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我国民族多元文化重构2（杨庭硕）

经常犯错

	四、完成升级重构需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层调适 传统的经济学过分看重直接的经济要素的因果关系，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成效的作用。传统的民族学过分看重社区的单种文化整合研究，而忽视了跨族的多元文化互动研究。面对全新的西部大开发，这些传统理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西部大开发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我国多元并存文化的结构调整。这样的调整必然面对如下两重使命：其一是完成并落实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市场定位；其二是完成各民族传统技能技术体系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不言而喻，要完成这两重使命，都必须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调适。不仅要调适显性的物质层面文化要素，而且还要调适隐性的精神层面文化要素。 我们必须牢记，我国西部各民族尽管经济发展滞后，但滞后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切入市场，驾驶市场的能力。要培育切入市场和驾驶市场的能力，就必然要求传统文化做出全局性系统调适。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伦理观念、思维方式，无不如此。但我们必须重申，调适决不是抛弃传统，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求传统文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市场经济相兼容。 作为例证，这里仅谈谈社会组织与伦理观念的调适。上文已经讲过，我国西部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只具备协调个体生产和组织消费的职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组织市场经济生产的职能。要确保这些民族能介入市场经济，显然得要求这些民族在其传统社会组织中，植入市场经济的要素，使之兼有组织市场生产的职能。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产品批量化、规格化、品牌化。西部各民族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完成不了这些要求的，但不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只要各民族认识到市场经济是自身的利益所在，稍加嫁接即可获得组织市场生产的能力。因为，凭借自己已有的社会组织，建构市场化经营，不仅在建国前我国西部各民族中已有成功范例。在国外，也有正在运行中的成功例证。建国前，我国侗族的杉树用材林经营就是通过宗族村社去完成的。建国前张家口地区的大宗马匹、茫硝、口碱、口蘑贸易，也是通过蒙古王公的旗盟组织去经营的。时至今日，瑞士的钟表生产仍然是家庭加工零件，企业只管组装和树立品牌，控制质量规格。美国在中美洲的鲜果生产也是采用同一模式。可见，要将只具有协调个体生产能力和组织消费能力的西部各民族传统社会组织，调适为兼具市场生产组织能力的经济实体是可以办到的。 完成对传统产品的批量化、规格化和品牌化，不仅我国西部各民族需要这样做，东部汉族地区很多农副产品也需要这样做。我国是茶叶生产大国，迄今为止，我国的茶叶虽然有不少的名品，但却缺少名牌。创名牌既可以通过组建大规模茶叶企业去实现，又可以通过汉族的社区组织，有效控制名茶生产的批量、规格、质量标准去塑造品牌，而且后一种方案对我国汉族农村来说，更具有可操作性和事半功倍的实效。 传统社会组织还可以解决资源配置和有序利用这一难题。时下我国正在大力推广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着手于综合性的环境治理。这些工作的重点都在西部地区，核心是解决资源的有序限额利用问题。这样的环境治理虽不直接形成市场商品，但却是铺垫商品生产的资源和环境根基。随着可再生资源价值获得学术界的公认，资源的有偿消费必然进入市场。因而，西部地区各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只要能为环境治理发挥效益，它们就不仅可能，而且理应获得市场报偿。这样一来，原先众多被人误认为无意义的西部各族社会组织，就可能获得市场化的经济实效。举例说，藏族地区因寺院组织而封存的原始林，就可能由于建构长江上游水源蓄养林而获得相应的市场价位。造就使得原先单单服务于宗教的社会组织，可以兼具环境维护的市场经营职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传统的西部各族社会组织不仅可以调适于市场，而又可以花费最少的代价，完成与市场的接轨。 西部各民族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很难与市场经济直接接轨，但也不是绝对不能接轨。举例说，我国苗族中的一部分人，传统的资源观一直未形成土地资源的私有概念，实行的是自然资源人人可用，但不能占有。这样的观念当然与市场经济相冲突。但是，若把这种游动的间隙使用权与土地租赁方式制度化，那么，无需改变其传统观念同样可实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经营。又比如说，我国的独龙族和土家族所从事的狩猎和采集，或者仅供自我消费或者单为了娱乐，因而相应的自然观也必然是“隔山打鸟，见者有份”。这种观念，不仅损害了野生动物资源，也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冲突。但如果以旅游经营的方式去展开传统的狩猎活动，那么上述两项弊端不仅可消除，而且还可以获得显著的市场经营实效，相应的传统现念也就可以调适过来。藏族、维吾尔族的宗教观派生出来的寺庙和宗教社团同样可以建构为旅游人文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旅游市场实效。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西部各民族传统的深层调适任重而道远，然而却关系列西部大开发预期目标的实现，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持续多长时间，都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绝不能将这一重大的调适任务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身外之物。 另一项重大的调适使命，是传统技能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问题。我国长期执行刀耕火种的各民族，对野生动植物的认识和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我国各游牧民族管理畜群有独特的技能和技艺。我国长于狩猎采集的各民族有十分独特的狩猎采集技巧。仅仅由于这些民族没有切入市场经济，因而这些传统的技能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无法兼容，也无法获得市场效益。如果能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去对各民族的传统技能技艺进行总结提炼和整合，那么，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就能落到实处。举例说，景颇族的刀耕火种技术技能，若能与生态学现有理论和资料结合起来，就不难成倍地提高生态维护实效和商品效益，就可以靠特种动植物产品的生产摆脱贫困，并为生态维护做出贡献。又比如，我国西北各民族的传统放牧技能，若与珍稀动物的驯化繁殖结合起来，就不难形成具有创新性质的特种养殖业。可见传统技艺需要调适，需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但决不是照搬，而是立足于传统，在全新的取向上展开针对性的科学研究和成果普及。换句话说，为了搞好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各民族迫切需要现代科学技术，但不是现成的科研成果，而是切合各民族传统又具有针对性、适用性的新成果。这样的科研成果，现在暂时还没有，它只能是各族传统技艺和科学相接合而孕育出的结晶。 有鉴于此，西部大开发决不应当看成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必须承认它的实质是要完成我国各民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多元一体新格局的构建。 五、 小 结 西部大开发既不能理解为对西部各族的优惠，也不能理解为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运作效益下降的情况下，出于提高效益的需要向西部作转移，更不能理解为凭借行政和经济力量在西部各民族地区搞“拔苗助长”。西部大开发实质与性质，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我国各民族互惠互补的新一轮动态平衡的达成，它注定是我国各民族经济关系的升级换代，是市场经济下各族文化的互补重构。因而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使命，需要大家协同努力，互谅互让去完成它。 参考文献： 吴仕民为中央民族大学2000级博士生所作“关于我国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的讲座，2000年 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