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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马援崇拜的地理分布:以伏波庙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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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春

 [摘 要]东汉初期, 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汉, 马援奉命率军南征, 平定岭南六十余城, 开辟道路,兴办水利, 福泽深远, 受到南征沿途各地民众的崇祀, 形成特有的马援崇拜民俗事象。作为马援崇拜的主要载体,伏波庙的地理分布相当广泛, 其北界可达湖南沅水、澧水流域, 东至广东武水流域, 南至广西南部沿海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 其中尤以湖南沅水流域和广西的桂江流域、西江流域以及沿海地区最为广泛, 并呈现逐渐向边缘地区扩散的趋势。
   [关键词]马援崇拜; 地理分布; 伏波庙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国家正统宗教相对而言的、广泛存在于普通百姓中的神灵信仰以及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民间信仰是一个地区民间文化的主要发展指标,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中国南部的湖南、广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对马援的崇拜构成了当地民间信仰的主要内涵;作为这种民间信仰的主要载体,伏波庙的分布也相当广泛。本文拟在梳理马援崇拜形成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对伏波庙的地区分布进行描述,以揭示马援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文化的地理格局。
 

 
   伏波庙最早起源于何时,史料上无明确记载,但伏波庙与中国历史上两位率军南征的伏波将军有关则上无疑的。
   第一位伏波将军是西汉武帝时期的路博德。据史料记载,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杀汉使反汉,汉武帝“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路博德率师一路南下,进驻番禺城北,“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迅速平定南越,置九郡。路博德南征为岭南重新归于中央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人们敬仰。
   另一位伏波将军是东汉人马援。据《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其先为赵国大将赵奢,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改姓马,汉武帝时期,马氏“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居茂陵”。马援“少有大志”,“善兵策”,西汉后期,避居凉州,后归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历任陇西太守、虎贲中郎将等职,深得刘秀器重,“每有所谋,未尝不用”。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贰、征侧反,“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率军南下,从湖南经灵渠跨越五岭,进入广西,从合浦“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进入交趾,“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二征被杀,“传首洛阳”。岭南平定后,马援以功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石”。
    伏波庙的得名源于所祭祀的主神为伏波将军,至于是马援还是路博德,历来有两种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为了祭祀路博德,有人则认为是为了崇祀马援。
    从史料记载来看,岭南各地伏波庙的创建与路博德关系非常密切,所祀神灵多以路博德为主,马援属于后来者或配祀者。据《粤中见闻》,伏波将军路博德征南越后 “务行其德,粤人立祠祀之。后并祀马伏波焉”。北宋宣和二年,徽宗降旨赐封伏波将军为“忠显祐顺王”时,也是“两神同一诰命”。宋人刘克庄咏桂林伏波山的《伏波岩》诗也称:“缅怀两伏波,往事可追记。铜柱戍浪泊,楼船下湟水。时异非一朝,地去亦万里。山头博德庙,今为文渊矣。谓予诗不信,君请订诸史”。从中可以看出,位于桂林伏波山的伏波庙早期专为祭祀路博德而建,所以伏波庙又名“博德庙”。位于广东北部的韶州旧有伏波将军庙,至迟始建于唐代,“祀汉路博德”,原位于英德县湟口,这里正是路博德率兵南征所经之地。明洪武年间、弘治年间重修,伏波庙仍旧是“汉将军邳离侯路公博德神庙”,但其所祀神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主神路博德之外,“并东汉新息侯马援祀之”,反应在庙内神像的陈设上即是“塑公(路博德)像于中,以东汉新息侯配之”。
    苏轼认为,路、马两人对开发岭南均有大功,故伏波庙所祀为两伏波将军:
 
