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http://www.huaxia.com/zt/2002-37/XingQin/XueShu/GBK/121288.html
生活在海南岛和台湾岛上的黎族和高山族同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他们现在分属两个民族，每族内部又有多个分支，但溯本追源，他们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后发展为两个不同民族和支系，即同源异流。他们与祖国大陆和其他兄弟民族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有深刻的地缘、族缘、血缘和史缘根据，而且在民族文化的各个要素和层面上，都有异乎寻常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当然，也不能排斥其他地区的种族、民族或文化融入其中，但作为黎族和高山族的族源与文化的根源及主流，仍在祖国大陆。充分认识和肯定这种关系，对研究海南和台湾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它们与大陆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地理环境相类似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深刻影响到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的特质与风格。海南岛和台湾岛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被喻为祖国两只眼睛，面积相当，同属热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中间山脉高耸，河流短促，沿海平原面积狭小，其余土壤、生物、水文、地质构造和活动等也很相似。这成为原始居民摄取食物，营造居室，以及其他适应这种环境所采取生产生活方式，即原始文化相同或相似的自然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地史研究表明，海南和台湾都属大陆型岛屿，即原为大陆一部分，后因地壳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与大陆分离。海南岛就有过两次与大陆分合的历史，最后一次是全新世早期，距今约7000年，海面上升，海南再次脱离大陆，成为海岛，而台湾也在这个时期最后与大陆分开，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形成。在此之前，是海平面下降时期，台湾海峡地区曾为平原或浅水区，方便大陆或南洋一些地区的原始人类往来，有可能陆行或使用独木舟进入两岛。据C14测定，作为海南、台湾与大陆和东南连接点及交通枢纽的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的时间距今5000年［2］，此前因为海平面较低，南海周边地区的原始人类与两岛交往也甚有可能。
因为海南和台湾脱离大陆的时间既短，从生物进化的原理视察，在一个狭小的岛屿范围里，不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所以岛上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而应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迁入。类似事例已从两岛动物区系演化中得到验证。例如因为老虎出现时间比两岛形成的时间要晚，而老虎又不能在孤立环境下形成发育，所以两岛从来无虎。汉初，登上海南汉人见马上“亡马与虎”［3］。台湾也有同样记载，清雍正黄叔璥《台湾使槎录》说：“山无虎”，“故鹿、麇、獐、麂之属成群遍野，为之害，野牛最蕃滋” ［4］。这极利于畜牧业发展，牛羊可以野牧，无须专人看管，明代海南“牛羊被野，无冒诏（领）者” ［5］，台湾因无虎使平埔人打鹿业在17世纪十分兴旺“社社无不饱鹿”，故两岛畜牧文化多有共同性，与虎有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匮乏，这不能不是地理环境特点所致。
二、体质人类学特征支持黎族和高山族同源
民族虽然主要由其文化特质决定其归属，但一个群体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对于比较他们的来源也是一个重要依据。
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显示，黎族和高山族与大陆中国人一样，同属亚洲蒙古人种。据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等比较研究，海南黎族12项体质特征与我国华南汉族，包括与台湾高山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兹将有关主要指标表列如下：
黎族、高山族、客家人与南中国人体质比较
民族（系） 指数 体高（m） 鼻指数 眼型 肤色 发型
黎族 80.34 1.63 74.09 马来眼 偏黑 直发
高山族 80-85 1.56-1.65 70-85 马来眼 黄棕 波及直发
客家人 80.5 1.65-1.58 80-88 蒙古眼 黄色 直发
南中国人 79-80 1.61 70-99 蒙古眼 黄色 直发
