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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VAH MBANJ(散文)
乡音是地方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载体
语言是一种工具,是用来转播讯息、传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由于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生产方式、生活环境不同,地理、气候,发展状况、历史渊源不同,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即使同一种语言,也因此形成很多分支。这些分支,就是所谓的地方语言,也叫方言土语。
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小到日常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使用这些地方语言来交流,大到祈福祭祀、人类起源、改朝换代,还是使用这些地方语言来叙述。这些地方语言承载了太多的人文讯息。
这些地方语言,即所谓的方言土语,只因她夹带着泥土的芳香,散发着生活的气息,准确又形象,生动而活泼,饱含着哲理性和趣味性;只因她高度概括了这个地方的方方面面,浓缩了这个地方的乡土文化,承载着当地人深深的乡情,人们亲切地称之“乡音”。
民间的俚语山歌,舞台上的戏曲———安徽一带的黄梅戏,大西北的信天游、花儿,素有“南国红豆”之称的粤剧,以及“百戏之祖”昆剧,没有哪一种不是用当地方言来演绎。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中,诸多经典桥段,不乏原汁原味的乡音:大观园里的京片子,梁山好汉们一开口非“俺”即“洒家”,就连《西游记》里的各路神仙对白,也大量采用了苏北方言中的生活口语,特别是作者吴承恩的家乡话——海州话。《三国演义》说的是朝代更迭的历史大事,演绎的是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一百多回的长篇巨制,却通篇半文半白,一看就懂,绝无晦涩。
广东人说“靓嘢”、“湿湿碎”、“搞掂晒”,语速不徐不疾,语气里透出一股谈定、稳重、自信,四川人表示肯定、赞赏的意思,则少不了“要得要得”一番;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咱们热情好客的壮族贝侬就一句:“Bae gwn laeuj(喝酒去)”;听了一句“亚克西”,就象吃了维吾尔族同胞的羊肉串、哈密瓜,和吐鲁番的葡萄干一样,新疆风味十足。
这就是乡音的独特魅力,只有自幼就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只有通晓这种方言土语的人,只有对这个地方满怀深情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外人无法领会其精妙,只能一头雾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音是地方文化最全面的百科全书,是地方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载体,没有之一。
乡音有识别真假老乡的功能
若干年前,我到某地某贝侬(方言:兄弟姐妹、亲戚)家做客,贝侬对我说,附近工地有个做工的,说他老家是你那个乡镇的。我问,知不知道是哪个村的?贝侬说,不知道,不过,每个晚上他都在那边跟人打象棋。
晚上,我跟着贝侬到他们打象棋的地方,果然见到那个人。按照惯例,老乡在外相见,首先要问对方是哪个村,或者那条弄堂,然后才问彼此姓名,如果偏逢有点贝侬关系的,再问一下该如何称呼。于是,我问他,你是哪个村的。他回答:“打铁村。”
我住的村以前家家户户基本都打铁,故有“打铁村”的称号。然而,听到他说到“打铁村”三个字时,我却顿时大倒胃口,因为他的口音跟我村里的口音差别太大。当时,我已经在我那个乡镇生活了近三十年,乡镇以内各个村的口音在外人听来完全一样,实际上还是稍有差异。象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家乡的人,无论出门在外,还是在本乡本土,遇到本乡镇的人,只要听清对方口音,马上知道他是哪个村甚至哪个生产队。
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县城卖东西,见一个“捞佬(本地人对北方人的专称)”要跟我买东西。为了炫耀我的语言天赋,我装模做样地卷起舌头,摇头晃脑瞪眼睛说了一通普通话。和我在一块摆摊的大都是说本地话的本地人,即使说普通话,也并非很标准,口音与正宗的“捞佬”有天壤之别。那厮见我口音和其他人不同,愣住了,就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把普通话尽量加进一些四川味:“我是四川的。”
可能这厮真的是四川人,又问我一句:“哪个县的?”
四川有多少个县我哪里知道,甚至连一个县的名字我都记不清,只好胡乱回答:“刘伯承的家乡。”
那厮又瞪眼盯着我问了一句:“哪个县的?”
