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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吳越文化
作者:董楚平《杭州師範學院學報》
過去,研究吳越文化,人們都把精力集中於先秦時期,那只是狹義的吳越文化。廣義的吳越文化,應包括古今。作為廣義的吳越文化,漢代是文化轉型的關鍵階段,非著力研究不可。
先秦時期的吳越文化,雖受華夏文化的深度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夷越文化,是中國諸少數民族文化中最發達的一支。漢代的吳越文化,則是中國主流文化——漢族文化的一個區域型。吳越文化的這一轉型過程,開始於楚威王敗越,劇變於秦皇、漢武時期。這段時期,吳越地區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與中原人先後進入吳越,由於主導人口與基本居民發生變換,使吳越文化的民族性隨之激變。文化轉型的趨向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依次展開的。到西漢中後期,皖南、寧鎮、太湖平原、寧紹平原已基本漢化。到六朝時期,浙江南部地區也由北向南漸次完成漢化。
一.中原人入主吳越
公元前222年,秦滅越。次年,秦統一中國,分全國為36郡。吳越地區設會稽與鄣二郡。會稽郡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嶺、牛頭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陽江流域以東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漢時曾擴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猶在,轄境約當蘇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將鄣郡更名為丹陽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縣官員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擔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統治地位。例如後來的東吳四大姓之一的吳縣陸氏家族,原為中原世族,西漢時陸烈被委任為吳縣令,子孫發展成為「江東大族」。東漢的陸續、陸康、陸績,東吳第三任丞相陸遜及其孫陸機、陸雲,皆為吳縣陸氏家族中的名人。
東漢時山陰名人鄭弘,其祖父本是齊國臨淄望族,漢武帝徙強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將第三個兒子移居山陰,遂發展成為會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遠祖從軍有功,西漢時封於山陰陽亭(今紹興市境)。
秦漢以後,越族後裔成為吳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顧氏。鄭樵《通志·氏族略二》說:「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顧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則一。因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統,夏越本同源。吳郡顧氏也是東吳四大姓之一,顧雍在東吳任丞相19年,任職時間最長。其祖先顧綜,東漢明帝時人,曾任御史大夫、尚書令。西晉滅吳後,陸機、陸雲與顧雍之孫顧榮同入洛陽,被當時人稱為「三俊」。八王之亂時,二陸身亡,顧榮返吳。晉室南渡後,吳郡顧氏與陸氏是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吳郡顧氏仍顯赫不衰。
進入吳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軍隊外,還有大量下層貧民。如西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漢書·武帝紀》)。據王鳴盛估計,這次遷入會稽郡的關東貧民,約為14萬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補越人遷出後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都實行「強幹弱枝」政策,遷天下豪富強族於京師,關中片面繁榮,東南落後停滯。《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西漢末年,群雄並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為主。余英時長篇論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列有《兩漢之際各地豪傑起事表》,共列起事武裝88支,起事地點88處,大多在黃河流域,陝西、河南、山東因經濟發達,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為頻繁,武裝最為密集。長江流域的武裝起事,自四川、湘北,最東止於安徽廬江與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裝起事最南止於臨淮(江蘇盱眙)。會稽郡未占一支。這說明到西漢末年,太湖與錢塘江流域人煙還很稀少,士族勢力薄弱。這種情況,使太湖、錢塘江流域在兩漢之際的戰亂年代,成為中原人士的一個避難處所。
二.東漢時期的初步發展與進一步漢化
東漢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為會稽都尉。《後漢書·循吏列傳·任延》云:「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王充《論衡·自紀篇》記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歲就學時,「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會稽教育已頗發達。 這些都是東漢初年情況。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東漢政府將會稽郡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吳郡治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長興、吳興、天目山以東,建德以下的錢塘江兩岸。會稽郡治所在山陰(今紹興),轄浙江以東之地。太湖、錢塘江流域由一郡分為二郡,說明到東漢時期,這裡的人口增加了。
