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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当代小说民族风情描写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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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12 09:37:00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广西民族学院 陈丽琴 -------------------------------------------------------------------------------- (本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内容摘要] 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当代小说中,描绘了一幅幅声色斑斓的风景画,时空交织,美景多变;动静相依,画面流韵;浓淡相宜,色彩纷呈。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 壮族 当代小说 自然景观描写 审美

  在我们民族的词汇里,“风情”一词最早可见于《晋书·庾亮传》,其中有“风情都雅,过于所望”,说的是元帝赞赏庾亮的风采情态之意。而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篇长恨有风情”的诗句是最为有名的了,但对那“风情”的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寓意悬殊。我们这里所说的“风情”既指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作为审美客体的风土人情,也包含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自己的审美感情,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有许多就是以风情之美取胜的,至少可以说“风情美”是它们之所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凡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是描写特定地区风俗画的能手,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勾勒出了一幅幅逼真的生活画面,在这些画面里表现了一定区域的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情和社会形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勾勒了构成法国巴黎上层社会生活的全部风俗。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草原风光,呈现着迷人的斑斓色彩。曹雪芹以生花彩笔,将京都、姑苏一带市井乡野的民情乡俗描绘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叶文玲的江南风俗画宛若江南民歌小曲那样纤细柔和,婀娜多姿。沈从文所展示的湘西古老而神秘的世界更是令人神往。这些作家的作品,由于具有卓然不凡的乡土气息,不仅博得本民族人民的由衷喜爱,而且赢得了国外广大读者的赞扬。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在作品里成功地描写风俗人情,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方风采,从而吸引着读者、感染着读者,给人以新鲜的情趣,以艺术美的享受。壮族作家也深谙其中奥妙,他们大多生长在民族地区,熟悉本民族的风土人情,自然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民族生活画卷,并寓时代变迁、社会风貌、人物命运于其中,情景相生,情景交融,使作品的寓意升华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其深层的美学意蕴给读者以亲切的熏陶和感染。   对于壮族当代小说的这一特点,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探研,但较多论及一两个作家或一两部作品,少于从壮族当代小说整体来研究,从审美角度对壮族当代小说的民族风情特色进行研究的更是少见。笔者拟从美学角度,对壮族当代小说的民族风情描写进行研究,揭示小说的审美意蕴及审美价值,挖掘它们特殊的魅力,并对壮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作深层次的透视。由于陆地、韦一凡、黄钲、韦编联、孙步康、潘荣才等壮族作家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壮族风情小说的艺术成就,因此,这里着重分析他们的作品。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壮族当代小说中的自然景观描写的审美意蕴进行探讨。   骏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地域不同,山川风物自然不一样。壮族作家大多是从南疆泥土中滚出来的,他们笔下的景物带有南国壮乡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   山高水长,风光旖旎。壮族当代小说几乎篇篇都描写了生机盎然、情趣横生的民族风景画面:苍翠的群山、清澈的流泉、翠竹掩映的村寨、四季常青的树木、水绕山环的城镇、山花烂漫、瓜果累累的土岗坡岭、池塘里“嘎嘎”叫唤的鸭群、夕阳中骑牛晚归的牧童……犹如一幅幅绚丽缤纷的水彩画,使读者沐浴于南方壮乡秀丽的山光水色之中,得到强烈的审美感受。   一、 时空交织,美景多变。   壮族当代小说家总是在时空变化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百态千姿,以时空转换来显示自然世界的流动美。作品中的自然美的世界是以南方壮乡的自然景物为主体构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描写:(1)以山水为主体的地理形象;(2)以云雨为主体的气候形象;(3)以花木动物为主体的生物形象。以时空变幻,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绘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景物,并使景物具有流动变幻之美。   南方的水因时空变幻而呈现千姿百态,但“清澈”则是它的特质。江水“清极了,可以看见纹彩斑斓的卵石铺满江底,阳光透到水底,折射出来,显得满江金辉。”(梁芳昌《桥工的妻子》)“河水能照见人影。”(韦编联《雪的梦》)“河水清彻得象面镜子。”(陆地《美丽的南方》)溪也是“清澈”的:“小溪水浅,水面清澈,晶莹的小颗石英静静地躺在水底,让柳叶一般大小的鱼儿在胸脯上嬉戏。”“那清澈见底的小溪河,依然涓涓流过。”(陆地《瀑布》)“花瓣散落在碧绿溪水里,缓缓向前流去。”(韦编联《洁白的金樱花》) 在壮族当代小说的自然美的世界中,山与水结为一体,相得益彰。水的特质是“清澈”,而山的特质是“秀拔”。“秀”为山之色,“拔”系山之势,无论是拔之于水的奇峰,或矗立于烟云的列岫,或是环抱城镇村庄的巅峦,均给人予“秀拔”之美感。山都是“连绵起伏,巍峨挺拔。近的郁郁葱葱,林木参天;远的灰蒙蒙,只一抹曲线。”(黄夏斯榕《持灯女郎》)“满山遍野苍松挺拔,翠竹葱笼,山花簇拥,泉水纵横,岩石秀丽。”(韦纬组《岭南血花》)河边的山峰“耸入云霄。”(陆地《美丽的南方》)在云雾烟雨中的峰峦则更清丽动人:“千姿百态的峰峦,隐隐约约浮露在云海般的薄雾怀抱中。”“那腰间轻烟缭绕的立人峰……宛若穿戴着紫袍金带的巨人……”(陆地《瀑布》)   南方山水的地方性特质,构成了壮族当代小说中自然美境地理形象的特色:清澈、秀拔。但这地理形象的美在气候形象的装饰下,不仅变得更绚丽多彩,且其地方特质也愈加浓郁。南方自然美境中的气候形象以云雾最具特色,这些云和雾随着四时朝暮的变化呈现出万千不同的姿态和色彩,构成了一个象梦一般的朦胧幻异的境界。南方的云雾具有灵动美,而这灵动美则是由雾的朦胧和云的幻异等特质构成的。 南方的云姿态各异,但最美丽动人而又能显现其幻异特质的则是黄昏时的落霞:“幽暗的暮色立即落到面前来了,树影逐渐模糊,晚霞倾刻变幻,火烧云一下子变成黄沙浪,黄浪一下子又堆成一座座山峦。”(陆地《瀑布》)“太阳快落山了。广阔的苍穹,在靠山处堆着厚厚的灰暗的云,云边镶着一道红色,云后的夕阳把大束大束带着暮霭的光投进山窝。……”(岑献青《告别》)“那阵子日头斜落到莽莽群山顶尖上,玫瑰色的霞光把歌坡染得一片辉煌。”(孙步康《歌痴》)“晚霞的余辉,在天空和青翠岗相接的曲线上,涂上几抹耀眼的金桔色。”(梁芳昌《山村恋》)以上可以看到,南方云的光影形线不仅美丽,而且变幻莫测,正是这幻异的特质,形成了南方云的灵动不滞的流动美。   