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一块被闲置的旅游文化基石

阿布

	夜郎－一块被闲置的旅游文化基石                                        熊宗仁 　　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死传》中首次记述夜郎史事后，夜郎便开始为世人所关注。作为历史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治实体，夜郎存在的时间不过二百余年，但夜郎作为一种文化，不仅没有随着夜郎国的灭亡而消失，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沧桑反而魅力无穷，更由于事出有因却是张冠李戴的“夜郎自大”典故而家喻户晓，给人以多方面的警示和忧遐思。今天，寻求贵州旅游最佳文化定位或增加贵州旅游资源文化含量时，应该充分利用夜郎文化这块久被闲置的基石，作为贵州旅游文化金字塔的基础材料之一。 　　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化，而是泛指夜郎国时期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它是贵州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基因、源头和干流。 　　人们对夜郎文化的记述与研究，两千多年来从未中辍。新中国成立以后，夜郎考古和夜郎文物的发现，积累渐多，但在有关夜郎文献的发掘、搜集和整理、研究中，因汉文献的记述相互牾，陈陈相因，研究者众说纷纭，且同中有异，异有有同。就在有关研究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以彝族文献的发掘、整理的研究为樗，伴以布依族、仡佬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说和现时生产生活习俗的应照，以及族谱、家谱的利用，突现出少数民族文献在夜郎文化研究中难以估量的价值。而现代科技如碳14测定、铅同位素测定等在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应用更有力证明和显示了夜郎文化对贵州文化的渗透力和幅射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贵州旅游产业，在夜郎文化的发掘利用上虽已星光闪烁，四处开花，但总体上却是肤浅的、零散的、表象的、有的更属荒唐的牵强附会，且因你争我夺，相互否定，致使本来坚实厚重、底蕴丰富，大支撑贵州旅游文化的这块基石整体上被冷落、被闲置。这岂止是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与利用上的遗憾，更是贵州旅游业缺少文化内涵而迄今难以有世所公认、独树一帜的文化形象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当前西部开发大潮的涌动、西部省区旅游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的关键之时又为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契机。1999年10月，在贵阳召升的“99夜郎学术研讨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夜郎热”，把关心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们的视线牵引到夜郎文化这块瑰宝上。从学术意义上看，尽管研究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但对夜郎文化价值与意蕴的影响和认识，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丰收。会议参加者之踊跃，争论之热烈让人惊异，而新闻媒体的关注更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初，先后报道和反映这次研讨会的新闻媒体和杂志计有：《新华社电讯》、《贵州日报》、《贵阳晚报》、《贵州都市报》、《贵州商报》、贵州电视台、贵阳电视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民晚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华侨报》、上海《文汇报》、《光明日报》、《贵州文史丛刊》、《贵州民族研究》、台湾《黔人》杂志等等。会议前后，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家、艺术家，瞄准了夜郎文化，意欲在商业上、艺术上创造一番业绩。这实实在在反映了海内外对解开夜郎千古之谜的关注，更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以贵州地域和贵州民族文化为载体的夜郎文化是贵州独有且世所公认的。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即参与贵州旅游的策划与宣传，也曾在撰文宣传贵州旅游资源时提及夜郎文化，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何识得其连城的价值?参加’99夜郎学术研讨会后，萌生了这样的思想：夜郎文化能否成为贵州发展旅游支柱产业的文化定位或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旅游是现代人生活中一种全方位的文化摄入与享受。旅游业正是适应人们的这种需求的朝阳产业。当今世界的旅游业早已跨越了游山玩水的初级阶段，跳跃式地进入了全方位的文化服务及综合开发、多层次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新时期。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旅游业却难以大步跳跃，究其原因之一，便是没有确立发展旅游产业的文化定位，或者说没有强调注入、突出、整合、提升、创新贵州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缺乏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和幅射力的文化品牌。一句话，贵州旅游的文化基石脆弱、浅薄，难以支撑作为全省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产业。 二       多年以来，贵州旅游产业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基石，但对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文化品牌游移不定。迄今似定非定，或虽有定位但总觉未能与人相区别并突出自身特色。而且作为旅游产业文化基石的这种文化，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功能呢?这是贵州在确立旅游的文化定位时必须考虑的。当然，构筑现代化的、历久不衰而又独具魅力的旅游文化，其基础应是多方面的，它的基石也是多块而不是仅有一块，应是不断补充、相互联结支撑的多块基石的牢固结合。夜郎文化可以作为发展贵州旅游产业的一块文化基石，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的品质和功能： 　　第一，夜郎文化可以作为贵州旅游业的文化基础。今天贵州地域有文献可稽考的历史，几乎与夜郎及其前身牂牁的历史一致。今贵州主要地域在秦汉时期与中央王朝和周边的关系，最为突出而彰显于史书者，莫过于夜郎的史事。