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近代壮族名将覃连芳小传....

勒修

	覃连芳 字武德，壮族,生于清朝光绪21年（1895年）十一月初三，祖籍湖南衡阳，他的先辈很早就迁入广西马岭，后来迁移到柳江县百朋乡金凌村，父亲覃魁元，前清朝秀才，有妻三房，共生7子3女，覃连芳为潭氏庶母所生，排行第4。 覃连芳幼小的时候随父读书启蒙，很为勤奋，少年时代进马平县立两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桂林陆军小学，与桂系巨头李宗仁为先后期同学，而后升入武汉的湖北陆军中学，恰值辛亥革命爆发，武昌新军起义，覃连芳随新军参加了对请军的作战，民国成立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保定6期步科毕业！ 征战岁月 1918年覃连芳到广州七总裁府中当中尉差遣，后回到广西，担任旧桂系省防军连长，不久进入南宁讲武堂担任区队长，中队长等职务，广西“民十政变”期间，覃连芳投靠刘震寰部队担任统领，随刘部进驻广州，因其三哥覃连升在刘震寰死对头沈鸿英部队任职，他们经常书信往来，被刘震寰怀疑覃连芳通敌，将其解除职务扣押，后被释放。释放正好新桂系军事集团已经形成，他逐投奔李宗仁部队，被委任为营长，纵队司令等职务！ 1926年夏天，广西军队（第7军）北伐，覃连芳担任第7军通讯大队长（营，下辖3个连），9月我广西军进抵江西德安与孙传芳军发生激战，我第7军第9团团长陆受祺战死，覃连芳奉命接任团长职务，之后他的军事才能开始展现，并得到李宗仁重视，开始成为桂系李排系的中间份子，其后又担任桂系第7军副师长，后因为和白崇禧有矛盾，被解除军职，因李的斡旋，到法国留学，学习机械，回国后，担任广西护党救国军教导团团长，不久担任教导团师长。 1930年张桂联军在湖南参加反蒋作战，惨败，覃连芳师的唐纪营拼死掩护张发奎第4军退回广西，接着覃连芳在广西平乐一带以一个团的兵力将蒋系统军队1万余人击溃，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指挥才能。 战后第7军整编，覃连芳出任第7军24师师长 1931年，第7军调防柳州，覃连芳24师也随之抵达柳州。在柳州期间，他曾兼任柳州市政建设处长。他在任内排除极大阻力，开辟了城内马路，1932年修理柳州公园，修整罗池。重建柳侯墓，建立第7军阵亡将士纪念塔（解放后，该塔改为了解放柳州一周年纪念塔）。空军纪念塔，并亲自笔提“好男儿当报国仇”以警示桂系军人，不能忘记918国耻！，在现在的柳州鱼峰山一带，还有他修建的“钢军亭”用来显示八桂子弟的赫赫战功！ 1934年红军2次过广西，覃连芳24师参与了2次对红军的作战，并和中央军入桂部队发生交火，并将其一个营缴械，在追击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为了奖励士兵作战，纵容24师官兵抢购烟土，大发横财！当桂系上头想制止的时候，被师长覃连芳警告，士兵们弄点外快不容易，要收缴的话，当兵的会向你们扔手榴弹的！覃师长这样袒护自己的士兵，因此很得下级官佐及士兵的拥护，但这样公然违反军纪的事情，为白崇禧所不容，为其以后被解除84军军长职务埋下了伏笔。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桀骜的覃连芳与桂系巨头乃至桂系一线将领的矛盾，覃连芳在担任24师师长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司第7军军长廖磊及著名的二五崽李品仙（二五崽为覃所说）是很不满意的，认为他们对创建广西和捍卫广西没有一点功劳，经常对自己的下属说“他们是拿着皮包从湖南回广西来做官，当军长！”其中一个事例：在柳州的时候第7军军长廖磊将军不允许自己的部队吸香烟，但又准许他们抽烟丝（自己卷的土烟），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覃连芳拿出香烟在会议中大大咧咧的抽吸，并对廖磊挑衅，说：“本师长提倡吸平头香烟，省事啊！”廖磊按耐不住大声说：武德你的脾气太丑了！覃则带着讥讽的语气回应：没有我这样的丑脾气，有今天的广西吗？ 他们充满火药味的对话吓的底下的军官一头的冷汗。 又不买白崇禧面子的事情，77事变的时候，白视察在荔浦的桂系军队的时候，当时王景宋，陈恩元等高级军官先到，覃连芳姗姗来迟，白见他一身戎装，足蹬长统马靴，笑道：“武德真不愧为我军皎皎者啊！”覃则淡然到：“在我军中，除了德邻总司令外，我都不恭维！”弄得小白异常尴尬强笑无语。 覃的傲慢让他得罪了桂系的实权人物小白，他的24师师长混不下去了，他被调任广西全边对讯督办。 1937年77抗战爆发，广西军扩编，覃担任31军131师师长，童年10月，该师北上，到达淮南，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当时131师到达合肥，1938年1月，131师由合肥开赴怀远参加淮南作战。1938年4月，131师参加徐州会战期间，掩护5战区长官部突围。徐州会战后覃连芳出任84军军长，隶属于李品仙的11集团军，参加武汉会战（随，枣），建立战功，覃在会战后认为自己的资历，战功都高于李品仙，他们两人的又闹矛盾起来，两人的口水仗逐渐升级。 不久，84军在老河口一带驻防，李品仙召集该军部分军官训话，覃连芳陪伴在一旁，在训话中，李对84军的战绩不但不于表扬，反而大骂84军军纪败坏，说什么“发扬光大”“烧杀抢掠”覃连芳在旁边对李的表现极度不满，数度打断李的讲话，弄得李的训话草草结束。至此李和覃的矛盾公开化，事后，覃对自己的师长，团长发泄“我覃武德是不怕老虎咬的，你们放心” 但是不久，李宗仁为了缓和桂系将领之间的矛盾，覃连芳还是被解除了84军军长的职务，李宗仁认为覃连芳对桂系有特殊的功勋，为了顾全他，将他调任长官部高参，以后在让他担任带兵官，但是覃连芳被气昏了头脑，他不理解李宗仁维护他的苦衷，反认为李有意要撤换他，大发牢骚，离开84军军部，投奔蒋中正去了，李宗仁在发出免职令名后，曾亲往途中拦截，想当面解释，但他早就过去了，李马上叫郭德洁和石化龙乘专车追赶，追上时，他们将李的意思转达给覃，但覃连芳不听劝解，咆哮盛怒，当着郭德洁漫骂李宗仁对他忘恩负义，与李出生入死，全不念他一点功劳，拒绝去见李宗仁！并写下“随公数十年，公待我如家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从此覃连芳将军脱离了桂系军事系统！ 覃连芳将军1957年老死于香港，1982年将军的骨灰遵照他的遗嘱，运回柳江县百朋乡金凌村安葬，落叶归根！

