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论坛上的越人汉化论非常不爽！

北姑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chist/hkcee/2006_hkcee_01_06.htm 北朝漢胡融和 范文瀾著《中國通史》關於黃河流域各族大融合的論述 　　黃河流域或者說黃河南北兩岸的中原，是漢族生息的中心地區。由於大戰亂的推動，一方面，漢族從中心地區出發，向邊遠落後地區流亡，在那裏擴展了漢文化的面積，也給落後族以漢文化的影響；另方面，落後族得到漢文化的幫助，憑藉武力，向中心地區遷移，接受更多的漢文化影響，到後來，陸續融化在漢族裏。隋唐時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實際是十六國以來北方和西北方許多落後族與漢族融化而成的漢族。 　　漢族人大量流亡，落後族大量內遷，是從西晉末年正式開始的，到隋文帝滅周才告結束。這中間相隔將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後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底永恒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這種融化運動必然要經歷著一個痛苦的過程，十六國和北朝，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居住在長城內外的落後族，政治上一向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有必要進行反抗，生活上他們要求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文化上他們樂於吸收以儒家思想爲主體的漢文化。因此，他們和漢族有敵對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當他們在政治上得勢的時候，爲了統治漢族，必須促進本族的文化，當他們失勢的時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區生存下去。歸根說來，各族發展的總趨勢，不能不是與漢族融化成一體。 　　各族分兩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國時期，更重要的是後一段的北朝時期。自秦漢至北朝，許多邊塞舊族，幾乎全爲後來新出現的各族所代替，舊族基本上都成了漢族人。  （選自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黃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高詩敏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的大動蕩時期，也是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遷徙、大融合時期。當時，融合的規模之大、民族之多、人口之衆，是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各族人民經過這一時期將近四百年的長期雜居、通婚和接觸，逐漸和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不僅給漢族輸入新鮮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還使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加速了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進程，也促進了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所以，研究這一時期各族人民大融合，對瞭解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魏晉南北朝各族人民大融合，僅僅是我國北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其實還應包括遷徙到黃河流域的南方蠻族人民在內。蠻族原來居住在湖南、湖北一帶，是我國古老的兄弟民族之一。西晉末永嘉之亂以後，蠻族乘機向北方遷移，"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北魏建立後，蠻族遷往北方的規模更大。如宣武帝時，有大陽蠻兩萬八千戶內附。李崇還將魯陽蠻一萬多家，遷至河北諸州及六鎮。這樣，大河南北都有蠻族與漢族雜居，並互相融合。 　　從東漢到西晉，住在我國北部和西部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也紛紛湧進黃河流域，和漢族人民交錯雜居。其中匈奴在東漢初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依附東漢後，入居塞內和漢人雜處；後來，他們進一步向南遷居到並州汾水流域。進入中原的羯族，很多人則徙居上黨武鄉一帶。十六國與南北朝進，鮮卑族的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後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北魏等政權，這樣鮮卑人遂大規模地進入黃河流域，與漢族雜居，也逐漸與漢族融合了。 　　氐人、羌人從東漢以來，就不斷遷入關中和西北諸郡。西晉初，侍禦史郭欽上疏說："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但到了西晉末期，《徙戎論》的作者江統竟說："且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氐人、羌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佔有關中人口的半數，可知他們在西晉內遷的數量已相當大了。 　　上述各族遷居中原後，由於和漢族長期雜居，接觸日益增多，因而在經濟與文化上互相滲透和影響，遂為各族大融合準備了條件。 　　內遷各族通過雜居互相融合時，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但最後都同經濟、文化發展較高的漢族融合了。原來以蓄牧為生的各族，遷入中原後經濟生活發生變化。逐漸從事農業為生。如鮮卑拓跋部遷至代北後，已有了農業，所以拓跋珪使東平西元儀率衆在五原屯田，又下令"息衆課農"。他還將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三十六萬人遷到代郡附近，給他們耕牛，計口受田。其大臣和跋曾囑咐家人，要在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為業"，把佔有土地作為積聚財富的手段，說明拓跋部受漢族影響，已開始重視農業了。氐人苻洪部衆遷往枋頭後，其子苻健"課所部種麥"，自然也進行農耕了。內遷各族在文化方面受漢族的影響更深，匈奴人劉淵自幼師事上党崔遊，學習毛詩、尚書。其子劉聰究通經史，侄兒劉曜善屬文，工草隸。羯人石勒雅好文學，在軍旅中常使儒生給他誦讀史書。他兒子石弘曾受經于杜嘏，侄子石虎也"頗慕經學"。所以《晉書》作者評論石勒說："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顯然羯人也受了漢文化的影響。氐人苻堅八歲就師學習，對經學造詣很深。他即位後，"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最有趣的是其家人受晉朝玄學影響也很深，其弟苻融"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其侄苻朗"每談虛語玄，不覺曰之將夕"。又如鳩摩羅什到後秦講說佛經，發現漢譯舊經錯誤很多，就由他手持胡經，姚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如果姚興沒有高深的漢文根基，又怎麽考校佛經呢？由於同漢族雜居，各族的風俗習慣等也受到影響。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至於服飾、死亡殯葬等，也逐漸與中原相同。到北魏孝文帝時，興禮樂，"變華風"，將鮮卑複姓改為漢姓，規定在朝廷上都要講漢話，禁止士民穿胡服，還在洛陽光極堂引見群臣賜予漢式冠服，並使從南朝來奔的王肅負責制訂各種制度。由於制度與風俗習慣等一系列的漢化，又由統一政權推行，從而大大加速了與漢族融合的步伐。 　　雜居在中原的各族，互相通婚，也加速了融合的進程。三國時蜀國名將馬超，其祖父遷到隴西後，與羌人雜居，因為"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了他父親馬騰。西晉阮孚的生母，是"胡婢"。北魏拓跋燾的母親是漢人。各族上層分子通過婚姻關係，來加強政治聯盟的現象也很普遍。如西晉末，幽州刺史王浚，為了取得鮮卑的支援，就曾將女兒嫁給鮮卑貴族。東、西魏為了爭取柔然貴族的幫助，競相與柔然主阿那瓌通婚。西魏文帝曾娶阿那瓌之女為後，東魏實力人物高歡也娶阿那瓌之女做妻子。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更是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高門通婚，他親自娶盧、崔、鄭、王四家女以充後宮；還讓他弟弟咸陽王禧等，也娶漢族著姓的女兒做妻室。各族互相通婚，加強了聯繫，為大融合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遷居到中原的各族人民，作為貴族地主的佃客與奴隸，或是政府的編戶，在一起共同生為，加強了經濟上的聯繫和來往，也促進了各族大融合。西晉時，太原地區的地主，"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行"。北魏時也有大量的各族奴婢在一起勞動，如拓跋珪就曾將俘獲的各族人民，多做為奴隸賞賜給臣下，他一次就賜給長孫肥奴婢多達數百口。魏世宗元恪時，高陽王雍有"僮仆六千"，尚書令李崇"富傾天下，僮仆千人"。這些田客和奴隸，來自不同民族，受著同樣剝削和奴役。同時，北魏統一中原後，隨著拓跋部社會的封建化，其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大多成了政府的編戶。魏孝文帝實行三長制、均田制以後，北方各族人民進一步被編制在同一的地方組織中，都在所分得的一小塊荒地上耕墾，這樣共同的經濟生活，將他們聯結在一起，也便於他們逐漸融合。在畜牧業方面，各族人民也是共同勞動的。北朝就有很多大的牧主，象爾朱榮有馬數萬匹，色別為群。婁昭的祖父婁提，"家僮千數，牛馬以穀量"。佔有這麽多牛馬，自然要由各族僮仆來放牧。又如西晉末羯人石勒起兵時，推馬牧牧帥汲桑作首領，另有王陽、支雄、呼延莫等十八騎參加。其中王陽是胡人，支雄"其先月氏胡人也"，呼延莫則是匈奴人，可知政府牧場中有各族牧奴在一起勞動。他們在發展畜牧業的過程中，也加速了融合。 　　內遷的各族人民，為了反對封建貴族地主的殘酷壓迫，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在鬥爭中他們聯合作戰，譜寫了互相支援、共同戰鬥的壯麗詩篇。西晉惠帝元康六年，匈奴人郝度元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起義，攻打北地郡，殺死太守。緊接著秦雍氐、羌紛紛回應起義，並推氐人齊萬年為領袖，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七萬人。這次起義有匈奴人、盧水胡、氐人、羌人互相配合戰鬥。十六國時，劉曜的前趙統治殘暴，氐、羌、巴、羯聯合起義，人數多達三十余萬。北魏初，盧水胡蓋吳在西元445年於杏城起義後，關中和西北地區各族人民踴躍參加戰鬥。河東的薛永宗也率領漢族人民回應起義，並接受蓋吳的領導，"受其號位"。第二年，秦益二州雜民，和氐、羌、屠各也在上邽起義回應蓋吳軍。北魏末年的六鎮起義，更是一次由各族人民參加的大規模起義。如起義領袖破六韓拔陵是匈奴人，回應起義的高平鎮酋長胡琛是敕勒人，其部將萬俟醜奴是匈奴別種。在定州左人城率領六鎮流民起義的鮮於脩禮是丁零人。至於起義的基本群衆，有北魏初遷於沃野、柔玄、統萬諸鎮的敕勒人，淪為府戶的鮮卑人以及漢人。因此這次波瀾壯闊的大起義，有匈奴人、匈奴別種、敕勒人、鮮卑人、漢人等各族一起戰鬥。在共同鬥爭中，各族人民增進了友誼，加強了團結，從而促進了各族人民融合。 　　綜上所述，雜居在黃河流域的各族人民，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共同生活、共同鬥爭，逐漸互相融合了。梁將陳慶之從洛陽返回建康後，曾對人說："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這說明南北朝後期，黃河流域各族在文化方面已與漢族融合，中原地區的文化已趕上南朝了。到隋、唐時，遷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羯、屠各、盧水胡等，已不再見於史冊。他們和漢族融合後，已形成為新的漢族。如唐代前期，掌握軍政實權的宰相長孫無忌，原是北魏鮮卑貴戚長孫嵩的後代；于志寧則是北魏貴族于栗磾和北周八柱國之一于謹的後裔，他們都是唐朝關隴地主集團的顯赫人物，再沒有人把他們看做少數民族。至於和白居易齊名的唐朝著名詩人元稹，其先世是北魏宗室，但後人也把他視為漢人了。