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隶属广州市，因经济发展的需要1993年12月撤县设市。它地处广州至深圳的“黄金走廊”地带，与深圳相距约100公里，车程仅需1小时。因受增城朋友们的热情款待，得以多次赴增城考察，深深感受到那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2007年春节前，我们又接受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盛情邀请，在那里查阅了方志资料并对中和镇、小楼镇进行了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对增城客家源流及小楼镇竹坑村考察的一个报告。
 
一、增城客家人的进入时间
1.1 增城客家人的进入时间
1.1.1 《增城县志》的记载
有关客家人初入增城的情况，编于乾隆十九年的《增城县志》卷三“品族.客民”条中有明确的记载：
自明季兵荒迭见，民田多弃而不耕。入版图后，山寇仍不时窃发，垦复维艰。康熙初，伏莽渐消，爰谋生聚，时则有英德、长宁人来佃于增。村落之残破者，葺而居之。未几，永安、龙川等县人亦悄悄至。当清丈时，善税之占业者浸广，益引嘉应州属县人杂耕其间，所居成聚。
此段文字简略地讲述出客家人进入增城是受到“迁海复界”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在增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
清初，政府为打击郑成功力量，于顺治十八年（1661）主要在福建、广东沿海实行了“迁海令”，位于珠江口附近的增城也深受波及。由于居民被迁赶，造成“村落之残破”的萧条景象，再加之“山寇仍不时窃发”，因此当时“垦复维艰”。康熙初年，即有英德、长宁的客家人来到增城，向本地人租田耕种，因无力建房，只能把被本地居民遗弃的“残破”村庄稍加修萁落脚，条件可谓艰苦。不久，永安、龙川的客家人“亦悄悄至”。为什么“悄悄”？因为当时的“迁海令”还未解禁，“康熙初”英德、长宁、永安、龙川客家人进入增城垦殖应属“非法”行为，政府颁布“展界”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展界”后政府对县域土地进行“清丈”（清理丈量）时，“占业者”即客家人已是按时缴税的良民，而且人数“浸广”。其后，他们又陆续引来各自“嘉应州属县”的亲朋好友来增垦耕，客村渐多。
该志在“区宇.里廛”条里记载当时全县共有村落305个，客家村落已有50个，占全县村庄的15%。
1.1.2 客民族谱记载中的问题
《增城县志》副主编王李英教授在她撰写的“续修《增城市志.方言志.增城客家话》资料长篇（打印稿）”的“增城客家来源”部分，依据族谱对增城90多个客家姓氏中的35个姓氏的开基祖、开基地点、开基年代与何地迁入资料进行列表。表中所列客家姓氏的进入时间和迁出地点的情况，与乾隆十九年的《增城县志》所述大致相符，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王教授列在表首的是北宋进士古成之的祖父古全望，其开基年代为南汉大有七年（934）。当时进入增城时的古氏家族是否是客家人？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因为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目前仍是国际客家学界讨论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识别民族与民系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志是语言，因而，从客家方言的形成年代便可推断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而客方言大致成熟于明代中叶1。由于这个理由，在增城开基的古氏应不是客家人，最多可视为客家先民。有人或许会说，古氏从河源迁来，河源是客住区，古氏怎么会不是客家人呢？有人还因在河源发掘出秦汉时南粤王赵佗时期的“历史遗留物”，而把赵佗称为“天下客家第一人”2。
上述认识有个误区，就是历史似乎是静止不动的。要知道，历史是条流动的长河，河源自古以来，在她的土地上生活的人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家人并非河源本土产生出的第一族群，这里有个“历史的变数”。因篇幅关系就不展开讨论了。
1.2 族谱提供的数字史实推断
列入王教授表中的56个“开居始祖”（35个姓），是依照族谱纪录祖公入增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这个排列很说明问题。先看表中的纪录：