勒修

浪人

	第一次听说覃连芳将军的故事！偶们的历史啊……

想家的人

	贝侬把他的故事整理出来了,真是太好了.说实在的,柳州的很多人都听过覃连芳楼吧,这可是解放前柳州最高最好的楼了.

想家的人

	不过这个贴子好象最好放在僚区建设-僚人人物的版块里.

勒修

	壮族人真他妈的傲骨铮铮啊!!!!

choongca

	up

勒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覃连芳

qjn2005

	覃氏的荣耀!顶!

覃智超

	在我们老家那是相当~~出名啊! 顶一下的说~~

勒修

	还有个覃振元...你们知道没有啊...

想家的人

	以下是引用勒修在2006-3-6 21:36:40的发言： 还有个覃振元...你们知道没有啊... 不清楚哟,请介绍一下吧.

勒修

	哈~~~~他的胆子就好了...把周瑜的墓都挖了...还把墓砖拿去做了战壕....

choongca

	挖墓? 小人所为也！

勒修

	中国历代都是以挖墓为荣的...现在秦王墓都准备开挖了..哈~~~

清风客

	在抗日沙场上的桂系 在抗日沙场上 一、李宗仁、白崇禧率师出征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形势下，桂系适应了全国抗战潮流的发展，立即发起抗战，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7月15日，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请下定决心，实行抗战。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对日态度开始强硬。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7月10日,蒋介石曾以”蒸午”电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自兼团长）。李宗仁未就任，俱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旭初、夏威抵庐山后，被蒋介石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 　　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用蒋介石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复威，要他们电请白祟禧，并转告蒋介石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8月2日，蒋介石亲电李宗仁、白祟禧，约他们赴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蒋介石，表示即刻入京受命。8月4日，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抗战的决心。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是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正式任命何应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1938年1月17日又任命白崇禧兼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同时,任命黄绍（hong 2）为第一部（掌军令）部长，刘斐为第一部作战组长。 　　8月28日，白祟禧电李宗仁，告统帅部决定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拟请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并指出：“过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李宗仁感到效命疆场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10月14日乘飞机离桂飞湘转宁。行前，李宗仁和白祟禧联名发表《告广西党政军全体同志暨全省同胞书》，指出：“民族之存亡，决定于这次自卫的战争；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于今后长期的战斗；而长期的战斗，则深赖于后方不断的振奋，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建议，不断的贡献。”因此，希望全省同志同胞“负起我们光荣的任务，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发布《训勉全体将士书》，表示“纵使全国化焦土，我也要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全体将士“精忠报国，努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日，李宗仁飞抵长沙，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广西全省民众，皆抱抗敌决心，各军团民众等纷纷请缨，目前可出师20万，后备者有110余万人，将来可征至300万人，与敌作殊死战。”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 　　在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受命前后，奉命将桂系部队（以下简称桂军）改编北上参战。在“七·七”事变后的两个月内，桂军共编成3个军,除原第七军、第十五军（改称第四十八军）外，另成立第三十一军，组成第十一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参谋长何宣，第七军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参谋长张淦，下辖第一七0师（师长徐启明）、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副军长覃连芳，参谋长韦布，下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兼）、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张义纯，参谋长刘清凡，下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第十一集团军原定参加徐州的防守，9月中旬，第四十八军首先挥师北上,抵武昌时， 正值上海战事吃紧，于是奉命东下增援。10月1、2日,李品仙在桂林校阅第七军、第三十一军。随后，第七军抵海州布防，第三十一军进驻徐州附近。不久，第七军又奉调增援上海。这时，第五战区向中枢建议：为了便于指挥，请以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军另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以第七军军长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原第十一集团军总可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照准。同时，廖磊所遗第七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周祖晃代理。 　　全国抗战爆发以前，在1929年8月蒋桂战争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桂系为了割据广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他们曾经与日本发生过多次联系，其目的是想得到日本在军事技术上的帮助。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上升，桂系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顺应历史潮流，改变立场，支持全国人民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表示不满。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办这就迫使国民党内一些地方实力派接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当时桂系对这些事变基本上是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 　　1936年6月,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也发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在这段时期的前后，桂系曾经发表不少主张抗战的言论，后来把它发展为“焦上抗战论”。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李宗仁首先阐述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指出：“目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尤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 　　“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他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唯有立即发动举国一致之杭战，以民族解放战争答复日本之无厌侵略，以民族铁血，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之锁链。”这表明了桂系的抗战主张和纵使全国化为焦上，也要与暴敌血战到底的决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李、白不仅在言论上，而且行动上实践了他们的诺言，积极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淞沪战场上和台儿庄等战役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桂系集团毕竟是属于国民党阵营中的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对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参与了反共活动，自此以后，对日抗战就不是那么积极和坚决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9 10:21:43编辑过]