    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前伏波为邳离路侯也,后伏波新息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虽远通置吏,旋复为夷。邳离始伐灭其国,开九郡,然至东汉,一女子征贰反,海南震动六十余城。时世祖初平天下,民劳厌兵,方闭玉关,谢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师?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论之,两伏波庙食于岭南,均也。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因缘,岭南地区伏波庙所祀的神灵为两位伏波将军,形成特殊的“一庙两主”即“两祀”现象。
    这种“两祀”现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主要表现便是马援在伏波庙中地位逐渐超过甚至取代路博德,成为伏波庙的庙主。发生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从唐代桂州观察处置使兼中丞郑某遣全义县令韦必复“以酒牢之奠,昭赛于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公”一事来看,在桂北地区已不见祭祀路博德了。唐人李翱准《祭伏波神文》也称:马援在岭南各地“遗德不忘,爱留社里,筑庙以祭,人敬其鬼,久而若新,千岁不毁”。由此可知,这种变化至迟在唐代的桂北地区已经发生。上引刘克庄诗“山头博德庙,今为文渊矣”也反应出宋代桂林的伏波庙已经由祭祀路博德转而改祀马援,伏波庙成为祭祀马援的专庙。到清代,桂林的伏波庙更是“所祀只有马矣”。清人金虞《谒伏波庙诗》中的“南征一曲武溪深,凄绝骚人吊古心。裹革勋名谁得似,跕鸢风景客重临”,其所言也几乎全部是马援旧事,而与路博德无涉。即使是在以路博德为主神的广东地区,在一般文人心中,马援的地位似乎也不在路博德之下,甚至超过路博德,成为伏波庙的主神。王洙《马伏波》诗即称:“伏波祠宇韶阳东,碧草空阶对晚松。世室功臣俱画虎,南征事业独飞熊。还珠洞在云长白,铜柱标孤日自春。江上数峰如笔起,似从天外纪元功”,所记所咏都是马援事迹。
    与岭南地区不同的是,湖南境内的伏波庙则专为祭祀马援而建,与路博德几乎毫无关系。其主要原因是路博德南征时并没有经过湖南,而马援则在晚年征武陵的战争中死于辰州壶头山。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蛮反,光武帝以威武将军刘尚率军南征,“军没”,时年六十二岁的马援“请行”, “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框、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駞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次年夏,“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死于壶头山。马援受到湘西各地的普遍崇祀,马援“所到处祠庙俱存”
    由此可见,路博德、马援二人均因平定岭南、造福后代成为岭南地区民间普遍的崇祀对象。就现有史料看,岭南地区的伏波庙似乎首先是为了纪念路博德路博德而创设,马援作为配享列入庙中。这一祭祀格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马援的神格不断上升,配祀的马援逐渐超越路博德成为伏波庙的主神;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至迟在唐代。以至于有的伏波庙完全成为马援的专庙,路博德则逐渐退出伏波庙的神坛。而在湖南地区,路博德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伏波庙祭祀的神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伏波庙与马援崇拜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伏波庙的出现与南方地区普遍的马援崇拜有关。
 
                                   二
 
    马援崇拜是一种地区性的民间信仰,其地理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从史料记载来看,今广西、湖南、广东以及海南境内部分地区普遍崇祀马援。这从下列伏波庙地理分布表中可以窥其端倪。
 
                    伏波庙地理分布一览表(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伏波庙主要分布在广西,从灵渠以下的桂江流域、西江流域(西江-郁江段)、南流江流域以及左右江流域均有分布,沿海的钦州、灵山、合浦等地以及桂北的融县也有伏波庙。桂江、南流江均是马援南征所经路线,伏波庙的分布基本上与此重合。就伏波庙建立的时间而言,位于桂江流域的兴安、桂林以及西江流域浔江、郁江段的伏波庙建立时间普遍早于宋代;其他地区的伏波庙稍晚,崇善等地的伏波庙甚至清代才创建,说明对马援的崇拜起源于桂北地区,然后逐渐向桂西地区传播。
    灵渠所在的兴安马援崇拜十分普遍,祭祀马援的庙宇名目繁杂,数量众多。早在唐代,全义县(今兴安)境内即有伏波庙,专祀马援。灵渠上有“四贤祠”,以祭祀主持开凿、修复灵渠的秦人史禄、汉人马援和唐人李渤、鱼孟威等四人而得名,属于“合开渠、修渠诸贤而祀之”的合祀,但到了元代至正十五年,广西廉访使也儿吉尼重修时将庙额改为宋徽宗颁给马援的封号“灵济”,可见其主神也应该是马援。位于县治东的报功祠始建于何时不得而知,至清代乾隆初,“祠已颓坏”,四年,署知县黄海主持重修;三十年,知县徐锡礼又修之,以“祀汉马援伏波将军”
广西境内比较重要的伏波庙还有桂林伏波山伏波庙和横州乌蛮滩伏波庙。
    桂林为中原南下岭南的第一站,也是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该地对马援的崇拜历史悠久,至迟在唐代已经建有伏波庙 ,以“祀汉马援”。唐人李翱准有《祭伏波神文》,称马援在岭南“遗德不忘,爱留社里,筑庙以祭,人敬其鬼,久而若新,千岁不毁”。明天顺年间,靖江王府署仪卫司孙政主持重修,“经始于天顺辛巳十一月癸酉,落成于壬午正月甲子”,历时两个月。庙成,天台人孙元肃撰《重修伏波庙碑》,其文曰:
 
