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铜鼓的组织传播
蒋贻杰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南宁530226)
[摘 要] 铜鼓的组织传播研究涉及铜鼓学和传播学的内容及范畴，借用铜鼓学的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铜鼓的组织传播这一新概念，并初步对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内容、意义、击打艺术和消亡原因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清晰地揭示铜鼓组织传播的现象、规律及本质，为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
[关键词] 铜鼓；组织；传播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5)05—0060—04
一、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
铜鼓传播中的组织在历史的条件下按一定的规律，呈一定的规模和范围。一般上来说，铜鼓的出土范围即流传的范围，也就是组织传播的范围。人们依靠铜鼓传递信息，结成和维护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分工地成群结队地进行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和狩猎、祭祀等组织性活动。兹按铜鼓学的方法将代表铜鼓组织传播的中国南方古代铜鼓出土的时间、范围分述如下：
万家坝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春秋早期——战国早期，前后约400年，其以云南楚雄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省西部和中部偏西的楚雄、祥云、旨宁、弥渡等县。代表万家坝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我国西南濮人。
石寨山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战国——西汉中期，前后约500年．其以云南晋宁、江川I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省中部的晋宁、江川、广南、麻栗坡．广西的西林、田林、贵港，贵州的赤峰，四川的会理等也有出土。代表石寨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濮人和骆越人。
冷水冲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西汉中期——唐宋，前后约1200年，其以广西藤县、桂平、平南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广西平南、桂平、藤县、金秀、柳江、武宣、昭平、上林、横县、贵港、邕宁、武呜、大新、西林、田东等。代表冷水冲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骆越人和后来的俚人。
北流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西汉中期——唐，前后约1000年，其以广西北流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北至广西的桂平、平南、苍梧；东至广东的云浮、阳春；南至海南岛的陵水；西至广西的邕宁。代表北流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俚人。
灵山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东汉——唐，前后约800年，其以广西的灵山为中心．分布的范围与北流型铜鼓大致相同。代表灵山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也是俚人。
麻江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北宋末年——清道光年前后，约历800年，其以贵州与广西交界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1．今广西天峨、南丹、都安、巴马、大化、河池、罗城、环江、宜山、西林、隆林、田林、凌云、那坡、三江、龙胜、融水等20多个县；2．今贵州麻江、三都、从江、丹寨、威宁、长顺、开阳等近20个县；3．今云南楚雄、昭通、西畴、富宁、广南、文山等10几个县：4．今湖南新星、凤凰、麻阳等县；5．今海南通什等县。代表麻江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应是壮、瑶、苗、水、布依、彝等少数民族的祖先。
西盟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唐代一一近代，前后约800年，其以云南的西盟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的西盟、泡源、孟连。代表西盟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壮族。
以上七种类型铜鼓传播的组织整体上表示南方古代的多种民族，也是分类铜鼓传播中最大的组织，如东汉时在郁林的乌浒人就有十多万，代表北流型铜鼓分布地带传播的组织规模为“贵州(今贵港市)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太平寰宇记》)
(P44)。而到三国时，代表北流铜鼓分布地带传播的组织范围已为：“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郡主，依山险，不用城。”此外，根据铜鼓的拥有情况，分类后的铜鼓传播中还有较小范围的组织传播，如村寨、小部落、家族等小团体组织传播，或三两人，或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或在洞穴，或在山头，或在江边，或在旷野，他们都拥有一到数面铜鼓。
二、铜鼓组织传播的内容和意义
