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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无上的壮族女神---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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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3 09:38:00 |显示全部楼层
 

前  言

      壮族女神——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在绵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妇女地位、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壮族三月三歌节就是龙母文化的代表性产物。多年以来,经有关专家学者多次论证,认为广西大明山周边几个县就是龙母文化的发祥地。
     为了广泛弘扬龙母文化,发掘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推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尽微薄之力,笔者多次查阅大量的史料和相关学术著作,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在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节来临前夕,撰成此稿。
     本文主要浅议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之说,不当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民族文化爱好者给与批评指正。

                         蓝多民   2007年三月三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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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3 09:39:00 |显示全部楼层
 珠江和西江流域的重要人文始祖之――龙母,是壮族至高无上的女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她曾经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民间习俗、妇女的地位等都打下深深的烙印。在全国乃东南亚各国,及海外华人都有广泛的影响。两广地区的一些市、县、甚至港澳特区,都有其庙宇,甚至香火鼎盛,成为旅游胜地。
    在广西大明山周边几个县的老百姓,历代都以不同名称和称呼,为其立庙,塑其神像,昭示其神圣。由于历史原因,壮家人的村村寨寨,也都为其立个小庙,其名“社坛庙”,神坛上大书:“天王地母之位”,把龙母与天神雷王平起平坐,作为村落的保护神。三月三各家各户蒸好五色饭,先给社坛庙进供,可见龙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龙母在壮家人心中是位圣母。之故,我鼓起勇气,为其追本溯源。

一、        龙母的身世 
    “龙母”这个称呼是舶来语,恰如其分地说是“蛇母”。就是一位寡妇把一条蛇当作儿子来抚养,蛇长大后便给她回报。这个故事传到汉族地区,蛇成了龙,所以这位寡妇就变成“龙母”。
   (一)        寡妇收养蛇的传说
    我家在上林县塘红乡,寡妇抚养蛇的传说故事就出自石门村,离我村仅有几华里,儿时常随大人提五色饭到蛇神洞——又称仙人洞,壮语叫“敢仙gamjsien”,为蛇神供奉,因而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
    传说远古时候石门村有一位寡妇,一天她到村前“石南海”挑水,一条一尺多长的小蛇,三番五次随水进她水桶,无奈,只好带回家放在水缸里抚养。蛇在壮话中呼“图当duz dangz”,因而养那个水缸就呼“吞当naen dangz”水缸壮名由此而得。蛇稍大一点就从缸里爬出来帮寡妇干活,十分可爱,于是寡妇就把他当儿子。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误将小蛇的尾巴剐断。寡妇心疼地为它上药和祈祷,伤好后就短了一节尾巴。短了那一节,壮话叫“掘gud”,而壮族的男孩冠词称“特daeg”因而寡妇就叫它“特掘daeg  gud”。壮话把妈妈叫“乜”,人称寡妇为“乜掘”。
    斗转星移,特掘长大,身躯和屋内那根顶梁柱一般粗,力大无穷,也很能干。但寡妇也老了,不能下地干活了,特掘便下“海”给养母打鱼。所以寡妇晚年生活不错。
    寡妇三月初二老死了,特掘便做了一口棺材收殓,三月初三那天,特掘发了神威,呼风唤雨。一时雷电交加,狂风骤雨,特掘背起棺材,随风雨飘到后山上。风小雨停,人们到后山寻觅,才发现特掘把棺材放到山洞上方的岩洞里,它在洞里守孝,第二天身怀六甲的寡妇之妹,不顾村民劝阻,而上山哭丧。特掘急了,在半山阻拦也无济于事。寡妇的妹妹快登至山洞口,特掘只好作法,顷刻间雷电交加,天打五雷轰,把她打死。时至今日,怀孕的妇女不能走过村边那小庙,出典就在此。
    从寡妇的殉葬到寡妇之妹之死,人们都说这是神仙所为。第二年三月三日特掘随狂风暴雨,回到山洞里扫墓,人们便认定是天上的神仙所作,就把那个山洞叫神仙洞,壮话称“敢仙 gamj sien”。此后,每年三月三日,人们认定是乜掘升天成仙的吉日,就用枫叶、黄花、红花、蓝花加米的白色,做成蛇身色彩的五色饭,提到神仙洞敬蛇母,为其唱歌仙,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说这是壮族好歌伊始。
    从那以后,每年三月三日前后,都来一场暴风雨,人们就认为是特掘给其母扫墓带来的春雨,三月三日也成壮族的祭扫日,更是青年男女集会唱歌的歌圩节。
    去年我曾听梁庭望教授说,特掘的传说故事,在武鸣县大明山脚下的民间传说更多,其内容更为丰富,遗留古迹更多,我感到振奋,才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宜山上学时与宜山、来宾的同学闲聊,他们也说特掘的传说出自上林石门村,而石门村的老人也曾说,广东的一些人和客家人也来到石门村神仙洞祭蛇母,没听说武鸣还有类似的传说和庙宇。于是便踏上了有关专家教授的脚印,走访了武鸣县有关的两江镇、龙母村,感应庙,罗波镇的罗婆庙。还拜访一些老人和乡村干部及守庙人等,听他们讲述寡妇收养蛇的故事,除寡妇的丧葬日和丧葬地点有差异外,故事的主体情节和内容,与上林县的传说如出一辙。
    武鸣的罗波庙,是地地道道的老奶奶庙,是为乜掘而立的,也还有不同名称的庙和类似老太婆庙的遗址。而上林县境内,也有几个专供蛇神特掘和老奶奶的庙,最大的是石门村的“庙公周miuz gong caeuh”,尽管在民国初期,由政府出面强行改成学校。但百姓还是偷偷在“石南海”边重建一个小小的“庙公周”,译成汉文名叫“公周庙”。这说明两个县的老百姓对特掘和乜掘敬仰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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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神是母系社会的影子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于原始社会的某个阶段,出现过母系社会。当时妇女在社会氏族中居支配地位。她们从事采集食物,男人渔猎,实行氏族外群婚,子女只认其母而不识其父。这个历史时段,女人婚期不入住男方住所。在1949年以前,农村的壮族妇女新婚多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可能是母系社会留下来的模糊的脚印吧。
  女神是母系社会留下的影子,寡妇抚养蛇,没提到其夫,就连其妹上山哭丧遭五雷轰,也未出现其夫。说明这个故事是反映母系社会的事,传到父系社会时,由于时代久远,人们不理解母系社会的事,认为扶养蛇的女人就是个寡妇。
  女神也是部落首领的影子,只有首领这样的头面人物,才有可能把所做的事传下来。在部落时代,每个部落都有图腾崇拜,用图腾物作自己的保护神,而部落首领往往都以图腾物自居。以蛇为图腾就称为蛇部,牛为图腾就叫牛部,以鳄为图腾就称为蛟部,以蛙为图腾就称为蛙部等等。梁庭望教授认为,寡妇是跤部,特掘是蛇部。寡妇收养蛇,反映出蛇部有难受到蛟部救助,这就是部落和部落首领的影子。
  在传说中壮族有不少女神,反映了母系社会在不少部落。妈妈背着孩子访天边;天上有十二个太阳把人热死,一个女人用竹竿捅掉十个,留一个晒谷子,留一个晚上照明;现在广西天峨县芭暮乡还有一座蛙神婆的石雕像,在中原有嫦娥奔月,西王母娘娘,女娲补天;在西方有自由女神、耶稣的母亲――圣母玛丽亚。这些女神都是母系社会留下来的影子,也是人类历史的轨迹,有的对人类社会有广泛的影响,有的只停留在传说中。
  我国中原的汉族地区,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的是女娲,但她受到孔夫子的男女伦理道德观的厄杀,得不到应有的推崇,仅仅在红楼梦里曹雪芹笔下,她补天时剩下那块石头,后来成了精灵,挂到贾宝玉的脖子上。而壮族的龙母,因山高皇帝远,没有受到孔子那套贬低妇女思想的影响,成为珠流域的人文始祖之一,成了珠江流域的保护神。

二、        蛇图腾与崖洞葬
  图腾崇拜源于远古的原始部落,他们对那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产生恐惧,因而借助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神秘事物,来对抗自然力量的灾害,因而出现了崇拜物,我们称之为图腾崇拜。
(一)        图腾崇拜产生的因素
  远古部落的人,对狂风暴雨,洪水猛兽,闪电雷鸣,山崩地震等自然力量,所带来的灾难而产生的恐惧。马克思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因自然界“有无限威力”令人的力量无法抗拒,但人为了生存,就不得不与其抗争。然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渺小的,就需求超自然力量作保护神。他们在生活和劳作中,常见到凶猛的大蟒蛇,既畏惧又羡慕。畏惧它伤人,羡慕它无所畏惧,不管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地动山摇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在急流险滩,深潭海浪,它无所畏惧,我行我素。人们就认为它有超自然的力量,把它神化,做自己的保护神,然后将其人格化。
  法国的社会家列维•布留尔在研究远古人的思维形式说:“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的内涵中客观事物的形象和部落传统的心理习惯,奉献的图腾、恐惧感、感谢、祈求等感性形象交织在一起。……就是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由于神秘的习惯心理而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原始部落的思维形式中,由集体表象,就洪水与猛兽,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人们便寄托这种保护神,能消除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因而对蛇神开始顶礼膜拜,加倍崇敬。
(二)        崇拜的成因
