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方文化的研究一得①（节选）
——民国27年9月24日在华中大学演讲
雷沛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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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西民族的复杂性
（一）广西地方文化的渊源
广西地方文化，大致言之，共有三个渊源：其一是中原文化；其二是高原文化；其三是低地文化或海洋文化。
首先，让我们讨论中原文化这一个渊源。依史传所记载，广西与中原交通，实开始于秦始皇。按《史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略取岭南陵梁地，置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自此之后，在一方面每逢中国北部有一次变乱，尤其是异族叛变，胡虏凭陵，中原人口则多一次向南移动。例如：东晋五胡之乱，与十六国之割据；唐代回纥之乱与藩镇之为祸；后五代之偏安与异族之入寇；宋末元初及明末清初的朝代与种族间之大变动；随时随地均足惹起人口南移的历史现象，在其中移来广西者，实聚有徒。在别方面，每逢南方多一次叛乱，尤其是南蛮造反，各朝代的中央政府必从北方派兵遣将，南下讨伐。这大乱平定之后，为巩固边围计，朝廷常酌留将土，更番守戍，或派遣将士屯田。此外又为实边计，往往征发良家子弟，南来移殖。这是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于是，广西人口大部分由北方南来，或来自大河南北，或来自大江南北。于是，广西文化由人民生活方式所表示出来者，常带中原文化的色彩。所以整个的广西文化，倘若循流溯源，可以溯及中原文化。
其次，让我们讨论广西文化的第二个渊源，这就是高原文化。这个渊源，从横面探讨，我们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因为除西江流域外，我们须溯及长江上流与横岭山脉。从纵面追求，我们又可以追及左史，甚至荒古原人时代的蛮人生活，而为历史所未能记载。不过，为切实起见，我们始从中古史以后提供证据。
按《汉书》：“武帝元鼎五年秋，南粤相吕嘉反，使驰义候发夜郎兵，下牂柯江，会师番禺，讨之，未至，而南粤平，置九郡。”古代所谓夜郎国，在今之贵州，所谓牂柯江，即今之红水河。这一段记载适足以表示两广在华南地区早已与它的西部高原相交通往来。又按《唐书》：“太宗贞观十年，夏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又按《通志》：“唐渝州，即今四川重庆府，牂柯蛮、东谢蛮、西赵蛮，皆在今贵州通义、平越、都匀、大定诸府境，其地与重庆接壤。所开路，即由贵州入广西路也。罗殿今贵州安顺府。横山寨，在今宣化县，宋置买马市于此，邕州今南宁府。”
在此地，《通志》所说有一点错误，我们应该指出，即横山寨并不在宣化县。横山寨自古为西南交通的要塞，依邕宁县志所考据，它是在右江平马——即今田东县治。但就全体记载推究，我们可以知道，广西人口的移动之路，在西方又有由重庆以通红水河一路。申言之，广西人民及其文化有一部分从西方高原来。迄今就实事实物推究，我们可见氏、羌、巴等种族南来遗迹。这就是沿扬子江上流—岷江、金沙江——南移，再向东行，而达于重庆，再由重庆通贵州，沿红水河东南移殖。此后，古代的牂柯道常为西南军事上商业上文化上交通上往来的要路。不过，除四川贵州外，云南在古代亦为这种要道之一。试考《唐书》：“玄宗天宝十三载，夏五月，遣岭南五府兵击南诏。”原来南诏是当时西南夷之一部落。其后，蚕食各个部落，浸成强国。邕宁县志有一段按语，录之如下：“按，天宝初置岭南五府经略史，治广州，兵一万五千四百人。五府谓广、桂、邕、容、安南。又按南诏自九年反，陷云南，中国发兵击之，而阃寄非人。前者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丧师六万，仅以身免。在十年后者剑南留后李密，深入被擒，而全军尽没。在十三年统计前后丧师十几二十万，蛮乃敛尸为京观，而宰相杨国忠掩其败状，更以捷闻。由是寇川、寇黔，蛮祸愈烈，至大和咸通间，又连陷安甫，两寇邕管，蔓延溃决，涂炭吾民百余年。师之六三曰：‘师或舆尸凶。’信矣。呜呼！追怀往昔，有余痛焉。”
