这三大部族的背景是同时并存的。�� 在考古学上，时间比较确定、特征比较明显的新石器文化有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的存在恰好与上古风、姜、姬三大部族的活动背景相对应。�� 大汶口文化又称青莲岗文化，以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江苏青莲岗文化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山东、苏北以及皖北、豫东一带，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400年。�� 仰韶文化以河南仰韶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延续时间从公元前5150年到公元前2460年。�� 龙山文化以山东龙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延续时间从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900年。 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在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仰韶文化晚期逐渐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过程，代表仰韶文化的红陶、褐陶、彩陶逐渐减少，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灰陶逐渐增多，似可推测为上古炎族文化逐渐为黄族文化所融合和取代。�� 山东的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类型不同，它上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在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中，常有以鸟为造形的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有一种鸡形的器皿鸡彝，初形为小头、圆腹，像一只刚出蛋壳的雏鸡。以后头部向前伸长，腹部变扁，像一只正在向前觅食的母鸡。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头部更加抬高伸长，足部抬高，腹部变细，渐渐显出了公鸡的雄姿。这种造形再向前发展，就变成了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其形制正像一只伸颈昂首、伫立将鸣的红色雄鸡。后来在河南、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中也普遍出现了鸡彝，有些用红陶铸成，有些用黑陶铸成。到了夏代，器物中常见的封口盉仍然明显地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鸡。《礼记·明堂位》说：“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灌即灌祭，夷读为彝，封口盉就是夏代的重要礼器鸡彝。“彝”字在金文中常见，凡宗庙礼器都称为“彝”，其字从鸡从廾，鸡像用绳索捆缚住翅膀，左边数点像滴血，廾像用双手捧送祭神。鸡彝以及“彝”字的本义都来源于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远古习俗，这一情况似可推测为黄族文化对于东方风姓文化的融合和取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传世的铜器中有一件与大汶口到山东龙山文化过渡型非常相似的鸡彝，上有“天黽”铭文，天黽即天鼋，是黄帝族的徽号。又据史籍记载，尧、舜、禹都直接继承了黄帝族的文化传统，夏人尚黑，龙山文化也以黑陶为主要特征，龙山文化中的鸡彝和夏代的封口盉多为黑陶或灰陶铸成。这两点可以作为龙山文化即黄族文化猜测的佐证。�� 1953年以后在今山西西南和河南西部等地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其分布及类型，在山西西南部为东下冯类型，在河南西部为二里头类型。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95年至公元前1625年，相对年代介于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从地层关系上看，在河南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洛阳矬李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下面，都直接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中王湾类型的文化，说明二里头文化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由此，和史籍中夏文化直接继承了黄族文化的记载相对应，又可以得出龙山文化就是黄族文化的猜测。�� 就河北地区而论，这里既是文献中记载的炎黄二族活动、斗争的中心，又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是十分明显的。�� 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殷商时期的历史。和炎族、黄族文化相比，殷商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炎族为姜姓，黄族为姬姓，二者都从女，而殷人则为子姓。殷人特别热衷于占卜，并且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殷人的青铜器制造也有极其辉煌的成就。1899年以后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以后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于殷商时期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证实了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殷本纪》以及《夏本纪》、《周本纪》均为信史，使学术界在疑古的沉重气氛中重新对古史建立了信心。但是，殷墟遗址是殷商后期所建都城的遗址，从盘庚到帝辛即商纣王共十二代，呈现了《竹书纪年》所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时期的历史，而在盘庚以前从开国之君成汤到阳甲还有十九代帝王。1955年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殷商早期的文化遗址，为殷商从开国之君成汤到第十代帝王仲丁时期的都城亳都的遗址，年代较安阳殷墟为早，绝对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620年，持续时间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左右。在殷商遗址的下面叠压着龙山文化层，说明郑州二里冈的殷商文化一部分因素是承袭了河南龙山文化来的，龙山文化是殷商文化的来源之一。但是殷商文化中的大部分因素是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二者之间虽有继承关系，然而在时间上仍然有着相当的距离。�� 司马迁曾经说过：“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夏、商、周三代就其进入中原占据统治地位来说，是前仆后继的，但是在进入中原以前，都已有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在被取代以后，又都还保留有若干地方性诸侯国的延续，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实际上是平行和交叉的。殷商在建国前曾经是夏朝的列国之一，西周在建国前曾经是商朝的列国之一。夏朝灭亡以后，杞国继承夏祀，是商朝和周朝的列国之一。商朝灭亡以后，宋国继承商祀，是周朝的列国之一。由此而论，殷商民族进入中原，确实仅限于其全部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尤其殷人是一个频繁迁徙都城的民族，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在殷人迁到一个新都以前，它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些地方有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了。�� 郑州殷商遗址是成汤所建都城，成汤是殷人进入中原以后的开国之君。在进入中原以前，殷人的始祖是契，从契到成汤还有十四代先公，这一时期殷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这是探讨殷商文化的关键。�� 继郑州二里冈殷商遗址之后，1957年到1975年，在河北邯郸、磁县、邢台、藁城和河南郑州、新乡、安阳又发现了一系列殷商文化遗址，其年代又较二里冈遗址为早。邹衡据此将整个殷商文化划分成为三个时期，即先商期、早商期和晚商期。先商期的绝对年代相当于成汤灭夏以前，文化遗址以河北邯郸涧沟、磁县界段营和河南辉县琉璃阁、新乡潞王坟以及郑州南关外为代表，因此可以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三个类型。其中位于黄河以南的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漳河型发展而来的，并且受到夏文化的很大影响。早商期即商代前期，绝对年代约从成汤灭夏前后到武丁以前。除郑州二里冈以外，后来在河北北部的藁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陕西岐山的京当等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早商期的文化遗址，说明商朝在这些地区之内都曾设置间接的政治统治据点。晚商期即商代后期，绝对年代约从武丁至武庚，文化遗址以河南安阳的殷墟为代表，包括小屯村、武官村、侯家庄等地在内，分布于洹河南北两岸，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 晚商期的持续时间，据《竹书纪年》为二百七十三年。商朝自成汤建国至商亡约在五百年至六百年之间，据此推算早商期持续的时间至少也有二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以公元前1028年或1066年为周灭商之年，则成汤建国之年应在公元前1528年至公元前1666年的上下限之间。据碳十四测定郑州二里冈的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与此推算大体相合。但是在先商期，年代的推算就比较渺茫。大致说来，从契到成汤的年代应该与夏朝同时，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自禹至桀共四百七十一年，又据夏文化早期二里头型等一些遗址的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915±115年。�� 考古学方面的探讨，是由晚商期上溯到了早商期，又由早商期上溯到了先商期。但是，先商期漳河型和辉卫型的文化，也还不是其最初的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的文化又是由哪里发源而来的?这一段历史线索，目前在考古学资料中迹象不明。许多学者认为先商文化起源于东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提出先商期的商国是夏朝东夷诸国之一，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殷商民族起源于环渤海湾一带今山东省境内，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早商文化与东海岸大汶口或青莲岗文化晚期的花厅遗址有很多共同因素，并进而论断虽然二里头文化确实为夏文化，但早商文化实在也是夏文化，“夏世即商世”，“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历史发展”。�� 邹衡则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夏文化与商文化相比较，二者年代不同，分布地域不同，文化特征不同，文化来源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也不同。并且不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先商、早商文化，它的直接来源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非山东龙山文化或东方大汶口文化。据考古材料得知，先商文化的分布比较集中在行山东麓一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黄河以北和以西之地。在这一地区没有发现典型的夏文化遗址，文献上有关夏人的传说也很少，尤其是在漳河以北根本找不到有关夏人的记载，这就说明这一地区不是夏人的活动范围，而是商人的发祥地。先商文化在黄河以南只有南关外一个分布点，说明它是从外地侵入到夏文化分布区域的。早商文化的二里冈型来源于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而南关外型则来源于黄河以北的漳河型。再向上推溯，漳河型的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位于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位于山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这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属于河北龙山文化，就其地区而言有两个位于山西省，因此，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来的。邹衡提出先商文化漳河型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也是较为纯粹的商文化，提出先商时期殷人活动的范围在今河北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这就使得对于殷商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向前迈出了踏实的一步。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漳河型文化存在的时间只相当于夏文化二里头型的晚期。也就是说，殷人的始祖契以及其后的数代先公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活动，仍旧没有着落。�� 对此，有必要讨论到分布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或夏家店文化。红山文化于1938年由日本人提出，以内蒙古赤峰境内的红山遗址命名。1960年在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重新进行考古发掘，并将以前所说的红山第二期文化也重新命名为夏家店文化。夏家店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最北越过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最南越过河北省的拒马河。夏家店文化的延续时间也很长，它的下层文化上接龙山文化，下至商代后期，它的上层文化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根据北京昌平雪山村、河北大厂大索头、内蒙喀左北洞村等文化遗址的层位关系，可以看出河北的仰韶文化早于河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文化内涵上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非常接近河北龙山文化，二者之间似乎不会有其他过渡性的文化存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以及文物的大量发现，说明辽西、冀北地区的历史发展从上承龙山文化的那一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西周早期，一直都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和一脉相承的文化存在，其间甚至跨过了夏朝和商朝这两个重要王朝的更替。夏家店下层文化尽管内涵丰富，因素复杂，并且毫无疑问地避免不开与中原及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内容及风格比较完整的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承接的龙山文化为河北龙山文化的雪山型，以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为代表。雪山型有其一定的文化特征，但总的看来它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中期的邯郸龟台寺遗址是比较接近的。在时间上，涧沟型中期遗址早于夏朝年代的上限，雪山型晚期则与夏文化的早期大体相当。�� 现在再回到对先商文化漳河型的讨论上来，就可以知道，先商文化漳河型在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的过程中，有一段相当于夏朝早期的空缺，而这段空缺如果是放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于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的继承上，是不会存在的。那么，比先商文化漳河型更为原始的先商文化，如果是在辽西、冀北地区上承河北龙山文化的雪山型，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较早时期孕育产生，以后又扩散到了稍南一些的漳河流域，这种推测在时间上是没有矛盾的。既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相当于夏代的初年，已接近龙山文化，那么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中推测并且找到早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遗址，是很有可能的。在探讨了辽西、冀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先商及晚商文化的关系时，一般都认为是以先商及晚商文化为主体自南向北对于夏家店文化发生影响，如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夯土墙、土坯墙以及晚期大量铸造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受到了商文化很大的影响。王彩梅《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也说：“根据考古资料看，有这样一个现象，商文化在河北境内是自南而北传播的。到目前为止，北京境内发现的商文化均属商代晚期，这说明商王朝的势力直到商代晚期，才达到今北京地区。”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不是南部较发达的商文化对北方发生若干影响，而是在北部孕育出了商文化而在南部获得了较大发展。王彩梅并且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远比商代早得多，“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在商王朝势力到来以前，已在当地居住很长时间了”。所说的这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实际上很可能就以商代最初的几代先公及其族属为主体。�� 丁山在其《商周史料考证》(遗著，1960年出版）中提出：“由于‘契居蕃’的传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而傅斯年、金景芳、张博泉、干志耿等人则又进一步提出殷商文化起源于更北的辽宁、吉林两省。傅斯年《东北史纲》（1932）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商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1978）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并且提出“在汤未灭夏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因此，在今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如果真的发现与此年代相当的文化，那就是夏文化，不要再说没有发现夏文化了”。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合著《商先起源于幽燕说》（1985）认为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史事遗迹，距今约六至五千年前后；“契居番”的番当与今辽河上源的老哈河及大凌河与滦河上游地区相关，或者说应在此范围内求之。该文提出：“总之，东北的辽河流域同中原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明确地说，黄河流域是华夏的起源和发祥之地，长江中下游是楚、越的起源和发祥之地，而辽河流域则是夷、狄、商先起源和发祥之地。”这些学者的探索都有若干不容忽视的依据。

