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
壮族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奇怪的，但事出有因。其实，稍微了解壮族历史或谙熟民情的人，是不会否认的。
壮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由各民族的文化构成的。在文化发展史上，越.濮以及北方.西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各占有自己的地位，而越人文化就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覆盖面积之广大，仅次于华夏文化。遍及江南的越族文化，大部分都已经和华夏文化融合，造成了江南的文化沃土，至今依然是我国的文化发达之区。诚如古人所云，“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南，“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圩；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号称百越的大部分越族支系，即瓯越.于越.闽越.山越.扬越.西瓯.骆越和南越等，至今留下的苗裔，主要是瓯骆人的子孙壮人以及壮侗语族的其他民族。其中人口众多的壮人犹如越人之树主干的顶端部分，与壮侗越族诸民族一起，形成繁茂的树冠。壮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壮族的文化是独特而丰富的。在表现为社会制度方面的文化，氏族社会晚期曾有十二个较大的部落，号称“国”，其中“一国蚊变牛，一国马蜂纹，一国声如蛙，一国音似羊，一国牛变鱼......”其后有都老制.羁縻制和土司制，这些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土司制度绵延千年之久，对壮族社会影响很大。
与此相适应，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土官承袭制度.承袭仪典.鼓成大典.祭典和例规。
法典方面，早在汉代，马援就发现越律有十多条与汉律不同，于是“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土官时代，其法律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经济利益为核心，甚为严酷。民间习惯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其中一龙胜龙脊的为最完整。有的地方现在仍以乡规乡约的形式存在。在红水河.柳江中下游沿岸各县，历史上曾以哲理诗《传扬歌》作为习惯法长期使用。
兵法发端甚早，秦瓯之战，西瓯桀将即会坚壁清野和使用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曾大破秦军，斩其统帅尉屠雎，报西瓯君译吁宋陈亡之仇。侬智高善使绎衣阵，直逼番禹，宋廷大骇。到明代形成有名的《岑家兵法》，瓦氏夫人用于制敌，倭寇闻风丧胆。曾有汉族将校向瓦氏学壮人武术，戚继光也吸收了她的将兵之法和鸳鸯阵。
民间组织结构亦有特殊之处，军事组织结合团.酋长遗风寨老制.氏族社会遗迹议众及议团.生产组织“滚漏制”，都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表现为知识及其传承方式的变化，首先是壮族地区的民间教育，一直在各地歌师和歌王的主持下，传承民族文化。从前各寨往往？金延师，设立教馆，教授古壮字和民歌技艺。官方教育用汉文，唐以前已遍及桂东南直到高州，唐代开始在壮族地区实行科举制度，培养了不少人才，传播汉族文化，但由于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不同意，发展缓慢。
壮族自然科学发端甚早，两千多年前，既能将视为当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应用与铜鼓鼓面的太阳纹。表现在铜鼓.干栏.壮锦上的正方形.棱形.梯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同心圆.圆柱体等几何图形，符合科学原理。在干栏上普遍采用了杠杆.平衡.对称.合力.分力.应力的一些原理。矿冶和铸造表现了较高的物理化学知识。航海方面，对船体的形状.承受力.载重量.还洋气象.方位.航向都有相应知识，特别是双体船表现出相当的航海经验。医学上的成就众所周之，对瘴气侵害的防治和独特疗法，在宋代就受到重视。对宇宙结构的观察，在两三千年前就有令人惊叹的成果，壮族祖先认为宇宙是分为上.中.下三界的圆柱形立体结构，这比统治西方长达一千多年的托勒密地心说要先进得多。
表现在观念以及相应行为上的壮族文化，是文化层次中的核心结构。首先是哲学思想，壮族通过神话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在天地起源.人类起源.物种起源.宇宙结构等方面，都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萌芽。壮族人民把自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包含在哲理长诗《传扬歌》中，这里有物质的不断运动，矛盾的普遍存在，事物的转化，农民的平等思想和反天命观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十分可贵。壮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在哲学上显然笃信宋明理学。这种理先于物的唯心主义，被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而以君臣之道为其最终目的。壮族文人把它视为“万仞山头万仞山”。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受民为邦本.神灭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
壮族有自己悠久的伦理道德传统，在待人接物.结交朋友.家庭人伦等方面，都很讲究道德，讲究礼节。他们优秀的伦理道德观，充分体现在《传扬歌》里。诗中用凝练的语言，主张平等，反对压迫；主张勤劳，反对剥削；主张勤俭，反对懒惰；主张正直善良，反对偷渡拐骗；主张孝顺，反对忤逆；主张夫妻一条心，反对同床异梦；主张兄弟相让，反对争夺家产；主张真诚交友，反对欺诈；主张热情待客，反对冷若冰霜；主张睦邻，反对互相侵害.......这些思想，今天仍然闪耀着光芒。
壮族的宗教主要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师公教和外来的道教和释（佛教）。这些宗教在政治上和经纪上虽然没有什么势力，但在民间意识上的影响很大。巫婆的活动过去相当盛行，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依然有其影响的余存。师公教由于需要用民间文学来宣传教义，因而在客观上对保存和发展民间文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布洛陀》.《布伯》等著名史诗就完整的保存在麽公和师公的唱本里。落后的生产力是宗教产生的土壤，它的影响的最终消除，是以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