由於黃河流域各族人民大融合，吸收了各族的長處，因而給繁榮的隋、唐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內遷各族在中原地區的經濟影響下，加速了向封建社會的轉化，從而又促進了我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選自《歷史教學》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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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s.dreamhouse.hk/read-htm-tid-20895.html 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殘殺，石虎的養孫漢人冉閔殺死傀儡皇帝石鑒，自立為帝，改國號為魏，史稱冉魏。他限制“六夷” (匈奴、鮮卑、羯、氐、羌、巴氐)，下令鄴都城門大開， “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任所之”。結果“六夷”紛紛出城，百里內外的漢人，則蜂涌而來。冉閔看到“胡”人終與自己“離心離德” ，竟下令無論男女老少，格殺勿論，致使二十余萬人暴屍於野。冉魏政權的大屠 殺引起中原少數民族的恐慌和圍攻，后趙石祗在襄國稱帝，並與前燕慕容儁、羌族姚弋仲聯合，打敗冉閔。 351年，石祗又被殺，后趙亡。次年，慕容儁斬冉閔，冉魏亡。河北二十余萬漢人不甘侮辱，紛紛渡河南逃江南，但受到截擊，死亡殆盡。 由上可以看出冉閔宰殺“胡人”是出於種族仇殺而實行的種族滅絕政策！冉閔戰敗被俘，慕容后斥責他：“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尤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也！” 冉閔這話說的尤其漂亮，當真是豪氣干雲！然而，冉閔被“胡人”收養二十多年，期間肯定也是殺漢人無數。弒君篡位后，卻殺盡曹夷，反稱夷狄為禽獸，說的和做的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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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szzqyxywh.htm 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 王青 论文提要：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论文主要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农作物移植诸方面对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探讨。 关键词：羯族  石赵政权  西域文化 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是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最早、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政权[①]。鉴于这一政权建立者的民族特点，它在介绍、弘扬西域文化，使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更加深入地流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羯族的构成与石赵政权的“崇胡”政策 羯族的种姓构成，很多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称为别部，意为与匈奴本非一族。被称之为羯，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居于羯室，晋朝之杂胡皆可称为羯。《晋书》曾以“羯贼”称呼刘载、刘聪与刘曜。《南齐书》以“羯胡”称卢水胡等都可作为例证。而严格来说，魏晋南北朝史书上的羯胡则限于河北区域内（亦即山西、河北间的新徙诸胡）《文选》卷五十九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凤《晋书》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大体言之，匈奴族与其他各族并合的结果形成了多种杂胡。但是羯族在种族上还是有别于其他杂胡的。它不仅领袖是西域胡人，而且整个民族中西域胡人占了很大的比重。 羯族中包含了很多西域胡，是有很多证据的。首先，从相貌上说，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欧罗巴人种，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第二，羯胡中多有西域胡姓。如石勒家族的姓氏为石姓，很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之一，表明其来自于石国。谭其骧先生说羌渠即康居之异译[②]。我们知道，康国是昭武九姓国的宗主国，文献中往往以它来代表其余的昭武九姓国；居于其地的民族称康居，它们与石国的居民可能是同一民族。另外，羯胡中尚有支姓（可能来自月支国）、白姓（可能来自龟兹国）、另外有人名粟特康，更明显地表明其来自于粟特康国。第三，羯族的葬俗是用火葬。《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下记载，石勒曾下令：“其烧葬令如本族。”而石国正是盛行火葬的。《隋书》卷八三《西域·石国传》云：“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石国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第四是宗教。据《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记载：石虎死后，汉人冉闵欲有不利于羯胡之举动，“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是信仰祆教的标志。第五，在语言上也有是蛛丝马迹表明羯胡的祖先来自昭武九姓国。《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记载石勒的祖父名耶奕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率”。耶奕于，应该即是波斯语的eelkhany，现译伊儿汗尼，意思正为游牧部落首领。大家知道，昭武九姓国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 以上的这些证据，足以说明羯族是一个包含了很多西域胡的杂胡，这些西域胡人作为匈奴部族的一部分而内迁，因此，当石赵政权建立之后，它的政策也就明显地具有“崇胡”的特色。如石赵严禁称胡，号“胡”为“国人”。对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应的改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豆”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太平御览》卷六八0引《赵录》：“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抟炉’，石虎改曰‘麻饼’。”这决不仅仅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表明西域胡人与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人种与文化。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③]。佛图澄却在石虎时被尊之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④]可以说荣耀已经达到了一个和尚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汉族的政权会给一个异域人给予如此高的重视。石赵政权对西域的商贾同样表示出较大的热忱。据《邺中记》载：石虎“于铜雀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番客。”由于胡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尽管当时中原扰攘，战争连绵不断，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往于石赵所控制的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⑤]佛图澄也常常让自己的弟子去西域买香。可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并没有中断。 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体现。汉人王度曾经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⑥]王度的主张，乃是汉族知识分子试图在宗教上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强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这种崇胡的政策，由石勒开其端，到了石虎手里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与石勒相比，石虎是一个更加留恋本民族文化的统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习俗、所喜爱的方技工艺、服饰饮食都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以下，我们分别叙述。 二、西域宗教与方术文化对石赵政权的影响 佛教在石赵时期的广泛流播，与佛教高僧佛图澄的传教是分不开的。应该说，佛教的教义戒律与石勒、石虎（尤其是石虎）那种残忍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奇怪的是，佛图澄是如何将一种对石虎的残暴行为有种种约束的宗教灌输给他，并获得尊宠的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结合西域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来宣扬佛教。 佛图澄不仅懂羯族语言，而且深切了解羯族的宗教、方术等文化传统。我们知道，佛图澄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预测、神咒、疗病以及其他种种方术来树立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而有些方术我们可以肯定是西域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如《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载 澄左乳傍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 据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载：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按：当作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僧为祆主。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顷，平复如故。盖西域之幻法也。 《高僧传》同传云佛图澄：“善能神咒，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同书卷三《译经下·求那跋陀罗附阿那摩低传》载：“时又有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 《佛图澄传》载澄曾经祈水，其法是：“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同书卷十《神异下·涉公传》载：“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苻）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这位涉公，应当是石国人。 总之，破腹出肠、麻油涂掌、祈水下龙乃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正是利用了这些昭武九姓国的传统方术，才使得石赵统治者较为容易地形成了对佛教的信仰。 当石虎对佛教产生怀疑时，佛图澄的劝谏也充分利用了昭武九姓国的文化传统，同传载： 虎以事问澄，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 如果对一个汉族皇帝说他前身为大商主，他肯定不会太高兴。可是昭武九姓国却是一些特别善于经商的国度，其人民自小即受商业文化的熏陶。《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康国》条引韦节《西番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唐会要》卷九十九“康国”条也云：“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此番话居然能让石虎深信不疑，“跪而谢焉”。 