雾,其姿态与色彩同样因时而异,但朦胧却是其变中不易的特质。陆地、韦一凡、黄钲、黄凤显、韦编联等等壮族作家笔下的雾都是淡白而轻柔的。由于它的弥漫、流动,使色彩斑斓的自然世界即刻变成朦胧缥缈的水墨画。   南方壮乡特殊的地理、气候,滋生出独特的生物,其中以木棉、榕树、龙眼最具特色。在《瀑布》(陆地)中,美丽的木棉成为整个作品的自然背景,被作者作为与壮人生存和历史攸关的内容加以描绘。作品关于木棉的生动描绘令人沉醉:“眼下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这些高出林表的猩红而鲜艳的花朵,如同黑夜的火炬,燃遍了大地。”韦一凡也在《被出卖的活观音》中描绘木棉花开的美景:“高大的木棉树在它横空伸展的枝条上,长满了大小不一的花蕾,有的已经绽开,像红玛瑙雕成的酒杯。”榕树、龙眼这一壮乡特有的风物在壮族当代小说中随处可见:村边古榕“树身粗得十个人都合不拢。那浓枝密叶在天空中舒展开来,活像一把大罗伞。”(潘荣才《在有生命的绿伞下》)“东边的窗挨着一株龙眼,树长得有炮楼一般高。”(陆地《瀑布》)这里不仅写出了木棉、榕树、龙眼的形色之美,而且传出了其神采:生命的茁壮美。这生命的茁壮美与壮族人在同样环境下形成的进取精神是一致的。茁壮美是强盛生命力的外化,它同样为其他花木动物所具有。枇杷树有“阔大而浓绿的叶子”,(陆地《美丽的南方》)芒果树“葱郁如绿球”,野花“把山上点缀得犹如古装仙女的首饰”,(陆地《瀑布》)满塘的鸭子“抖着双翅,昂着头,不时潜到水里。“(梁芳昌《山村怨》)这些描绘,都无不表现了生命的活泼和茁壮美。   空间因素除形成自然美的地方性特色外,还直接影响着自然美的结构,使自然美因多角度、多层次而富于立体感。壮族当代作家描写自然图画时注意到了层次性和多角度,做到远景和近景分明,“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王维语)从而使笔下的自然美景富有生动的立体感。如《美丽的南方》中关于黄昏景色的描写,三个层次就非常分明:远景是“西边天的晚霞”,中景是“村边的树林”和“玉带般的江面”,近景是“村道上”的“牛群”。《江和岭》(黄钲)中写南方晨景也是由远而近逐步展开的:远景是东边远山,中景是八尺江,近景是江边的翠竹。这种层次性的景物描写也在不少壮族作家笔下出现。此外,许多作家还善于以流动视角对自然景物作多角度描写,即往往是仰视、平视、俯瞰、环顾等多种视角交错并用,使自然景物姿态万千,每看每异,展现了自然美的立体形态。   壮族作家在作品中所建构的自然美境是一个形色随四时朝暮而变化的活体,其色彩是绚丽多姿的,但春夏秋冬却各有主色和同这主色相应的主要气候和生物形象。如春天是红色的,相应的主要生物形象是花;夏天是绿色的,相应的主要生物形象是树;秋天是金黄色的,相应的主要生物形象是稻禾;冬天是银白色的,相应的主要生物形象是冰棕榈。四季中的主要气候形象也各不相同:春天是风,夏天是云,秋天是露,冬天是雪。由于时间的流动,自然景物的形色与姿态不仅四时不同,而且每时不同,朝暮显异。如韦一凡在《劫波》中对大明山四时的不同景色的生动描绘,体现了自然美的丰富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壮族作家善于以空间为纬,时间为经,交织描绘自然景物的百态千姿,美景极富流动美和变幻美,使读者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二、动静相依,画面流韵。   壮族作家在描绘自然美景时,善于在静景中描写动景,在动景中描写静景,形成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以静写动,以动写静的境界,从而使画面气韵生动,富有动态之美。在他们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的形象大致分具动与静两种不同的素质。如地理形象中的山具有静的素质,而水则具动的素质;气候形象中的雪具静的素质,而云雾则具动的素质;生物形象中的花卉草木具静的素质,而鸟兽虫鱼则具动的素质。动静相依,搭配和谐。《瀑布》中写了九月南国郊外的幽静。作者在构图中运用的形象都是静的:一片金黄的大地、黄花绿树、正待收割的稻田、青翠的菜圃。但在静景中出现了一个动景:“无数的蜻蜓在半空中飞翔。”以动写静,有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美丽的南方》中的田野“铺着一片橘色的阳光”,“河岸上的一带树林和村庄的当腰,挂着一道淡淡的雾霭”,“田野很寂静”,却有“彩色的野鸡跑到光秃秃的田边来寻食”,这一动态细节的描写使南方田野生意盎然,极富情趣,充满活泼灵动之美。《洁白的金樱花》(韦编联)中描写了小溪两岸热闹的动景:“摇来摆去”的竹尾,“一群群鹩哥在花间嬉闹着”,“忙碌地叮啄着花朵”,人一涌来,“‘呼’的一声,成群飞到远外的竹坡上去了”,“花瓣纷纷散落在碧绿溪水里,缓缓向前流去”。而这些景物的背景是静静地挺立着的“花像巨大火把”的木棉树。以静写动,更衬托出动景之动态美。《美丽的南方》中,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节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喧闹,鹧鸪远远地传来求偶的呼唤”,斑鸠“不时唱着咕咕的悠长而安逸的调子”,画眉“尽情地唱着它的快乐的清唱”,“有节奏的水声从小溪流过”,而村头、野地里,静静立着“结了小小的发青的果子的桃树”、“换着新嫩的阔大的叶子”的芭蕉、“没有脱竿”的竹笋、“银色的金英、粉红的杜鹃花”、“散发着浓烈的香气”的鹰爪兰,这些景物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画面生动成趣。陆地还在《美丽的南方》中描写了一幅“清明暴雨图”,先是“大风大雨”“摇撼着大地”,后是“天空露出太阳,在东边现出一道鲜明而美丽的长虹”。从天摇地动到天清地静,由动到静,以动写静,以静显动,相当传神而富有风采。许多壮族作家在描写景物时都特别注重以静写动,以动写静,动静相依,使描绘的自然画面活泼跳脱,气韵流动,富有生气,给小说注入一种清新跳荡之美。   三、浓淡相宜,色彩纷呈。   壮族作家在创作中总喜欢以清新抒情的笔调,着意描绘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的风情画,他们使用的艺术笔墨也变幻多姿,时而情景融汇,时而临摹素描,或是大段泼墨、工笔细描,或是点染写意,简洁勾画,手法灵活多变,因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南国风光,也就百态千姿,色彩缤纷了。我们看到,作家们有意地随时间向前推移,从春夏到秋冬,在大自然的调色板上点染着那些最醒目、最生动的花花草草,描绘那高大的榕树、挺拔的木棉、清澈碧透的江河、葱绿的秧田、星星点点的菜园瓜架、依山傍水的村寨……不仅如此,更以工笔写生的手法,把同一花木,如木棉,在各个节令的不同生意和形态精当细腻地描绘出来。浓重地涂抹,轻淡地描画,画面色彩浓淡相宜,绚丽斑斓,从而显示出作品艺术描写的生动活泼,流畅多姿。在这方面,陆地堪称绘画高手。我们看看他在《美丽的南方》中对冷风细雨的南方壮乡残冬的精致描写,只寥寥几笔却异常传神:

  ……天空飘着牛毛一样的雨雾,风大一点给刮跑了,风一静,这些雨丝就在树叶、草堆、牛背落下,积成一层湿湿的茸毛,树枝子的蜘蛛网成了银色的网罩,远山和树林罩着轻纱似的烟雾,老不见消散。

  笔致细腻入微,色调素淡雅致,于空蒙的淡墨水彩中又有几缕精细的勾描:“湿湿的茸毛、”“ 银色的网罩”、“轻纱似的烟雾”。真是精微传神之笔!南方壮乡冬天的冷风细雨让人可感可触。而他描写的一幅“清明暴雨图”更是以精微淋漓笔触,将景物点染得精确生动:

  太阳忽然被云彩遮住了。远远的天边轰隆隆地响着雷声,云头从东边涌上来。……南面的山峰已经被雨雾笼罩住了,就像天空挂下一匹灰白的帐幕似的,鸟雀都往树林飞来了。   这里,浓重地渲染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接着暴雨袭来了:

  地面上噼噼啪啪地落下粗粗的雨点,像一面筛眼似的。……大风大雨正在摇撼着大地。树木、芦苇、庄稼,都在风雨里摇摆颤栗着,麻雀躲到屋檐下唧唧喳喳地叫唤。天空一道闪电过后,一声霹雳立时在附近打下来,仿佛要把天地辟开来似的。

  真是天摇地动,雷电交加,好一幅泼墨挥洒的清明暴雨图!大雨过后却是另一番清新宜人的气象:

  天空露出太阳,在东边现出一道鲜明而美丽的长虹,大地是一片清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鸭群在注满了水的鱼塘里嬉戏,鼓着翅膀呷呷地叫……