  大明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横穿上林县和武鸣两县,属亚热带气候。大明山南北长100公里,东西宽50——60公里,山体隆起,海拔13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座,最高峰为龙头山1760米,算是主峰吧!山之东是上林县,其西是武鸣县,山南段为宾阳县,山北是马山县,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雨量充足,湿度较大,阳光照射时间长,是万物生长最好的自然条件。至今山上多为原始森林,是我国植物保护区之一,植物种类繁多,已知的有2000多种。花草繁茂,野果遍地,为野生动物生长和栖息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域。常见的动物近百种,较珍贵的有虎、熊、猴、蟒等。由于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森林密布,云层叠起,四季缭绕,深潭和瀑布多处,发源于大明山的大小河流三十多条。因此,大明山及周围壮族先民生息繁衍的摇篮。1950年以后曾在上林县和武鸣县境内,发掘和发现商代至战国的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物上千件。佐证了壮族先民与几千年前已在大明山及周边繁衍生息。由于水系甚多,河流与深潭同在,水草又如此茂盛,1000多年前在一些地方有大象大鳄出没。如今尚有大蟒活动,雷暴频繁,洪水泛滥,灾祸不断,而几千年前更甚。对于刚步入农耕时代,以种植水稻、常与水打交道的部族,就必然对常出没于水中,且凶猛的大蟒蛇产生了敬畏,就导致图腾崇拜。这是生态条件。
  由于原始部落生产力低下,人的思维能力也处在低级阶段,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无法理解,对那些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不是低头臣服就是寻觅保护神,这样,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崇拜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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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崖棺葬与保护神
  在武鸣县的两江镇和罗波镇,及感应庙附近的老百姓,一问及特掘和寡妇的那口棺材,都异口同声地说,随狂风暴雨上龙头山安葬。我顺他们的遥指方向看去,果然那龙头山直冲霄汉。我想那口棺材一定是悬挂在绝壁上,因为龙头山有1760米高,是神仙居住的绝妙地方。经再三打听,当地人都说是传说而已,在群山中有一座像个大坟墓,就把那山称墓山。然而在上林县石门村,山后那个神仙洞上方的崖洞里,千百年来就静静地躺着那口腐朽的、烂稀的乜掘棺材。尽管现在荡然无存,那是因1956年广西大旱,上林、忻城、来宾、马山、宾阳几个县的群众,三五成群,成千上万到神仙洞向乜掘那口棺材求雨,一些反革命分子趁机到场煽动,蒙蔽了一些人,民兵在围攻反革命分子时,因饮因一时之愤怒,把棺材掏出焚毁。现在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记得那口既烂,又像一根大木头的棺材(刳木为棺)视为神棺。我十二岁时曾爬到洞口,目睹那口棺材。按现在的学术用语,应为崖棺葬,崖洞葬。但它与蛇神、寡妇养蛇、三月三、五色饭有因果关系。
  寡妇“乜掘”,收养一条蟒蛇,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部落的图腾物,是部落的最高神灵,是一个力大无穷,神通广大的神,一位妇人竟敢收养它,那她一定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神仙,英雄盖世,天下无敌。在她辞世时,特掘呼风唤雨,将棺材送到山崖上。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广西是我国南方崖棺葬较多的地方之一,但它绝不是当地的丧葬习俗,是和神有关的人,身后才有此殊荣,它和右江两岸的崖画一样,只有神才有资格身居高处,因为古人认为悬崖峭壁是升天的路。蛙部落的人把人格化的娃神,画到高高的绝壁上,而那些绝壁都是百朝南或朝东的。古人把南方视为上,从明朝的地图取向,和今天的地图正好换个位。故宫百朝南,表示向天,因皇帝是真龙天子,天坛在故宫之南,表示在天上;地坛在北面,表示在地上。这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概念所为。壮族先民对天地概念也不例外,对于天不是人人都能上的,只有部落首领,和有关的神职人员,才能标榜自己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仙,才能踏上上天的路。这位蛇母“乜掘”,实际上是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所以她去世时,才有资格葬在面朝南的山崖上,请她回到天庭,和天神雷王共享神权,发天神之威,与雷王一起保护天下生灵。正因如此,村村寨寨所立的那小庙,神龛上大书:“天王地母这神位”,地母就是“乜掘”,是村寨的保护神。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一些朝延命官和一些民族领袖,为了更有效的发号施令,把民族图腾载到自己头上,标榜自己是蛇神的化身,把蛇母推倒至高无上的女神地位。这位女神随朝延命官、民族领袖走遍了岭南。开始记载的还是在晋朝的陶渊明(公元365—427)的《搜神后记》一书里,仍然原汁原味地用壮语记载“当洪”念Danghhung,“破阻”念Bohco2,“扑岸”念Bouxaen,蛇神的流传,起码上千年后才到陶渊明笔下,而且很客观。可后来到了珠江下游的汉族地区,可能对蛇神蛇母感到不雅,又是从瑶蛮之地流传出来,就把蛇变成了“龙”,“蛇母”变成了“龙母”,无姓变成了有姓,寡妇变成有丈夫了,将“人”的半音“温”,变成姓温了,而且秦始皇还要召见龙母。这是人典型的牵强附会,但也隐隐约约有历史的影子。秦始皇平定六国后,曾大举行军两广,打广西时就耗费五六年时间,损兵折将,也许是这个历史时段吧!才把龙母与秦始皇扯到一起。不管如何,经牵强附会之后,龙母的身份就更高一点,让人人都崇敬龙母,庙建得更大一点,香火更旺一点,才成为真正的珠江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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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遗迹的推断
  远古人类社会的遗迹、遗物,能填补史前的历史文化、历史空白、历史断层,它能佐证历史的传说,揭开一些不解之迷。
(一)        武鸣遗迹与传说故事
  大明山山体宽阔,山峰林立,植被丰厚,水源丰富,大小河流源头几十处,带着山上的腐叶烂草的肥水,灌溉周边几个县的土地,使其成为肥田沃园,给壮族先民创造一个繁衍生息的好地方,令史前史后都建立地方政权。考古学家郑超雄研究员增参加广西考古队,在大明山武鸣县一侧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大批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出土大批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这些文物中有剑钺、戈,还是商代的蛇纹提梁卣,这些文物可以断定是部落首领、地方政权官员才能佩用。因此,有关专家推断,此地曾有个“方国”,这些器物在当时是极为高贵的,是一种高贵的身份象征。这些高贵就必然导致权贵,而权贵人物必然集民族图腾为一身,像皇帝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一样,他的权贵地位才保持更长时间。像人格化了的蛇神特掘是与权贵有关而流传下来,否则就被中止在一个历史时段。
  至于要正视一个历史名称,和其周围增发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名城的变迁,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各种原因而被多次更改。像罗波镇,就是传说中“掘”所住的地方,应叫老婆婆村,就是老奶奶的地方,然而用汉语近音译成,如果不加注,过几代人也就不清楚了。柳州市的旅游胜地“都乐岩”,它原本是壮语“都乐”Luegtou,意为我们的山麓。这么一改谁还明白呢!广州市的“番禺”,“番”字古读“鄱”,“番禺”就是“布越Boux yeix”的近音押字。历史和考古学家覃圣敏研究员断定武鸣县的陆斡镇的“陆斡”,应是“骆越”,就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聚居地。从考古中发现古人遗迹,就可断定几千年前这儿曾出现“骆越古都”,我支持这个推断。然而离陆斡镇不远有个马头镇,那里有个“大明山神祠”,尽管已被毁,但唐代的柱基尚存,老人说庙里曾供奉商纣王和妲己。“妲己”之名却是壮族姑娘的名称。覃圣敏研究员大胆断言,是马头方国的首领把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献给纣王,所以祠庙里才供奉他俩,依我看此母在广东的传说中,秦始皇招龙母进京,是妲己进中原的影子。越王勾践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唐代的杨贵妃是广西容县人,那里还有宋代的一个贵妃庙。明朝的孝宗皇帝朱幼堂(公元1488—1505)就是广西贺州的一位姓纪的少数民族姑娘生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均为南方人,所以妲己到中原就不足为怪。她增加了大明山周边的文化氛围,和有“方国”的可信程度。
  无独有偶,我曾收藏一本师公方块壮字《唱舜儿》,是清朝后期的手抄本,这个唱本的唱词,明确说“舜帝”是壮家人,名叫“特舜”,他弟弟叫“特象”,家住马山县的旺圩(今加芳村)。舜帝受后母的虐待而上大明山垦荒谋生,他父亲到交趾国做生意。这就给大明山周边的龙母文化增添一道彩虹。舜帝在大明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记载:“舜死于苍梧,象为之耕”苍梧者,广西地也。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岭南的人文始祖的传说,不断流向北方,慢慢就成为中原的始祖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队全国各种类型的人,进行了白细胞抗原血液的科学调查后,所得到的群体遗传学的新数据,表明中华民族不只是一个轩辕黄帝,西南地区又是个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外学者研究青铜文化后也证实:“中国南方古代文明可与黄河流域媲美”甚至一些地方的社会发展要早于中原文明。从南宁的顶狮山遗址,上海的“良渚”古墓文物,都证明南方的文明早于中原文明。因历史原因,中原实力统治全国后,胜利者就必须用被征服者的图腾和传说,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样才能强化自己的统治。舜帝这位南方的人文始祖也就成为北方的,并写于书而加强其地位。珠江流域的汉族地区也就把壮族女神—蛇母,加以顶礼膜拜,壮族女神堂而皇之坐镇大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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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林文化遗迹
  大明山西侧的武鸣县发现商周至战国的文物,并和地名文化联系起来,断定那里曾出现“方国”政权,骆越古都。正是如此,才有部落首领人物一类的神话传说。在大明山东侧的上林县也发现远古人类的遗物,给神化故事传说有个温床。因此,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石门村特掘故事的传奇,在那里也发现不少远古人类的劳动工具,食用过所残留下来的动物遗骸,经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物。
    全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四处。最完整、数量最多数特掘的出身地,石门村的“石南海”。这个“海”的水面约60亩,海底冒出清澈的两大喷泉,静静地流淌出一条20米宽的小河,灌溉河畔的良田,流向珠江入海。我儿时常听老人说石南海深得无底,可暗通大海。特掘上岸成仙,海底还有“图鳄”(鳄鱼),以后它还是要上岸的,被人收养后也能成仙。