由于佛图澄充分顺应西域人的文化传统来宣传佛教，所以产生了广泛的效果，石虎下书曰：“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⑦]自此，“中州胡晋略皆事佛”[⑧]，“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⑨] 然而，在崇奉佛教的同时，羯族也并未放弃他们传统的民族宗教——祆教。除上文我们引录的祀胡天的材料以后，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祆教传统对羯族的影响。祆教是崇拜火的，而石虎上台后，特意在宫中设置大型庭燎，《艺文类聚》卷八十“庭燎部”引《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中、端门外、阊阖前设庭燎，皆二，合六处，皆六丈。”《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上》载：“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这种设备，显非普通的庭燎，而更接近于祭圣火的祭坛了。 另外，石虎对龙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本身字季龙，而在他的宫殿苑囿中，龙是为常见的装饰。据《邺中记》载：“华林园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又云：“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账，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石虎三台及内宫中镜，有径二三尺者，纯金蟠龙雕饰。”他还将虎头盘囊改为龙头盘囊。众所周知，汉族的文化传统是喜爱与尊奉龙的，汉人一向被称为“龙的传人”，那么石虎的这种行为是否是受了汉文化影响后被同化的呢？如果进行更周密的考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汉族并不是唯一的“龙的传人”，西域也存在着对龙的崇拜。在古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到西北胡人对龙神的祭祀。《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曰：“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还有的文献记载，焉耆人本属于龙部落。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而焉耆的吐火罗族以龙为姓氏，于阗文和藏文文献亦称留居中国西部的小月氏为“龙家”。而且，吐火罗语中的神（A方言作nakte,B方言作nkat）与龙(A方言作nāke\nāk,B方言作nāge\nāg)是同源的[⑩]。这一切，都说明在西域地区操吐火罗语的民族中存在着对龙的崇拜。据林梅村的推测，西域龙的原型可能是马，如果这种推测属实的话，那么西域龙的造形与中原龙会有较大的不同。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尚难得知石虎所崇奉的是西域龙还是中原龙，但是从石虎的族源分析，他对龙的崇奉，很可能是西域宗教习俗的一种反映。 三、西域工艺、服饰在石赵时期的流播 石虎在中尚方专设织锦署，“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可以织出各种品种的锦锻。“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除了各种锦以外还善织毛织品“罽”，《邺中记》说：“石虎御府罽，有鸡头文罽、鹿子罽、花罽。” 我们知道，织造锦锻与地毯是伊朗的一项传统工艺，很早就有制造。波斯的织锦一开始是用金银线，波斯古经（zaranaēne upasterene,Yast xv,2)里就提到金地毡。据说波斯王薛西斯赐给阿布德拉市市民一项用金子交织的王冠。随从亚力山大的历史学家们常提到波斯的这种锦锻。普通原料是及亚麻与羊毛，后来中国的丝绸传入西方，他们用丝绸并利用自己独特的工艺，就能织出五彩缤纷的波斯锦锻。与中国主要以平纹组织和经线起花的的织造法不同，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传统主要是斜纹组织，以纬线起花。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波斯就以其锦锻而闻名。《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波斯国”在谈到其国王的穿着时说：“其王……衣锦袍、织成帔。”《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滑国”条载：“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献黄狮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在提到“波剌斯国”的时候也说人民“其形伟大……衣皮褐，服锦氈。”这种织造工艺应该很早为西域地区的伊朗语系民族所掌握。据考古发掘，斜纹的毛织物，在新疆曾发现于东汉的遗址中。而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六至八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许多波斯式的织锦，都是以纬线起花的斜纹“重组织”的织锦。据阿克曼的研究，斯坦因所发掘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猪头纹锦（Ast.i.6.01）和颈有绶带的立鸟纹锦(Ast.vii.1.01)，很有可能是萨珊朝波斯东部即中亚地方所织制的。而在1959-1960年对阿斯塔那的发掘中，同样出土了猪头纹锦和立鸟纹锦。石虎尚方中的织锦署，主要是采用中国工艺呢还是伊朗工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石虎如此重视锦与罽的织造，应该与这是一种波斯传统工艺有关，另外也表明当时宫庭中对锦、罽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对罽的需求与重视，更能显示出西域文化的特色。 据记载，石虎为了移植西域的农作物，特意打造了一辆大车：《邺中记》载：“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另外，石虎还命尚方解飞制作了一辆载有佛像的檀车，这辆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制作这种空前的大车的技艺可能来自西域。据东晋法显《佛国记》的记载，于阗在四月一日至十四举行的行像仪式上，就使用这样的大车：“离城四五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 在解飞制作的檀车上，还有十余个木道人：《邺中记》同条载：“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解飞所作还有所谓舂车木人和磨车，其原理与上述机关木人类似。《邺中记》载：“石虎……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凡此车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并发，车止则止。御史解飞、魏猛变所造。” 类似这种制作机关木人的技巧，在西域、印度的文献中屡屡可见。如《杂譬喻经》九、《经律异相》卷四十四中就载：“昔北天竺有一木师，大巧，作一木女，端正无双，衣带严饰，与世女无异。亦来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语耳。”逼真到一位画师误认为是真人，以手牵之，乃知是木。这样的情节，同样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六中。而在西域，这个故事有一个用A种吐火罗语翻译的文本，同样是叙述机关木女与画师的故事。可见，制作机关木人是印度、西域较早掌握的一种工艺，而在石赵时期，中原的工匠也已经掌握。 据《邺中记》载：“季龙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这与中原天子打猎的服饰是显然不同的。据《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汉仪，立秋日猎，服湘帻。及江左，哀帝从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御读令，改用素白帢。案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无论是湘绩还是白帢，都是包头布而非帽子。而金缕织成合欢帽，乃是西域的一种服饰。织成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名贵织物。据清代学者任大椿在《释缯》中的解释：“不假他物为质，自然织就，故曰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一种，《隋书·波斯传》列举该国出产方物，已见“金缕织成”之名。《旧唐书·波斯传》云：“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止，两边缘以织成锦。”用“织成”作胡服的边饰，可缝于领沿、袖口，也有贴在上肩或下裾的。这就是片治肯特壁画中常见的“萨珊”纹饰。高加索西北山区的“莫舍瓦亚·巴尔卡”墓葬，年代属于八至九世纪，曾出土一件以联珠锦饰边的女袍，可以视之为“缘以织成锦”的实物证据。 石虎对袴褶也有特别的爱好。《邺中记》对此的记载颇多，其云：“石虎时，著金缕合欢袴。”又云：“季龙又尝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缕带、五文织成鞾，游台上。”五文织成靴应该是一种软靴，是西域服饰中与常服相配的一种通用款式。“石虎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著锦袴佩玉。”“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有皆著紫衣巾、蜀锦袴褶。” 所谓袴褶，就是上服褶而下缚袴，其外不复用裘裳。此种服装属胡地传入。此名起于汉末，因为便於骑乘，所以成为军中之服。《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说：“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魏晋至南北朝，上下通用，皆为军中及行旅之服。据王国维考证，汉末袴褶为将领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为魏太子，驰骋田猎，亦照此服，自是复通行於上下矣。尽管魏晋时这种服饰在中原地区已较流行，但毕竟不是常服，而以之施用以妇女，似是始于石虎。当时中原地区妇女的寻常服饰通常是深衣（即衣、裳相连，前後深长），隐领，袖缘以绦。以妇女为鼓吹，并且穿袴褶，着靴子，表明石虎不拘汉仪，显然是受了西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在石虎的带领下，这种服饰很快流行开来，尤其在北朝流传得更为广泛，成为常服、朝服，而北朝普通妇女也有穿袴褶的。 四、石赵政权在西域植物移植中所起的作用 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曾经引入了西域的植物。《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也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宫馆旁，极望焉。”总之汉代正史所记载当时引入的植物主要是苜蓿与葡萄，而且引入者还不是张骞，而是李广利伐大宛后才开始引种中原。这以後，有越来越多的西域植物开始引入，后起诸书往往将这些植物的移植归功于张骞，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胡麻，《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麻。”《齐民要术》卷二“种蒜”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西京杂记》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据《博物志》的记载，由张骞引进的尚有大蒜、安石榴、胡葱、胡荽、黄蓝。我们知道，今传《博物志》是后人辑录并杂采他书而成，既非全书，也有混杂。劳费尔曾经对这种将植物移植一律归功于张骞的说法进行过辨正。尽管出自于小说的记载不尽可信，但是也说明了一些事实，那就是自西汉武帝以后，从西域引入进来的植物确乎不少。除上述归功于张骞的植物之外，还有所谓西王母枣，《西京杂记》载有：“弱枝枣、玉门枣、西王母枣、青花枣、赤心枣。”这种枣应该也出自西域，杨衒之说：西王母枣“俗传云出自昆仑山。”胡椒，《齐民要术》卷二“种椒”引《广志》曰：“胡椒出西域。”柰，曹子建《谢赐柰表》：即日殿中虎贲宣诏，赐臣等冬柰一奁，诏使温啖。夜非食时，而赐见及，柰以夏熟，今则冬至。