  前面一气奔泻,使人紧张至极,这时宁静舒缓,令人赏心悦目。从惊天动地,到天清地静,作者用生花发彩之笔,浓墨重彩地描摹点染,淋漓尽致,使这一清明暴雨场景显得生动逼真,传神动人,“在我们文学艺术作品同类景象的描写中,获得它隽永的艺术地位。”(1) 此外,许多壮族作家也善于运用不同的描写方法,精心绘制他们笔下多姿多彩的自然画卷。黄钲在《江和岭》中常用点染写意的手法描写他可爱的故乡:“八尺江弯弯曲曲,时隐时现,……飘过我们的村子眼前。……江面上飞翔的白鹤,像一粒粒小小的白芝麻”。只稍一两抹色彩,却精妙地勾画出了八尺江的神态,画面空灵淡远,意境清美幽深。黄凤显则精致细描了壮乡春天的晨景:“天蒙亮出来了,又细又密团团粉粉的水粒上下左右飞旋着飘忽着,不知是昨夜的雨还是早上的雾在升起:一簇簇竹林的轮廓本来就挺柔美秀气,裹上这么似雨非雨似雾非雾的一层,就像是一朵朵洇水的白云从池塘边腾腾飞升。”以精雕细刻的语言细腻传神地描绘了南方壮乡所特有的景象,有别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国风光,显得清新秀美,极富诗意。   壮族作家总是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致力于表现当代民族尤其壮民族生活,展示人们不同的精神风貌,并以抒情的笔调、灵活多变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独特的南国壮乡秀丽的自然图景。这些画面上,有中国山水画的写意,也有色彩缤纷的西洋画的浓烈,中西合璧,浓淡相宜,达到文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给读者以强烈的美感。   壮族当代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美丽的壮乡村寨孕育着他们的文学之梦,是他们的情之源,魂之根,他们的灵魂深处渗透了对家乡土地的眷恋,渗透了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爱、同情与关切。提起故乡,他们总是满怀深情。陆地在他的《故乡与童年》中这样描写他的故乡:“附近有座高耸入云的山,……每当雨后,山上树木葱笼,景色如洗,显得特别挺秀。”(2)韦一凡在他的《自传》里写道:“家乡美丽的环境,经常成为我作品中的自然环境。”黄钲的笔更离不开对家乡的赞美:“我希望自己写出的东西能描绘出我们古朴优美的神州的一角。”(3)他们在作品中倾注了对家乡所有的热情与爱恋,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笔下的南国壮乡描绘得如此绚丽多彩,声色斑斓,从而为他们的风俗画小说涂抹上了空灵、秀美、神奇的浪漫色调。   张贤亮说过,即使是天才的画家,“它们的色彩和线条虽然能唤起经常是沉睡着的美感,却引不起那生动的、勃勃的激情和要去探索命运的联想。只有人,只有一幅风景画的画面中出现了人,才会在霎那间爆起灵感的火花。”(4)风景画的对象是自然,它只是一个民族环境的外在体现,而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风俗画比风景画更富有社会内容和生活气息。民俗是一种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是世世代代相沿成习的民族心理素质,它比自然景观更能反映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意蕴和心理气质。要展现真正意义上的真而美的民族生活风情画,就必须挖掘一个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只有将风俗溶化在人物的血液中,民族的典型环境与民族的典型性格的结合,才能生下真正的艺术产儿。壮族当代作家已努力这样做了,他们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深刻的民族底蕴,表现了具有生命力的民族风情。限于篇幅,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探讨这个问题。

注释: (1) 曾庆全《〈美丽的南方〉艺术浅赏》,见《陆地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2) 陆地《故乡与童年》,见《陆地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3) 黄钲《〈江和岭〉后序》,见《江和岭》,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4) 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3月。

参考文献: (1)《民族风情与审美》,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2)白崇人著《民族文学创作论》,出版社年版。 (3)蒙书翰主编《陆地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4)王敏之等主编《广西壮族文学评论集(上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5) 黄绍清著《壮族当代文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梁庭望、农学冠编《壮族文学概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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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画的对象是自然,是山川河流,风花雪月,而风俗画的对象则是社会,其核心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高尔基指出,诗人、作家切不可忘记:“除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鲁迅也曾断言:“民族风格的第一个特点是风俗画。”(1)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体会时曾说过:“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郁就会透露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以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2)这段话论述了“民族气魄”、“地方色彩”与“民俗”的关系,深刻阐明了风俗画比风景画更富有社会内容和生活气息。民族的风俗人情比自然景观更能反映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意蕴和心理气质,它所包括的风土人情、岁时习惯、伦理道德、宗教观念、信仰禁忌、交际礼仪、婚丧嫁娶、节庆娱乐、饮食服饰等集约性很强的传统习俗,是一种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是世世代代相沿成习的民族心理素质,从而构成一个民族的独特面貌。因此,只有用生花的妙笔,巧妙地描写了风土人情,才能创造出寓意深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生活画卷。壮族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动描绘了壮、瑶、侗、苗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勾画了一幅幅绚烂多姿的民族风俗画,这样既真实地再现了民族的历史生活面貌,又体现了一个民族独特的审美习惯,令人倍感新奇,读后赏心悦目。   一、折射民族文化飘逸之美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以及历史传统的不同,因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情风俗。壮族作家由于生于斯,长于斯,灵魂深处烙印着对家乡故土的眷恋,血管里流淌着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爱和关切之情,对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烂熟于心。出于对故乡对民族炽热的感情,他们在自己的笔下倾注了热情与温爱,描绘缤纷艳丽的风俗画面,讴歌质朴淳厚的人民。许多作品中,无论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还是春秋祭扫,年节风习,皆信手拈来,生动成趣。 歌圩是壮族最独特的风俗,壮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以善歌著称,他们往往遇事即歌,以歌述志,以歌传情,蔚成风气。春秋时代壮族先民唱的《越人歌》就是以歌代言;古老的花山崖壁画所画的,就有古代人们聚会时欢歌狂舞的热烈场面。壮族的这种歌唱风习,在历代的汉文古籍中都有所记载。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说:“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郊村落,祭祀婚嫁喜葬,无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又,壮人“选歌相和,含情凄惋……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清人王锡祺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说“峒宫之女曰天姬,春秋胜日,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同心结为百纽鸳鸯囊,选少好者伴女名天姬队,余者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解衣结带相赠,以去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这种习俗在壮族人民中盛传不衰。