莫西干

	以下是引用夜空星在2005-3-22 16:58:18的发言： 鄙人擅自狗尾续貂式地总结评论一下：我们祖国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文化是汉族人民和各个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汉族起了主导作用，这是由汉族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相对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并不是因为民族有什么“优劣”之分。跟汉族一样，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为祖国历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可抹杀。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资格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辉煌文化而引以为自豪！ 夜星空说得好，让一些整天轻视别人的人也看看什么叫做文化。 有些人真该回小学教室里去重新上学了，不要总出来丢人现眼。

越僚

	有些人不是不知道，而是视而不见，装傻，有意贬低侮辱少数民族。

chinakj

	以下是引用莫西干在2005-3-22 17:03:21的发言： 夜星空说得好，让一些整天轻视别人的人也看看什么叫做文化。 有些人真该回小学教室里去重新上学了，不要总出来丢人现眼。 满人也有皇汉思想啊！少见，少见。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tqcshsfsyc43.htm 北京是商周诸侯国燕国的都城。五胡十六国时是前燕的都城，先后受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五燕的控制。中古以后它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 北京是华北平原北部的都城，和中部的邯郸不同，它具有和邯郸一样的勇武任侠的特点，却不具备邯郸的发达经济和游治侈靡的都市风尚。北京经济的繁荣到来很晚，在唐代中期才达到高峰，而在宋元以后便又日趋衰落。 常在北方行走，就常常可以见到许多条干涸、宽阔的古河。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各个山脚，在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这些河道常有数百上千米宽。有时在开敞的河道中间还存留着一道小河，成为河中之河，但是多数地方在多数季节滴水皆无。河道上碎石层层堆积，小路沿着河道中的硬土带弯曲向前，坚实的长桥空空架在无水的河滩上。在山脚河谷中。往往可见河岸的断壁上显露着河卵石与河砂陈陈相因的沉积层，一般都有两三米高。都城是农耕文化的结晶，气候土壤是农耕经营的先决条件。水不深，土不厚，农耕文化如何能延续两三千年之久？ 传说中上古时期的燕赵不是后世所见到的这种状况。古代燕赵地区流传着两个极具魄力的传说，一个就是大禹治水。传说在尧舜时期黄河中下游曾经发生过大洪水，黄河分裂为九条支河，播散开来流过华北平原。《尚书·禹贡》说当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连山陵都淹没了。战国时形象动地追述大洪水的有《孟子》和《吕氏春秋》。《孟子》中有“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一句，《吕氏春秋》中有“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一句。孟门在今陕西宜川、山西吉县之间，龙门之北，绵亘于黄河两岸。古书中记述大禹的活动多在南方江淮流域如涂山、会稽等地，他疏导黄河的关键之处是孟门、龙门、砥柱等地，但是河水所泛滥的地区，即河水流经之处却正当燕赵区域。九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条河。《尚书·禹贡》中说到燕赵地区的地名还有衡漳(衡水漳水)、恒卫(恒山、卫水)、大陆(大陆泽)、碣石(碣石山)、太行(太行山)等多处。史书记载还说：禹行自冀州始。今黄河下游所经为古代济水的河道，古代黄河经龙门南流过王屋山以后北流，在今海河河道自天津入海。冀州之地在这南、北流向的二河之间，正包括了华北平原在内。大洪水是作为严重的水灾加以记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那却是一个很优良的生态环境，大河条条纵横，宽阔的两岸河水注满，草术畅茂禽兽繁殖。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丰沛的水源给大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使大地充满了活力。 另一个传说沧海桑田源于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较大禹治水的传说更为恢宏。它说陆地每千万年就要变为沧海，沧海每千万年又要变为陆地。神仙麻姑和王方平相会，说距离上次见面以来，已三次见到海水化为桑田，真称得上是阅尽沧桑了。沧海桑田的传说是个神话，但也有些道理。最早对沧海桑田神话做出科学解释的是北宋人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指出：“太行山以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状。此乃昔日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根据现代地质学的描述，在最古老的太古代和元古代，河北平原正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沧茫大海，没有飞鸟，也没有游鱼。古生代以后，又过了几亿年，海水逐渐变浅，海洋生物开始繁殖。到距今四亿年的时候，河北大陆才从海水中显露出来，出现了两栖动物和原始森林，但初生的大陆经常出现间歇性下沉，海水时走时来，海陆交替频繁。在距今两亿多年的中生代，又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北部和西部的燕山、太行山多次抬升，河北大陆的地貌方始初具现在的雏形。这一时期，陆地上森林茂密，森林中生长着巨大的食肉恐龙和鸟类的祖先始祖鸟。在河北张家口的南天门曾经发现过食肉恐龙的化石。 北京古称“幽”，幽有深、黑、寒冷的意思。但据古气候学的研究，远古华北平原的气候是较后来温暖。在距今约一百万年以来的第四纪更新世出现了几次冰川期。冰川期与间冰期轮番交替，气候也不断变化。冰川期时气温异常寒冷，间冰期时气温转暖，冰川融化，这时就可能产生大洪水。大约在距今一万二千到一万年之间，最近一次冰川期已经结束，温度开始上升，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温度上升最快，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达到高峰。此后温度开始下降，气候变干变冷，目前我们正处在现代间冰期中，向未来新的冰川期过渡。 据斐文中等人的研究，在距今七十至五十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期，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北京猿人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在周围高高低低的山丘上生长着密布朴树、紫荆的丛林。东面有一条宽阔的河，河的近旁有水草丛生的沼泽。沼泽的东南面是广阔的平原，平原上有草地，也有干旱的沙地。在山丘中生长着众多的食肉类和丛林类动物虎、豹、狼、熊、梅花鹿、野猪和大狲猴。在河边和沼泽生长着巨大的水牛以及水獭、河狸和水龟。在平原草地上一年四季都有成群的野马、野牛、野羊和扁角肿骨鹿。在干旱多沙的地方有骆驼和驼鸟。总之这里既有干旱草原型动物，也有喜湿热的丛林动物，气候比现在温润温暖。其后到距今二十万年的新洞人时代，仍发现有象的遗骨化石。到距今约二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各种动物种类的化石仍有五十余种之多。 又据周昆叔等人对燕山南麓和北京平原古代植物的研究，在距今数千年以前的华北北部平原地区，草原上既有旱生的干草原类型植被，也有中生的草甸草原类型植被，在一些低湿地区还有湿生和沼泽生的植被。在森林中湿凉的常绿针叶林与温暖的落叶阔叶林兼而有之，同时也保留了一些热带起源的科属如栾、柿、黄连木、黄栌等。 张光直等人甚至认为在更新世的晚期，冰川时代之后经过一个板桥侵蚀期，黄河流域的温度逐渐上升，并保持温暖，直到数千年以前为止，有一段“气候的高潮”。这时在华北平原的高地上不少地方可能生满密林与灌木丛，林内林间，沼泽密布。那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大致类似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候。因此古代黄河流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洪水为害，可能是事实。 以上描述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尚书·禹贡》说到兖州(包括河北南部平原)的植被状况是：“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所描述的景象很像是草甸区，其土壤因丰富的草原植被腐蚀而变黑。《诗经》中的卫风、邶风和鄘风(代表河北南部平原)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等诗句。《战国策》说燕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而枣栗之实足食于民。《史记》说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楸。说明喜温热的丛竹可以沿着淇水顺利生长，其他树木也很密集。 燕赵地面上的湖泊也相当多，最大的一处为大陆泽，正当平原的中部，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之间，太行山区的河流都汇注于此。大陆泽到唐代还有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面积，到清末仍然存在，分为南泊和北泊，北泊又称为宁晋泊，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最后干涸。有众多的湖泊也就易于生长茂密的森林，在大陆泽南面的巨鹿郡的得名即由于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鹿”通“麓”，林之大者为麓。有茂密的森林也就易于生长大型的动物，考古和文献资料都证明在殷商时期华北还有象存在。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还有犀牛(古称犀兕)存在。 竺可桢总结说：近五千年以来自仰韶文化开始，我国的气候大体上是温暖多雨的，除西北地区属半干旱区外，黄河地区气候大致类似现今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属北亚热气候型。在西安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亚热带动物麞（又名河麂）和竹鼠的骨骼。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殷墟遗址中，除麞和竹鼠外还发现有獏、水牛和野猪的骨骼。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种稻和猎象的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家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诗经》和《左传》中经常提到。当时的年平均气候比现在约高摄氏两三度。冬季较短，正月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三至五度，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上。年平均气温高出两三度，幅度虽然不大，但在植被和动物种类上已有明显的反映，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周初气温曾一度下降，春秋时期又回升，直到战国、秦和两汉时代气温仍比现在为高。只是到北宋时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南宋时期，公元1111年冬，太湖全部冻结，洞庭山上的柑桔尽数冻死，杭州暮春之季尚在降雪，运河不开。在十二世纪，中国气候始加剧转寒。 由此可知古代黄河以北平原地区确实曾经有过河湖密布、水源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多、气候温暖的生态环境，这种局面到唐代还有所延续，至北宋代才开始急剧变化。从文献记载中看，战国至唐代燕赵地区虎和狼的数量很多，确实称得上是虎狼成群。战国初赵简子喜爱畋猎，而赵国多狼，后来就演化出了《中山狼传》的文学故事。西汉时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太守，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后知是石，再射，终不能入。李广以善射闻名，每次遇敌或出猎，即使情势危急，不到数十步之内从不发射，估计有可能射不中就宁可不射，射即应弦而倒。李广在其他时候曾用此法射死猛虎，他自己也曾被猛虎抓伤。西汉右北平郡治所在今辽宁凌源，东界在今北京平谷与河北蓟县之间，今河北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遗址。据《唐国史补》记载，唐代斐旻为龙华军使，驻守北平。北平多虎，斐旻善射，曾经一日射虎三十一只，足见虎的数量之多。唐代北平在今河北完县。燕赵地区出土的历代器物也多以虎、豹、牛等动物形象作装饰，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燕国青铜器伯矩鬲(又称牛首鬲)，器身、器足、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其中器足上的三个牛面浮雕与立体雕刻相结合，牛吻部内收而额部前倾，作斗牛状。牛面有鼓起的大鼻，如铃的巨目，两支粗壮的牛角向斜上方翘起，与相邻的牛角两两相对，极为生动。西周燕国的其他青铜器还常以虎面、象面为器足，青铜武器则常以鹰首、马首作为刀、剑、匕首的装饰，与中原地区的风格不同而与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风格一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遗址出土的一套三个屏风插座，一为错金银虎噬鹿，一为错金银铜犀，一为错金银铜牛。这三只动物头部昂起，角耳直立，鼻孔扩张，巨目向前瞪视，四足微微下蹲，尾巴平拾，作准备腾跃状，十分威猛生动。身上的错金银斑纹显示出其周身毛色的活泼灿烂。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铜博山炉，一件底座为三条蚊龙腾出海面，一件底座伏一海兽背驮力士。炉的上部和炉盖铸出海中仙山博山，山峰峻峭，层峦起伏，山峦间有熊黑虎豹出没，称猴嬉戏，虎捕羔羊，猎人肩负弓弩檀捕猛兽，或驾牛车在山道上往来，显示出当时当地的生态忧况和狞猎场面。 东汉末曹操《苦寒行》说：“北上大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农耕区与游牧族的分界线正是沿着现在燕山南麓，西南到达恒山之下，再越过太行山到达汾水上源。如司马迁所述，从碣石到龙门之间构成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曲线，战国汉代的中山、西汉的右北平和唐代的北平都位于这条曲线附近，所以司马迁说燕、赵、代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边胡”，东有东胡、濊貉，北有乌桓、匈奴，西有林胡、白狄。 洪水横流所带来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但是丰沛的水源同时也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原动力。古代的这种生态环境既给人们带来了有待于整治、开辟的艰难，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蓬勃生命力。燕赵文化以洪水为开端，以勇武任侠为特征，以慷慨悲歌为标志，它的形成和成熟都与这种生态状况紧密相关。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以困之，适以成之。燕赵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文化风格自古以来一向受到人们的仰慕，被视为典范，有极吸引人的一面。而如果没有近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就不能产生出这种文化风格。没有猛兽出没，就没有《中山狼传》和李广射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燕赵地区的气候经过宋代的急剧变化日趋干冷，已近千年，山水流变，追述古代的种种传说和记载，不禁令人感慨。 燕国为天下人所熟知始于战国中期的燕文公。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游说燕国结成六国合纵，赵国是合纵的主国，燕国是最初的发起国。苏秦说到当时的燕国是：“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合纵结成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合纵解除后秦国与燕国主动交好，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文公太子为妻。燕文公死后太子即位，燕国开始称王，史称燕易王。 燕易王之子为燕王哙，燕王哙哈时发生了齐国军队攻入燕都的大事。燕王哙死后，燕昭王即位，为向齐国报仇，卑身厚币向各国招贤。燕昭王去见郭隗，请郭隗为他推举贤才，表示燕国虽小仍愿倾国以待。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揽贤士，请从郭隗开始。”燕昭王就为他改建屋舍，尊他为师。事情传开，乐毅自魏国而来，邹衍自齐国而来，剧辛自赵国而来，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燕昭王也为他们修建了屋舍，邹衍的屋舍称为碣石宫。历史上还留传着燕昭王筑黄金台和用重金买千里马死骨的故事。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恢复，燕国殷富，士卒乐战，燕国军队在乐毅的率领下一举攻入齐国，进入临淄，尽取宝物，焚烧了宫殿和宗庙，齐国大败，除莒城、即墨二城外其余七十二城都被燕国占领。燕国报仇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年之蓄积，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动。 燕军在齐国驻了六年，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与乐毅有仇，以骑劫取代了乐毅。齐国大将田单趁机在即墨反攻，大败骑劫，失地全部收复。此后又经过二十四年就到了燕国末代国君燕王喜。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二十五年秦国灭亡韩国，二十七年灭亡赵国，兵临易水。二十八年，太子丹见亡国之祸就要轮到燕国，派荆轲使秦刺杀秦王，没有成功。三十年秦灭魏，三十三年灭燕，六国之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国，而荆轲刺秦王也成为六国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 荆轲是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的仅区区五人，可知在司马迁眼里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何谓侠？侠者不君不臣，偏锋一支。