    传说归传说,1972年上林大旱,半年没下雨,田里的禾苗即将吐穗,石南海不再冒水了,河水随着断流。农民心如急如焚,就用大功率的抽水机,昼夜抽水灌溉,不几天海底露出两处地下河的出水口,直径分别为20米和10米。农民继续往下抽水,水下落近50米,人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山洞,由石阶层层往下去,并惊喜发现大型动物的遗骸。经有关专家到场清理,除大象、犀牛、熊、牛、猪、鹿等大型动物的遗骨外,还意外发现古人用过的劳动工具的石斧、石锛、石杵和绳纹陶片。未挖掘完就下雨涨水,石南海又水汪汪,河水流淌如故。农民不顾政府破除迷信的宣传和求神的禁令,又上山敬“特掘”,还得意地大声呼叫,说是前些日子是他们上山求特掘播雨,石南海才溢水复原。
    有关部门和专家,针对遗物进行研究,认定石南海周边是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属新石器晚期。为保护这一人类摇篮,政府拨款维护“石南海”。正是由于此地历史悠久,才出现图腾崇拜的传说,才流传蛇神的故事,人文始祖蛇母的故事。
    在石南海发现人类文化遗址后,陆续在西燕乡米江庄,三里镇山背庄,白圩镇石田庄等地出土石碗、石钵、石盒、纺轮及猩猩和大象的化石。正是上林县这块大地,自古有人类繁衍生息。
到了青铜器时代,塘红圩和石门村,也出土过铜刀、铜锹等青铜器,清乾隆年间塘红圩建孔庙,庙里有一面铜鼓,1925年毁庙建学校,铜鼓流落民间,1951年才上交有关部门。1971年,塘红中学的学生在山上大造“大寨田”时,挖出一面铜鼓。1984年,离石门村不到20公里的双罗村,和三里镇附近的山上,又陆续挖出四面铜鼓,其中一面经我介绍交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亲自接鼓。
    老上林县北部,1900—1949年称北六区,明朝前期叫八寨,中期以后加两寨,史料称十寨,方圆近3000平方公里。从已掌握的文物,多为石器和青铜器,证明十寨地区出现过古代文明。在青铜时代,以塘红石门村为圆心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竟有如此多的铜鼓。铜鼓伊始是战鼓,后变成权贵的象征,一般老百姓是不能拥有的,只有首领才有资格佩用。在这儿是否也出现过“方国”呢?我们不得而知了。而2006年11月9日《北京晚报》刊载广西上林县澄泰乡一座古墓被盗,此墓穴竟深近20米,如不是国王墓,平民死亡能埋这样深吗?到目前为止,广西的考古队,从未发现如此深的墓穴。这些都是留给考古学家们去佐证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韦厥是澄泰乡人。但朝廷相继用兵十寨是有文可查得,《综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明确写“广西十寨民变”,说明十寨地区是有军事组织的。“唐初韦厥特节伏生蛮”,被唐王朝委任做澄州刺史。而澄州的治所唐城,就建在十寨南面的边沿上。“生蛮”又在何处,史料未见记载,但有两点可以说明问题,第一,十寨人至今仍称自己是“蛮人”,壮话“布蛮”,讲“蛮话”壮话“讲蛮”。岭南人多为避违“南蛮”称呼,而十寨人“讲蛮”时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话的声调都一样,一出十寨范围音调就变味了,把变味的话称“讲壮”或呼“布壮”;第二,明朝初年官军攻打十寨时,当占领周安寨时,将军们便在摩崖石刻碑文中写:“从今设置千军镇,殄灭瑶蛮永绝休。”由此可断定,生蛮就是十寨。十寨地区百姓心中的“蛇腾图”永不消失,对蛇母敬仰有加,才可延续至今,也正因信奉蛇母,也就子子孙孙前仆后继,反抗官府。
    十寨境内的百姓,除了在文化和语言及习俗有壮家人的传统意识外,还有两种习惯值得考究的。其一,习惯把居住在土岭里的农民。称之为“云麓vwnzlueg”,就是山麓里的人,洛、骆、麓、罗、乐等近音或谐音,在史料中曾把壮人说成“骆越”,即居住在山麓里的越人,这是否与十寨百姓此种称谓有关呢。其二,十寨人还有个习惯,至今未改,就是在人群中遇到高兴的事,就大笑而拍掌高呼:“乌浒——”从这山往那山的人打招呼,也先发出“乌浒——”的声浪,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二壮族在历史上也曾被称为“乌浒”人。是否和此习惯有关呢?在一朝又一朝,一代又 一代君王都用兵十寨,见于史端的事从元朝拥军来袭,延续1000多年,这个将领这样写,那个官员那样书,在穷兵黩武时刻,很难找到一个死心塌地的翻译官,把表面现象代替本质,在历史是常有的事,地名和族群名称很难翻译的恰如其分,加上藐视少数民族思想意识作怪,不少地方的译名时不堪入目。1949年以后,纠正了不少贬义和带有诬蔑性的地名,所以靠着汉文书籍的记载,来研究少数民族的全部历史过程,是不确切的,汉文典籍仅作为参考。
    从文化遗迹和文物的久远,多见高贵青铜器给予石南海周边,正是这一带在远古时代是否曾建立过政权,进入封建社会,王朝都用兵与此,说明此地百姓有反抗官府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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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母的历史文化
    古人为了保证上神仙洞敬乜掘时安全,从山底修起了一条上山的石阶路,约500米长,又在洞口用石块垒起近五米高的祭台。上山的石路所用的石料,没见过凿痕,但垒石块的技术相当高。从石料不经加工而垒成如此坚固的路基和祭台,实不多见,但它传递历史文化信息。
    由于信仰蛇神,就形成独特的蛇神文化艺术。在离神仙洞不到三里地远,就有一村人住在山洞里,叫岩洞村。1949年以后,多数人已搬出山洞外,但目前仍有八户在洞里居住。据岩洞村的老人说,住在洞里的是神仙,过去他们绘画和刺绣,多为蛇形图案。在石门村的石桥上都塑有蛇首秃尾的蛇形石雕,石门村东面那绵延几里地的山梁,过去叫蛇山,1949年以后改称龙山。在上林县北面的忻城县莫氏土司衙门里的屋梁、山墙,到处都见蛇形图案。
    在十寨境内,只要在河流上建石拱桥的,桥上必蛇首秃尾的蛇神像,以作镇桥之用,而蛇首都面向石南海。过去村村寨寨都有龙犬石雕,头部像蛇首,身像狗,尾像蛇,立在村口或是祖坟前,作镇邪之用。在“文革”中要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龙犬石雕多被毁掉,但也有幸存的离石南海仅四里地的长帅村,有一对龙犬石雕,酷似武鸣县龙母村那个蛇形石雕。忻城县周安寨一个自然庄,也还存一对龙犬石雕,笔者曾亲临观摩,经辨认,类似龙母村那个石雕,胸前挂壮族的信物—葫芦,下刻“泰山石敢当”的字样。据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胡德生先生认定:“民间能镇鬼的石刻,叫石敢当,名曰‘石婆婆’,这种习俗分布在祖国的南方地区,石刻的存在不晚于唐代。到了清代康熙时期,‘石敢当’才加上‘泰山’二字这很明显,石婆婆的原型就是乜掘这位龙母,证实了龙母最晚在唐代以前就风靡于江南各省,对文化有广泛的影响。
    离石门村不到30公里的周安村(原叫周安寨)有一片开阔且平坦的稻田,中间滂河穿过,那里留下一座古城墙遗址,大门向河边开,城垣仍隐隐约约可辨,南北城基约500米,东西400米,当地人把城垣中的稻田叫“州里”或“州内”,壮话唤“内州ndawcaeuh”。如此大规模的城池,又是何朝代所为,至今无人问津。城基仍静静地躺在田野里,而周围的村庄的龙母文化仍处处可见。是不是某个王国或方国建的呢?时至今日,没有一位考古学家去采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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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的人格化到祖宗化
    “中国许多民族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把一部分神化人物变成历史人物,再把这些历史人物分别作为各自民族的祖先。”①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这种思维很少顾及形式不矛盾律的要求。少数民族如此,中原民族也不例外,都认神为祖。
(一)认神为祖
    任何一个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与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岭南由于气候条件而崇拜蛇、然而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黄土是人赖以生存第一要素,而崇尚黄土地,敬之为神。黄河的泛滥,夺人生命,产生了畏惧,也尊之为神。从神化进而人格化,几千年后就在民间中传为黄帝;光有土地人也不能活的,水是生命之源,就有水神的传说,又将其人格化,“大禹治水”;光有这两种还不够完善,人的发展要靠火,又传出个火神,人格化之后,就跃居炎帝之位。又经几千年的传说、加工,炎黄二帝成了祖宗,到西汉的司迁编《史记》一书。就认祖归宗,到西汉的司马迁做出说明,是根据历史传说写的。但黄帝演变成皇帝就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原始部落到封建社会,后经才子佳人的不断加工,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在龙母的发祥地也不例外,把神人格化,然后认祖宗。武鸣县的马头镇、罗波镇、陆斡镇、两江镇一些村庄,甚至龙母村、都说龙母村、都说龙母是他们村的人。这充分证明,龙母在他们的精神领域占了很大的分量,都认龙母为祖,企图以此保佑子孙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在上林县石门村的几个村庄,分别为蓝、韦、覃、谭、黄几大姓的乡亲,一千多年前都称特掘和乜掘为他们的祖先,壮意为“公豆miuz daeggud”,是我们的先祖,争了几百年之后各姓氏来一个大妥协,在山坡上共同为特掘和乜掘立庙,用谐音起庙名,称“庙公周Miuz gong caeuh”,即公周庙,是各姓氏的共同祖先,历代香火鼎盛。另一种说法;说原本叫“庙特掘miuz daeggud”,明朝皇帝恨蛇神,说龙与蛇同身异体,因而派天兵(朝延派兵的称呼)将“特掘庙”多次焚毁,百姓无奈,只好改成“周公庙”即我们的共同祖宗,1925年,民国政府强行拆散庙堂,用其建材村在原址建石门中心校。但百姓至今仍称那个学校的“庙”,告诉小孩“到庙里读书”。可见这个蛇神庙对人的心里都有挥之不去的阴影。1938年,一个农民在学校围墙外开荒种地时,挖出周公庙那个香炉,便将其击碎。事后他全家有病难、久治不愈,便求于蛇母附体的神仙婆。神仙婆一张嘴便说:“你垦荒时拾到神物,不仅不上供,反而击碎,触怒了神仙。”此人听了吓出了冷汗,因为他击碎神物,无人知晓。于是便与村里老人商议后,在特掘的出身地“石南海”边立了一个“庙公周”就是现在常有人去上供的小庙。把神仙洞改叫“天地庙”,既“天王地母庙”,我认为此改欠妥。
    我外公姓韦,是一个颇有影响的道公师傅。他一直诚笃于周公庙,他仍然认为特掘是韦家人,1925年曾向当局要人上书,要求保留周公庙,移地建校。他常给我讲周公庙的故事,现在八九十岁老人也都能说出周公庙的一二三来。
    周公庙三进房,每进三间平房,大门各向石南海开,门楣大书“周公庙”三个字,门外两侧立两杆旗秆,左杆上飘扬黄色旗,右杆上挂黑白蓝黄红五色旗,进大门便是第一进三门房,中间为过堂,两边各一间空屋,放几条长板凳,一个八仙桌。进庙敬神者先在此处休息净身,清点查看香火供品,第二进是正殿,三间通房,中间端坐主神特掘的塑像,头戴金色羽冠,浓眉大眼,双目炯炯,一身武将模样,两掌按双膝上,腰上挂带鞘的宝剑,类似真武神像,座位的基座是塑造一条盘着的大蟒蛇,前面牌位上写“公周大仙”四个大字。身像左右还塑有几个小仙。神坛前摆放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作塑台上用,上面有三个香炉。第三进是最后的庙堂,也是三间通殿,塑有特掘母亲的神像。她端坐在神台上,头戴类似凤冠,面容丰满慈祥,身着蓝色绣花的衣裤,脚踏绣花鞋,双手捧一朵大红花,花前塑一条盘着的大蟒蛇,仰脖低头。神像的牌位上写“天地仙母”四个大字。神像左右塑有几位仙姑像侍女。三月初三是祭神日,由石门村的头面人物主持公祭,但先去拜仙母,敬香敬酒敬供品,然后才回到主殿祭公周.