“壮家处处是歌海,人人都爱唱山歌”。壮族人民嗜歌如命,婚丧嫁娶时唱,逢年过节时唱,高兴时唱,苦闷时也唱,而最热闹、最令人激动的,当在人头攒动的歌圩上对唱山歌,这一盛况在不少壮族作家笔下得以生动描绘。如孙步康在《歌痴》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黑水河四月歌坡的动人情景:“油桐树木棉树下,金竹搭架,花布盖顶,搭成了一座座歌棚,成群结队的壮家后生妹仔,撑着花伞背着斗笠逶迤而来,金樱花丛桃金娘后边,悠悠然飞出一串串银铃般的歌声;河边沙草地上,三三两两男女山歌互答,此起彼伏。”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四月,在青山绿水之间,清脆悠扬的山歌起伏不断。这不是斗牛、赛马、摔跤的热烈场面,而是测试少男少女的诗才和头脑的考场。歌圩上大都即兴问答,“临机自撰”,没有灵活的头脑,没有敏捷的诗才是很难应付的。可以说,歌圩习俗反映了壮族机敏灵活的本质力量和审美特征,表现出一种活泼灵巧的心灵,一种跳跃动荡的思维,一种清爽伶俐的的韵味,在这里,壮家青年男女活泼的性格、骚动不安的心表露得淋漓尽致,而他们的歌声是那样的柔和宛转,悠然轻,余音袅袅,体现一种飘柔灵动之美。   韦一凡在《歌王别传》中用浓重的彩笔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苏四妹“放球”和蒙铜锣“还球”的歌圩盛况:十对姑娘身穿艳丽的服装,排头两位最漂亮的姑娘,用一条红绿相间彩色扁担扛着一个精巧的小花篮,花篮的四根吊耳缀满四种花,花丛中吊着一个用锦鸡发亮的彩色羽毛结成的圆球,四根漂亮的羽毛插在球上。花球下吊着一个铜铃,走一步摇一摇,琅琅有声。蒙铜锣带领后生“还球”时,更显出壮家的风韵:戴一顶歌王笠帽,尖顶上垂下一绺红缨,帽上画一串金钱,两只比翼蝴蝶,一双昂鸣金鸡,帽边垂下彩带。蒙铜锣骑马飞奔,头上的彩色笠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帽边下的彩带在风中拂拂飘舞……琅琅有声的铜铃、拂拂飘舞的彩带与悠扬的歌声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一幅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彩色纷呈的风俗画,体现了壮族人民伶俐活泼、灵动飞扬的审美趣味,折射出壮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   在壮民族中,人们在盛大的歌圩场上唱山歌,更多的则是日常生活中随处都爱唱,人多时唱,独自一人时也唱。无论是春夏秋冬,人们单独在山野劳作或走路,为了驱赶寂寞,也往往唱山歌。孙步康的《女人与十万大山》中,一个男人独自走山路时,唱山歌自行其乐:“分水滩头泊满船,红花妹子坐船边,连情不用媒人讲,妹笑三声哥靠前。”悠然而深情,象在诉说情意,又象在询问别人,而倾诉是没有对象的,询问也不求回答。这歌声如山顶闲逸的白云,如山间清莹的流泉,如带着花草芳香的和风,令人陶醉,也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忘却了死亡的恐惧。这种无人不唱、无处不唱、无时不唱的歌唱习俗,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轻松、自由、活泼的情趣,一种悠然、飘逸的审美感受。   壮族是歌唱的民族,对歌习俗沿袭至今,久传不衰,有它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原因,在近代刘锡蕃的《岭表纪蛮》中有这样的记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可见壮族人民把善于唱歌视为聪明才智的一种标志,因此壮家人人爱唱山歌。壮族的歌唱活动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也丰富复杂,如同韦一凡的《歌王别传》中所描写的那样:“从初会歌唱到赞美歌、探情歌、连情歌……最后唱的是盘歌,一问一答,从布洛陀开天唱到布伯追雷公,从天文地理唱到飞禽走兽,从天上地下唱到阎罗王殿。”这些丰富的内容,有的要有很强的记忆,有的要靠敏捷的诗才。因此,歌唱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考场,考出人的才智和应对能力,反映出人的机敏灵活的性格特征。这种歌唱习俗体现的不是一种粗犷、强悍或以力和勇为其核心的民族性格,而是以机灵活泼的民族特性为基础。因为人们在以追求两性之爱为主要内容的歌唱活动中,以自由活泼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情感,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取悦自己所喜爱的异性,活泼、机敏成了壮族歌唱习俗的内在依据。它们的外在表现形态也不是那种悲慨苍凉、激越旷远的音响,而体现的是一种清新柔丽、悠扬婉转的特色,宋人周去非和明人张祥诃分别用“含情凄婉”和“曲折宛转,喃喃呢呢”来形容之。(3)“那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山前又袅袅”的山歌,体现一种灵动飞扬的审美情致,折射出壮族文化的飘逸之美。   二、导扬民族体魄健力之美   壮族人民自古以来以高大为美。古时候,壮族先民生产环境险恶,生产力低下,为了生存,人们要与大自然作斗争,除了聪明才智和团结一致外,还需要高大健壮的体魄,这样就形成了对高大的崇拜,进而发展为以高大为美的审美特征。(4)这种以高大为美的审美特征在壮族文化中随处可见。如花山壁画上的人超过真人的实际高度,铸铜鼓也普遍追求高大,有“鼓唯高大为贵”的审美心理,他们最崇拜的三种树木:榕树、枫树和木棉也都以身姿的高大伟岸见长。壮族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也多是体形高大,力大无比。壮族先民希望有这种高大的人物来帮助他们战胜大自然,带来安宁和富裕的生活。高大之为美,可以说是壮族人民的一种审美心理的幻化或希冀。直到今天,“大”在壮族人民生活中依然占重要位置,他们崇尚健壮的体魄,因为身体健康才能从事田间劳动,养活家人与自己,体弱多病不能劳作只能饿死。壮族这种生活环境与劳动方式使人们希望自己拥有健壮的躯体,过人的本领,而这些往往要靠竞技活动体现出来。传统的赛龙舟、抢花炮等象征着力和勇的风俗就这样一代代沿袭至今,深受壮民的喜爱。这些习俗在壮族当代作家笔下也有生动逼真的描绘。   壮族端午节赛龙舟习俗已有很长的历史。明王济的《君子堂前询手镜》曾详细记载横州(今广西横县)龙舟竞渡的盛况:端午节前初一至初五“为舟竞渡之戏”,舟十多艘,每艘长约七八丈,船首尾均刻龙纹。每艘船上有五六十人,都穿绿色衣衫,其中执旗一人,击鼓数人,其余的人执桨划水,船行如飞。“二舟相较胜负,迅疾者为胜,则以洒肉红帛赏之。”至今壮族不少地区仍流行龙舟竞渡风俗。孙步康在《小镇双杰》中对这一习俗的描写是那么的富于生机,令人向往:“镇上人家,吃过中午饭,带着竹叶包的三角糯米凉粽,老人捧着竹节烟筒,小孩挎着昌蒲叶削成的长剑,合家来到江边,坐在大榕树盘虬的根上,站在青石码头上级,瞩目豆绿色的左江河。听那发令的鸟铳一响,十几艘两头翘翘的彩色龙船箭一样射向前方,铜锣铿铿地敲,短桨频频地划,包着红头巾的指挥手中令旗挥动,赤裸上身的水手肌肉楞起,‘嗨——嗨——’的号子声此起彼落,节奏鲜明。岸上人的情绪也被竞赛的气氛所感染,激动得擂鼓鸣炮,呐喊助威……”一派乐陶陶、喜融融的安居乐业的气氛。鼓声、人声、炮声,声声如鸣,真真一幅广西南方小镇节日风俗画,给人喜庆、愉快、健美、古朴的美感。韦纬组在《岭南血花》中也有精彩的描画:“那咚咚呛呛的擂鼓和呼号之声,宛若雷霆滚滚,震人耳膜;几十双粗壮有力的臂膀,紧握着几十只木桨,上下翻飞,竟像一个人操纵一样。那狭长的龙舟,受到船上几十名壮汉下桨如飞所产生的力量的压迫和推动,象在不停地挣扎,不断地颤抖,溅起一片片的水花泡沫,破冰碎玉一般,激起的汹涌波涛将整条龙舟托了起来,简直要腾飞而去。”这是一场力和勇的角逐,是激烈的竞赛,只有身强力壮的汉子才能被选为水手。优胜者披红挂彩,备受人们赞赏,他们也引以为豪,未婚的水手还会得到美丽姑娘的爱情,因为壮家妹子爱的是体魄健壮的汉子。这样的风俗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崇尚人体强健的审美心理。   抢花炮也是壮族传统习俗。《三江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其竞赛时以冲天铁炮(即旧时之地炮),内装小铁环,若赛弹然。燃炮后,铁环直冲霄汉,观众闻炮声,即以铁环为目标,蜂涌争取,以夺得铁环者,按头二三炮依次领奖。其友好皆簇拥庆贺。欢声若雷,故常雇请健者代之为抢拾,极见热烈……。”在今天的壮族地区,抢花炮依然是人们喜爱的竞技活动。在潘荣才的《抢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龙腾虎跃的抢花炮场面:“轰!随着铁炮烟火冲天,从白雾中飞出一样红色的东西来,那就是铁圈‘花炮’!