资料来源：（1）张振标、张建军：《海南岛黎族体质特征之研究》，见《人类学学报》1卷1期。1982年8月。（2）曾昭璇：《人类地理学概论》第56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另外，民族学者选取包括高山族在内国内9个主要少数民族15项头面部测量性特征与黎族比较，结果是“黎族与广西汉族最接近，其次与湖南汉族以及台湾省的高山族和台湾平埔族也都较接近” ［7］。这些资料表明，黎族和高山族的起源和进化与中国内地人一样，具有同一渊源，只是他们所处地理环境有差异，形成某些体质特征略有不同。正是后者，成为他们后来分属不同民族（系）的自然基础。
当然，也有研究指出，无论黎族还是高山族都有南方黑人某些特征。此说由来已久。近年有论着用聚类统计方法研究黎族指、掌纹，认为“与其他东亚、南亚的沿海居民一样，黎族的个别掌纹特征表明存在着黎族和某些黑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 ［8］。而台湾高山族为岛上最早居民自无可置疑，但其来源也流行不同说法，其一说：“台湾最早居民中，一如菲律宾有小黑人存在的事实” ［9］。即黎族和高山族的来源都不是唯一的，可能有多个来源，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实际上，我国南方汉唐以来普遍蓄养“昆仓奴”，即南方黑人，其血统当然会融入汉人中。东汉杨孚《异物志》即载从海外来岭南黑人“齿及目甚鲜白，而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广州、顺德、三水等地汉墓出土陪葬陶桶中作为“灯座”陶人桶亦为南来黑人。所以黎族、高山族一如岭南其他民族（系）一样，具有黑人血统并不奇怪。但不管怎样，从人类迁移和历史发展趋势看，原始人类从中国大陆迁往海岛应是主流，上述"南来说"并不能改变这个总的方向，倒为这些民族多源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考古发现显示黎族、高山族同源
近年考古发现显示，在我国大陆南方、海南和台湾都发现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内涵均属于大陆古越族之前的古人类和古文化，且组成一个完整古文化系统，有力地证明黎族、高山黎与大陆古越族同一来源。
在海南近年发现多处石器文化遗址，其中包括三亚落笔洞距今约一万年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石片石器，陵水大港村、石贡、旧县坡等距今6000-7000年新石器中期磨光石斧、石锛、砺石和各种夹砂陶器，陵水古楼坡、文昌吕田坡、定安佳龙坡距今3000-5000年新石器晚期的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平肩长身石铲、大石铲，以及板沿口釜、罐等器物，还有各遗址以云雷纹、菱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饰物为代表的战国至秦汉几何印纹陶等，其风格与华南各省区出土同类器物文化内涵相一致，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发展变化规律也相一致。在排斥了海南具有从猿到人进化的可能性之后，这些不同时代器物无疑主要是华南大陆古人类带到岛上或在岛上创造的。这些古人类极为后来古越人［10］。
在台湾台南发现古人类“左镇人”头骨化石距今约3万年，与北京山顶洞人同属旧石器晚期。又据日月潭孢粉分析，1.2万年前当地可能发生伐木和农业活动［11］。而距今约5000年新石器遗址在台湾分布更多更广，例如台北圆山、大坌坑、北部沿海土地公山、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出土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和彩陶等，质量和风格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近。另在台湾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发现与圆山文化同时代距今约4500-3000年凤鼻头文化各期（1-3期）的陶器、贝丘、石斧、石锛等亦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同类器特有很多共性。人类学者林惠祥教授比较以上器物后指出，台湾圆山文化是由大陆东南传播过去，传播路径以福建较有可能，因两地距离较近，中有澎湖列岛。而进入台湾古人类，主要应为大陆古越人。
海南、台湾新旧石器和陶器既与大陆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则说明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文化风格若有小异，应为古越族内部有不同分支所致。如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骆越等，皆为古越族分支，他们进入海南和台湾，后发展为黎族和高山族，成为岛上最早居民。
四、文化人类学特征显示黎族和高山族同源
文化较之血统，对民族认同更为重要，而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识别和民族比较的主要标志。语言、风俗作为此较稳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对比较黎族和高山族的文化人类学特征更具重要意义。它们的共同性或类似性。同样说明两族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1、语言比较 黎族和高山族在迁移过程中，语言会发生变异，尤其进入海岛以后，在与汉族交流接触中，也会失去自己一部分语言。但不管怎样，民族语言仍是语言主体，并与母语有千丝万缕联系。通过比较，可发现黎族和高山族语言颇多共性，皆以古越语为母语，后来才朝着各自方向发展，呈同源异流模式。
