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南粤孤客在 2003/09/15 07:51pm 编辑]
“壮族人为什么出不了商人和企业家”?
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戳到了我们的痛处。谁能回避?回避不了啊!而实质上,问这样的问题,跟问“为什么中国比美国落后” 一样令人沉重和窘迫难解;而问题的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意思跟提出“中国落后是不是汉族造成的?”一样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反思,要正面回答这个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难题!下面我来试着谈谈自己的思考。
造成僚人(壮族、布依族)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与汉族相比,自古以来僚人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们缺乏经济意识,也就是不会做生意。
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愚蠢,不管大家同意与否,事实上就是愚蠢。尤其是生活在贵州的僚人。例如上世纪70年代,贵州著名风景区黄果树附近的布依族妇女,上午挑着一挑李子到镇里摆卖,以每挑7分钱的价格等别人来买。汉族人要他们以斤论价来卖,她们因为不识汉字,汉话都说得不好,没有读过书,没有基本的数学知识,不会使用秤,所以只能死守一挑7分钱的价格,多不卖少也不卖。如此守株待兔,日落西山了仍然没有人买,于是才将那挑李子倒在街边空着篮子回家。这是我老父亲在哪个时代亲眼所见。前几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了一本黄果树地区流传的魔教经书:《古谢经》,其中就有描写古代布依族人因为不懂得做生意而在与汉族的经济交往中屡屡被骗的内容。在90时年代初,我家族里的一位侄子到贵州罗甸县去贩运早熟蔬菜到贵阳卖。他生意做得很成功,原因是他是布依族族,会说布依话。大清早一到罗甸县城,就对摆卖蔬菜的布依族妇女说,某某菜我跟你买了是某某价,全天不变,如果有汉人来买,价比我给的高,你就卖给他,比我的低,你就等我来要。结果几乎满街的蔬菜都只卖给我那位侄子。这样不久,我那侄子就被几个同行的汉族商人在贵阳给好好打了一顿,最后只好改做其他生意。在80年代中期,罗甸县城里摆卖香蕉的布依族妇女,做生意的方法与相隔四、五百里之遥的黄果树妇女在70年代卖李子的情形没有差别。卖香蕉不敢论斤两来卖,只能以一串来卖。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好了,别人不说了,单说自己罢。到珠江三角洲来的我的同乡(县)就有四、五十人(不算一般打工的),其中有布依族、苗族、汉族。十几年了,稍微能算发财的(月薪约两万以上)也就只有那么一个,而且是汉族,还是一位女同胞。其他人都是热爱文化和教育的“不合时宜的人”,有教书的,有做记者的,有做律师的,有做医生的,有在政府机关做文秘的,单单就是在做生意上很难成功,尽管试了好多次。有试过开餐馆的,卖中草药的,做广告的,卖电脑的等,然而都不成功。
要是潮汕人早就发财了。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但其中最紧要的一条,就是僚人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比汉族落后。
在哀痛我们僚人没有自己的企业家之前,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在中国,那么多的汉族企业家,到底是怎么发财的?在众多的企业家队伍中,在现在最富的前一百名里,全国有几个是单靠白手起家的?四川的刘家三兄弟大概是了,河北的孙大午大概是了,……而更多的人呢?搞经济学的朋友们去调查一下,这应该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认为,这一百名富翁中顶多十个左右是单靠自己本事白手起家的。而其中,有几个是少数民族?以善做生意著称的回族又怎么样?
能不能做生意,除了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即本钱!没有本钱你怎么做生意?因此,如何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积累到大量的资本,这是最本质的问题。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谁都不会比谁富多少。学世界史的人都知道,英国那场著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资本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导致的。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了,生活在我国社会最底层的始终是农民,而僚人几乎都是农民,市民阶层还没有形成,官僚阶层更说不上。改革20年来,看似平静的波浪底下类似英国圈地运动的事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几乎都处于农民阶层的僚人,与广大的处于相同地位的其他民族的农民一样,能有多少条件去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啊?广西平果铝建起来了,周边农民的地被圈去了,他们获得多少实际利益?能让他们获得多少可用来开办企业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将要开发的德保铝,又会有多少僚人农民土地被圈去,而又如何保障这些农民不会面临破产的边缘?