清风客

	二、首战淞沪 　　抗日战争初期，桂军英勇作战赢得了世人的好评：“彼等之勇敢，组织之良好，军事技术之优越，及持久耐战”，为国内外军事观察家“深为羡慕”。这首先表现在淞沪会战中。“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中了国民党军队1／3的兵力（50余个师，70万人）在淞沪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以张发奎率第八、十集团零组成有翼作战军，以朱绍良率第九，二十一集团军组成中央作战军，以陈诚率第二五、十九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至9月底，日军在优势的海、空军支援下,展开全线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取守势，主力置于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10月7日，日军主力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企图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蕴藻浜南岸阵地，进占大场，直趋南翔，切断京沪线，迫使国民党军队全线后撒。经数日激战，日军攻占南岸阵地。在此危急关头，廖磊率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于10且15日赶到，奉命投入战斗，经顽强抵抗，反复冲杀，始将阵地稳定，使日军威胁国民党军队东正面作战军侧背的企图未能得逞。 　　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为消灭南渡之敌并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决定分三路进行反攻：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步兵6个旅编为第一路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为盛宅、桥亭宅、顿悟寺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西塘桥、东赵家角、西六房之线。第十九集团军之第六十六军编为第二路攻击军，由盂家宅、马家宅正面攻击前进，第一攻击目标为杨家宅、徐宅，唐乔头、卫家宅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田都、孙家头之线。第十五集团军以第九十八师编为第三路攻击军，由广福、费家宅正面攻击前进，向东南方向压迫敌人，第一攻击目标为老宅、张家宅，其他第一线正面各师除守各阵地部队外，应编成数个有力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突击，策应攻击军的战斗。原固守第一线阵地邻接攻击军之各师，应抽调预备队协同攻击军前进，掩护其侧背，另以炮兵作有力支援。 　　21日晚8时攻击开始，第二十一集团军向谈家头、陈家行正面之敌发动猛攻,22日晨克复陈家行、桃园滨，此时日军倾全力大举反攻，陈家行以北之敌先以飞机及重炮密集轰击陈家行一线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继以大队步兵由坦克开路疯狂反扑，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抵抗，然工事被毁殆尽，守军损失甚重，北候宅、谈家头、陈家行阵地先后被敌突破。第二十一集团军为夺回得而复失的阵地，三次发起反攻，虽经拼死冲杀，仍无进展。 　　23日晨，蕴藻浜南岸之敌，仍以主力向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猛烈攻击，第二十一集团军拼死抵抗，反复冲杀、但因伤亡过大，部队混乱，阵地被敌突破，被迫撒出战斗，26日，中央作战军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小南翔地区。之后，日军多次强渡苏州河，询收效甚微。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这就是淞沪会战中著名的“大场之战”。 　　大场一仗，国民党军队伤亡近20万人，敌军伤仁亦达4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坚守，勇猛冲杀，给敌人以重大创伤，停滞了敌人的进攻，同时自身也伤亡2万多人，第一一0师的五一0旅少将旅长庞汉祯,第一七一师的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阵亡。11月5日，日军大批在杭州湾登陆，然后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湘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同时苏州河方面之敌亦加紧向右岸攻击,中国守军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夜，上海沦陷。在上海大军向内地撤退之际,统帅部命令桂军周祖晃率第一七0师、第一七二师从徐州乘火车南下集结于武进，然后火速转赴吴兴阻止敌人第六师团西进，掩护我大军后撤。两师于11月15日抵达吴兴，17日与西进南得之敌2万余人在南浔镇附近遭遇,即展开激烈战斗。因为力量单薄，敌不住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守升山市。21日，敌集结重兵猛攻升山市。第一七0师中将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与敌争夺西山，壮烈牺牲。 　　升山市当日失守，桂军退人吴兴城。24日受敌压迫又被迫撤退。团长韦健森殿后掩护，中弹殉国。桂军退到朱家巷一线阵地，决心死守朱家巷一线，以保证上海大军从50里外的泗安完全通过。25日，敌人飞机、火炮、坦克、步兵一齐出动，向桂军阵地猛扑。桂军以血肉之躯抵挡，坚持到晚上被迫向泗安撤退。次日到泗安收集残部，第一七0师四个团只剩下一团半。第一七二师也只余一团二营，这时大军已过泗安,桂军遂奉令转移。 　　上海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虽未负直接指挥之责，但他们对蒋介石死守硬拼的战略颇不以为然。他们向蒋陈述意见：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并建议将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既设阵地，凭借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调回南京整补，有相机向国仿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京沪，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白崇禧国常在前线视察、督战，深知死守沪淞三角地带的危害，数次向蒋建议下令撤退。但蒋固执已见，坚持死守上海，结果损失惨重。上海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基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提出的建议，无疑比蒋的死守硬拼战略棋高一着。 　　上海抗战后，蒋介石几次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是否守南京的问题。李宗仁在会上力主放弃南京，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沿长江西窜。白崇禧也极同意李宗仁的主张，认为防守南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应当吸取沪淞会战的教训，放弃守点守线的做法，改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白崇禧并在会前起草了放弃南京的计划。但蒋介石认为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必须防守。因此，再次拒绝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结果，南京很快于12月13日失陷。