《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僅嚴助、朱買臣、鄭吉三人,嚴與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吳人,鄭吉是會稽人。《後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有23人,其中,錢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陰、上虞、余姚一線。
到東漢時期,太湖、錢塘江流域不再是「無千金之家」的荒涼之地。
從西漢到東漢,吳越地區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並不很快。西漢時期,太湖、錢塘江地區稱會稽郡,有223038戶,1032604人。東漢時期,這裡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其中吳郡有164164戶,700782人;會稽郡有123090戶,481196人。兩郡合計共有287254戶,1181978人。經歷200多年的和平發展,只增加64216戶,149374人。戶的增長率是28.3%,人口的增長率是14.5%。這200多年的吳越地區情況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中原遭戰爭嚴重破壞,人口外流;吳越地區和平發展,人口內流。經200多年的和平發展,人口只增長14.5%,除去原有戶口的自然增長數,外來的戶口不會很多。
查現有東漢資料,沒有發現像西漢武帝元狩四年那樣,由政府組織遷徙中原貧民充實吳越地區的記錄。因為這時中原戶口大減,急需充實。
上引《後漢書·任延列傳》說:「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這條資料說明,兩漢之際確有中原士人避亂會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後,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層分子還是要返「還中土」的。留下來的大多是下層人民。因為當時的吳越地區條件尚差,對中原中上層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東漢時期吳郡與會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漢時期或西漢以前已經住在吳越地區。《後漢書》列傳所列23人,沒有一個是西漢末年避難而來的。
沒有寫入《後漢書》列傳的富春孫氏,是「孫武之後」,可算是最早進入吳越的華夏家族之一。中原孫氏是春秋時期陳國公子完的後裔。公元前672年,陳完因內亂逃奔齊國,後改稱田完。陳、田古字通。孫武的祖父田書,因伐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孫武帶著《兵書》13篇來到吳國,公元前512年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幫助吳軍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於富春,遂為富春孫氏。」
西漢末年因世亂而進入吳越的北方士人,後又留居吳越而成為南方土著士族者,當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資料,北方士人因避難來吳越,最後留下的,似乎只見一人。《晉書·儒林列傳》記載:「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其先桎(應為金旁)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還可以找到一些類似資料,例如,嘉泰《吳興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間《吳興丘氏碑》記載:烏程丘氏,本是齊魯世族,丘俊持節安撫江淮,因王莽篡權,遂留江南,居烏程。子孫繁衍,成為吳興郡一大顯族,漢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
總之,太湖、錢塘江地區的種族大換班,到西漢中期已基本完成。東漢時期的戶口增加,文化進步,基本上屬本地區的自然增長與自身發展,主要不是依靠外來人口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湧入,這一點與後來的六朝時期根本不同。
以上說的是太湖、錢塘江地區。浙江南部地區開發很慢,只在西漢時增設一個回浦縣(今臨海),東漢時增設一個永寧縣(今溫州)。三國時,許靖致曹操書,說自己曾離開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三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三國誌·蜀書·許靖傳》)其言可能過甚,不過,會稽郡雖轄有浙南、福建,漢人可能只住在縣治附近,廣大鄉野,尚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亂、晉室南渡後,這種情況才基本改觀。
除浙南以外,還有個「山越」問題。「山越」是江東地區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稱,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於今皖、浙、贛三省交界的山區。秦漢時期,中原漢人入主吳會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區,沒有對漢人構成威脅。到三國時期,孫吳建都建業(今南京),丹陽郡一帶的山越就成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荊州的第一塊絆腳石,故勢在必除。孫策時,江東山越較大的割據勢力已全被孫氏所擊潰,剩下的是依山阻險,抵抗孫氏的豪強武裝。孫權加速步伐,「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三國誌·吳主傳》),側重在丹陽、豫章、廬陵、會稽、鄱陽諸郡交界一帶。孫策、孫權每鎮撫一地,即建郡縣以治之,並編入軍隊。如討平黟、歙一帶的山越後,分黟、歙之地,以六縣為新都郡,派名將賀齊坐鎮其地。這是浙西、皖南開發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後裔,兩漢時期就已存在,到東吳時期,因對漢人政權構成威脅,而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孫吳政權討平山越,設縣管轄,編入軍隊,使山越迅速漢化。
三.文化轉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到西漢中期,太湖、錢塘江流域已基本實現種族大換班,主要居民與主導民族已由漢族取代越族,該地區的文化面貌也就為之大變,即漢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學文化上的主要標誌印紋陶,從此在該地區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樂器也在該地區悄然隱退,而大量出現於廣州的南越王墓中。「斷髮文身」等古越人的習俗也不再見諸載籍。除了這些以外,文化轉型主要還表現於以下四個方面。