壮人性格沉稳内向，外表文静.谦和.礼让，不像草原民族那样奔放热烈，但极其勇敢顽强，有一种不露锋芒的锐气和韧劲。他们有耐苦的精神，非此不能开发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迅速的南疆。壮人热情好客，信守诺言，慷慨助人，开朗上进，和岭南汉瑶苗等各族人民亲如兄弟，这是广西两千多年来民族冲突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长期囿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在思想上有封闭保守的一面。
壮族的风俗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有服饰（包括服饰.银饰.发型和纹身）习俗，因素和宴席习俗，建筑和居住习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岁时习俗，生产习俗，交通贸易习俗，家庭和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习俗，文娱.体育.卫生习俗等。壮族的风俗受汉族的影响较大，城镇壮族和汉族已经很少有区别，但在桂西和云南文山，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壮族地区，仍然保留有浓郁的民族风俗。
最后，表现在语言文学上的壮族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它是由古代越语发展而来的，有自己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事物的细微差别。壮语有南北两大方言和十二个土语区，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壮人的主要交际工具。
壮族有自己的文字，古壮字发现于唐代初年，和藏文的历史一样悠久，至今已一千多年。历史壮人用它来记录民歌，创作长诗，也有的用来写信.记事和刻碑，但由于得不到封疆统治者的承认，又未经规范，影响了它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派遣专家用拉丁文字母为壮族人民创造了壮文，结束了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没有统一文字的屈辱历史。
文学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民间文学里，有构思奇特的神话，优美动人的传说，曲折生动的故事，浩如烟海的民歌，动人心弦的长诗，富于哲理的预言，趣意盎然的童话，诙谐逗趣的笑话，别具一格的谚语和谜语等，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从隋唐时代起，在汉文化影响下，开始出现用汉文吟诗作赋的文人韵士，至清末，有名的诗人达一百多人，其中覃庆元.李璧.刘定？.张鹏展.郑献甫.冯敏昌.韦丰华.黎申产等均名震岭峤。解放后，壮族出现了一批作家.诗人，壮族文苑百花争艳。
壮族的传统戏剧.音乐.舞蹈和曲艺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铸造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日用工艺.陈设工艺.装饰工艺.陶瓷工艺等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其中的花山崖壁画.铜鼓.干栏.壮锦.三声部民歌，饮誉海内。文娱体育丰富多彩，舞彩龙.舞彩凤.高台舞狮.请月姑.古事队.打陀螺.抢花炮.打磨秋等文娱活动形式，使壮乡充满了欢乐和生机。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壮族的精神文化极其丰富，并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无论其形式.表层结构.深层结构，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特质。在物质文化方面，壮族在驯养.开发森林.航运.水稻种植.亚热带水果培植.开发海产及淡水养鱼.饲养.土特产开发等许多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全世界有一半人吃用的大米，是壮族祖先首先发明移栽技术种出来的。20世纪初，世界农业史学家墨里尔和我国农业史专家丁颖先后到西江流域调查，发现广发分布野生稻，上述论点初步得到确认。近年考古进一步证明，壮族祖先是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以后扩展到江南，并沿稻米之路传到日本，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其他方面的贡献不复再赘述。
总的来说，壮族文化的核心及实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含蓄内向的民族性格；（2)开朗上进的心理特质；（3）顽强自立的民族精神；（4）朴实淡雅的艺术风格；（5）谦和礼让的民族传统；（6）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这里面，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壮族文化的主干。但是，壮族文化毕竟形成于封建社会，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惰性，而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断裂现象。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从传承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传承型、转用型、重建型和断裂型。汉族文化属于传承型，满族属于转用型，美国属于重建型或复合型，壮族属于断裂型。断裂型文化在信息时代必造成经济文化发展的迟缓。壮族文化在哪些方面发生断裂呢？第一，古与今断裂，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发生断裂。上面所归纳的那些文化形态里，有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全部或大部失传了。那些重要的科学发现，详情如何，后人不得而知。世人只知道欧几里得把圆分成十五等份，名垂千古，却不知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壮族工匠，也同样能在铜鼓面上表现出高超的割圆术。这些工匠是谁呢？他是怎样分割圆的呢？那些准确的几何图形是怎样画出来的呢？谁也不知道。又如《岑家兵法》，至今已无法窥其全豹。壮族动人的神话、长诗、短歌，丢掉的不知多少。
第二，文与言断裂。长期以来，壮人以汉文作为书面语，而绝打部分壮人却依然以壮语为交际工具。壮语在壮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却没有一种通行的与之相一致的文字符号。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这种断裂，对于壮族发展文化教育、开发智力、吸收新技术和新思想，阻碍极大。