清风客

	三、台儿庄战役 　　日军攻占南京以后，便以夺取徐州为首要战略目标。于是日军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妄图与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南北联系。国民党政府鉴于徐州的安危，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全局问题，所以决定全力防守徐州，并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沿线的作战。当时参加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的军队，除了桂系的主力李品仙率领的第二十一家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之外，还有其他国民党部队配合协同作战，如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赐侯部（辖第四十一及四十五两个军），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共计五个师（第二师师长郑洞，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一一0师师长张轸）；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有第三十军田镇南部的第三十一师,第四十二军冯安邦部的二十七师及独立第四十四旅，但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二个师（第二十六师黄樵松，第三十一师池峰城）。上述这些部队合并起来约12万人。而日军派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领两师团共五六万人进攻，是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 　　当时，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行前，特请中共方面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到他的寓所，当面请教对政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律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会谈中，周恩来对徐州战争必须统一指挥--即李宗仁必须有统一指挥的全权，特别有指挥中央军的全权，谈得很多。周的这个意见与白完全一致。同时，张爱萍又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刻军也尽力支援五战区的争。白崇禧到徐州后，将周恩来建议向李宗仁汇报并协助李宗仁指挥，在后来的实战中基本上采用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 　　1938年3月，日军由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南犯,第五战区部队分别在临沂和滕县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在这些外围战斗中，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临沂战斗的胜利，斩断了北线日军的左臂，使冒险向南突进的日军第十师团与第五师团失去配合，为中国守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3月16日，日军第十师团约3万人沿津浦线南下占领邹县、两下店、界河等地后，突然发起猛攻滕县。18日县陷入敌手。23日，日军千多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池峰城三十一师和黄樵松的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翌日，敌人再进攻未果。27日早晨，敌破北门，占领在东北角。至28日，围攻台儿庄的日军达4000多人，炮20余门，战车20余辆。台儿庄的国民党军与敌人进行近战、肉搏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突进庄西北角，汤恩伯军团以第五十二、八十五军在外线向枣、峰日军猛攻，并把主力移至台儿庄东北，攻敌侧背，策应台儿庄守军。29日以后，敌我双方在庄内反复争夺，敌受重伤。敌濑谷旅团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31日下午，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军及七十五军一部抵达台儿庄附近，对敌实行侧击，并切断敌后方交通线。敌濑谷旅团腹背受击，被自良党军包围。这时，敌坂本旅团赶来增援进入兰陵，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侧背，战争十分激烈。当时全台儿在已有2／3为敌占领，但国民党军队仍坚守南关一隅。进行顽强抵抗。4月2日，当国民党各方增援部队赶到后，李宗仁下令对台儿庄发起总攻，全线出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分队伍也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处于孤立和被中国军从包围之中，而且日军后方也被切断，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因而被迫突围撒退。在这次战役中，日军第十、第五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被歼，日军死伤2万人以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又纠集其在华北和华中的兵力，于6月初发动了徐州战役。李宗仁率领的第五战区部队为了摆脱不利的态势，决定除留一部分部队在苏北、鲁中、鲁南开展游击战争外，其他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5月19日，敌军占领徐州,津浦路被敌打通。台儿在战役的胜利，是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以桂系军队为主力的，有国民党各集团军，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分部队互相配合，协同对敌斗争取得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的国民党军队，采纳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 　　实行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方针，即以一部分军队在正面牵制敌人，而以主力运动迂回，从侧背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法，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所取得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四、“保卫大武汉”日军占领徐州以后，又集中重兵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攻占武汉，迫使中国屈服。中国军民展开了惊天动地的“保卫大武汉”的战斗。针对日军溯江而上的态势，中国军队集中第五、第九战区约100万部队，分4个兵团，展开武汉保卫战。第九战区所部27个军，分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负责长江南岸的防守；第五战区23个军，分为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负责长江北岸的防守。 　　1938年6月上旬，日军展开行动。陇海路之敌迅速南移，连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夫，向合肥集中。同时，合肥之敌南犯，意在与由芜湖溯江西上之敌合攻安庆。