    传说公周力大无比,他曾到山弄里要挑回两个大石头,要放在石南海的东面,因天黑了,加上路末途穷,就把两块石头放在路的两旁,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去挑回,其母知道后便施法术,一刹间,石南海东面冒出三座小山,至今仍屹立在那田野里.我对此传说很感兴趣,步行翻山越岭,到传说中那块石头所在的山弄里,果然两块石头还屹立在路两旁.石头直径约5米,高20多米,尤如当今长征二号火箭待发升空.人人到此一览无不称奇。
    蛇神特掘成为石门人的共同先祖后,很多传奇的故事,层出不穷,有的十分有趣,令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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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蛇与神龙
    蛇是十二生肖之一,说明中原人一开始也曾崇拜过蟒蛇,出土的女娲画像是人首蛇身,然而又转而崇拜龙。但谁也没见过龙,于是乎!照猫画虎,看蛇画龙。
    江南人敬蛇崇拜蛇是始终不已,蛇神就被人格化,《白蛇传》描写蛇成美女与美男子成婚,《蛇郎》却是蛇变成了男子,和人间美女成亲。类似传说和民间故事,层出不穷,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人格化了精神,都是神通广大,武功盖世,力大无比,在谈情说爱中,对方不同意,就追求,在追不成就施法术,再不成就动武。这是岭南人远古蛇图腾的缩影。
    中华民族中,不少在图腾崇拜伊始,就是以蛇为主的。最典型的事,在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墓出土绢画“伏羲和女娲”,两个并列,人首蛇身,两人的蛇尾巴绕在一起,犹如交媾。严格地说,这不完全人格化,尚处在半蛇半人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这个民族之初也认为蛇为祖。
    华夏这个民族,从原始部落就开始敬仰和崇拜蛇,女娲的形象是个典型代表,后来转认炎黄二帝。但这些都是地上的祖宗,他们要寻觅一种能腾云驾雾、闪电雷鸣、狂风暴雨;下水可翻江倒海,巨浪滔天;入地可是江山稳固,能定乾坤。所以他们虚构出一条“神龙”来,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圣之物。因而转以龙为图腾,1987年河南省濮阳市修建“引黄供水调节池”工程时,在古墓葬中发现龙的造型,在浙江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龙图形的陶片,说明龙的崇拜很早就有了。后来又在洪山文化层也发现了“玉龙”,其形状像蚯蚓,在秦代龙是虎头蛇尾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朝廷命官把北方龙的形象和敬仰,带到了岭南地区,汉族地区就把“蛇母”变成了“龙母”;“神蛇”变成“神龙”,“断尾蛇”变成“断尾龙”,那些官员、绘画艺术家,看到像罗坡庙、公周庙中画蛇神,塑的蛇神像,生动传神,播云吐雾,灵感就有了,加上见河中霸王且凶猛的鳄鱼,张开血盆大嘴,于是把北方那条龙加上修饰,变成鳄鱼头、蛇身躯,金黄色鲤鱼的须子和颜色,把十二生肖中的牛耳、马鬃、虎腿、鸡爪等都画了进去,成了一条金光闪烁、腾云驾雾的神龙,令人敬畏,所以汉朝第一代君王刘邦的母亲,见到龙图形后赞叹不已,于是就传话说:“我梦见龙的时候才生的刘邦”,从此刘邦一个小小的县令,当上皇帝成为“真龙天子”。画家在画龙时,就将其塑造成一个威武雄壮,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到了明朝的燕王朱棣和其父皇朱元璋对对联时,朱元璋说上联:“风吹马为千条线”,朱棣对:“日照龙鳞万点金”。儿子把父亲在沙场上骑着马指挥军队,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用对联的形式,歌颂朱元璋为了夺江山威猛异常的英雄形象。元朝的蒙古人,本不信仰龙,为巩固政权,也用这龙的形象,而且强化这龙的功能,从那以后,这条龙变得更加活龙活现了。到了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龙敬之有加,最后把龙放到国旗上,成国之魂,成为中华民族八千年来所铸造的徽记,中华民族成了龙的传人,认龙为祖先。而壮族远古的蛇图腾,蛇母就跃居为“龙母”。经历史长河的演化,壮族地区就有了丰富的龙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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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壮族首领和龙母
    自秦始皇挥师横扫百越后,岭南各部族首领,要么改变族源,臣服于中央皇权。要么口是心非,阿谀奉承,暗中扩势,我行我素。壮族地区多为采用后者,阳奉阴违。因此朝廷对广西地区,执行高压政策,穷兵黩武,但收效甚微。到唐代的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任命一些有权有势、有影响的壮族首领或酋长一类人物,当縻羁州刺史,作一邦之主。广西上林县韦厥其人便是。
(一)        韦厥与蛇神
    2003年底,曾在上林县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唐碑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文物鉴定专家,广西博物馆韦仁义研究员,在发言时曾说,韦厥的壮名叫“特厥”,蛇神也叫“特掘”。他断定神与人之间可能有关系,望与会者追根溯源,我听后便追思过去一些老人曾讲韦厥与特掘的传说故事。
韦厥任澄州刺史,治所在今上林县澄泰乡,后改在今大丰镇,不久澄州境内分出无虞县,他儿子韦敬办把治所搬到现今的覃排村附近,利用山形悬崖峭壁下,建了个城池,如今称之为“唐城遗址”,那里还现存两块摩崖石刻碑文,洋洋几千字,如今仍保留了韦厥坟和韦厥庙。韦厥任刺史,治所上林,但其管辖了广大地区。据有关专家考证,他所管辖的领地,应为今天的上林、马山武鸣、宾阳,迁江等大明山周边的几个县。武鸣已发现韦厥庙遗址,可见他的势力范围到达那儿。
    史料记载,韦厥“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功诏领澄州刺史”,在清朝嘉庆年间编写《广西通志》,也记载韦厥持节来伏生蛮而成了朝廷命官。而在史料中就那么寥寥几笔,然而在民间的传说中,是各种各样,大小异同,几天未必说完,但是有两个传说是比较集中的。其一,特掘葬母时便在洞中守孝一个月后,到三里镇那一带打工。别人问他姓名,因他无姓,只说名叫“尾缺”,而当地多韦姓居民,“尾”与“韦”谐音,“缺”与“厥”近音,他们就叫他“韦厥”。他勤劳勇敢,力大无穷,助人为乐,很多人就慢慢地认识他,就被推举为当地首领。我儿时听外公说,因为他是韦家的,在石门村又有些影响的道公师父,他咬定特掘是姓韦的。他说:乜掘死后,特掘在神仙洞守孝期满就升天了,只有三月三日前后才回来扫墓,其在仙界3000年后,就下凡投胎韦家,但名字不改,就叫“韦厥”。
    不管哪种传说,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故事的精脊是一致的,就是韦厥即特掘,厥与掘同音。而后一种传说,更具有神秘色彩。传说也罢,神话也罢,韦厥是朝延命官有文可考。他由于“压服生蛮”有功而被当朝任用。“生蛮”离他住地不到二十里远的十寨地区,那里是信仰蛇神特掘的核心地区。所以他除了用武力外,就把自己出身说成是蛇神特掘,生怕别人不相信说干脆称“韦厥”,他用软硬着两手压服了十寨生蛮。韦厥神力无比,武功盖世毋庸置疑,在唐碑中记载:“韦使君性该武禁,艺博文枢”,是一个文武全才的首领。他治邦有道,鼓励农桑,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唐碑上文:“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寨无收,从人无菜色。”“庶男志壮,妙女更极,人皆秽色。” 这岂不是岭南的唐朝盛世!由于百姓年风岁富,衣食无忧,就更加信服韦厥这位首领是神的化身,才对他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生蛮被压服后,韦厥也因势利导而举起蛇神----特掘这面旗帜,加上他所管辖的领地,为大明山周边,田地富饶,百姓得到富足,其名声大振。
    韦厥也是个知时务的人,他不仅避讳“龙”,还避讳“ 万岁”这个词,因为“万岁”是皇帝的代名词,自己便使用“万寿公王”的称谓。这里他也不用“国王”。因皇帝没有给他封“王”。“万寿公王”在上林是家喻户晓的,韦厥坟墓所在地双罗圩,1949年以前曾是上林县的万寿乡。至今那一带以南到覃排村唐城遗址的周边几十个村庄,从明清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每年三至四月份,都将韦厥塑成真武神像,放进轿里走村串寨,让人顶礼膜拜,求他呼风唤雨,已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目的。这和石门村的百姓,每到三月三日那天公祭公周庙特掘母子,求一年风调雨顺的等活动如出一撤。无独有偶,柳江县韦姓家族,每到四月八做五色饭祭祖,那里的人公开说,韦厥是他们那儿的人。也许在历史上的县志归属问题,上林和柳江两县曾同属于马平县(今柳州市),蛇神特掘的传说很快在那儿有市场之故。
    韦厥治邦有道,“列为班曹,制定法规,进行治理”,这是唐碑上的文字记载。说明当时他立了有关法规,促进经济繁荣使庶民得到富裕。从唐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出得到农民的拥戴,在那段历史,他必然得到神化。在《智诚碑》中写道:“至室小巧玲珑,水泉清澈见底…因这儿是神的驻地。”“由于各位真君登临,神仙来往,所以这里显得迷迷茫茫,飘飘悠悠,包含着元气的精灵”这里尽管用文学语言,但他道出韦爵是神仙自居,是蛇神的化身。
    韦厥既然是特掘转世,那其养母的身世陡升,成为圣母,至高无上的女神,于是利用自己的权贵,强化养母的作用,扩大她的影响。加之他治邦有方,制定有关法规,鼓励农桑,促进经济发展,使他管辖的大明山周边的几个县,很快就富裕起来。就会招引各羁縻州。甚至外县的文人墨客和有志之仕纷至沓来。各领地的首领们也免不了派人来观光,或进行考究。这样,蛇神与蛇母,在各地就有更大有感染力,深入人心。也因经济发展,信仰也就得以传播和宏扬,如果是贫困落后,说话和信仰就无人相信,古今中外,他的话就成圣旨。千年前传出去的“当洪”、“破阻”、“扑岸”这三条蛇,也变成了三条龙了,养蛇的妇人就成为“龙母”,成为地地道道的圣母,怪不得尚未成龙体的秦始皇,要召见为位“养龙之母”。
    由于韦厥不仅是官员和民族首领,也是民族图腾的神体,死后百姓纪念他,为他立庙,在他管辖下的武鸣的老百姓也为他立庙,世世代代为之敬香火。
(二)        岑瑛与特掘
    武鸣县罗波庙的“罗波”二字。本是壮话近音译成“罗”即“老”,“波”即“婆”,就是才能婆婆庙,或才能奶奶庙,顾名思义,“乜掘庙”。庙中的主神位子应是乜掘这位老神仙。可是以妇人命名的庙,主神位子却是岑瑛这位大男人,岑瑛塑像前的神台上,神秘地摆放一长条天然石头,酷像一条蛇,守庙的老人拿下来让我观赏,他说叫“奇龙”,实际上是蛇神“特掘”的蛇体形象,因为岑瑛是特掘的化身,我心中纳闷,便问老人老婆婆在哪?他回头一指,便看见女神塑像在刚进庙门的右角落,当时太阳已下山,庙里较昏暗,老人拉开电灯,才看清神像尊容,老人说:“‘这是龙母’。原来在主神的位子上,后挪到这里”。对此老人颇有微词。