第三，高与低断裂，即高层次文化与低层次文化之间发生断裂。例如在科学方面，较高的现代科学都是用汉文阐述的，为壮族中汉文较高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广大群众看不懂汉文书刊，听不懂汉语广播，无法接受。他们在生产中所使用的，主要仍是属于低层次的传统生产经验，得不到更新和提高。在文学方面，属于高层次的作家文学，如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与大多数壮族群众几乎无缘。由于作家文学长期以来脱离本民族文化的沃土，因而大多在中层徘徊，并未进入到真正的高层次，因而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为数不多。
第四，内与外断裂，即本民族文化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发生断裂。壮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很少向外界介绍，鲜为人知。壮族祖先创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代表型号。用石钟健教授的话讲，铜鼓到了西瓯骆越人手里，才脱离釜，变成真正的金属鼓。其铸造过程的高超技艺，其纹饰的复杂内容，壮族自己无一字留存，外人不得而知。壮族号称歌唱的民族，然其歌海很少有几滴水流入长江，汇入黄河。壮族文化大多自生自灭，外界难以窥其一斑。
在历史上，汉文化对壮族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壮族的进步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广大群众不懂得汉语汉文，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汉文典册、报刊杂志及现代电讯系统中直接得到知识，这就大大影响了群众对汉文化的直接、系统的吸收。汉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得的知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间接地传到一般群众中，而且数量有限，这无疑加剧了断裂程度。从汉文化中移植过来的东西，因有断层而难以扎根于民族文化沃土之中，成活率低，生长缓慢，很难出现高层次的产品。以小说为例，汉魏六朝就出现的小说（当时尚属志怪小品），明代达到高峰，而壮族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除陆地较有成就，其他作者在全国文坛影响不多。又如壮人讲汉语，相当一部分人还知识模仿，并没有真正掌握其音位系统，发音多不准确，汉族人非经多次接触，不易听懂。至于文字表达的颠倒、不通，名家作品中也不难找到。内外断裂的程度，可见一斑。如果有民族文字，将汉文化转换成壮人能接受的信号，就不会发生这种断裂。
第五，传与承断裂，也就是学校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断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壮族地区的官方教育传播的是汉族封建文化，讲钦定的正统伦常，使用的是汉文。壮族文化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还要受到贬低和丑化，久而久之，壮族的文人学子几乎都不大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封建重压下，形成了虚无主义的畸形细想和变态心理，反而看不起本民族文化。解放以后，学校教材从内容到思想性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但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仍然与民族文化几乎无关，缺乏乡土教材。这极不利于继承优秀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步入信息时代。
造成上述断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由于华夏文化较为丰富和先进，在和越族文化接触中发生冲撞，从而造成壮族文化的断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确切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体系，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除了碰撞的一面，还有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调整文化结构，使自己达到新的文化生态平衡的一面，这后一面可以说是文化的相对开放性，这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不应当是断裂的原因，而是壮族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事实上，汉文化的影响主要限于上层知识分子，不易渗透到低层。考虑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严酷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所造成的重压，壮族文化的断裂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土司制度有过它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政策的具体实施。这种政策对封建王朝的好处在于，一块块或大或小的土司领地，直接对朝廷负责，互不相属，不得发生横向联系。这块土地由皇帝“钦治”，“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管基”，土官十分感激，一切依仗皇权，按封建文化和伦常行事，以取得朝廷的信任，反过来压制和摧残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在土司时代，屡屡发生土官在歌圩上进行骚扰、驱赶人群、侮辱妇女的事件，不少地方的歌圩被迫停止，甚至转入“地下”-------在半夜三更悄悄进行。汉官抓捕唱歌之人漆面惩戒，不乏其例。中央王朝的科举制度，使壮族上层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他们以学得封建文化为荣，鄙视民族文化，以求得一官半职，或保其乌纱帽，封妻荫子。民间流传的古壮字，不屑一顾，一千多年，没有一个人肯编一部词典。最近在布依地区发现一部“法部词典”，相比这下，使人感慨万端。而封建王朝派到岭南的封疆大员对壮族语言、文字、风俗的丑化，史不绝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壮族文化发生断裂是不奇怪的。