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之情，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士是读书人的称谓，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侠士注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自夸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身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报一答十，不是出于爱怜，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然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爱惜生命。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和侯赢甚至在成功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说他们干乱国家法令。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全都无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长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了。 荆轲好读书、击剑，为人很有理智。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斥之，荆轲默然逃去。在燕都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交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只有燕国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由于早已抱定一死报答世人。 太子丹请田光推荐勇士，田光推荐了荆轲。太子丹临行叮嘱万勿泄露，田光自杀以明用人不疑之意。荆轲要太子丹杀樊于期以便于入秦，太子丹不忍，荆轲前去说明用意，樊于期自杀。荆轲等待远方好友同行，太子丹表示怀疑，荆轲即与秦舞阳入秦。荆轲在燕国肯定不是希图太子舟的黄金、屋舍、车骑、美女，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于期已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而去的，他是为他自己。荆轲临行，太子丹以及知情的宾客都身穿白衣为他送行，送到易水最后分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人无不动容，于是荆轲乘车而去，终不回顾。荆轲想活着劫持秦王迫使他退还六国侵地，因而没有成功，结果含笑被杀。鲁句践悲痛地说：“从前我还怒斥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 陶渊明《咏荆轲》诗说： 心如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燕昭王、太子丹的养士和荆轲刺秦王的事迹标志了燕赵文化的形成和成熟。 燕赵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燕赵地区的农业文明持续兴盛的结果。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中心地区相比始终都要落后一些，衰微一些，燕赵文化的存在经历的是一个“大味必淡，大道低回”的曲折过程。 战国秦汉以前北方的粮食作物以粟、黍、稷小米群为主，属耐旱型作物，黄土高原上较少的降雨量恰好可以满足其需求。河北平原的土质属次生黄土，土地较硬，又没有经典型黄土的肥效，而且植被茂密，不利于耕作。这里的降雨虽较黄土高原充沛，但却不能使小米群生长得更好。战国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种类发生变化，由以小米群为主改为以菽(大豆)粟和粟麦为主。大豆和小麦的需水量较粟高得多，而河北平原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在500至750毫米，比黄土高原的年平均降雨量250至500毫米恰好几乎高出一倍。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改变看起来对黄土高原不利而对河北平原有利。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关中以及巴蜀和淮河流域大面积的灌溉工程相继展开，战国修了都江堰、郑国渠和邗沟，西汉修了漕渠、白渠、河东渠、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湋渠，东汉修了芍陂。而河北平原的水利除了最早修有引漳水溉邺的十二渠外，长时期却再未有人开发。不仅没有水利开发，反而倒有黄河在馆陶等地的多次决口，魏郁、清河、信都、渤海等地倍受其灾。所以战国秦汉时期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黄河以北的河内以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唯独没有河北平原中部和北部的燕赵。《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提到燕赵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只说这里的物产是鱼盐枣粟。这一地区的经济都会蓟、涿、沙丘、中山、邯郸等除沙丘的位置比较靠东外，基本上是沿着太行山西麓南北排成一线。直到东汉时期郡国的设置也是由西向东逐渐减少，西部有七郡，中部有四郡，东部只有二郡。中部和东部虽然也有南北纵贯的交通道路，但十分偏僻，只有西部太行山下的道路是一条大道。由此可知直到东汉时期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还很不平衡，状况很不乐观。 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汉魏之际曹操对河北的经营，重修十二渠，开凿白沟渠、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诸渠的转折点。曹操在与占据邺城的袁绍争战时，为了进军运粮的方便，首先开凿了白沟和利漕渠。白沟由今河南俊县境的淇水入黄河之处引淇水北流入洹水，利漕渠继续引洹水沟通漳水，再经漳水上溯而达邺城。袁绍败亡后，其子袁尚、袁熙北依乌桓，曹操为绝后患又移师北征，在北征中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其地在今河北饶阳县境。泉州渠沟通向泃水和潞水，其地在今天津武清县境。滹沱河与漳水下游相连，因此平虏渠和泉州渠虽短，却使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水系贯通起来，形成一条由南到北的水上通道，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白沟渠和平虏渠到东晋五胡时期仍然通行不废，白沟的南口称坊头，东晋桓温北伐前燕曾进兵至此。平虏渠的南口称虏口城，后赵和前秦时是博陵郡的治所。唐代姜师度所开凿的平虏渠即曹操平虏渠的旧迹，可见其影响之远。由于白沟渠的开凿，使漳水岸边的邺城更加繁荣，与洛阳、许昌等城并列为五都之一。同时冀州刺史的治所也由高邑(今河北柏乡)和邺城东移至信都(今河北冀县)，说明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繁荣已经触及到了平原中部的腹地。 隋代在河北平原地区开凿了永济渠，使之与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共同组成贯通全国的水陆联网，河北地区的经济繁荣已成必然之势。唐代河北道兴建水利共六十二宗，居全国第二位，成效甚为乐观。唐玄宗开元年间河北道位于平原地带的州郡有二十一个，属县一百四十八个，人口九百四十七万，人口密度仅次于都畿道。众多的州县治所和稠密的人口业已严密覆盖了整个平原，河北平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河北道正仓所储粮食为一百八十二万石，居全第三位。义仓所储粮食一千万石，居全国第一位。裴耀卿三年中从八州运送了七百万石粮食到京师，其中六州是在黄河以北。当时全国有大量的兵甲衣帛钱粮聚集在清河，号称“天下北库”。与关中、洛阳、汾晋等地区相比，后者虽仍保持繁荣，但已开始受到地狭人众的限制。而河北平原却有其宽敞辽阔的地理条件，具有更大的潜在优势，所以竟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农业基本经济区之一，对全国的政治大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此可知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兴盛是在唐代中期达到鼎盛，而它最初开发的时间则比关中、中原、齐鲁各区都要晚上许多。 河北平原地区特别是燕地在政治上的兴盛也来得较晚。根据史料记载，西周建国初年，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一说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因为帝尧是黄帝的后代，帝尧的后人也就是黄帝的后人。《史记》又说周初诸侯国燕国的始封之君是召公奭，召公奭与周同姓，为姬姓，周武王灭纣之后将他封在北燕。谯周等人在为《史记》作注时进一步说召公奭是周王族的支族，又说是周文王的庶子。说召公奭是周王室支族也与他为黄帝之后的说法不矛盾，因为周人也是黄帝的后裔，凡是同姓都是同族，只不过隔得已经很远而已。说是庶子就与封黄帝之后的记载有矛盾了，于是有人认为周初在封召公奭于燕之后不久又封黄帝之后于蓟。燕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蓟地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其实董家林和广安门距离很近，同时同地不可能封两个诸侯，考古资料也没能证实广安门的古蓟地有一个召公奭一系之外的诸侯王。有人又认为封在蓟地的黄帝之后不久就被召公奭一系吞并了，这个说法也没有文献印证。如果把召公奭看作是周的族人，周文王的庶子，就会得出燕国是周初一个比较重要的封国的结论，说它与周王室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雄据北方，保卫着周朝北方的安全。然而《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说召公奭是周人王族中的成员，他们都姓姬姓，但并一定就是近族。所以，实际上召公奭可能只是黄帝和帝尧的一个久远的后裔，在商代是商朝的属臣，周灭商时曾经支持过周朝。燕国受封以后，在名望、国力和政治作用上都相当微弱，并不是七十多个封国中比较重要的封国。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上都把燕侯的“燕”写作“匽”。燕和匽古代音同可以通用。但有人认为匽是本字，燕是假借字，这可能也是一个误解。古代一地数名的情况经常可见，燕和匽可能同时各有字源，而不是同音假借。匽甚至可能较燕后起，而燕则与商代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商朝是一个以黄河中下游为活动中心的王朝，然而不少现当代学者都认为商人的兴起是在北方。徐中舒认为古代环渤海而居的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始者，殷商民族即兴起于此。丁山认为商人的最初居住地当在黄河以北，决非周代宋人所居的商丘，又断定说商人的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傅斯年也认为商人发迹于东北的渤海与兖州之地。王国维说商人的一个祖先商王亥曾经在易水流域活动，后自易水流域向南发展。邹衡认为商人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近年来于志敏等人又提出商文化与考古发现中的红山文化有关，红山文化存在的时间与商人文化起源的时间约略相当，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起哲里木盟南部，南至河北中部涞水流域，恰是商先祖活动的幽燕之地。 商人是个东方滨海的民族，和南方民族以蛇、北方民族以狼、西方民族以羊作图腾的一般传统不同，商人以鸟作为图腾。淮夷、夫余、高句丽、嬴秦等族也都是东方民族，都以鸟为图腾。秦人传说女修吞下玄鸟的卵后生下祖先大业，商人则传说简狄吞下玄鸟的卵生下祖先契。《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晚商青铜器《玄妇方壶》铭文中有“玄鸟妇”的记载，足以印证此说。玄鸟即燕，又写作鳦，学名家燕。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鸟、玉鸭，就是商人的图腾家燕。商人之所以以家燕作为图腾，是因为它是北方典型的候鸟，同时鸟的繁殖能力又很强的缘故。家燕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2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北京和长春之间燕山南北地区是家燕重要的栖息地，家燕随处可见，有时聚集的数量相当多，满天翻飞并发出独特的鸣叫声。家燕春分来，秋分去，《左传》中有少昊氏设玄鸟氏之官以司春分秋分的记载，在古代历法简易的情况下，家燕就成为商人观测节气的重要手段。直到汉代家燕还被别称为“信期”。家燕来到北方就开始生卵繁殖，而在古代氏族人口的繁殖尤其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许多民族的图腾都与生殖有关，而且都把春季当作生殖受孕的最佳季节，有游春和淫奔不禁的风俗。《礼记·月令》中说春季二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三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禖是求子之神，商代的禖神可能就是家燕。《文心雕龙·乐府篇》说：“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汉书·地理志》说燕地的习俗有“客宾相过，以妇待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可知商人的歌舞和风俗也都与家燕图腾及祭祀禖神有关。 玄鸟的“玄”字从“么”，是微小的意思，在字形上为玄鸟之子，有头有身无翼，象燕初生之形。“玄”则是增加了鸟翼，羽毛已丰。所以带有微小含义的字如“幽”、“幾”、“幼”都从么，带有后裔和繁殖含义的字如“胤”、“滋”也从么。商人为子姓，子最初也专指家燕所生的幼子。“鳦”字的右半部“乙”为燕侧飞之形，红山文化的陶器上有独特的“之”字形纹，“之”字即“乙”字，也就是鳦。“燕”字为燕的正面形，因家燕年年北飞，其中的两翼又可单写为“北”，演化出“北”字。“幽”字从丝从山，山之得名为么所居，么就是家燕，所以“幽”字的本义即为“燕山”，至今仍然使用的燕山一名也得名于家燕。家燕的羽毛为黑色，所以“玄”、“幽”等字又有黑色、晦暝的意思，而燕山也被别称为冥山、黑山。《山海经》说：“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所说完全都以商文化的图腾信仰为背景，简直到处都称漫着玄鸟的黑影。而玄鸟的黑色又恰与北方气候阴寒、昼短夜长的特点相吻合，因此“玄”、“幽”等字又有寒冷之义。古代北方的生态环境河湖密布，水量丰沛，黄河自河北平原中部今滹沱河河道横贯而过，商人的活动与黄河有很多关联，而黄河之神河伯后来就被称为玄冥，北方之神就被称为玄武。 由于家燕的图腾信仰，商人的祖先契又被称为玄王、黑帝之子，而商人所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燕、燕亳、北、北燕、幽都和匽等等，名称虽异，实为一地。北又加“邑”旁写作邶，匽加“邑”旁写作郾。河北易县曾出土商代邶国三句兵，王国维认为邶即燕国。另外北方之州冀州的“冀”字和金文中召公的“召”字上部也都有“北”旁，可能与北国的命名含意相同。吴泽认为卜辞中已有妟国，即匽国，是殷商的北方属国，“匽”字的起源可能另有含义，但无论有何含义，大概都不是燕国之燕的本字。 西周分封之前燕地已经有燕、邶、亚其等诸侯国存在，他们或者是殷商遗民，或者是与殷商有婚姻或同盟关系的异姓诸侯，召公奭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诸侯。商末归服周人的贵族很多，如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被封在朝歌；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后被封在商丘，为宋国的始封国君；箕国的始封国君箕子，后被封在朝鲜。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也曾前往周朝，商朝的太师疵和少师强在灭国前持祭乐器投奔周朝。箕子的箕国可能与幽燕一带的亚其国有关，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可见当时幽燕一带归服周朝的人尤其多。西周对殷商贵族采取“启以商政，强以周索”的方针，基本上是让他们在原来的封地上重新受封，原在商朝的爵位也保持不变。召公奭可能就是商朝封在幽燕之地的一个异姓诸侯，归服周朝后仍被封在燕地，同时在周朝京师任三公之一的太保。召公奭死后，他的长子一系时代在燕国为诸侯，次子一系时代在周朝为召公，封邑在岐下周原，东迁后在今山西垣曲县召原。司马迁仅据召公奭与周人同姓、担任三公和燕国最后灭亡三件事而将燕世家排在齐鲁二国之后的显要位置上，可能是个误解。 从文献记载上也可以看出燕国地位的微末。燕国国君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溢，自燕惠侯以下有溢无名。燕国史事见于记载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就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国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记下的。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早得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即使是在燕昭王、太子丹两代燕国史事比较显赫的时期，当时活动在燕国的人也大都来自其他国家，燕国本土颇感乏人。苏秦、苏代是周都洛阳人、乐毅、乐间是魏国人，邹衍是齐国人，剧辛是赵国人，荆轲是卫国人，秦开、秦舞阳是秦国人。田光是齐国人，为陈完后人。高渐离也是齐国人，为卿大 夫高傒后人。郭隗为西虢国人，为虢叔后人。直到北朝隋唐时河北著名的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都出自齐国，卢氏出自卢蒲嫳，崔氏出自崔杼。战国时燕国在七国中最为弱小，苏秦说它带甲数十万、粟支十年，辞有夸张。燕文侯对苏秦说：“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燕易王对张仪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才如婴儿。”燕昭王对郭隗说：“寡人地狭民寡。”太子丹对鞠武说：“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对田光说：“今燕国僻在北险，比于蛮域。”荆轲见秦王时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秦国在关中兴起时被中原各国视同夷狄，而燕国直到战国后期仍很少参予各国之间的和战。燕国最后为秦国所灭不是由于它的强大和召公奭的遗惠，而是由于它距离秦国最远。如司马迁所说：“燕国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乎灭国有多次了。”由此可知燕国慷慨悲歌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国则是一剑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锋。燕国苦寒卑弱，因之它的文化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认为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董家林一带为周初燕国的初封地，所发现的古都遗址东西长约850米，南北宽约600米，城墙宽10米，残高1米。城墙外有2米深的濠沟。没有发现外城，就现在城址看比同期的齐国临淄城、鲁国曲阜城规模要小很多。城址上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层堆积，特别是同时在墓葬中发现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这里是西周初年燕国的都城。但是在西周文化堆积下面，又发现了晚商时期的文化堆积，有人认为此城原即商代旧城。燕国在此建都约三百年左右，春秋时燕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容城县境内，建都也约三百年左右，到战国时又迁都蓟城。 蓟城因城内西北隅有长满蓟草的蓟丘而得名，有内外城两重，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有十座城门。城内有公宫、历室宫，后代又建有万载宫、光明殿。有燕市，会聚南北民的物产，荆轲嗜酒，曾与屠狗为业的高渐离在此酣饮。