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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武鸣壮乡农户市场行为研究-----龙远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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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鸣壮乡农户市场行为研究

原载:民族研究(京)1996年01期,第17-25页


龙远蔚


  市场行为,是人们对市场运行规律的反映,表现在生产经营上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本文拟以武鸣壮族农户的调查为基础,探索壮乡农户经济行为的变迁、市场行为的形成和强化及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武鸣县位于广西中南部,为首府南宁市辖县,距南宁市区约35公里,农村综合经济实力居广西第四位,1993年总人口62.97万, 其中壮族占86.28%。武鸣壮乡农户市场行为的形成及强化, 是壮族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壮乡农户市场行为的探讨,对于准确把握壮族发展现状与趋势,以及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壮乡农户经济行为的变迁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并且随着社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在封建社会,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生产经营的自给自足,缺乏扩大生产、更新生产方式的愿望,家庭的“自足”成为劳动分工的基础。由于“自足”的欲望值不高,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根源之一。武鸣的壮族社会同样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武鸣壮乡也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迅速过渡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社会,其组织化程度在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单一、被动的,基本上由“组织”决定。例如:何时劳动:出工和收工均听生产队长的哨声或钟声;如何劳动:完全由生产队长指派,或犁田、或收割,不能自己作出;生产什么:包括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完全由“上级”决定,连生产队长都得服从;农时安排:包括何时春耕、何时收割、何时冬翻、何时修水利等,均由“上级”统一布署;吃多少:由“上级”规定口粮标准,超过部分的粮食按规定价格交售国家。显然,在高度组织化的体制下,农户个人的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都必须服从于集体及其崇高政治目标的要求。利润被斥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效益自然也无从谈起。
  但在另一方面,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武鸣县从解放初起,就始终把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并通过逐渐强化的农村组织,有效地推广良种、化肥、农业机械和先进的植保技术,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发展农村电气化等,在许多方面使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到1980年,武鸣壮乡解放前使用的传统农具,如用于提灌的戽斗、龙骨水车、竹筒水车,农产品加工用的砻、碓、石磨、木榨、畜力榨粮机等,这些延续时间长得难以考证的农具均已消失。粮食、甘蔗等作物良种的更新周期,大多已缩短至3~5年。1993年,全县的粮食种植面积在比1950年增加11.92%的基础上,产量则增长了3.77 倍,生猪的饲养量比1949年增长了7.88倍。
  更为重要的是: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壮乡农民形成了很强的接受新技术和新事物的能力(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最初可能是被动的),正是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之成为改变自然经济的强大力量,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行为的形成与农村经济变革
  1983年,武鸣在全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劳动组织,使壮乡农户的经济行为逐渐由被动、服从向自主经营的方向转变。
  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农户的“自主经营”仍要受到诸多限制。如“稳定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发展战略,对武鸣这个广西重要的产粮大县来说,由于要完成粮食调出任务,在很长一个时期落实到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几乎是刚性的。1985年开始实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制,实际上并没有“合同”的真实意义,不管农户愿意与否,都要按既定的价格和数量将粮食交售给国家。而对农户来说,毕竟有二三十年“服从”的习惯,尤其是像武鸣这样一个从1963年就被自治区定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试点县,各个时期的“样板县”,农户对“上级”的布置有较强的“服从”思维定势。直到1991年,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并不困难。