不过，处在相同政治环境之下的一些国内兄弟民族，文化却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断裂，究其原因，是因为壮族没有全民族统一的完备的民族文字。民族文字有诸多的社会功能，它是一个民族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素质，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有语言的发达民族，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在诸多功能当中，民族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韧带，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它能将古与今、文与言、高与低、内与外、传与承连结起来，固定民族文化的框架，沟通不同地域的亚文化，形成一个正常运转的文化体系和传承机制，使一个民族在人类文化总体中处与活跃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状态中。很明显，文字能给一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条件，它是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载体。有了它，低层次才能经过积累和加工，得到充实、提高，从而达到高层次。为了弥合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必须以战略的眼光，从民族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体发展上来看待壮文的推行。壮族人口多，居住地区广大，连成一片，大多数人又不懂汉语，因而不可能重建一种美国型的文化，也难以在短期内像满族那样彻底转用汉语，唯一的办法是用壮文来发展一种复合时代需要的开放性传承型文化，以加快壮族地区的四化建设。
断裂现象给四化建设造成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严重了。在自然经济时代，这种断裂的痛苦许多人不易察觉，因为日出而作日人而熄的小农经济，可以使人易于苟安。在信息时代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断裂型文化造成的与相邻地区及民族的反差，明显加剧，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动和反思。同是岭南，为什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之下，广东上得怎么快？广西那么慢？同是岭西，为什么桂东南上得那么快？桂西上得那么慢？同是邻县，为什么宾阳地里的农作物比来宾的好？不就是文化素质不一样吗？文化的断裂现象不仅造成民族文化素质下降，生产发展缓慢，而且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也是惊人的。应当说，对壮族农村发展之缓慢，各级领导是焦急的，一个会接一个会，一个决议又一个决议，又是星火计划，又是贷款扶贫，又是树立样板然而农村里大多仍无动于衷，有的地区温饱尚未解决，却找不到致富之路。人们干焦急，却不知道那些决定、政策、科普是用汉文写的，生产第一线的人看不懂，学不到，他们怎么用？怎么致富？这些同志越急，听到搞壮文就越烦躁，认为我扶贫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考虑那种“鸡肠字”？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推行不推行文字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断裂造成思想混乱的一种现象，是一种民族文化自我否定的变态心理，其历史原因是漫长的、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劳斯金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社会认同性和集团认同的符号，是集团成员资格的一致性的标志，有着心理上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对待语言的态度，如它是否优美，功能如何，是否发达等，常同对待该语言的使用者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同时贬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者。格劳斯金又指出，当一个语言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优势时，往往贬低少数语言集团的语言文字，经过一定的历史持续，被贬者便会反常地接受贬低的观点，出现变态的心理，自己贬低自己的语言文字，甚至超过多数语言集团。多数语言集团中的专家学者对少数语言集团语言文字的积极态度，反而超过少数语言集团的一些人。更为反常的是，少数语言集团中文化较高的双语人，并不贬低他族语言文字和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视为等同，倒是单语人或中下层文化双语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持较激烈的否定态度。
关于多数语言集团、少数语言集团以及语言文字歧视的社会的原因，我们是不能同意格劳斯金的提法的。除此而外，他提到的那些变态心理现象，壮族是相当典型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为了弥合壮族文化生活的断裂，创造信息时代趋于平衡的文化生态，壮族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南，做出异常艰苦的努力。为了解决民族素质问题，必须建立双语教学的民族教育机制，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合发展汉文教育的地方要努力提高，抓住不放。多数壮族聚居的小城镇及乡村，要大力发展壮文教育，并结合科普建立壮文职业中学和扫盲，使壮人双语同时上，信息四通八达，人的素质才能提高。要建立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体系，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摈弃旧观念。要唤醒民族之魂，使壮人知道在四化建设的今天，我们落后了，对祖国的贡献与人口不相称，对不起曾为祖国做出过许多贡献的祖先西瓯骆越人，去掉自以为还可以的盲目自得心态，急起直追。按照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开发技术必须与环境相适应；特殊技术必须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特殊行为模式在特殊环境中对文化生态有特殊的作用。壮族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生产生活习俗需要有新的开发技术、生产技术和新观念，才能脱贫致富，从而走上经济发展繁荣的道路，这就是当今研究壮族文化的历史重任！
-----转自《壮文论集》
附：梁庭望，1937年生，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壮学丛书》副宗主边兼学术委员会主任。196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留校任教。先后开设《壮族文学》《壮族历史文化概论》《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概论》等课程。独撰.主编.合著.参编《壮族文学概要》《壮族文化概论》《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民族百科全书》（10.11卷）等40种，学术论文200多篇，8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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