今永定河古称欙水流经城南，今莲花池古称西湖在城以西，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澄，川亭望远，是一处宜于游览的大湖。燕国在蓟城建都约一百五六十年，到北魏时旧城仍在，后被毁弃。 燕昭王时修建了下都武阳城，因在中易水(又称武水)之北而得名。武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在今易县东南五里，至今部分城墙及台基犹存。北魏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访问当地的老人，都说燕昭王和太子丹既招延各国人才，又不愿让他们窥伺到燕国的虚实，所以修建了下都。郦道元还看到了当时的凋樯败馆上有一些镌刻的名号。近年的考古发现有郾侯戈、郾侯矛及兵器作坊遗址，以及大量燕国刀币。秦国灭燕时此城被毁。 隋唐时北京为涿郡、幽州、范阳节度使治所。辽代为南京析津府治所，为五京之一，在幽州城基础上扩建而成，方圆三十六里，有八座城门。金代海陵王定北京为中都，迁都于此，仿照宋朝汴京城的规模大加扩建，建有大城、皇城、宫城三重。大城方圆三十七里，有十三座城门。宫城殿台华丽，气势宏伟。中都被破坏后，元朝于1267年起在旧城东北重建新城，1276年建成，称为大都。大都城也有三重，外城方圆六十里，有十一座城门。明清两代的都城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明代只是把外城的北墙南移了五里，把南墙南移了二里，城墙由土墙改为用砖包砌。皇城又称大内或紫禁城，今称故宫。周围十八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内廷以乾清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组成。内城周围四十里，有九座城门，即今二环路的路面。外城在内城南，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三门为其南门。金元明清四朝北京作为都城前后持续七百五十年，是全国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全国财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都城确定在什么地方，全国财富的堆积都可以使它具有同北京城一样宏伟壮丽的规模。在北京成为四朝古都的同时，京畿和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近五千年以来气候的剧变从宋代开始，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也从宋代开始。经济中心从中原南移，政治中心也从中原北移。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有两种形态，和平时期以吏治为主对经济起促进作用，战争时期以军事冲突为主对经济起破坏作用。金元明清时期河北平原地区受到的首先是以军事冲突为主的政治形态对它的影响，北京作为四朝的政治中心是以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遭受破坏为代价交换而来的。 北宋倾全国之力与辽国争夺幽州，河北之地沦为战场。特别是北宋在二次攻辽失败以后便取守势，为遏制北方兵马竟至在河北平原上挖掘河堤，使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达泥姑海口(今塘沽)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泺，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州、霸州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表明北宋对河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已无力相顾。 游牧民族接连南侵，对河北平原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庄季裕《鸡肋编》说：“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民族融合过程初期的掠夺战争，它首先表现为对经济和文化的直接破坏，和以往的地方割据或统一兼并战争有很大不同。耶律德光占据开封时，赵延寿E请给契丹兵颁发康食，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于是纵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称为“打谷草”。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林木特别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桑、枣树木等也遭到彻底破坏。《辽史》中说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濠堑。又起汉人乡兵，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 在游牧民族占领初期，政治上仍具有很强的军事化性质。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部落之事归北面官，汉人租赋之事归南面官，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蒙古早期也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之分。州府一级政权，辽有“头下军州”，以所俘掠的人口封赏契丹贵戚功臣而置。蒙古在河北时仍将州县作为“投下”封地分封给诸王功臣，计口给田以充口食。内迁到平原地区的金人将其原有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转为屯田军。清初也令满人圈地，近京各县圈地总数达十六万顷之多。猛安谋克所占耕地又多不肯亲自耕种，或者役使奴婢，或者租给汉人，甚至听由良田荒芜，砍伐桑枣以为鱼薪，经营上极趋粗放。土地荒芜之后，再重新圈占汉人良田，不到二三年仍旧荒废。荒地日广，即使在风调雨顺之年荒田也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 唐代河北平原地区南到黄河、北到燕山脚下，城邑星罗棋布，村落相望，人户繁滋，水陆道路四通八达，田野粟麦一望无际。远古水泽丰沛的景象并未改变，人工开凿的水道已将天然的河流一一贯通。远古林莽茂密的地貌并未改变，只是成片的桑林取代了野生的丛棘。河北平原自古多桑，司马迁说燕代田畜而事蚕。东汉末袁绍在河北曾用桑葚补充军粮，《三国志》说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为国家征求之府”。贾思勰说北魏时河北富人种桑甚多，所收桑葚多至一百石，饥荒时很多人借以活口。魏晋时行于北方的户调制规定每户每年出绢二匹，绵二斤，可见当时户户种桑产绵织绢。北魏冀州定州所征的绢每年在三十万匹以上，故当时有“国之资储唯借河北”一说。颜之推也说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古代北方的桑树和明清时江淮地区的桑树不同，北方桑树为乔木型，称为树桑，树龄三十年。江淮桑树为丛灌型，称为地桑、拳桑，树龄七年。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北方桑树都是高大的乔木型，所以《诗经·桑中》说：“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如果桑林不茂密就难于有情人约会。汉代民歌《陌上桑》说：“秦代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如果不是桑树高大罗敷高据树上，她也难以有回绝使君的高傲姿态。在河北平原农业遭到破坏的同时，桑蚕业也被完全破坏。宋元之际木棉传到中国，河北平原改种棉花。棉花是草本的，而桑树则是木本的，在纤维质量和维持自然生态两方面棉花都不如桑蚕。唐代河北平原农业的兴盛本来已经一改古代林莽茂密的原始生态，农业的兴盛是有代价而来，然而到金元明清时期农业的兴盛又被政治军事的重压所摧毁了。桑蚕在古代不仅是一种农业作物，而且在文人、诗人笔下已形成特定的意象，它在文化上的意义也是十分独特的。至今在河北平原地区仍可偶见高大的单株桑树，树干虽然枯老，春更时节仍然绿叶满枝，令人蓦然忆起它早年的风姿。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zsxghrbl014.htm 今山东曲阜是古代鲁国的都城。曲阜距临淄不远，两座城市中间隔着泰山，临淄在泰山东北，曲阜在泰山西南。齐、鲁往往并称，临淄和曲阜同为今山东大地上最负盛名的两座古都。 曲阜也和临淄一样坐落在中国的东部，是国之东土。在曲阜所在地，最早有上古部落大庭氏建都，遗址在后来周代鲁国的都城内，鲁国在其遗址上作库，称为大庭氏之库，是当时曲阜城中一个登高望远的地方。大庭氏之后在曲阜建都的有少，他是黄帝之子。少昊以后有奄人在这里建都，奄人是嬴姓，东夷的一支，炎帝族的后代，在商代时臣属于商朝，因此又称为商奄。后来周人征服了奄，而在这里封立了自己的宗国鲁国。不过许多后来在鲁国立功立名的人，都是炎帝族、东夷、殷商的后裔。在曲阜城中有“淹中”、“奄里”，就是周代奄国遗民聚居之地。鲁大夫季氏的家臣阳虎，御姓，为商人的后代。孔子也是商人的后代，是宋国始封之君微子启的裔孙。 鲁国是周初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它地域不广，国力不强，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守文备礼。鲁国的始封国君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即位后，以姜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武王攻进朝歌，周公旦手持大钺，召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卫武王。周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天子之政，营建东都雒邑，讨平三监及东夷之乱。在周初开国功臣中，周公旦是最重要的一位宗室大臣。所以周朝在分封鲁国时，分给鲁国大辂车、大旌旂，分给古代的宝物“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给六族殷商遗民。除此以外还特别分给了专掌祝、宗、卜、史的官吏和官司礼器。鲁国和列国不同，它拥有天子的礼乐，春秋各国大夫学礼问礼，如果不是去都城洛阳，就要去鲁国曲阜。据传周公旦在父亲文王在世时，就是一位孝子，笃厚仁爱，异于群子。周公旦死后，周王室为了嘉奖他的美德，特别准许鲁国为周文王立庙，每年祭祀他，这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允许的。因此从一开始立国起，鲁国就有了守文备礼的特点。鲁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经过各代君臣以及炎帝、东夷、殷商遗民的共同努力，于是更为光大。 鲁都曲阜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古都，它最初的城垣至今还有不少地段残存于地面，最高的地方有10米，整个城市的基址轮廓也比较清楚。城市分为内城和外郭城两层，外廓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有东、西、南、北门和鹿门、莱门、雩门、稷门、子驹门、石门等等。鲁庄公的儿子襄仲一族居住在东门，人们就把他称为东门襄仲，又称他的儿子子家为东门子家。还有一个大夫归父居住在石门，人们就称他为石门归父。当时公族、大夫们都是聚族而居，以一族为一个整体，一般都是每一族中出一个大夫。占卜好了居室以后，世代相承，很少变动，所以就可以用所居住的地方相称。鲁国这种情况在当时习俗中是个典型。汉代所说“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是社会长久安定的一个标志。 《庄子》中所说孔子与盗跖的故事，也发生在东门。柳下季是孔子的朋友，是个贤人，而他的弟弟盗跖却是个大盗，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孔子想去劝说盗跖，柳下季阻止，孔不听。盗阳一听是孔子前来，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孔子讲仁义，盗跖反驳，大叫：“丘前来！”对孔子讲了历来名君名臣都并不仁义的事例，说仁义压制人性，人的一生，“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应该听从人们顺从自己的心愿。孔子见了盗跖，大为震惊，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回到曲阜东门外，正遇见柳下跖。柳下跖一见孔子的样子就知道他去见弟弟了，说：“盗跖违逆你的心意了吧？”孔子说：“我这是无病自医。我摸虎头，抚虎须，几乎不免于虎口！” 石门是外郭城的东南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天在石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进城。守门的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就说：“就是那明知做不到却一定要去做的人吧！”说明当时孔子推行自己的主张已经很难。 曲阜的中部、东部较高，北部、西部较低，在北垣西门有一处水池。这座城门就叫争门。 南门是曲阜的正门，原来叫稷门，鲁僖公时重新修建，使它加高加大，因而改称高门，又叫雩门。南北朝时人们见到它的基址，犹在地八丈余高。雩门外隔着洙水有一处雩台。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坐在一起，问他们各有什么愿望。子路愿意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使它强大，人人有勇。冉求愿意去治理一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使它富足，人人明礼。公西赤说愿意学习，如果可以就做个掌管礼仪的小臣。曾点说：“我的志向与三人不同。我愿意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新做好的时候，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人一起，在沂水边洗完了澡，到雩台上去吹风，一路唱歌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和曾点一样。”雩台在南北朝时还有三丈高，是当时一处著名的风景点。 曲阜的外郭城“方九里”、“旁三门”，很合周朝的规定。它的内城公宫在南，宗庙在北，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很符合周朝的规定，可见鲁国确实是个守礼之邦。 公宫是国君居处的地方，正殿叫路寝，此外还有高寝、东宫、西宫、楚宫等。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喜爱楚国的宫殿回来后仿建的。曲阜在汉初是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的都城，鲁恭王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灵光殿，除正殿外，还有双阙、浴池、钓台等建筑，多为石建，据说在建筑群中穿行，“周行数里，仰不见日”。最著名的是灵光殿中的壁画，描绘了许多神话鬼怪，斑驳浪漫，怪异之极，可惜后来毁于大火。灵光殿的基址就在后来的孔庙一带，南北朝时其池台基岸遗址尚整。王延寿有一篇《鲁灵光殿赋》描述了这处杰出的建筑。史书上说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晚年好音乐，但口吃难言，不好文辞。初建灵光殿时，他为了扩大宫殿面积，挖坏了孔子的旧宅，听到宅中有弹奏钟磐琴瑟的声音，就没敢再挖。在挖坏的墙壁夹层中，出土了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传。宗庙位于公宫的南面，偏东。周朝的制度，每一位君主死后都要立一座宗庙，按时祭祀，每座宗庙按昭、穆的次序排列。周文王的庙称为周庙，周公旦的庙称为大庙。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实际上的始封国君，他的庙称为大室或世室。这座庙最为重要，为不毁之庙。此外各代君主的庙都称为“宫”。炀宫是鲁炀公的庙，武宫是鲁武公的庙，桓宫是鲁桓的庙，庄宫是鲁庄公的庙，闵宫是鲁闵公的庙。还有宣宫、僖宫、襄宫等等。鲁国经常在各宗庙中举行各种礼仪。 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庙宇，位于公宫南面，偏西。曲阜中两社，一为周社，祭祀周人的土地神；一为毫社，祭祀殷人的土地神。毫社在西，代表居住在城西的众多殷商遗民。周社在东，代表城东的周人。祭祀毫社的礼仪与周社很不相同，杂有东夷的风俗，还使用过人祭，当时曾引起周人的很大争议。 在公宫之南、两社之间的就是鲁国的朝廷，实际上它是公宫的外廷，与内殿相连。朝廷的大门称为雉门，门外有两阙，名为“象魏”。象、魏都是高大的意思。朝廷有新的法令颁布下来，就是挂在象魏上，公之于众，人人都要遵守。象魏反映了法律的平等，是周人一项良好的制度。 在外郭城东南有一个大路口，名为“五父之衢”，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场所。鲁国人盟誓时，往往要在这里举行诅咒的仪式，诅咒将来违背盟誓的人。阳虎就曾召集鲁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在周社盟誓，召集国中平民在毫社中盟誓，然后在五父之衢诅咒，这样来决定一国的大事。城内的民居分布在四周，其中也有很多高大建筑，如季孙氏的居室在东南部，季武子在院中修建了一座高台，人称季武子台，到南北朝时，虽已崩塌，犹高数丈。孔子的故居名叫“阙里”位于殷人聚居的西南部，当时是一处普通的街巷。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居住过的“陋巷”当然更是一条普通街巷，陋巷本非原名，因其简陋故名。据传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别人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现在的孔庙、大成殿都是很久以后在唐宋时开始修建又在明清予以重建的，孔府、孔林也在后来逐渐兴盛。这些与孔子有关的建筑精美壮观，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周庙、大庙。 在曲阜城中有一条弯曲隆起的地带，长七八里，古称“曲阜”，曲阜城由此得名。大庭氏库和季武子台都在这条隆起的地带上，现在这条地带在曲阜城外的东北部。曲阜城中有很多园林，把城市点缀得清新壮丽。其中有社圆、鹿圃、蒲圃、蛇渊囿等。据传孔子曾经在杏坛讲学，在矍相圃校射。现在坐落在城北的孔林方园七八里，更是一处葱郁的园林。在曲阜城外，洙水被引来与护城河相通，自北向南绕城一周。古代洙水源出今新泰县东北，至泗水县与泗水合流，至曲阜东北又分流，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流过曲阜，至济宁又重新汇合。因为孔子曾经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后代就用“洙泗”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学一派。 孔子虽是殷人的后代，但他向往西周的文化。他最崇敬的人就是周公旦，希望自己能效法周公旦重新在东方建立一个周朝。他思想的核心就是仁爱，让人们都像父子一样上慈下孝。他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说人类不想幸福则已，要想幸福就要仁爱，“谁能出去不走门户？谁能追求幸福而不走仁爱的道路呢？”可惜他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孔子知道要想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先要做官，孔子一生都在谋求做官。但他在鲁国只担任过“委吏”，主管仓库；又担任过“司职吏”，主管畜牧。直到晚年才担任了司空、大司冠、摄相事，可惜只“与闻国政三月”。在其他国家，孔子曾屈尊为齐国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又曾依托卫国大夫颜浊邹、蘧伯玉和陈国大夫司城贞子。楚昭王曾准备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但没有实现。孔子在五十六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宦游，也就是周游列国。在春秋之际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吃苦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文公重耳，宦游了十九年，另一就是孔子。但晋文公成功了，孔子却没有成功。他去乎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干七十二诸侯，结果一无所获。这才真正是逢时不遇，命途多舛。 孔子到卫国，住了十个月。往陈国，途中被匡人拘困了五天，只好又返回卫国。