现在中国很多中产阶层资本的原始积累始于1980年代初。温州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很多人是靠在外乡补鞋,广州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大多数人是靠走私和养殖、种植……。但是,这些先富起来的普通人,能进入中国富翁榜前一百名的却极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除了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质限定了他们难以进一步提高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大家不要忘记了在1980年代中后期,民间政治运动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口号是反“官倒”,那就是大家对利用个人的权力优势而违法积累原始资本的人的抗议。在广州,开办那间很出名的动物园的老板是一个私营企业家,他原来是一个杀猪匠。因此,你就以为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全是靠卖猪肉,那就大错特错了。也许有人会说,那位成杰克先生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吗?问得好,但是你要深入地分析啊,成先生的非法所得,最后是集中到了谁的手上?你看,壮族就这样的弱小,构不成什么社会势力,连一个本民族的高官的非法所得也不能让本族人享用。
另外,大家也清楚,做生意除了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外,还要时常靠银行贷款,在中国要贷款就必须有权有势。很多学者在赞扬中国渐进式的社会改革成功的时候,常常忘不了用苏联的阵痛式改革的失败来做对比,说苏联原来社会主义制度里的国有财富一夜之间被政治官僚和和黑社会占有了。如果大家愿意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中国何尝不是这样?不同的只是,苏联是一夜之间,而我们中国无非是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罢了!这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有财富很多不是流进了官僚及其家族的手中吗?请大家读何清莲女士的那本书吧!在这国家财产不正常的被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僚人同胞,有谁能分到一勺半匙吗?你没有,你就别想在中国做企业家。
尽管国家有很好的民族政策,用网上一些汉族网友的话说这些政策照顾少数民族太多了,客观上造成了对汉族的歧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因民族政策而调到国家机关任职的少数民族干部,主要是在哪些部门呢?反正经融系统就是很少。而在1980年代能进经融系统任职的是哪些人的子弟啊?当然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别人身上,是我们缺少攻读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尽管国家在少数民族报考大学的时候,有很好的政策照顾,但是少数民族能考上中国一流大学的人还是太少了。依此而论,那么我们少数民族就该倒霉吗?少数民族参加高考,考的是以汉文化为载体的知识考试,如果反过来,是要求汉族学生考以中国某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知识的高考,又会怎样?你会考得那么好的分数吗?你能那么轻松地进入中国的一流大学就读吗?为了调整这个事实上的不公平,该不该给你降低分数录取?……少数民族学生读中国一流大学的少,读理工科和经济类专业的人也很少。把它全归因到是少数民族的人愚蠢,我也只好认了。别的不说,单就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教学设备之简陋和师资力量之薄弱,你怎么有爱心也都难以让那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理、化、生等学科的时候学得聪明起来。东部地区建一所中学,动不动就上亿,西部有这样大投入的中学吗?这些事实上不公平,照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绝大多数只能就读普通的高等院校,而且大多数又只能攻读文科专业。于是,就业的时候,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企业里的岗位,没有人要你了,经融系统的也不会要你了,政府部门的你也挤不进了,最后只能被筛选到社会的底层。于是,让自己的民族诞生伟大企业家的土壤,比起主体民族来说,就像石灰岩山地里的那块土地,是太贫瘠了。一个民族一旦落后,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落后了。而僚人从古到今,就一直这样落后在汉族同胞的身后。
尽管有国家的民族政策照顾少数民族的权益,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仍然处在低层,他们的现代文化素质自然赶不上先进民族,对政治资源的利用和支配也就必然处于弱势,对本地区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能力也将更加窘迫,《古谢经》所表达的对先进民族的强势经济能力的恐惧也将继续折磨着我们今天的僚人同胞。因此,要出自己的企业家,难上加难。
最后,僚人没有企业家,还在于秉性太遵规蹈矩。我们难以学会坑、蒙、拐、骗。除了学会山大王那手——抢和杀,一动就落入法网的愚蠢办法以外,不会软性的投机取巧;不会卖了自己的老婆又卖小姨;不会骗了一群本村的女孩来沿海卖淫自己就做“鸡”头,领导“人民”奔“小康”;不会冒充中央领导的亲属从中央骗到地方,骗了富婆又接着骗姑娘;不会玩政治,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存放到欧洲的那间银行,买了什么绿卡红卡之后,再回国来注册稳做外商;更少有人学会“裤头一松,胜过十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