比较语言学表明，黎语和高山族使用语言（旧称番语）同为胶着语，有一字数音特点，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而古越语也是胶着语。例如“船”，古越人称为“须虑”［13］。古越语后随民族迁移，发展为不同分支，但作为底层语言仍保存下来，古今都在使用。海南黎族前称俚人，《隋书·地理志》载“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无独有偶，台湾高山族也保留同样语言习惯。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台湾高山族“呼民人为弥磷”；《隋书·地理志》则记高山族首领“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日多拔荼”；明末陈第《东番记》也说高山族首领被称为“大弥勒”，也一字数音；到清代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和《台湾府志》等史籍所记“番语”也列举一字数音之例。近人徐松石教授收集、整理了大量案例，如“头”字，台湾土语称“乌颅”，“目”称“麻撒”，“肩”称“歹一八”，“膝”称“希鲁盾”，“足”称“丁丁”，“死”称“马歹”，“水”称“喇淋”，“盐”称“几鲁”，“铁”称“麻里”，“海”称“麻翁”等。而“女婿”称“阿郎”，与广东北江瑶族、广东南都、广西东南部粤方言对女婿称谓相同［14］，显示台湾高山族土语与大陆汉语有渊源关系。虽然黎族、高山族内都有多个分支，但语言的这种共同性没有变化。例如黎族“古称鸯舌着为南蛮，岐（黎族一分支）瑶诸种是也，若充类言之，则吴越无不是也”［15］。对于高山族，林惠祥教授指出其语言，“各族不同，一族之中复再岐分，故其种类甚多”［16］。上述吴越有南蛮使用的语言，两地皆为古越人居地，即便用古越语。古越语至今仍残存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和民系语言中。如黎语则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同一语族之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亲缘关系，但它们皆源于古越语。高山族语言既与古越语相通，当然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
2、断发文身习俗 大陆古越人有断发文身习俗，这类记载和实例甚多。它具有多种文化意义，其中作为热带丛林中保护色，为适应地理环境一种方式。黎族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断发文身习惯或残余。海南在先秦古籍中被称为“雕题国”、“儋耳国”，意即文身和戴大耳环。《左传》说吴越人“断发文身”，也包括后来黎族。明顾（左山右介）《海槎余录》记“黎族男女周岁即文其男”。刘成教授1924年在海南调查，黎族文身仅在面部和胸部图案有37式，在手臂有14式，在腿部有13式，共54式［17］，现仍在一些老年妇女中残存，这无疑是古越人遗风。
台湾旧称夷洲或流求，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岛上“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与汉人不同，与古越人断发相似。《隋书·流求国传》则说岛上“男子拔去髭鬓，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妇女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证方，织斗镂皮并杂色狞及杂毛为衣，形制不一”。明陈第《东番记》也说岛上“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清黄叔璥《台湾使槎录》云，“水沙连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不嫁”。1948年曾昭璇教授在台湾考察，见岛北泰雅族（高山族一支）盛行文身，男子文额，女子文面，被称为"乌鸦嘴"，南部各支文身亦相类。此俗长盛不衰，似致男子喜少恶老，头白也不留胡子，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喜欢携带拔胡子工具。断发文身虽非黎族、高山族所独有，我国南万、东南亚、日本南部、南太平洋岛国都流行过此俗，但海南、台湾两族文饰及其文化内涵相同或相类，包括龙蛇、花草、树木、鸟兽等图腾或其他标记，反映他们有着共同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这显然是民族渊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现。
3、祟拜龙蛇等图腾
古越族以龙蛇为主要图腾，祟拜有加，这见于大量史籍，传说和各类建筑、艺术品等。上述黎族、高山族文身图案即反映于这种图腾文化。龙母庙或蛇神庙遍布岭离各地，仅广东德庆县盛时即有300多座，其中悦城龙母祖庙香火最旺，为当地带来可观旅游收入。古越人流徒各地，龙蛇图腾即作为文化转移在当地传播。海南黎族流行蛇祖传说，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云：“相传太古之时，雷摄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与之相合，遂生之女，是为黎人之祖。”类似记载不胜枚举，有些地万黎族至今仍保持禁吃蛇肉习俗。黎族一分支美孚黎文身花纹似蚺蛇，故也被称为“蚺蛇美孚”。黎族中广为流传有“蛇女婿”、“蚺蛇青年”、等人蛇婚配故事，清楚显示黎族龙蛇崇拜文化内涵。