铜鼓产生和流行的年代，生产力低下，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一方面要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狩猎以补充粮食的不足，还要在生存和发展中保护自己，由此而产生了以铜鼓反映祈日、祈雨、狩猎、祭神、表现王权等社会功能的系列组织传播。我国的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至今在这一带地方还出土了原始的稻种和稻杆，发现了原始的耕地。南方水稻耕作业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艰苦漫长阶段，其开始于人类对自然的发现，发展于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定型于人类对自然的顺应。由于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南方稻作是以大大小小的集体组织方式来进行的，并且以铜鼓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祈日、祈雨、狩猎、祭神、战争、表现王权、娱乐等活动，对其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南方稻作历史阶段上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方式。
南方各类铜鼓均有太阳纹。南方古代民族有朝日的习俗，北齐魏牧《五日》：“因想苍悟是，花日祀东君。”东君就是太阳。由于水稻生长对太阳的依靠作用，所以铜鼓在对太阳祭祀中有着祈太阳的意义。雨水也是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尤其是在灌溉并不发达的古代南方。南方古代铜鼓均有形形色色的云纹、雷纹。这是通过铜鼓进行祈雨的反映。《铁围山丛谈》卷四：“独五岭之南，俚人犹存，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p49)雷神者，雨神也。在广西南部和广东南部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雷庙、雷主庙、雷王庙的记载。过去这些庙宇祭祀都要击铜鼓。祭祀而击铜鼓，实质上代表了一定区域和范围团体的内部交流和对外(太阳神、雨神、雷神)交流。这是关于祈日、祈雨的铜鼓组织传播。
广西宁明高山崖画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部落首领带着一队猎手，正在追击一只逃跑的野兽，组织成员有的击铜鼓，有的击羊角钮钟，场面壮观，气势磅礴，生动地表现了古代人对自然进行斗争的组织形式。宁明花山崖画中，还有不少关于把击铜鼓与张网捕鱼、射箭、挥刀、格斗、宰杀野兽等动作连在一起的反映组织内的和谐、协调的场面。麻江型铜鼓鼓面上有羽人纹，这不但表明了人的集体性与铜鼓、猎鸟有关，而且与传播有关。古代民族狩猎多要举行祭仪，至今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进山狩猎时还保持了祈求平安、满载而归的击铜鼓习惯。这属于狩猎中的铜鼓组织传播的范围。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了图腾崇拜，南方古代铜鼓分布的地方，大多崇拜青蛙。他们尊青蛙为神，《粤西笔述》：“鬼斧凿裂苍崎岖，要令吞吐如蟾蜍(青蛙)；”(p52)《粤西丛载》：青蛙威猛无比，能扑杀短狐，“握其喉而食之” (p53)。南方古代民族也有尊山为神的。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一般都有崇拜山神的现象。这是因为高山常被古人看成具有神力或被认为是神灵之居处或通往天上的道路而备受崇拜。《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为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2 ]南方各民族则认为高山不但是超力量的化身，而且认为高山里常有不寻常的神秘事情发生，是神灵的作用，只有具有超人能力的神才能做到，于是将高山神化，如山峰像虎就认为它是与虎有关的神灵，山峰像人，就以神话赋予其更多想象的人以外的形状和本领，并将其作为神灵存在的依据来崇拜。处在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对山神化并崇拜之后，进一步认为“鼓能通神”，于是通过集会，组织起来，击铜鼓祭青蛙神、山神，与神沟通，祈求保护，或借助其力量。这是祭神中的铜鼓组织传播。
战争是一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行为，传递信号对战争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势平坦，平原一望无际，故在战争中多用烽火作为视觉信号来传递警报。南方多崇山峻岭，阻隔视线，烽火信号不易传达，于是普遍在战争中使用铜鼓，以听觉信号来传达紧急的信息。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曾按北方作战的习惯，以皮鼓作为军中传播信号的器具，但南方天气潮湿，瘴气严重，导致皮鼓不但击不响且易破，屡误戎机，因而不得不学当地人铸造铜鼓以供军中使用。因此，铜鼓传播不但是战争中的组织传播，而且是富有南方地理色彩的战争中的组织传播。在传播学上关于古代战争信号的传递往往只提到“烽火”、“狼烟”，其实“铜鼓声”与“烽火”、“狼烟”在传播学上应同样是经典的、被推崇的。
在南方的铜鼓时期，有记载的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记载是很多的：
《梁书·兰钦传》：“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
(p66)《陈书·欧阳条翟传》“梁左卫将军……钦南胜僚，所获不可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 (p66)
《后汉书》：“建武十二年，九真缴外蛮张游率种人慕外内属，封汉里君。”[1 ]（p43）
《后汉书》：“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p43)
《随书·地理志》：“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鼓号为‘都老’，群情推服。”(p43)
