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锯制造技术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传统的螺钉和螺母把塑料和金属零件固定起来而已。亚洲制造的链锯已经随处可见，但德国电动工具制造商Stihl仍能把它“德国制造”的链锯销往世界各地，而且最高端的型号能卖到市场上数一数二的高价。Stihl在德国的工厂虽然成本高，但86%的产品出口。透过Stihl模式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经济复苏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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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hl是一个位于德国南部 斯图加特 的家族企业，虽然它可以选择把更多生产工序搬到低工资的亚洲和拉美，但管理者坚持自己制造相当一部分最先进的产品。与美国尽可能外包的做法不同，德国制造的链锯大约一半零件，从链条到曲轴， 都由Stihl自己的工厂制造，很多工厂位于德国境内。经济危机来袭时，Stihl没有像很多美国公司一样裁员，为了留下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公司为全职工人提供到2015年的工作保证。Stihl甚至在经济低迷时雇了一批产品开发专业人才。所以，Stihl产品的高品质和高价格相辅相成，Stihl专业链锯在德国售价高达2300美元，保证了公司在德国的高工资环境中也能盈利。“美国公司并没有尽其所能把生产留在本国，”Stihl董事会主席Bertram Kendziora说。
Stihl是德国如何重振经济的优秀实例，对美国肯定也有点启发作用。德国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是星罗棋布的小规模家族企业，它们通常从事制造业中最“不性感”的部分，生产的不是IPhone或iPad，而是机械和重型装备，这些都是对技术和生产工艺要求相当高的传统工业部门。近年来，德国公司在有远见的政府改革支持下，把传统变成艺术，建立了发达国家中最有竞争力的工业领域。德国繁荣的出口就是明证，2010年出口增长达到其他发达国家可望不可及的18.5%。
得益于出口快速增长，德国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更快渡过了经济危机。2010年德国GDP增长3.6%，而美国只有2.9%。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失业率攀升到几十年来最高点时，德国失业率却在下降，据OECD统计，2007年到2010年，德国失业率从8.6%降到6.9%。“德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瑞士IMD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Stéphane Garelli说。
德国的复苏扭转了它在欧洲的地位。不到十年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使德国活像一个笨重的巨人。而更有冲力的邻国，如西班牙、英国和爱尔兰，都乘着全球金融狂潮实现了眩目的增长，它们嘲笑德国是古板的大叔，摆脱不了过时的社会主义积习，适应不了新世界。可是，经济危机证明它们是错的。西班牙、爱尔兰和其他欧元区曾经的亮点跌入了债务危机，成了过度消费和危险政策的受害者，稳定的德国改革体质卒之成为欧洲主要经济力量。
OECD数据显示，德国GDP增长在欧元区的比重从不到十年前的10%上升到2010年的60%。“我们从欧洲的病猫变成了老虎，”德国财政部政务次长Steffen Kampeter说。
不过，德国这只老虎也有狰狞的一面。相比德国制造商的出口能力，欧洲其他国家根本没有竞争力。德国约80%的贸易顺差来自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交易。德国越成功，其他欧洲国家越觉得自己是牺牲品，欧元区在最脆弱的时候出现了裂隙。“大家都对德国不满，”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Andre Sapir说，“德国自己往前冲，但它为欧洲其它国家做了点什么？”
欧洲的中国
在很多方面，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点类似东亚。都是制造业巨擎，给世界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不稳定因素。像东亚一样，德国出口产生了巨大的经常性收支盈余，而竞争力较弱的邻国，比如西班牙，却陷入赤字。
这些分歧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核心。欧元区很多国家指责德国的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区域的经济低迷，逻辑类似华盛顿指责东亚阻碍美国经济复苏。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如果欧洲经济不能更好地平衡收支，整个区域可能卡在低增长的怪圈里，债务危机更难解决，整个货币联盟的未来也受到威胁。像华盛顿批评东亚一样，德国的欧盟伙伴认为柏林必须改变其经济模式，更有效地协助区域增长。欧盟的执行机构 - 欧盟委员会 – 呼吁德国和其他出口盈余国家刺激国内消费，帮助刺激整个欧盟的经济。法国财长Christine Lagarde抱怨说，德国应该为整个欧洲着想，发扬“同甘共苦”的精神，改革本国经济。
但柏林认为德国出口不仅对本国有利，对整个欧洲都有利。德国是地区供应商网络的中心，出口需要的零件和其他资源都依赖这些供应商。德国工厂出口越多，从邻国进口越多，刺激周边经济增长。Kempeter指出德国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进口比出口增长更快，2010年增长率分别为16.7%和12.7%。“德国只有经济增长，而不是萎缩，才对欧盟和世界经济有好处，”他说。对德国来说，欧洲摆脱困境的办法不是逼迫德国减少出口，而是改革较弱的经济体，使它们更健康，更有竞争力。 德国模式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论点。当西班牙、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大肆举债，过度兴建房地产，拼命给自己加薪的时候，德国在专心治理经济。德国公司大量投资研发，缩减开销，工会合作使德国成为欧洲唯一自2005年起就不断减少用工成本的主要发达国家。德国制造是高品质的保证，比如宝马跑车和凯驰洁具（Karcher），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德国制造”多付钱。所以德国能在与新兴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甚至从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中获益。德国2010年头10个月对东亚出口上升45%。实际上，除日本之外，德国是唯一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相当大比重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德国出口从2000年GDP的33%增长到2009年的41%。德国工业的成功或许有助于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经济问题：怎样在与低成本的新兴国家竞争中取胜。“德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路人，”慕尼黑的商务咨询师Bernd Venohr说。