倘由这段史事，再由这段史记，再推进我们关于西南夷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要旨，即是：在唐代的中叶，以迄宋明两代，西南文化常随中原人对西南夷在军事上之冲突而起交流现象。原来西南夷繁殖于横岭山脉的南部，而不断地向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即由广西以至广东进攻。随之，西南夷与广西居民遂不少有相互混合的机会。唯其如是，广西受西南夷及西南文化之影响甚大。迄于今日，即所谓苗、瑶、倮倮等种姓，以至汉人一部分，还保留高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而高原文化，因为地理上的关系，乃形成广西文化的渊源之一。
抑在未结合本论之前，让我再补一段历史的论述，以资解证。这就是关于上文所谓“汉人一部分还保留高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这是广西文化史中之极重要一页，让我趁此机会叙述于此地。我的用意，是要简约地提供所谓“山湖广人”在广西西北部的移殖的经过及其影响，以为学者将来更进一步地研究资料。
原来在本省西北部有一种山居人民，通常称为“山湖广人”者，其概数约有三千户。这些户口并不集居一处，在目前散居于南宁区的北部以至田南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具体地说，他们的居住地方是散在大明山中及其附近，以至东兰、凤山、凌云、田西、西林、西隆一带之山谷中，关于他们的地位，我们最好引用外国历史作比较。他们是高地居民，犹之苏格兰中之有“高地人”（The Highland man）。他们是山人，犹之北美合众国中之有山居白人（The mountain white man）。至于他们的来源，与其说来自湖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不如说来自陕西山西，比较地更有历史根据。
溯自明朝末叶，史阁部可法殉节，南部遂木守；瞿式耜张同敞，二公相继成仁于桂林，国土复日蹙。可是，桂王仍能在两广滇黔缅甸之间，流离转徙，以维持明代正朔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什么缘故？依我看来，这样坚忍地支撑，实赖李成栋、李定国及其部将，以至一班勤王义士，为其柱石。诚以他们都是能征惯战之士，在初时，概与张献忠、李闯等有关系，张李为流寇巨魁；故二李及其同僚与部曲亦曾习于打家劫舍。顾以激于种族兴亡大义，返邪归正，转而效忠明室。此班草莽义士的籍贯大都为中国北部，尤其是陕西山西二省。虽然后来因拥护桂王，转战各地，附从益众，以致来源复杂：譬如有来自苏浙者焉；有来自两湖者焉；有来自大河南北者焉；复有来自广东广西者焉。但考其本质，仍以陕晋人为其主干。在大将凋零之后，师徒挫败之余，有如此忠义之士为国干城，士气自为之大振，民气复为之大扬，其影响所及，至非浅鲜。所以当桂王由肇庆播迁南宁，次懒滩，走右江，过暹江，次广南，最后驻隆安，然后入云南，到缅甸，沿途即用他们为卫士，为先锋，此外，又随处酌留一部以留守各地。最后，桂王死国，他们慨然于国事之不可为，乃相率入山，效伯夷叔齐的行事，而作遁世行为。因为他们所操为普通话，大异土音，而本地概以普通话为湖广话，又因为他们山居，所以世俗通称他们山湖广人。他们即为山湖广人，自居于遗民，灰心仕途，而且告诫子弟，不许应科举试，不食清禄。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不读书，相反地，他们深明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之诫，仍以半耕半读为事。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访他们于山林泉石之间，我们自见，他们究竟是读诗书知礼义之士。那是要说，他们的家庭还保持许多中原带来的声明文物，典章制度。这种人对于广西地方文化有极大贡献，具体地说，可举例三事：第一，他们实能替天地存正气，为后世严华夷之防闲。第二，因为他们身处高原之地，如入世外桃源，为当时一切苛政所不及，因此之故，他们对转得而与退至穷山僻壤之苗瑶相接近，更进一步而与他们共同生活。因此之故，他们对于苗人瑶人的开化自是一支生力军。如今本省的苗人瑶人，在血统上，即与汉人无别，即在文化上，亦已起交流作用，这种成效在过去三百年间至为伟大，不可忽视。