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英语寻根”文学

卜丁

	原帖地址：http://cul.qq.com/a/20141008/022013.htm 摘要]在后殖民文学的语言问题上，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问题，从语言选择中判定民族忠诚的高低则是一种更为肤浅的看法。不！我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哭诉我的仇恨 我也没有必要在白人面前喃喃我的感激 法兰兹·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本文作者宋国诚，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在众多的非洲后殖民作家群之中，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原名詹姆士．恩古吉（James Ngugi），是一位最富民族独立意识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作家兼评论家。在一群誓言夺回被殖民者涂改扭变之“民族原形”，决心恢复非洲原住民在语言、宗教与文化之自我表述权的作家与艺术家当中，提安哥始终前后一贯、坚持到底。在有关非洲文学究竟应该回复母语写作还是继续使用英语写作的争论中，提安哥的观点始终居于论战的中心。他的“母语优先”立场，他对有关语言殖民、文化侵略、书写反抗的反思与探索，都已成为后殖民论争（post colonial debate）的焦点所在。提安哥1938年1月5日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Kamiriithu)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地理上属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称为“白色高地”（White  Highlands）的行政区域。提安哥隶属肯尼亚最大的氏族基库裕族(Gikuyu)，父亲是个农夫。提安哥成长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出生时家族的土地就已被殖民者强占取走，他的母亲因为哥哥参加反英游击队而遭监禁达三个月，他的叔叔因参加反殖民斗争而惨遭杀害，他的亲戚和长辈朋友也经常被冠上反英罪名，在家中遭到掳获而强行拖走。1952年，肯尼亚进入所谓“紧急状态”，所有本地学校被迫关闭，只有英语学校正常教学，提安哥于是从14岁开始学习英语。因教会学校强迫灌输英语教育使年轻的提安哥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后来在认清了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本质以后，他彻底拒绝了对基督教的所有信仰。对早熟的提安哥来说，童年的生活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边是“基库裕(Gikuyu)、非洲人(African)”，一边是“西方人(Westerner)、基督徒(Christian)”，这种背景决定了提安哥早期作品充满了“文化冲突”的题材，以及一种诉求文化抵抗的意志与性格。1962年提安哥在“非洲英语作家研讨会”上遇见了索因卡(Wole Soynka)和阿契贝(Chinua Achebe)，这次重要的会面使提安哥决心走上“终生非洲作家”的道路，同年，提安哥创作了剧本《黑色隐士》(The Black Hermit)。1963年提安哥毕业于乌甘达的马基瑞里大学(UniversityofMarkerere)英语系，1964年再赴英国里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深造。在此期间，提安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兹．法农(FrantzFanon)思想的重大影响，也创作了他生平两部重要的后殖民小说《界河》(The River Between)和《一粒麦子》(A Grainof Wheat)。小说出版后，提安哥毅然改掉自己带有殖民象征的名字Jamesn Ngugi，恢复他基库裕族的本族姓名。作为提安哥第一部具实验性质的剧本《黑色隐士》，难能可贵地表达出提安哥对非洲部落主义的深刻反思。剧本描写了肯尼亚这一国家界于古老和现代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城乡矛盾，根据乡村部落习俗，家庭中的弟弟必须“再娶”哥哥死后的遗孀，而一场没有爱情的习俗婚姻不知造就了多少人伦悲剧。