    芩瑛是明代在壮族地区实力最大的土官之一,是朝廷命官,距离历史学家白耀天先生考证,芩氏家族是思恩府这一支,其祖宗是芩伯颜。颜有三子,他曾率次子芩永泰为“诣军前纳款”,明太祖朱元璋才把思恩州赐给芩永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芩永泰死,其子芩瓛袭位。不到一年芩瓛死,也因无子,其弟芩瑛于十八年(公元1420年)袭职。思恩周的治所就是现今的武鸣县境内。
    芩瑛忠于明王朝,智勇双全,善于用兵,正战屡建功绩,思恩州升迁思恩府时,芩瑛任知府。景泰6年(公元1455年)升为从三品的布政使司右参议。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升为正二品的广西指挥使。芩瑛是军政集于一身,在桂西的各路土官中有很高的威望。朝廷也利用他“谙夷情,同语言”之优长,一旦土官中有争执,多委其从中调解,成为当时的调节大事。其年已八旬,仍在军中听命,为官五十七年。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辞世。可见此人名声显赫,勇谋过人。往往这样的人,都会上行下效,既然皇帝用老百姓的图腾物——龙为化身,几百年前韦厥这位首领,以蛇神自居,还出现过太平盛世。因此从宋朝在广西当土官的芩氏家族,也要继承韦氏衣钵。到思恩府执政的芩瑛,便以大明山周边龙母发祥地的人和地利,宣称自己就是蛇神特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合乎时宜。你皇帝用汉族图腾为化身,我是壮家人就用自己的图腾物,这样,才能对庶民百姓发号施令,使其俯首帖耳,才能稳固政权。就连芩氏后代的瓦氏夫人手下的名将卢苏,也自诩是壮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布伯的化身。可见,在壮族地区,名声显赫的土官,多以神自居。
    芩瑛未死就请人塑像,放到罗波庙去,将主神乜掘挪到一边,雄踞了主神的位子。看来,从明朝开始,壮族的上层人物和首领已受到孔子那套歧视妇女理念的影响,才把龙母的塑像靠边站。就像老北京四合院一样,女孩住厢房。权贵人物的所为,黎民百姓不买账,每到三月三节,在罗波庙祭神时,仅祭龙母一神,这叫民意不可违。但也由于芩瑛的思恩府所在地是今武鸣县,因而那里有关龙母的庙宇相对保护较为完好,“龙母”之名也叫得响亮起来,因为“龙母”之尊号是唐代以后才反馈回来的。
    从韦厥到芩瑛,都相继用民族图腾做转世化身,就连一些较小的军事头目也不例外。即说明龙母对壮家人世代的影响, 也暴露出这些土官的土皇帝特点和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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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名文化与龙母
    地名是历史的轨迹,民族的缩影,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的结晶;地名永远与历史同步;地名演绎神话故事,打下神话的烙印。武鸣县的罗波镇、陆斡镇、龙母村;上林的古地名无虞县、布咳寨等,都印证了地名文化的载体,与龙母文化有亲缘关系。
(一)        民族的缩影
    覃圣敏先生认定,武鸣的陆斡镇的“陆斡”之名,就是古“骆越”演绎过来的。罗波镇和龙母村,都因乜掘而得名。一些地名能看出民族遗迹。莫俊卿教授认定,广州市番禺的“番禺”二字,就是“布越”的谐音,就是越人居住而得名。番字古读“鄱”即越语“人”的冠词“布”。“禺”是“越”的近音。少数民族的地名,经汉语译音,多为不准确,加上历史的变迁,一些地名一次又一次被更改。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常用兵,将军们把地名多次更改,越改越走调。
    但仔细琢磨,也能看出蛛丝马迹。汉代所译的“夜郎”国,“夜”应是“越”的近因,“郎”即状语中的竹笋。竹笋壮命“瓤rangz”与“郎”近音,夜郎国就是夜人竹王建立的国家,曾管辖今广西北部。当时贵州那个越人部族,以竹为图腾,夜郎国被消灭后,朝廷污称这一带越人为“狼人”、“狼种”、“狼兵”,把瓦氏夫人的壮兵叫“狼兵”。后因一些文人和官员也看不下去,就改称“俍”人,其实“俍”读“良”音。这些演绎过来的地名,以谐音记载的地名、国名及污人的字眼都折射出民族的缩影。
    壮族地名的汉音更为复杂,上林县境内从唐代到明代,一些县名和寨名都是令人费解的,有的反复出现,到清代也就消失了。这次南宁市有关领导重视龙母文化的挖掘,我就在专家们的指点下,到武鸣县一些乡镇实地调研,真是大开眼界,也曾聆听专家谢寿球先生对古地名的见解,决定对上林县一些已消失了的地名重新破解。
(二)古无虞县名的内涵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领方县置”上林县…是本县得名之始。同时设无虞、贺水、止戈等县“,”唐永淳元年(628年)十月,现任岭南大首领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办撰《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客颂》“。到宋代把无虞县并入上林县。
    无虞县是韦厥和两个儿子敬一、敬办的出生地,也是澄州治所,就是如今唐城遗址所在地。所以这个县名与韦厥父子有亲缘关系,它是以蛇神而得名的,在上林县境内,蛇有两种称呼,一谓“图当duzdangz”,二称“图无duzngwz”,但在歌场上多称为“图无”。在此节录两组歌:
        古壮文        新壮文           汉文译
        幼途都上林  Youq duzdou Sanglinz,  在我上林这地方,
        板石门娅荬   Mbanj Sizmwnz yzhmaiq;  石门有个寡妇娘;
        古特厥记载   Goj Daeggud geiglaig,   特厥故事有记载,
        留后代传扬   Louz haeuhdaih Cienzyiengz.  留给后代来传扬。
        眉一 班陷   Miz it ngaenz banhaemh,  有天傍晚去挑水,
        欧淋麻   Mbwk aeu yaemx ma gwn;   寡妇蹲下把水装;
        勒 口桶藤   Lwgngwz haeuj doengj daengz,有条花蛇进桶来,
        自 麻养  Mbwk cix gaem maciengx.   她就挑蛇回家养。

     在上林的古壮字中蛇的名称曾出现过“?”、“无”、“?”。因古壮字尚无规范,用时有差别。在唐碑中的“田”字就用“?”,后人改用“那”。因此笔者断“无虞县”的“无”字,使唐代蛇的壮音“无”。而当时韦厥父子在此地建府第和治所,又以蛇神转世而著称,他们的领地又是太平盛世,“无虞”之县名,既标明神圣之地,又体现太平盛世,是祥和的地方。因而这地名有丰富的文化和物质内涵,并空空来风。像“无虞”这个地名,折射出民族情感、民族文化、社会现象及崇拜和信仰的信息。
    “无虞”之名作了几百年,又分了两个“无虞”,在明代的史料中已不提及,但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上林三里镇考察时,本能地考证说:“名三里者:一日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徐老先生很明白,地理是以地名为基础,地名是地理的灵魂。他到石门村以东十里地,又重说上无虞和下无虞地名,其实上下无虞的分界线就是石门村,村以北为下,以南为上,这样分也和蛇神有关。
    时至今日,上林县的老百姓对蛇神是情有独钟的,不仅有人以此为题材写民间文学作品,县文化局也曾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牵头组织人写蛇神特掘的剧本,由县文工团用壮话演出,深受欢迎,曾轰动了南宁地区。今年三月三节,石门村在石南海边,举办首届龙母文化节,事先未登报、未发广告,但消息都不胫而走。到时人山人海,周边几个县都有人来,竟达五万之众,场面很壮观。以龙母文化为主题的进行对歌,经两天群雄逐鹿,来宾县女歌手独占鳌头,由此可见,龙母文化古往今来对壮族地区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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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布咳寨名新解
    “先是三里属上林之循业抚安古城,久就贼巢,今改为龙哈布咳。”所谓三里,即循(顺)业里、抚安里、古城里。在《广西通志》中说的更明白,循业里改龙哈、抚安里改布咳。这本是上林县的村寨名,而《上林县志》新版却误写龙哈布咳两寨在旧迁江县(今来宾市),其实是抄袭迁江县志以误传误,在此不赘说。笔者根据《广西通志》说的,三里营以北为龙哈布咳,去寻访历史上曾用名的村寨。(在史料中,“布”字前加“口”,也有不加的。“咳”字有少数地方写成“哈”,但军人笔下都写成“咳”字。因而我统一写成“布咳”。)并为此写了《十寨补考》一文,认定当年的龙哈寨,就是今天的桥贤、木山两乡,治所在龙哈寨,今叫“板堡”,明到清初曾叫龙哈堡,也叫左堡,此前称顺业里,现在板堡前称“里”,村后叫“龙哈”。布咳寨是今塘红乡地界,寨治所在今塘红圩。在历史上布咳寨改称“抚安里”,后又恢复原名称,再改称布咳堡、右堡,现在的塘红圩,北头仍称“堡”,南头还叫“里”,圩北一里地远那个村叫“镇”,圩南一里远称“营”,这都是明代驻军的地方而留下的名称。“龙哈”之名好理解,恰如其分地说叫“弄哈”,壮意为长茅草的弄堂。然而“布咳”就令人费解。
    “布咳”之地名,我在《十寨补考》一文中也曾索干枯肠,仍不得其解。正冥思苦想时,发现民国时期黄沅诚编写的《上林县志》中,把“布”解释为“幕”音,即“泉”的壮话mboq,而“咳”未作住解。我便解为“赫hawj”水干之意,“布咳”就是干了泉的地方。而塘红圩从未有饮用的泉水。清乾隆年间从几里地远的山上挖沟引来的水。所以我断定“布咳”应是塘红圩的古名称,并以此为寨名。尽管这样认定,但心里仍在打鼓,不断思考“布咳”地名的断定是否可“盖棺定论”。而这次龙母文化的广泛调查,见到专家教授们对武鸣县的一些地名的推断,令我茅塞顿开,便重新审视黄沅对“布”的解释,在上林的古壮字“泉”,从来没使用过“布”字,或加口字在前”的“布”字,古壮字写“泉”字,应是水下加口,“?mbop”,“布”的壮字是人的冠称,或指婆婆之意。在翻开《说文解字》一书中,“咳”字读“呇”音,《现代汉语词典》中“咳”与“嗨”hai 同音,而“咳”与“迈maip”近音,应解读为“寡妇”之意,即“布迈boux maiq”或“婆迈buz maiq”及寡妇老婆婆之意。千百年来,百姓崇敬这位女神——特掘的养母,将寡母婆婆养蛇之地,称此地为“布咳boux maiq”,当是准确的,无可非议,在我国用女神、凤凰来命名的地方或山地,比比皆是。比如,西藏的藏族把世界最高山峰叫“珠穆朗玛”,即女神峰。
    从元朝到明朝的几百年间,官军把几十万人相继进攻十寨起义军,每每大规模进军过后,都把一些地名更改,“布咳”曾改抚安里,右堡、布咳堡、西抚。(龙哈改东抚),到乾隆年间,县政府在西抚治所建孔庙。庙前才逐渐成集市,于是就用庙东侧那汪汪的红色水的鱼池,来命名这个圩市,就叫“塘红圩”。清末立乡政府。就叫塘红乡至今。