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实非臣等所宜荷之。《太平御览》卷《初学记》卷二十八引明帝答诏曰：“此柰从梁州来。道里既远，（又东）来转暖，故柰（中）变色（不佳耳）。”此句《齐民要术》引明帝诏作：“此柰作凉州来。”按，作“凉州”为是。悉耶茗花：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些作物的移植，决不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它与东汉以后匈奴以及所谓别部的不断内迁有密切的关系。那些原本生活在西域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生活与生产习惯，在中原的土地上开始引种西域的植物，并且取得了成功，这才有这么多西域物产在中原的裁培。而这其中石虎当政时的一些作法值得我们注意。《邺中记》载：“石虎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又云：“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椀，其味不酸。”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精心围起苑囿，运来土壤，并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珍贵果种的生长条件。在此苑囿中，裁种了不少中原本无的名果。《邺中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民间有名果。”甚至还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 “虎作蝦蟇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抟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可见石虎为了引种这些原本产生西域的植物，费了不少心思，作了不少努力。应该说，这种努力收到了成效，自石赵之后，在我国的北方，那些原产于西域的作物渐渐开始普及。《太平御览》卷九七0引《襄国记》曰：“龙岗县有好石榴。”襄国即今河北省邢台县，为后赵石勒所都，石虎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改为襄国郡，后魏复改县，隋改为龙岗县。据《晋书·地理志》载，当时异族政权所建郡县名称并不可知。可能后赵时曾在襄国地区建立过龙岗（或刚）县。总之，原产于西域的石榴现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云：“景阳山南有查果园，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自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又曰：“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而这一时期，石勒、石虎还为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这些植物、食物的本土化进程。 注释： [①] 本文所说的西域胡人，主要指祖居中亚地区、并具有雅利安血统的种族。 [②] 见谭其骧《羯考》，载1947年1月9日《东南日报》副刊。 [③] 关于佛图澄的国籍，《世说新语·言语》“佛图澄与诸石游”条刘孝标注云：“不知何许人，出於敦煌。”《晋书·佛图澄传》云佛图澄为天竺人，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八引《中古丘城寺碑文》云佛图澄为“天竺大国罽宾小王之元子。”恐怕靠不住。从佛图澄姓帛这点来分析，似应为龟兹人。 [④]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49页。 [⑤] 《古小说钩沉》本， 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册，第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搜神后记》卷二略同。 [⑥]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⑦]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⑧]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46页。 [⑨]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传》，第352页。 [⑩] 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9-80页。 晋·陆翙《邺中记》，四库全书本，第8页。本文引此书全同此本。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16页。 参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收入《考古学论文集》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2页。 斯坦因：《塞林提亚（Serindia）》，547页，图版XLⅧ（M·X·002a），转引自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下册，第492页。 见夏鼐《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收入《考古学论文集》下册，第502-505页。 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3-148页。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0-31页。 鞾：靴的本字，与袴褶配套的鞋子。 《观堂集林》第四册，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81页。 今传本草书无此记载，《太平御览》卷841“豆”引《本草经》有此条。 《齐民要术》卷二引《汉书》亦云：“张骞外国得胡麻。”今本《汉书》无此条。 《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 此文《御览》有脱误，今据《初学记》卷二十八引补。 引文据《丛书集成初编》1352册，第1页。耶悉茗来自于阿拉伯波斯语Jāsamīn,读作yāsmīn，但西晋时期中国似乎尚不可能知道阿拉伯语，劳费尔怀疑此条材料乃后人增补。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5-156页。 缪启愉《齐同要术校释》卷二“安石榴”条注⑨，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 原文刊登于《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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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mth.edu.cn/pc/pccon.php?id=110&nid=4319&s=all 发信人: cinason (耆那生·琴呐僧),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羯人真相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Jun 18 20:50:05 2003)  羯人真相 　　——《胡羯乱华的终结者》之二　　　　　　　　　　　　　　　 cinason 　 据说当初周一良先生从燕大去清华蹭课，偷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堂《魏晋南北朝史》，感觉像欣赏了一场精彩的京戏，非常过瘾，尤其是陈氏提到五胡之中的羯人来自中亚的石国，更是闻所未闻，令人眼前一亮，从此才使周先生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结了缘。陈氏的论断何以有如此的影响力？因为在那时候，国内学术相对封闭，所研究的各个时空也缺乏联系，而陈氏此论一出，顿时将古、今、中、外都打通了：从魏晋到隋唐、从中亚到中原，羯人竟将其全部联结了起来；所以才会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极富启发性。陈氏能有此高论，和他非凡的语言功底是分不开的；今日的学者要研究这一系列难题，从语言入手依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羯人国家的建立者石勒以“石”为汉姓，暗示羯人的族称可能和“石”有关。蒲立本（1962）曾经指出，“羯”，古汉语音近似[Kiat]，实际上是匈奴人对羯人的称呼，在匈奴语中，Kiat的意思正是“石”；这一假说可以在叶尼塞语中找到很好的证据支持。据此，汉人译写的“羯”这一名称实际上来自匈奴人，那么，羯人的自称是什么呢？《晋书》上说：羯人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羌渠” 可能与吐火罗系统的“康居”有关，而吐火罗语中表示石头的词可能是Kank，这表明“羌渠”/“康居”很可能就是羯人的自称，他们的确和中亚古国康居/粟特等存在某种关联，但究竟谁是源谁是流、抑或两者都是流而源在别处，却就不易也不宜遽下断语了。近来王青（2001）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一书中，对羯人的族源和宗教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少较有价值的归纳和考证，以下对之稍作评介。　 王氏综合先前各家考证之后指出，羯人实质上是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人的宗教为月氏的固有宗教，而与波斯、粟特的火祆教并不相同。关于月氏的族属，较新的研究表明，羌、突厥等的可能性很小，它更可能是属于印欧的吐火罗或伊朗系统。这样，羯人“高鼻深目多须”的种族特征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由于从中原西北、河西、西域一直到中亚的大夏，沿途都正是或曾经是月氏的势力范围，因此当时西域有不少高僧前往中原传播佛教，对于羯人来说，这些高僧和他们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又熟悉他们的固有宗教文化，所以相处极为融洽，佛教也在中原得到了大力传布；后赵国师大和尚佛图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羯胡”一称并未随石赵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从晋至唐一直见诸史乘。虽然发生了冉闵煽动的对后赵国都内羯人的大屠杀，但作为一个很早便被匈奴征服的内迁月氏部落，羯胡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像北秀容的尔朱氏便是一支存活到北魏末期的羯人，他们在平定六镇之乱后开始衰败，但其部将之一、也是羯胡的侯景仍有足够的实力南下将梁国搅乱以至灭亡，另一部将高欢虽不是羯胡出身，却也深受其文化之影响，由是后来在北齐宫廷中出现祀胡天的风俗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唐代，随着突厥的亡降，作为其重要组成和同盟的昭武九姓胡人大批被迁往华北北部一带，“羯胡”、“九姓胡”、“杂种胡”等称呼都用来指这些胡人，所以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史、诗之中的“羯胡”字样屡见不鲜，安禄山也多次被时人称作“羯胡”。　 从残汉三国开始，一直持续到残唐五代，有众多月氏军队参加的董卓之乱和马超、韩遂的西凉之乱，以屠各刘渊和羯胡石勒为主发起的刘石之乱和五胡乱华，羯胡尔朱的乱魏和羯胡侯景的乱梁，月支人王世充在隋末大乱中的称帝建国，以及以羯胡为主发起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这些都可统称为“胡羯乱华”。“胡羯乱华” 其实是对中国中古历史上多次种族动乱的概括性称呼，“五胡乱华”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而作为这些动乱发起的主要民族之一的羯人/月氏民族，则在历次事变中均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究其原因，恐怕还得从他们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商业等多方面与华夏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之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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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ving.pccu.edu.tw/chinese/data.asp?id=178&htm=02-354-0974%A5%DB%B0%C7.htm&lpage=1&cpage=1 石勒（西元二六七～三三二年），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屬匈奴別種，父祖並為部落小率。