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红娟：“迷信”概念基本内涵的构成历程

土人香草

	摘选自宋红娟：《“迷信”概念的发生学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个难题的探讨》，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 ———————————————————————————————— “迷信”概念基本内涵的构成历程。 一、“迷信”概念的出现及演变: 1900~1915年 (一)作为中性词的“迷信” “迷信”一词大致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人考证认为“迷信”一词是19世纪末由日文转译自西方,经由留日学生和维新思想家的写作及论著的传播逐渐在汉语中普及的。据考证,近代以来“迷信”一词的汉语表达首先见于《论欧洲现情》和《外洋商务巵言》二文。其中说道:“何则英驻土耳其大使言曰,亚儿米尼亚富人本不喜狂妄唱独立之说,诚恐刚暴无谋,奋激士人迷信宗教之心,遂以紊世局之静谧也。”其中提到的“迷信”一词应属中性词,无明确的批判意味。      “迷信”所对应的英文是superstition。在西方,“superstition”概念也非一成不变,它先后与“宗教”、“理性”、“科学”相关。“迷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提出并用以指称不正确的信仰;随着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以及与异族的接触,“迷信”专门用以称呼非基督教信仰,言外之意惟有基督教才是世界上“最正宗”的宗教,异族的信仰皆是一种神灵崇拜、巫术、“迷信”。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继承了天主教对正统信仰与迷信的划分。而此时也正是科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对理性的追求将宗教与科学对立了起来。由培根开启的近代科学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权威的传统,不仅审视迷信,还质疑经院哲学和宗教;20世纪20年代,科学占据了权威的地位,它让人相信自然法则是支配宇宙的惟一力量,宗教也被归入“迷信”之列。总之, superstition一开始是指与基督教相异的宗教信仰,后来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它也指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信仰。 近代中国“迷信”概念的演变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但也有不同之处。与西方的superstition概念类似,近代中国“迷信”概念的出现也是在与异族相遇的背景下产生的,根本上都是文化碰撞问题。但恰恰是这一点使得中文“迷信”与superstition的内涵所指分道扬镳。 20世纪头几年,中国士人的心态还没有完全放弃“华夏中心说”,为了对抗“耶教”,他们要么主张立孔教,即使不主张立孔教者也都认为孔学是最优越、至少优越于西方思想的学问。类似于西方对非西方宗教的做法,中国士人将异于“孔教”的其他信仰门类归为“迷信”。这时候有关“迷信”的讨论主要是在宗教范围内、学理层面上的辨析。“迷信”的内涵被界定为错误的、束缚理性及判断力的、与科学思想相悖的宗教信仰。此时中国学人的文化心态表现为:自信中国文化在汲取外国文化的基础上是可以与“泰西文明”相抗争的。如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儒学/孔教,而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儒学传统一开始就排斥了鬼神信仰,所以中国宗教发展得甚为薄弱。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于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有一部分士人却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那便是“孔教”,并且认为孔教是不同于西方那种源自于人类蒙昧时期的宗教。如1903年《游学译编》第十一期上载《社会教育》,其中有言:“夫历史以来之宗教,言若佛若耶若回,其以迷信锢蔽生人之意识,亦不少矣。……吾孔子之言不入于宗教之范围内,以其不归根于接引灵魂,故学孔子之道者,不障于宗教学之迷信。”也就是说,“孔教”乃合乎理性的、较正确的信仰。我们注意到,这里的“迷信”一词已然具有了贬义,意即处于社会进化早期的宗教有阻碍人类进步的成分,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成分就被归为“迷信”。      但是,这个时期的士人并没有决然以“迷信”否定宗教,如梁启超曾明确指出:“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对此,他给出五个理由:其一,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其二,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其三,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其四,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其五,无宗教思想则无魂力。梁启超认为宗教的根本价值恰恰在于“起信”:“勿论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能动物”,宗教中的“信”必至诚,而迷信则令人发狂,而“至诚与发狂二者之界线相去一杪黍耳”。所以他提倡国人要对宗教保持必要的警惕心态,能够“理性地”认识宗教信仰。 这一时期关于“迷信”概念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所涉及的“宗教”、“迷信”、“信仰”等概念主要是回应西方的“耶教”东传问题。有关“迷信”的讨论还没有内化为对中国社会的批判。 (二)革命话语中的“迷信”概念 1903年前后,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知识界中开始涌现革命思潮,一些知识青年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并指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阻碍来自“神权政治”。同时,当时介绍到国内的西方政治学说也指出这种“神权政治”的本质在于以宗教愚昧民众来巩固统治。中国知识分子遂渐将反神学、反迷信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反对并推翻“神权政治”是发动民主革命的先决、前提条件。