  然而,“自主经营”毕竟在许多方面已落实到户,而且家庭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体制上对农户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逐渐减弱,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农产品价格全面放开,以市场为导向、追求收益最大化遂逐渐成为农户生产经营的普遍原则:
——以效益为原则调整生产技术和更新农艺。包括对原有技术的否定和对新技术的吸收。
  武鸣壮乡人力水稻插秧机的沉浮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过程。1965年,我国人力水稻插秧机的研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项技术可替代稻作中最累人的手工插秧,但效率并不比手工高。可是在当时的“大锅饭”体制下,这项省力而不提高效率的技术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户的欢迎,在武鸣壮乡很快得到推广。1969年,全县的水稻插秧机拥有量已达7134台,当年在武鸣县双桥公社召开了全国首次人力水稻插秧机使用现场会。次年在湖南省召开的第二次现场会上,号召全国水稻产区要“省省有武鸣”,可谓闻名全国。1971年,全县的水稻插秧机达9372台,机插面积占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的61.9%。拥有量最高的1976年达14202台。 这项在特定体制下得到推广的技术,在实行家庭经营后,农户必然要重新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新体制下,每户一般只有几亩水田,多的不过十余亩,用手工插秧一年有几天或十天半月就能完成,而人力水稻插秧机效率低、对秧苗的要求复杂、故障多、需保养、使用时间短、搁置占地方等毛病也就暴露出来。因此,这项技术又很快被农户淘汰,目前已在全县彻底消失。与此同时,一些与家庭经营相宜的农业机械,如手扶拖拉机、农用柴油机等则受农户青睐,1993年,全县的手扶拖拉机拥有量达到13577台,比1979年增长了3.71倍。
  化学除草剂的广泛使用则反映了事物的另一面。壮乡的传统稻作原来不耘田,60年代初,武鸣县聘请广东潮汕老农来传授水稻精耕细作技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耕田技术,由此改变了壮乡稻作不耘田的传统习惯,使水稻亩产迈上了新台阶。然而,耘田是项非常累人费时的劳动,须弯腰或跪在稻田中,用手将一株株禾苗四周的泥疏松,使根须露出表面吸收肥料,同时将杂草拔掉。这项农艺在壮乡使用了20多年,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习惯”。但化学除草剂出现后,农户发现,使用化学除草剂同样可起到耘田的效果,水稻亩产没有降低。由于除草剂可与化肥混合使用,十分省事,而且每亩成本仅1元多(1994年为2元),因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已基本上用除草剂取代了耘田的“传统”习惯。农户的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劳动的机会成本,若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节约劳动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若除耘田外无收益机会,使用除草剂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这是市场行为的重要表现。因此,在一些相对落后的乡村,耘田仍较普遍。 根据我们对120户壮族农户的调查,1993年平均每户除草剂的支出为49.48元,4个调查点(每个点30户)的户均支出情况为:双桥乡164.53元,邓广村21.5元,马头乡11.57 元,较贫困的玉泉乡为零。
  在技术的调整和农艺的更新过程中,壮乡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很快。目前,饲养业已普遍根据生猪、家禽的不同品种和生长期,选择使用不同的专用饲养,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产出。种植业也开始广泛使用效率更高的专用肥、复合肥、作物生长激素;渔业中的网箱养渔,名贵鱼种的饲养量也在迅速扩大。
——追求收益最大化,促使农户根据市场调整农业结构。与以往根据比较利益调整结构不同,由于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比较利益因此而经常发生变化,仅根据比较利益调整农业结构事实上隐含着很大的风险。武鸣壮乡农户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因此对项目的选择倾向于立足本地资源,市场需求量大、相对长期短缺,比较利益高的产品生产,尽量避免风险来获得最大收益。
  近几年得到迅速推广的龙眼、香蕉优良品种,反映了壮乡农户最佳选择的结果。武鸣传统的龙眼品种十余年才挂果,且果小、肉薄、产量低,故没有大面积种植,农户多是在房前屋后栽一两棵,主要用于自食。而1988年从福建引进的大乌园龙眼品种,具有果大、肉厚、糖份高、产量高的特点,而且树冠矮、易采摘,三年即开始结果,第四年可收获。由于龙眼的种植在我国仅有福建和两广北回归线以南的少量地区,供给长期短缺,而且用途又相当广泛,市场需求量一直很大,以致使价格接连攀升,1993年广东商人在武鸣的收购价每公斤鲜果已达25元,因此,龙眼新品种深受农户的欢迎。1992年,县农业部门通过乡村科技推广系统向农户推广大面积种植,短短两年全县的连片种植面积即达2 万多亩。当然,先行者的榜样作用也不可低估:仙湖乡邓吉村的邓文雅一家,1989年种植40亩龙眼,1993年仅龙眼的收入就达16万元,加上育苗收入,两项合计达32万元;双桥乡的农民唐江等4人合股,承包了70 亩土地种龙眼,1993年出售龙眼的收入达40多万元。如此高的收入,对其他农户有很强的诱惑力。
  产自澳大利亚的香蕉优良品种威廉斯,每串重50~60公斤,具有生长快、产量高、抗病强、易运输,可用试管育苗,便于大面积种植等特征,(1)县农委1992年冬从广东引进试管苗,将三叶苗培育到12 叶苗以上,向农户推广。由于香蕉的保鲜技术已解决,国内种植的范围较窄,市场需求潜力大,而且市场价格较坚挺,多年来均稳中有升,因此也深受农户欢迎,两年间全县连片种植的面积已达万亩以上。双桥乡农户的种植面积近5000亩,当年种植的威廉斯香蕉,亩利润达3000~5000元。目前,全县威廉斯香蕉的连片种植面积仍在迅速增长之中。