孔子不得已往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因之不悦。又经过曹国去往宋国，途中受到宋国司马桓魋的威胁。到郑国，路上与弟子走散，孔子独自站在郑国都城东门下，被郑人讥为“丧家之犬”。到陈国，陈为晋楚及吴侵伐，不足自保，孔子于是离开陈国。过蒲，为蒲人所阻，于对蒲人盟誓之后，才被放行。至卫国，卫灵公年老而怠于政事，不用孔子。孔子准备西见赵简子，未果，临河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于是往陈，又往蔡。去叶，又返于蔡，途中受到隐者长沮、桀溺二人的批评。楚人伐蔡，孔子转投楚国，蔡大夫怒，发兵围孔子于野外。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孔子又为楚国隐者接舆所讥笑，于是返于卫。孔子的弟子多已在卫国做官，唯独孔子仍无人重用。到将近七十岁时，孔子重返鲁国，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弟子冉求在鲁国做执政大夫季康子的家臣，向季康子推荐了孔子。可是到这时，孔子已经老了，他长叹说：“吾道穷矣！”多年奔波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做官已经绝望了。 孔子真是生不逢时。他不出名时，弟子们四处称道为他扬名，可是他的名声又太大了，各国宁愿任用他的弟子，而不敢任用孔子。孔子不得已，就退而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有弟子三千人，著名的有七十二人。留给后人的印象，好像孔子是个学者、读书人，其实孔子的本志是要做官、治国。他首先是注重实践，然后才是读书治学，只不过人们并没有给他做官治国的机会。孔子死后，鲁哀公去祭奠他，子贡说：“生不能用，死而诛之，非礼也！”话说得既委婉，又激愤，同时也道出了孔子一生愿被任用的愿望。这才是孔子的本来用意。 孔子从小贫苦，社会地位低贱，经济条件也差。他三岁时丧父，还没有成年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少孤，处境微寒，贫而且贱。孔子晚年，也不富有。这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 孔子所提倡的仁爱，不能说不美好，但它却不合时宜。在后代，即使是口上仁爱不绝的人，实际上也从未完全达到孔子的要求。就是在孔子在世时，争议也已经很大。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是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他不读书，见到孔子说：“为仁不富，为富不仁。”意思是要实行仁政国家就不富强，国家要富强就不能实行仁政，把仁爱和富强对立起来。阳虎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虽不读书，目光见识不能说不敏锐。仁爱是人们理想中追求的目标，富强是人们现实中追求的目标，二者都不能说不美好，不正当，但理想和现实二者又往往冲突对立。要十全十美，阳虎办不到，孔子也没有办到，这真是人类的一个大难题。 孔子的价值不在于他解决了什么大难题，而在于他努力追求人类幸福的精神。他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他的追求神却千百年来为历代杰出人物所效法。后人对孔子有褒有贬。贬他的人则认为社会风气变坏，都由于孔子的儒教。褒他的人认为要想社会风气好转，就该人人尊孔。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错误的。贬他的人没有想到自己要努力，褒他的人则是出于愚昧，并未得孔子的真髓。 孔子死后，他那种甘冒艰辛勇于开拓的刚劲作风以及他善良仁爱的高行大德就很少有人继承下来。大多数人只是得皮毛，似是而非，借助他的名望，名为儒者，其实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种人就被称为“腐儒”、“俗儒”、“小人儒”。再后来，连借助名望的人也少了，战国之际，最著名的儒者只不过出了两人，一是齐国的孟子，一是赵国的荀子，都不是鲁国人。史书上说，鲁国土地狭小，方圆才七百里，最初是以守文备礼闻名天下。但到了战国时期，人人争于物利，鲁国的礼乐文采坚持不住，终于崩溃。而鲁国的人们性情勤俭、吝啬，世风衰败以后转而弃文经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意即比最擅长经商的洛阳人还厉害！ 曲阜的文化本来是以周公旦所开创的礼制文教为特点的，春秋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到鲁国时，就专门观览了鲁国人排演的礼乐。孔子也多次夸赞周公旦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到了后世，孔子的声望反而大过了周公旦，孔子的庙宇远远超过了周公庙，这其实也违背了孔子自己的心。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一个变化。孔子坚持仁爱的理想，终生不移。后世即使不能遵循仁爱，而不得已也要追求物质利益，但也不至于好贾趋利，甚于洛阳。不仅不能守孔子之道，反而适得其反，令人可惜。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二个变化。孔子是一个贫贱的人，他不是不能求来富贵，凡是不合仁爱的事情即使可以富贵他也决不沾取。孔子是一个终生想做官的人，他也不是不能求来高官，凡是不合仁爱的官职即使再高他也决不接受。但是后世表面上尊承孔子的人，为孔子修建了殿堂，为孔子追封了官爵，却往往有违他仁爱的原则，追求了形式，反而丢弃了本质，反本逐末。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三个变化。曲阜文化经此而一变再变，距离其早先的风范就越来越远了。而曲阜文化的变化，大概也象征着中原齐鲁地区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区的结束。 曲阜从伯禽建都，到鲁顷公时楚国灭鲁，共持续了二十八世，三十四君，八百余年。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lzzhgdgfxm013.htm 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镇，是西周、春秋、战国时齐国的都城。 齐国的文化很有些特色是历史上其他文化区域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首推汉唐，唐因袭汉，汉因袭秦，都定都长安。汉代的统治，以王政杂于霸道；汉代的礼仪，以周礼杂于秦仪。汉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因袭秦朝，而秦朝的文化则多渊源于齐。就是在汉代和唐代齐地的奇才辩士和豪杰人物也都颇为活跃，独步一时。 秦以前，中国历史上两个极重要的朝代殷商和西周，也都和齐地有关。殷人是一个足迹很广的民族，《诗经》中说：“相士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殷人的祖先，诗句说他曾经在海外作战，讨平诸侯。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不少内陆所没有的鲸骨、海贝和大龟。卜辞中也记载着殷人征讨过东方的“人方”（夷方）。商代的最后一个君王商纣王帝辛是一个很有才勇的人，史书上称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他就曾出兵征讨沿海的东夷，得胜而归。可惜商纣王好酒好色，最后被周人推翻了。西周也与齐地关系密切，它的开国功臣姜尚来自齐地，周公旦曾经出兵征讨东夷。《左传》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说商纣王虽然征服了东夷，但也为此耗尽了国力，因此商朝的灭亡应该看作是由征服东夷引起的。商朝征服东夷而国家灭亡，周朝征服东夷而国家兴盛，可以说如果没有沿海的东夷的作用，商朝和周朝的历史都将大大改变。 再往前，齐地还是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的所在地，龙山文化就以1928年首见于山东章丘的龙山镇而得名。它比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略晚，距今四千八百至四千年左右。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彩陶，龙山文化的标志则是黑陶。有一种黑陶的高柄杯，四壁薄如蛋壳，制作技术十分高超。夏代和商代的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传说中黄帝和炎帝的活动可能就与龙山文化同时。黄炎之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首先，黄帝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每一个中国人都称自己为“黄炎子孙”。其次，黄帝和炎帝是两个远古部落，这两个部落其实一直在打仗，先打了阪泉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又打了涿鹿之战，黄帝杀死了炎帝族中的首领蚩尤。炎帝族姓姜，起源于青藏高原，后来进入中原，擅长农耕，文化上比黄帝族先进，发明了天文历法，比黄帝族先到达中原。黄帝族姓姬，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原，当时还是一个游牧部落，文化较炎帝族落后。然而先进的文化最初总要被落后的文化所征服，因为落后的游牧部落更擅长于作战。黄帝又称“有熊氏”，他驱逐熊熊虎豹狐狸向炎帝开战，征服了炎帝。这种征服自然还不是后来出现的歼灭战争，而是臣服。炎帝族向黄帝族称臣，尊黄帝族为君，黄帝族任用炎帝族的人为大臣，娶炎帝族的女子为妻，采用炎帝族定居的衣食住行方式，变游牧生活为农耕生活。在文化上黄帝族不能不深受炎帝族先进文化的影响，落后的文化实际上又反过来被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再次，黄帝族起初远不如炎帝族人多，根基巩固。阪泉之战黄帝就打得十分将就，“三战，然后得其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稳定，黄帝族尽量贬低炎帝族的文化地位，逐渐将炎帝族驱赶到四周，甚至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中重新采取牧猎的生活方式，这时黄帝族就自称是“华夏”，表示自己居中、伟大，而将炎帝族称为“夷狄”。炎帝又称“神农氏”，是发明农业的始祖，黄帝族对此很害羞，就选了自己族中一个学会了农耕的后代弃，担任农师，称为“后稷”，意即“农王”。炎帝族的习俗中有腊祭，祭礼的是自己的后稷炎帝柱，后来黄帝族在腊祭时就用弃取代炎帝柱成为后稷。由于黄帝族居于统治地位，有关炎帝族的传说逐渐中断，而流传下来的史书《尚书》、《左传》、《史记》等等无一例外都是黄帝一族的史书，在记载上掩盖事实，年代一久假象成真，后人就只知道弃是后稷，黄帝族较炎帝族文化先进，华夏仁德夷狄暴虐，而不知其他了。 黄炎融合这段历史的真真假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外患从来不断，融合的过程也就周而复始重复不穷。历史上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以及契丹、女真、蒙古、满清各游牧民族的南侵和入主中原，无一不是走的黄帝征服炎帝这一模式。而被黄帝族驱赶到四裔的炎帝族的后代，这整个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聚居地就是齐地。由此可见齐地的重要。 西周的开国功臣姜尚就是炎帝的后代，姓姜，世代居住在东海之滨的东夷之地。他的祖先在尧舜时曾经担任四岳大臣，后来因功封于吕，以封地为姓，改姓吕。吕即莒，春秋时有莒国，在今山东莒县、胶县、日照一带。此外又有莱国，在今黄县一带；邾国，又称邹国，在今邹县一带；小邾国，又称郳国，在今滕县一带。商周之际则有蒲姑国，在今博兴；奄国，在今曲阜。这些古国也都是炎帝族的后代。 吕尚曾经臣事商纣王，并游说各国诸侯，见多识广。但他这一族到他时，已经衰微，和普通平民一样。吕尚生活贫困，曾在朝歌屠牛，在孟津卖饮。他又前往西周，无由自达，就在渭滨垂钓。周文王将去畋猎，占卜，卜文说：“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结果就遇到了吕尚，一交谈，大为惊喜，说：“先君太公曾经说过，会有圣人前来周朝，周朝因而兴盛。这个圣人就是你吗！我们太公盼望你来已很久了！”于是就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他为师，尊称为“师尚父”。这时吕尚已经七十岁了。他帮助周朝推翻商朝，屡出奇计，外人往往秘不得闻。周文王死后，吕尚继续辅佐周武王，武王灭商，以吕尚功劳最多。分封宗室功臣时，吕尚为首封，封于营丘，国号为齐。后代凡是讲论奇计、阴谋、兵法的，就都归宗吕尚为始祖。 齐国是个大国，负山带海，自泰山东至琅邪，北至海，地方二千里。古人曾经认为天下的中心在齐地，称齐地为齐州。齐即脐，意为天之脐，即天地的腹心，在临淄东南有个湖就叫天脐池，或叫天脐渊。到后来才又以豫州为天下之中，称为中州。齐国最强大的时候，地界东到海，西到黄河，北到今山东无棣与河北盐山交界，南到今山东临朐、沂水的穆陵关。因为是大国，周王室授给齐国以征伐大权，五等诸侯、九州之伯都得以征伐。 营丘即临淄，因其城临于淄水而得名。临淄城从吕尚时开始修建，有大小二城，大城为外城，小城在大城中西南角，为宫城。大城有十三个城门，有鹿门、龙门等，正南门为稷门，对着门外的牛山和稷山。 西周时有天子都城方九里、公侯都城方七里、子男都城方五里、大夫之邑方三里的制度，但是临淄无论大城小城都远远大于这一规定。临淄大城周围五十里，墙高四丈。城中的街坊称为里，有“鱼里”，“庄里”、"岳里”等。城中的道路，北部二条东西向的大道称为“庄”，能容“六轨”即六辆马车并行，陈桓子曾在这里运走大夫庆封的一百车木材，实地测量这条大道宽15米。中部一条东西向的大道称为“康”，比“庄”更宽，可以陈师列阵，实地测量为17米。“康庄大道”后来就演化为称谓宽阔平坦道路的成语。 在“康”、“庄”两条大道中间，就是临淄城中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国市”。《左传》中说齐国大夫晏婴的住宅接近国市，每天早晚“湫隘嚣尘”，生动描绘了国市狭小拥挤的热闹景象。 城中的建筑，宫城中有公宫，宫内有“太公之庙”和内宫。太公之庙即祭祀吕尚的祖庙，又称为“大宫”。内宫正殿称为“路寝”，又称“大寝”，殿门上画着虎，所以对着殿门的宫门称为“虎门”。在外城的南门附近，还有一座寿宫。此外还有章华台、长庲、箐室等。外城的建筑，春秋时期有闾里三百，为平民所居。在外城周围，北面杏唐之门外有一处杏园，为植杏之所。西南面申门外有一处申池，分布在申门两侧，由临淄西南寒泉的泉水流积而成。 临淄的人口，春秋初管仲把市民划分为二十一个乡，每乡二千户，共四万二千户，二十一万人。战国时苏秦说临淄中有七万户，仅可以出征的男子就有二十一万。到汉武帝时，临淄人口达到十万户，每户五人，共五十万人。相传春秋以前的城市，“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战国时，一般城市就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但临淄的人口却多到五十万人。战国末年长安的人口有十二万户，洛阳有十万户，临淄的人口即以七万计，在战国各国中也算名列前茅了。《韩非子》中记载说：齐景公和晏婴游于少海，柏寝之台，回望自己的都城，赞赏说：“美哉！泱泱乎！堂堂乎！”“泱泱大国”这一成语即由此而来，当年临淄的繁华兴盛，是无论谁经过都要赞不绝口的。 临淄的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司马迁物：“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褚少孙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临淄城所在，东临淄水，西依系水，北为平原，南有牛山、稷山，为鲁山余脉。其地东至海，西至中原各国，南经莒至吴越，北经燕至辽东，东北至莱，东南至即墨，西南至鲁，条条大路畅通无阻。 临淄的商业发达。齐国虽然土地广阔，但地势低平，多盐卤，所以自姜尚时起就确定了重商的政策，发展鱼盐和桑麻纺织业，“极技巧，劝女功”。到春秋初齐桓公时，管仲将临淄中的平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各类分别聚居，不相混杂，工之子仍为工，商之子仍为商。工商业被特别保护起来，而且具有了与士农同等的社会地位。司子迁称：齐国人“多文彩布帛鱼盐”、“冠带衣履天下”。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齐国由于重商而富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战国齐威王、宣王时期。 临淄的学术发达。齐地的文明之高，大概在炎帝时已成传统，而姜尚即以博学多闻担任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代的国师。春秋时齐国留下两部古书，一部是管仲的《管子》，一部是晏婴的《晏子春秋》。《管子》书中主要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说就是道家、儒家和法家三派，而其中的两派都源流于《管子》。战国时的法家人物尸佼、商鞅、鬼谷、申不害、慎到、吴起、孙武、李斯、韩非，一个比一有才干，其实都不及管仲丰富精辟。管仲聚集了许多文士在临淄讲学，在稷门外开辟了稷下学宫。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重新兴盛，所招延的各国文学游说之士更多，有数百上千人，著名的有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齐宣王把他们当天下贤士看待，不让他们理事，专门从事议论，但仍封他们为列大夫，为他们修建了“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居住。直到五胡十六国时临淄城外古讲堂基柱犹存，稷下之学的繁盛是空前绝后。 临淄人的风貌“志高气扬”，临淄人的性格“宽缓多智”。可马迁称临淄人是“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临淄的位置居天下形胜，土地平，海水更平，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样的山水形胜自然培育了人们宽缓阔达的性格。江河容百川，百川又归宗于海。在炎帝、姜尚时，齐地的文明、智略已堪称宗主，又经过管仲和齐宣公的渲染，齐人的智谋和技巧已是人所共认。司马穰苴是齐国人，孙武、孙膑是齐国人，都是著名的兵法家。淳于髡是齐国人，田骈、接子、吁子是齐国人，驺忌、驺衍、驺奭是齐国人，孟轲也算得上是齐国人，这些都是名动一时的学者、辩士。战国末期，齐国有豪侠公子孟尝君、大将田单、奇士鲁仲连。秦朝的大将蒙恬祖先是齐国人。汉初，为韩信献奇策的蒯通、自刭而死的义士田横是齐国人，为刘邦排定朝仪的叔孙通、劝刘邦定都长安的娄敬是齐国人。汉武帝时大臣公孙弘、主父偃是齐国人，名臣、辩士邹阳、严安、终军是齐国人。邹阳曾经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齐地长于谋辩的风气真是源远流长。 “地重，难动摇”是说齐人性格沉稳。齐人还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这是由于齐人一向富庶使然。大抵如果国家穷困，地势狭险，人民性格就简朴，急躁，国家易于把人民组织起来，冲锋陷阵，不顾生死，就像战国秦国那样。而如果国家富足，百姓从事商业的很多，人民就比较有主见，不会简单地听从国家的召唤，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齐国的军队虽不如秦国的勇猛，但齐国中的每一个个人却要比秦人有勇有谋、意志坚强。而在太平年间，齐国人真是最能生财，又最能享乐。苏秦是战国时一个著名的纵横家，最擅于夸张，但他的话却十分生动。苏秦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云，挥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气扬。”临淄人光是吹拉弹唱就有八种式样，民间生活真可谓多姿多彩。孟子曾经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乐，君孰与不乐？”普通百姓富足了，国家才真是富强了；普通百姓快乐了，国家才真正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了。像临淄这样的情景，齐国确确实实是一个“泱泱大国”了。 临淄作为姜氏齐国的都城，共经历了十九世、三十君，时间在六百年以上。后来从陈国来的田氏取代姜氏自立为君，临淄作为田氏齐国的都城又经历了七世、七君，历时一百六十六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齐国。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zsxghrbl021.htm 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 岐周位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二县北部交界地区。岐是山名，岐周因为是在岐山脚下，也可以称为“岐下”。岐也是水名，古岐水即今祁家沟河。岐周在岐山南侧，岐水北岸，“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岐周由岐山和岐水又都可以称为“岐阳”。