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宇立
来源：光明网·历史（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日期： 2004年10月27日）
据考古文献表明，巴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如果探寻巴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传播对于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影响。
巴人或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据专家学者考证，有关巴人起源的传说，文献记载至少有四种说法。但有一点共识，即把“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这也与《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国疆域变迁的范围大体一致。相传在春秋以前，巴人居住于武落钟离山，首领是廪君。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最终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形成巴文化。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文化交流。
目前，学术界对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说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说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一说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影响和渗透，故有“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称。学术界一般认为巴蜀文化是先秦时期颇具特色的一种地域性考古文化。据古文献证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世本》、《史记》和《华阳国志》等史籍均认为蜀之先祖源于黄帝。巴人与蜀人同源，亦应是黄帝之后。巴人中居统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巴人中的廪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后来都逐步融入当地族群中，成为今川渝黔西南边区及鄂西土家族的先民。巴文化与蜀文化在长期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楚文化传播对巴文化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而战争则成为巴楚文化交融的中介。古文献表明，长江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和巴文化的发祥地，巴地与楚地人民自古就在此共生共长。巴楚两国经过相互亲和、征伐，到西周时期，在三峡地区形成巴楚并存的局面。最后巴楚先后被秦所灭。巴文化与楚文化经过长时期碰撞交融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楚文化”。《华阳国志·巴志》载：“江州（重庆市）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厚。”这里的“东”，泛指三峡地区。所谓“半楚”，是以巴言楚，实为半巴半楚，即是一种综合形态的文化。由此可以肯定，远古时期的巴文化已经具备独立传播的文化形态，它对楚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不是某些研究结果显示的巴文化的发展要依附于楚文化。巴文化与楚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共同体，但巴人与楚人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特质的传播脉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连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纽带。
因为战争扩充或收缩疆域，带来了古代巴族的生存大迁徙；在迁徙游离的生存状况下，巴文化地域得以不断扩大；而巴人与蜀、渝、楚、湘等地土著居民的杂居，又使巴文化在传播自身文化的同时，得以吸收楚、蜀等多种文化营养，文化内涵不断丰厚和发展。据专家考证，渝东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表明，巴人和楚人杂居，因为在此地有很多巴式花边口沿陶器与楚式罐、盂共存于一处。宜昌白狮湾的东周陶鼎、罐反映了楚文化吸取巴文化的成果。在鄂西清江流域发现的主要遗址如香炉石、栏杆坪中，可以看到这里既保持土著文化传统，又融入了楚文化因素。由此可以认为，远古时期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一方面受外来民族文化的滋润而丰厚自我；另一方面又由于仅限于口头传播与人际传播，文化传播方式单一且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巴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广泛交流。同时，随着古代巴族在川渝湘鄂黔西南边区逐步定居，东进受阻，地处华夏西南部的巴文化就远离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从而影响到巴文化的多元传播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吴致华在《古巴蜀考略》中对巴人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古巴蜀考略》也被视为近代研究巴蜀文化历史的早期代表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根据巴人腹心区域的鄂西、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资料，认为自新石器时代起至战国时期这个地区一直存在着特色鲜明的巴文化，由此也提出了“巴蜀文化”分离的新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巴文化理论研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理论认同，巴文化也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步入了新的跨越式发展轨道。1990年，中国首届巴文化研讨会在巴人腹心区域的鄂西恩施自治州召开；1994年，“中国先秦史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代巴地四川德阳召开，这两次会议均对巴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巴文化研究的多元传播领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大魂之音———巴人精神秘史》、《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出版，则为巴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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