加之，他们并没有其他汉人蔑视苗人瑶人的陋习，所以他们虽以诗书礼义开导苗人瑶人，而在日常生活却被同化于苗人瑶人，以适应他们的高原生活。末后，在第三方面，他们对于广西人的气质及品格有极大感应力。为着避免抽象说话起见，让我征引一实例为证，例如：邕宁县志有如下记载：“永历五年，十二月，南宁举人梁云升户部，员外郎杨禹甸扈跸力战死之。县志按梁云升县乔板村人，举崇祯壬午孝廉，性慷慨忠勇。辛卯十二月，清帅钱国安陷南宁，上仓皇出走，朝士皆散失，护卫无人。板树云升统率乡兵护驾。适杨禹甸督饷后至，遂从行。至濑滩（疑即金陵大滩）乔板村四十里，追兵几及，云升亲自断后，与禹甸抵抗死力战殉焉，上因此得以脱险。后乡人感其忠烈为立双志祠。”
由这个实例推究，我们知道现代广西的老百姓，尚侠好勇，而尤富于忠义之气，并非偶然。
其三，及最后，我们要继此讨论第三渊源，这就是低地文化或海洋文化。按《逸周书》：“五会第五十九，路人大竹。”路音骆，所谓路人即瓯骆之人；大竹为路人所贡。又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佗以兵威财物，路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颜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言西瓯所以别东瓯也。”所谓东瓯在今为浙江温台处三州之地；西瓯即瓯骆，又名骆越，今苍梧道之浔郁及南宁、镇南两道皆是。由此可见中国东南部及南部人口，彼此极有关系。所以春秋时代有吴，有越，后来乃有瓯越、闽越，再后乃有百粤。百粤之中又有骆越，这骆越便是广西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他们人口的移动路线，常依沿海诸地而流转。在一方面，由苏浙海边南移而至福建，复达广东，再由广东之高、雷、钦、廉而入广西。这是海洋文化自北而南进广西之路。
此外，还有自南而北进广西之路。具体地说，亚细亚洲南部之人口及其文化，又有从南洋群岛，尤其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缅甸、暹罗、安南等地，以大包围广西西部及西南部，而迄龙州明江上思一带，而移殖及于广西。尤其是在郁江流域一带低洼之地，以至十万大山附近村落，常有马来文化的流风遗俗。所以广西人口的祖先，有一部分是把古代吴越、瓯越、闽越、百粤、骆越，以至马来的人种混合而成。所以依地理来说，它是沿海移殖于内地；依人民的生活方式来说，它是海洋的生活方式。试举一具体事实以资解证。原来在广西省内尚有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倘若以传统的文化眼光观察，似乎是仍旧谫陋，又是蛮野；这就是通常所称高栏屋的居室制度，在其中，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在昔时，《岭外代答》有言：“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惟有一牛皮为席裀，寝食于斯。牛豕之秽升闻于楼制之间，不可向迩，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
《岭外代答》这本书，是宋代作者周去非所著，距今已有八百余年，但这种风俗至今未改。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便对于这种住处引起恶劣印象。诚以在古代中国，这种居室的污秽情形，或不免有如周去非所云，但在现代菲律宾，到处均有一种住屋名为 High House者，即系高栏屋之类。其实此不仅菲律宾有之，即南洋群岛各地亦有之。他们以竹木搭成架子，中间铺板木席子，上面覆盖茅草，左右两旁覆有茂林修竹，摇翳生荫。虽则楼上住人，楼下住畜，然而居宅卫生尚不成问题。因为治安甚好，不用再怕豺狼虎豹，又不用防御盗贼。于是房屋的四周，不有坚壁高墙；相反地，他们可有高轩四敞尽量地流通空气，尽量地接受日光。而且因为公众卫生设备完善，外而四周清洁，内而时常除粪，所以这样住屋再不会污秽不堪，臭气迫人。由此可见，天下事在人为而已，清洁抑污秽，尽可由人自择，不因居宅是高栏屋即特别不合卫生。更由此可见，社会化的医药卫生，在现代广西，一如现代南洋，至为重要。然而无论如何，高栏屋一种制度实为马来文化下之通行制度。因为此项居宅制度现在还流行于广西，故广西文化当以马来文化及其他海洋为一派渊源，殆无疑义。
