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聚居、散居与杂居（３）

沙南曼森

	新中国民族散居化过程 摘自《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沈林、李红杰、金春子、杜宇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第二节P.14-P.20 第一章  绪论：散居化是民族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 第二节  当代民族散居化过程 二、新中国民族散居化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进行，我国的民族散居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内地人口（主要是汉族）向民族地区的“散居”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汉族地区人口众多，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这种情况对民族散居化的必然影响是，使大批内地人口（主要是汉族）散居到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俱兴，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打破原有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格局，重新部署全国经济格局。随着经济活动的全面展开，解放不久就开始了新形势下的民族“散居化”的进程。 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迎来了又一轮“散居化”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内地人口向民族地区的“散居”中，各类人才占很大的比例。因为各地的经济建设需要各种人才，需要引进内地的“能人”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 同时各类劳动大军的“散居”队伍也相当庞大如林业职工和垦荒移民。在震撼全国，迁移人口达1700万之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也不少人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 最后，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始终存在自发的移民。特别是每当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这种自发的“散居化”情况也相当普遍。 总的来说，这些迁入民族大部分是内地的汉族，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少数民族。 这些人口散居化的影响是广泛的，其中首要的是使各相关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汉族在各地的人口比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应当看到，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民族的“散居化”（这里主要指内地汉族向边远地区的“散居”）在相当程度上受行政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工业项目向边远地区的迁移，特别是“三线”建设等，曾使大批内地人口（其大部分为汉族）“散居”到边远民族地区，又如大批农民和民工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大批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以及大学毕业生等知识分子派往边远地区等，在不排除经济自身利益规律的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排除这些大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的内地人口的“散居化”趋势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特点。主要是：随着内地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稳住了现有的农村人口，而且吸引了过去外迁的人口，从而出现了人口回流；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也由于迁移人口自主性的增强，一方面吸引和吸纳各地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新时期迁移人口的去向侧重于沿海地区，从而相对减少了向边远民族地区迁移的人口数量。这样的结果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民族地区不仅外部迁入人口数量明显减少，而且过去迁入的外来人口先后返回原来的居住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散”现象。这时期我国民族人口的“散居”情况中主要是以各少数民族的“散居”化为主，尤其是那些相对聚居的民族向内地，特别是向大城市、向沿海地区的“散居”。 2．少数民族的散居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散居是全国总人口散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口散居化中的一些特点在少数民族人口的散居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表现。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中的所占比重已从1953年的12.27%、1964年的12.40%和1982年的11.63%，到1990年已下降到10.38%。在这四个年份中，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相应比例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1.16%、21.43%、20.79%和18.11%；西藏自治区3.64%、3.04%、2.64%和2.32%；宁夏回族自治区（缺1953年资料）1.63%、1.86%、1.70%；内蒙古自治区2.80%、4.02%、4.47%和4.56%；云南省16.08%、16.04%、15.40%和13.54%；贵州省11.24%、10.05%、11.07%和12.33%；青海省2.44%、2.08%、2.29%和2.06%。 需要说明的是贵州省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是与一些诸如大片地区少数民族恢复其少数民族成份有关，并不一定都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除内蒙古自治区等个别省区之外，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呈现出逐步减少的态势，在有些地方，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 就一些具体的民族来说，这种散居化的进程也都十分明显。自1964年以来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在这方面提供了十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大体上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散居化趋势的基本情况。 我国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呈现散居化的态势。各民族人口分布的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有些民族还以成倍的速度增长。1964年分布于2000个县（市）以上的民族只有回族一个民族，到1982年和1990年已经分别增加到2个和5个，它们分别是1982年的回族和满族与1990年的蒙古族、回族、苗族、壮族和满族；分布于1000-1999个县（市）的民族，由1964年4个民族（蒙古、苗、壮和满等民族），1982年和1990年分别增加到6个（蒙古、藏、苗、彝、壮和朝鲜等民族）和8个民族（藏、彝、布依、朝鲜、侗、瑶、白和土家等民族）；分布于500-999个县（市）的民族，由1964年的3个民族（藏、彝和朝鲜等民族），1982年和1990年分别增加到4个（布依、瑶、白和土家等民族）和11个民族（维吾尔、哈尼、傣、黎、傈僳、畲、水、纳西、土、达斡尔和锡伯等民族）；分布于200-499个县（市）的民族，由1964年的9个民族（维吾尔、布依、侗、瑶、白、土家、黎、纳西和锡伯等民族），1982年和1990年分别增加到14个（维吾尔、哈尼、傣、黎、傈僳、畲、高山、水、东乡、纳西、土、达斡尔、锡伯和京等民族）和15个民族（哈萨克、佤、高山、拉祜、东乡、景颇、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普米、俄罗斯和京等民族）。其余的，即分布于200个县（市）以下的民族数量则呈现逐步减少的态势，其中分布的地方少于50个县（市）的民族，则从1964年的14个，已经减少到1982年的7个，1990年再次减少到1个。 与上述的散居化态势相适应，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散居化均呈不可逆转性。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县市数量不仅没有出现减少的情况，而是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速度相当惊人。 第一，不仅那些原来聚居程度较高的民族呈现不断散居的态势，即使那些原来比较散居，甚至包括那些原来的散居化程度较高的民族也呈现出继续散居化的态势。例如，以1990年人口普查中人口超过百万的18个少数民族中，蒙古、回、苗、壮和满等5个民族的散居化程度原来就比较高，这些民族的分布县（市）数量在1964年时均已超过一千个。但此后，这些民族分布的县（市）仍不断增加。以各民族分布县（市）数量来看，1982年与1964年相比，1990年与1982年相比，蒙古族分别增加了27.0%，回族为8.6%和2.2%，苗族为29.4%和28.1%，壮族为29.9%和10.6%，满族为17.0%和6.2%。相比之下，那些原来比较聚居的少数民族的散居化速度更快，更惊人。在这18个民族中，1964年分布县（市）数量在300个以下的共有6个民族，反映了其相对聚居的特点，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迅速散居。同样以前述的增长百分比来看，其中维吾尔族在这期间分别增加了60.1%和74.8%，布依族增加了187.4%和81.7%，哈尼族为111.9%和162.4%，哈萨克族为33.9%和70.0%，傣族为109.7%和114.8%，黎族为135.5%和90.1%。 第二，一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散居化速度更快。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人口总数在10000人以下的共有7个民族，它们分别是高山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和珞巴族。考察这些少数民族的散居化速度，同样以1982年与1964年相比，1990年与1982年相比，高山族所分布的县（市）数量分别增加了137.0%和35.8%，塔塔尔族为--6.1%和62.9%（1990年与1964年比较增加了53.0%），独龙族为200.0%和202.2%，鄂伦春族为75.5%和93.5%，赫哲族为211.8%和147.2%，门巴族为471.4%和30.0%，而珞巴族的分布县市数量，1990年与1982年相比增加了72.7%（珞巴族系1979年识别，故缺1964年数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散居化的原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散居化”的原因，通过各个时期“散居”的不同类型可知一般。如区域开发、人才流动、政策导向、移民垦荒等等。……1990年人口普查中，人口迁移的原因共分为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迁入和其他等9种。…… 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与全国人口迁入的原因及其所占比例： 迁入原因——少数民族——全国平均 工作调动——8.86%——11.86% 分配录用——5.38%——6.03% 务工经商——13.03%——25.13% 学习培训——17.70%——12.14% 投亲靠友——11.00%——9.84% 退休退职——0.80%——1.56% 随迁家属——11.09%——10.44 婚姻迁入——21.51%——13.94% 其他——10.64%——9.06%