只有否定“天命”的神权,才能实现天赋的人权建立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神权政治”源自于“天命论”,而“天命论”是一种迷信。1904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中的《革天》一文中说道:“中国数千年来之学子,莫不以天为最大之指归,以便为其遁词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议、无可解说之事,辄曰:‘天也,天也!’而人相与信之。因由此迷信,而遂生出误点。” 反“神权政治”的浪潮拓宽了“迷信”一词的内涵。从反对“神权政治”引申出两个议题:一是顺着反“朝廷”下来的“反孔”思潮,这条脉络发展为《天坛宪法草案》时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于是,孔学/孔教/儒教与传统的帝制以及清廷盘根错节地纠合在一起,被称作“迷信”而加以批判。在此,“迷信”一词拥有了新的内涵,即包括君主世袭的神道政治、儒家伦理以及父权制,皆被统称为“封建迷信”(对此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论述);而这一浪潮又以另一姿态出现于“文革”之中。 “神权政治”所引申出的第二个议题便是顺着反“天命论”下来的“移风易俗”。原先在孔教/异教二元对立中的“迷信”概念,由此逐渐转变为对民众信仰的指称。如1904年《革天》中言:“言天有二种障碍: (一)学说之障碍;(二)风俗之障碍。”起先,改良风俗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随后便单单指向“下等社会”。中国士人认为下等社会之迷信鬼神虽起因于“神权政治”时期统治者的愚昧政策,但前者同时也是后者得以存在、巩固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士人也认识到“下等社会”对于社会改良的重要性。如1906年《东方杂志》第三卷第十期所载《中国宗教因革论》中所言:“凡能成大业立大功者,必非中上社会一二人之所能为也。不得不假手于最大多数之下等社会。”换言之,要将下等社会改造为社会变革之坚,移风易俗便势在必行。 1903~1904年,有关“移风易俗”的讨论大量出现于报刊上。首先是1903年的《续无鬼论》,指出中国风俗中的迷信为信鬼神,并将此“鄙俗”总结为六项:一,偶像;二,魂魄;三,妖怪;四,符咒;五,方位;六,瀣兆。②并一一给出破除之方案。③1904年署名“可权”的《改良风俗》一文明确提出中国风俗中的“迷信毒”:“西人讥中国之风俗,谓不去其五经毒、鸦片毒,终无望治之一日。吾以为其说未备,宜更合迷信毒去之。”④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所载《论革除迷信鬼神之法》一文:“中国之所以日即于贫弱者,其原因非一端,而下流社会之迷信鬼神实为其一大影响。”⑤1906年的《中国宗教因革论》中也说道:“吾中国之下等社会则除迷信神鬼以外无事业,除徼福避祸以外无营求。而持齐捧经一术焉,而迎神设醮一术焉,而祀狐谄鬼又一术焉。一游内地,则五家之村、十室之邑,无地无淫祠,无岁无赛会。语之输资兴学则以无款对;而募化庙宇之疏一出,则布施山积矣。语之尽心爱国,则曰吾侪小人非所闻知,而迎神祀鬼之典一行,则奔走皆来矣。”⑥可见,“迷信”一词开始指向民间信仰,并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换言之,当时有言论倾向主张只有根除下等社会之迷信,才能求得国家之进步。 总之,此时期的反“迷信”话语与大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且成为后者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手段。经过这个转换,“迷信”概念本身渐变为知识分子(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士人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⑦或官方(国家制度下)对民间社会(下等社会)批判的一个概念工具。也就是说,“迷信”从对异教的批判被知识分子内化为对中国民间信仰以及国民性的批判。 二、现代“迷信”概念在新文化 运动中的形成: 1915~1919年 如前所述,反“神权政治”所引发出的“迷信”概念的两个向度,一方面是由对“异教”的批判内化为对中国旧俗及国民性的批判,另一方面是由对帝制的反对转化为对“儒教”的全面批判,因为后者被视为前者的基础,这一点突出体现于新文化运动之中。新文化运动者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准,倡导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迷信概念的两个向度就在此被统合起来,即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 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尤其是袁世凯、张勋的复古运动直接刺激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或许还期望通过嫁接西方先进文化以达成中国文化的自新,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已绝然否定了这一想法。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虽已开始把中国文化的内核改换成西方的价值,但毕竟还要在古代经典中费一番心思……    ‘五四’时代的人已不大相同,他们基本上反对以中国的经典来附会西方现代的思想。而且他们老实不客气地要中国的经典传统退出原有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点取而代之。”⑧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根本上进行文化改革,即主张中国惟一的出路是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代之以西方现代文化。这一文化变革的基本特征便是全盘性。在坚持全盘性批判的同时,便鲜有人注意细析中国的文化传统了。一方面,认为西方现代文化是以科学为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凡是与传统有关的东西皆被认为是旧的、坏的、非科学的、非理性的,都是“迷信”。 新文化运动期间对“迷信”概念的具体讨论,以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最具代表性。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批判便是从政治和科学两个角度进行的。