1.漢語代替越語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體現於語言上。先秦時期,長江下游分屬於吳、越二國。公元前473年,越滅吳,長江下游盡歸越國。吳越二國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東夷人,民間語言基本上是古越語。古越語屬古侗台語,與中原、楚國的華夏語不同。楚國境內也有越人,他們是楚國的少數民族,而在吳越二國,越人是主要民族。
吳國王室是周族後裔,應該能說華夏語,但入境隨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語特徵,應該同時能操古越語。猶滿清皇族入關後,既能說滿話,又學會說漢語。越國王室是夏族後裔,從山東遷來。而夏王室與南方越族本有血緣關係。「先是『禹為越後』,然後是『越為禹後』」。
古越語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為勾、姑、無、夫、余、諸等。勾字古屬侯韻,姑、夫、無、余、諸皆屬魚韻。侯韻與魚韻是鄰韻,古可旁轉,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遷,給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與越古音都屬魚韻。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無餘』,也屬魚韻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後來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壽』、『不揚』。『不』也是古越語發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婁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後祀』(《史記·陳杞世家》)。婁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婁古侯韻,與勾同部。《春秋經》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顯是古越語人名。」
由於越國王室與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關係,所以越國王室比吳國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敗越」後,楚人開始自西而東、自北而南進入「故吳地」。楚人給吳越地區帶來最初的華夏語影響。楚語是華夏語的南方方言,後來的吳語,有楚方言基礎,時至現代,吳語與老湘語還有許多共同之處。
秦代與西漢時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吳越,華夏語成為吳越地區的官方語言,並逐漸深入民間。但古越語在民間仍殘留相當時間。西漢晚期揚雄著《方言》,所記吳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語詞彙。
吳越地區的華夏語,經東漢至西晉的三四百年演變,形成一種漢語方言:「吳語」。《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導),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雲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南齊書·王敬則傳》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慇勤周悉。」
這些「吳語」皆指當時吳地的漢語方言,與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話略異。但都屬華夏語(漢語),與先秦吳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傳》哀公十二年,衛出公被禁於吳,獲釋後,「衛侯歸,效夷言。」西晉杜預注云:「夷言,吳語。」謹按,杜注欠確。《左傳》「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語。杜預是西晉人,當時所說的「吳語」,指吳地的漢語方言。古越語(「夷言」)與「吳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吳越春秋》記載不少所謂吳越時期的詩歌,用的是漢語,文從字順,毫無古越語痕跡。這些詩歌是漢代人創作,好比現代人編古代歷史劇。
秦漢以後,見於載籍的吳會地區人名,已不見勾踐、夫差、者旨於賜、不壽等古越語痕跡。但是古越語的地名仍保留下來,姑蘇、無錫、蕪湖、句(音勾)容、餘杭、於潛、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種的水果,現在,浙江、福建、台灣以及西南地區的漢人稱柚為「拋」,「拋」是古越語遺存。吳語有古越語的零星遺存,但就整體而言,它已是漢語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語的嬗變延續。
總之,秦漢以後的吳越文化,其民族性發生根本變化,文化的基本形態由越族文化變為漢族文化,語言由越語變為漢語。
2.由尚武變為崇文
《漢書·地理志下》說:「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這段話常被人們稱引,說漢代的吳越民風仍與東週一樣,尚武驍悍;並據此認為,直到永嘉之亂,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舉改變吳越文化的尚武特點。此說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也與人類學、民族學原理相悖。
評說吳越文化的特徵,應以吳、會平原為準。例如,上引《漢書·地理志》評說先秦的吳越風習,就以身居吳、會平原的「吳、粵之君」為其代表。說漢代的吳越風習,也應以吳、會平原為準,否則就沒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時間段上,應以民族大換班基本完成以後,即西漢中後期、尤其是東漢時期為準。查古代文獻資料,在這樣的時間段與這樣的地理範圍內,很難發現吳越之民還「好勇」如前、「輕死易發」的事實。
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吳越地區幾乎是唯一的淨土。東漢末年,唯勾章人許昌起事,當年即被孫堅削平。此後,孫堅並沒有在「輕死易發」(?)的故土聚眾割據,而是北上角逐。《三國誌·吳書·魯肅傳》注引吳書云:「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試想:「其民」「輕死易發」的地方,怎能一再成為亂世中的「樂土」?