通过这一剧本，提安哥表达了部落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东非社会的三大毒瘤，若不拔除，东非人民将永远处于迷失和蒙昧之中。《孩子，别流泪》(Weep Not, Child)这部仅有136页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64年，写于提安哥在英国读书期间，也是东非作家在英国出版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故事采取“励志体”(Bildungsroman)形式，以1952--1956年“茅茅革命”(MauMau Rebellion)期间为背景，描写一位少年尼奥洛吉(Njoroge)成长的故事。少年原本成长于虽然贫困但也算平静无忧的家庭，他始终期望自己能够好好念书以光耀族门，实际上他也因自己的勤奋而成为部落中受尊敬的学者。然而，他的父兄为了反抗殖民地主的剥削，弃田罢耕，藏匿于森林之中，领导当地的游击队进行抗暴和暗杀行动。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尼奥洛吉深知个人美好的理想与愿望，即使内敛深藏于内心也不可久留，个人终究不敌外部世界殖民主义残酷的现实，即使他深爱地主之女，但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阶级对立下，终于把他推向反抗权贵和殖民统治者的战争。在这部小说中，提安哥试图探索真诚的爱情能否超越阶级对立与殖民冲突的可能性，但似乎这一美好愿望终究以失望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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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河》原名《黑色的弥赛亚》(The Black Messiah)，作品创作于1961年间，1965年在伦敦出版。故事描写1920年代发生在基库裕(Gikuyu)一个村落的故事。自殖民者移入基督教进入肯尼亚以来，村内一个苏格兰教会组织和本土自然宗教的传统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黑色弥赛亚”用来比喻主角之一的黑人青年瓦亚基(Waiyaki)，据说他是部落先知的后代，先知曾预言“救赎之恩”将从山上降下，它将带领一个儿子的诞生，这个儿子的责任就是拯救族人百姓。于是瓦亚基的父亲挈吉(Chege)将他送往位于色里安纳(Siriana)的教会，不过瓦亚基始终并未放弃自己部族的传统，认为两种天生不同的文化差异和相互对抗，是难以跨越和融合的，但他相信西方教育将是改善族人生活、使部落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色里安纳教会是由牧师李文斯敦(Reverend Livingstone)主持，他的日常工作则交由约书亚(Joshua)来执行。约书亚是部落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长者，他有两个女儿，一位是后来与瓦亚基相爱的妮安布拉(Nyambura)，一位则是强烈与父亲所信仰的基督教进行对抗的慕索妮(Muthoni)。慕索妮坚持维护部落的传统旧习，她拒绝基督教为妇女所设立的所谓“立身教育”，认为那种妇女教育是为了白人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即使教会宣布禁止“女性（阴蒂）割礼仪式”(female circumcision ritual)，她也要坚持“以身示范”来维护部落的传统礼俗，不料慕索妮就在割礼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然而就在河的对岸，居住的同样是本族居民但却顽强地抵抗基督教的入侵。一个以部落净化主义为宗旨的团体由卡邦伊(Kabonyi)所领导，他把约书亚视为部落的死敌，连带约书亚女儿妮安布拉的情人瓦亚基也成为这个保守激进团体亟欲铲除的对象。在一次部落公审会中，卡邦伊设计了一项测验，要求瓦亚基是否愿意放弃对妮安布拉的爱情，来证明自己并未背叛部落誓约而皈依基督教。瓦亚基拒绝这项要胁，最后遭到族人宣判死刑。 《界河》这部小说既是一个历史意象之重述，也是一个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语言和洞见对殖民历史的再忆和转述。基督教文明宣称要禁制女性割礼仪式，结果造成基库裕村落以河为界的分裂。族人被分裂为一边相信基督教的文明教育将带来新的机会与希望，另一边则相信只有忠诚信守传统才能使族群获得拯救，冲突的结果不仅导致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破裂，更导致族人心灵上的重大创伤。