惠帝末，并州大饑，勒被官府執掠，賣為耕奴。當八王混戰之中，勒招聚徒眾為騎盜，後降附劉淵，為其部將，率眾三萬轉戰黃河南北，攻下冀州各郡縣堡壁百餘處。占據今河北、山東大部地區，有眾十餘萬。又與劉曜等攻陷洛陽。石勒以襄國為根據地，自稱趙王（三一九），史稱後趙。先後擊敗劉琨，減鮮卑段氏，進據河南、皖北，攻取青州，三二九年消滅前趙，北方除遼東慕容氏及河西張氏外，盡為勒所有。三三○年勒稱皇帝，後趙與東晉以淮水為界，形成南北對峙局面，三三二年病死。 石勒出自羯胡，本無文化，初期多所殺戳，不過後來漸知尊重漢族人士，以張賓為其謀主，中原大姓紛紛出仕石氏，為之效力，於是建立制度，刪定律令，查實戶口，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令每戶出貲二匹，田租二斛，又恢復施行九品官人法，開設學校，提倡經學，禮遇僧侶，對佛教的弘布有很大作用。石勒在位十五年，趙國在中原的統治漸趨鞏固。史稱他「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頁，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並一時傑也。」（劉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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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羯人信祆教，而石姓乃昭武九姓之一，故應為波斯種，跟粟特人同種耶，不過有指屬月氏種耶。 匈奴強大時，勢力至中亞，羯人隨匈奴（有指是被擄掠）到中土，而以匈奴別種自居耶，跟回回人隨蒙古人進入中原有點相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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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ook.sina.com.cn/nzt/his/hualixueshidaihualixueshidai/77.shtml 英豪冉闵梦难成(1)   --------------------------------------------------------------------------------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1月11日 14:50 新浪读书  连载:华丽血时代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石闵，原姓冉，字永曾，小名棘奴。其父冉瞻，本是乞活军（“乞活军”是一种兵民混合的组织，以家为单位，当初从并州拥随司马腾出外就食，号称“乞活”）首领陈午帐下的一个少年兵。石勒破陈午，俘虏了不少乞活军军将，其中也有当年仅有十二岁的冉瞻。石勒喜爱这个少年的相貌英挺，就命石虎认冉瞻为义子。 　　冉瞻从几岁起就随“乞活军”四处冒死冲荡，骁猛多力，自小就是良将的料子，为石虎立下赫赫战功，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盛壮之年，冉瞻于军中病死，石虎待冉闵如诸孙一样。 　　老羯胡虽是暴虐君王，应该也很宠爱这个少年丧父、和自己没有直系血缘的孩子。冉闵“幼而果锐。及长，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一直是石虎帐下得力的勇将，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特别是石虎进攻慕容鲜卑时，二十多万军队全线崩溃，唯独冉闵一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梁犊的东宫戍军叛乱，冉闵又是诸军先锋，“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古代军将，拼比的就是勇武和果决，胆量和血性，数战数胜，使人不得不服。 　　“乞活军”当初之所以背井离乡出外“乞活”，本来就是因为各地胡人叛乱，无粮无地陷入绝境后，不得以才冒万死成为兵民。陈午临死，还嘱咐诸将“莫事胡也”。冉瞻被掳时已经十二岁，苦难之际人皆早熟，身边的叔叔大爷哥哥们前赴后继，死于胡人之手无数，想必在内心深处留有深刻的记忆。虽然为石氏养以为子，食人之食死人之事，肯定心中仍旧有一定的是非界限，而且石氏政权中的“乞活军”旧部肯定也会以某种秘密形式有一定的联系，平素大家一起抚今追昔。冉闵的少年时代一定常常听父辈讲起从前往事，对过去“乞活军”的英勇抗胡和羯人的血腥杀戮有着深深的印象和直观的感觉。《乐府诗集》的《并州歌》中，有这样一段：“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可见，当时的乞活军一名名叫田兰的壮士，为了给司马腾报仇，还有一件刺杀石勒老上司汲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因此，冉闵之杀羯胡，也绝非一时性起之举。 　　由于国中无主，司徒申钟等人就联名上书，请冉闵称帝。“（冉）闵固让李农，（李）农以死固请”。估计在开始阶段，这两个人之间的谦让是发自内心的。数月之间，两人历尽艰险，多次差点被羯人将士攻杀，可以说是同呼吸、共患难的生死之交。 　　冉闵仍旧犹豫，表示：“我们都是从前的晋人，现在晋家皇室犹存，我与诸君分割诸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各位以为如何？” 　　尚书胡睦首先发言：“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室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壹四海乎？” 　　此话虽有拍马屁的水分，但基本也是实情。司马氏皇族个个怯懦，东晋兵士又屡战屡北，如果在当今情势下迎奉他们来中原，恐怕那些人还真没胆量踏进这块北方胡人经营了三十年的广大地区。 　　冉闵禁不住众人进劝，乃于公元350年年初即皇帝位，国号大魏，改元永兴。立其子冉智为皇太子，以李农为太宰，封齐王。 　　鉴于后赵新灭，冉魏新立，周遭各方正蠢蠢欲动。东晋“闻中原大乱，复谋进取”。姚弋仲和蒲洪都想据有关右地区，老羌首先遣其子姚襄率五万精兵进攻老战友蒲洪。蒲洪迎击，大败羌军，斩获三万首级。大胜之下，蒲洪自称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谶文有“草付应王”，加之其孙蒲坚后背有“苻”字，因而改姓）。燕王慕容俊也派兵四出，准备夺取赵国地盘。 　　同年四月，据守襄国的原后赵新兴王石祗称帝，以汝阴王石琨为相国。六夷胡人由于冉闵杀胡之事已做绝，纷纷承认石祗政权，并接受他的封号。 　　五月，“魏主（冉）闵杀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漠、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各种史书，对冉闵杀李农一事，皆没有详略的进一步解释。冉魏政权短命，没有“实录”等官方史书，继之而起的慕容鲜卑杀掠汉人殆尽，自然也不会关心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笔者揣测，冉闵杀李农，仍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权力是人生中最大的腐蚀剂，武将出身的冉闵和李农更不会例外。从前平起平坐，一朝分为君臣，人心总争短长，总有小事引起不忿。真正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君威和臣顺，习惯成自然，但冉闵和李农这种忽然分隔的君臣关系肯定非常脆弱，不仅臣疑君，君更疑臣。加之李农并非纯文人出身，有“乞活”大军作后托，逐渐就会成为对冉闵皇位的最直接威胁。从与李农一起被杀的那些人的官职来看，有手握朝权的尚书令，也有居于深宫的中常侍，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人里应外合，很可能想杀掉冉闵再推李农上台。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的冉闵身已为帝，自然稍有威权优势，趁早一步，先把老战友送上西天。同时，冉闵杀李农也意味着分散各地的“乞活军”，汉人再也不会为冉魏卖命，从而失去了重要的支援力量。 　　估计内忧外患之下，冉闵心里着慌，他遣使到江南，对东晋表示：“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冉闵称帝，江南小朝廷自然看不舒服，现在他的来书又语气倨慢，以敌国礼来见，自标正朔的东晋自然不加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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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豪冉闵梦难成(2)   --------------------------------------------------------------------------------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1月11日 14:51 新浪读书  连载:华丽血时代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石祗在襄国旧都称帝后，众胡来附，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公元350年8月，他派相国石琨和镇南将军刘国率十万大军进攻邺城。双方战于邯郸，石琨大败，万余军士被杀。刘国等人又与后赵将军张贺度等人联军，在昌城集结准备再次大举攻邺。 　　冉闵先派王秦等三大将率步骑十二万于黄城屯扎，他本人亲统八万精卒为后继。双方大战于苍亭。后赵大将张贺度虽是沙场老将，但在战场上仍不敌冉闵，十来万人的军队被杀近三万，除主要战将骑快马逃跑外，其余军士皆被冉闵所俘。 　　冉闵“振旅而还。戎卒三十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 　　此时的大魏帝王冉闵，正处于他人生的巅峰。“（石）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 　　虽如此，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大祸之端。一直隐居不仕，眼见匈奴刘氏和羯胡石氏败亡全过程的陇西名士辛谧，就写信给冉闵，劝说道：“物极必反，致至则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兹大捷，归身晋朝，必有由、夷之廉（许由、伯夷的廉明），享松、乔之寿（赤松子、王子乔的高寿）。” 　　这种劝诫，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冉闵根本听不进去，完全沉浸在自己单人独臂纵横天下的快感当中。 　　公元350年年底，冉闵又亲率步骑十万进攻襄国。战前，他署其子太原王冉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一千投降的胡人配为亲军。光禄大夫韦NFDAF切谏：“胡、羯，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应该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冉闵正欲收买众心，抚纳胡人，大怒之下，诛杀韦NFDAF及其儿子韦伯阳。 　　这冉闵真是头脑发昏，开始步步走向灭亡。他的《杀胡令》一下，中原五六十万羯胡人头落地，胡人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不可能有真心降附之人。他的皇制本来是汉族统治，却忽然又效仿匈奴刘氏和羯胡石氏那一套实行胡汉分治，重新启用大单于位号，是制度上的反动和大倒退。而且，亲儿子冉胤身边配一千全副武装的胡兵，无异于是把一只肥羊送入狼群来牧守。 　　襄国乃后赵旧都，坚城深濠，一时难下。猛攻三个多月，冉闵军士死伤无数，仍旧未能冲入。石祗也是困兽夺气，自去皇帝之号，称赵王，派“太尉”张举亲自去慕容燕国那里乞师，并许诺要把传国玉玺送与燕国；同时，他又派将军张春去姚弋仲处，乞军求援。 　　姚弋仲立即派其子姚襄率二万八千兵来救，慕容俊也派将军悦绾率三万兵来赴，看看有什么便宜可以捞一把。 　　冉闵听闻燕兵来救石祗，也派大司马从事中郎常炜出使燕国，劝对方不要出兵。 　　慕容俊见常炜，开口就加以斥责：“冉闵此人，乃石氏养子之后，负恩作逆，岂敢妄称尊号！” 　　常炜正色回答：“商汤放桀，武王伐纣，以兴商、周之业；曹孟德养于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国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问！” 　　慕容俊又问：“据说冉闵称帝后，铸金为己像以卜成败，金像屡铸不成，是真的吗？” 　　常炜答：“没有此事。” 　　“南来之人皆言及此，何必隐瞒呢。”慕容俊又问。 　　常炜说：“奸伪之人才会假称天命迷惑众人，凭借铸像、龟卜一类的东西自重。我大魏主手握玉玺，占据中州，受天命而称帝，怎么反真为伪，做出自铸金像卜测的傻事。” 　　