正如陈独秀在1919年总结的那样:“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理论、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①但其中对于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宗教的批判则是先由拥护“德先生”而起的。 陈独秀在1916年的《新青年》首刊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青年以1916年为界与之前历史作告别:“该吾人自由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②所以陈独秀认为,过去的都是不好的,要将其废弃,尤其是传统的帝制,而帝制的根源在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如其在1916年2月15日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到:“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③而由于孔子之道乃封建时代之精髓,因此首要的是反对孔教。虽然陈独秀认为孔教并非真正意义上之宗教,但既然有人以宗教视之,则有讨论宗教问题之必要。于是他宣称要以科学为标准否定一切宗教。 陈独秀明确提出以“赛先生”代宗教的观点是在其《再论孔教问题》一文中:“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并提倡毁全国已有之孔庙、罢其祀。④到了1917年,陈独秀在其《再论孔教问题》中明确提出“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⑤取而代的则是科学(“赛先生”)。随之,《新青年》展开了对“宗教”问题的讨论。⑥ 在1918年,陈独秀明确提出以科学废除民间信仰的主张。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这样说道:“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⑦又如他在1918年的《偶像破坏论》中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偶像,都应该破坏。”⑧也就是说,他主张,包括整体的国家宗教和民间信仰的鬼神都在破坏之列,皆为迷信,破除这些迷信社会才得以进步。 《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5月1日)刊了一篇题为《论迷信鬼神》的文章,认为中国人迷信甚多,但其中以迷信鬼神最不可遏止。其中对“迷信”一词的运用已经超出了宗教、民间信仰的范畴,如其中说到:“呜呼,我国人之迷信多矣,宗教之迷信也、做官之迷信也、风俗之迷信也、学说之迷信也。种种迷信不一而足。”⑨1921年,周昌寿在《东方杂志》发表《迷信》一文,对“迷信”作了大致的界定:“要下迷信的界说,只能说在当时,并无哲学上的根据,又与科学得来结果相冲突,像这种得东西,都可以叫做迷信。”○10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三号推出了迷信研究专栏,如《家庭的迷信》、《对于物类生死起源的迷信》、《迷信与魔术》等讨论,大大拓宽了“迷信”的范畴。要之,皆以科学为根本批判标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首创抛出“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亦对“迷信”概念的泛化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泛用“封建”一词,将中国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如在其《答程师葛〈德、智、体〉》一文中说道:“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乃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①实际上,陈独秀所反对之“封建”已非古典意义上的“封土建国”,而是包括所有妨碍近代中国“前进”的现象,如礼教、专制、宗法、迷信等。恰如赵世瑜所指出的,陈独秀所开创的“泛封建短语”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经过20世纪30年代泛封建化观的定型, 50年代以降泛封建观的普及,国人已习惯于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②其中产生了“封建迷信”这一说法,且民间信仰逐渐成为其主要所指。 陈独秀之后,随着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学说有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封建迷信”在19世纪50年代之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知识”。如牙含章对“封建迷信”的定义:“封建迷信的名堂很多,例如对祖先灵魂的祭祀、求神问卜、驱鬼治病、选择黄道吉日、算命、相面、看风水、阳宅、农村中的‘小神庙’(如‘山神爷’、‘土地爷’之类)、会道门等等。”③他所说的封建迷信即为民间信仰。另外,他认为迷信包括宗教和封建迷信,“且反迷信话语总是与阶级斗阵联系在一起的”。④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尤其是1919年之后,对于民间信仰的批判、对于迷信的界定,基本上落入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⑤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波及对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批判。自此,科学成为一个“立法者”,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宗教被统合进封建文化并被一刀切为“迷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15 12:52:15编辑过]

maniachhz

	赞同二楼

lr285

	现实生活里，迷信有现象多了。 且不说宗教方面的，在日常生活里，有些女性认为淘米水近乎万能，有些女性觉得一株芦荟差不多抵得上一个家庭保健箱，有些男性一听到“壮阳”两字就掏钱，有些老人一听说某东东能延年益寿就买，这些都是迷信。迷信的起因是因为愚昧与无知，提高人的科学知识与鉴别能力是扫除迷信的有力措施。

毛毛虫

	不“迷信”也是一种迷信。

土人香草

	看来还不太明白这篇文章的本义呀 没错,不“迷信”也是一种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