第五战区以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及第十九集团军冯治安部，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西进。敌连陷舒江、桐城、潜山、安庆。 　　至此，日军与中国守军对峙于望江、太湖、潜江西北高地、岳西、霍山、六安、霍丘一线。 　　长江北岸的战事暂告结束以后，敌转用主力于长江南岸，连陷马当、彭泽，并于7月26日攻占九江,从而取得了攻击武汉的桥头堡。在敌人以主力转向长江南岸进攻之际，长江北岸的中国守军曾转入反攻。其中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奉令向潜山、太湖一带敌军发动攻击，给敌人以重大压力。敌人攻占九江以后，开始分五路向武汉进攻。在江南方面，一路沿瑞（昌）武（昌）路西进，迂回武汉之南；一路沿南浔路向南，攻占德安以掩护其左侧背。在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别山南麓，经太湖、宿松、黄梅、广济、黄岗从正面向武汉进攻；一路沿大别山北麓经固始、演川、罗山、信阳迂回武汉之北；一路经六安、霍山越大别山出麻城、黄陂，从东北方面压迫武汉。再以海军溯江西上。 　　正在这时，李宗仁因牙病复发住院，白祟禧奉令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为阻止长江北岸日军西进，白崇禧将所属各部分为左、中、右三军团。右翼由李品仙指挥，下辖第三十一军（韦云淞），第八十四军（覃连芳）、第二十六军（肖之楚）、第八十六军（何知重）、第八十七军（刘古膺）、第五十六军（曹福林），任务是“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来之地区”，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第四十八军（张义纯）、第十军（徐源泉）和豫皖地区游击队及皖省团队，任务是“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第三十军（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第五十一军（于学忠）、第五十九军（张自忠、第六十八军（刘汝明）、第七十一军（朱希濂）和第十六军（冯治安），任务是“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其中,桂系4个军的部署如次：第八十四军守备黄梅以南的长江沿岸地区；第三十一军以两个师位置于宿松、凉亭、太湖一带地区，阻击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其余一个师位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第七军在立煌（今金寨）流波疃、霍山之线，阻止合肥西进之敌，固守立煌根据地；第四十八军转进至张家榜附近，占领待机阵地，侧击由大别山南麓西进之敌。 　　7月下旬，安庆、潜山日军开始向黄梅、宿松进攻,遭到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的顽强抵抗，同时，日海军陆战队向九江对岸的小池口第六十八军防地进犯，26日陷小池口。在南北日军的夹击下，桂军等予敌以迟滞后，即主动撤出战斗。黄梅、宿松遂于8月初陷敌。 　　敌占黄梅后，右受中国军队瞰制，左为长江及湖沼所限，西进困难。此时，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位置于黄梅西北团山河、破山口、大河铺、苦竹口、渡河桥一线，取守势，意在阻敌西进；第三十一、第七军、第十军及川军一部控制于黄梅东北、太湖、潜山西北的高地，取攻势，意在由侧面攻击潜、太、宿之敌。26日，第七军、第十军反攻潜山、太湖，经一昼夜激战，将两地收复，28日再下宿松。28日，29日，正面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复开始向黄梅之敌攻击，激战两昼夜。“敌据险顽抗，攻击迄少进展，唯予敌以重创，死伤累累，惜我之伤亡亦重。” 　　8月23日，日军开始反扑。8月31日和9月1日、2日,“敌分数纵队向我八十四军及刘军团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我军在破山口、塔儿山、恶席寨、双城驿、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经此激战，“第八二四军损失已达1／2以上，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伤亡亦在1／2”，同时，潜山、太湖、宿松又告失陷。 　　9月2日晚12时，中国守军将正面阵地撤回第二线阵地，以刘军（八十六军）固守团山河、观音寨、兰家湾、兴隆寺、大佛寨既设阵地，以何知重六团固守笔架山、田家寨、南无井阵地；以第三十一军之第一三五师两团扼守生金寨、鼓山寨、该湖山之线；第八十四军沿后湖寨以东经鹅公岭至大洋庙上包之线；以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撤回荆竹铺附近整理后，紫应第一三五师并以一部增强正面之兵力；以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一师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日军继续进攻，双方在黄（梅）广（济）一线展开激战。9月6日，敌对广济猛烈攻击，防守广济的第八十四军、第三十一军经顽强抵抗后，于是日夜向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撤退。为支援广济保卫战，第四十八军向黄梅侧击日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 　　9月7日，第四兵团发布“广济附近第二期会战计划”，决定“本兵团为求与敌旷日持久，以一部固守广济西方张八寿、陶斯垴、困龙山、桥叶岭、麒麟山间地区，以主力由北向南对沿广黄公路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攻其侧背，另以有力部队掩护田家镇要塞侧背，并相机由南向北攻敌侧背，企收夹击之效，务聚歼敌人于广济附近山地内，至少亦应限制敌之行动，使其不能发展为要。“具体部暑是：第八十六军和第五十五军为守势部队，在广济西方设防，拒止向西突进之敌；第二十六军位置于广济和田家镇之间，对由广济沿公路西进之敌攻其侧背，对直接攻击田家镇侧背之敌尽力拒止之。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和第八十四军为攻势部队，“应协同友军对黄梅经广济至界岭公路沿线之敌，由北向南不分昼夜不断地的猛烈攻其侧背，务压迫敌人于其背后联络线外。”其中，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应即以有力之一部推进广济北方，沿公路北搜索敌情，其余部队保持重点于两翼，对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断行攻势，以一部固守要点并构筑工事”；第八十四军除第一八九师同现任务及行动外，其第一人八师“以有力之一部对公路沿线地区搜索敌情，其余主力保持机动，对向酉突进之敌，不分昼夜攻击其侧背，遮断其后方联络”。 　　9月8日，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对敌例背发动攻击，盘据广济之敌仓皇败走，桂军乘胜收复广济。次日，敌增兵反攻，广济得而复失。此后，敌我遂相持于广济界岭之线。 　　9月16日，敌水陆两路向武穴夹攻。19日陷武穴之后,续攻田家镇要塞。为策应田家镇的防守战，第四十八军等侧击进攻田家镇之敌，激战旬余,大有所获。至9月28日，已攻至田家镇附近，将敌压迫于黄泥湖地区。惟田家镇守军已抵不住敌人的猛攻，于29日退守蕲春，田家镇遂告失陷。桂军见策应无效，乃返回广济附近阵地。 　　敌陷田家镇后，继续西犯，但因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由北向南压迫，截断敌交通部，威胁敌后方，使敌一筹莫展，敌我双方成胶着状态。但这时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之敌进展迅速，并已于10月12日攻占信阳，长江南岸之敌也大举进攻。 　　长江北岸之敌乘机西犯，陷蕲春、黄冈，直逼黄陂。武汉已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遂告结束。