它在空中摇曳晃动,尔后跌落地面。一刹那间,好汉们腾跃而起,狂奔着冲过来,直冲到‘花炮’的跟前,顿时,一场与橄榄球锦标赛相类似,你争我夺、竞相角逐的厮拼开始啦!”生动逼真的描绘令我们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因为参赛人员众多,群集争抢,其间阻劫强存,层层合围,拣环者奔向指挥台时,又被人们追逐拦截,竞争非常激烈。要想获胜,首先人的体力、耐力要好,左冲右突,还须掌握好挤、板、钻、藏、护、传、拦等技巧,并开动脑筋,如何真假妙传,突出重围。可以说抢花炮是人们的体力和智慧的比赛,因此获胜者被视为最出色的后生,身上挂满了姑娘的绣球,受到男女老少的交口称赞。 赛龙舟、抢花炮习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体现了壮族人民对力量和勇气的向往和追求。这样的习俗活动既能锻炼人的身体,锻炼人的智力,又能培养人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集体主义精神、铁的纪律(竞赛都有严格的规则)、高尚的情操,给人以娱乐和充满活力的美的享受。壮族作家通过对这些习俗的描绘,赞美和肯定了人的力量美和智慧美,高扬一种昂扬乐观、健康向上的人性。同时这些习俗被他们描绘得丰姿多彩,活灵活现,给人带来一种轻松愉悦之感。   三、展示民族道德风尚之纯朴美   壮族是个热情好客、公正淳朴、善良忠厚的民族。擅萃《说蛮》中说:“大良与壮同类……人至其家,不问识否?辄具牲醴饮口敢,久敬不衰,同类有无相资,一无所吝。”大良与壮人是同族异名。周叙《粤述》也说:“大良居处,服食同壮,而且性淳朴,敬慕华人,至则鸡黍礼待甚殷心。”壮人热情好客,对待过往外乡人总是真心相待,热情相助,虽然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却尽力为客人提供食宿之便,而且从不索取报酬。壮族有这样一首歌谣:“有鸡必杀,有鸭必汤,无鸡无鸭煮锅南瓜秧。炒把黄豆送土酒,边饮边笑乐洋洋。”正是这种待客习俗的生动体现。《莲花村的月夜》(韦编联)中,生活异常贫困的韦流方,倾其所有,连留给独生子的最后半碗豆子也用来招待下乡的干部。《追求》(潘荣才)中,日子不宽裕的壮族农民热情款待插队知青。《又是一年三月三》(韦纬组)中默娥的父母拿出家中收藏几年自家舍不得吃的酒菜接待客人。在壮族作家笔下,我们看到了壮家人豪爽旷达、慷慨大方、以情为重、待客如亲的民族性格和纯朴的民族道德情操。   壮族人民待人是公正平等的,有着传统的“兄弟各相让,六族讲公平”的平等观念,请客聚餐,吃的时候,一般由年长者带领夹菜,喊一次大家夹一次,谁也不会多夹或少夹,而且连吃奶的婴儿也算一份,由母亲代领。哪家打猎得手,见者有份,哪家杀猪,左右邻舍都分到一点肉。我们看看韦一凡在《碰撞》中描写的“狗蛇宴”:陆得富“长辈引筷开餐”,他把碟子里的狗爪和狗尾倒进大钵里,招呼大家:“来吧来吧!每人三块!”于是大家的筷子纷纷伸向瓦钵,每人连续捡起三块狗肉。“开餐”之后,谁都可以“引筷子”。“引筷子”的,用筷子头点着钵沿,叫“来来,夹肉,三块!”大家便都夹三块。叫“来来,夹肉,两块!”大家便只准夹两块,不要夹三块,也决没有人只夹一块。此外,还有打得野猪,见者有份,平均分配,谁也没有多拿。(黄钲《江和岭》)三月三“拜山”(上坟)吃野餐,过路行人皆有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壮人喝酒时,一匙羹一匙羹从大海碗舀起轮转饮,互相敬酒,谁也一多喝。(潘荣才《天眼》)这种有饭同吃,有酒同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观念体现了壮民的原始社会的心理状态,体现了他们公平而淳朴的美好秉性。   壮家人还有这样的传统风俗:“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上梁众人抬”。在日常生活中,壮民表现出团结互助、互爱互济、重情重义的民族道德风尚,壮族当代小说中大都充盈了这种淳真厚朴的人情。《上梁大吉》(潘荣才)中主人公建房,众人相帮上梁,“肩膀挨肩膀排列着一长串扛抬者。”《劫波》中,阿祥不畏险恶,施计救了韦良才和韦满姑,不求报恩;满姑将自己的玉镯换钱救济日子艰难的艾彩莲。《野滩之恋》(黄钲)中,命运多舛,尝遍人间辛酸苦辣的的公妹沙始终保持善良之心,无偿施及他人关怀和慈爱。《美丽的南方》(陆地)中,韦廷忠生活艰辛,烦忧重重,却从不忘记帮助他人。《半边渡》(潘荣才)中的阿水义务为乡亲们摆渡,十几年如一日。……壮族作家笔下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淳厚正直、重义多情、互济互爱的光彩照人的人情美,是壮族古朴民风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壮族边地的自然环境在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的一种历史的沉淀。在这些人物身上,作家们倾注了所有的热情与爱恋,将火一样的颜料泻在他们身上,也给自己的风情画卷涂抹最后一层重彩。   四、体现民族崇尚心理之沉著美   壮、瑶、侗、苗等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远古时候,环境险恶,生产力低下,各族先民受到自然界的威胁,在自然力面前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把给人带来好处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作善神,把不利于人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当作恶魔,对神化的自然力采取祈求、讨好、献媚、取悦、膜拜的态度。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存在,祖先的鬼魂是会保护子孙后代的。这种神灵观念代代沿袭,传承至今,形成了壮、瑶、侗、苗等民族文化的核心——巫鬼文化。神人合一,相信神鬼,知足易乐形成了这些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文化心理特征。这种心理渗透到平时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今天,壮、瑶、侗、苗族不少地区还有人对路边的大石、大山、大河都敬若神明,祭祖求福活动依然普遍存在。   这种祈福习俗在不少壮族当代小说中可以见到。如韦一凡的《劫波》中写了壮族清明大祭:人们在祖坟前石碑下的香炉上插上了点燃的香火和红烛,在冒着热气的猪头、猪肉、五色糯米饭旁边,摆上一迭冥钱、几套纸剪鬼衣、一顶纸糊举人帽、一匹纸马、一个纸轿。供品摆齐,人群分长幼站好,点燃三尊生铁大炮和一长串鞭炮。之后,羊胡三爷跪下一条腿领头山呼颂词,念完颂词,每人于坟前斟上三杯酒,叩拜三下,各表各的心愿,祈求祖宗保佑,最后烧了冥钱、鬼衣鬼帽、纸轿纸马,接着吃福——那些摆在坟前的酒肉糯饭,认为这样可使人延年益寿,福禄自来。陆地《美丽的南方》中也描写了大年初一壮族过年求神祭祖的习俗:“人们认为年初一那天,鸡叫头遍的时候,每户都抢先放开爆竹。这是迎接财神的‘礼炮’,……放完爆竹接着就给祖宗神位上香、上供品、点神灯、点燃彩色的龙飞凤舞的大蜡烛。供品……满满地摆了一桌。孩子们都被领到堂屋来,跟大人一起,向祖宗、神明叩拜,祈求保佑。年少的希望长命富贵,读书的聪明;大人们祈求谋事遂意,庄稼得到丰收。……”妇女们挑回第一担水,要在水桶上盖着一束树叶,以示挑回一年的吉利。孩子生了病到大榕树下烧香拜干娘,求得树神保佑。壮族还有这样的吉祥崇尚:正月初一要去找柴火,人见了要说句吉利话,“柴多,好找”。“柴”字寓“财”意,听的人也高兴,相信今年会发财(黄钲《正月采茶》)。瑶族过“还王愿”时热闹非凡,庙里黑天白日香火不断,道师魔公夜以继日地念唱“盘王歌”,人们在“还王愿”里还了旧愿又许新愿,载歌载舞(陆地《瀑布》)。这样的风俗,既与人的生活不可分,又粘合迷信与宗教,杂着神性与魔性,混合着纯朴与愚昧,却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些民族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毫无疑问,这种祈福习俗是消极的,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人们对神的崇拜,对祖宗的崇拜,表现了人性的丧失,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附。这些敬神祭祖仪式,反映了由迷信造成的惰性心理。人们一方面祈望幸福,另一方面自己又懒得去创造幸福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创造幸福,而一昧地寄希望于神鬼赐福,因此颂神、求神、娱神、媚神,而绝不敢冒犯神的旨意,认为神主宰一切,包括自己的命运。因此这种落后习俗无疑应遭到批判。   然而这种祈福习俗也有它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现了民族崇尚心理的沉著之美。沉著是一种美学形态,出自于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意为“郁抑深沉”,相对于轻飘浮浅。