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先生（1902-1987）乃世界著名语言学家，人称中国的非汉言言语学之父。他其中一项最大的贡献，就是作为有系统研究壮语的第一人，揭示壮语和东南亚周边语言、汉语，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由于他的研究，世人才清楚壮语的面貌。他于1934年左右亲身到广西、贵州、云南等地进行语言考察，并于抗日战争极艰难的环境下出版《武鸣土语》、《龙州土语》等专著。此二著作治学严谨，材料丰富，被国际语言学界奉为描述语言学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后人留下极珍贵的语言材料。他除了台语语言学外，还对美国印第安语言、藏语、印欧语言等多有涉猎，贡献良多，桃李满天下。
前阵子在沙南曼森贝侬的推介下，阅读了汉译本的《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着、王启龙、邓小咏译、李林德校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其中有讲述到他进行台语考察的经过，诚为台语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页。现特节录部份，以供同好。这本书还提及很多其他的范畴，对语言学感兴趣的贝侬，不妨买来一读，定必获益良多。（下文部份内容原文疑误，本人作了适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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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4-49
决定研究台语（原文为「傣语」，疑为译误）
后来，我觉得或许我应该研究汉语以外的一些语言。当然有几个选择。可以选择某些突厥语，全是中国境内迁出的土耳其斯坦语言，或者可以去西藏研究藏语，或者可以去研究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之一就是广西的台语。
那时，存在某些客观条件限制。我们要去调查土耳其斯坦的华人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政治上的──俄国──以及其他问题。所以这就在考虑之外了。去西藏，也很困难。我们不能去西藏，因为，当时达赖喇嘛反对中国政府，所以我们去不了。如果我真要去，只好先去印度，然后由印度进藏，那将是非常艰难的旅行。
哪儿都不能去。对我来说，当时只能去贵州、广西、云南这样的地方调查。最好的地方是广西，因为那儿交通方便一些。进贵州非常困难，进云南也非常困难。当然啦，广西以其台语而闻名，但是，没有人对广西及其周围的台语方言做过任何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认为或许自己应花点时间研究台语方言。但我想多了解一些为多数学者所熟知的台语方面的知识，台语当然是暹罗语（原文意思是「在台语里最为人熟知的当然是暹罗语」）。许多人研究过它，也有许多文献材料。在广西，台语没有文献材料。所以，为了可以充份地研究这些语言，我说我首先应该去泰国学习泰语（原文为「傣语」，疑为译误，下同）。
1933-1934年：去泰国学习泰语
我对赵元任（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谈了自己的想法。赵元任是一位非常善良和慷慨的人。他说：「你想去泰国？好吧。我给你经费。」
我认为当年的中央研究院非常开明、非常慷慨。你想研究甚么就研究甚么，而且也为你提供一定的经费。那是赵元任的慷慨政策。就这様，我从上海出发去泰国了。要知道，当时去泰国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中国没有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拿不到泰国的签证。所以，我们只好转道新加坡去泰国，到新加坡后再乘火车去泰国。所以，我就先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有一位中国总领事，也有一位泰国总领事。由于他们都是外交官，而且都是在新加坡的外交官，这两位总领事因为都是外交同行而非常熟悉。所以，我到那里后，设法通过中国总领事与那位泰国总领事取得联系。后者说：「好吧，我给你签证，我能签发你的护照。现在你去泰国不会有麻烦了。」就这様，我拿到了旅泰的第一张签证。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了一个有名的地方，那儿有家旅馆住起来十分舒服，有一位泰国的部长就住在里面，他叫牙代木壤（Phya Damrong）。牙代木壤是从泰国出来的，他住在那里，是因为泰国发生了政治暴乱，他是泰国国王的叔父或甚么的，于是就从泰国流亡出来，住在那里。那位暹罗领事告诉我牙代木壤就住在那儿。「你最好去那儿住，没准儿你能见到他。」于是，我在那儿停下来拜访了牙代木壤，与他小叙了一阵。他非常非常之和善。他要我在泰国见一个人，也是一位王子；要知道，牙代木壤就是一位王子。
我与他分手后，乘火车去了曼谷。碰巧上海的一位朋友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在曼谷有位朋友，因为他们是大老乡，都是潮州、汕头一带的人，所以，我到了之后，找到了这位中国朋友，他为我找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为我租了下来。那些年代，住房非常廉价，大概每月支付20美元左右。我到后就有了房子，又找了两位老师：先找的一位是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后来找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是另一个学校的。
于是，我就开始学习暹罗语了。部份时间是会话，部份时间是阅读。我开始非常精细地阅读暹罗文。可是这里的规矩不是这样的：学生甚么都不用读，先练习会话。但我现在依然是采用这种老式方法，除了学说话之外，还要读泰文，读一些泰文诗和某些非常奇异的阅读材料。当我要阅读有关泰国历史方面非常艰深的某些文献材料时，他们说：「对你来说，读泰国史太难了。」我回答说：「没关系，我一定要读它。」于是，我学着阅读文献，学习泰语：两様都不太高明；但三个月下来，我对泰语有了大概的把握。
1934年：研究广西台语方言
学了泰语之后，我回到中国。第二年我去广西研究台语。我调查了大约10到15种广西台语方言，并对其中两种方言做了更加广泛的研究。除了音系之外，我还搜集了许多长篇材料和词汇等等。其中之一是龙州方言（又译龙州土语）。龙州是越南临界的城市，所以我写了一篇龙州方言的专论。它刚好属于广西西南部一组重要的台语支。
后来，我研究了武鸣方言。而武鸣方言正好是广西另一个重要的台语支的代表方言。我也对此写了一篇专论。它正好是所谓的北部台语。因此，那次广西之行，我写了西南部台语方言的专论，也写了北部台语方言的专论。巧就巧在这两种方言都是广西两支重要的台语方言。
然后，我回到了南京，因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由于日本人入侵北京的威胁，已经迁到了南京。我开始研究广西所获得的材料，比如龙州土语专论和后来的武鸣土语专论。它们都是日本侵华时期进行的研究。（拿出书来看）这是武鸣土语报告，这也是武鸣土语报告。你们看，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这个版本，是中国科学院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笑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出版了我的手稿。这篇稿子当时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印出来；所以他们（指中国内地）把它印了出来，而去年才有人送给我，对我说：「你可能还没有它吧。」（笑了）他把它送了给我。是1953年出版的。（随便翻了一下书页）这是普通音系学之类的东西和汉语借词数量等等。有趣的是，我除了搜集这些长篇材料外，还搜集了相当数量的民歌。这是音标，然后是译文，但这些民歌也是用台语写的。
（陈：它们与汉语不同吧？这一个就不同。）
它们与汉语不同，大不相同。它是从汉语借来的，但你们知道，可以有不同的文字符号。
（罗：那么他们不曾使用台语文字系统吗？）
是台语文字系统。
（罗：这是为台族创制的文字，但它们没有采用以天城体为基础的正式泰族文字。这是他们根据汉字为基础创制的系统，对吧？）
它是越南语文字系统。是根据同一种原则，但它们当然是不同的文字系统。它们是根据汉字创造的。
在那时，我也写了台语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实际上是一些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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