然而，提安哥既不是在审判，也不是在谴责，在小说的第一页，他就把他的作品设定为一种历史治疗和生命的复甦。尽管故事的结局是绝望的、感伤的，但这条分裂之河，较之康拉德《黑暗之心》的那条旨在探险与掠夺的征服之河，比起那个被阿契贝(Chinua Achebe)称之为“神话传播者”(purveyor of myths)的康拉德，比起他那本以极其庸俗的方式写成的宣扬偏见与诬蔑的书，有着更高的超越和弥补，正是在这个文化超越的立场上，提安哥重现了一个非洲人的非洲。 1975年出版的《一粒麦子》是提安哥重要的一部“历史回忆体”长篇小说。故事以肯尼亚独立前夕为背景，主角之一的穆戈(Mugo)被推举在独立日当天发表全国演说，而独立庆祝日也是为了纪念独立战争中死去的英雄，特别是遭到绞刑而死的民族英雄基西卡(Kihika)。基西卡是革命团体JomoKenyetta的领袖，但实际上基西卡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先后遭到三名同伙的出卖，一是基西卡的妹夫吉康优(Gikonyo)，他原先与另一位同伙卡兰加(Karanja)同时追求基西卡的妹妹孟比(Mumbi)，虽然吉康优最后赢得孟比的爱情，但在被补入狱期间因为过度想念妻子，竟以供出基西卡藏身之处来交易获释出狱。出狱之后的吉康优获悉妻子早已被同样也是出卖基西卡的叛徒卡兰加所诱拐，并育有一子。而穆戈也是出卖基西卡的人之一，基西卡在一次追捕动中逃往穆戈住处避难，穆戈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丰厚的赏金而出卖了基西卡。于是穆戈决定在独立日上为自己的罪孽忏悔。演说感动了群众，群众也在会上进行集体忏悔，为国家独立之日洗清了民族战争的血腥罪过。 谎言、背叛、忏悔、赎罪贯穿了《一粒麦子》故事的主轴，基督教的神学隐喻和罪罚思想是作品主要的叙事意理，反映出人性在革命动乱中的脆弱性，但也展现了通过一种宗教式“集体告解”的形式，实现民族治疗的作用。小说呈现了革命情势中一边在流血奉献另一边却是胆怯懦弱的吊轨性，即使国家最终摆脱殖民统治，但革命的果实却已经疤痕累累。但是在这种吊轨性之中，提安哥表达了“解放”(liberation)的意义不仅在于脱离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还在于脱离自己内在的敌人，坦然面对一种“卖友求荣”的民族劣根性，学习成为自己民族道德的的主人。小说取名一粒麦子（或一束麦穗)，旨在诉求一种同根共土、齐穗共生的民族情感，表达了提安哥一种民族救赎的期待：民族独立的真正义意乃是民族意识的更新与民族团结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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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麦子》的成功之处在于，提安哥借用殖民教育中所习得的西方神话系统和文化表述，将它置入本土语境的论述脉络之中，将它变成一种对本民族人民具有启蒙意义的“转译∕再现”文本。这种“异花受粉”式的叙事策略是后殖民文学广为采用并成效卓越的手法，但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已，而是具有“文化位移”(cultural displacement)的作用，它犹如在西方文化疆域的边缘地带进行输入屯垦和蚕食拓殖，以外凝内渗、外缘内透的文化耕耘方式，创造一种模糊原有边界同时又另立疆土的相对优势，进而达到“颠覆主述、另建自述”的作用。正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说的，这是一种“解殖的文化策略”，因为它改写了西方经典并使之为本民族服务，它一方面使西方文化产生被冒犯、被干扰的焦虑感，也使本土文化获得一种借壳还魂的作用： 对于过去曾为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按照本民族的认知，对荷马、莎士比亚、但丁等等作品进行阐释，这意味着在欧洲传统边界之外，建立一块自己的标记，无论是接纳过来或吸收同化，都是对殖民文化依赖性一种勇敢的拒斥。它表明欧洲正典现在却被用来捍卫一种曾经被视为二等的、非正统的、旁门左道的、原始愚昧的东西。 1972年提安哥出版了第一部评论集《返家：走向民族文化》(Homecoming：Towarda National Culture)，这是提安哥通过文学研究系统地表达他有关种族政治和文学社会学观点的文集。《血的花瓣》发表于1977年，是提安哥第四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后殖民小说，故事的背景和情节与《一粒麦子》相当类似，但叙事的焦点转移到独立后肯尼亚社会的政治经济与阶级问题。