（二）广西地方文化的特质
在讨论文化渊源之后，我们要继续讨论这个地方文化的特质。试举其荦荦大端，这种特质可约成十项：
第一，同化力。
广西人口来自各方，又导源于各个种族，故其构成成分的复杂性，比之文化渊源尤甚。所以从种族观察，则有苗、瑶、侗、仲、汉、倮倮等称谓；从移殖先后观察，则有土民客民的名号。不过如果有人由此遂加推论，即谓：广西居民不能团结，而互相水火，这就未免流于武断。其实，广西人口大批自外方来，至于原始土著，目前究竟尚有存在与否，自是疑问。于是，移殖先后只是比较的说话；随之，土民客民不过是暂时称谓。久而久之，彼此混合，复一齐成为主人，尚有什么客人。其他种族，目前正在彼此同化历程中进行，将来教育普及，连这些名称亦可以去掉。
不宁唯是，广西文化于最初起源时，彼此相遇，便引起交流作用，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在《粤西丛载》上说：“广西夷缭杂居，古为藩服，文物普遍，今类中州。盖由：张栻、吕祖谦之道化被于桂；危祖禹、邹浩之正气行乎昭；柳宗元之文声著乎柳；冯京、黄庭坚之德誉动乎宜；二陈（钦、元）三士（赐、燮、壹）之经学启乎梧；谷永之恩信，陆续之儒业，播乎浔；马援之约束布于邕。踏义泳仁，月异而岁不同。甚至交趾之界，猺獠之居，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延儒绅。太平诸军，材贤渐出。由是观之，革俗由政，为政在人，不可诬也。”
由于这一段记载观察，我们可见广西文化之具有同化力量甚为伟大。所可惜者，这段记载的作者为清代汪森，他仅就汉人视点出发，以致他所讨论的同化力仅限于中原文化，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原来诸种不同的文化，每逢有一次相互接触，就多有一次相互感应，这是历史上之公例。具体地说，中原文化在广西，对于高原文化与低地文化固然可以起同化作用；依同理类推，高原文化及低地文化，在广西，对于中原文化，何尝不可以起同化作用？学者必须要如是观察广西文化，然后可以说能够明白现代广西及广西人。
简约地说，现代的广西已经不复是古代的广西，因为它的环境完全改变了。环境可分为二种：其一，是自然环境；其二，是社会环境。广西之所以变，与其说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不如说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可是，后者即大为变动，其影响遂波动及于前者，而使前者亦不能保守依然故我的形态。至于后者之所以变动——社会环境的变动——它是完全由于古代广西人的演化而成为现代广西人。换一句话说，现代广西人，比之古代广西人，渐之改变。其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随之，他们的生命的寄附体——广西——也就不能木有所改变这个问题的研究，实包含许多复杂的事理，让我缕析言之于下方。
其一，他们已经不复是《后汉书.南蛮传》之所谓盘瓠后裔。本来依中原文化的传统，所谓南蛮，也是汉人的祖宗，高辛氏的后裔；不过，这一段血统关系的历史，实是太过怪诞，我们生在科学世界，对于这种神话，尽可不必深信，复可不必加以评论。
其二，他们又不复是《隋书.地理志》所载的岭南狸人（即黎人）。关于狸人的品性的记载，用客观的视点观察，当称平允。譬如：“岭南狸人，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财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獠皆然。”
其三，他们又不复是《北史.蛮獠传》所称的各种蛮人。譬如说：“南方曰蛮，其种类非一，与华人错居。其流曰蜑、曰獽、曰猺、曰獠，曰（yi2)，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其断发文身，好相攻讨。”
其四，他们又不复是《宋史.蛮夷传》所叙述的诸蛮。其一叙及广源蛮，在邕州郁江之源，椎髻左衽，轻生好乱；其二叙及抚水蛮，在宜州南，能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牛羊桑柘。
其五，他们又不复是《岭南杂记》所谓：“獞种与猺异类，而跳梁桀骛之性一也。花衣短裙，鸟言兽行，产自湖南溪峒，先入广西，蔓延至广东。初亦聘役输租，与猺为仇。有司田主，颇藉以捍猺。及后势众，与猺人无二。其人不薙发，俱黑色，广西最多。负药草出市，男女衣制如一，不可别。喜食虫，如蚯蚓、蜈蚣、蚂蚁、蝴蝶之类，见即啖之。”
