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三月三歌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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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及由来
“歌圩”,是壮族民众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周期性、集体性、传统性的聚会对歌活动形式。它在壮族中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南部壮族地区的崇左、宁明一带称为“窝坡”,意即“出到坡地上去相会”,或“歌坡”,意即“坡场上会歌”;大新、龙州、云南文山一带称为“陇峒”、“侬峒”或“陇端”,意为“下到田峒对歌”;德靖土语区一带叫“航端”,意即“峒场圩市”;右江地区壮族称为“窝敢”,意即“出岩洞相会”。桂中来宾、横县一带叫“圩逢”,意为“欢乐的圩日”;邕宁一带叫“还球”,则是对歌赛歌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历代汉文古籍中,这一歌会习俗称谓还包括有:“浪花歌”(明代邝露《赤雅》)、“跳月圩”(清代赵翼《镇安风土诗》)、“赶季”(民国《河池县志》)、“放浪”(民国《桂平县志》)、“唱欢”(民国《柳城县志》)、“墟会”或“风流墟”(民国刘锡藩《岭表纪蛮》)等。其中历代文人笔记、方志中,关于“歌圩”说法是相对较多的。从时间上看,壮族各地的歌节一般都有固定的节期。主要是农历春秋季的正月、三月、四月、中秋节等。但歌节具体定在哪一天,各地则有所不同。比如龙州金龙的布岱人,正月间的“侬峒”以峒(含几个自然屯)为单位,各峒从初八到十五轮流举行。多数壮族地区在农历三月初,春耕农忙开始之前会有大规模歌圩活动,故有“三月三歌节”之泛称。从空间上看,歌节主要在峒场间、宽坡上举行,“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 大的歌圩,如田阳敢壮山“窝岩”、云南广南“三月三花街”、东兰巴英“蚂拐歌会”、德保的那甲“五四航端”、柳城的东泉“圩蓬”等,常有上万人参加。这些活动以相互酬唱为主体,伴随着祭祀、商贸等活动,犹如唱歌的集市,因此历代文人视野中多有“歌圩”之称。
二、形成与发展
歌圩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发展阶段,其性质、内容、形式、规模及功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壮族的传统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浓厚的原始意识色彩及群体性的活动方式,深刻地反映着其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的鲜明特征。歌圩即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背景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壮族歌圩脱胎于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的群体性实践活动,这些祭祀活动为“合会男女”“倚歌择配”提供赖于依存的空间。歌圩经历了“娱神”到“娱人”的演变,是乐神活动的必然演化。在战国至秦汉,壮族的祖先古越人即盛行“尚越声”,其以歌代言的风习及“歌圩”活动形式,是古越人“尚越声”、“作越歌”文化特征的延续和演化。“歌圩”和汉代的“溱洧之风”有着相似性。逮至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成为壮族三月三歌圩形成的标志。
在一定程度对已经形成活动定制的早期‘歌圩”的情形,从唐宋开始即在汉文历代诗文史籍就有过不少切实的描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上篇里关于《叶限》的故事即有“赶洞节”,即“陇峒节”的记载。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里有“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绣球)。男女目成,则女受驰而男婚已定”。明代邝露的《赤雅》中关于“浪花歌”的描述亦常常为后人引用:“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浪花歌,即是壮族青年男女春秋佳节聚会唱歌和进行活动的一种形式。继明代以后,清代又成为壮族民歌繁盛的时期,有关“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描述就更生动更具体了,清代诗人赵翼在对德保歌圩描写中即有:“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长裙阔袖结束新,不睹弓鞋三寸脚。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而清代龙州壮族文人黄敬椿的诗也有云:“木棉飞絮是圩期,柳暗花明任所之;男女行歌同入市,听谁慧舌制新诗。”
壮族三月三歌圩自形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虽历尽沧桑,多次被禁,却屡禁不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壮族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的代表形式,造就了特色鲜明,具有独特文化个性的“歌圩文化”。
三、形式与内容
“三月三歌节”原是一种“春秋场歌”,与壮族地区的生产周期和生活节奏有密切的关系,并与许多节日活动结合起来,成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歌唱聚会。但随着其从“春祈秋报”向“歌唱为乐” 的形式发展,以及壮族社会生活的“歌化”,往往在人们聚会的各种场合中,都经常出现群歌对唱的情景,成为临时性的歌圩形式。“三月三歌节”其内容和形式包括:
1、祭祀仪式歌会。传统的大型歌节举行之前先行祭拜仪式,有祭拜生育神(乜帝甲、乜洛甲、娅娃)、蚂拐(青蛙)、刘三姐(刘三妹)、布洛陀、囊亥(月娘)等等。祭台一般设在岩洞中和田峒上。规模较大的歌圩一般在有岩洞的地方举行,如广西田阳县敢壮山歌圩、田东县仰岩歌圩、来宾市麒麟山歌圩等等。
2、歌场交情,即倚歌择配。一般经过下列对唱阶段:(1)游歌(沿路歌)。为引起对方注意而即兴唱的一些与赶歌圩有关的山歌;(2)见面歌(初会歌)。一般是相互问候,互通姓名、住地,并相互谦恭赞许;(3)求歌。即请求与对方正式对歌;(4)和歌(接歌)。被邀请的一方,对唱“求歌”者开始唱答;(5)盘歌。即一般的对歌,双方相互盘问唱答,考察对方的聪明才智,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初结情谊;(6)相交歌(甜歌)。这是男女之间彼此倾心、相互爱慕,为抒发情怀、披露心声而唱的“甜蜜之歌”,是双方交结情谊的一种标志,有初交歌、深交歌之分;(7)信歌(定情歌、赠物歌)。是男女互赠信物,以表示确定关系、结缔姻缘所唱的歌;(8)思歌(念情歌、相思歌)。恋人在“定情”之后或“会情”之时,常以各种“思歌”抒发思恋的情怀,诉说相思的衷肠;(9)离别歌(别歌、相送歌)。对歌将结束时,男女双方难分难舍而对唱的山歌;(10)约歌(约定歌、约会歌)。约定下次歌圩再见面的歌。
3、赛歌赏歌。有盘歌,即出题盘问唱答;猜歌,即谜语猜测对唱;对子歌,按楹联格式,出上联对下联;连故事歌,双方把一个历史传说或故事,按情节连接唱述。还有别具特色的抢歌、斗歌,即发歌把正在酬唱中的一方“抢”过来和自己对唱,并与之斗智、斗艺的唱答。
4、歌节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在歌节期间,伴有抛绣球、抢花炮、斗蛋、斗鸡、斗鸟、斗狗、登台阁、舞干各、耍壮拳、博扇(古俗)活动,还有土剧、师公戏、采茶等文艺演出。
四、意义和功能
由壮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这个文化母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种多样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现,是壮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说,壮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这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上,与整个壮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三月三歌圩活动以青年人为主体,又以唱歌为中心,并藉以开展社交,但同时还进行抛绣球、抢花炮、舞狮子、演戏等文化娱乐活动,它是一种综合性多职能的民族文化传统事象。就其中的歌唱而言,它不仅是男女青年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广大民众满足他们求知、教育、审美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的传统节庆活动。歌圩首先是是壮族民歌的自然载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提供了学习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场所,满足了他们崇尚山歌、诗性思维的心理需求,对于壮族各类传统民歌的产生、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对了解和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是壮族文化(包括物质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载体。
五、当代流变
在历代统治者眼中,三月三歌圩因“合会男女”被视为“唱风流歌”、“伤风败俗”而受到的禁止。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三月三歌节兴盛了一段时间,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遭到禁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歌圩活动销声匿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歌节活动又得了到恢复和发展,但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歌圩活动有加速衰落的趋势,面临消失的危险。进入21世纪,歌圩成为国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从政府层面上得到一定重视。各地文化部门在歌圩日组织“山歌比赛”等活动,持续举行十年并发展成为广西文化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壮族歌圩文化的现代性延伸。现代壮族年轻人也加入歌圩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他们通过网络发起“现代歌圩”运动,其中由“壮族在线网站”于2005年发起的“贝侬歌会”活动,经过几年发展,使乡野歌圩飘起壮语流行旋律。歌圩逐渐从单纯的民间行为变成“官、商、民、学、媒”共谋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陆晓芹:《壮族歌圩的当代流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4)。
3、陆晓芹:《歌圩是什么——文人学者视野中的“歌圩”概念与民间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