周是古地名，最初是指一片平坦易于耕种的土地，称为“周原”，周人在此发迹后，周又成为族名和国名。周原在岐山南侧，岐水南岸，有时候岐周城也可以称为周原，或者单称“周城”。到春秋战国时期，此城就常被称为“岐周”，是合岐与周两方面而称。如《墨子》中说：“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地方百里。”《孟子》中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总之，岐山、岐下、岐阳、周原、周城和岐周，所说的都是一个地方。 周人的始祖名弃。弃的父亲是帝喾，他是轩辕黄帝的曾孙，姓姬。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得姓的有十四人，姬姓名列第一。弃的母亲是姜嫄，她是有邰氏部落的女儿，是帝喾的元妃，姓姜。从她的姓氏和所属部落可知，姜嫄是炎帝族的后代。依照黄炎二族世代通婚的传统，帝喾的四妃都是炎族人。黄帝族擅长游牧狞猎，而炎帝族擅长农耕。 弃一出生就被弃置在有邰氏部落，所以取名为“弃”。弃在有邰氏部落长大，自幼熟习农事，掌握了炎帝族的农耕技术。帝尧、帝舜听到他的名声，就举拔他担任农师，掌管播种百谷，封他“后稷”的名号，让他恢复姬姓。有邰部氏部落已在邰地建国，邰地在今陕西武功西南。帝舜又重新将弃封在邰地，到唐代时，邰城尚有后稷及姜嫄祠的遗址。弃虽有了“后稷”的称号，但他的农耕技术并非来自自己的发明。他虽被封在邰地，但那里原就是他的外家有部氏部落的封国。所以在弃这一代，周人自己的文化还显不出什么特色。弃的身世从他母亲是帝喾的元妃关系来看，他和帝喾是父子。而依史书记载，姜嫄是在野外踩到了巨人的脚印而生了弃，所以弃和帝喾的关系并不亲近，大概仅仅属于黄族血统而已。所以在弃死后，他的子孙失去依托，只好寄身到西北较为荒凉的地方，处于戎狄之间，重新回到游牧状态。而周人后来追溯自己的祖先时，也只是追溯到弃为止，不再上推到帝喾。 在弃之后，他的第三代孙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于耕种。公刘死后，他的儿子南迁到了豳地，今陕西彬县西北，周人之兴自此开始。 周人在此地居住了十世，此地的位置远不如前的邰地， 周人不断地受到戎狄的侵袭。到古公亶父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再次南迁，就到了岐周。在岐周，古公亶父放弃从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痛改戎狄之俗，开始营建屋室城廓定居下来，积德行义，从事农耕。《诗经·大雅》中的《绵》篇专门颂扬此事，说古公亶父“曰止曰时，筑室于兹”，用绳取直，用版筑墙，修了宗庙，立了外郭皋门，又立了正门应门。诗中还称赞周原耕地的肥美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说苦菜种在那里也成了甜的。周原的“周”，本义为一整块田地。周原是炎族、姜戎的旧居地，是自夏、商以来已有的旧称。古公亶父到了周原以后，借用原有的旧名，始将自己一族称为周人，将自己的部落称为周国。 古公亶父在周人中被尊为太王。他的长子太伯是吴国的立国之君。第三子名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就是周文王，时称西伯。姬昌被商朝封为诸侯，任为三公。周人迅速发展自己，吸收商朝的先进文化，同时开始有计划地灭亡商朝。从弃到古公亶父共经历了十三世，《诗经》中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从古公亶父到周武王，又经过三世，周人就翦灭了商朝。史书上说周朝“王瑞自太王兴”，从游牧转为农耕，从杂处戎狄之间到淹有天下，古公亶父是一大关键。 周人并没有自己发明农耕，族中却出了一位农王“后稷”；周人在灭商时，文化远不如商人发达，力量远不如商人强大，最后却取代了商朝，并以文教和擅长稼穑著称。西周东周前后建国长达八百六十余年之久，给予了中国历史以巨大影响。在先秦的众多典籍中有四篇农书：《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保存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上农”就是“尚农”，即崇尚农业。篇中说，“古先圣王”的治国策略，总是先务于农。说务农不止是为了多收获粮食，更可贵的是由务农而产生出来的精神风尚。篇中举了三项务农的好处，说：百姓务农就生活朴实，朴实就易于驱使，易于驱使边境就平安，君主就尊贵；百姓务农就性情厚重，厚重就缺少私心，缺少私心国家的法令就确立不移，全体百姓的力量就易于专一；百姓务农家中的财产就繁多笨重，繁多笨重就不会轻易迁居，至死都不会有其他念头。如果不务农而去从商，则有三项坏处：从商逐利的人就不易于号令，不能率领去作战；从商就喜欢迁居，往来不定，国家如有危难，就先要逃避远方，没有守土的决心；从商就讲求智谋，讲求智谋就难免欺诈，对国家法令议论纷纷，以自己的是非混淆国家的是非。所以篇中说，要教导百姓敬守时令，爱惜时间，要让百姓们做到专心务农，“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这种观点简直是尖刻无比，如果听任这样的安排，人们从事农耕，就如同上了一架循环运转的大机器，个人的价值和乐趣丝毫也显现不出来。然而篇中所分析的却又那样条条是道，有理有据！这就是先秦农家的思想，它的认识清醒正确，它的论述冷峻无情。这些话就是让现代人来读，也不免要引起内心的惊惧。先秦的百家九流中，道家、儒家、墨家、法家是综合的学说，兵家、医家、农家是专门的学说，农家和兵家、医家同样充满了实用和功制的色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些独特而重要的学术领域。而战国时期的农家思想，就是在周人重农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上农》等四篇农书自称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观点是原于“古先圣王”的“本教”，篇中还提到和引用了古代的一部农书《后稷》，《后稷》不是炎帝柱所作，就是周人的祖先弃所作。汉初司马迁在叙述关中地区“好稼穑，植五谷”的风俗时，仍然说这是“犹有先王之遗风”，所说的先王也是指周人的历代祖先。 周人对他们的农耕生活，用诗篇来热情歌咏。《诗经·七月》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收了枣又收稻米，酿出酒来，祝贺人们长命百岁。又说：“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泰稷重镠，禾麻菽麦。”泰和稷先后都熟了，后面还有谷麻豆麦。《诗经·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丰收之后，有许多黍米、稻米，粮仓高大，收获的粮食以万计、以亿计、以亿亿计。这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业的繁荣景象和周人对于耕稼的喜悦爱好。诗篇给人的印象好像耕稼带给人的并不是辛劳，而就是快乐。 周人在农史上以井田制著称，井田制创始于商代，但是周人却把它发展得最为完善。井田制是把九百亩耕地划为一个“井”字，由八户人家一起耕种。每家各耕种周围上的一块，又合力耕种中间的一块。周围的八块是私田，中间的一块是公田，收获上交国家，这叫做“八家各耕百亩，同养公田”。在一百亩公田中，平均每家各摊十亩，那么这种劳役地租的地租率就正好是十分之一。公田中余下的二十亩做为八家营造庐舍之用，平均每家各得二亩半，足够用了。当然，庐舍中央还会真的有一口水井。人人有地种，人人有房住，百亩私田不少，十亩地租不多，中间是房舍，四周是道路和灌渠，方方正正，整整齐齐，这样的制度确实已很完美。井田不仅是一种劳动制度，也是一种生活制度。每一块井田就是一座方圆九百亩的小村落，八户人家平均每家六人，村中就有四十八人。这些人相互保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渔猎相分，嫁娶相谋，具有浓郁的人情色彩。《诗经》中就有大量的诗篇描写到当时制度下人们家庭生活中的集体宴乐和青年男女间的自由恋爱。 周人在耕地的开辟上也建有大功。以前各诸侯的封国虽然遍布全国，但最初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周围所能控制的地区有限，各诸侯国之间有大片荒凉的陈地。楚国在初封时期，号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初封时，也是自启宇土，“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姜戎的封地甚至是“孤狸所居，豺狼所嗥”的那样一种状况。到后来，周人将这些荒地都开辟出来了，战国时苏秦就曾经说，魏国庐舍的稠密，田地的广阔，中间都没有放牧牛马的地方。从前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点，现在发展成几大块成片的农业区，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战国时期再度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大趋势。 农业生活是繁琐细微的。周人建国，一建八百余年，正是这种繁琐细微的东西支持了周人的统治。农业生活看似简朴单一，其实却孕含着极强的韧性和耐力。千百年来，从事农耕的内地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周边游牧民族的侵袭，种田的农民打不过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但最后，又一次一次地将游牧民族同化，迫使游牧民族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农耕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在农耕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周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周人的文化就像老子所说的，柔弱如水，但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像孟子所说，是仁厚的王者，王者不战而得下天，百里而王，千里而霸，天下无敌，莫能抵御。 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不同，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和两河文明，都产生于大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有大片的肥沃耕地和便利的水源可以利用。中国古代的自然条件，既没有肥沃的耕地，也没有便利的水源，有的只是黄土高原的原生黄土和华北平原的次生黄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话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其实古代黄河两岸并不利于人们居住，古代先民无一不是选择大河的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居住的。在关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黄河的支流渭河以及渭河的支流泾河和洛河两岸。从新石器仰韶文化中的西安半坡遗址到周人居住的周原、丰镐，都是在无法利用河水灌溉的情况下而面对黄土。 幸而黄土高原的黄土在它细密的结构中，具有一种毛细管般的孔隙，能将土壤底层的肥力吸上地表，只须天上有不多的降雨。不然的话，这片土地绝难在千百年中持久地保持肥效。而且黄土土质疏松，只用木制的耒耜就可以翻动。又幸而中国有原生的小米，这种作物既耐干旱，又易于储存，而且富于营养。 古代的粮食作物总称“百谷”或“五谷”，帝舜任命弃时就说：“尔后稷，播时百谷。”百谷中主要有粟、黍、稷、大小麦、麻，菽、稻等等。像玉米、薯类以及棉花、烟草都是元明时期传入的。麦虽是外来的，但早在商代以前已传到华北。粟也泛称禾、谷，现在北方称为谷子，去皮后俗称小米，是食用最多的一种粮食。黍现在北方称为糜子，俗称黄米，颗粒与粟相近，性粘，味甘美，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粮食，祭祀和酿酒的主要原料。稷的颗粒比粟为大，味比粟为差，但耐旱能力比粟、黍更强。西周时期的粟、黍已有许多不同品种，比如秬和秠是黑黍，秠是一实二米。糜是赤苗，又称赤粱粟，芑是白苗，又称白粱粟。先熟的黍稷叫镠，后熟的叫重。粟黍之中品种好的就称为粱，与膏、稻并称为膏粱或稻粱。其实粟、黍和稷都是相近的作物，都耐干旱，也都颗粒微小，实际上都是“小米”，共同组成一个“小米群”。在整个先秦时期，小米群一直是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从这个角度上说，先秦北方的文化其实可以叫做“小米文化”。古代北方的环境艰苦，但又没有恶劣到不能生存的程度。气候干旱，但又没有干旱到使黄土无法自生肥效和使小米群都不能生存的程度。这样的环境，就培养出了中国古人艰苦耐劳的性格。他们清醒，自信，意志坚定，百折不回。他们敬服天地祖先，但更信赖自身的努力，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就是小米文化、小米精神。世界上其他三个环境优越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灭绝了，只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一息长存，繁衍无穷。 周人一向以文德著称，这就是周人的文德。 岐周城由于是周人发兴之地，建有先王的宗庙，周人尊称它为“宗周”。天下所宗，王都所在，故名宗周。据说古公亶父时，周人受到戎狄的攻打。想得到周人的财物，古公亶父给了他们。想得到周人的土地和百姓，周人很愤怒，想要迎战。古公亶父说：“百姓立我为君，是要让我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现在戎狄前来攻打，是为了得到土地和百姓，百姓跟着我和跟着戎狄，有什么不同。百姓想要作战，是为了我的缘故，百姓们父子战死而我却仍做国君，我不忍心。”于是古公亶父只带上自己的家人从豳地来到岐周。改游牧为农耕，积德行善。豳地的周人自愿归附他，扶老携幼跟着来到岐周。远方其他部族的人听说古公亶父仁德，也多来归附。此后周人就留下一个传统，一旦民众不服，就首先是君主反躬自省，务修文德，相信只要自己的德行足够高洁，自然就会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岐周城自古公亶父定都到周文王迁居丰邑，共经历了三世，一百年左右。据考古发掘，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二县北部交界地带，西起王家沟，东至召陈、任家村，北自凤雏村北、下务子村，南至刘家、庄李村，都发现了西周遗址，东西长、南北宽各六里左右，当即岐周城址所在。在城址北部今凤雏村发现一处房基，有南北向的门道、前堂、过廊和东西对称的门、厢房，总面积1469平米，当即古公亶父的庙宇。按照周人五庙之制，当时在古公亶父庙宇周围还应当有后稷、周文王等四人的庙宇，组成一个宗庙区；在宗庙区的西边应当是庙社，即土地神庙，《诗经》中称之为“冢土”。朝廷和周王的寝宫在宗庙和社庙的北面。在遗址东部今召陈村发现一处建筑群遗址，共十五座房基，当为西周贵族集中居住的另一个中心区。迁都丰邑以后，岐周城被封为周公旦的采邑，在召陈村还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许多涂了红绿颜色的石磬碎片，当为周公旦的庙宇。周公旦的寝宫“大师宫”也应在这一带。城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古公亶父时期以及西周中晚期的房址、窑穴、墓葬，发现了冶铜作坊、制玉作坊、制陶作坊和骨器作坊，发现有甲骨卜辞和大盂鼎、大克鼎等许多青铜器。一些出土器物的铭文上记载着它们的归属，可知当时岐周城中居住着虢氏、裘氏、微氏、克氏、梁氏等较大的家族。古公亶父时周人开始分别族人的贵贱而另行居住，也开始设立简单的官职。 在岐周城址的周围发现有一些乡村聚落的遗址。《论语》中说夏禹、后稷都是“躬稼而有天下”。史书中称周文王、武王“无不务农事”。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三代国君亲自率领族人在周原上耕稼，勤勤恳恳，务在节俭，笃修仁德，焕发着勃勃生机。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lyzhgdgfxm011.htm 洛阳居天下之中。 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化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是在黄河中下游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冈文化，距今已有七千年之久。继此之后有著名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等处，除黄河中下游地区外又扩展到黄河中上游关中地区。较之稍晚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今山东省境内。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汉代为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所在地，统称为“三河”。河东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河南郡治所在雒阳，即今河南洛阳。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太昊、大庭氏、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等，以及夏、商两个王朝的活动都在这一地区。三河文化区确确实实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数千年以来衣冠文物，风教远被。 在三河文化区的东面是齐鲁文化区，西面是关中文化区，北面与幽燕辽河流域相邻，南面与淮河江汉流域相接。三河文化区确确实实是居天下之中了。 而洛阳又居于三河之中。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朝的都城，在历史上长期居于显赫地位。在洛阳东面有河南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因之命名的一处文化遗址。在洛阳西面，有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早期为夏文化，晚期为早商文化。早在战国、西汉时期，洛阳地区的道路交通已十分发达。洛阳向东经过荥阳、大梁(今开封)、陶，可以到达鲁国的曲阜和齐国的临淄。向西经过函谷关可以到达关陇的咸阳(今长安)、栎阳、雍、天水、陇西，再由关中经褒斜谷进入汉中和巴蜀，经武关到达宛、郢、长沙，进入楚地。向北可经温、轵、野王到达河东猗氏、杨、平阳、太原，也可经濮阳、邺、邯郸、沙丘到达中山、涿、蓟、上谷，进入燕赵。洛阳交通的四通八达，非寻常都市可比。 由于洛阳所处的重要位置，它在历史上建立的文治武功也最值得称道。 早在周人推翻殷商王朝之时，由于周人的文明程度远较殷人落后，所以在灭亡商朝后，又不得不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暂时分封在商都朝歌，由他统领东方的殷商遗民。周人同时还把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朝歌周围的邶、卫、鄘三地，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没想到才过了两年，武庚就发动了叛乱，而“三监”由于受到殷商较高文化的影响，为其所折服，竟也跟着一起叛乱。周王朝建立未久，危机重重。周公旦率领军队东征，经过三年，才把叛乱平定下去，杀死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和霍叔，同时还平定了奄、徐等东夷部落。 《诗经》中有一首写得很好的抒发幽怨的诗章，题为《东山》，就是写的周公旦的东征。诗中说道：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就在这次东征以后，周公旦在今洛阳之地修建了两座都城，王城和成周城。修建王城是周武王生前的愿望，周武王曾经说：“我们已经平定了西方，但东方过去夏人所居住的地方，土地平坦，没有险阻可依。我北望太行山，南望黄河，觉得应该在雒水和伊水两岸，修建都城。”这时，周成王就派周公旦前去选择城址，丈量城市的大小。经过九个月的营建，王城落成了。周成王特意从镐京前往王城，杀了两头红色的牛祭祀文王和武王，慰劳周公旦。 王城位于洛水北岸，涧水之东，瀍水之西。城址呈正方形，每面三门，共十二门。每门有三个门道，道宽二十步。王宫位于城市的中央，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庙，前面是朝廷，后面是街市，布局十分工整。王城又叫雒邑，因雒水而得名，后来周平王东迁，就定都在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下面是其遗址。 与此同时，在洛水北岸、瀍水之东营建了成周城。城址呈东西窄、南北宽的长方形。成周城建成后，周人把东征征服的殷顽民迁到这里，又驻扎了八师的军队防守，每师二千五百人。周人称成周城是“中国”、“中天下”，说它位居天下的中央，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征伐都很方便。