武汉会战后，桂军一分为三，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辖第七、第四十八军）留守大别山；李品仙率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包括钟毅一七三师、张光玮一七四师，凌压西一八九师）驻防鄂西北；因第三十一、第四十八军伤博士过重，乃把第三十一军士兵拨给第四十八军，其余官佐由韦云淞带回广西，经征兵补充，重新成立第三十一军，辖贺维珍第一三一师、苏祖馨第一三五师。魏镇第一八八师。同时，第四十六军在广西成立，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夏威兼伍军长，辖黎行恕第一七0师、冯璜第一七五师、黄固新第十九师。1939年夏,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合编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任总司令，韦云淞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一军军长，第四十六军军长由何宣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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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三次随枣会战中 　　1939年4月，日军为扫荡第五战区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集中第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共约10余万人，分三路向随枣地区进攻：中路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南路循京（山）钟（祥）公路和汉水东岸北上，北路自信阳向桐柏、唐河方向前进。李宗仁判断敌主力必沿裹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即以主力的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防守正面随枣一线（三军均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防守大洪山以南及以西汉水两岸；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何圭桐柏一线，以第三十九军防守大洪山，形成一孤立据点，牵制敌军行动，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随后赶来增援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进驻桐柏山南麓，意在以桐柏山为依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正面守军将敌人主力引入随枣地区后，即一举截断襄花公路。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在随枣正面，第八十四军位置于鹿头镇、吴山店地区占领阵地，并与第十三军联系，准备予敌侧背攻击，策十三军向唐店、大山庙、天河口、高城间占领机动阵地，掩护守军左翼，并准备对敌之侧背攻击；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之五师集结于茅次畈、朱家集、长岗岭地区，准备策应右翼方面的作战，同时与第三十九军保持联络。 　　4月30日,敌第三师团由安陆、应山方面向第八十四军正面攻击。该军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于郝家店、徐家店与敌激战一昼夜后，撤退至塔儿湾阵地继续抵抗。5月2日，敌续攻塔儿湾和第十三军阵地。在敌人机械稚部队的疯狂进攻面前,桂军等奋勇迎击，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第一七三、第一七回师与散发生激烈阵地争夺战，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7次之多。战至4日，塔儿湾阵她陷入敌手，第十三军方面的高城镇阵地也受敌人压迫而放弃。左翼方面守军遂移至漂水西岸防守。5、6日，敌分别向天河口、白庙镇及江家何、庐山之线攻击。桂军等拼死抵抗，敌进展甚微。 　　敌人见正面不易得手，便加强了南北翼的攻击。南路经大洪山西侧沿汉水东岸北上之敌，这时已突破第一二七师和第一八0师防守的长寿店及丰东镇一带阵地,迅速向北推进，并于6日窜至襄阳对岸的张家湾附近；北路日军自信阳西进，陷桐拍、唐河，拟与南路日军会师枣阳，包围中国守军于桐柏山，大洪山中间地带。第十一集团军为避免被敌军围歼，令第八十四军立即脱离战斗经随阳店向唐河转进；第十三军仍退人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区，相机以攻势行动攻击西进之敌，并切断敌后方联络线，第三十九军仍留驻大洪山一带，牵制西进之敌，相机向敌后采取攻势。第八十四军遵令迅速转移，随县、枣阳随之陷敌。 　　5月9日，第八十四军到达唐河附近，奉令即在唐河、南阳之间选择阵地，阻止北进之敌。第十三军一部也在泌阳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敌，随后第二集团军到达南阳。16日，第八十四、第十三军和第二集团军开始反攻，敌包围圈内的第十三军一部和第三十九军相呼应，第三十三集团军也过汉水向东出击，汤集团军亦自豫西南下。15日开始总反攻。敌因轻装突进，补给困难，敌不住中国军队的内外夹击，至18日开始总退却。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失地乃告收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仍分3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放军主力即配置于此线”。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 　　5月初，敌步骑万余，炮30余门，战车、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桂军等奋起抵抗，双方激战甚烈。敌藉飞机、炮火的掩护，并以战车、装甲车开路，由凉水沟、万家店等处突进，桂军等节节阻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至5月6日，双方激战于（）潭、何家店、净明铺、尚市店、江家河。为确保枣阳，掩护襄樊，协同友军歼齿新街之敌，并为避免被敌人包围，李宗仁令变换阵地：第八十四军以有力部队于净明铺、唐县镇、兴隆集各南北线节节抵抗，迟滞敌之西进，主力转移于土桥铺、枣阳、鹿头镇之线及吴家店、兴隆集、枣林店之线前进阵地作战；第四十五军除以一部于三里岗、（）潭逐次抵抗外，主力取捷径速转移于七房岗兴隆寺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 　　部署甫定，随枣之敌即倾全力向前突击，第八十四军节节抵抗,迄7日仍相持于兴隆集、枣林店一线。7日晚，日军突破双沟阵地。次日晨，日军由双沟分途进犯,一部向七房岗，一部经程家河向刘家寨，一部经三合镇及吕堰镇附近向新野。第八十四军陷入包围，一度失去联络。因第八十四军连日战斗，伤亡颇重”，黄琪翔（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令其突出包围圈于老河口东之石桥、张家集、巨兴集、薛家集间整理待命。“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奉令由枣阳向西突围，节节被敌截击后，随行仅余一营，复在苍苔镇与敌步兵千余遭遇，结果该营亦被冲散，仅余四五十人。行至苍苔西北约10余里地方，又遇敌骑兵数百袭击，虽经拼死抵抗，终以弹尽，全部壮烈牺牲，钟师长亦饮弹自戕。 　　5月31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在欧家庙渡过襄河南下,6月5日又在沙洋向南北强渡西犯,形成南北两路夹击宜昌之势。6月12日，日军侵入宜昌。国民党军队力图反攻宜昌,但未奏效。6月24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宜昌。第二次随枣会战至此结束。 　　