康熙五年（1666）以前入增的“开居始祖”有13个：除古全望外，从明弘治十四年（1501）至康熙五年（1666）的155年间在明代7个、康熙元年至康熙五年5个。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九年（1680）的10年间，进入的“开居始祖”则有12个。再依次下去的时间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光绪十三年（1887）：如果去掉最后一位光绪十三年进增的“成挺职”，其余30个“开居始祖”则全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间进入的。
若将这些数字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可作如下史实推断：
从明代开始，已有客家人移进增城；清初“迁海”时的康熙元年至康熙五年，有少数客家人为求生存不顾禁令“悄悄”进入增城。
为什么康熙九年至康熙十九年间继续会有12个“开居始祖”的进入？笔者想这恐怕与邻近的新安县（今深圳、香港一带）于康熙七年（1668）率先展界有关。因为“迁海”，新安县人口与赋税锐减，以至难以为县，终于在康熙五年（1666）撤县并入东莞县。为此，广东巡抚王来任及先后两任两广总督李率泰与周有德上疏痛陈弊端，康熙七年（1668）新安县获得了清廷的“展界”特批，于康熙八年恢复县治。闽、粤地方政府对“迁界”之举多持异议，康熙七年新安县既已获展界特许，旁边的增城地方官对有客家垦民进入增城，自然会“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面展界，为尽快恢复迁界区的经济生产，清廷发布了“招垦令”，闽、赣、粤，特别是嘉应州属各县客家人，陆续大批向广东东南沿海复界区迁移。这次移民潮，即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客家迁徙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运动，香港、深圳和东莞、增城等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新客住区域就是在这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第四次移民潮持续至乾隆、嘉庆，其他不成规模的移民延至清末。下文讲述的则是第四次移民潮中在增城成村的客家山村——竹坑村。
 
二、增城小楼镇竹坑村的位置与人口构成
2.1 增城小楼镇竹坑村的地理位置
增城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的东北角，自古以来，增城就是广州至粤东各地的主
要通道，为广州的东部重镇。增城地势北高南低，北部群山绵延，中部丘陵起伏，南部是三角洲冲击平原。
小楼镇就在境内的北部山区，增江由北向南从镇东部纵贯而过，再在增城市南部境域流进东江。竹坑村就是位于小楼镇西北方的一个行政村，与派潭镇相邻。
2.2 竹坑村民的姓氏与人口构成
小楼镇竹坑村委会下有17个自然村：竹坑、上角、下角、和三、简洞、大粉田、河背、上塘、下塘、井头山、车寮、仙冚、铺头、新一、新二、南房、横溪，本文所谈的竹坑村即指这17个自然村。
竹坑村现有张、郑、黄、王、梁5个姓氏，村委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份17个自然村姓氏分布与人口的简略资料，现录入于下：
 

村名
姓氏
户数
人数
竹坑
张
19
100
上角
张
17
110
下角
张
20
120
和三
张
19
100
简洞
张
14
19
大粉田
张
10
60
河背
郑
14
90
上塘
郑
18
120
下塘
东 张
西 张、王
19
29
100
130
井头山
黄
10
60
车寮
张
13
80
仙冚
郑
12
60
铺头
梁
16
80
新一
张
21
160
新二
张
30
170
南房
张
黄
16
16
80
80
横溪
张
14
70
总计
5姓
380户
1750人

此表表现出，17个自然村中只有下塘和南房是复姓村（张、王或张、黄），其余15个村均为单姓村。张姓是大姓，而且占绝对多数：如果不计算下塘和南房2个复姓村的话，仅张氏单姓村就有10个之多。其次是郑姓，有3个自然村；再次为黄姓与梁姓：黄姓有1个自然村和1个复姓村，梁姓有1个自然村；王姓最小，只与张姓共居下塘。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竹坑村建村以来，村里的姓氏与今日是有变化的，如新编《增城县志》（1955年）第134页的“卷三.人口.增城县部分村庄开居简况”中纪录着“清康熙（1677）”时“夏季华”由“派潭镇九子坑”移到“小楼镇竹坑”，但现在的竹坑村已没有夏姓。第二，村表中的“姓氏”虽统计为5个姓，其实村里原来还有个蔡姓，住蔡屋仔（离竹坑村约2公里），后因人口渐少只剩下2户人家，他们于1984年搬到增城西山村去了。从竹坑村走出去的增城科协退休干部郑九如（70岁）先生说，蔡姓历史上在清代曾出过当千总的蔡其昌。3本文仍以历史上的6姓讨论。
2.3 竹坑村民源流
竹坑村民大部分来自嘉应州（今梅县），但进入竹坑的时间先后之别。