文獻資料與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的冶金業,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以劍等兵哭最為精緻,到了漢代,則以銅鏡為代表。西漢的丹陽郡,東漢的吳郡與會稽郡,是全國銅鏡的著名產地,質量居全國前列。劍是凶器,鏡是美容器具,冶金業的代表性產品由劍變為鏡,從一個側面反映吳越文化的特點已由尚武變為崇文。《漢書·地理志》說漢代的吳越之民仍「喜用劍」,而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所出的漢代鐵劍並不比別處多,也不比別處精,與東周時期的吳越銅劍根本無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劍」,以舊成見窺測新形勢,其言有失據之嫌。
3.文學與子學
轉型後的吳越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它與其它地區的漢文化比較,一開始就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下面以西漢的文學與東漢的子學為例,略見其端倪。
西漢初,見於正史的吳越士人,僅有嚴忌一人。忌本姓莊,《漢書》為避東漢明帝之諱而改為嚴。據《漢書·鄒陽傳》記載,嚴忌與鄒陽、枚乘「皆以文辯著名」。初依吳王劉濞,後來,劉濞與景帝矛盾激化,他們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東漢王逸編撰的《楚辭章句》一書,有嚴忌《哀時命》一篇,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漢代吳越第一篇文學作品。
漢武帝時,會稽郡有嚴助、朱買臣位列九卿。據《漢書》本傳記載,嚴助與朱買臣都是「吳人」。據《漢書·嚴助傳》雲,吳人嚴蔥奇也得武帝「親幸」。
上述四人,皆長於辭賦。《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夫子(嚴忌)賦二十四篇」、「常侍郎莊蔥奇賦十一篇、莊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漢書·地理志》說:「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他們在經學方面成就不顯,《漢書·藝文志》僅記有「《莊助》四篇」,歸為「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吳越士人,西漢時期以辭賦見稱於世,東漢時期,則以子學最為所重。
盧雲先生根據東漢時期各地區所出的書籍種數、《後漢書》列傳人數,以及五經博士、三公九卿、從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貫分佈,這五類數字,製成「東漢時代的文化發達區域」圖。與「豫兗青徐司地區」、「三輔地區」、「巴蜀地區」相比,吳會地區經學書籍所佔比例最小,而子學書籍比例特大,佔到52%。吳會地區的子學著作不但數量特大,而且質量特高,漢代最重要的子學著作莫過於王充的《論衡》,它就出在吳會地區。
4.養生與隱逸吳越地區遠離國家的政治中心,戰爭較少,又有長江、錢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觀火的好地方。這裡土地肥美,氣候宜人,只要家有薄產,可以靜心做你的學問,玩你的藝術與科技。因此,經學不顯,子學發達,文藝與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後二千年間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在漢代就已顯露出來。這樣的地理環境,也是修身養生、藏匿隱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複雜的養生術莫如煉丹術。世界煉丹史上第一部理論著作《周易參同契》就產生於東漢時期會稽上虞人魏伯陽之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負盛名的煉丹家兼醫藥學家幾乎全出於吳越地區。
「光武無寸土,子陵有釣台」。漢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隱士嚴子陵就出在東漢初年的吳越。《後漢書·逸民列傳》記載:「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披羊裘釣澤中。」劉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陽,他還是不肯做官。劉秀與他「共臥」,他竟敢把腿壓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後,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今子陵釣台距江面約70米,使人有「放長線釣大魚」之感。不過從釣台仰望,高山插雲,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臨其境,確能喜憂俱忘,寵辱不驚。遙思之陵當年,垂釣處一定貼近江面,一定是後人把釣台越築越高。看來,釣台的確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陽城清靜得多,是修身養性的好地方。此後,吳越地區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當北方遊牧民族血洗中原時,這裡尤其成為紅塵中的一片綠蔭。這片綠蔭在東漢時就已長成,並不是永嘉之亂以後北方難民從血海中移植過來。
「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中國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這使他們失去獨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獨立,必須生活獨立。吳越地區的文人生活獨立的可能性較大,這使他們可能不學或少學直接為「帝王家」服務的經學,而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寫的那樣。《儒林外史》正是產生在吳越地區。從嚴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條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兩千年不絕如縷,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