    尽管布咳寨府地改成塘红圩,但人们对寡妇老婆婆敬奉不减,每到三月三节。百姓都不约而同提五色饭,到石门村后那神仙洞去供这位女神,所有的巫婆,都有自称是神仙的寡妇神体,神意灵通,看准天下事,能镇妖魔鬼怪,除恶驱邪。1949年以后,人们对寡妇蛇母仍然信仰就是“文革”动乱期间到三月三节,很多人仍按传统习俗,把五色饭送到神仙洞,祈求风调雨顺。
无虞县名,是因韦厥这位壮族首领,以蛇神化身而得名。布咳地名是以寡妇婆婆,蛇神的养母而得名。这些地名都是龙母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佐证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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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3 09:56:00 |显示全部楼层
七、龙母与壮家人的豁达
    蛇母救弱扶伤精神,从远古传下来,它深深地印到壮家人的心坎里。小到邻里之间,大到保家卫国,无不体现求助精神。在唐宋时期的羁靡州,元明两代的土司制,很少有首领为其领土与别人火拼,只故步自封,各自为政。但顾全大局,为了抵抗外侵,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壮家人历来是“触白刃,冒流失,义无反顾,计不旋踵”,救助国家之危难。
(一)从寡妇收养小蛇说起
    寡妇收养小蛇的传说故事,是处于人类社会母系制度的部落首领时代,《摩兵布洛陀》说天下十二国,生有十二王。所谓“王”指的就是当时的部落首领,各自都有领地。寡妇领养小蛇,可折射出部落间的救助,也可以说是一种包容。按梁庭望教授的见解,“龙母抚养小蛇,显然蛇部遇到灾难了,它得到了蛟部(即鳄部)的救助”。由于部落间的救助和包容,是社会不断地发展,形成了部落联盟,推动社会进步。救助是一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道路,乜掘救助并抚养特掘,也得到了特掘的回报。特掘为报养母之恩而为其送终养老、守孝,这是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良性循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道德行为,为今日的师公和道公对这种精神所津津乐道,并写入其经书,祷告社会安定祥和。
(二)壮家人的宽容与豁达
    壮家人是以宽容和豁达而著称,这与龙母文化有关,在农村相互救助比比皆是。古往今来,壮家人的村庄,很少见到逃荒和要饭的,穷帮穷在农村屡见不鲜。路边的榕树下,村民都主动地把石墩子放好,或打桩架板子,让过路人歇脚乘凉,还经常请素不相识的路人,进屋吃粥缓渴解饿。在抗日战争时期,城市的难民涌向农村,壮家人不需动员纷纷解囊相助。就是难民进村讨饭,哪怕家中只有一碗粥也给人半碗,家中只剩一升米,也要给人半升。我儿时常常见到这种动人的场面。
    在交友和婚姻上,壮家人从不讲究民族。壮家人成瑶家女婿,壮家女嫁给瑶家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与壮家人的图腾崇拜,龙母文化的丰富多彩有关。使其性格豁达、使社会和民族之间能长期和谐、友好,成为和谐文化创始族。
    壮家人抗拒外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民族的尊严,也是豁达大度,顾全大局识大体。远在宋朝农智高率壮兵,击退交趾李家王朝在边境的骚扰;明朝的瓦氏夫人率壮兵远征江浙,把入侵的倭寇撵到海里,收复了失地,是外敌日本强盗第一次尝到壮家人的厉害;清朝后期刘永福和冯才子分别率壮家兵,打败了法国兵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南疆;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曾率广西军,在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日本侵略军,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壮家人这种特殊豪爽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为了正义事业,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可以牺牲一切,勇往直前至胜利为止,这和长期处于龙母文化氛围内有关系的。
八、龙母文化熏陶出巾帼英雄
    壮家女儿,千百年来,对龙母的仁慈、救助、怜爱、刚毅,和男人一样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感染,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曾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起过重要作用,就象大明山顶上的杜鹃花,映红了半边天。
(一)        龙母文化是智慧的源泉
    古往今来,壮家女儿和男人一样,耕田犁地,上街搞买卖,晚上还要喂牲口和养家禽,秋后还织布,种蓝草洗染。在小说中写的“男耕女织”在她们身上不合时宜,那是中原小脚妇女的写照。
    壮家女不仅要和男人一样下地,晚上还操家务。她们可以和男人在逢年过节,特别是三月三节,成双成对进歌场。在农闲时她们习文学武,耍枪弄棒,从不受到孔孟那套“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歧视妇女的理念影响。她们和男人一样上战场与敌人对决,谋略过人,在近千年的农民起义军中,从未被官军消灭过。传说起义军一次又一次躲过官军的追杀,其谋略出自妇女的智慧,武艺高强女人更胜一筹。
    宋代的壮族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就是领兵打仗的女将,但在侬智高的军队中未见官方史料中记载女兵,而宋将狄青率十五万大军,来攻打侬智高时,第一仗就和女将交锋。有本古典小说《五虎平南》,就是以这次战争为题材而写成的。小说描写狄青率军到上林县韦厥坟墓那一带,被一名年刚十八的女将段红玉挡关,经刀兵相见后,宋军横尸遍野,指挥攻关的宋将被俘。狄青仍不以为然,认为蛮夷女流一时之猖獗,有何畏惧,又谴兵马前去攻打,照样损兵折将。一个月过不了关,便派人回开封搬兵。皇帝在包公的推荐下,派杨家将杨文广出马,杨到关前年轻气盛,加上不把段红玉放在眼里,大举强攻,段红玉派手下一小将叫卜贵摆迷魂阵,把杨文广捉住。狄青只好大兵到了宾州城,休整后去攻取昆仑关,刚上山又有一女将,把前锋部队打得只剩指挥官了,等杨文广赶到,那位女将已走得无影无踪。
    从小说描写宋军攻打农智高的头次战役,都遇到女将,这不能说是无中生有吧。可见壮家妇女和男人一样打仗,而且以谋取胜。段红玉用智谋捉住宋将,第二关时,壮家女将用速战速决胡战术,打就跑的游击战,而且是打击敌人的锐气后才走,避开敌人主力。这种高超胡战略战术,通过描写壮族女将用兵而展现出来,证实官军常常被女兵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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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国民党保安队,经常以大兵团的阵营,来上林县北部老十寨地区,攻打张声震同志领导的解放军游击队22团一兵一卒。这种情况常常被农村的老秀才,在大榕树下摆龙门阵时当笑料。说国军是骑着马去追麻雀,甭说一万人来进剿,在明朝曾派出的点子。这些点子是:“你来我走,你走我回。”最后明军不胜而退。我因而翻阅有关史料,在官方史料未见其女将,反而发现明军将领们对未能消灭起义军所总结道:“诸酋自是少战,而六十三贼,其桀骜犹,故贼为‘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盖二百年来未有其…”这和老秀才们提供的起义军女将的战术点子相吻合。从传说和记载的战略战术,到现代的战争仍起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游击战术中,将其运用和发挥得淋尽致,这不能说是壮家女将的智慧。
    明朝嘉靖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他曾亲临上林县三里镇,指挥官军围攻十寨起义军,他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突破石门天险,我兵进入,…斩获首贼二百九十一名颗,俘获男妇畜产器械数多…”王守仁这位哲学家著称,在此变了刽子手,但他道出了起义军中有女兵,因他俘获“男妇数多”,它又佐证了传说中的女兵的智慧。
    清朝后期,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几十万革命军中,由女将洪天姣率领,多由壮族妇女组成军团,总有一万之众,她们南片北战十几年,占领了半壁江山,她们在战场勇往直前,坚忍不拨,武艺高强,充分展示壮家妇女的风采,为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由于太平天国内讧和外患,导致女兵在山东一带战败,十分惨烈,可谓震天地,惊鬼神矣!古今中外,独树一帜。
(二)瓦氏夫人打着壮家族徽旗东征倭寇
    “瓦氏夫人为顺土官岑璋之女,小名氏瓦,即岑氏瓦。…岑氏瓦,自小习武,武艺高强”。岑家土官之间为了联防保,壮大势力将岑氏瓦嫁给田州土官岑猛为妻妾,之后人们把岑氏瓦称瓦氏夫人。
    田州土官岑猛因涉嫌某反而被杀,势力一度低靡,便由瓦氏夫人重张旗鼓,使田州府势力影响,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推倒顶峰,尽管瓦氏夫人辅佐孙子和重孙子,可说是一个“垂帘听正”智勇双全的壮族女杰,是民族英雄。她对中华民族的禀然大气,为后人所传颂。
    几个州县的岑氏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的衣钵,以蛇神特掘作职权和身世的象征,就像帝王以龙为象征一样,这也是露出“土皇帝”的特征。岑氏各个支系的土官,对以蛇神为象征也是一脉传承的。从唐代以后,这些土官为什么以蛇神作为象征,作徽旗呢,且经久衰,其实心照不宜。因为蛇已经被中原人心中的“小龙”现在北京人是属蛇的,从吐“蛇”字,都说:“我属小龙”,所以定为沾亲带故,因而暗中庆幸。从田州府分支出的思恩府土官岑瑛(明永乐年间袭职),生怕岑氏家族不承认,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是蛇神特掘。而特掘的养母自然成为龙母了,此后世袭土官的妻妾,也都以“龙母”自居。瓦氏夫人也不倒外,作为“龙母”,是龙的躯体,法术无边,加上她从小习武,功夫盖世,因此氏夫人有特殊的号召力,能一呼百应。