2.3.1 张氏
竹坑村张氏为大。在村委会，笔者有幸查阅到经族人重新精心裱修过的《张氏族谱》，这是村里经“文革”后还保留下的唯一族谱。
从族谱可知，张氏属“清河堂”，始祖于明“洪武间自宁化石壁移居杭邑城（上杭）东四十里”，因“屡遭火乱……念三公移于程乡松源”，念三公被奉为张氏的松源始祖。至“康熙间”，张氏“迁居增城创业”，这就是张氏从福建移居广东程乡（今梅县），再进增城的简要迁徙路线。
张氏虽奉张闻生为竹坑始祖，但最先进入竹坑的是张闻生的三个儿子张现发及其兄弟登发、友发。嘉庆十一年（1806）的“下塘张氏族谱引”中云：“国朝康熙间，我祖现发弱冠，奋然由松源而来增之大坑乡，后则登发、友发二祖陆续偕来，始迎双亲而就养”。这段话正可为康熙四十五年由“八世孙”在“张氏宗系谱”中的“乃父闻生生予兄弟三人，长而成家，乃迁居增城创业”的文字作了补充说明。
族谱纪录张氏移居增城的时间是“国朝康熙间”，但未说明是康熙几年。在正常年景，族谱一般是三十年一修，但具体到每个家族，修谱时间会有所不同，但最少不会少于二十几年，最多时如遇战乱或社会动荡四、五十年以至更多的都有。康熙四十五年时，张氏已在增城撰修族谱，如照这个规律计算，张氏父子大约会在康熙十五年前后进增，无论如何会早于全面展界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也就是说，竹坑已有三百余年的建村史。
在新编《增城县志》第126页的“卷三.人口.增城县部分村庄开居简况”中纪录着“开居始祖 张玉发”于“清康熙（1722）”到“小楼镇竹坑”“开居”。1722年是康熙六十一年，而张氏在康熙四十五年已在增城编修族谱了，新编《增城县志》在开居人与进入时间上应有误。
因笔者在竹坑的时间有限，其他几个姓氏又都没有保存下族谱，他们的情况均为郑九如先生在村里调查后转告笔者，下面分别叙述。
2.3.2 王氏
王氏与张氏是表亲，也从松源迁来。王与张的入增时间差不多，现仍矗立在下塘村的张、王两姓共建的开基祠堂，应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2.3.3 郑氏
郑姓在竹坑村为第二大姓。据看过自己姓氏族谱的郑九如先生说：“郑姓在竹坑的开基祖是郑荣初，康熙壬午年间，他从梅县松源山下扛着先祖魂坛来的，以放鸭子为生”。
查阅新编《增城县志》，卷三“人口”4中收录了79个姓氏364个村庄的开基历史，其中郑荣初就榜上有名，“开居地点”是“小楼镇竹坑上塘”；“开居朝代”是“清康熙（1702）”；“何地迁入”是“嘉应州”。1702年，正是壬午年（康熙四十一年），郑九如先生没有记错自己祖先的入增时间。郑氏比张氏、王氏要晚到竹坑二十多年。
2.3.4 黄氏
黄氏来自梅县的松口，比张、王入增时间要晚，具体时间已无考。
2.3.5 梁氏
梁氏从博罗县打鼓潭迁来，入增时间也比张、王要晚，但具体时间和黄氏相同，无考。
2.3.6 蔡氏
蔡氏原居福建莆田，后迁到广东揭阳，以后又迁入增城的西山村，1810年（嘉庆中期）前后有一支蔡姓搬到竹坑。蔡氏应是进竹坑较晚的家族。 
三、六姓和谐共处的社区
竹坑村的“六姓和谐”，在增城历史上一直作为佳话流传。但它不应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而应“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今人如能把历史上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就能帮助我们避免走上弯路。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竹坑村历史上的“六姓和谐”，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下文即从历史上对竹坑为何能形成“六姓和谐”的原因加以考察。
3.1 异乡生存的需要
“迁海复界”前，广东东南沿海一带大部分是操粤语的广府人居住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角的增城，也为广府居住区。因“复界”后的政府“招垦”，赣闽粤交界处山区的客家人纷纷走出大山，向广东东南沿海的“复界区”移动，这个历史背景，前文已谈及。客家垦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走向异乡”的社会环境下，需团结一心，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1.1.1节中谈到乾隆十九年的《增城县志》在“区宇.里廛”条里有统计：全县当时共有村落305个，其中客家村落50个。这个数字看出，到乾隆十九年时，增城的客村也仅占全县村庄的15%。本地村，即广府村是大多数，为强势族群，客家村是少数，为弱势族群。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会因争夺生存空间产生土客矛盾，这种矛盾至今仍可从当地流传下来的旧词汇中找到痕迹。过去，客家人把本地人叫做“蛇佬”，意思是说他们是“地头蛇”；本地人就把客家人叫做“青蛙”（或“蛤仔”、“客家青”），因为蛇可以吃掉青蛙。据说，这些旧词汇在过去的增城客家孩子与本地孩子唱念的童谣里还有使用。5下面具体讨论竹坑情况。