故事坐落在肯尼亚一个内陆村落伊尔摩洛格(Ilmorog)，以回忆和当下两个时空为布景，采取倒叙、夹叙和直叙等等多层叙事方式在不同时空中来回交错，主题环绕在后独立时代的政治腐败问题，隐射了独立(Uhuru)的果实像是一场“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提安哥不仅描述了为了独立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对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依然延续白人统治的高压手段，对脑满肠肥的黑人资产阶级勾结白人商人而牺牲农民利益的不耻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血的花瓣》以三个富而不仁的政府官员遭到纵火谋杀案为开端，以四个被控涉嫌凶案而遭到拘捕的主角作为叙事中心，他们分别是穆尼拉(Munria)——一位穷人就读的小学校长、没落的资产阶级；阿布杜拉(Abdulla)——一位参与独立战争而受伤的跛脚小店主，瓦妮亚(Wanja)——一位酒馆吧女；卡利加(Karega)——穆尼拉的学生，后来成为商会活动家。四人虽然都是外来的逃难者，但却目睹了肯尼亚独立之路的曲折与坎珂，见证了一个传统非洲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阵痛和剥削，因而对后独立时代的非洲社会抱持悲观与不满的态度。通过四个人物生活的回顾，小说为读者展示了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其中充满阶级斗争、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等等冲突事件，展示了肯尼亚从传统步向新殖民主义阶段的两难性和矛盾性。小说同时也通过对谋杀案的揭露式叙事，呈现了官员贪污、政治腐败等现象，检视了城市化、社会失序、殖民主义阴谋、肯尼亚紧急状态时期和非洲精英等等问题。 此外，提安哥还以和伊尔摩洛格(Ilmorog)这一村落从默默无名的村落发展到大城市的过程，来比喻一个“独立希望”(independence hope)从高处下坠，导致官商日常腐败的道德堕落过程。与《一粒麦子》不同的是，在《一粒麦子》中提安哥对同志背叛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但在《血的花瓣》里，对于独立后的政治腐败则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小说和另一部用基库裕语写成的剧本《我想结婚时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因为得罪了当权者，提安哥也因此遭到当局拘补入狱。 《血的花瓣》通过四个人物的经历，对后殖民时代的肯尼亚作了极度灰暗和绝望的描写，表达了民族精英和工农大众之间不可跨越的阶级鸿沟和对立。阿布杜拉(Abdulla)由一个爱国战士变为制鞋厂工人，他来到伊尔摩洛格(Ilmorog)这个偏僻村庄，只是为了“忘却革命遭到背叛的痛苦记忆”。制鞋工厂里层出不穷的劳资斗争，使阿布杜拉看清了独立后肯尼亚国民经济“富掠穷、强凌弱”的剥削本质。他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从未挑过重物、从未在恶臭的水和空气中弄脏自己手的人，依然可以住大房、开大车、僱司机，甚至请了四个工人只为了清理自己庭院的草皮？瓦妮亚(Wanja)来到村落以前，卷入了与一个奸商哈金．基米里亚(HawkinsKimeria)的婚外情，她虽然怨恨但并不气馁，她努力变换自己的角色期望重新生活，她受僱于阿布杜拉并使小商店生意兴隆，但是在当权者以“进步”之名摧毁伊尔摩洛小镇之后，瓦妮亚彻底失望了。她悲痛的控诉，在这个世界、这个肯尼亚、这个非洲里，人们只知道一条法律，那就是：吃人，要嘛被吃！踩到别人头上，要嘛被别人踩到头上！四人之中，只有年轻的卡利加(Karega)采取清醒的务实态度，他在色里安纳(Siriana)一场学生暴动中被开除，来到小镇担任穆尼拉(Munria)的助理教师，由于穆尼拉的忌妒离开教职之后，卡利加四处旅行和读书，最后成为改头换面之后的小镇城市一位活跃的商会干部。 一场严重的干旱威胁伊尔摩洛格村落的生活，卡利加提议四人共组成一个农民代表团前往当时的首都奈诺比(Nairobi)向国会议员求援，但是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教会领袖杰若．布朗(Jerrod Brown)仅仅提供所谓“精神食粮”，无法提供实质帮助；教育部长祖易(Chui)只是选择性的与群众同乐一番却不愿伸出援手，奸商基米里亚(Kimeria)竟以群众为人质强暴了瓦妮亚。请愿行动不但没有成功，伊尔摩洛格村落甚至沦入官商教会开发谋利的工具。气愤的穆尼拉(Munria)于是策划一次火攻，像是采取基督教“福音主义”(evangeli calism)的火祭仪式，将这三人一同送入火窟！ 