  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一些社区形成了独特的产品结构。如府城乡陆龙村的农户独辟植竹致富途径,全村户户种植甜竹,这种竹产笋量极高,仅植竹一项,该村农户收入高的达5000元,少的亦有2000元;城厢乡大良、大同两村根据靠近县城的便利,新辟了养水奶牛的生财之道,共养水奶牛约140多头,每头日产奶20多斤,收入颇丰;城厢乡 的大皇后村,开发了600多亩鱼塘,县城消费的60 %的鲜鱼均产自该村。
  农户的市场化行为,使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一些原来重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如烟叶、柑桔、菠萝等开始受到冷落,产量已呈下降趋势,而高产、优质、高效农产品的生产在农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预示着武鸣壮乡农业正在向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过渡。
——追求收益最大化,加速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武鸣壮乡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均大量增加,发展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也就成为农户的必然选择。其市场行为的形成与强化,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87~1991年,全县的乡镇企业总收入由1.03亿元增加到2.21亿元,4年翻了一番;1992年总收入达3.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9%,速度明显加快。而1993年乡镇企业的总收入达7.08亿元,总产值5.91亿元,实现利润3153万元,均比上年翻了一番,一批个体及私营企业已具有年产值数百万元、上千万元的规模。1994年,乡镇企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1~10月, 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6亿元,总产值14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两倍,步入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
    三、行为差异
  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人们的普遍欲望,即通俗说的“人人都想发财”。然而,谁都明白,并不是人人都能发财。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人文、政策环境等)、能力(包括交往能力和技能等)、机会等去追求收益最大化。因此,尽管人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欲望或观念是相同的,但其行为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贫困乡村的农户为何不能像上述农户那样从事生产经营,摆脱贫困?
  武鸣壮乡同样存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1993年各行政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400~1200元之间,相差约2倍。地处石山区的罗波乡秀山村是全县最贫困的行政村之一,全村407人,分布在15个山形成的自然屯,屯与屯之间石山相隔,无公路、不通电、缺水,人均耕地仅0.6亩。水屯是该村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拥有一片约30亩的平整旱地,周围石山环抱,山外另有15亩旱地。每年春夏,内土地因无处排水常被水淹,水深常达2米,几乎成为“水库”, 而一个月不下雨则旱,因此十年只有两年收,好的年景亩产玉米400 斤(单产),1994年大水灾,内土地颗粒无收。 农户通常每年缺半年粮。在水屯生存的农户也不乏追求最益收大化的致富欲望,但“致富”对他们来说,显然非常困难。由于内土地常被水淹,不能种植常年生的经济作物,只能尽量避开旱涝种些玉米等粮食作物,而且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相对均衡的,不足的粮食也需以市场价格购买。种植业的这种选择,也深刻反映了水屯农户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市场倾向。至于不足的粮食,必须挣钱购买,那么如何挣钱、挣更多的钱,则是根据农户的能力而定。该屯的陆文兴一家7口,种5亩旱地,另外养了25只羊、10余只鸡、2头母猪,主要靠养仔猪挣钱, 每年出售仔猪约20头,每头(约50斤)可获纯利60元左右,此外每年大约还能编竹箕60余只,每只售价3元。 陆文兴养母猪的技术一点不比富裕乡村的农户差,也使用专用饲料。
  与水屯一山之隔的伏屯,自然条件比水屯差得多。全屯最大块的土地仅有几分,大多是几厘一块,土壤肥力极低,不涵水,下雨则稀,不下雨则旱。该屯缺水,人畜饮水全靠自然降水,每年8月到次年3月的旱季,需翻山到水屯背水, 壮劳力背一趟水也要花1个多小时。该屯农户对种植业的选择倾向与水屯农户相似,选择种植较耐旱的玉米等粮食作物。陆文献一家5口,仅2亩多旱地,最远的一块地需翻两座山走2个多小时,每年的玉米产量(干粒)约500斤,不足部分需购买。陆文献初通木工, 生产些小板凳(石山无像样木材)出售,养了1头母猪和一些山羊, 有时也上山挖龙须草等药材,靠这些收入购买粮食和应付孩子上学等支出。值得一提的是,未通电的伏屯只有7户人家,还有以电瓶当电源的两台黑白电视机,每当电力耗尽需背着电瓶走几个小时到山下有电村寨充电后,方能启机收看,从中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无论是水屯的陆文兴还是伏屯的陆文献,都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能力及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他们认为所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劳动,这种行为特征,是在恶劣环境下迫于生存压力的反映。而他们为生存作出的艰苦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其贫困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外出务工或者举家搬迁到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过上更好的生活。实际上这也是秀山村农户的重要选择,1993年,秀山村的总人口比1989年减少98人,下降了19.41%, 如果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减少的人口更多。人口减少主要是一些农户搬迁到圩镇等地方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所致。然而,外出务工经商存在找工作或资本的可能性问题,而且举家搬迁也需要较大的资金积累,毕竟只是少数农户的行为,若要形成规模,必须有政府的组织。