德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不断寻找新方法，保证工厂在经济危机时保持竞争力。德国政府出台了短期工作计划，通过政府补贴鼓励企业留住员工，避免了美国危机时的大规模裁员。2009年，超过140万工人从中获益。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BASF）公司的化学品车间里，工程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上百万美元的设备在生产缩减时维持正常运转。2008年末，短短100天时间里，一个车间里乙烯和其他化学品的需求从100%满负荷锐减到14%。冬天如果关闭超高温机械设备，管道就会冻住，造成昂贵的损失，工程师设置了一个复杂的循环程序让机器维持运转。闲置员工被安排新工作，公司没有裁掉一个宝贵的员工。巴斯夫总裁Bernhard Nick认为，公司在低谷时的明智决定为新一轮高峰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不只是家人的感觉或者与人为善。我们哪怕是最普通的倒班员工都有极高的技术水平，怎么舍得裁掉他们，否则，失去了技术知识，想要东山再起的时候就麻烦了，”他说。
不当的危机管理
德国的成功鼓舞欧洲其他国家效仿柏林改革。法国总统萨科齐顶着抗议者的压力，去年把退休年龄推后两年，这是德国2007年的做法。六月，西班牙总理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敦促议会通过了一项效仿德国的劳工改革法案，旨在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但赶上德国没那么容易。因为德国和周边国家统一使用欧元，弱小经济体不能使用重振竞争力最简单的工具 – 贬值本国货币（这是美国降低对东亚贸易逆差的办法），它们只能压缩工资和成本。
德国对欧元区的态度是，弱国必须变强。这种态度在它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反应中处处体现。利用其对欧盟事务的实际否决权，柏林推动迟迟不动的欧元区国家采取痛苦的改革，重建投资者信心。作为回报，德国向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五月创建的1万亿美元援助基金注资。由于接受援助基金的国家必须采取削减预算等一系列紧缩政策，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对立更深了。德国“视南欧为负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马德里负责人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说，“他们觉得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整个体系就有自我修复功能。”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债务危机不仅需要紧急援助基金，还需要更紧密地经济同盟。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抗拒，甚至拒绝为解决欧元区问题让德国作更大牺牲的建议，比如最近关于各国政府联合发行欧元债券的建议。当然，默克尔的决定被德国选民影响，德国选民不想看到自己交的税被用在一贯奢侈浪费的邻国身上。但一些欧洲国家坚信德国总理把私利放在整个欧洲的需要之上。卢森堡总理Jean-Claude Juncker最近指责德国“太不欧洲”。
寻找平衡
柏林对诸如此类批评有些不安。“我们认为欧元区是一个维护地区和平自由的组织，不单是个经济工具，”Kampeter说。“我们会尽可能稳定这个工具。”但柏林要做的不止这些。德国问题的答案与东亚问题的答案有点类似：都需要重新寻找平衡，寻找新的国内经济增长点，防止打破全球经济平衡。 对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帮助Luka Rajkovic 这样的东欧工人。49岁的Luka Rajkovic在西门子位于柏林的电力设备工厂生产线上工作了25年。由于担心他的工作可能被搬到工资更低的亚洲，Rajkovic和他的同事宁愿接受了较少的涨工资，来换取工作保障。去年底，西门子将工人工作保障延长到了2013年。可是公司省钱，苦了工人，Rajkovic有两个女儿，他现在必须推迟奢侈品购买，只买减价货。“我可不愿意现在赚多一点，两年后失业，”他说。
整个德国中产阶层都在做这种选择，所以，德国并没有从出口繁荣中获得应得的好处。德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Markus Grabka估计，德国中产者的可支配收入过去十年内没有任何增加。大约1/5的劳动人口被迫从是没有保障的低收入工作，每月只赚可怜的550美元。讽刺的是，灵活性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刺激了德国出口，另一方面给中产者造成压力，情况与美国类似。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放松对内向型行业的严格监管，尤其是服务业，比如教育和零售业，这些行业比制造业效率低。放开这些行业能带来更多高收入工作，刺激德国民众的消费能力，缓解对出口的依赖。“虽然有出口这只下金蛋的鹅，但国家经济不能全指望它，”位于纽约的美国经济咨商会（Conference Board）首席经济学家Bart van Ark说。
柏林对这一点非常清醒。“我们知道改革不只是一个十年的项目，而是持续不断的挑战，”Kampeter说。更加平衡的德国，会把本国经济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正面影响最大化。比如，美国能卖给德国公司和消费者更多产品。但是，德国如果想让经济奇迹有真正的持久性，改革精神需要延伸到国界之外。如果欧洲完整统一，德国可以同邻国一起繁荣，而不是一支独秀，这需要柏林接受整个欧元区的改革，并发挥自己的应有的作用。如果欧洲各国领导人愿意把握机会，更加强壮的德国有可能引导欧洲走出危机。“他们能推动实现共赢的未来，”Torreblanca说，“问题是他们不愿意带头。”如果德国能改变，德国会受益，欧洲，甚至世界都会受益。
（本文观点不代表译者观点）
原文：How Germany Became the China of Europe
作者：Michael Schuman / Stuttgart Monday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53595,00.html
发表于 2011-3-5 2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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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5 22:4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