慕容俊追问：“传国玉玺在哪里？” 　　常炜答：“在邺都！” 　　慕容俊心中疑惑：“石祗派张举来，哀求说如果我们燕国出兵就送我传国王玺，这宝物应该在襄国才对。” 　　常炜冷笑，傲言答道：“杀胡之日，在邺城宫内的胡人殆无孑遗，即使有漏网之人，皆窜命于沟坎暗洞之内，怎会有人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张举来求救兵，妄言送玉玺，实属骗人妄辞！” 　　慕容俊不信。他派人堆了个大柴堆在常炜身边，又遣臣下劝诱：“不说实话，恐怕您要被烧成灰烬！” 　　常炜不危不惧，正言道：“石氏贪暴，当年屡攻燕国，有必灭之心。我大魏国主诛灭石氏，虽不为燕国，但也有利于你们慕容鲜卑。作为燕国臣子，听闻仇国被灭的消息应该欢欣鼓舞，不应该来威胁、斥责我大魏使臣呵。听说人死之后，骨肉入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快快加柴点火，让我能尽快到天帝那里诉说此事。” 　　鲜卑人纷纷拔刀提剑，要赶过来杀掉常炜。慕容俊呵止住，说：“此人不怕杀身而义殉其主，忠臣也！即使冉闵有罪，与使臣又有何干！” 　　夜间，慕容俊又派常炜的老乡赵瞻秘密劝说：“常君您何不实话实说，燕王大怒，要把您远流至辽海苦寒之地囚禁。” 　　常炜一脸平静，说：“我束发以来，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同，性所不能，因而直情尽言。如燕王不满，把我沉落东海，也不敢辞避！” 　　慕容俊心中佩服冉闵手下的血性汉人不辱使命。他下令把常炜先软禁起来。 　　襄国方面，见腹背受敌，冉闵想亲自出战。 　　卫将军王泰进谏：“今襄国未下，外救云集，正想我军出战，再腹背夹击。我们应该坚壁高垒，观势而动，寻找机会出奇兵。况且，陛下以万乘之尊，亲临行阵，万一有失，大事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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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豪冉闵梦难成(3)   --------------------------------------------------------------------------------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1月11日 14:51 新浪读书  连载:华丽血时代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冉闵觉得有理，不停地点头。 　　不料，道士法饶死催。这个不懂什么军战之事的家伙口出大言：“我观天象，太白入昂，当杀胡王！陛下您围襄国日久，无尺寸之功；今外贼大至，又畏敌不击，如此，将何以服众？”法饶这么一激，使总爱逞匹夫之勇的冉闵拍案而起，拔剑下令：“我战意已决，敢谏阻者斩！”于是尽众出战。 　　冉闵军队顿于坚城之下日久，意沮力疲，本来进攻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如今，背面又压来两支生力援军，惧心弥甚。如果依王泰之计，稳定军心，相持下来后，指挥得当，还可能击败前后之敌。冉闵头脑发热，竟然下命出击，正撞到羌、鲜卑军队的锐矛之上，结果当然不会出人意料。冉闵的魏军在三面夹击下，一败涂地。 　　冉闵死战，与十余骑逃还邺城。 　　最倒霉的是他的儿子冉胤，先前配由他指挥的一千胡人就等着这个机会，不仅没有临危救主，而是突入帐内，绑上这位王子以及正与他议事的左仆射刘琦，向石祗投降。二人立刻被绑在大柱之上，胡人满怀深仇大恨，对他们加以肢解虐杀。 　　邺城汹汹，都讹传冉闵被杀。喘定之后，冉闵亲自出面行郊祀之礼，众心稍安。痛定思痛，他下令追封被自己杀掉的韦NFDAF为大司徒，并肢解了给自己出馊主意出战的道士法饶父子。这老道命还挺大，楞从战场上活着跑回来，还不自己撞死算了，非等别人把他大卸八块。 　　赵王石祗喘过气来，马上派其大将刘显将兵七万向邺城进攻。刘显一路行进，驻军于距邺城二十多里的明光宫。此时，冉闵变成了守方。 　　冉闵忧心如焚，急召卫将军王泰入宫，想与他共议抵拒之策。王泰深恨前计不用，托称败退之际中箭，伤重不能前来。冉闵亲自上门探问，王泰“固称疾笃”。 　　冉闵大怒，驰还宫中。他对左右说：“王泰这个巴奴（王泰是巴蛮出身），朕之身家难道靠他吗？看我先灭群胡，回来再斩王泰！” 　　冉闵果真英雄。凭借一腔豪气，悉众出战。刘显等人以为冉闵刚刚大败，肯定龟缩城里不敢出来。谁知大军冲出，冉英雄金身锦袍，立马当先，如风一般已经杀入后赵军中。刘显大败，冉闵军斩敌军首级三万余。 　　冉闵乘胜追击，一直把刘显赶杀至阳平。 　　刘显大惧，秘密派人请降，表示回襄国杀石祗以自救。冉闵这才止兵，大胜而归。 　　有人上告王泰欲叛入秦中，冉闵杀之，并夷其三族。由此，可看出冉闵仍旧一介武夫，爱憎泾渭，无人君之气量。 　　刘显说话算数。他引军还入襄国，趁“汇报工作”的机会忽然发难，杀掉赵王石祗及其宗室、高官十多人，送这些人的首级于邺城。冉闵命人把石祗首级当街焚毁，下诏封刘显为上大将军、大单于。 　　值得一提的是，在襄国会战的燕军统帅回去后，向慕容俊报告实情，燕国上下才知道石祗手里确实没有传国玉玺。慕容俊于是杀掉石祗派驻的使臣张举，释放常炜，并派人找到常炜在中山的四子二女，使他们一家人团聚。 　　杀掉石祗后，刘显觉得冉闵威胁已远，自己又“君”临襄国旧都，感觉一上来，也想趁乱占地为王。于是，称王之后（这人短命又倒霉，史书上都没有记载他到底称什么王），刘显进攻冉闵辖下的常山。 　　冉闵留大将军蒋干辅佐其年幼的太子冉智留守邺都，自率八千精骑驰救常山。冉闵军马一到，刘显的大司马王宁就率军投降。冉闵根本不给刘显缓神的机会，以少击众，再次大败刘显，并乘胜追至襄国。刘显刚刚逃入城中，想凭城拒守，但他的大将军曹伏驹大开城门迎降冉闵。 　　冉闵大开杀戒，一下子杀掉刘显及“公卿”一百多人，又把石勒经营数年的襄国宫室付之一炬，迁其民于邺城。 　　“魏主（冉）闵既克襄国，因游食常山、中山诸郡。”史书此记，透露出这样一个消息：冉闵虽屡战屡胜，但也是军疲乏食，只能率军四处游食。他称帝之初，为树私恩，把石氏政权屯积于各地的粮仓全部打开，任由人取，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加之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冉闵的资储很快消耗殆尽。而且，当时大乱四起，人民根本无法耕种，粮食等物只能坐吃山空。 　　公元352年（东晋穆帝永和八年）5月，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慕容霸等人深入中原，进击冉闵以及其他后赵残存势力。 　　当时，慕容鲜卑乘后赵灭亡后的混乱，已经侵据了幽州、蓟州，并向冀州进攻。冉闵率军，与慕容恪的鲜卑很快相遇，准备开战。 　　冉闵的大将军董闰和车骑将军张温久经战阵，谏劝说：“鲜卑乘胜锋锐，且彼众我寡，宜先避之；俟其骄惰，然后益兵以击之！” 　　冉闵不听，大怒道：“晋欲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慕容）恪而避之，人谓我何？”刚愎自用，一心要与鲜卑军拼个高下。 　　见冉闵如此执拗，司徒刘茂与特进郎闓深知大难不远。“吾君此行，必不还矣，吾等为何坐待戮辱？”两人自杀。 　　冉闵在安喜扎兵，慕容恪引鲜卑兵逼近。由于深惧冉闵神勇，燕兵也不敢贸然进攻。 　　冉闵率军又往常山方向转移，慕容恪鼓起勇气，麾兵进击，双方立阵于廉台，开始实打实地比划。十次交锋，虽鲜卑燕兵数倍于汉人魏兵，但皆大败。更可一提的是，燕军是骑兵，冉闵属下多是步卒。燕兵有如此优势，仍不能战胜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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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豪冉闵梦难成(4)   --------------------------------------------------------------------------------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1月11日 14:51 新浪读书  连载:华丽血时代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冉闵素有勇名，所将兵精锐，燕人惮之”。冷兵器时代，个人的神威勇武能成为军中之胆，发挥超常的能量。悍勇野蛮如鲜卑，竟也惮冉闵十分，可以想见这位大汉英豪的能力和刚武。 　　慕容恪是鲜卑军中罕有的智勇双全之人。最后，他想出一招毒计，利用“连环马”，诱冉闵步军于平地决战，下令诸将道：“冉闵本性轻锐，又自以众少，必与我军死战。我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候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必可大胜！” 　　冉闵骑跨朱龙宝马，左操两刃矛，右执钓戟，身先士卒，击冲燕兵军阵，一人斩杀三百多燕兵燕将。远远望见大旗，冉闵知是敌人中军所立，就纵马直冲过去。慕容恪一挥令旗，燕军两翼收摆，把冉闵全军围于中间。如在平日，以冉闵之神勇，会在极短时间内率众杀出一条血路，率万众从中突出。但此次战阵，慕容恪用“连环马”，人马即使死掉，仍旧锁连在一处，形成重重障碍，阻挡了冉闵及其兵众的突围。 　　三面受敌之下，又寡不敌众，激战半日，魏军悉数英勇战死。冉闵虽被围数重，最后仍能溃围而出，向东跑出二十多里后，估计上天绝人，他所乘的朱龙宝马忽然倒地而毙，把冉闵摔于地上。鲜卑骑兵一拥而上，生擒了这位盖世英雄。 　　被俘送蓟城后，慕容俊下令把冉闵缚送大殿，高声斥责道：“汝奴仆下才，何得妄自称帝？” 　　大英雄冉闵虽强龙见缚，仍不减冲天之豪气，他一脸蔑视，声如铜钟，道出了响彻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汉人最强音： 　　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可做帝王？ 　　惭怒之下，慕容俊下令把冉闵送于龙城处斩，终年二十七岁左右。 　　值得称奇的是，燕国境内一时大旱、蝗灾四起。处斩冉闵的遏径山周围七里草木尽枯。鲜卑人迷信，又惧崇勇武之人，认为冉闵死后为神，慕容俊就赶忙追谧冉闵为悼武天王，立庙祭祀。“其日大雪”。一股中州英雄气，直入霄汉化雪来！ 　　鲜卑乘胜而进，大军进围邺城。留守的冉魏大将军蒋干见情势危急，就派缪嵩、刘猗两人奉表于晋，表示要归顺司马氏。东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进驻棘津，拦下刘猗两人，索要传国玉玺。 　　缪嵩又跑回邺城，表示晋将要求得到传国玉玺才相信是真归顺。蒋干一时沉吟不决。戴施得玺心切，“率壮士三百人入邺，助守三台”。他面见蒋干，说：“你先把传国玉玺给我，放在我这里保管。现在城外盗贼横行，不敢立即送回朝廷。但皇上听说玉玺在我这里，定知您投顺至诚，马上会派军运粮而至。” 　　见戴施说得有理，蒋干把传国玉玺交出。戴施假称派都护何融出外迎取粮草，暗中令他怀揣传国玉玺送回京师。至此，象征皇权正朔的传国玉玺重归晋朝。“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版天子’。”一块玉石大印，其象征意义之重大，超出常人意料之外。如果没有这块玉玺，东晋皇帝就像做官没有委任状一样，着实尴尬。 　　鲜卑攻城甚急，蒋干横下心，师锐卒五千及数百晋兵出战，寡不敌众，大败。不久，城中军将打开城门投降，蒋干、戴施等人只得缒城而下，逃归仓垣。 　　冉闵皇后董氏及太子冉智均被生俘，送往蓟城。数位冉魏高官自杀殉国。冉魏灭亡，立国三年。 　　慕容俊对外诈称冉闵妻董氏进献传国玉玺，赐董氏为“奉玺君”。很快，这位鲜卑人称帝，改元元玺。 　　石虎当政末年，兵役繁兴，天灾人祸，中原广大地区的农业已经一蹶不振。冉闵建国之后，连年累月与胡、羌攻战，汉族士民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自永嘉年间（307—312）匈奴刘氏军队残掠攻杀，“中原萧条，千里无烟”。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入徙，大多是被当权者迁入中原地区：318年，石勒迁羌、胡、氐族十万余落于河北诸郡；320年，刘曜迁巴、氐二十多万于长安；329年，石勒又迁氐、羌十五万余户于河北；332年，石虎把氐、羌数万户迁至关东，并命氐酋苻洪（蒲洪）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并以羌酋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居清河滠头（今河北枣强）。 　　冉闵下“杀胡令”，是想从根本上消除各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严命“青、雍、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于是，中原再次大乱，移民之间也“互相杀掠”，加之饥饿疾疫，最终能活下来的不足五分之一。苻洪之子苻健率众入关，在关中建立苻秦政权；姚弋仲之子姚襄也率众西归，三原一战，被苻氏打败杀掉，其弟姚苌率众投降。 　　所以，冉魏的汉人政权孤掌难鸣，处于群胡的包围进攻之中，最终不敌而亡国。经过大战、饥荒以及无数次的杀戮幸存下来的二十多万汉人，对胡人杀戮残虐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就聚集在一起奔向黄河，抢渡之后，准备投奔东晋政权。但东晋的征北大都督禇裒提前回军，这二十多万汉民最终皆被依次阻截，被各少数民族兵士报复性地屠杀殆尽，成为冉魏政权灭亡之后的一个大黑色感叹号。