  富裕壮乡农户的市场行为,与贫困壮乡的农户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由于处在较优的环境,如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靠近集贸市场等,使之信息较灵,视野更为开阔,接受新技术和新事物以及增加收益的机会要比贫困乡村的农户多得多,(1 )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也表现得更加充分。收益机会的差别,造就了农户具体行为方式的差别,结果是贫富差别。
    四、粮食问题的两个认识误区
  核心问题是:农户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会不会导致种粮的积极性下降,对粮食生产造成冲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目前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农户的市场行为会导致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其实未必如此。
  从不同区域贫富的壮乡农户市场行为来看:作为贫困乡村的农户,正如前所述,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不足的部分必须以市场价格购买,而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相对均衡的,因此,农户若仍呆在原居住地,无论从安全或是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角度,种粮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至于一些农户的搬迁,也都会将土地转包或送给亲属耕种,结果只是增加了另一部分农户的粮食自给,不会因此使粮食的总量减少。
  富裕壮乡的农户,土地往往较肥沃,粮食单产较高,如双桥乡各村双季稻亩产约在1500~2000斤之间,按市场价格产值约1500~2000元,扣除约500元的成本,利润达千元以上,按目前的耕作技术, 耕种一亩水稻只需十余个劳动日,日利润是相当可观的,比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都合算。因此,无论农户是外出务工经商,或是进入乡镇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只需很少劳动投入的粮食生产。某些经济作物,如威廉斯香蕉的种植,亩利润可达3000~5000元,如此高的收益,是其得以在全县迅速推广、种植面积激增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挤占了粮食耕地(水田)。但香蕉的种植需耗费较多的劳动时间,这涉及到劳动的机会成本。而且高收益也意味着风险大,包括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运销、保鲜环节及种植过程中的风险。而作为农村生产单位(农户),其决策则具有谨慎、稳妥的特征,安全往往是其决策的基础,“安全”即要求生产满足家庭需求的粮食(包括口粮、饲料粮等),并有一定的富余。表现在粮食种植面积上,“富余”的程度还要预防旱、涝、虫等自然灾害,由于农户的人均土地不多,追求“安全”时对“富余”部分又往往预算较宽,因此选择种植香蕉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多的也仅种植几亩。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壮乡农户,其决策也大体如此。众多农户的这种选择,就构成了粮食的市场供给基础(我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 若农户的“富余”粮食为30%,即接近满足12亿人口的需求)。因此,农户的粮食生产,实际上是相当稳定的。
  另一方面,由于靠出售“富余”粮食不能致富,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则要求尽量减少粮食的生产时间,降低劳动强度,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形成了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水平的动力。武鸣县近几年推广的水稻模式栽培技术,15万亩吨粮田示范,均深受农户欢迎,由此也体现了农户的粮食生产热情。1993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达28.94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比大丰收的1980年增长22.32%,比受灾的1985年增长53.45%,而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80年的114. 93万亩减少到1985年的93.04万亩,1991年后大体稳定在90 万亩左右,1993年为88.87万亩,应属于正常的结构调整。粮食产量的波动, 主要是气候原因所致,而不是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变化。
  所谓的种粮积极性下降,是农户对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偏低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的报怨,反映了农户要求实现粮食市场价格的强烈愿望。从1985年到1994年10月底,武鸣县市场的尿素价格每50公斤由23元上涨到106元,涨幅为3.61倍,而同期的国家收购粮食价每50 公斤仅由25元涨至49.7元,上涨仅1倍,农户需要的化肥按市场价格购买,当然也就不愿意以低价向国家出售粮食。农户并非不愿种粮,而是不愿低价卖粮。
