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作家现状的一种描述
黄佩华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体自治民族。壮族人口的分布主要在桂中、桂西北、桂西南和云南文山以及广东连山等地,总人口约一千八百万。早在大约一万年前,壮族的祖先就生活在红水河和左右江流域。勤劳而富于创造性的壮族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布洛陀文化、花山文化、那(稻作)文化和歌圩文化。这些文化的传承,直接孕育了壮族文学。大家知道,和许多兄弟民族一样,壮族文学的最初形态是从口头文学开始的。而口头文学的形式又包含了欢(山歌)、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就壮族口头文学的层面而言,每一个歌师、每一位故事家其实就是一个民间作家。而这样的民间作家可以说是在每个村寨都有分布。由于有了手抄本和文字符号,口头文学逐渐进步为书面文学和文字文学。这步跨越使得壮族文学有了诗歌、唱本、话本、山歌和故事。从这个阶段开始,壮族文学也就开始有了初级意义的作家。真正意义的壮族作家是在陆地出现以后,因为从陆地开始,壮族文学才开始实现从民间文学向当代文学和作家文学的过渡。这个过渡期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基本完成。
虽然“文革”以前就有了陆地和他的《美丽的南方》,有黄勇刹和《刘三姐》,有韦其麟和他的《百鸟衣》,有蓝鸿恩、华山、黄勇刹等老作家的出现,但为什么当代壮族作家的概念是八十年代才形成的呢?我个人认为,直到这个时候壮族作家才完成了更新换代。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一批以民间文学起家的作家逐渐淡出文坛,取而代之的是一批以小说、诗歌、散文、影视、评论、报告文学为创作体裁的作家。这时候,除了陆地和韦其麟外,壮族作家阵容出现了像韦一凡、王云高、孙步康、周民震、苏方学、潘荣才、黄士鼎、凌渡、韦启文、古笛、黄钲、黄堃、陈雨帆、何培嵩、岑献青、李甜芬等一批新面孔。九十年代后,又加入了冯艺、鬼子(后改仫佬族)、岑隆业、凡一平、黄神彪、黄承基、黄伟林、韦俊海、李约热、黄土路、潘莹宇、黄佩华等人。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壮族作家的创作实力,包括创作观念、创作意识和技术等级才全面融入全国文坛。也是从这时候起,壮族作家的作品才开始在全国名刊名社名厂全面发表、出版和拍摄。从某种意义上说,1987年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的成立,标志着当代壮族作家概念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壮族文学在全国民族文学新格局中有了自己的位置。然而,与许多兄弟民族文学相比,壮族文学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显得相对落后,和本民族的人口比例也极不相称。究其原因,本人认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壮族作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许多壮族作家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弱化的趋向,民族观念缺失,患上了民族精神“阳痿症”,其根源可能与“土司文化”有关。“土司文化”的特征就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封闭,不主动交流往来,心态被动。西南地区是“土司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地方,对壮族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作为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壮族作家免不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力和凝聚力有所淡化。比如,有的作家民族意识淡薄,有的甚至不讲民族性,有的干脆回避自己就是壮族人,等等。二是壮族作家创作题材的汉化。不少壮族作家不仅民族意识有问题,而且在创作上基本脱离本民族(本土)的创作资源,不反映本民族本地域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不表现本民族文化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了“汉族作家”。试想,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所表现的东西都远离自己的民族和地域,又有谁来为这个民族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呢!三是壮族作家母语问题的困扰。多数壮族作家来自乡村,从小就讲母语,长大上学以后才逐渐学习和掌握汉语,因此与那些说汉语的兄弟民族作家相比,壮族作家势必在叙述和表达上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作品摆到一起就很容易吃亏。壮族作家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突破语言上的“黑障”,再就是不少壮族作家是从民间文艺家转行搞作家文学的,他们原来可能是歌手,也可能是民间故事传说的整理者或者翻译者,一不小心就转过来写小说写散文诗歌了。这部分作家欠缺的不仅是语言问题,还缺少对当代文学常识的认知。四是壮族作家帮扶方面的欠缺。多年来壮族作家比较缺少精神和物质方面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缺少交流,缺少活动,缺少关注,出书难,出头难。1986年,自治区专门召开了一次壮族文学研讨会,对后来壮族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可是快二十年过去了,也再没有人想要为壮族文学开会了。五是壮族作家团队精神的涣散。壮族作家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缺少应有的凝聚力,往往单打独斗的多,各自为战的多,形不成自己民族的作家群体。虽然有一个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评了几次壮族文学奖,但只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缺少经费,文学活动自然就少了。
上述种种情况,大体上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目前壮族作家的基本现状,但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见解,一种说明而已。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牵涉到政策问题,牵涉到作家自身问题,牵涉到扶持问题,牵涉到整个民族文学界问题,在此不作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