一位律师在小说中虽然只是短暂出现——这位人物实际上取材于肯尼亚进步主义者约瑟亚．卡瑞乌奇（Josiah Mwangi Kariuki）的真人故事，但却是提安哥政治思想的表达者。在接待请愿团的过程中，这位曾经留学美国的律师清晰地描述了肯尼亚独立解放的果实如何再度被资本主义的“恶神”(monster-god)所吞噬。这里所谓的“恶神”指的是“新殖民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他在一次回忆美国的生活经验时说道： ……在美国，卖淫是一种公开的商业行为，我和白人和黑人一起在底特律的工厂工作，我们长时间的工作，只为了获取微薄的工资。我在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失业劳工，他们饥寒交迫、穷困潦倒，我感到十分困惑。既然我们黑人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权，我于是决心返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很快的，一转眼之间，我发觉我们在这里侍候着和美国一样的“恶神”(monster-god)，我看到同样的景象，同样的症状，乃至同样的弊病。 出狱之后的提安哥走上了流亡之路，创作重点则转向以文化抵抗为宗旨的文学政治批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教育与民族文化》(Education for a National Culture，1997)，《笔杆之枪：抵抗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镇压》(Barrelofa Pen: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in Neo-Colonial Kenya，1983)、《政治中的作家》(Writersin Politics，1981)、《心灵解殖：非洲文学语言中的政治》(Decolonizing the Mind：The Politics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1986)、《书写对抗新殖民主义》(Writing Against Neocolonialism，1986)、《移动中心：为文化自由而战》(Moving the Center: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1993)、《笔尖，枪口下的威胁与梦想：后殖民非洲的文学与权力表现》(Penpoints, Gunpointsand Dreams: The Performanceon Literature and Powerin Post-Colonial Africa，1998)。在此期间还包括几部用基库裕语写成的小说Caitaani Mutharraba-ini，英译为《十字架上的恶魔》（DevilontheCross，1980）、Matigarimama Njiruungi，英译为《马提加里》（Matigari，1989）。这些专论性评论和访谈记录，特别是关于“语言与书写”在后殖民文学中的关系问题，被视为当代后殖民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也因此使提安哥成为世界级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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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英语”是提安哥在后殖民文学上一个旗帜鲜明的立场。最早提出反对运用欧洲语言来表达非洲文学的，是奈及利亚作家奥比亚．瓦利(ObiaJunwa Wali)，他认为用英语或法语来创作非洲文学，就如同用“豪萨语”（Hausa，西非地区一种民族语言）来表达义大利文学一样的可笑。在提安哥看来，英语本身无论在结构、语法和运用上，都是所有语言中最具有种族歧视的语言，例如black, sambo, Nigro等等都用于负面指涉，而在所有涉及与“黑”有关的字眼，如blackmarket(黑市)、blacksheet(害群之马)、blacklist(黑名单)、blackguard(恶棍)、blackmail(恐吓)等等，都带有价值贬抑的取向。实际上，许多非洲作家对英语并不娴熟，西方出版社往往放任这些作家作品中的“误写英语”而不予校正，例如让早期知名的奈及利亚作家图图奥拉(Amos Tutuola,1920-1997)的作品中出现“I thank you all for the worm affection you have on me”这样的句子而刻意不予校正，这种作法并非为了保留作品的原味，而是为了暴露非洲作家“半(英语)文盲”的写作风格而让读者公然耻笑。 