南方铜鼓时期的社会形态，多为部落式的，设有部落首领。由此构成了地方政府管理不了的相当于酋长制的群体组织。在这个意义上，铜鼓相当于北方的铜鼎，是权力的重器和权力的象征以及身份的礼器，对全体组织起到号召、命令等的作用。依靠这样特定的传播进行祭祈、生产、狩猎、战争等综合性管理，维护自身和团体利益，对内使其统治地位更加牢固，对外则更利于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和抢夺。这是关于王权的铜鼓组织传播。上述“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鼓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可以说也是关于王权的铜鼓组织传播情形和效果的反映。
关于铜鼓是王权的象征之说，史料记载也很多：
《明史·刘显传》：“得铜鼓二三，便可潜号为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
《岭表录异》：“南蛮酋长之家皆有此鼓。”
《太平御览》：铜鼓“岭南豪富则有之”、“有鼓者极为豪强。”
南方各类铜鼓的组织传播中尚有表现娱乐如庆丰收功能的，这里不再论述。
三、铜鼓组织传播的击打艺术
铜鼓作为组织传播中的声音传播，除了一定的原料要求和造型要求外，在声学上有什么要求呢?有关记载为：“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随书·地理志》)“击鼓山巅，群蛮毕集。”(《明史·刘显传》)“始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并四集。”(谈迁《国榷》)“波罗密树满城暗，铜鼓声喧夜赛神。”(解谱《龙州》)“鼓声宏为上，可易千牛，次七、八百。”(《明史·刘显传 )
可见对铜鼓的声音要求基本上为：1．宏大；2．富于变化；3．美感。这三点均符合当时的组织传播要求。
声音宏大易于信息传播。南方群山多，人们的生活、劳动虽呈一定的集合性和密集性，但在资源和生活材料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游离分散的时候也较多，故声音宏大而使传播的距离更远，联系、控制和管理的组织范围更广，组织规模的存在更大。隋时岭南女氏族大首领冼夫人跨山据穴，部落十余万众，称雄岭南，威加百越，这是一种罕见的极为庞大的军事组织情形，而维持这种军事组织的不但是铜鼓传播，而且所使用的是七类铜鼓中声音最为宏大的北流型铜鼓。
自春秋时期万家坝型铜鼓的出现，到近代西盟型铜鼓的结束，铜鼓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2000多年中，铜鼓传播的任务不断增加，对声音变化性的要求也相应增加了。铜鼓传播的祈日、祈雨、狩猎、祭神、战争、集会、集合、权力仪式和其他活动仪式等多重声音承载是随着历史极为缓慢的进程而一点点地增加的。南方崖画中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击鼓场面和仪式，从画面的人物形态、动作、排列和环境来看，铜鼓的声音或欢快，或雄浑，或细微，或热情，或深沉，或粗犷，等等，其富于变化的多样性反映了2000年来历史渐进的实在性和丰富性。
从铜鼓是王权的象征这一政治功能的要求来看，不但“鼓唯高大唯贵”(《明史·刘显传》)，而且讲究声音的音响、音频、音色、音质，使其华美高贵，以便不断提高其统领的地位，不断适应组织传播的要求。北流型铜鼓为最大型的铜鼓，也是王权象征时期的铜鼓，较早期不那么突出代表王权象征的万家坝型铜鼓而言，分布的范围和规模大多了，所代表的权力不用说也大多了。由于增加了铲削的调声技术，北流型铜鼓的声音就纯正厚实多了，高贵华丽多了，随之其组织传播的政治色彩和权力色彩也强多了，冼夫人就是这样让她十余万众的组织在这样的铜鼓声中领略了其首领的赫赫王威的。
当然，要做到声音宏大，变化丰富，具有美感，除了铜鼓所具有的物理条件外，还要讲究击鼓法。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结果，铜鼓打击法有悬击法和平置击法两种，法度相当考究，颇能达到铜鼓组织传播中或声音宏大、或富于变化、或具有美感的要求。
(一)悬击法。悬击有悬于庭和悬于水之分。裴渊《广州记》及《隋书·地方志》说：“悬于庭，克晨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广西巴马番瑶在祝著节凌晨将铜鼓悬挂于庭堂，着酒祭密洛陀，而后兄弟都来击铜鼓。另外是悬于水而击。明代曹学全说：“悬而击之，下映以水，其声非钟非鼓”(《蜀中广记》卷七十引《戒州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已无此击铜鼓方法，而是将铜鼓悬于木架上的击法最为普遍。我国壮、苗、瑶、水、布依、彝、克伦等少数民族都用此法击铜鼓。广西壮、瑶族悬挂铜鼓的木架有两种，一种是在击鼓的场地埋两根木柱，上横置一木，将铜鼓悬于木上而侧击；另一种是用3根木棒交叉绑扎成架，将铜鼓悬于叉间而击。有些地区的壮、瑶族击铜鼓的方法是：两人抬着打，边走边打。广西天峨县壮族过蚂拐节、白裤瑶过春节时也是由两人抬着，边走边侧击。
(二)平置击法。将铜鼓平置于架上或地上从而击之叫平置击法。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M12：2)舞蹈图中，铜鼓平置，一男子徒手击鼓，一女子手拿树枝等叉形物击鼓。《旧唐书·音乐志》：“覆而击其上”，这与《皇清职贡图》中的击铜鼓的方法相似。图上的击鼓者双手握鼓锤击鼓。但是，在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已看不到这种击铜鼓的方法。在泰国的寺院中的铜鼓都是平放在架上，击鼓时两手持锤而击。
在一般情况下，打铜鼓有其他乐器合奏，配什么乐器则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变化，广西都安瑶族击铜鼓则配之以木鼓助音。每个铜鼓有两个鼓手，一名鼓手站在铜鼓的左侧击鼓，一名鼓手拿着接音木桶站在铜鼓的后面。表演时先击皮鼓，后打铜鼓。随着鼓声起落，圆木桶对着铜鼓有节奏地左右摆动，使鼓腔内的空气送人桶内，产生共鸣，声如洪钟。击鼓者边打边舞，气氛热烈。贵州省的《八寨县志稿》中就记载着这种击鼓方法，以“绳系耳悬之，一人执槌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鼓声洪而应远。”[3 ](p34)
四、铜鼓组织传播的消亡