  另一个认识误区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农户种粮亏损,已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威胁。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没有根本区别,本质上仍然是农用物资供应的市场化与农户向国家销售粮食的矛盾。由于产品的市场价格具有均衡价格特征,若农户能实现粮食的市场价格,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威胁粮食生产,而是推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威胁粮食生产,而是推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上扬,加剧通货膨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反过来说,若不能正常实现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农户向市场提供的只是其粮食的“富余”部分,因此也不能危及粮食生产,而是农户如何实现粮食的市场价格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国内或跨省、市、县的区域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县域行政封锁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实现粮食的市场价格并不困难。如1994年武鸣县曾设卡控制粮食外流,仍阻挡不了农户将粮食运到广东销售。此外,农户还可通过饲养、加工等途径,实现粮食的市场价格。
  问题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以什么样的价格向农户收购粮食,才能兼顾国家和农户的利益。
    五、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矛盾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确立市场主体,建立健全法规体系,完善竞争机制及宏观调控的长期过程。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目前在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中,以家庭为主体的生产单位尚未真正确立其市场独立法人地位,而农户市场行为的形成及强化,又使其强烈地追求独立法人资格,要求成为市场主体,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武鸣壮乡农户的市场行为与现行体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对粮食收购体制的冲击。我国实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制,从其本意来说,是在农户缴纳公粮(实质为耕作的实物税)之后,国家粮食部门以合同的形式,按一定的价格和数量向农户定购粮食。“合同”的签字双方应当是自愿和平等的,而且均具有法人资格。然而,由于粮食的收购价是既定的,并且总是低于市场价格,农户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不签“合同”或不按既定的数量交售粮食的权利,因此,所谓的“合同”定购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仅体现了国家粮食部门的单方意志,并没有真正体现农户的法人地位,不完成交售任务的农户要受到惩罚。从1985~1991年,武鸣县虽然都能完成国家的定购粮任务。但随着农户市场行为的逐渐形成,收购的难度亦不断加大。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1992~1993年取消了农户的“合同”定购粮任务,粮食价格完全放开,农户的市场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市场主体的法人地位在生产经营中得到较充分地体现,而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服从”思维定势则进一步弱化。当1994年重新恢复粮食合同定购制后,确定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格低一半,再让农户按低价向国家交售粮食已非常困难,到1994年11月底,全县仅完成收购任务的30%左右,有的乡仅完成10%多一点。一些乡村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让不愿交售粮食的农户每斤定购粮交0.25元现金,拟用这些钱到市场购粮交售国家,但此举普遍遭到农户的抵制,因为农户在缴纳公粮(税收)后,已没有再交钱的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行政手段实施的粮食收购体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对县级国有支柱企业的冲击。武鸣县的财政收入以烟、糖为主,两项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0%以上,县级糖、烟加工企业是全县的经济支柱。这些企业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企业所需的原料,可通过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将种植面积落实到户,由企业确定收购价并由各级政府协助收购。长期以来,壮乡农户已习惯将这类企业视为“国家”的代表,政府布置的生产任务和企业确定的收购价格具有不可抗拒性。但近年随着农户市场行为的增强,政府布置任务的权威性开始逐渐削弱,农户日愈根据自己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从事生产,由此对运行多年的体制提出了挑战。例如,依托本县驰名中外的罗波烟而建立的武鸣卷烟厂,经过20多年的发展,1990年形成了生产20万大箱、利税超亿元的企业,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种烟也是壮乡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以产烟闻名的罗波乡,烟叶的种植面积从1987 年的3700 亩激增到1991年的1万亩,乡财政仅烟税收入即超过百万元, 但近两年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种烟的比较利益发生变化,1994年全乡的种植面积锐减至6000亩。此外,由于邻县烤烟的收购价比本县高一个等级,尽管县政府明令限制烤烟外流,农户仍设法将烤烟运到相邻的宾阳县出售,按1994年罗波乡的种植面积,应产烤烟120万斤, 实际仅收购了47万斤。卷烟厂的烤烟需求总量中,本地烟所占比例已由最初的100 %降至1994年的25%左右。