确实,民族信仰崇拜延伸流传了几千年,已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力量积淀到人们的心理底层和观念深处,当他们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观念去判断,因此,作为民族信仰崇拜的重要内容的祈福习俗已经融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被视为人的文化品质的一个重要手段,沿袭久远的历史,也将流传下去。它是沉淀极深的民族文化层面,内涵丰富深厚,不易穷尽其奥秘与深蕴。人们把祭拜祖宗神灵视为最神圣庄严的大事,祭拜时态度非常虔诚,毕恭毕敬,祭拜前净手或净身,恐有不洁祖宗怪罪。他们对祖宗灵魂能保佑家人深信不疑,对祖宗神灵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炽热、深沉的,并将这种感情融于祭祀仪式中,给人以一种沉郁、凝重、深厚的美感。祭祀仪式是庄严肃穆的,祭师庄重地念唱祖先颂词,听者感到无比严肃和神圣。较隆重的场面还挂有琳琅满目的挂图、旗幡,鸣奏钟鼓锣钹笙,灯光闪烁,烟雾缭绕,给人一种神秘深幽之感。祈福习俗本身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祭拜人们感情的执着深沉,祭祀仪式的庄重,这些体现了民族崇尚文化心理的沉厚苍凉之美。   壮族当代小说家以生花妙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姿、声色斑斓的风俗图,令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但他们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些风情描写上,还挖掘了壮、瑶、侗、苗等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他们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和民族文化意蕴,展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真而美的民族生活风情图画,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炽热地爱着自己的民族,又有着清醒的历史责任感的壮族当代小说家,必将描绘出更多更美的民族生活画卷。

  注释: (1) 引自《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唐弢著,《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2)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 (3) 黄秉生《百越民族的审美情致》,《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史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 (4) 阳晓儒《壮族古代审美特征试论》,《民族美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参考文献: (1)冯育柱等《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史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于乃昌、夏敏《初民的宗教与审美迷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民族风情与审美》,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5)王敏之等《壮族当代文学评论集(上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6)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郑超雄《壮族审美意识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黄绍清《壮族当代文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范阳、丘振声《民族美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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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12 09:38:00 |显示全部楼层

  一部成功的风俗画小说,并不在于风情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而是要看它能否与作品所阐述的主题、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交融渗合,形成一种和谐贯通的气势。单纯地描写地域风情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动的风俗画小说,只有把深邃的主题和鲜明的人物个性与风俗画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使其透露时代气息、民族精神,才具有更大的美学价值、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茅盾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而给予了我们。”(1)壮族当代小说家笔下的民族风情、地方风味的描写,总是与时代风云相交溶,与故事情节相融合,与人物活动相联系,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作家在表现时代生活,叙述故事,刻划人物时,巧妙地将民族风情描写穿插其中,与之融合,叙述视角多姿多变,使文章气韵生动,流光溢彩,富于美感。   一、反映时代风云的变幻美   壮族作家在描写民族风情中,常常与时代生活联系起来,从风情这个窗口表现时代与社会的面影,或者把风情放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联系人事哀乐,道德理想,展现着人物的命运遭际与思想变迁。这使他们笔下的民族风情,不单有清脆的乡音,同时还有一种深沉的时代曲相混合。   我们从风情描写本身得以更清晰、更细微地透视时代风云的变幻。陆地是善于将社会风云融于民族风情中加以表现的高手,他的《瀑布》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烽烟生活,作家将这一主题的阐述置于壮、瑶族的风俗民情背景之下,“引起读者的联想,从中窥见当年社会生活的侧面,懂得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过那样的风习。”(2)形成了社会风云与民族风情相互交织的立体画面,作品颇具真实美和情趣美。如韦步平与黄凤仙逃婚到瑶寨,正遇上三年一轮的“还王愿”盛典。“还王愿”上情歌潮起潮落,山主却“瘸脚蚂蚁想天鹅”,被黄凤仙用山歌痛骂;他与汉官勾结,狼狈为奸,又被志高当众戳穿,这欢歌曼舞的瑶家习俗正酝酿着一场反抗旧制度的风暴。在这充满着浓郁山乡风土人情的风俗画幅中,包含着深远的思想内容,涌动股股动人的艺术魅力。又如壮家嫁女,极富民族色彩。韦步平从广州农讲所回岚山搞农运、打游击,入金竹村时被敌人围村搜捕,正巧碰上韦老叔家嫁女而宴请亲朋。韦步平等人扮成送亲女傧与轿夫安然离村,随后又歼灭了尾追上来的马王七一伙。作品真实地展现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场面,反映了变幻动荡的社会风云,而那壮家嫁女的礼炮声与游击队的枪声相互呼应,又是多么的富于情趣!这种将风俗描写渗透到小说故事的叙述中去,使之融为一炉的交织型写法,既有诗情画意的风俗画面,又有悲壮慷慨的故事情节,其产生的美感是其他叙述视角所无法比拟的。   韦一凡在《劫波》中生动描绘了壮家上坟祭祖的热闹场面,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动荡时代的一幕幕人生活剧:头人借这些活动侵吞族产,盘剥族人,而被盘剥的族人则利用这个机会清查帐目,揭露头人的罪行,因此矛盾冲突势在必发。在念颂词时,双方针锋相对;摔跤抢猪头,是暗算与反暗算的较量;赛拳比武则是公开的打斗。这里,风俗的描绘与时代矛盾的展现是如此的紧密融合,让人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势,动人心魄,小说的主题也因此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倘若不是那些充满着时代感、社会感、阶级感的风俗习尚描写,即便人物的命运再坎坷曲折,亦不易达到如此的美感效果。 黄钲的《大吼豹的后生们》中,苗寨里的小伙子因贫困找不到对象,三中全会后,生产初步得到了恢复,后生们高高兴兴地背上花袋(定情物)找对象去了。