1940年11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随枣地区。李宗仁率部奋起抵抗。第八十四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苦战，粉碎了日军的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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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桂系（二） 　　抗战初期的政治态度 　　一、联共政策的制定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武汉、广州失陷以后，广西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桂系从抗日和与蒋介石抗衡的双重目的出发，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使广西出现了相当开明和进步的气氛。这首先表现在桂系采取联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以前，桂系已经初步确立联共抗日的政策。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桂系为了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利抗日和确保广西这块地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进一步好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3年8、9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汪矛盾、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研究了与桂系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策略方针，决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派武汉“八办”副官刘恕偕党外友好人士熊予民先到挂林开展筹备工作，同时，设法争取桂系的同意和支持。 　　1938年10月23日夜，白崇禧奉蒋介石委派离汉口赴钟祥晤李宗仁，洽商第五战区的军事部署。之后，白即乘汽车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前往长沙。25日，因汽车在途中发生故障，乃应邀搭乘周恩来的汽车南撤。在车上，周恩来对白崇禧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向白提出，武汉失陷后，广西成了大后方，我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请白支持。周恩来并且对白表示，我们不会挖你们的墙脚，请你放心。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坦白胸怀表示钦佩，当即表示欢迎和支持。 　　1938年11日中旬，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人员到达桂林，正式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租用的桂北路138号“万祥糟坊”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另在城北距市区7公里处的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了几间农民良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的驻地。办事处处长先由吴奚如担任，1939年初吴调离后，由李克农接任。办事处设秘书长一人，和交通运输、交际、总务、财务、机要等科，以及电台、救亡室、警卫通讯班、炊事班、司机班等，各司其责。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这是我党在桂系统治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它的建立，是桂系联共抗日政策的具体体现。 　　1938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任行营主任。白崇禧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办事处的安全予以保护。自此以后，桂林八办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领导广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指导和联络华省党组织，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等，成为党在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同时，桂系也通过“八办”。加紧和我党的联系。 　　1938年12月初，周思来从武汉撤退，途经长沙、衡阳到达桂林，转飞重庆。在桂林期间，周恩来除了检查指示八办的工作外，还进行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同郭沫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和白谈了要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白崇禧对此表示欢迎并答应资助一部分复刊费。桂系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还邀请周恩来出席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作关于抗战形势的讲演。 　　1939年2月，周恩来从重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第二次来到桂林。2月16日，白崇禧邀请周恩来出席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并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的报告。4月底，周恩来从皖南回来，第三次到达桂林，白崇禧等仍与之多次接触。叶剑英也多次到过桂林。在1939年元月下旬，桂系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学生军第三团向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讲演。5日21日,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初时局之特点》的讲演。28月，黄旭初又邀请叶剑英向各界人士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报告。 　　李克农作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处长，是当时公开的常住桂林的中共负责人。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上层人物接触，进行统战工作。白崇禧、黄旭初等也通过李克农和“八办”争取中共的支持。1939年春，桂系当局为了培养地方基层干部，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由黄旭初兼任校长。黄旭初邀请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担任该校的教育长，主持校务。杨经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欣然应聘。杨东莼向白崇禧、黄旭初提出：学校人事安排，教学内容、计划、方法均由教育长对校长负责，并得到白、黄的同意。这样，扬东莼实际上掌握了干校的领导权。 　　同时，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还派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工作。