即使在夜郎灭国以后，魏晋以降直至当今，在原夜郎遗民主要居住的地方，或夜郎的影响力尚大的地方都设置郡县，或仍以“夜郎”为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从唐代以后，特别是明代贵州建省后，不少人习惯上把“夜郎”当作贵州的代称。唐代诗人李白流放夜郎中道赦返前后所写的诗歌，其中的“夜郎”地当指今贵州无疑。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夜郎的原住民和主体民族的论争尚未取得共识，但无论持何种说法的学者，在认定自己所说民族的先民是夜郎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体现者的同时，都没有否认其他与夜郎相关的民族及至夜郎灭国以后进入夜郎故地的民族同样受到夜郎风俗习惯、信仰及其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与夜郎的原住民和主体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由夜郎国时即代代传承下来的夜郎文化的影响。夜郎文化所包含的成份，如物质生产与生活、交换方式、家庭与社会、语言、风俗、科技、宗教、礼仪、道德、艺术、规约、禁忌等等，以及它们的演化发展，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也都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贵州文化之中。因此，在贵州文化中，夜郎文化既是源也是流，构成了贵州文化的基础之—，当然也能作为贵州 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文化基础。 　　第二，夜郎文化可充当贵州旅游文化的重要心理基础。作为地域性旅游文化基石之一的这种文化类型，它在人们的意念与理念中，既要为旅游业的卖方认同，也要为买方所认同，才会在旅游的过程中有卖方刻意的创造和生产，有买方的积极追求和消费。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形成心理的差异；而心理的差异性，更会突出文化的差异性。有别于同一历史时期别的文化的夜郎文化，其存在和影响的延续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无论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都已经证明，夜郎文化确是与周边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和南越文化有区别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主要为贵州所独有，渗透于生活在贵州的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的心灵之中，不仅影响他们的情绪、欲望、习惯、心理等等方面，而且追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时，都会发现夜郎文化所遗留下来的或显或隐的深深印迹。在对夜郎原住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研究中，无论持仡佬族源、布依族说、彝族说、苗族说甚至几个民族融合说者，都在心理上承认自己生长繁衍在夜郎故地，既受夜郎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创造着夜郎文化，即使在夜郎灭国、夜郎王多同因“夜郎自大”的典故而被世人讥笑后，仍一直有人在其家谱上和口碑中承认自己是夜郎竹王、多同的后裔，足见夜郎王在相当一部分贵州人心目中远祖地位的不可动摇。古往今来，贵州是夜郎的故地。已为学者与普通人所接受。夜郎文化既是贵州文化源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贵州人认可，在国内外也获公认。这是它能加大当代贵州旅游业的文化含量的重要依据。 　　第三，夜郎文化的地理基础与今天贵州创造旅游文化的地理基础大体一致。任何形式的旅游经济的发展，都与特定时间下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夜郎国的疆域，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在历朝历代特别是当代学者从未统一过的争论中，无论对《后汉书》中所载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 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因”作何种解释，执何种说法，都认同夜郎主要辖地甚至主要影响所及之地的主体，是在今贵州地域之内。形成夜郎文化的地理基础，如气候、土壤、地形、河流、山脉、生物、矿产等等，两干多年来除了因人类的活动而改变(如生物资源的急剧减少、矿产资源被发现、开采、利用而减少)之外，其它的要素虽也因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后果而有所变化，但两千多年来贵州是一个没有平原文撑的省分，今贵州省境地貌属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其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境内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境内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的气候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以及土壤类型、植被种类、河流状况等等，总体上并没有多少变化。特别是贵州的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且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构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岩溶生态系统。今天的这种状况与两干多年前相比，大体相同。贵州旅游的自然景观正是大自然的这种惠赐。但影响和创造旅游文化的绝对因素是人的创造力而非自然的造化，对大自然鬼斧神工所造化的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如何进行文化注入和包装，便是今天贵州旅游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四，夜郎文化产生和传承的经济基础与当今贵州所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全国总水平和周边水平相比，有极相似处。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属于“耕田有邑聚”类型，较之那些“随俗迁徒毋长处”和“或土著或移徒”的游牧、半农半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些。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已达到“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初级阶段。但夜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仍处于落后的状态。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我们发展经济上的相对乏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全国和周边各省、区、市相比，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大约唐宋以后，贵州是贬滴罪臣和充军人犯之地。