北姑

	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1109 国内粟特研究综述  -------------------------------------------------------------------------------- 作者：程越 [2001-12-4 16:56:25]       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     到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他们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20世纪以来，随着对粟特语文献的解读成功，和亚洲腹地不断进行的考古发掘，国际学术界对于粟特本土社会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在几辈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开展。我国学者对粟特历史的探讨，大体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有上百篇论著（包括考古报告）发表，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粟特人名称辨析与粟特本土研究     在有关粟特人的文献记载中，汉文文献无疑是最丰富的。1930年张星_《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在第5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等章中多处涉及粟特，1978年经朱杰勤校订后再版，改名为《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更为充实。张氏认为《魏书·粟特传》是对古代阿兰人的记述，肖之兴则认为该传记载的是中亚的粟特（《＜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文史》第１５辑）。余太山进一步指出粟特曾遭＿哒统治（《＜魏书·粟特传＞辨考》，《文史》第21辑）。洪涛《关于康居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亚研究》1991年第3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陈寅恪论述了河朔地区中亚胡人的聚居，并提出柘羯、羯胡、杂种胡都是粟特人的异名，他们构成了安史武装力量的主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后来他又著《以杜诗证所谓杂种胡之义》  （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重申以上观点。黄永年《"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文史》第８辑）完全不同意此论点，认为羯胡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带有敌忾的泛称，柘羯是勇猛骑士的泛称，杂种胡是若干少数民族的统称。芮传明则认为柘羯是游牧民族组成的骑兵，与曳落河同为军事组织，并与奥斯曼帝国军制有渊源关系（《"曳落河"、"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３期）。    蔡鸿生《〈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第26辑）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推测"胡律"的实行，认为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西境，居民多以贩运丝绸为生，实际是商民自治的"自由市"或"商人共和国"。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张广达负责粟特地区历史、地理、民族和语言方面的释文，重视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周连宽《__利考》，《飒秣建国考》（《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都对有关章节作了考释。穆德全《西域"粟特"考》（《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研究了昭武九姓诸国的地理位置和沿革，指出回族继承了粟特人的经商传统。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讨论了712年阿拉伯与粟特飒秣建之战的重要性，以及双方签定的飒秣建条约。同年，东突厥与驻守飒秣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起因是前者为追击突骑施残部而进入粟特。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考证米国首府钵息德城就是今天的喷赤干，叙述了米国的沿革，以及米国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熊义民《粟特昭武王室考》（《暨南学报》1993第1  期）认为粟特地区的昭武王室在东汉中期就已确定了，历经数百年，直到唐代还兴盛不衰。     周延龄《对syspyr  MLK“钱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考订了国王世夫毕、代失毕与屈术支的统治年代和承继关系，认为syspyr  MLK“钱币上的syspyr王是一位我们尚不明了的康国王。此外杨宪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收入作者四十年代写的一些考证文章，包括《粟特国考》、《隋代的康国都城》、《昭武九姓国考》、《康昆仑与段善本》、《康昆仑与摩尼教》，亦可以参考。 二、粟特语文献研究     现存的粟特语文献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非宗教文书，其写作年代集中于８至１１世纪，多数是从穆格山、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目前我国学者对粟特语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在外国学者释读基础上进行的。龚方震（《粟特文》，收入《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均曾著文介绍粟特文及其文献，前者还附有字母表和图版。伊不拉音·穆提依《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概述了粟特人活动和粟特语的演变。王叔凯《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传播》（《敦煌学辑刊》第3辑）也涉及这一专题。     我国学者集中研究了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和中亚出土的穆格山文书。王冀青、陈国灿均发表了二号信札的译文，关于信札的写作时间，王文倾向于东晋初年,以为所述系永嘉之乱西晋怀帝被俘一事（《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文则持313年说（  《敦煌所出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期）。林梅村从考古地层和信件文义分析，提出此信撰于202年说（《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984年马小鹤以《公元8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诠译了若干粟特语、阿拉伯语文书，阐明了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经历和八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全文刊载于《中亚学刊》第３辑）。日本学者吉田丰、森安孝夫和新疆博物馆合作发表了《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译文刊于《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释读了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买婢契。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推测胡女入华始于公元1世纪末，早在东汉年间西域商胡已深入到黄河流域长安洛阳经商，并把胡女卖给东汉权贵和洛阳酒家，此风至唐代更炽。对于粟特文买婢契，林氏考订奴婢买主不是汉族而是定居高昌的石姓粟特人，"秦城"即高昌国都，契约属废弃的档案，被当作随葬品埋入书佐帕图尔的墓中。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利用汉文史料对碑文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了新的解释，如"中国君主 kwts“tt"是阿史那库头，"摩诃特勤"是佗钵可汗等，并推测碑文的作者是在突厥为官的粟特侨民。 三、粟特人的分布与墓志铭考释     对于粟特人在各地分布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唐长孺论述了魏晋时期卢水胡、羯胡中粟特人的成分，以及他们在秦陇、巴蜀等地的分布（《魏晋杂胡考》，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对唐代昭武九姓聚落的分布、迁徙、延续情况做了一些介绍，认为其中对唐代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分布在灵、夏二州南境的六胡州。隋代昭武九姓在突厥汗国即以部落形式存在。粟特人的东来是沿着怛逻斯河、楚河流域推进的，葱岭以东包括蒲昌海地区、播仙镇、西州、伊吾、长安、蓝田、洛阳、灵、盐、夏州和后来的云朔等州，范阳、营州的柳城等地都有昭武九姓部落。钮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对六胡州的建置、沿革与地望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进一步讨论了"康待宾之乱"的性质和影响。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也探讨了这个问题。       姜伯勤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了粟特人在吐鲁番等地的活动《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1985年第5卷第1、2、3期）。陈国灿《魏晋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讨论了河西胡人主要是粟特人的聚居，并提出８世纪中叶敦煌从化乡的粟特居民来自且末河流域（《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宿白指出武威居民中可能至今尚有粟特人之苗裔（《武威行（中）》《文物天地》1992年第7期）。卢兆荫《唐代洛阳西域昭武诸国》（《河洛春秋》1993年第3期）认为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有粟特人移居洛阳，唐代移民的身份包括昭武九姓上层统治者的后裔和胡商，居住地集中在北市和南市附近。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根据本世纪以来各国考察队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_卢文尼雅俗语等材料，大致勾画出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各绿洲王国如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的普遍存在，从而加深了对粟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石刻史料尤其是墓志铭是研究粟特人的重要依据，30年代向达就对米萨宝墓志进行考订（《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6卷2号）。近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又有十余篇。其中在宁夏固原出土的史道德墓志引起较大争论，对其族属有三种说法，即认为史氏是粟特人后裔、十六国时期流寓凉州的汉人史淑之后裔、奚族内迁者之后裔（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文物》1987年第12期；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裔》，《文物》1991年第5期；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文物》1988年第8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首先对志文中的史实加以考释，明确何文哲的身份，接着论述了见诸史书的何国人，何国及昭武诸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唐朝对昭武诸国将士大臣的信用。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辨》（《考古》1986年第9期）进一步指出仕唐的昭武九姓后裔，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华化，但在婚姻问题上仍然保留相互联姻的习俗。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报告了墓葬结构，墓内壁画，墓壁石刻和随葬品，收录了墓志全文。陈志谦《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文博》1989年第2期）研究了安元寿的族系，履历，及葬式，指出由于受到卜筮之风的影响，翟氏在去世30年之后，才得与夫合葬。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考释了米继芬墓志。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叙述了墓葬形制，结构与随葬器物。赵俪生、温玉成《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以及上引张广达文都对安菩墓志进行了考订。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收录了何氏墓志拓本。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公布了盛唐前后何氏家族墓的掘资料。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隋史勿射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10期）介绍了墓葬形制，壁画内容与出土遗物。       夏鼐早年对康阿达墓志的考订也已发表（《陇右金石录补正》，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此外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二集，收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中华书局1987年）、温玉成《  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均考订了一些与粟特人有关的石刻史料。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就搜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认为在太原、获鹿、建康、固原等地有粟特人定居。他们的后裔散居各地，最终与汉族同化，可以从通婚、葬俗、宗教信仰看到同化的过程与表现。可以肯定，安史之乱以后，入华粟特人与本土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上离土经商以及迁徙定居多是男人的事业，同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到了宋代，粟特人已与汉族完全融合。  四、粟特人的社会活动       商业活动构成了粟特人的经济基础。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古代史研究》），认为  东汉的洛阳、河西有大量西域商人，到了魏晋时期，西域胡人除了在北方活动，还随汉族向长江流域迁徙。北朝的平城、洛阳、邺下，南朝的益都、建康等  地都曾是商胡活动的中心，他们华化的情形也越来越显著。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谓"贾胡"之中，粟特人占了多数。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唐代中期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达到极盛，他们的经商路线不仅沿用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而且经由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促进了欧亚内陆的多边贸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粟特商人从行商转变成坐商，在长期留居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国内贸易的活跃成员。随着商业活动的拓展，大批粟特移民的迁入，入华粟特人参与中原政治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在8世纪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分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收录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确定其属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修订了原书的断句与释文，由文书记录的买卖双方主要是昭武九姓胡人，推断"称价钱"主要是向在高昌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胡征收的某种商税，并计算了大致的税率。从奏文看，买卖是大宗的批发交易，征税以银钱结算。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麴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研究在高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主要是以康国为主的粟特九姓胡商，所经营商品多是东西方的名贵土特产，波斯银币是当时使用的硬通货。程喜霖《〈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施罗等请过所案卷〉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揭示了以昭武九姓为主的兴生胡结成商队，来往于安西、西州、长安间，以兴贩为业，从事牲畜贩运、突厥奴婢买卖和丝绸珠宝经营。钱伯泉《从祀部出土文书看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袄教及粟特九姓胡人》（《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证实许多粟特人长期居住在高昌国，被编入户籍，甚至当上了官吏，成为正式的国民，逐渐融合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中。     李志敏《"纳职"名称考述－－兼谈粟特人在伊吾活动的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93年第3  期），考证纳职源于粟特语"新的城"，粟特人曾在突厥保护下施政于伊吾。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对胡姬的指称范围，酒家胡的族属、经营特色、盛行时代及分布地域，在东西方文化、经济交往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论述西州的译语人多数为少数族，少数族中主要是昭武九姓胡和突厥人，他们都是西州本地人，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军事行动、商品交易和案件的审理。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兴盛的原因》（《历史教学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归纳了商品交换兴盛的三条原因。有关这个论题的论文，还有高子华《唐代前期粟特人的经济活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3期）认为五代时期的粟特人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中原的政治活动，其参加人数之多，渗透面之广，以及成功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五代时期的粟特人绝大部分为世传的骁勇武将，其品性迥异于隋朝和唐初以经商、歌舞见长粟特人。原因在于唐初以来他们得以在中原内地建立高度独立的政体，具备了优良的军事技能，多次参与重大政治斗争。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综合研究了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向东、向中亚北部地区的移民和各项社会活动。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第8期）释读了一支有关"粟特胡"在楼兰活动的木简。 五、粟特人与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       粟特人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巴托尔德将其与腓尼基人相提并论。20年代桑原骘藏撰《关于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被《燕京学报》誉为"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叶"。在其影响下，冯承钧著《唐代华化蕃胡考》（《东方杂志》27卷17期，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冯氏关于粟特研究的另两篇文章，  《中亚新发现之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和《何满子》也收入本书），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后者尤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名著，向氏以唐代长安为中心，从流寓长安之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之乐派与乐舞、西亚新宗教之传入等方面论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其中粟特人占重要地位。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国为氏的粟特人姓氏。       80年代以来，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分析了粟特人的社会和精神文化，包括婚姻、家庭、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等。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供品试析》（《文史》第31辑）指出九姓胡入贡的路线，大体上始于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自624年至772年，共入贡94次，尤以玄宗朝为频繁，主要缘于阿拉伯人对中亚两河流域的步步进逼。九姓胡的贡品可以分为动物、植物、矿物、织物、器物和食物六类。其中不乏粟特本地土产，而转贩之物更多。可以看出九姓胡诸城邦地处中国、印度、波斯和拜占廷四大文明汇聚之区，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  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提出粟特人中有信仰摩尼教者，并对回鹘奉摩尼教产生决定性影响。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摘要）》（《敦煌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比较了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指出吐鲁番地区第二类联珠纹锦可能产自粟特地区。     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认为从内蒙古李家营子辽墓中出土的带柄壶、带柄杯、椭圆形杯、盘、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在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为大。其年代为七世纪后半到八世纪中叶。此地以及北方其它的一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的桥梁及媒介作用最为突出。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论述唐代金银器皿中的"西方风格"，可以归为粟特、罗马－拜占庭、萨珊等系统，其中与粟特有关的器皿中，一部分是输入的粟特银器，另一部分是唐代仿粟特器物制造的器皿。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分析公元5世纪粟特分裂，形成15个小国家，"昭武九姓"之"九"形容其多，并非确指。粟特人善于经商，先以姑臧，后又以长安为经商基地，同时开始向中国移民，高昌、敦煌及河西是早期移民的热点。随着经商与移民，九姓的文化也开始东渐，其中乐舞和火祆教的影响较大。韩志刚《宁夏盐池唐墓石刻所反映的胡旋舞》（《文博》1994年第3期）分析了胡旋舞在唐代风行的原因与主要技法。       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指出6世纪末到7世纪中期，突厥汗国曾长期控制粟特诸国，此后直到8世纪前期突厥部族还和那里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粟特人与突厥通婚、杂居，在突厥汗国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之间互相交流，进而相互渗透。粟特人在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粟特人经突厥由北向南进入内地并定居下来。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促进了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芮传明《突厥第一王国时期粟特人对东西交通的贡献》（《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指出粟特人在政治上参与突厥汗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的外交，在汗国内组成胡部。在经济上向游牧地区移民，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在文化上促进了突厥文的创造和祆教的传播。       回顾六十余年来的粟特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主要得力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繁荣和学术振兴。现在看来，为把我国粟特研究推向更高 一层的新水准，亟需要作的事情有：第一，必须加强直接释读粟特语材料的能力，充分利用国外学者已经研究的文献和国内新出土的文书，争取更深入地把握粟特本土和入华粟特人的历史文化变迁。第二，进一步发掘汉文史料，这是最丰富多彩的，正史以外，类书、小说、墓志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还蕴藏着大量被忽视的材料。如果我们同时注意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其他语言文字的记载，也将使对汉文史料的解释更加深入。第三，从考察粟特人与其周边各族历史关系的新视点出发，粟特人及其后裔在隋唐以前、中晚唐以至五代宋初的活动，他们与突厥、吐蕃、回鹘的关系，以至将其与后来的回回人等商业民族的比较，都值得作更细致的专题研究，如此将深化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汉民族形成等重大课题的认识水平。