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否认有的地方及一些少数民族仍在使用铜鼓，并且演变成奇异的“民族风俗”，在他们生活中也仍发生作用。有人即据此认为铜鼓的组织传播并未消亡。其实这是把历史的铜鼓组织传播与现代的铜鼓组织传播混淆起来了。现代的铜鼓组织传播已流于肤浅，由于没有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不能像历史的铜鼓组织传播那样与生存、发展发生决定性的重大联系，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包括涵义自然不是一回事了。至于有的地方把铜鼓活动的某些样式作为根据旅游的商业活动需要而推出的招徕游客的招牌，那就更与古代铜鼓组织传播的历史深刻性沾不上边了。
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同样，没有组织也就没有传播。这是由组织与传播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构成所决定的。如果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靠着传播对组织的依赖、维护，依靠着组织对传播的支持、维系，铜鼓组织传播作为一种历史传播，包含了无比丰富、庞大、独特的社会内容，包含了如此持久、稳定、习惯的民族自然存在状态，它还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更漫长的时间方式保留下来。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民族研究价值的原始民族之一。这些土著的印地安人在美洲开发中受到强烈的侵入和影响，但后来这种侵入和影响被减少或停止了，因此他们独有的种种组织性质和组织形态包括组织传播都被保留下来，其不可再生和再造的古老性成为当代人类科技高度发达环境中的真风景。
铜鼓组织传播消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影响。当然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民族通过大融合走向兴旺、发展之路的里程碑。
公元前16世纪之前，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百越民族集团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包括后来铜鼓分布的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了奴隶制的社会性质，建立强权的封建大王朝，之后，兵分五路，向岭南进发，并且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打败了西瓯的武装力量，统一了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接着从中原派来一些汉族劳动人民“与越杂处”。自此，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混合着移民正式进入岭南。秦至清朝的漫长的2000多年中，中原通过对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次次渗透和控制，以及后来的总共5次的大规模移民，终于在清朝晚期大体上完成了岭南封建化的进程。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进入，必然会改变岭南铜鼓分布地区的社会形态，也必然会破坏原有的岭南铜鼓组织传播，并最终使之消亡。
北流型铜鼓上限为西汉，下限为唐朝。广西北流是北流型铜鼓分布的中心。南齐永明六年(488年)，置北流郡，以具体的行政制度进行政治强化，使原来的部落氏族式制度被郡制所代替，北流铜鼓原有的代表王权的组织传播功能因此而被弱化或消除，于是北流型铜鼓连同它的传播方式一起受到破坏。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以前，即北流的铜鼓时期，北流的农业稻作方式是与铜鼓的祈日、祈雨、祭神等活动相适应的“刀耕火种”、“火攻水耨”方式。唐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深耕细作”的先进方式代替了北流原有的“刀耕火种”、“火攻水耨”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以“三才”(天、地、人)为纲领，讲究科技的开发与运用，使铜鼓在稻作方式的祈日、祈雨、祭神等组织传播失去作用。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二。
南方的铜鼓地区原来无文字，以草绳记事，从历史传播的角度来看只属于语言传播阶段。汉字何时传人北流型铜鼓分布的地区，现说法不一。唐朝，大量的中原文化涌入岭南，进入北流型铜鼓分布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柳宗元“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等。文字传播的先进方式以及复杂丰富的汉文化，超过了铜鼓组织传播的形式和承载，由此从传播方面北流型铜鼓逐渐被弃置一旁。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三。
其他各类铜鼓消亡的年代不同，但由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作用而导致其消亡的原因与北流型铜鼓应是相似的。
参 考 文 献
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北流型铜鼓探秘[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72．
万辅彬．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蒋贻杰(1967— )，女，广西荔蒲县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0月
收稿日期：2005—04—15
发表于 2006-3-7 09:34:00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微信
转播
淘帖
分享
收藏
支持
反对
发表于 2006-3-7 17: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