整篇小说几乎没有关于生产恢复过程的描叙,作者的笔触全落在对苗家青年男女间交往的习俗描写上,尤其是一年一度的跳坡节,更是写得具体生动,情趣盎然,一股股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作家以这些民族风情的描写为衬托、为背景,让读者在这流动的风俗画里能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膊,体会人们在民族传统节日里新的感受和欢乐。试想,如果只正面叙述苗族生活的新变化,怎能如此生动成趣,余味无穷呢?   《抢彩》(潘荣才)中三月三抢花炮的描述,为人们展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的民族体育竞技,这个中断了多年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恢复,意味着农村人民生活开始富裕,流溢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欢乐气氛。《正月采茶》(黄钲)里,村里青年在春节期间演出“十二月采茶调”逐户拜年,显示了富起来的壮族山村的文化新气象。《铜鼓叮咚》(潘荣才)里,欢庆达努节时两位瑶族老奶争敲铜鼓插曲,为显示节日的时代特征画龙点睛。正如古华所说的“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小说以充满着风俗习尚的生活图画来结构全篇,从而折射出时代的更替,历史的演变,由此而产生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时代性,并生发出强大的民族气浪。   透过对民族风情的描写,力图表现时代矛盾,社会风云,展示人物命运遭际,汇集时代风云于民族风情中,展现变幻的时代风云与多彩的民族风情描写的完美结合,使作品具有时代特征,又增添了浓郁的民族色彩,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感染。这种叙述视角比单纯的为写风情而写风情,或干巴巴地图解政治要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它给作品带来的是一种令人嚼咀不尽的韵味,一种深邃幽远的境界。   二、推动故事情节的跌宕美   把风情描写与故事情节发展结合起来,使风情描写成为情节开展的起点、基础,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使情节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这也是壮族作家风情描写的一个美学特点。这一特点在陆地的《瀑布》中尤为突出。在《长夜》第十章中,作家介绍了壮族地区流行的“拜十友”的风俗习惯,并详细描写了以韦步平为首的“那平十友”聚会时的情景:他们将关圣帝的木龛小庙堂抬到会首家的神案上供奉起来,然后杀鸡宰鸭,喝酒猜枚,谈天论地讲“古”说笑话,聊闲闻逸事甚为热闹。在聚会上,梁少英谈到杜家少爷欺侮穷家少女黄凤仙一事,激起了“十友”的愤慨,他们义愤填鹰,当即策划了一出“庙堂夜审”以惩罚杜家少爷的喜剧。原来当地有这样的风俗:拜“十友”后,一旦有人来引诱和侮辱村里的姑娘媳妇,拜把兄弟就要倾巢出动教训对方,想侮辱黄凤仙的杜家少爷自然成了他们惩罚的对象。在“十友”聚会上,韦步平初步了解了黄凤仙的不幸遭遇,对她产生了同情。“庙堂夜审”之后,杜家少爷放出谣言,败坏黄凤仙的名声,韦步平出于同情把她带上瑶山。在与黄凤仙的交往中,尤其看到她不畏权势,敢用山歌痛骂山主之后,感到黄凤仙品质的可贵,于是与她成婚。可以说,如果没有“十友聚会”这一习俗,就不可能产生“庙堂夜审”和后面韦步平与黄凤仙相识相爱结合的情节。“十友聚会”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荡起圈圈涟漪,形成“一石投水,波澜荡开”的情节发展层次。壮族有秋收后狩猎的习俗。在第十五章中,“那平十友”中的覃家庆、罗汉、梁少英等人放鹞鹰打猎,为追赶鹞鹰而误入“汪锯人”的花园中,被诬为“盗贼”,于是就产生了“覃家庆坐牢”、“韦步平出山打官司”等事件,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使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腾挪,引人入胜。   韦一凡的《歌王别传》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民族风情的描写融合在一起。歌王蒙铜锣与苏四妹从相识、相知到结为夫妻,都是在壮族特有的歌圩风俗中进行的。从“丢灾”、“捡福”中,他们开始接触,各自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三月三的“放球”和中元节的“还球”两次歌会,歌声沟通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相互倾慕,私订终身。蒙铜锣冒险到吴家宗祠取苏四妹的“年命”(生辰八字),结果锒铛入狱。解放后,在一次歌会上,蒙铜锣与苏四妹久别重逢,当众用山歌表达他们相互思念之情,终于结为美满夫妻。在作品中,民族风情与故事情节是那样的紧密相联,甚至有些地方我们都无法判定是属于民族风情描写,还是故事情节的描述。“凡属光怪陆离、异国情调的东西就产生浪漫的印象。”(3)歌圩习俗本身的田园牧歌情调,给故事情节染上了一种浪漫色调,情节不仅跌宕生姿,而且富于诗意,令人回味无穷,不忍释手。   《碰撞》(韦一凡)中壮族“狗蛇宴”习俗也是一枚“投水之石”,荡起一层层波纹:春秀与覃水养一家的矛盾由此而爆发,最终导致了春秀的毅然离婚,与陆成刚结婚。《劫波》(韦一凡)中的清明上坟祭祖带出了清算族帐这一情节。《歌痴》(孙步康)中,男女主人公在歌圩上相识、相爱,歌圩习俗既是他们的幸福纽带,又是他们痛苦和不幸的见证,说它成了故事情节内在的发源处并不过分。《酸枣 酸枣》(黄钲)中,丈夫死了改嫁小叔的壮族古老的转房婚俗,推动着贞兰一步步走向她悲惨的归宿。她的悲剧也因为被置于壮族深远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气氛之中而具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民族特点。《上梁大吉》(潘荣才)中民族风情描写起着结构框架的作用,贯穿于故事的始终。《在有生命的绿伞下》(潘荣才)中几根壮家人常用的竹烟筒,竟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轴,人物命运沉浮的伴物,农村剧变的见证。类似这样将民族风情描写与故事情节叙述紧密结合的写法,在其他壮族作家作品中随处可见。   “文艺作品的情节,并不仅是一定的审美意识派生出来的观念,它首先是人生世态人情的一个属性。悲欢离合的场景乃至巧合、悬念、高潮、结局,这都是生活本身有时会发生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4)民众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风情小说容易使读者产生亲近感,容易进入审美的欣赏阶段。风情描写与故事情节展开融合为一,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既让情节产生跌宕美,又赋情节以民俗底蕴,给作品染上一层浓烈的山乡风味和民族色彩,令人产生“新鲜、亲切、自然、朴素”(5)的艺术美感。这是单纯的情节叙述所无法媲美的。   三、映衬人物性格的艺术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在整个可以感觉的世界中,人是最高级的实体,所以人的个性是我们的感觉所能感受的,世界上最美的美,而世界上其他各类的存在物只有在其暗示到和提示到人的时候,才具有美的意义,而这种美是由那种暗示和提示达到了什么程度而决定的。”张贤亮也说过,即使是天才的画家,“它们的色彩和线条虽然能唤起经常是沉睡着的美感,却引不起那生动的、勃勃的激情和要去探索命运的联想。只有人,只有在风景画中出现了人,才会在霎那间爆起灵感的火花。”(6)逼真而生动的风俗描写,固然会使我们领略异地的风光,引起人们的惊异和好奇,但不一定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因为读者在作品中所关心的往往是人物的遭际、命运。单有奇异风情的描绘,没有人物性格的刻划,那样的作品不会有丰富的感情内涵,不会给人感情上的满足。因此,凡是成熟的作家,都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同样,文学作品中的风俗描写,也只有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起来,以风俗描写来强化、丰富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鲜活可触,唯其如此,才会产生特殊的审美价值。   陆地在《瀑布》里,描绘了一幅幅壮乡瑶寨的风情图,并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把这些独具地方风味和少数民族色彩的风景、风情的细腻描写,同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刻划,巧妙地结合起来,”(7)人物的精神面貌与斑斓的民族生活画卷相互辉映,生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作品中人物众多,性格各异,而韦步平、黄凤仙、覃家庆、覃志高、玉姑、罗汉……他们的性格大都是在风情描写中表现出来的。