  蔗糖生产企业所遇到的问题与卷烟厂大体相似。由于种龙眼、三华李、木薯等可获得更高的收益,一些较发达乡村农户的种蔗积极性已经下降,如双桥乡1993年甘蔗种植面积为1.6万亩,1994年即锐减至0.8万亩。日榨3000吨的全县最大的香山糖厂,1994年其蔗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减少了1万亩,减少糖料蔗3.5万吨,相应减少产值1500万元。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是深化县级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紧迫任务。
——国有农用物资生产企业面临着挑战。1970年投产的县氮肥厂,其生产的碳铵在计划经济时期及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根本不愁销路。经过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1993年形成了10万吨碳按的生产能力,但却开始面临严重的亏损。1993年仅生产碳按3.7万吨, 因产品积压,至9底就被迫停产,职工放假回家。1994年1月恢复生产,至8月6日生产碳铵4.049万吨,而库存积压已达1.2万吨,由于资金无法周转,企业又被迫停产。氮肥厂的亏损,固然有煤、电涨价等原因,而且我国的小化肥厂也普通亏损,但是,产品的积压却是需求不足问题。从壮乡农户的市场行为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劳动时间也在增殖,投入最少的劳动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已成为农户的普遍追求,目前经济作物的种植已开始使用效率更高的专用肥、复合肥,这些高效化肥多有小袋包装,运输和使用均十分方便,省时省力。至于水稻等粮食的种植,农户也倾向使用专用肥和含氮量高的尿素,而不愿用含氮量仅25%的碳铵,因为同样是50公斤一袋,前者的运输及使用成本均大大低于后者。氮肥厂的铵水,是一种很好的氮肥,价格极低廉,过去远近的农民竟相到厂来挑,或用汽车、拖拉机运,现在就连工厂附近的农户都不要了。显然,农户行为方式的变化,也是导致企业产品积压和亏损的重要原因,企业若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即使没有原材料涨价的因素,也将难以扭亏为盈。
——山林、土地、水利纠纷案增多。县政府自1985年成立“土地、山林、水利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以来,至1994年10月,共发案2892起,其中已调解2602起,最大的纠纷案涉及山林4500亩,价值1000多万元,每年因纠纷引起的斗殴七八起,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万元以上。 “三大纠纷”增多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使一些原来利用价值不大的荒山、土地等具有了新的开发价值。同时,随着农户法人意识的增强,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土地、山林或水利重新提出了使用权要求。当然,这种要求有相当程度的非理性,如斗殴和一些无理要求等,但从总体上看,则反映了农户对利益的追求及其寻求利益保护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致使一些纠纷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一些法规条文相互冲突,审理后不服判决的现象开始增多,一些农户常常聘请律师,向更高一级的法院上诉,要求重新审理。农户状告政府的案例亦明显增加。
  上述的矛盾与冲突,强烈地呼唤深化体制改革,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及市场规则。
    六、关于宏观调控的思考
  农户市场化行为的形成及强化,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新的调控方式,已具有紧迫感。
  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农户市场行为的合理性、发展农村经济的强大能动性,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对农户的市场行为,只能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予以引导,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而不应以行政手段阻滞其对合法利益的追求。
  其次,政府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控,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移到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杠杆。尤其是对粮食、糖、烟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靠政府层层布置种植面积,硬性规定单方面有利于国家或企业的收购价格,在农户市场行为的冲击下将越来越失去其有效性,应当按照市场规律,在信贷、税收、保险或通过补贴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奖励种植等方式鼓励农户生产,使农户生产的这些农产品大体上能实现市场的均衡价格,保障农户的利益。