母语文学是早期民族文学重要的媒介。由于殖民主义首先是压制或消灭土着的文字和语言，而后进行经济的剥削和统治。母语是被剥夺殆尽的人最后唯一的财产。因此，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母语的复兴，以母语进行写作是恢复民族集体记忆的必要手段。对提安哥来说，语言并不仅只是沟通的媒介，而更是使灵魂着迷并囚禁它的最重要工具。也就是说，语言赋予我们世界观。提安哥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经验的集体记忆，而英语或其他外来殖民语言却将我们带离自我而趋向其他自我，离开我们的世界进入异乡的境地。他抨击许多以殖民语言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非洲本土作家，指出他们出身于小布尔乔亚，摇摆于工农阶级与欧洲的都会阶级之间，最后创造出荒谬的“说着英语的非洲工农阶级”，明显是对历史过程与真实的否定。 提安哥认为，非洲文学家应该借重于传统神话来恢复土着对自己历史的认同，而神话的表达又必须采用母语，只有母语才能表达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神韵。在提安哥看来，后殖民作家作为民族的启蒙者，恢复母语写作是本民族斩断殖民奴性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提安哥的作品多以英语书写而获得世界性声誉，但他又是坚决反对在独立后继续使用殖民语言写作的代表人物。由于受到法农(FrantzFanon)思想的影响，提安哥认为语言就像是刀枪火砲一样，是殖民者用来摧毁本土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武器。法农认为，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与世界，他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书中极力阐明，法语(马提尼克岛的殖民语言)是使黑人产生“黑皮∕白心”这种种族异化与自我分裂的根源。提安哥在《返家》一书中也说：“子弹是征服物质的武器，语言则是征服精神的武器”，这意味着语言不只是一种写作的工具或形式，提安哥实际上还把语言上升到一种民族存有论(ethnicontology)的精神高度上，看成是一个民族自由意识的形上依靠。对提安哥而言，珍惜和使用民族语言不仅是文化反殖的必要手段，它更是民族生存永恒的原乡故居。提安哥在《心灵解殖》中说道： 对语言的选择和把语言放置何处，是一个人定义他∕她的本性和社会环境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外国语言，继续效忠于这种外国语言，从文化的层面上说，我们不是继续着我们在新殖民统治下的奴性吗？ 坚持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写作还有另外的原因，由于多数的古典非洲文学都是口述的，它包括神话、故事、谜语、谚语和格言等等，若使用殖民语言写作，根本无法表达非洲民族和部落民间那种特有的风土与情感。在《心灵解殖》一书中，提安哥述说了口述文学对非洲儿童启蒙与成长的重要性。他依然清晰记得夜晚围绕在火炉边倾听故事的情景，故事通常是由成人向孩童讲述，但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听得津津有味，宛如身历其境。儿童们会把故事记在心里，长大后再把故事传述给下一代，在恬静的农村田野中，在柴木延烧的火炉边，故事就这样一遍一遍地述说，一代一代地相传。 非洲口述故事中的主角大部分是动物。提安哥指出，“例如野兔，骄小又柔弱，但因充满了创新的机智，而成为我们族人的英雄。我们欣赏野兔坚定不懈地对抗残忍的猎食动物，像狮子、花豹、土狼等。野兔的胜利就像是我们族人的胜利，我们从野兔身上学习到表面柔弱但却以智取胜的人生哲学”。 对提安哥而言，拒绝英语就是拒绝被殖民同化、拒绝被视为原始和低等。在殖民统治期间，传教士和殖民官员控制了出版社和一切与小说有关的教育体制，只有那些内容是基督教故事或精挑细选的书籍，只有那不致于蛊惑年轻非洲人质疑被殖民统治的文本才能准予发行。于是，非洲人在被迫只能学说欧洲语言之下受到了控制。殖民者试图教育非洲人(包括下一代)并不断强化一种观念：英语是高尚的、文明的，说土语则是低下的、落伍的。 正如珍娜．巴慈里尔(Janet Batsleer)在《重写英语》(Rewriting English)中指出的，即使在英国国内，“英语”作为关于英国的语言与知识，一直被看作英国“国家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作为一种“人文教育”，英语不只是一种语言教育或英语文学而已，英语不仅是培养英国人政治忠诚和帝国意识的手段，更是欧洲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蛮荒教化”的重要象征。