“哪个县的?”我含糊其辞,“反正是刘伯承的家乡。”
不用说,那厮从我的口音里听出了破绽。最后,他说了一句“瞎说”,放下东西走了。
浓重的乡音,是很多人一生都改不掉,哪怕你官再大,学历再高,知识再渊博,即使能说一口自以为很标准的普通话,也没有不带地方口音的。当然,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翻译、歌手、间谍除外。
看来,乡音还有识别真假老乡的功能,简直就是原装正品的防伪标志。
乡音是维系同乡情感的纽带
有几个隆安贝侬去龙州某工地做工,恰逢“隆峒节(当地一个民间节日)”,有个当地工友盛情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在工友家里,突然有个邻居妇女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
几个隆安贝侬一听,口音有点相似,就如实回答:“我们是隆安的。”
“怪不得口音和我这么相似”邻居妇女说,“我是从平果嫁过来的,我们那里说话和你们隆安差不多一样。”
邻居妇女又说:“在家乡,咱们无亲无故互不相识,到这里,就是贝侬了。”
隆安贝侬说的,和邻居妇女说的,虽然不是同种方言,但两种方言有很多共同点,不用翻译,就能彼此交流。说两种不同的方言的、住在不同县份的人,偶然相遇在异地他乡,本来不是贝侬,却胜比贝侬,只缘于他们说的方言很相近。
在外打拼,为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为了方便交流,我们不得不说所在地的通用语言,如粤语、桂柳话等。然而,老乡相遇,不管是商场、车站,还是车间、办公室,不管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空间,我们交流的首选语言非家乡话莫属。淳朴的笑声,俏皮的俚语,熟悉的乡音,既能消除疲劳,又能寄托思乡之情。
二十年前去南宁,我发现生活在南宁的很多人,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母语是哪种方言,在职场上,为了方便交流,大多都习惯说南宁白话,有时为了迁就对方也说普通话或者其他话什么的,而思维方式却依然是母语式的。
当时,最爱去的地方是车站,最常去的车站是北大客运中心。因为,哪里有往返于我县县城和各个乡镇的班车,当然,也包括我的乡镇在内。在那里,可以听到本县各个乡镇的不同口音,还有区内、外省各市、区、县各种方言、各种口音的话。如果是本乡镇的口音,一开口就能听出哪个村哪个屯。这种最底层,最有本土风味的口音,是任何外人都模仿不了的——哪怕他是可遇不可求语言天才。再问一下,说不定还有点贝侬老表、朋友的本家、同学的叔伯之类的关系呢。
不管双方以前是否相识,不管双方身份地位多么悬殊,不管双方职业爱好如何迥然不同,只要是同乡,只要是同一种口音,甚至虽不是同乡,而口音仅是相近,皆可无拘无束地交谈。虽然家乡远在百里之外,甚至相距千万里之遥,却无半点疏远的感觉,就象在自家门口和街坊邻里拉家常一样。
出门在外,偶尔听到久违的乡音,即使不那么地道,不那么纯粹,也足以令人热泪盈眶,即使是泼妇骂街,也格外亲切。就连平日不堪入耳的粗口话,也成了最最动人的乐章。
远离故土,乡音能拉近同乡之间的距离,能促进同乡之间的关系趋向和谐,能起到很多意想不到效果,是任何语言都不能代替的工具。难怪有人说过,乡音是维系同乡情感的纽带。
乡音是我们一生挥之不去的乡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位著名的唐朝诗人,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回来时已经满头白霜,却“乡音不改”。我想,在外打拼的日子里,诗人最不能忘怀的,除了家乡的亲友,家乡的山水草木,一定是原汁原味的家乡话。
“醉里吴音相媚好,谁家白发翁媪”,一首《清平乐.村居》,只须寥寥数笔,就勾勒出老两口酒后打趣的温馨场面,字里行间,仿佛飘荡着醇香美酒,和悦耳的乡音。
闹市里,她衣冠楚楚,浓妆艳抹,一看就知道是个职场女强人。满脸的骄横,霸气的眼神,一口流利标准的粤语,大有唯我独尊的架势。手机铃声响了,一看屏幕立刻满脸笑容,随即一句句柔美的话语,一阵阵银铃似的笑声在空中飘荡。我虽然听不懂她说什么,甚至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方言,更不知道和她通话的是何人,却能透过她发亮的眼神感觉到她的兴奋和惊喜。也许,这就是乡情,这就是乡音的魅力。
“虽然已经不能,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当席慕容来到蒙古高原,“终于见到辽阔的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不禁“泪落如雨”。我想:此时此刻,她首先想到的,是用地道的乡音来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然而,这个“高原的孩子”却因自幼漂泊异乡,远离乡音的熏陶,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于是,一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伴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成了寄托乡愁的最佳宣泄。
乡音,沾满了家乡多少泥土的芬芳,记录了我们多少成长的足迹,承载了人们多少快乐和辛酸,勾起了旅人游子多少思乡之情。
乡音,是我们心中永存的烙印,是我们一生挥之不去的乡愁。
2016年8月8日19时34分
后记:我国法律规定: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不是消灭方言……,然而,学校、医院、政府等场所悬挂的条幅却明确告诉我们:“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请规范使用普通话”。方言以及其他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其死亡仅是时间问题。
假如有一天,全中国的方言全部消失,其他民族语言也全部销声匿迹,只剩下普通话,是否犹如一个百花园里,本来是万紫千红争奇斗艳,却变成只有一种颜色。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一种生物灭绝,食物链就断了一节,后果尚且不堪设想。一种文化消失,譬如语言,比生物灭绝更可怕。果真如此,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戏曲将彻底消失,流转了千百年的山歌民谣只能放在博物馆里摆设,最能体现侗台民族以及东南亚各民族语言特色的腰脚韵将在中国销声匿迹,还拿什么来体现地域之间的差异?还拿什么来体现本土特色?还拿什么来寄托我们的乡愁?
上海奉贤话仅是方言中的方言,但是有了教材,进了课堂,粤语在法律上也是汉语方言,却有一个面向全球的南方卫视。我们壮族是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一个自治区级的民族自治区域,壮语是一门独立的民族语言,却迟迟不能入学校,进机关,上卫星,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