其六，他们又不复是金鉷所著《广西通志》所叙述的狼人：“狼人男女俱挽髻，前锐后广。绩麻为农，无刺绣。经年垢积不涤，女多以白布蒙首，腰系大带，衣纯素。善伏驽，猎山而食。儿能骑术，引弓，射雉，掘鼠。稍长，习甲骑应募为狼兵。善鸡卜，其法取鸡雄者，折一翼，束响去翼，肤肉，视骨。骨有纹明，则吉；暗则凶，以定响往。视獞人法少异。性饕谷，血食腥秽，卧惟荐草。亦有熟狼，居瓦屋，种稻田，常出市货财，与民无异。”
其七，他们又不复是炎缴《纪闻》所叙述的狑人：“大藤罗运山中，雕题高结，状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处。卉农血食，言语侏离，虽附近诸猺，亦莫能重择也。”
其八，他们又不复是金鉷所著《广西通志》所叙述的（yi1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yi1)人俗类獠，而颇黠桀，性能耐寒，故曰（yi）。滨河旁溪，严冬而猎鱼。其见官长，不知拜跪，以跏趺为礼。”
其九，他们又不复是炎缴《纪闻》所叙述的犵人：“犵狫一名犵獠，种有五，蓬头赤足，轻命死党。以布一幅横围腰间，旁无襞積，谓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为花犵狫，红布者为红犵狫。各有族属，不通婚姻。又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又剪头犵狫，男女蓄发寸许。又猪屎犵狫，喜不洁，与犬豕同牢，得兽即咋食，如狼。又狇狫，其俗与犵同，掘地为炉，厝火环卧，不施被席，以牛衣藉之。”
其十，他们又不复是金鉷共所著《广西通志》所叙述的狁人（一作犺）：“犺盖獠之颇类人者也。目圆睛黄，长仅三尺许。履险板木，捷若猿猱。以小敌大，曰犺。昔有蛮酋蒙密者，率数十巢，山居畜之，备驱使。农以敝絮。饮以醨酒，食以（e3鱼亚）魥。犺辄善，举族受投，至死不避。常令入山采鹤顶、象齿、犀角，皆如期而获，输其主。他姓夺之必不与。”
其十一，他们又不复是金志所言（yang2犭羊）人。“（yang2）人，黔南之界，地接生苗，往往有之，群斗不胜，则以首触撞，若羊然。生理陋简，荆壁不涂，荜户不扃。男子计口而耕，妇人度身而织，暇则渔猎为业。婚姻以犬相遣，父母死，焚其服御，谓之送葬。”
其十二，他们又不复是郝老所说（）人：“据言语微与獞同，声音稍柔而韵，又名（）獞。男女衣饰亦如獞。性拙，不谙是非利害。”
总括以观，现代广西人既然不复是上文所举的诸种蛮人，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首先我们要承认他们是人，决不是畜类。唯其如是，所有历史上对于异族之称谓概从犬旁者，我们以为这只是汉人的种族偏见。那是要说，这种偏见，把人类当作畜类，而木拿人当作人看待。可是，按实言之，在今日，我们只见他们同是人类，同是含生秉气之伦。在历史上，姑无论这些人种散布任何处，而在目前所有的广西人，据医学家的研究，在血统上已没有何种分别了。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文化，不管是来自中原，或来自高原，或来自海洋，早已糅合起来，而成为广西的特殊力量，这就是同化力量。这种力量，在广西，恰如在美国，发生了极大作用。历史学者说：“北美合众国是一个大熔炉。”在其中，许多不同血统、不同言语和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类，一概成为亚美利坚化。广西文化，对于许多不同的种姓之关系，得无类是？
第二，大同精神，在同化力开展中，广西地方文化就表示出一种伟大精神，这就是大同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很不容易用抽象语言说明，所以不如举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以资解证。试即以南宁居民为例。原来南宁自古至今，不但为各种姓的混合地，而且为南亚细亚各部落种族文化的混合所。所以即以语言观察，通常就有四种方青，即所谓官、平、白、土是。
官话就是全国通行的普通话。
