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三、民族认同感与音乐创作互动的产物
以新壮歌为象征的年轻一代壮人认同的觉醒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感与音乐创作的互动。现代的许多地区与族群的文化在剧烈的现代变迁中都以不同模式呈现过这样的情况。影响比较大的是美洲黑人音乐与白人的流行音乐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逐渐交融并完成商业化,最终演化出摇滚、灵魂、爵士和蓝调等流行音乐形态,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也为黑人族群及其文化摆脱偏见与歧视,获得与其他族群平等的社会地位及权利起到深远作用。新壮歌能否走那么远尚未可知,但这一处于边缘地位的音乐及其代表的文化,同样也是在追求主流文化认同。
从歌曲旋律及歌词内容区分,新壮歌可约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利用流行度比较高的歌曲旋律及配乐,将歌词按汉语原意改编成壮语版本,目前这类歌曲占比重较大,且曲风包括了抒情慢板歌曲、摇滚歌曲、说唱歌曲等。第二类是旋律与歌词完全原创的壮语歌曲,这类歌尤其受到欢迎,但数量不多,代表作即是业余歌手黎巍与红棉树共同创作并即将出版的壮语歌曲专辑《音陀螺》。第三类也是被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即把传统壮族歌谣或壮剧旋律改编并重新配器,重新填以壮语歌词,有时也加唱一段照壮语歌词翻译的汉语,如新壮人乐队的《感谢共产党带我们奔小康》与黎巍专辑里的《蝶恋花》、《末伦·梁山伯叹调》及《映山红》,目前这类作品还比较少。第四类是歌词部分加入壮语内容,旋律或引入一些壮歌元素或完全自编,这部分作品也不多。这四类歌曲都或多或少包含壮族音乐或文化因子,其中第二、第三类保留的壮族特色较多。它们都吸收并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及价值观念,与传统壮族音乐多少是神似而形异了。但是,这些壮语歌曲的歌词与旋律又蕴含着山歌韵味与壮族语言的诗性特质,尤其是第三类作品,更是直接植根于传统壮族文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审视新壮歌现象中蕴含的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新出现的壮族音乐样式一方面展示着新一代壮人在萌发本民族认同过程中,能动地适应、吸收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元素,酝酿出新的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壮族传统文化在现代蜕变过程中,一些原有特质正在被逐渐剥离、修改,出现了更接近于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特质。
“我们一直是在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特点的民族志研究背景下审视音乐生产的问题,但音乐也许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更能超越本土性,以达到形成民族同一感的目的,其中主要原因并不是音乐能在产生地以外的地方立刻得到他人的理解,而是他可以被普遍化——或者至少是被‘国家化’。音乐同时也能提供一种反抗民族-国家霸权指令的手段(参见Askew,1998)。”历史上壮族文化和历史是由数量众多的口头传承歌谣——亦即山歌承载与维系的,这一口传文化成为壮族民众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根基。桂西南及桂西北交通不便、人口流动性低、科学技术不普及又或汉文化及现代大众文化影响力较弱地区,如百色、河池地区等,就是壮族文化底蕴及创造力较深厚的区域,因此壮族山歌种类丰富,保存较好。在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壮族年轻一代走出乡土,在获取现代知识之后重新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他们的心灵也随之重新回归于本民族生息繁衍的红土地,由此这些壮族聚居地区产生出新的民族认同心理,并以新壮歌的创作表演与流传表达出来;继而新壮歌又进一步地凝聚甚至提升了在壮族年轻人中酝酿出的这种认同感。在这一互动中,新壮歌音乐逐渐超越本土性,寻求更多听众、更大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民族“同一感”的过程和“国家化”的过程。
在国家“现代化”潮流冲击之下,本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存在感逐渐自民众之中消逝的情况正普遍发生着——事实上,人们当下认识与理解的壮族与壮族文化跟其在历史上的面貌已相去甚远,新壮歌现象展示的音乐创作与表演活动无异于为壮族重新创造新的历史与文化记忆,这样的尝试主要是基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并直接以唤起民众对本民族传统语言、文化及艺术的重新认识与传承为目的,因此既是音乐作用于文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形塑音乐的过程。音乐,在这一重归本民族认同,同时也是再造本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起到了展示与凝聚文化的作用——用壮族在线论坛的话语表述方式则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壮族和壮族文化,也让更多的壮人重新理解与热爱本民族文化”。
从另一角度看来,新壮歌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传统的壮族文化与艺术蜕变的过程。旧有形式假如不改变、不吸收新的内容与技术,就无法得到延续。传统山歌及壮剧中蕴含的本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质,在新壮歌中是不可能被完全还原或承载的,年轻一代在创造这种“新式”壮族音乐的同时,新的音乐形式与传统的艺术的互动模式就逐渐被建立起来。于是,今天的壮族艺术图景里,既有传统山歌在中老年人中的流行,也出现年轻一代对传统形式的继承与创新——新的音乐形式既植根于传统壮族音乐,也孕育于现代大众流行文化;既促使传统文化加速蜕变,也为大众流行文化添加了新内容。
“……与文化风格的音乐标志选择相关的社会范畴和社会地位的复杂性将继续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灵感,使分析更加丰富多彩。”[ii]——新壮歌介乎传统壮族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之间,是刚刚出现不久的音乐形态;编创与展演新壮歌同样也是刚掀起不久的潮流,其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音乐作为承载、凝聚文化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在中国传统的音乐学及民族学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对各民族现代音乐活动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地位的民族志研究还比较少。新壮歌的前景如何?新壮歌对壮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意义何在?它对年轻一代壮人以及壮族社会有多大作用力?这一民族文化认同与音乐的互动现象,对思考当代民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何启发意义?诸如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田野去审视与思考,才能获得解答。我想,理解新壮歌现象,对探讨壮族文化何去何从、理解当代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互动关系、认识人类学意义上的现代多元文化特质等,都将是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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