    汉伏波将军马援,建武中,交趾蛮夷背叛,光武特遣将兵击之。时闻薏苡可御瘴,因取以利边用。
    叛夷既平,凯旋经广右,适遭明珠之谤,遂投掷于城东山洞间。今山名伏波(祠?),洞名还珠者,盖以此也。后人思其功,虽没世不能忘,因面山作庙以祀之,果大阐厥貺而有庥于是邦。逮宋元丰初,提刑彭云次以祷雨有应告于朝,赐‘忠显王’庙额;宣和,加佑顺;绍兴,又加灵济;至元,尤敕崇奉。庙之作,殆越千数百年,不知其几兴毁矣。兹一敝未能振举,惟我靖江亲王好善有诚,署仪卫司事百户孙政以为,庙不饰何以妥明灵,诚不致何以获庥庇,乃具启请金帛以为木石之资,首蒙出厚赐,遂卜日就事,撤腐去敝,易故以新。庙既成,门墙咸备,高敞宏丽,加于旧规。
 
    该庙在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光绪二年两次重修,可见清代桂林的马援崇拜之风仍然很盛。清光绪十六年,广西巡抚马丕瑶上《奏请列入祀典颁发匾额疏》,请求将马援与明代王守仁在“广西各属已有庙祀、书院之处列入春秋祀典,并请颁发御书匾额”,光绪皇帝御书“铜柱勋留”匾额一方
横州乌蛮滩伏波庙是桂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专祀马援的庙宇。对于乌蛮滩伏波庙修建的缘起及其沿革,史料记载颇详
 
    马援征交趾,驻兵于此,后人立庙祀之。宋庆历间,州守任粹修。明洪武初,翰林编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册封安南,诏以援昔讨交趾,立铜柱,功甚大,命廉等就祀之。廉至乌蛮滩,见庙宇颓毁,乃令州民修葺。……兹土之人,岁时伏腊必祷焉,雨旱札瘥必祷焉,诸往来者,亦血荐惟谨。……(嘉靖)丁亥十二月,总制尚书都御使新建伯王公(王阳明)来治思田事,过谒祠下,慨叹卑陋,不称显祐,爰命州府增饬栋宇,作而新之。
 