台湾高山族也以龙蛇图腾崇拜至为突出，龙蛇在文身图案中居最显要地位。《隋书·地理志》记高山族“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明张燮《东西洋考》说鸡笼（基隆）、淡水一带高山族"手足刺纹为华美"。此风习传承至高山族各分支。泰雅人文身花纹模仿蛇斑纹，排湾人以百步蛇五角纹为文饰，并自称为蛇的子孙，建筑物和生活器具杯、桶之类皆雕上蛇纹，过去甚至在酋长家里备一小房，作为蛇栖息之室，视蛇为保护神。在台湾历史文献所记习俗，常见“虫蛇”、“鸟翼”等描写和以蛇祖祟拜有关神话，实为高山族原始文化折射。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旧为闽越人居地，对龙蛇祟拜尤甚。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也。”台湾多闽潮侈民，龙蛇祟拜传入台湾，与高山族龙蛇崇拜相互影响，更加剧了此风习盛行。
此外，无论黎族和高山族都相信万物有灵，故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林川泽、树木五谷等都被赋予某种神灵，受到崇拜，这是他们本根文化相同或相近明证。
4、自由结合婚俗 婚姻形态在风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地位，其异同也反映民族文化相互关系。古越人婚姻形式异于汉人，虽也经历了群婚向对偶婚至其后人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但这个进程毕竟比汉人晚，此前有较多性自由和自由结合婚俗或残余。后世黎族“不落夫家”、一夫多妻、早婚、“放寮”、男大女小等风俗盛行，皆为古越人婚俗传承转变异。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节》广东条引旧志云：黎人“男女未配合着，随意所通，交唱黎歌，即为婚姻。”而台湾高山族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莹《临海水土志》记高山族“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或男女相悦，便相匹配”。到17世纪陈第《东番记》说平辅人牵手成婚，“宵来晨去”，18世纪才发展到男子“夜宿妇家，日归其父合作者” ［18］。“夫妇间财，乏共有之例，为夫者不担任扶养其妻；为妻者如旧与其一族耕种田园，自食已力” ［19］，为典型不落夫家习俗。又高山族也盛行与黎族一样的“入赘”制度，“既婚，女赶男家洒扫洒扫屋舍三日，名曰‘乌合’，此后男归女家，同耕并作，以偕终身” ［20］。此外，在离婚，再婚等关系上，高出族与黎族一样享有较大自由，表现了共同文化特质。
5、尚武强悍民风 古代海南和台湾生态环镜恶劣，毒蛇猛兽横行，瘴疠充斥，疾病为患，人类生存困难，势必引起部族之间矛盾和斗争，由此也造就了黎族和高山族尚武强悍民风。其实这也是古越人民性之一。许多文献都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直到中原文化传入，“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21］。但这作为一种民性，仍随古越人南迁带到岛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黎人“平日执靶刀长鞘，多以竹为弦，荷长枪，跬步不舍去” ［22］。明代，黎族中“生岐……弓矢不释手，虽父子，动辄持刀相加” ［23］。此风也盛行于台湾高山族，《临海水土志》说夷洲（台湾）“其王，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丫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对立”，“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而不耐创。诸洞各为部落，不相救助。”到明末，据陈第《东番记》，其人“喜斗而易动，疾战而轻解。起则两社相攻，休则亲戚不仇”。然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但海南、台湾因为海马，外来文化传播比大陆相对要迟，所以其民性变化也相对滞后。后世黎族、高山族对外来势力入侵反抗至为激烈，决非偶然，正是古越人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张扬。
6、嗜食槟榔 我国南方古为瘴疠之地。槟榔含多种生物碱，有消谷、逐水、除痰、灭菌等功效，与南方湿热地理环境相适应，故为古越人嗜好，且世代不衰。唐刘恂《岭表录异》明确指出“不食此无以怯其瘴疠”。此后槟榔又成为礼品，文化内涵有所扩大。古越人迁入海南、台湾、那里瘴疠比大陆更为严重，故食槟榔之风有增无减，实为适应环境一种方式，有其深层文化根源，而不仅是个人嗜好。唐宋以来文献典籍多记海南盛产和嗜食槟榔风俗。宋人王象之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 ［24］。“漫山悉槟榔” ［25］。唐宋时期黎人是海南居民主体，也是岛上槟榔最大消费者。这个地位直保持至今。
高山族嗜食槟榔历史相信很久远。民族学者徐松石指出，台湾“土著人民喜欢嚼食槟榔，他们往往拿扶蒌叶和砺灰一同咀嚼” ［26］。食用方式与黎族完全相同。现今台湾榔槟漫山遍野，消费量甚大，槟榔摊档至为触目，性感十足的“槟榔妹”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这决不是偶然的，乃高山族槟榔文化传承和扩大。此外，两族喜欢饮酒唱歌，喜食酢制食物等习惯如出一辙，充分论明他们为适应相类地理环境而形成共同饮食习惯。
五、共同地名文化渊源
地名作为一种可视和可悟文化景观，其命名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迁移有关，并且地名历史比文字还要久远，透过地名可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现象。