比尔．阿许克福特(Bill Ashcroft)等学者在《帝国反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一书中也指出，英语研究与帝国发展之间具有本质的勾联性，它不仅运用于简单的实用性方面(如宣传)，也将建构化的价值观(如文明、人文科学)深植并内化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此同时，它也建构了“蛮荒”(savagery)、“土着”(native)、“原始”(primitive)等等对立面，并且将这些对立面视为可以投入文明矫正和改革热情(reformingzeal)的对象。英语不仅是一种人文学科的研究，它实际上涉及一系列帝国文化与价值规范的定型化建制(institutionalization)，它不仅赋予殖民事业以“教化”的合法性外衣，更是帝国在殖民地构筑权力网络、瓦解本土反抗、诱发殖民地“效法中心”(mimicryofcenter)、建立永久统治的重要媒介。 然而，提安哥的观点未必获得所有后殖民作家的赞同。实际上，“单一母语写作”的观点，只有在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纯净无染之文化载体的假设上才能成立。然而，从来没有一种文化是纯净的，历来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兼蓄的。反对英语并主张回归一种毫无杂质的本土语言，和自称唯一高等的英语文化一样，都是站在一种“语言本质主义”的立场。许多非洲作家如阿契贝与索因卡，都认为表现在后殖民文学中特有的抵抗魅力就是通过操用殖民语言而达到一种“解中心化”(decentalization)和“反写”(writing back)的效果。因此，后殖民作家应该具有“双语写作”的能力，因为挪用殖民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写作权力”(power of writing)的再生产，通过作家运用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和方言音译(vernacular transcription)等等策略，产生既弃置英语霸权又展开重写定义(re-define)的双重作用，将帝国论述原先用来划定中心与边缘之疆界的论述权力夺取过来，重新协商并重定文化疆界。 实际上，如果不愿意接受非洲文学只能是一种非洲人的文学，也不能同意非洲文学只能用非洲母语来表达，那么就没有理由否定非洲人的生活与世界不能用“非─非洲语言”来表达，也没有理由否定非洲人的经验与想像不能由“欧洲语言”来承载。非洲有百种以上的方言，以方言写作的作品仅仅因为必然受限于“族内阅读”的封闭性，就可推知百种以上的方言文学难以成就为“非洲文学”。实际上，提安哥的英语作品更多是混杂了本土话语在内的“变体英语”而不是正统的“书写英语”。提安哥作品的成功，说明了运用包含着丰富之转喻、对比、互译的混合语言，正是后殖民文化抵抗行之有效的策略。 在后殖民文学的语言问题上，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问题，从语言选择中判定民族忠诚的高低则是一种更为肤浅的看法。对后殖民作家来说，既不存在一个素朴而纯净的原乡非洲可供回返，也不存在一种完全排拒外来语言于千里之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语言，在后殖民情境中，是一种“根源”与“放逐”的混同和拉锯关系，是一种“离枝”和“归根”的融合与矛盾。正如知名的后殖民评论家巴索·戴维森(Basil Davidson)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殖民地以前的价值体系中，而是要汇聚到现代社会的体系里。目标既不是远古的传统非洲，也不是黑色的欧洲，而是一个现代的非洲”。在此意义上，如何一方面将“非─非洲语言”非洲化，从而使非洲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进入“非─非洲语言”的承载系统而得以传播，一方面跳出非洲文学只能描写非洲故事的框架，进而融入世界文学共享和对话的舞台，这应是在阅读提安哥文学与政治观点后得以超越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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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路过，打个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