    乌蛮滩伏波庙的创建除了源于传说中的马援驻兵之外,恶劣的航行条件也是造成当地伏波崇拜之风浓厚的主要原因之一。乌蛮滩位于横县-贵港之间郁江中段,“滩有四:曰雷霹,曰龙门,曰虎跳,曰挂舵。每滩亦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乱石丛中,势如箭激,常有破溺之患,两岸皆山,侯庙在其北麓,凡上下滩必问候,侯许乃敢放舟。每放一舟,拨招者四人,把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侧竖其掌,则舵随之”。为了保证行船平安,人们只能祈求神灵的护佑。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即说:乌蛮滩“滩高溜急,石坝横截,其上甚艰。既上,舟人献神庙下,少泊后行”。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南地区,对马援的崇拜也极为普遍。崇善境内的伏波庙又名伏波祠,其创修“肇于嘉靖乙卯(1555年),汨没于隆庆己巳(1569 年),成于万历丙子(1576年)”,历时21年始告成功。“祠在府城南百步稍东,负郭临江,地幽而景奇,山水森翠,蕤阴浮越,可以奠,亦可以憩宾客,甚胜感慨也。庙寝各二楹,江亭四楹,左右斋食各五楹,门垣□缭,不疏不迫”,规模宏大,规制严整,为桂西地区所仅见。
    除了广西之外,湘西地区民间对马援的崇拜也相当普遍。该地对马援的崇拜起源于马援征五溪蛮的历史。尽管马援在这场战争中大败,但当地居民对他的敬畏和崇拜却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世代相承,成为湘西、湘中、湘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信仰之一。湖南境内对马援的崇拜主要分布在沅水、澧水流域。至迟在唐代,常德已经出现了专祀马援的伏波庙,并形成与此相关的服饰文化特征,当地“妇人皆用方素蒙面,屈两角系脑后,云为伏波将军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清代康熙年间,徐炯奉命巡视云南,路经湖南,“自入武陵境,村里每立马伏波庙”,其原因是“马援征五溪蛮于此,故民皆祠之”。澧州(今澧县)城东五十里有马援城,相传“汉新息侯马援所筑”。沅水中上游地区是五溪蛮故地,对马援的崇拜更加普遍,“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成为当地民俗的主要标志。直至明代,“距公(马援)没垂千年,而野夫女子犹知公之威名,在在有庙以祀公”,明朝皇帝“大秩群神,公庙之在辰者独登秩典”,被纳入官方正统祀典,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广东地区对马援的崇拜不如广西、湖南地区普遍,据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四记载,广东省境只有廉州、雷州、琼州、连州等地有伏波庙分布,其中除了连州伏波将军庙、廉州的伏波祠明确标明主祀马援之外,雷州、琼州的伏波庙、伏波祠均为“祀汉两伏波将军”。可见广东地区的伏波庙祭祀的神灵与广西、湖南等地并不完全一致。前引《韶州府志》也表明,广东北部地区的武水流域曾经是路博德南征必经之地,该地的伏波庙无疑应该起源于对路博德的崇祀,马援最早是作为配祀进入伏波庙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援才逐渐取代路博德,成为广东各地伏波庙的主神之一,广东也因之成为马援崇拜的重要分布地区,但对马援的崇拜明显不如其他地区浓厚。
 
    综上所述,尽管伏波庙祭祀的主神有所区别,但对马援的崇拜无疑是伏波庙兴起的最主要原因。作为马援崇拜的主要载体,伏波庙的地理分布相当广泛,其北界可达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东至广东武水流域,南至广西南部沿海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其中尤以湖南沅水流域、广西的桂江流域、西江流域最为广泛,并呈现逐渐向边缘地区传播的趋势。这种地理分布格局正好反应了中原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向南方地区逐步推进的历史过程,因而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1《建置略十六》引《粤中见闻》。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15《建置志.坛庙》。
林述训等《韶州府志》卷19《建置略.坛庙》。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2《建置略十六.坛庙一》引苏轼《雷州威武庙记》。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2《建置略十七.坛庙二》引李商隐《祭全义伏波庙文》。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15《建置志.坛庙》。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1《建置略十六.坛庙一》。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1《建置略十六.坛庙一》。
林述训等《韶州府志》卷19《建置略.坛庙》。
《岳阳风土记》。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2《建置略十七.坛庙二》。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15《建置志•坛庙》引《一统志》。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1《建置略十六.坛庙一》。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15《建置志•坛庙》。
黄泌、曹驯《临桂县志》卷15《建置志•坛庙》。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5《建置略二十.坛庙五》。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5《建置略二十.坛庙五》。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46《建置略二十一.坛庙六》。
《岳阳风土记》。
徐炯《使滇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迈柱《湖广通志》卷79《古迹志》,四库全书本。
陆次云《武溪杂咏》,载《清诗别裁集》卷15。
薛瑄《汉伏波将军马公神道碑》,载《敬轩文集》卷21。
 
全文刊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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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思还有人在研究马援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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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东三省地区广泛建立岗村庙,专门祭祀岗村次宁和土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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