黎族作为古越族一支，进入海南以后按古越语命名的地名颇多，现称为“黎语地名”。故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洞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着……”。这种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地名，称齐头式地名，与汉语地名命名方式相反。在海南黎区，主要有抱（保、宝、报、包）番、什、毛、那、南（湳）等为起首地名，约1000个以上。在广东、广西也不乏这类地名，这已成为黎族源于古越人，从大陆南迁上岛有力凭证［27］。
台湾现今地名有一部分是番语，即按高山族人读音用汉字书写的。高山族语言既为胶着语，其命名方式，构词法和含义属古越语，应当为古越人迁入台湾在地名上佐证。只是合湾经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日本侵占，汉人也大规模迁入，番语地名发生很人变化，保留至今的已成为台湾地名吉光片羽，但仍可借助于地名对比分析，看出高山族来源及其与黎族关系。
埔，谐音有步、（左土右步）、（左土右布）、埠、甫等，意为平地、津渡，码头之类，为古越语地名。广州有黄埔、增步、盐步、官禄（左土右布），四会有华（左土右布）、罗（左土右布）、鹿（左土右布）等。台湾有埠头，埠子头、后埠、老埠、新埠、埠塘等，部分为齐头式，部分前为汉语修饰语，谅是汉人到来对番语地名改造所致。
圳，粤方言指水沟。广东有深圳，广州有圳口，南海有梅圳，三水有圳东、德庆有圳边，封开有圳田、圳竹等。台湾有圳寮，圳头、横圳、深圳、过圳、圳岸、圳堵等。这不是偶然凑合，粤方言（广州话）由古越语融合汉语等而成，台湾“圳”字地名亦应与古越人迁移有关。
南或湳为典型古越语，作为地名与方向无关，意指水。据1982年地名普查，海南有这类地名255个。琼山有南渡江、湳渭溪，定安有南远溪、湳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有湳滚泉，临高有南定讯，陵水有南陵山，东方有南龙江、南浪村，以及南圣、南坤、南罗、南闾、南美、南头、南口、南丰、南阳等，遍及全岛，但以黎区居多。雷州半岛不乏这类地名，如海康即有50个，如南六、南畔，南田等，徐闻有南陈、南上、南洋等，当然个别南字可能指方向，但不改变它主要为古越语含义［28］。台湾也保存一些湳字地名，如湳子（云林）、湳雅（新竹）、水湳、湳潮、大湳、芦竹湳（苗栗）、草湳、湳墘、湳仔等［29］。这些地名无疑是古越语地名遗存。
台湾多山地，“台（湾）地诸山皆从番语译出” ［30］。实际上不只山名，普通地名他有不少属于番语。“多（哆）”字地名即为一例。根安倍明义先生列举，即有哆（新营番社），哆咯唧（原日月潭东边蕃社），哆咯唧（花莲新城乡），另“多阿科汉姆”山地今写成大科陷，大姑崁或大姑嵌。在海南也不乏“多”字地名，如琼山有多佩、多贤，文昌有多寻，琼海有多坭、多异，万宁有多扶、多格、多萌、多辉，陵水有多味弓，乐东有多能，儋县有多美、多业，临高有多文、多莲、多瑞、多郎、多贤、多朗等。亦偶见于大陆，如廉江有多浪、多宝，吴川有多曹等［31］。雷州半岛古代也是俚（黎）人居地，故不乏此类地名。又“多”、“都”音近，而“都”字也是古越语地名，广见于广东南路和广西东北部和中部［32］。可见“多”字地名把两广大陆和台湾都联结起来。
海南还有“打”字地名，且与“大”字同音，也属古越语地名。如儋县有打腊，白沙有打安、白打等。“大”字地名更多，如昌江有大安、大章，陵水有大宁，东方有大田，乐乐有大安，儋县有大成、大域，琼山有大林、大坡、大宾，文昌有大山，琼海有大路，万宁有大茂，屯昌有大同，澄迈有大美等。“大”字地名在岭南为数1000以上，其含义有一部分表示大小之意，一部分为“地”意思，后者为古越语含义。又据徐松石教授授研究，“大”字有时译作“都”字或“多”字，这样一相通，其分布更广，显示岭南土著文化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延伸到台湾。“打”字地名在宜兰有打那岸（罗东）、嘉义有打猫（凡雄），高雄旧称打狗、打鼓，实也属于古越语地名。
此外，海南还有马、麻、过、美、武、六（鹿）等古越语地名，在台湾也不乏其例。如临高有马袅，台湾有马赛（苏澳）、玛僯（礁溪）。雷州半岛有麻章、麻一、麻二、麻三、麻四，台东有麻豆，海南保亭有六弓，台湾有鹿野、鹿寨。“美”字地名在海南甚多，琼山有美兰，为今机场所在，台淡高雄有美派。“武”字地名在海南也不在少数，如儋县有武教，临高有武来，琼海有武弄，澄迈有武田等，台湾屏东有武洛（里港），意义为弓矢［33］，这自不是汉语之意。以上地名几乎成对应关系，应是古越人迁移岛上在地名上遗迹。
六、结语
从上述可知，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出族实为从大陆迁去的古越族两个分支，族源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文化还是血统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在民族繁衍进程中，有其他民族加入是不可避免的。有关黎族和高山族的"南来说"即属其例，但事实如何，应进一步研究，不宜轻易肯定或否定。
不管怎样，今日黎族和高山族毕竟是两个民族。这是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一是海南和台湾，地理环境总有一定差异，古越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生产生活方式会产生变异，民族文化随而变化；二是古越族是个泛称，内分许多支系，迁入海南的以骆越、南越为主，迁入台湾的以闽越为主。他们本根文化差异难免在以后民族发展中留下痕迹。