前文已推断过张、王两姓进入竹坑村最早的时间约在康熙十五年前后，是全面复界之前。可以想见，这时进入还是广府区域的增城的客家人不仅人数少，而且行为上还属“非法”，他们需格外小心谨慎才是。由于两姓是表亲，又同从松源来到竹坑下塘村，他们具有了共同的血缘、地缘和语缘，足以令两姓入增先祖以兄弟相待。
客家人是个以儒文化为精神支柱的民系，开基祖每到一地，首要之事是修建祠堂，这是遵循先人“凡立宫室，宗庙为先”的古训。祠堂选址是相当慎重的大事，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族今后的运程。在竹坑，这样重大的事情就是由张、王两姓入增先祖共同完成的：建于下塘的东西向的两姓祠堂同为二进，并肩而立，中间仅用一道墙壁将东边的张氏宗祠与西边的王氏宗祠隔开。更让人感动的是，两间祠堂除了一道隔墙外，其余的祠堂建筑要素完全共享：堂前的月池、禾坪与堂后的风水山林就都是一个。如若从外部粗略看去，那就是一座建筑。这种情况在小楼镇并不是孤例，小楼镇的仙桂村也有一座祠堂是三姓共建的。
仙桂村也是个客家村，村中三姓分别是何、王、邱。三姓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共同的地缘与语缘，现有人口约千人。三姓始祖在仙桂村开基时合建祠堂，而且三姓的祖宗牌位就设在同一屋檐下！只是三姓各自有祭台：何氏居中，王氏居左，邱氏居右。村民说：“老祠堂在日寇进村的时候烧掉了”，现在的祠堂是抗战后在原址重建的——仍是三姓同祠。直到2003年，何氏才从祠堂迁出，在村北独立造祠。
增城的“异姓同祠”，是增城客家文化的一大特色。笔者在闽、粤、赣交界区域的客家住地考察中，不曾见到过此种情况，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那里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与在增城的客家人有别：闽、粤、赣三省交界区是纯客住地，四周都是“自己人”，各姓氏当然是独立起祠。而在与增城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深圳客家居住区，也未见有这类建筑。这种情况说明，增城客家人的生存空间要比深圳“紧迫”，因为深圳东部的龙岗区，自康熙年复界后逐渐形成了纯客住区，地域上与“惠州府”的大片客家住地相连，深圳西部的宝安区才是广府居住区。在深圳，复界后逐渐形成了“东客家，西广府，各占半壁江山”的势态，客家垦民的生存空间比起增城来要宽阔许多。
增城客家人的共建祠堂，就是各姓氏间在相对艰难的环境中，在精神层面上形成的最大团结。虽无血缘，但胜似血缘。只有这般彼此搀扶，互为兄弟，人众势强，才可能在逆境中携手共进。
3.2 精英人物的睿智
任何时代，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领袖式的人物产生，他们的行为理念与价值取向将对周围的人们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族群，一个村落里也是如此。就是现今，如九十年代的山东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就是“能人经济”。哪个村里有能带领全村走上富裕路的“能人”，那个村的经济就能搞上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头羊作用”。同样，竹坑村出现“六姓和谐”的局面，与村里的“头羊”——宗族中精英人物的睿智指引密不可分。
初进竹坑的张、王先祖，以联手建祠的方式，清楚地告之族人及其后裔，要懂得“异姓和谐”的重要性。以后，也将这种“和谐”推及到后来的几个姓氏。有关详情已在上文“3.1”节中涉及到，这里不再赘述。
在竹坑精英智慧的带动下，村内形成了长久的祥和社会氛围。民国时，张氏长房的张梦初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精英分子：他身为长房人，又是当时“崇贤乡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在村里是个举足重轻的人物。他的有关建设族群和谐的“四不能”要求，至今村中老人还能详细道来：“大房不能欺负小房，人多不能欺负人少，本地人不能欺负外地人，大村不能欺负小村”。5张梦初提出的“四不能”，就是结合竹坑村的社会实际，将先辈“异姓和谐”理念的具体化，很能深入人心。他所说的“本地人不能欺负外地人”，是因当时村里学堂聘请的老师不少是外地人，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来自外地，而且那时竹坑是游击区，有不少外地人在这里活动。