旧历七月十四,壮族家家户户过“鬼节”——盂兰节,而韦步平夜焚为非作歹的杜家地主,显示了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利用壮家嫁女的习俗特点,乔扮轿夫安然脱险,表现了他的沉着、机智。黄凤仙,壮乡土地上的一朵“红山茶”,是善与美的化身,她的性格刻划与风俗描写紧密相联:韦步平刚踏上家乡土地时的那场对歌,是黄凤仙纯真热情的性格的自然流露;“还王愿”上用山歌痛骂山主的厚颜无耻,体现了她不攀权贵、忠于爱情、大胆泼辣的性格。“还王愿”上的风波中,覃志高与玉姑勇敢机智的性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覃家庆的老实、软弱、缺少主见在“道士赶鬼”的壮家习俗中坦露无疑。在这里,民俗民情已成为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风情描写在小说中犹如一层稠浓的多姿多彩的氤氲之气,将这些人物裹于其中。民俗的触角无处不在,任何人无法脱离民俗的束圈,每个人“从他出生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8)韦步平、黄凤仙、玉姑、覃家庆等等,无一不是从这些风俗中淘洗出来的,他们的性格自然孕于风俗民情中,缺少了它们,人物性格就失去了背景,失去了赖于成长的土壤。读这部作品时令人想起丰厚的生活原貌,使人一同进入那种生活的境界,实感性很强烈。它的美感来自人物性格的力量,而个性的力量主要是通过习俗加以补充,加以体现的,人物性格的多层次和立体感的支撑点就是风俗习尚的描写。这里,民族风情描写已成为作家强化、丰富、映衬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它与人物共同融成一个美好温馨的艺术生命整体。   蒙铜锣(韦一凡《歌王别传》),这个壮族当代文学史上极富个性化的歌王形象,他的性格刻划则完全在壮族喜唱山歌的风习描写中展开。他“歌喉又圆又亮”,相貌“仪表堂堂”,年近三十却还没娶上老婆,原因是他“立志要娶个和他势均力敌的女歌手”。为了追求这纯真的爱情,他与封建遗老伪议员坚决斗争,即使落入牢狱也不低头。在禁歌的十年动乱期间,他唱山歌的习惯不改,并因儿女婚事“得罪”了公社主任而蹲了“土班房”,但他坚信“党终会为他说话的”。“四人帮”垮台后,他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并登台唱山歌,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歌颂党的英明。他处处以歌代言无敌手,他耿直勇敢、豪放乐观的性格的发展与显示,都与歌休戚相关。可以说,没有壮族爱唱山歌的习俗描绘,蒙铜锣的性格刻划也就失去了它依赖的外在环境,他就不会是一个“歌王”。这是一个很有立体感的形象,民族风情给“这一个”人物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板雅坡上》(潘荣才)中,牙田的耿直、真诚、勤劳的性格刻划是在壮族歌圩上、互助劳动中、丰收的锣鼓声里展示出来的。《抢彩》(潘荣才)中韦甫恩憨厚、正直、爽朗、先人后已的壮人气质,是在三月三的抢花炮角逐场上,在村前榕树的聚会里,在阳春三月田垌抢水风波中完成的。《美丽的南方》(陆地)中,银英热情聪明、天真活泼、大胆泼辣,她的出场几乎全在风趣、开朗、抒情的歌声画面中。作家在壮族喜歌善唱的习俗中,在抒情的天地里,描出了这个性格鲜明的壮家少女。《心愿》(潘荣才)里,盘日老人的坦率、热忱、刚直的脾气,盘龙书记的幽默、平易近人、精明练达,都是在瑶家斗鸟习俗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带出来。《劫波》(韦一凡)里,韦良山刚烈正直、疾恶如仇、胆大艺高是在壮家上坟祭祖的过程中得以刻划。《婆春》(黄钲)中的婆春慈祥善良而又拘谨腼腆的壮族劳动妇女的性格是通过壮族大年初二走娘家的习俗表现出来的。这些风俗描写渗透着人物特有的标记,那种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烙印大大地丰富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壮族当代作家正是这样把民族风情的描写融合到人物的塑造中去,在五光十色的民族风物的背景上,凸现出了具有民族性格气质的人物,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本质面目。   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时,不孤立、静止地描写民族风情,把它们作为艺术的点缀游离于人物性格和画面之外,而是把风俗描写与人物个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刻划人物性格中引出风情描写,既使作品中的风情描写有所变化,不单纯划一,又使人物性格、思想风貌得以多层次地展现,形成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立体感,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这种叙述视角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形象更为生动深刻,理趣谐一,也更能体现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特征,贴近民族,贴近生活,因而更具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壮族当代作家对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的追求,绝不是无所谓的,也不完全是出于偏爱。别林斯基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壮族作家与自己的民族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更可贵的是,这些民族风情描写巧妙地融合于作品主题、情节,融于人物性格的血液中,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化拓展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推动故事曲折起伏地发展,强化丰富了人物的个性,由此显示了这种叙述视角的多姿完美。历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壮族当代小说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壮族当代作家应充分挖掘自己的创作优势,扎根脚下的民族文化沃土,以“有地方色彩的”而“成为世界的”(鲁迅语),进军全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这是笔者的期待,也是本论题研究的主旨和意义所在。

  注释: (1) 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页。 (2) 陆地《把话说在前头》,《瀑布》第一部《长夜》(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4) 转引自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5) 严毓衡《抒壮家情,歌民族魂》,《广西壮族文学评论集》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6) 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3月。 (7) 公仲《陆地和长篇小说〈瀑布〉》,《陆地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页。 (8) 本尼迪克《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 白崇人著《民族文学创作论》,出版社年版。 (2) 《民族风情与审美》,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3) 蒙书翰主编《陆地研究专集》,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4) 王敏之等主编《广西壮族文学评论集(上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5) 黄绍清著《壮族当代文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梁庭望、农学冠编《壮族文学概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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