成为黎族、高山族文化差界的原文化基础。三是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和水平差异。海南汉初就建立郡县，后来被放弃，唐宋以来重新和深入开发，明清达到鼎盛时期。黎族深化也同步发生，宋代以来即有“生黎”、“熟黎”之别，但直到近代，在五指山腹地仍保留一块带有原始社会性质的合亩制地区。又由于琼州海峡比台湾海峡容易通过，中国历史发展总方向是自北向南，海南恰处在这个方向南，受大陆文化影响较深，对黎族文化也不例外。而台湾原始社会历程很漫长，南宋时澎湖才隶属福建晋江县，如果就此认定台湾政区建置始于宋代，也比海南要晚得多，甚至到明代，高山族地区仍很原始落后。陈第《东番记》所载，他们仍未摆脱原殆社会生活方式，或着说处在文明阶段前夜。但台湾明末清初经郑成功父子奠基开发，清统一台湾以后深入开发，特别是光绪年间台湾建省近代开发，以及日本侵占台湾时殖民地式开发，都在实际上改变台湾社会经济面貌，台湾以后来居上之势远远超过海南。这都在文化各个要素和各个层面上改变着高山族，使之形成自己文化特质。与此同时，海南黎族也按自已道路和方式发展，形成本民族文化特质。所以，他们走的是一条同源异流发展道路，是一母所生兄弟姐妹关系，其血脉根源和文化情结，无疑在中国大陆。
广州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司徒尚纪
注释：
（1）、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华南沿海第四纪地质调查研究报告》第242页，1976年印。
（2）、转见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第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汉书》卷8，《地理志》。
（4）、转见曾昭璇：《台湾自然地理》第15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年。
（5）张天复《皇舆考》卷7，广东。
（6）、陈第 《东番记》。
（7）、张振标，张建军：《海南岛黎族体质特征之研究》，见《人类学学报》1卷1期期，第63-64页、1982年8月。
（8）、谢业琪：《海南岛黎族指、掌研究及临高人与汉族、壮族指、掌纹特征比较》，见《人类学学报》1卷2期，第146页，1982年11月
（9）、曾昭璇：《台湾自然地理》第3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3年。
（10）、参见王克荣：《海南岛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重要价值》，见《海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1985年第1期第1-3页。
（11）、《高山族简史》第12-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参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6章，百越系，上海节店，1984年。
（13）、《越绝书》卷3
（14）、《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第923-9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光绪 《高州府志》卷6，《风俗·方言》。
（16）、转见陈国强著《台湾高山族研究》第35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17）、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见詹慈编《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96-215页，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印，1983年。
（18）、周钟（左王右宣）：《诸罗县志·风俗志》。
（19）、C.E.S：《被忽视之台湾》，转见施联朱、许良国编 《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第15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
（20）、黄叔璥：《番俗六考》，《南路风山番一》。
（21）、《汉书》卷门《高帝纪》
（22）、参见 《文献通考》卷331。
（2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裔考八》。
（2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琼州》
（5）、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
（26）、同（14）第918页
（27）、参见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364-3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8）、同（27）第357页。
（29）、（日）安倍明义：《台湾地名研究》第57页，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
（30）、同（29）第60页。
（31）、同（27）第362页。
（32）、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第71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3）、同（29）第221页。
发表于 2004-9-16 1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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