成周的名字就是成就了周王朝的意思。 史称洛阳为“四战之地”。北宋定都汴京，范仲淹曾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洛阳北有大河横绝，南有伊阙之险，可进可退，自古为英雄用武之地。洛阳城刚一崭露头角就和周公东征连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它所建立的文治武功将是独具一格的。 伊阙又称阙塞山，俗称龙门，在洛阳市南三十里。传说中，伊阙是被大禹开凿而成的，唯独司马光认为它是出于天然。战国时，秦将犀武进兵伊阙，攻打魏国和东周。周郝王二十四年，秦将进兵伊阙攻打梁国。秦昭王十四年，秦将白起进兵伊阙攻打韩国、魏国。四十一年，西周君与诸侯约纵，带领五国锐兵出伊阙进攻秦国。等到楚汉相争时，在洛阳以东荥阳、成皋之间，又是一场大战。 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刘邦为人豁达，坚忍，有大志，但没有什么才干。项羽多才多艺，读过书，学过剑，学过兵法，力能扛鼎，勇力过人，而且为人率直，但是志向不远，性情又急躁。刘邦见到秦始皇的仪仗时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表达了他的志向。项羽见到秦始皇的仪仗则说：“彼可取而代也！”说得直率、干脆，显出二人秉性的不同。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刘邦明焚桟道，暗渡陈仓，从西边的汉中、三秦杀出来，所率有五诸侯的兵马五十六万人。项羽则从东边的彭城迎击，两军就在中间的洛阳一带相持，旷日持久，长达三年。开始时两军相持在荥阳东南的京、索之间，后来战线一点点向西移动，到了荥阳、成泉之间，最后到了巩县，马上就要到洛阳了。洛阳居天下之中，如果楚军攻下洛阳，那么后来的历史很可能就不是刘邦建立汉朝了。就在关键时刻，项羽缺乏远见，急于求和，而刘邦却在和盟之后忽然从后追击，以至楚军全线崩溃。 楚汉这场战争打得惨烈之极，洛阳周围的百姓被屠杀了很多，连关中的男丁从老人到孩童也都被拉上了战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自己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为他拉车，将相大臣们有的乘坐牛车。 令人惊奇的是，项羽在他从反秦以来经历的大小七十余战中，凡是他所亲自指挥的战役，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最后的东城一战，率领二十八名骑兵迎战汉军的五千骑兵，三次冲杀，杀死汉军数十百人，还杀死了两名骑将，自己只损失了两人。项羽最后是自杀而死的。不过，他的军队却越打越少，他没有了军队、官吏和都城，最后当然只有失败。而刘邦在他所经历的战役中，特别是和项羽进行的战役中，从来没有胜利过，他只是在最后逼得项羽丧失意志，拔剑自剔。二人就是这样决出胜负的。 刘邦率领五十六万兵马东征那一次，由于项羽当时征讨齐王田荣不在彭城，刘邦一举攻下了彭城，收取宝货美人，整日置酒高会。项羽率领三万精兵回来援救，早晨出击，中午就把五诸侯兵打得大败。汉军逃到城外，谷水、泗水阻住去路，被项羽杀死十余万人。汉军又逃到东面灵璧山上，山上是宜于固守的地方，可是仍让项羽追到山上，把汉军赶到了山下。前面又有一条更宽的睢水挡住去路，汉军十余万人逃入水中，睢水为之不流，又被项羽杀死很多。项羽把刘邦围了三层，刘邦把父亲太公、夫人吕后都丢了，只带着女儿即后来的鲁元公主和儿子即后来的孝惠帝在一辆车上，由大臣滕公夏侯婴驾车。项羽追得近了，刘邦就急忙把鲁元公主和孝惠帝推下车，以减轻重量，夏侯婴就又把二人抱上来。这样推了三次，每次都是夏侯婴跳下车抱人。刘邦大怒，有十几次想杀了夏侯婴，好在他们最后终于逃脱了追赶。 楚汉在广武相持不决，项羽想到天下男丁都在两军中作战，老弱都在后方转运粮草，就对刘邦说：“天下数年不能安定，就只因为我们二人。我愿与你一人单独挑战，以决胜负，不要再苦了天下的百姓。”刘邦不同意。项羽派壮士挑战，刘邦就让军中善于射箭的楼烦将出来，一连射死了楚军三名壮士。项羽大怒，亲自披甲出来，楼烦将一露头，项羽一声叱咤，楼烦将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回到营中，不敢再出来。刘邦一问情由，知道是项羽，大惊，只好出来答话。项羽向刘邦挑战，刘邦不应战，但刘邦善长讲话，就列数项羽的罪状，列了十条。项羽大怒，用一只劲弩，一下射中了刘邦胸口。好在刘邦也很机警，急忙弯下腰去摸自己的脚趾，一面说：“敌人射中了我脚趾。”然后回营养伤，军中才没有出现混乱。 到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吴楚七国之乱时，洛阳又一次显示出它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吴国是西汉初期的一个大诸侯国，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境内有豫章的铜矿可以开采铸钱，东临大海又可以煮海水为盐，因而资财富足，不向百姓收取赋税。吴王刘濞是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当时刘邦的几个儿子都年幼，只有刘濞壮大，就派他去镇守吴地。临行时，刘邦为刘濞相面，说他有反相，就不想封他，但已刻印拜王，不好改悔。刘邦就抚摸着刘濞的后背对他说：“你有反相。汉家五十年以后东南方向有叛乱，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都是刘姓一家人的，你最好还是不要谋反！”刘濞叩头说：“不敢。”但是到了汉景帝时，汉朝宗室中只有刘濞最为年长，他就变得骄横起来，忘记了从前说过的话。加之刘濞又和汉景帝有仇，汉景帝做太子时，一次和刘濞的太子下棋，引起争执，汉景帝提起棋盘打在刘濞太子的头上，居然把他打死了。平日在吴国，刘濞对百姓施以恩惠，又招致各地犯法的亡命之徒，再加吴楚的风俗本就轻悍骄傲，刘濞就准备谋反。汉景帝初即位，就颁布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削藩令，于是刘濞就串通了楚国、赵国、胶西、胶东、葘川、济南，七国同时俱反。刘濞下令国中：“寡人六十二岁，亲自任将领。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列士卒。凡是上与寡人年纪相同，下与我的小儿子年纪相同的男子，都征发从军。”一下子光吴国就聚集了二十余万军队。汉朝中央所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 平定这次叛乱的，就是西汉的名将周亚夫。周亚夫是汉初功臣周勃的儿子。周勃为人厚重少文，后来带兵诛除诸吕，安定刘氏，扶立汉文帝，有社稷之功。周亚夫在文帝后六年匈奴入关时屯兵细柳，汉文帝亲去慰劳，守卫的军卒不让他进营，说：“军中只闻将军之令，不闯天子之诏。”后来周亚夫即以治军严整闻名。吴楚反后，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将讨平叛乱。周亚夫没有跟随大军东出函谷关，而是暗中从蓝田出了武关，绕道径直到了洛阳，守住了敖仓的粮库，占领了洛阳的武库，然后击鼓鸣金，号令天下兵马。反叛的诸侯王听了大惊，以为周亚夫是从天而降。到达洛阳的时候，周亚夫高兴地说：“七国已经反叛了，我乘坐驿车还能来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我占据了洛阳，洛阳以东地方我就不足忧虑了。”后来吴国的军队果然一直被遏止在洛阳以东地区，三个月以后，七国的叛乱就全部被平定了。 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全城东西六里，南北九里，靠山面水，地势险要，规模雄伟。全城共十二座城门，东面三门：上东门，中东门，望京门；西面三门：广阳门，雍门，上西门；南面四门：开阳门，平城门，宣阳门，津门；北面二门：夏门，谷门。每门都有三条道路相通，中间是御道，两边筑有夹墙。十二门中最重要的是平城门，御道直通城内的皇宫。洛阳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共有二十四条街道。城内多植桃李等树木，市容美观。 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是南阳人，后来通过平定河北奠定基业，于是就把都城定在了南阳与河北之间的洛阳。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冬十月，刘秀进入洛阳，住进了南宫却非殿。洛阳作为东汉都城，共持续了一百九十六年。 光武帝刘秀生得大口，高鼻，美须眉。他从小喜欢种田，常有多余的粮食到宛城去出卖。而他的哥哥刘伯升则十分勇武，喜欢结交四方侠士，不愿种田。西汉时刘邦就不愿意种田，被他父亲太公称作“无赖”，而刘邦的哥哥刘仲却很善于经营。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经反问父亲太公说：“现在我的产业，与哥哥比谁多？ ”这时刘伯升就笑话刘秀，把自己比做刘邦，把刘秀比做刘仲。谁料刘伯升后来因为功高被猜忌他的更始帝杀死了，这一回是喜欢种地的刘秀做了皇帝。刘秀为人宽厚、柔孝。称帝后，一个姑妈来宫中说起刘秀小时候柔孝的旧事，说想不到刘秀竟然做了皇帝。刘秀回答说：“我现在治天下，也要用柔孝行之。” 刘秀的性情其实很勇敢，他一生在军中三十余年，惯见刀兵往来。著名的昆阳之战就是他和哥哥刘伯升一起打胜的。他善于用人，手下良将很多，有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其中一位功臣伏波将军马援，是个有大才器、豪侠而又严谨的奇才。马援最初跟随朔宁王隗嚣，外则君臣之义，内则朋友之道。后来又曾交游蜀王公孙述，公孙述称帝前与马援同居扶风茂陵，素来友善，想任马援为大将军、封侯。建武四年，马援来到洛阳，进见刘秀，刘秀见面就说：“久闻你的大名，说你邀游二帝之间。”其实马援已是邀游三帝之间了。马援说：“当今之世，不仅是君择臣，臣也在择君了！”又说：“我和公孙述是少小同乡，见到我时还盛陈仪仗兵卫。现在我从远方而来，险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呢？ ”刘秀笑着说：“你不是刺客，但却是个说客。”马援说：“天下大乱，欺世盗名的人不少。今天见到陛下恢宏大度，才知帝王自有其真。”此后马援就跟从了光武帝。当时，光武帝只是头戴一方帻巾，独自坐在皇宫宣德殿的南庑下。现在读到这段历史，仍然可以想见黄门郎将马援领进来，光武帝带笑前迎时二人的风采。马援曾经说：“男儿应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怎么能卧在床上死在儿女们手中呢？”后来他为东汉立了许多功绩。 在光武帝等人的影响下，东汉的文化出现了比西汉更为繁荣的景象。儒学中出现了贾逵、许慎、马融、郑玄、何休等许多今文和古文经学大师。史学中有班固、苟悦、赵晔。文学中出现了《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等优秀的五言诗歌。 洛阳是东汉的文化中心，当时有名的文人大儒都云集在洛阳，在那里著书立说，教授子弟。建武五年(公元29)在洛阳还创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太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太学建立在洛阳东南开阳门外，最多时有太学生三万余人。太学生不仅在太学中学习儒家经典，而且也学习做人，关心社会和国家，他们的许多言行举止后来都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楷模。 东汉后期，宦宫和外戚轮流把持朝政，太学生发起了著名的清议运动，批评朝政过失，抨击宦官势力。许多社会上的名士和朝廷中的耿直官僚都参加了清议运动，和太学生相互呼应。郭泰字林宗，身长八尺，状貌魁伟，不但博通典籍，而且言谈举止极有风度。他到洛阳游学，名动京师。后来回归乡里，儒士文人驱车送他到黄河岸边，车子排了有数千辆。他和名臣李膺同舟共渡，众宾友望着他，如同神仙一样。他宽衣博带游走各地，有时遇雨，就把头巾的一角折起。人们效仿他，平时也折起一角，称为“林宗巾”。郭泰极有志向，反对宦官最为坚决，朝廷举荐他做官他就是不做，坚决不与宦官势力同流合污，说：“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范滂字孟博，少年时就注意锤炼自己的清高品行。后来他做使者，视察州郡，一路上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还没到州境，曾经贪污过的太守县令们听到风声，就解下印缓逃走了。范滂抨击宦官势力最为刚猛，疾恶如仇，“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范滂在洛阳太尉府中任职时，一次弹劾了不法的刺史、太守二十余人，朝廷责问他为什么这样多，他说：“我所弹劾的都是深为民害的人，这些是先举出急应处置的，其余很多还在后面。” 耿直官僚中以朱穆、陈蕃、李膺等人为代表。名士出身的朱穆一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要来，自知有罪挂印逃避的县令就有四十多个。朱穆到任后，不避权势，被他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后来朱穆得罪了宦官，被捕下狱，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陈蕃在汉灵帝时官居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密谋诛杀宦官，事泄被害。李膺担任司隶校尉，专门纠治宦官势力。宦官张让的弟弟任县令时，贪残无道，以至残杀孕妇，害怕李膺追查，藏在有夹层的房柱中。李膺带领吏卒击破房柱，把人捉拿回去，供辞刚一录好，就拉出处斩，等到张让前来解救，已经毫无办法。宦官们从此一见到李膺，无不鞠躬屏气，休假时也不敢离开皇宫，皇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太学生们编出歌谣称赞耿直官僚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 洛阳这种活跃的文化气氛一直持续了很久。东汉灭亡以后，西晋仍以洛阳为都城。西晋灭亡以后，五胡乱华，但在各北方游牧民族中，洛阳的汉族文化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 匈奴、羯、氏、羌、鲜卑五胡中最先强大起来的是匈奴族，屠各种姓是他们中最尊贵的一个种姓，世世代代担任匈奴五个部落的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其中於扶罗单于的孙子刘渊在西晋时被加封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西晋内乱后，刘渊率先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同时具有匈奴和汉族的两种称号。刘渊建立了五胡中的第一个政权“汉”，后来派兵打下了晋都洛阳。刘渊为人虽然勇武，但是同时又很有文采，这是因为他这一姓世代都和汉族十分贴近，受到汉文化的很大影响。从刘渊的父亲起，就被赐予了汉姓的第一大姓“刘”，起了汉人的名字。刘渊自己年轻时就跟随汉儒学习经史，西晋时又曾作为匈奴侍子在洛阳居住了多年，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刘渊读的书中，最熟的是《春秋左氏传》，这部书当时被当作是一部经书，其实它是一部史书，内含丰富的治政道理和兵法谋略，刘渊当然会很喜欢读它。刘渊后来建立政权，就重用了许多汉族文士，治理上也效法汉人，这种情况在后起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时常可见。 鲜卑拓跋部是五胡中最有起色的一个部族，隋朝和唐朝的开创者都是这个部落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鲜卑拓跋部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到拓跋力微为首领时，势力有所发展，迁居到了盛乐(今内蒙古托克托)，不过力量仍很薄弱，文化还很落后。拓跋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经两次到洛阳访问，在洛阳一共住了八年。回来时，盛乐的部落大臣们怕沙漠汗受到汉人的感染，改变旧俗，就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拓跋族在文化进步上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不过落后的文化总要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拓跋族的汉化已成必然。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向南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拓跋珪后来统一了北方。415年，北魏曾准备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没有实现，不过后来由北魏分出的东魏和北齐都曾定都于此。494年，北魏孝文帝厉行改革，终于下了决心将都城迁到洛阳。年老的王亲贵族们不愿迁都，孝文帝假借出兵的名义把他们调出来，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伐，贵族们只好同往。到了洛阳，孝文帝继续往南走，贵族们不愿打仗，又耐不住南方的暑热，就都跪在孝文帝马前，叩头哭求停止进兵。孝文帝就说：“你们不愿意南伐也可以，那么就将都城迁到洛阳。”这样才实现了迁都。 都城南迁是拓跋族汉化的重要标志。到了洛阳以后，拓跋族就不得不改变以往游牧的生活方式，接受汉族农耕方式，在平原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很快接受了汉族的风俗习惯，改汉姓，取汉名，穿汉人的衣服，说汉话，和汉人通婚，死后葬在汉地。比如北魏的皇族拓跋氏就改称元氏，丘穆陵氏就改称穆氏，除皇族外门第最高的八个姓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都改了。孝文帝自己非常仰慕汉文化，他带头把公主嫁给汉人，又娶汉人女子入宫，又让他的六个弟弟都娶汉人之女为正妃，原来的拓跋族正妃都降为侧室。他下令凡是到了洛阳的都要称自己为河南洛阳人，死后就葬在城北的北邙山上，不得还葬平城。 鲜卑族的到来也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孝文帝重新营造洛阳，加修了宫城各殿，新建了华林园九华台。洛阳城内的里坊达到二三百，道路也十分发达，最宽的铜驼街由宫城南门直达宣阳门，贯通南北。城内有三市：鱼鳖市、四通市、大市。延酤里、治酚里以酿酒闻名，集中居住着从事酿酒的人家。阜财里、金肆里住的都是富商大户。调音里、乐律里住着的人们都能歌善舞，善吹笛笳。北魏注重手工业的发展，曾从北方各地迁徙手工业户集中都城，因此洛阳的手工业制造水平不比发达的江南差多少。洛阳还是南北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南货经这里畅销北方，北方的牲畜皮毛也由这里销往四面八方，朝鲜、日本、中亚各国都有商人在洛阳居住。 洛阳的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达到极盛。佛教在刚刚传入时首先在洛阳生根，洛阳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相传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因此派蔡愔和秦景等人西行求佛法，在月氏遇到来自天竺(即印度)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将他们迎还洛阳，回来时还用白马驮回了佛像和佛经，于是就仿造天竺式样在当时洛阳城的西门外，今洛阳市东9公里的地方修建了白马寺。带回的佛经就是中国最早的《四十二章经》，而白马寺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经历代不断修葺，至今犹存。到北魏时，洛阳城内的寺庙已多达一千三百多处，大的寺庙都拥有富丽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园林、高达十余丈以上的佛塔和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阊阖门北瑶光寺的佛塔高五十丈，高耸入云，孝文帝皇后冯氏和宣武帝皇后高氏被废后都入此寺为尼。宣阳门东的景明寺有房一千多间。阊阖门外的永明寺住有外国僧侣三千多人，它由信佛的孝明帝胡太后率领百官亲自修建，规模雄伟壮观，九级佛塔高百丈，上挂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夜深人静时，声闻十里。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山上还开凿了著名的石窟。由孝文帝开凿的宾阳洞中洞用了二十四年时间，洞内十一尊大佛雕刻精美，富丽堂皇。佛教的兴盛成为洛阳文化景观的一大特色。 洛阳还有经商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洛阳人就以善于经商闻名天下。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商业和秦汉以后有极大的不同。秦汉以后，各朝政府对商人势力都采取压制的态度，担心商人侵犯农民，限制商人做官从政。但是在此以前，情况不是这样。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商业并没有受到排挤，而是在与农业齐头并进。尤其是在殷商时期，农业和商业都同样发达。