北姑

	中亞的粟特人基本上不是被融合成烏茲別克人的話，就是形成塔吉克人耶。

冰川天女

	这么多年了还谈爽不爽干什么

爱聊分子

	又不是老鼠！哪里繁殖那么多给人家汉化啊。

僚仔

	学习学习

lydmwp

	不道楼主所说的越系汉族是指什么？是不是指南方汉族，要是指南方汉族，那么我觉得最可信的是李辉博士的一文《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请到网站http://li-hui.net/Documents/1publication.htm下载A25一文。如果我们假定起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化扩散之前南方原住民族的Y类型频率现在基本一致的话，南方汉族中南方原住民族的成分应该是不多的。分子方面分析（AMOVA）进一步显示北汉汉族和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南方汉族在父系上与北方汉族非常相似。但在mtDNA方面的分析发现，南方汉族稍接近南方原住民族（百越），表明南方汉族的女性基因库比男性基因库有更多的混合成分，这表明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南下的古北方汉人的后裔，其中南方原住民汉化的部分极少，但南方原住民的母系（线粒体）却对南方汉族的遗传影响很大，在外貌体征上我们南方汉族和南方各少数民族较接近，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北方汉族是南方汉族的同宗兄弟，而南方各少数民族是南方汉族的表亲。

gdw213

	百越基因南方汉族人里比例相对高些，北方除山东外各地几乎没有。中国南方为什么各方面发展的优于北方，正式由于百越基因的优势表现，因为南方人的百越基因比例大，日本之所以强大也是由于日本人的基因里有35%左右百越基因，百越基因的优点是生活态度积极上进，主动乐观，平等博爱等等，缺点是缺乏远见，有时看人看问题表面化，但个性独立，做事情塌实敬业，是中国人里最优秀的表现，台湾香港等地人的素质比大陆北方要好的多，北方除了山东人以外，大都懒惰自私，好妒忌，喜欢背后挑拨离间，搞关系，走后门。韩国人为什么不如日本，是因为没有百越基因，所以东南亚的成就几乎可以归功于百越基因。

leet007

	北姑是历史系的吗?怎么历史知识这么丰富,在论坛上也不好找到第2人

rauzking

	赞同上述观点,百越基因属于优秀基因.

hyker

	哦，我说，各位兄弟民族姐妹们！你们认为自己的民族优秀就优秀吧，干什么把我华夏汉人贬低呢，把我华夏汉人贬低，就能突显你们优秀的基因和血脉吗！这就是你们的素质和本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