张氏在竹坑是绝对大姓，可以想见，从开基祖张闻生父子首创“异姓同祠”，直至现代张梦初提出自律性的“四不能”，历代精英计之深远的“异姓和谐”理念，成为了约束与规范宗族行为的无形法典。强势宗族能以平等之心对待弱势宗族，这就是三百余年间创建社区和谐的根本保障。
所以，村人们能自豪地告诉我们：“竹坑历史上，六姓从来没有为争田水械斗过”，而且六姓之间彼此通婚，互为姻亲，真就有如一家人。
在“三姓同祠”的仙桂村考察时，有一老妇人主动上前告诉我们，先祖有誓言世代流传：“拗过铜钱，呷过鸭血，斩过杆扫，奈一姓欺负人就不吉利。”这段誓言告诉我们，何、王、邱三姓的开基祖营造祠堂时，曾举行过“歃血为盟”的隆重仪式。他们发下如此誓言，是为后人立下明确规矩，以期三姓世代和谐交好。
正因为村落中精英人物的胸怀与高瞻远瞩，在他们的行为指引下，三百多年来增城小楼镇历史上出现的“和谐社区”，构成了增城客家文化的一大亮点。
3.3 村民自治文化的传承
增城客地“和谐社区”的出现，虽有它的历史原因，但也有它自身的文化特点可供后人借鉴。除上涉及到的内容外，竹坑“立教”的“村民自治”文化对我们也有相当的启发作用。“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好文化教育，提高村民文化素质。
客家人重文教，重科举。“欲盈仓廪须耕种，想出人头在读书”、“门前塘，世代都有读书郎”、“家无读书郎，官从何处来”等等流行于客家地区的民谚，充分表现了客家人的文化意识与价值取向。撰写于嘉庆十一年（1805）的“下塘张氏族谱引”就载有“迄今，子孙蕃衍日盛，游泮水、履成均7十余人。”这是说，张氏经过三、四代人的艰苦打拼开创期后，子孙辈中不算在村中读私塾的，到嘉庆年间已出了十多个相当于今天的大、中学生，这在那个年代是让族人颇感荣耀的。
宗族依靠祠产建立了一套鼓励上进的奖励机制（族谱里记有详细的奖励标准），这显示出竹坑“立教”上村民自治的自觉意识与制度保证。为了办好教育，他们舍得花本钱从外地高薪延聘有水平的老师。例如，民国时孩子都在村里“崇贤乡第二中心国民小学”读书（也招收周边的学童），学校教师多为外地人，本地老师月薪二百斤谷，而外地老师则是三百斤谷。这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措施，使得族众的文化素质从整体上得以提升。
其他姓氏，现在虽然看不到他们的族谱记载了，但从“头羊效应”上，可以想见其他五个姓氏在文化发展上也会出现类似情形。
竹坑村的文化传承就是在现今也能看到它的延续，各姓中几乎每家都有在外工作的各级国家干部，其中不乏大学生、硕士、博士和教授。
村民具有了基本的文化素养，传统文化中的“讲求礼仪”自然融入竹坑的村风、民风之中。“礼仪兴而风俗美”，村中至今还保持着这样的习俗：如发生矛盾的双方，年初一日村中相见，定要抱拳互贺新年，而且有愧的一方要率先开口，这就是“礼为上”在乡间生活的表现。
竹坑人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立教”文化，创造出了一个“六姓和谐”的祥和社区。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有认识与借鉴的价值。
 
*本文得以成章，首先要感谢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黄卓夫主任的热情款待和王文峰副主任、文员赖炳军、编辑室李恒芳、王李英、中新文体中心主任陈国粦等同志的鼎力相助。同时，对竹坑村委会、增城科协退休干部郑九如先生、村退休教师张宏清先生及增城福和籍的深圳宝兴木器制品厂总经理杨橙双先生等人给予的大力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
  注释：
（1）参见张卫东：“再论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语言学推断”，《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深圳大学中日影视、梅州市电视台联合摄制：大型电视系列片《客家人》第一集解说词，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2000年。
（3）关于“蔡其昌当千总”的传说，73岁的张泰和老先生说“竹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年青时都听老人说过”：“烧鸦片时，蔡其昌在虎门附近理发。一天，见英军打炮，已将十几门大炮填好火药的守炮台清军全吓跑了。蔡其昌不怕死，冲上炮台把十几门大炮点着打向英军。英军以为是清军反攻了，就退了下去。后来，清政府认为他是抗英英雄，让他当了千总，一个相当团长的官。”
（4）新编《增城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P.133。
（5）内容为增城福和籍的深圳宝兴木器制品厂总经理杨橙双先生提供。
（6）内容由竹坑村张泰和先生提供。
（7）泮水，在学宫前，学宫即学校。成均，官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