zzhc

	恢复民族成份是造成民族散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zzhc

	因婚姻关系定居形成散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 江苏省因结婚迁入的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已增加2个聚居村    近日，江苏仪征市月塘乡龙山村因结婚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加，使得该村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超出总人口的30%，被仪征市政府批准成立数民族聚居村。此前，阜宁县芦蒲镇左范村因为相同原因被县政府批准成立民族聚居村。至此，江苏省因结婚迁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已增加了2个。外来人口因婚姻关系定居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有别于世居少数民族聚居村，在扶持其经济发展以及民族融合问题等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共同关注。

zzhc

	我举一些例子供大家参考吧 1、 新津县是紫坪铺水利工程移民集中安置地之一。移民中藏族、羌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占移民总数的35%，分布在2个乡镇11个村27个组。   2、 荥经县在解放前基本上没有少数民族同胞居住，改革开放以前，我县少数民族同胞也只有几十人，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改革开放后，随着荥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加之荥经是山区县和“民族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了少数民族自发迁徙的首选地之一。他们有的通过婚姻为基础，迁入的就是一大家少数民族同胞，几个十几个不等；有的通过熟人朋友联系迁入；还有的是因当地社会治安状况差，盗窃、吸毒人员多，带着子女脱离恶劣环境而举家流动迁入等。为此，形成了有稻城、峨边、甘洛、金阳、美姑、昭觉、越西、康定、鲁甸、巧家、昭通等县的少数民族同胞的逐渐无序迁入我县定居的现状。截止目前，我县已达到10个民族成份，仅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2400人。2006年1月经省政府批准建立民建彝族乡、宝峰彝族乡。 3、近年来，随着“两西”、疏勒河和九甸峡项目移民，使瓜州县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县份。 大量少数民族移民从我省中东部贫困地区迁入我县，使我县民族结构和少数民族数量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县新增少数民族移民乡3个，少数民族行政村9个，共有回族、东乡族、藏族、蒙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两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以上。我县成为酒泉市的移民大县，少数民族大县和宗教大县。 大量少数民族移民从我省中东部贫困地区迁入我县，使我县民族结构和少数民族数量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县新增少数民族移民乡3个，少数民族行政村9个，共有回族、东乡族、藏族、蒙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两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以上。我县成为酒泉市的移民大县，少数民族大县和宗教大县。 4、湖南省皂市水库移民中90%以上为土家族。

zzhc

	安置越南难民也是造成散居的一种方式，如：     在江西的上高县和峡江县生活着1300多名80年代初国家安置过来的越南难民，全部为少数民族，其中有人口较少民族76户160多人，全部为京族。近年来，江西省各级人民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发展，使外来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一是优先将他们聚居的上高县洋林和峡江县金坪两个民族村列入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2005－2007年共投入资金70多万元，目前民族村道路已硬化、全村已通电，京族群众全部喝上干净自来水，村容村貌也得到较大改观；二是积极实施安居工程，2002－2007年共建新房100多栋，其中上高县敖山华侨农场洋林和大坪两个民族村的京族群众全部住上新房；三是帮助培植支柱产业。目前这些国外移来的人口较少民族以养猪、养蚕、种柑桔为主，形成了特色产业，拓宽了增收渠道，部分京族群众人均纯收入达3000元。

zzhc

	扶贫开发移民、水库移民也是重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