    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日本倭寇侵搔江浙一带,因朝延腐败无能,造成“军不蓄威”,在战场上官军一败涂地,触冠即遗。使倭冠所向披靡,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写道倭冠所过之地:“民舍,焚劫一空”,“各骸如陵,血流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这一记载是倭冠蹂躏沿海居民的写照。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官员认为:“冠强民弱,非借狼兵不可”尽管一些朝延大员对用“狼兵”居心不良。但皇帝不是调“狼兵”抗倭。瓦氏夫人一听要调她率军去抵抗入侵的东洋倭冠,精神激奋,便决定定率兵马赴前线抗敌。
    时年瓦氏夫人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妇人,仍誓不与寇俱生,于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征集几个州的土兵6000多人,吃过五色饭,打起五色旗,祭完龙母,挥师东进。郑若增在《江南经略》卷8下《调狼兵记》一文中写道:“瓦氏之兵,军帜五色,以别行伍;头裹方素,无他色者”这是壮族女杰空前绝后地举起壮族徽旗,浩浩荡荡东征倭寇,这种英雄气概,威镇中华大地。
瓦氏夫人到达前线后,立即投入战斗。先消灭占据金山卫的倭寇,后救明将白泫都司。瓦氏夫人纵身上马,率军攻击。她在战马上使出岑家抢法,骁勇善战。壮兵见主帅奋力向前追杀,一个个毫不示弱,与倭寇刀枪见红。瓦氏夫人见时机已到,便使出壮家人的第二招数,即“鸳鸯阵”,两人上前刺杀,两人上去取首级,接着后面两人包抄向前。倭寇遭此砍杀,乱了阵脚。瓦氏夫人乘胜追杀,倭寇横尸遍野,溃不成军,扫荡倭寇“若雷电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抗倭名将戚继光很佩服和赞赏这位“狼兵”统帅,也在阵地上使用了岑氏兵法—“鸳鸯阵”,战胜了倭寇。
当时曾随军参战的明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徐渭,对瓦氏夫人的智勇双全,骁勇战场,亲自持抢与敌对阵,及指挥的谋略十分敬佩,就根据“北朝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杂剧《雌木兰》,其主人翁由无姓的从小‘当户织’的‘木兰’成为自幼习武学文千户小姐‘花木兰’,就取村于瓦氏夫人的,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仍在传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出典,就是壮族的民族英雄,抗倭寇指挥名将、文武双全的瓦氏夫人。
    壮族妇女的大智大勇,在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尊严,都有大无畏的精神,有救助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壮族的民族脊梁从广西到江浙与倭寇不共戴天,她们心中装着的是蓝天白云下飘扬的、是供奉龙母用的五色饭所染成的五色旗。这是古代壮家人的族徽、她源于龙母文化,源于壮族妇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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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月三节的由来与歌圩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主要节日,无不与敬神有关,就当今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都是从敬神的活动中发展地,而形成的。而我国一些民族也都过三月三这个节日,如黎族和畲族等。但他们敬的主神是不同的。以北京为例,1949年以前,北京市民也过三月三节,但他们敬的是西王母娘娘的生辰,届时举办三天庙会,而壮族的农历三月三节,是庆祝蛇神特掘的养母升天成仙的日子。
     (一)        三月三节的由来
    一年十二个月,每月30天,这是全世界各国早已接受的历法,但对年、月、日的运算有所差异。中国是以月亮围绕地球来计算,西方国家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来推算的。在我国一些民族也有自己的天文与历法,如西藏的藏族,四川凉山彝族等。壮族的先民们是否也有自己的天文历法远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自然现象被有关专家认同,就是北回归线文明圈,经现代的科学们用科技扫描,中国南方的古代比北方文明在先。而古代壮族人民对十二这个数字是情有独衷。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曾有十二个太阳,因晒死了人,被一个寡妇用竹竿捅掉十个,留下一个晒谷子,留下另一个明夜空;布洛陀也说天下有十二个王,前者为母系社会的影子,后者是父系社会的开端留下的脚印。在我国又从何时形成和运用天文历法?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年月日的记数,说明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由启用历法。专家们推断纣王妃——妲己是壮家美女。如是,那有关年月日的运用已传到岭南,壮家人也已经使用中原的年历了。这就可以认定,上林县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传说,应是殷商时代。
    传说寡妇是三月初二辞世,三月初三她的养子特掘,呼风唤雨,借风雨之神力,将其母的圆木棺材放在岩洞上的小洞里。因而三月三日就是寡妇升天成仙的吉祥日,也成为蛇神特掘为养母的扫墓日,此后被壮家人定为祭祖日。其主要祭品是按照蛇神身上的五颜六色,蒸成的五色糯米饭,也以蛇身上的黑兰两色为主色,使用采集到的枫叶(黑)、蓝草、黄花、红花及米的本色,即黑、蓝、黄、红、白五色。三月初二凌晨用有色水浸泡糯米,三月初三寅时,由家庭主妇蒸成。五色饭的颜色鲜艳与否,往往用来衡量壮家妇女的智慧。古往今来,石门村的妇女在三月三日早晨,做好五色饭后先登上神仙洞,先供寡妇神母,然后再回来供自家的先祖牌位。
    新中国成立前,壮家人的基本色调,就是黑、蓝、黄、红、白五色,而又以黑、蓝两色为最,其次是白色,身上着装也以黑、蓝两色为主,头裹白方巾。瓦氏夫人的东征军,打的就是五色旗,壮兵是“头裹方素”。这是龙母文化铸造有民族特色的族徽旗,这是几百年前她救助壮家人之威,把入侵之敌打败了。然而几百年后,中华大地上也曾升起五色旗,这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初,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才有此举的。后来他发现中华大地不仅五个民族,才放弃了五色旗,这面旗与“三月三”节毫无关系。
    1979年,在京的一些壮族知识分子和部分转租大学生众议,说壮族人口众多,节日也不少,可否从中选定一个统一的节日,于是时任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马彪等几位大学生,何梁庭望教授为代表的几位教师,与学生一起商讨民族节日之事。经过多方努力,师生一致认定,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地区普遍过的节日,其共同特点是节日的当天,家家户户都作五色饭,和年轻人赶歌圩,并就此向广西民委、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有关领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便于1980年农历三月三日,在京的壮族同胞隆重地过这个节日,在节日上梁庭望教授代表筹备组,作“三月三”节由来的讲话,他明白无误地说:“‘三月三’节是壮族先民敬蛇神特掘而形成的。”此后又得到时任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同志的支持,并参加活动。广西党政领导把这个节日定名为:“壮族三月三传统歌节。”至今已延伸为南宁世界民歌节了。
    因三月三节和龙母文化的发掘问题,我在有关专家教授的指点下,曾到武鸣县两江镇和龙母村,灵感庙,罗波镇吉罗波庙,解触了有关的村民和干部,当问及三月三节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农历三月三日是特掘给老母扫墓的日子”;而为什么是三月三扫墓,就众说纷纭了,最有代表的是:“三月三是清明节,特掘回来拜山扫墓”;当提及寡妇的墓地何处,多数人说,特掘把其母的棺材送上龙头山安葬,因山太高无法找坟穴。但也有例外,守罗波庙那位护庙老人,却振振有词,说乜掘那口棺材在庙前那汪汪的罗波潭中、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几个人同时看见,那口黑乎乎的棺材浮上来又沉下去。我有点纳闷,此地有相当浓厚的龙母文化遗迹,而三月三的来历又说得如此简单,连死期也众说纷纭。当然,今人不该去追求神话传说故事中的细节,但必须注意故事情节的逻辑性,既反映时代的特征。否则就会陷入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境地,武鸣马头镇一带有一座庙,曾供奉过上州纣王和王妃妲己。专家分析断定,妲己是壮名,又因在马头镇发现商周时代的文物,认定此地曾有方国,国王把壮族美女献给商王,这合乎推力逻辑。也因此推断有个方国,才流传下来美丽的人文传说故事。
    龙母文化的传承,及古老的、有民族特色的三月三节,不得不在提及两个人,一时韦厥,二是芩瑛。韦厥自称岭南大首领,其实它是壮族地区一个地方首领。民族图腾做自己的政治灵魂,在封建社会是十分正常的。所以祭龙母和祭祖宗的三月三得到官方首肯,是大明山周边的壮家人加深了图腾崇拜,立特掘的蛇神庙和蛇母庙,给人们在三月三顶礼膜拜,但韦氏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代就败落了,到宋代就把羁靡州改成土司制,进入元朝这些土官成了“土皇帝”,不断兼并土地,农民变成了农奴,迫使上林县北部农奴起义,朝廷动用重兵镇压,少则几万兵,多则十几万,来“蹂平十寨”,但几百年也蹂不平十寨。到明朝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亲临上林县督战。他采用捣毁蛇神庙、扼杀壮家人的理念,打垮信仰,瓦解斗志,指挥官军先偷袭三月三节的发祥地石门村,杀人放火烧了庙宇,令起义军土崩瓦解。后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围攻北京前,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攻下明十三陵,放了把火,烧了明祖坟,使明军土崩瓦解。