平话来自宋代山东。当宋仁宗时，依智商作乱，自广源发动，其势力几乎支配广西。农氏曾建国于南方，僭号大南国，以邕州（今南宁）为其国都。更进逼广州，中原震动，宋仁宗大以为忧，但遣将兴师，屡试屡败。既而，枢密副使狄青，以百战西夏归来，自告奋勇，请行；宰相庞籍复加推荐，并请假以特权，仁宗一一许之。狄武襄一方面在西北选用蕃骆骑兵，他方面选拔太行山左右之良家子弟，严加训练，申明纪律。于是，士气大振，民心大和，遂一举而大败农智高，并恢复失地。事平之后，乃酌留这些良家子弟，并使屯田于横、永、宾、邕各地。自此之后，广西才有平话。但山东老家，以北方人种南侵而中原人口南移之故，如今已甚少能操平话矣。
至于白话则来自广州，因为广州人来广西者多经管商业，故白话多用于商场。其实白话平话，均为古代中原的方言，来源甚远。所以番禹陈兰甫先生曾说：“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也。”如果我们依此法以核平话，其所得结果，亦复如是。比如，声韵中通常所谓千上去入四声，如今普通话已不能完全保存。那是要说，平声的字，在普通话发育照常与入声的字相混，惟在白话与平话则无此病，这是一个明证。
最后说到土话。在古代称现在的土话为獠语，当今则为仲语，或称村话。邕宁县志有言：“惟其为骆越遗民，秦汉古音，于今未坠。外来之音，几经变化，早已遗蜕其本来，而里巷殊言，犹存古训。”继此番议论，邕宁县志复征引土土之合于古盲者若干条以实其说，具见精确。所以它是语言学者所不可忽视的一种方言。其实，仲语所不应受忽略，并不只是因为它带有秦汉遗音之故，所以我的意思犹有进。换一句话，我以为即用语言学眼光观察，仲语亦有研究的价值。因为这种语言，不但使用于南宁及左右二江，而且它的流行区域，几及广西全省，又及于广东南路的一部分。不宁唯是，所谓仲语，安南缅甸都有这种方言，甚至暹罗亦有这种方言。最可奇者便是暹罗以这种方言为她的国语。如果我们在暹罗的华侨能明此旨，就可不必以学暹罗国语为耻；又如我们的同胞在要到暹罗去侨居之前，能到广西小住，然后去暹罗，就可不必以习暹罗国语为苦。
他回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成功，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必将能大有造于这种大同精神的发展。果能如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实利赖之。
第三，质朴性和未成熟性。以空间言，广西文化导源于中原、西南、东南各方，而汇流于本省，以时间言，有若干成分起源于秦汉以后，有若干成分却起源于秦汉以前。但取之与整个民族文化比较，这都仿佛等于大前日事。唯其如是，广西地方文化的成立，其为日可云尚浅，所以论者不免有时觉得，它是朴素可爱；有时又觉得，它是鄙野可笑；有时更觉得，它是粗鄙不可耐。然而这些都是因为观察者的视点不同，以致有这些不同印象。让我撮取古来几点观感，以资说明。例如《岭外代答》有一段记载：
“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姻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和，盖曰闻鼓笛声也。每岁秋成，众招乐师教习子弟，听其音韵，鄙野无足听。”
本来在中国古典中，礼与乐恒相连；它们都是中原文化最精彩的地方，在上古时且经社会选定之为教育内容。可惜之至，它们始终未能继续地传递和演进，所以依《左传》在二千年前记录，当时便有人兴“礼失而求诸野”之叹。至于乐呢，乐理未能昌明，乐师复无法传授。以致一般音乐，均成为《广陵散》，而几成绝响。如天之幸，广西地方文化，以沿染西南夷风化及南洋马来人风化之故，不受人为束缚，而富有天然美感。所以广大群众还能自己创造乐器，相与玩弄，复能运用天籁，随处歌唱，继以舞蹈。而且社会成员，对于未成熟的儿童及少年的音乐学问之传递工夭，极有方法，所以每岁秋成，大众就要招请乐师以教习其子弟，所以南宁谚语常说道：“临老学鼓吹。”一部鼓吹，具有精微乐理，殊非易学，所以人们于临老学习时，便有失学之叹。奈何汪森却以“音韵鄙野无足听”讥评之？殊为可惜！
发表于 2008-9-24 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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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5 22: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