  第三、根据农户的市场行为调整经济结构。武鸣以糖、烟为主的经济结构,随着农户市场行为的增强,已开始显露出脆弱性。由于卷烟属限产行业,增长的潜力不大,面临巨大财政上缴压力的县政府,目前仍在大力发展税收较高的蔗糖生产,新建和扩建糖厂,提高生产能力。自1994年7月我国限制进口糖以来,国内糖价暴涨,至12月, 每吨蔗糖的价格大约由3200元涨至4300元,糖厂和县财政均获利颇丰。但目前的糖价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已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而农户的种蔗积极性则开始呈下降趋势,向农户收购原料蔗的价格更是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一旦糖价回落(如放宽进口糖的限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糖价下跌),对企业或财政收入均会造成很大影响。(1)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 使财政收入来源多元化,是武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
  第四,加快县级国有企业的改革。农户的市场化行为,使企业严重依赖政府维持经营的状况将难以为继。只有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上与农户建立平等的法人关系,并通过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在新的形势下获得生机与活力。农用物资生产企业还应当根据农户行为方式的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更新工艺,努力适应农户的需求。
  第五、建立和健全农村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的决策水平。由于农产品具有生产周期长的特征,作为农村生产单位,农户决策的一个很大缺陷就是往往以今年的价格确定明年的生产,其结果常常导致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今年价格高、利润高的农产品明年很可能价格低,(2 )甚至亏损,给农户造成损失;今年价格低的产品,明年则很可能价格高,利润大。例如武鸣的菠萝生产,由于可利用荒坡的贫瘠土地种植,当年种当年收,可连续收获15年,且用肥少,不用灌溉,管理成本低,亩产可达2500~5000斤,壮乡农户大多喜欢种植,市场价格一般保持在0. 2元左右一斤。1992年由于菠萝罐头销路不畅,导致菠萝的市场价格暴跌,武鸣市场每斤已跌至4分钱,致使农户纷纷挖掉菠萝改种其它作物, 双桥乡的合美村,1992年的菠萝种植面积为2100亩,1994年仅剩约300 亩。。而1995年菠萝的市场价则强烈反弹,北方的市场价每斤达2 元左右,比往年上涨了约一倍。这种现象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包括信息、预测、储运以及发现市场和拓展市场等方面的服务,比任何时期都重要。
  第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农村科技推广系统。武鸣壮乡农户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有很强的吸收新技术和新事物的能力,近几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遍及全县乡村的科技推广网络。另一方面,一个有效的科技推广系统,对农户的种植、养殖等行为方式亦能产生重大的调控作用,尤其是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调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此外,还应尽量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维护政策法规的一致性和权威性,使农户的市场行为规范化,并且充分发挥广大农户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壮乡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释:
  (1)香蕉的传统种植方法是从根部挖取小苗移植, 不便于大面积种植。
  (2)例如,近两年迅速推广的龙眼、香蕉优良品种, 在秀山村根本不能种植。
  (3)1992年每吨蔗糖曾跌至约1800元,导致糖厂全面亏损。
  (4)粮食可能是例外。由于我国的粮食长期相对短缺, 其价格相当稳定或呈刚性上扬,种植风险小,这也是农户选择种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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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12 13:24:00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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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碍或颠覆壮民族自治,就是壮民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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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夜幕下的广西在2010-10-12 13:24:36的发言:
壮族就缺少象作者这样关心壮族市场行为的热心人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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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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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8 16:26:00 |显示全部楼层
多一些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壮族就好!

山歌不唱忧愁多,大路不走草成窝; 钢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要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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