从王守仁开始,明朝将领一旦进军十寨,就先烧庙宇。因此上林的蛇神庙和龙母庙,都在县南区,北区只有石门村那个“庙公周”,是因为被毁一次,石门村村民又重修一次。其他地方的蛇神庙都转移到山洞里了,特掘变成了“真武神”,也无人敢画龙母了,就用画凤来代替,因而上林多为画凤,而无龙,祖宗神龛上画的都是凤,这也成壮家人的一大特色。但村民都在三月三节去敬龙母,而非敬凤。在武鸣县,蛇神庙、龙母庙就得到“优厚的待遇了”,其原因与芩氏家族几支系的土官所为有关。芩氏的女首领以龙母自居,男土官以蛇神自居。他们历来与朝廷一条心,也曾听朝廷调遣,多次派兵攻打十寨。所以芩瑛统治下的武鸣县,龙母文化得以保存,龙母村的龙母庙是在“文革”中被拆除的,说明这座庙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韦厥在1000多年前,把民间的传统节日三月三节,纳入官方的民族节日。之后,有芩氏家族传承了蛇神这个民族图腾,三月三节仍得到土官们的敬重。到了明末清初,朝廷完成了改土归流。“三月三”这个传统的民族节日,就散落在民间,官方不予承认。到了民国时期,不仅石门村的“庙公周”被拆掉,就连隐藏在各村寨的龙母庙,也都被毁掉。然而村民们不理那一套政论,三月三节照样蒸五色饭,照样上神仙洞敬乜掘,青年男女照样在三月三节去赶歌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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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歌仙与歌圩
歌仙是神仙婆唱的山歌。而上林县北部,包括划到忻城县的老八寨地区,“神仙婆”多自诩是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神仙,有的公开说是乜掘的化身或转世,因此他们摆“神台”做法术时,开头和结尾都唱歌,他们自称是“歌仙”。而“歌圩”是男女对歌的场所,有群对、双对、单对和个唱,这是形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诉苦歌、倾心歌、钟情歌、见礼歌、伦理歌、盘问歌、赞美歌、吹捧歌、劝人歌、叙事歌、骂人歌、哭嫁歌、喜歌和悲歌及欢乐歌等等。不管歌仙也罢,歌圩也罢,其源头都是三月三节敬蛇神和求乜掘这位寡妇神仙有关。
    为了弄清“三月三”节的歌仙和歌圩的源头,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公,一同去拜访石门村后山那个神仙洞。儿时他曾带我去烧过香。这位道公姓韦,所以对特掘和其母五体投地。他既是个道公,又是个医生,也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知识面广,国事家事知之不少。一路上山他和当年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特掘的传说。尽管他一年过古稀,声音仍然洪亮,我问他,你以前说过,现在歌圩场上唱的歌都源于三月三节。他笑着说:“古人三月三日那天用五色饭供奉神仙时,不免要说几句话,咱们壮家人的习惯是以歌达意,多为祝福和求抱有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人平安一类的歌词,一旦遇上干旱灾荒时,来求雨的人很多,也就唱求雨歌。下雨后人们又来还愿,唱的赞美歌词。”他喘口气接下说:“就像办喜事,人们都请我去颂赞美经文和祝福的经书。年轻男女心里要强,你唱一句赞美词,我得唱比你更好听的歌词,婚姻不顺和婚姻和婚后未生育也上山来求乜掘,就像汉人求王母娘一样,凡是上山求神仙的都不言语,用唱歌词来达意,你唱完了轮到我唱,后来就演变成对歌。乜掘三月三日升天成仙后,一些有名望,能说会道的妇女和巫婆,都称自己是神仙洞里的神仙,或说乜掘下凡附体。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神仙都是女性,这是源于寡妇神仙。传说古时候,皇帝还召神仙婆进京城,请她们施神仙术。神仙婆对天上的仙界颇有见解,她们认定雷公是天王,乜掘后来升天成仙,仙界称地母,是二神仙。最后是刘三姐升天成仙,人称‘歌仙’,成了上界的神仙,天庭中第三把手,并拜乜掘为师。所以神仙婆摆神台施法术时,都要唱‘歌仙’。正因为她们都是乜掘仙气附体,是活神仙,人们有灾有难都不往山洞里跑了,因为到神仙洞问那口棺材没有回音,而活神仙能与已对话。所以神仙婆的神台下有一只关在笼里的大公鸡,行话称‘马鸡’,即也乘公鸡飞上天,问问乜掘这位神仙,在飞回神台边回答问仙者的问题。因而从摆神台始到撤神台,神仙婆两条腿始终是科动的,以示她骑马鸡在天上飞行,‘歌仙’不断嘹亮,表示她和刘三姐说话,请她引见乜掘。这是神仙婆唱‘歌仙’的出处。
    听完老道公一路对龙母的高谈阔论,令我耳目一新,对他刮目相看。过去我只听说他常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古典小说,为人看风水,给人办红白喜事,病人来求他开药方。然而她对石门村山后那个神仙洞的传说,也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回味无穷,一些故事情节却鲜为人知。使我对龙母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对蛇神的传说故事有较为完整的概念。
把1000多年前的歌仙刘三姐,和3000多年前的龙母传说拉到一块,是神仙婆为了显灵唱歌仙,到刘三姐的歌仙,是一种传承,恰好说明壮家人,古往今来好唱歌,形成歌圩歌海,这种独一无二的盛景,是龙母文化的必然产物,其源头就是“三月三”节庆龙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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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尾声
    大明山周边地区,是骆越人聚居地之一,人们在长期和自然条件的斗争中,以蛇为自己的图腾,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寡妇收养图腾实体,他这种天宽地阔的博大胸怀,被人敬仰而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流传到珠江下游,应不晚于2000年,那时西江和珠江地区还存在一个“南越国”。当时的断尾蛇和蛇母还是原汁原味地流传,因为那里的居民多为越人,说越语,和骆越人抄一种语言,南越国覆灭后,越人演成汉人,便受到中原这条龙的影响,加上皇帝又是真龙天子。因些断尾蛇摇身一变成了短尾龙。蛇龙,蛇母一跃居为“龙母”之尊。但骆越人仍不改初衷,依然称蛇神特掘。唐朝上大县境内那位大首领韦厥,就以蛇神特掘自居,蛇图腾崇拜应是三四千年前就有了,到唐代为首领们为我所用。中原这条龙图腾崇拜是6000年前开始的,时间跨越4000年后,到刘邦当皇帝时,才说自己是龙体,真龙天子。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惯于用最高的神作已身,来对老百姓发号施令。而壮族首领本应以最高神圣—乜掘为转世,但她是女的,只好用其子特掘为已身,蛇母奉为圣母。到了宋代,羁縻政策变成土司制,岑氏家族兴起,她们的势力范围也到达大明山周边。他们自然承韦厥的衣钵,接过图腾神威。到了岑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自己登上了龙母的神台。
    皇帝是龙体,那朝延上下必然强化这条龙,所以龙文化得以发展,经久不衰。在壮族地区这些“土皇帝”的韦氏和岑区相承为蛇神体,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都随政治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加强,龙母也是首领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龙母文化的发祥地,在大明周边是无厚非,但有点笼统。山的周边有四个县,具体在何处,从现在所发现龙母文化的遗迹,武鸣县颇多,但我在武鸣所见到的庙宇不管是保护完好还是遗址,从建造材料辩认,最早是唐代,最晚是清初。它的墙基和柱基用的石料,所凿的痕迹清晰可见,并非像传说那样久远。很多村寨都说龙母是他们村的人,这就怪了,乜掘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每个村都有,分明是后传进去出现这种现象。“龙母”之名也是汉化了的,“龙母村”显然是知识分子附会。这与岑氏家族有关,更和岑瑛有关。然而上林县石门村的寡妇收养蛇的传说,和三月三日她升天的那个神仙洞,自古以来不仅上林县的百姓去祭祀、马山、忻城、宜山、来宾、宾阳不少人都来朝圣,甚至广东人于清末民初来寻过根,因为这里没听说“龙母”这个词,还是原汁原味的特掘、乜掘寡妇。石门村前那个石南海,是蛇神的出生地。这里“海”里及周边,出土过人类社会新石器晚期的遗物,说明四五千年前,壮族的先民就在这儿休养生息,因些是龙母文化发祥地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安葬寡妇的那个神仙洞,现在一些人称其为“天地庙”。古人所建起来的祭神台,和上山路所用的大小石料,我花了两天时间去观察它的每块石料,未发现有凿痕,它给我们留下远古文化的信息,说明人类社会未出现铁器之所为,应是原生带中原生处。由于韦厥强化了蛇神,而其领地又达武鸣,而宋代以后的岑氏又美化了蛇神,到了岑瑛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留下很多龙母文化遗迹,而上林的文化遗迹不多,是时续近千年对上林十寨的战争中被毁,朝廷有意捣毁当地壮家人的信仰所至,因而要用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去分析。
    如今为了繁荣经济,自治区政府曾提出“北有桂林,南有南宁。”的旅游事业发展蓝图,使南宁市有更丰富的文化都市,人文景观,就要加强对龙母文化的发掘和维护,把近低靡的古龙文化谱以新的篇章。
    泱泱群山,滂滂河水,攸攸文化,渊渊图腾,龙母胸怀,举世无双,铸造英烈,卓越辉煌,千秋社稷,源远流长。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八寨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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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很详细,走访、搜索了不少民间传记啊。编整者辛苦了。

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宁明的明江系左江支流,崖画也是左江特有,说是右江,可能打错字了。


我是黄峒蛮!!我生于斯长于斯,本土主人,蛮族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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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挥师横扫百越后,岭南各部族首领,要么改变族源,臣服于中央皇权。要么口是心非,阿谀奉承,暗中扩势,我行我素。壮族地区多为采用后者,阳奉阴违。因此朝廷对广西地区,执行高压政策,穷兵黩武,但收效甚微。到唐代的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任命一些有权有势、有影响的壮族首领或酋长一类人物,当縻羁州刺史,作一邦之主。广西上林县韦厥其人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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