殷商人善于经商，江河湖海无所不至，以至于人们从此就把从事贸易的人称为“商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更为发达，各国政治竞争激烈，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活跃着一些商人，一些私营的巨商大贾。他们不仅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力量，而且影响着社会的风俗好尚，甚至影响着各国间的政治竞争。比如管仲原来是商人，后来帮助齐桓公成为霸主；范蠡辅佐越王句践战胜了吴国，后来辞官做了大商人，人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善于转卖货物，家累千金，后来出使各国，十年之中，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使五国各有变故，孔子的知名也与子贡的四处游说渲染有关；吕不韦原是阳翟大贾，后来见到秦国失势的公子，认为“奇货可居”，帮助他立为太子，即位为秦王，吕不韦自己则成为丞相、相国，执政十年之久。战国时期私营商人的活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洛阳的商人在其中尤其起着点彩加色的作用。 洛阳是东周的都城，周王是天下的共主。洛阳不仅在地理和交通上居天下之中，而且也是各国共同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是洛阳“地狭人众”，耕地太少，人口过多。洛阳河池密布，是当时北方少数几个能生产稻米的地区之一，但它的规模仍满足不了众多的人口。北靠黄河，南靠嵩山、伏牛山，洛阳周围的耕地只限于东西两侧的狭长地带。于是洛阳人扬长避短，往往弃农经商。司马迁说洛阳人性情纤细、俭吝，练达事务，又说洛阳“居在齐秦楚赵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洛阳城里的穷人没有土地，往往以经商为生，跟随富人辗转经商，相互之间以经商的长久为荣耀，以经过家门次数相夸奖，由此形成风气。洛阳人师史由此起家，运输粮食的车队在百辆以上，在各国间辗转贩卖，无所不至，资产积累到了七千万。 战国初年，洛阳出了一位大商人，名叫白圭。白圭的经营特点是善于观察时世变化，从而预见市场的紧缺。人们争相放弃时，他在收进；人们争相收进时，他就抛出。他不与人争，不择于人，依据对市场的预见自然而然地控制着主动。战国各国的货币，有的像刀，有的像布，而周朝(洛阳)的是圆边方孔的铜钱，名为“圜钱”。圜的意思就是圆，就是泉，经商就要像泉水的流动，圆转不停。白圭就有这样的天赋。他还能根据天上星辰的运行，计算出年景的旱涝丰歉。粮食丰收他就收进粮食，放出蚕丝和漆；桑蚕丰收时就收进丝帛和丝絮，放出粮食。他经营的其实都是最一般的物品，但也是最必须的物品，别人没有他看得准，也没有他果断，而他一出一进，获的是双倍的利润。 白圭说：“我从事经营，如同伊尹、吕尚的计谋，孙子、吴起的用兵，商鞅的行法。”他居然能使自己的经营合于兵法，这确实是体验到了经营商业的最深奥妙，同时也将一般人视为简易的自然交易在理论上予以了极大提高。白圭的标准高，品位高。他说：“如果智谋不足以权变，，勇敢不足以决断，仁爱不能够取舍自如，强毅不能够坚守不移，即使想跟我学习经商，我还不教给他呢！”白圭自己在经营中也是能够忍住自己的嗜好欲望，忍耐简陋的饮食，穿粗糙的衣服，和僮仆们同享苦乐。这在有时候不是必须的，偶尔几次也不是难于做到。但白圭长年如此，他是把这做为从事经营的二项基本磨炼。只有平时随时都保持这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不辞辛苦，无论何时都可以放下尊严，才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紧张万分，爆发时如同猛兽鸷鸟袭取猎物。别人还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这边已经高水准的建成了大功。战国时期各国富有的商人比比皆是，白圭不能说是最富的，但他对商业和商人的理解最为精到，天下凡是从事经营的人都以白圭为始祖。而洛阳也因此成为经营商业最著名的一个城市，世商大贾，风行天下。这成为洛阳历史上极富特色的一个方面。 战国结束后，洛阳人善于经商的习俗仍流传下来。直到北魏时期，洛阳的世商大贾还是很多。官僚贵族也普遍经商，鲜卑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宦官刘腾等人，都远近营运，贩肆聚财。郑云被调为安州刺史，一接到任命就先向熟习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准备借调任的机会营运贩卖。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住的都是工于贩卖经营的人，都资财巨万。有一名叫做刘宝的商人最为富有，他在各个州郡都建有一处房屋，各养马十匹，来往通报行情。全国各地市场的物价，盐米的高低，他都一览无遗。刘宝据此组织货源，四处贸易，凡是车船可通之处，都有他的足迹。因此天下的资财，各种珍奇物品，都荟集到他的家中。人们说刘宝家里好像开着一座铜矿，又好像有一处金矿。刘宝自己的生活也铺张起来，宅宇成片，楼观入云，车马服饰饮食比于王侯。

北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gudu/bqrddtskyy022.htm 栎阳是战国初秦献公和秦孝公的都城。 栎阳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在栋阳的西面有周人的旧都岐周、丰京和镐京，西面可沿渭河出函谷关直达广阔的中原，北面可渡过黄河沿汾水到达魏国赵国，也可直接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 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秦国迁都栎阳。迁都的第三年正月，秦献公生了儿子秦孝公。第十五年栎阳城中桃树冬天开花，第十七年天上降下金雨。第二十年和魏国在石门(今陕西三原北)作战，斩首六万。第二十二年和魏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作战，虏其大将公孙痤。第二十三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岁。 魏国的大将公孙痤，魏国史书中说他是魏惠王的太子。《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到秦献公和魏惠王在世时，魏国有一位宰相名叫公叔座。痤和座古代同音，同时同地不应有这样的巧合，公孙痤应该就是公叔座，以太子居相位，有事则率兵出征，是当时的惯例。公叔座被虏到秦国，并没有死，后来大概又放回，做了宰相，最后病死在魏国。 公叔座府中有一位贤能的门客，本是卫国的远族公子，名叫公孙鞅。公叔座知道公孙鞅有才干，但还没有来得及向国君引荐。病重时，魏惠王亲去问侯，并且询问说：“你如有不幸，谁可做魏国宰相？”公叔座说：“我府中的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奇才，愿君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默然无语。临离开时，公叔座摒退众人对魏惠王说：“君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出境。”魏惠王答应了。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召来公孙鞅，说：“我先尽心国君，然后尽心臣下。今天国君问我谁可以任宰相，我说你，国君看来不答应。我就告诉国君如果不用就杀了你，国君答应了。你可以赶快离开，以免被国君抓住。”公孙鞅说：“那个国君既然不能听从你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从你的话杀死我呢？”就没有离开。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家，对左右侍臣说：“公叔座病得太厉害了。真可悲，竟然想让寡人听从公孙鞅的，岂不是昏乱！”魏惠王是战国初著名的善于任用人才的贤明君主，但他却失去了这次重要机会。 秦孝公在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令求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公孙鞅西入秦国投奔秦孝公，倍受重用。秦孝公八年，秦国攻取了魏国的少梁。十年，公孙鞅亲自率兵攻降了魏国的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国被迫迁都大梁，黄河以西土地尽失，魏惠王为此倍受困辱，后悔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公孙鞅离开卫国，人称卫鞅。在秦国，为相十年，主持变法，秦国富强，周天子为秦王加封爵为伯，各国诸侯毕贺，卫鞅因功受封於、商之地十五邑，因此又称商鞅，人称商君。 秦国为嬴姓，史称秦人的祖先伯益在虞舜时担任虞官，因功赐姓嬴氏，然而秦国人又自称其更远的祖先出于颛顼。嬴姓是炎帝族的姓氏之一，在今山东境内古代东夷居住地有许多嬴姓国家，都是炎帝族的后裔。颛顼则是黄帝一族，是轩辕黄帝的嫡孙。查秦人所说更远的祖先，原来是颛顼的后代玄孙女女修，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就批评说秦入以母族而归祖于颛顼不合理义。 秦人的历代祖先全都擅长畜牧狩猎。伯益担任虞官，掌管山川草木和驯服鸟兽。传说女修吞了家燕的卵而有孕，生了伯益的父亲皋陶。伯益的儿子大廉号称“鸟俗氏”，他的玄孙孟戏和中衍都是人首鸟身。擅长驯鸟同时也擅长御马，中衍担任商帝太戊的御者，伯益的另一玄孙费昌则担任商汤的御者，帮助商汤在鸣条打败了夏桀，都被商朝封为诸侯。到周代，造父又担任周穆王的御者，为周穆王驾车西游昆仑，见西王母。国内有乱，造父驾车东归，长驱一日千里，因功被封于赵城，其地在今山西霍县南，造父一族由此改姓赵氏，为战国赵国人的祖先。秦国人的祖先非子这一支也曾跟随造父居住在赵城，后来非子迁居到犬丘，今陕西兴平东，为周孝王养马，因功被封于秦邑，号称“秦嬴”，其地在今甘肃清水北，因有秦水源出秦谷而得名。 秦人的祖先有时居于中原内地，但更多的时候是处于戎狄之间，僻居四境。费昌的子孙有人住在夷狄，中衍的玄孙中橘在西戎。非子起初居住在犬丘，在济水和渭水之间，后来封到秦邑，更是远到陇山以西了。非子的后代秦仲就号称“西垂大夫”，西垂的意思就是西境边陲，其地在今甘肃天水西南，较秦邑又西了一些。 到秦襄公时，秦人正式建国，被封为诸侯。西周末年，申侯发动叛乱，联合犬戎杀死周幽王，西周结束，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秦襄公派兵平乱，并护送周平王东迁，立了大功。周平王因为周朝实际上已不能控制关陇地区，所以就势将它封给了秦襄王。周平王和秦襄王盟誓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一年是周平王元年、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0)。 秦人的发展过程和周人一样，都是从戎狄中分化出来的。起初他们的生活状态本与戎狄并无二致，尔后则受到中原内地的较大影响，一面速迅向中原靠拢，一面与戎狄绝裂，极力抵挡戎狄来自西面和北面的侵扰。周人由幽南迁到岐周，又东迁到丰镐。秦人的发展与周人如出一辙，但更为曲折。秦人由陇山以西逐渐向东发展，越过陇山，又沿渭水节节而下，前后共迁都十一次之多。开始是在西垂、秦邑、犬丘，而后到了汧(今陕西陇县)、平阳(今陕西宝鸡西北)和雍(今陕西凤翔南)、最后到了泾阳(今陕西泾阳)、栎阳和咸阳，一次比一次靠近东方。秦人因为西周东迁而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起初他们到达了周人最初的居住地，但秦人并不满足，随着力量的逐渐壮火，他们再向东谋求发展，渡过黄河，越过崤山和函谷关，从而进入中原。最后以其锐不可当之势，吞并六国混天下。 周人如此，秦人又如此，有了一次，再来一次。第一步得关中，第二步就得天下。如果周平王知道灭亡周朝的就是秦人，不知道会怎么想。既得陇，复望蜀，势在不得不为，似乎已成历史的必然。周秦两代自西向东的发展构成了先秦历史的大势，构成了先秦文化重心东西纵贯的一条轴线。周秦王业成功的经验足以成为千秋金鉴，供后人思索揣摩。 中原的农耕文化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游牧民族。但吸引是一回事，统一又是另一回事。十分奇怪的是被吸引的是游牧民族，统一中原的也是游牧民族，而不是中原高度文明的国家。商周之际，是周朝取代了商朝而不是商朝据有了岐周；战国之际，是秦国吞并了齐、赵、魏而不是齐、赵、魏占据了秦国。 周人虽是黄族后裔，但居于戎狄之间，中原即以戎狄视之。商人称周文王为西伯，周文王自己也称周为西土，自称周人为西土之人。秦人不论是黄族还是炎族，中原也都以夷狄视之，秦穆公时秦国开地千里，国境东到黄河，与晋国联姻，又多次打败晋国。但直到秦孝公时，秦国都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更不能出任盟主。秦孝公说由于秦国僻在秦陇，所以“诸侯卑秦”，对待秦国以“夷狄遇之”。秦穆公死时，用了一百七十七名大臣殉葬，中原各国就看不惯。 其实西周以后，当时人们看待华夏族与夷狄族已不再以黄、炎血统划分，而是以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来划分。春秋时期的滕国、薛国、洙国是东夷国家，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狄人的国家，都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与各国接触频繁。而燕国、吴国都是姬姓，楚国为颛顼的后代，由于地处偏僻，农耕水平不如中原，就都和周、秦一样曾被中原视为夷狄。新旧华夷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转变正是在周人和秦人的努力之下突破和实现的。从前是夷狄，只要农耕文化发展了，现在就可以不再是夷狄，这一点由于周秦王业的成功而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下来。周人秦人统一了天下，致力于农耕，就不再是夷狄了，相反，倒是农耕发达的商人和齐、赵、魏等国人更多地暴露了农耕文化所具有的侈靡繁缛的弊病。 秦人的王业从秦襄公开始，到秦孝公时初具规模。 商鞅到秦国以后，借助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和秦孝公说了很久，秦孝公不时入睡，不听。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门客是个妄人，何足任用？”景监报怨商鞅，商鞅说：“我对国君讲帝道，国君不醒悟。”过了五天商鞅再次求见，秦孝公瞌睡得轻一些了，但仍听不进去。商鞅走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说：“我对国君讲王道，国君不领会。”商鞅又去求见，秦孝公表示出赞赏，但还没有决定重用商鞅。商鞅走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门客挺好，可以和他谈谈了。”商鞅对景监说：“我对国君讲霸道，国君似乎要采用了。你能再让我见到国君，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商鞅又求见，秦孝公和商鞅交谈，不觉跪坐着的双膝到了前面坐席上，听商鞅讲了几天都不厌倦。景监对商鞅说：“你用什么说动了我们国君，我们国君高兴极了！”商鞅说：“我对国君讲帝道，效仿夏商西周三代，国君却说：‘太久远了，我等不及，好的国君应该在自身这一代就显露功名，我怎么能时时忍耐一直等到数十百年以后再建成帝业呢？’所以我就对国君讲强国之术，国君非常喜欢。不过秦国虽可以富强，它的文德却也难以和商周相比了。” 商鞅开始在秦国变法。他说秦国行的是“戎狄之教”，就集中了中原齐鲁晋魏各国的治国方略予以改造。商鞅的法令以严明、深刻闻名，刑赏所及，即使贵为公卿、亲如父子也在所不免。传说商鞅在渭水岸边讲述他的变法主张，讲完以后连渭水的颜色都变红了。商鞅的老师尸佼和鬼谷子、荀子等人都是战国法家一派最著名的老师，鬼谷子教出了孙膑、庞涓、张仪和苏秦，荀子教出了韩非和李斯，尸佼教出了商鞅。他们的主张是要用法律做为天平，平量社会的一切功罪。当然，法律本身的制定也要正确、稳固。用法律平量一切，那么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就都没有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天王老子也都一样。所以司马迁说像商鞅这样的人，都是“天资刻薄人也”。不过他们也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头脑清醒，逻辑性极强，不像儒家那样善于诡辩。商鞅在秦国规定，凡是尽心务农的人，收的粮食织的布帛多，就免除赋税徭役。凡是从事商业或做事懒惰的人，就抓走他的妻子儿女到官府为奴。法令简洁明快，百姓们遵行时也不会感到不便利，长此而往，秦国不可能不富强。商鞅还规定，凡是有功的人就抬高他的社会地位，给予荣耀，无功的人既使家庭富有也不尊重夸奖，长此而往，民间的风俗好尚不能不带动起来。法令初行时许多人说不便利，商鞅坚行不移。三年以后，百姓称便。十年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家给人足，山无盗贼，道不拾遗，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人对法令大为喜悦。开始曾说不便利的人来表示说法令很便利，商鞅对他们全都予以处罚。他既不听坏话，也不听好话。商鞅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说老百姓目光短浅，国家之君要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主，好比孩子身上生了毒疮，大人为他剔除他就疼痛拒绝，可是会健康成长，大人不为他剔除他倒暂时安稳，可是终会夭折。商鞅不像儒家那样认为人类性善，他认为人性好利，并无所谓善恶。为人造车的人不是想让人人都舒适富贵，而是想就此谋利。为人造棺木的人同样也是要谋利，他盼望人人早死，只是为了有更多的人买棺木，而不是性恶。他这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人性好利，压抑它不对，使它改变得很善良也不对，商鞅的做法是顺应人性，顺应人人自私好利的天性使它为国家服务。百姓好利，国家就奖励他们，百姓富了，国家也就富了。商鞅的做不能说不聪明。商鞅悬赏南门徙木，三丈之木从南门搬到北门，不能算难，五十斤铜的奖赏相当五家中等人家的资产，不能算少，商鞅兑现了，表明了他的信用。太子犯法，商鞅处置了太子师公孙贾、太子傅公子虔，两个人的姓氏表明他们是王族公子，商鞅处置他表明了他的胆量。秦朝的名声后来被秦始皇、秦二世的急政暴政搞坏了，其实秦朝也有让天下百姓生活美好的最初愿望。秦朝的刻石中提出“皇帝之功，勤劳本事”、“擒灭六王，永偃戎兵”、“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禁止淫泱，男女洁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所说比孔子的大同、小康之世还要美好。 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营建了咸阳城，秦孝公十三年迁都咸阳。秦国定都栎阳共二世三十五年。对栎阳城遗址先后发掘，第一次发据出三条街道、六个城门，第二次发掘出三个城门、十三条街道。全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长2200米。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为栎阳制造，说明栎阳还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还发现有战国晚期铜釜，内装八枚金饼，其中一枚用阴刻篆书写着“四两半”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司马迁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十分发达。 秦国迁都以后直到汉代，栎阳仍是有万户之家的大城。楚汉时项羽封王，以秦国旧臣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后来汉王刘邦也都于栎阳，为时二年。刘邦定都长安后，他的父亲太上皇居住栎阳，死后葬于栎阳北原。东汉时光武帝封景丹为栎阳侯，共三世。 从栎阳迁都到咸阳，表明秦国已完成了由陇山进入关中的第一步，将要开始迈出由关中东出中原的第二步了。

北姑

	太多了，不貼了。

王爷

	好长啊，看不完

北姑

	商人是个东方滨海的民族，和南方民族以蛇、北方民族以狼、西方民族以羊作图腾的一般传统不同，商人以鸟作为图腾。淮夷、夫余、高句丽、嬴秦等族也都是东方民族，都以鸟为图腾。秦人传说女修吞下玄鸟的卵后生下祖先大业，商人则传说简狄吞下玄鸟的卵生下祖先契。《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晚商青铜器《玄妇方壶》铭文中有“玄鸟妇”的记载，足以印证此说。玄鸟即燕，又写作鳦，学名家燕。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鸟、玉鸭，就是商人的图腾家燕。商人之所以以家燕作为图腾，是因为它是北方典型的候鸟，同时鸟的繁殖能力又很强的缘故。 ＝＝＝＝＝＝＝＝＝＝＝＝＝＝＝＝＝＝＝＝＝＝＝＝＝＝＝＝ 組成華夏人成份之一的商人屬東夷，跟扶餘及高句麗等祖先同種，不知道漢人能否說跟朝鮮人是同文同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