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venjiebiao

	改土归流：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新华网　(2003-08-28 15:48:43) 稿件来源：贵州日报 --------------------------------------------------------------------------------       　　新华网贵州频道8月28日电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互相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隔阂、仇恨和战争 ,给民族关系笼罩着可怕的阴影。 　　贵州自元代起即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明初在元代蛮夷长官司的基础上,设立了贵州、思州、思南、播州4大宣慰司,乌撒、普定2土司,普安、金竹2安抚司及百余长官司。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数相攻杀”、“残害其民”,而被明廷废除并设置8府,委派流官,开始了全国第一次“改土归流”。之后,经米鲁事件、平播之役、安邦彦反乱等历史事件,改变了土司左右贵州局势的局面。 　　虽然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但其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间的改土归流,波及贵州全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重中之重是对“四周几千里,千有三百寨”的、既无土司管辖又无流官管理的今黔东南一带实行武力“进剿”。自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鄂尔泰派张广泗率兵“讨伐”八寨开始,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哈文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历时五年。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反复“进剿”,在广阔的“苗疆”先后设置了八寨(今丹寨)、丹江(今雷山)、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六厅(均属散厅),谓之“新辟苗疆六厅”,分别隶属都匀、黎平、镇远各府。 　　应该肯定,清朝初期在贵州的改土归流是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的,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消除了长期以来无法避免的土司叛乱和相互仇杀;进一步促进了贵州传统封闭社会的瓦解,加深了内地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贵州民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渗透,加快了贵州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贵州民族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廷在军事行动后,在当地阶级阵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重新采用已经废除的屯田制和正在废除的土司制,先后委任了一批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俗称“苗官”)。这些“苗官”以流官为后盾,逐渐脱离苗族人民,发展成为苗族内部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凭借其宗教领袖和乡里富豪的权势,滥用民族传统习俗,掠夺财物,横行乡里,与流官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矛盾、民族间的纷争更加激烈,使民族地区的矛盾复杂化甚于从前。 　　清王朝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辟和改土设流,使区域性、民族性的封闭壁垒迅速崩溃。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为汉民进入贵州与各民族错居杂处开了方便之门,不仅使贵州的民族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族人口数量增加;也促进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工具、先进技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入,并通过少数民族的吸取、掌握、运用,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提高;以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地主制逐渐取代了以土司制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流官的作用和中原文化的传入,民族地区的“义学”、“社学”渐兴,各种封建礼教和“耕读为本”的思想通过其在民族同胞中广泛传播,一方面既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文化上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变迁。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涵化与创新和文化继承与保护两种倾向。这两种现象及其在今天的影响,都值得我们辩证、认真地认识和思考。 　　无可否认,改土归流后,随着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变化,贵州各少数民族的习俗在清代中叶以后也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在语言上,汉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沟通的一门共同语言。汉族的年节、祭祀或婚姻、丧葬等习俗,为不少民族社区所吸取、效法。由于各民族的和睦相处,生产、生活的日益接近,民族之间的通婚日渐频繁,因之有田雯“昔所谓生苗皆为熟苗,所谓熟苗皆为汉民”之谓。 　　以“开辟苗疆”为重点的改土归流,毕竟是用武力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改制和征服,经济社会形态的巨变给这些地区的各族同胞带来了心灵的阵痛和不适,血醒“剿抚”带给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是前所未有的浩劫。从血泊中站起业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包利、红银等领导下,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4年)掀起了长达5年的反抗斗争。这次起义因不少汉族民众的加入使起义的参与者成分和反抗对象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反压迫、反剥削是各族被压迫民众的共同心声和行动,开始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暴反压迫的革命斗争。清政府在各族人民反抗洪流的冲击下渐次实行减免赋税、招民回乡恢复生产、安设屯军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杨军昌）

南粤孤客

	   土司制度再怎么不好，它也基本是本民族拥有自治权利的产物；改土归流再怎么进步，它也毕竟剥夺了民族的自治权利。

Lajmbwn

	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先进社会就应该去控制落后的社会。 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国力衰弱，饱受欧美日等国家的侵略与摧残，这正是落后的制度与先进制度的不平等关系。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说中国是落后的，就可以让先进的外国来控制中国？ 土司制度是古代的一种民族自治制度，虽然有其罪恶和落后的一面，但是对壮族社会保存自我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也使得壮族社会与中央王朝的冲突有了一个缓冲的阶级。改土归流，无疑是将壮族社会直接受控于中央王朝，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汉化浪潮，也使得壮族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当中逐渐步入发展的劣势。 新中国建立之后，给予壮族一个自治的地位，这是尊重历史与现实的，我们应该珍惜自治区的地位，争取真正的实在的自治，而不是象某些人一样搞民族虚无主义，企图取消广西壮族自治区，达到他们同化壮族的目的。

季历

	[这个贴子最后由季历在 2003/11/11 04:18pm 编辑] 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先进社会就应该去控制落后的社会 ----错误，应该是先进文明必然会摧毁落后的社会。 比如，对待鸦片战争，马克思严厉谴责了英国侵略者的暴行，但也指出，对于封闭落后的封建帝国，客观是个进步，关键是中国人民怎样迎接资本主义时代的挑战。保护落后，只会更加落后。

Lajmbwn

	你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怎么得出的呢？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逻辑的人啊。 对于壮族来说，关键是怎么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而绝对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进而全盘汉化为代价！中国也是如此，在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里，能够以牺牲中国的语言和传统、进而牺牲中国人的自我主宰权为代价么？

鸟人

	"而不是象某些人一样搞民族虚无主义，企图取消广西壮族自治区，达到他们同化壮族的目的。" 这某些人，到底是指“汉寇”呢，还是指“壮奸”呢 =) 我是汉人，我的建议是，壮族朋友一方面应该利用舆论和法律途径来捍卫法律所赋予的自治权力，另一方面应该主动积极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变革，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其实，每个民族都需要作这样的努力。汉族更是要这样。 坦率地讲，假如，假如我从自私的角度出发，我倒是希望少数民族最好一直保持落后封闭的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所谓的进步民族对他们的统治(就象西方希望中国永远落后一样)，另一方面则可以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活标本(就象美国的印第安保护区一样)。当然，这都是假如。我是反对这样的。在我们现行的民族自治政策下，一方面鼓励民族交流，另一方面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力，应该可以走出一个双赢得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