明清之际，也因贵州贫穷闭塞、蛮荒瘴疠，朝廷才有实边屯垦之举。据文献记载，清末贵州之田赋，不及中土之一大县。清咸丰、同治年间为镇压贵州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而有协餉之设，以后演变为邻省和中央政府给予贵州财政补贴的“协款”制度。贵州这种受“协”的地位迄今未有根本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本省情中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三大不利趋势，使贵州文化的发展缺少坚实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三大不利趋势是：一、纵向比较贵州处于绝对高速发展，横向比较却相对大幅度落后；二、与东部地区和周边各省比较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比较反差也没有缩小；三、低素质的人口高增长与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量少的恶性循环仍末得到有效控制。此种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贵州发展旅游业不可能有巨大的投入，旅游文化设施、自然景观的开发培育和人文景观的建造都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搞大、洋、全，只能扬长避短。选择夜郎文化作为增加旅游文化内涵的基石，正适合贵州经济力薄弱的现实，且可扬长避短。 　　夜郎文化的这种品质和功能，已经开始运用于贵州旅游文化的建设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是需要深度发掘、全面整合和充分利用。 三 　　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旅游文化的一块基石，必需首先克服观念中对夜郎文化的偏见和误解。“夜郎自大”的典故似乎成了贵州在旅游业中发掘利用夜郎文化的一道心理障碍。这道由历史迷雾造成和我们自身又不断加固的障碍早该拆除。秦汉时期，“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恰说明它曾创造了古代西南地区较先进的文明。故汉武帝平定南越奴隶主反叛时，也欲借重夜郎的十万精兵。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也经过夜郎。正是夜郎一度有过的辉煌，令汉王朝格外看重，才与滇王一道受金印册封。虽然以后夜郎县花一现的文明因其封闭、虚骄和不能与时俱进而过早地凋谢，夜郎国亦因其胁迫旁小邑反叛中央王朝而遭灭国之灾，但夜郎的影响却历久不衰，它所闪耀的古代文明之光也并未熄灭。　　  夜郎自大的典故，源于“汉孰与我大”之语。但最先说此语者，却是与夜郎王同样闭目塞听却又妄自尊大的滇王尝羌。只是此后汉使到夜郎，夜郎王多同又用“汉孰与我大”相询。一般人置滇王尝羌于不顾，遂把夜郎自大的典故硬与贵州相联系。　 　由于夜郎自大的典故广为传播，有人竞以夜郎自大来讥笑贵州；而一些贵州人却默认了这一笔世代因袭的冤枉债；更有甚者，因怕别人讥笑为“夜郎自大”，从心理上反而走向自卑自弃的另一极端。著名的古史专家徐中舒教授在研究夜郎的文章中曾认为：“往昔学者对于夜郎史迹未及深究，遂以‘夜郎自大’反唇相 讥，是不是有些过分呢!”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夜郎王继滇王之后，询问“汉孰与我大”，除了他对自己在西南夷中的强大与富足而自豪、自信外，也包含有急于想了解外面情况的求知欲。如果我们提升这种求知的热望的评价，翻新典故，不也是文化上的一种创造吗?　　 　　对夜郎自大典故的追本溯源和意义翻新，不是要为夜郎王洗雪冤情，重要的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消除外面的误解和我们自身的心理障碍。其实，对夜郎王的历史评价是褒是贬，并不涉及对夜郎文化的褒贬。我们勿需为自己承袭了夜郎文化而自卑，更不必割断夜郎文化与贵州文化的血脉联系。这是将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旅游文化基石时所必须消除的心理障碍。 　　文化的创造、开拓、发掘、利用，妙在一个“变”字。变弊为利，变小为大，变弱势为优势，变腐朽为神奇，变分散为集中，变旧为新，变无知名度或知名度低为知名度高。选择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旅游文化的一块基石，不仅是对几乎尽人皆知的夜郎自大典故的矫枉与翻新，而且是创造一种他人不可与争的优势。提出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旅游文化的基石之一，是因具有以下优势： 　　1、夜郎文化所蕴含的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造成其神秘感与永久的魅力。对其争论的常盛不衰，更能满足旅游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2、夜郎文化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它能把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与瑰丽雄奇的喀斯特生态系统整合起来，使旅游者在身心的感受方面有凝重而独具的历史感和现实美。夜郎文化中的奇异、清新、质朴、苍凉均能产生在别处领略不到的韵味。 　　3、夜郎文化在旅游上的发掘利用，既可使全省各地已开发利用的夜郎文化资源得以整合，形成优势互补的系统并发挥群体优势。 　　4、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旅游文化的基石之一，可以借史、借事、借人、借景、借物、借情，使我们在扩大已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与外延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发掘和利用夜郎文化必须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前提，不能凭空臆造，只能在有科学依据的空间内加以发挥创造，用文化的真实反映历史的真实，绝不能乱用滥用。 　　任何文化形态在特定时空下的表现，都是过去与现实的结合，是民族性、地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以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发展旅游文化的一块基石，并非复制和回归两千多年前的夜郎故事，不是要当代人去适应古代人的审美情趣。而是寻找失落的文明和原生形态的美，使之与现代美巧妙地结合。夜郎文化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演进，与一切文化演进的轨迹一样，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纷乱到明确，由简单到复杂，由散漫进入系统，以臻于一致与和谐。把夜郎文化引入贵州旅游文化之中，使之与贵州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一致与和谐，创造原生美与现代美、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最佳结合，这也许是贵州旅游业大发展的希望所在。 (作者熊宗仁，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邮政编码5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