二、与中共签订联拿抗日协定，客纳民主进步人士和广西建设研究的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人举对中国侵略以来，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时，桂系不仅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削除异己的政策，而且反对蒋介石的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要求抗日，抵御处侮，他们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自己不抗战也不准人家抗战。白崇禧在《抗日救国》一文中说：“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继之热河被陷”“‘一·二八’淞沪战役，滦东长城诸口战役，先后定下许多半公开半秘密的屈辱协定，如沪淞协定、壤沽协定等，这些协定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丧失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无二致。”并指出蒋介石对日外交步步退让、畏缩、屈服，得到的结果是“丧权辱国”，“这种畏缩的政策，长此演进下去非真到国亡种灭，必无止境。”“唱退让政策者是否甘心出卖国家民族的生命，我们不敢武断，不过由于他们一种歪曲的心理，错误的观念,以致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这都是我们深为痛惜而必须起来纠正的。”1936年4月17周，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谈话时，再次声明“焦土抗战”主张，严斥蒋介石忍让依赖、因循苟安的态度，再次表示桂系统战的决心。 　　1936年6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桂系对待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开始走上了反对内战，联共副蒋抗日的道路，某主要标志就是桂系联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消除异已的“两广事变”，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主张以及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他们这些行动，虽然不免还夹杂有争夺地盘权位的动机，但它同以往单纯地争权夺利而反蒋的军阀混战已不完全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自已党中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而转变到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立场院方面。这是具有进步性的。正当蒋介石分化瓦解、折拆散了两广反蒋联合，广东的陈济棠“遵命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扩大省防军，准备同蒋介石包围攻广西的军队“一决雌雄”，蒋桂新的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李宗仁在南宁热情接待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红军代表云广英，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蒋桂矛盾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表示希望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互相配合。于是蒋桂双方矛盾趋于缓和，终于达成政治谅解。西安事变前夕，李、白又派遣代表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书的草案，进一步协商合作抗日的向题。自此以后，桂系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不断往来，就联合抗白向题进行秘密会谈，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进行了会谈。经过多次商谈后，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抗战的纲领达成协议（即《川、桂、红协定》），内容共七条：（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二）召开国防会义，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话，释放政治犯；（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和指定代表名额分配于各党派；（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7日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张云逸就此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了实际效果。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1938年在桂系当局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1月在桂林建立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桂系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进步民主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桂林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从此，全国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名人有1000多人，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曾有”文化城”的美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仅桂系周中共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且使蒋桂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抗战一开始，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分别担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要职，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力图把广西统一于国民党中央，而桂系则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为保持和巩固广西这块地盘，在他们离开广西之前，不能不对广西作一番安排。李宗仁决定“搞一个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的人，名称叫做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从名义上看，似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从形式上看，只是替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这是自始至终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陈劭先先生的亲身经历和回忆，陈劭先先生的回忆，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性质作了实事求是的表述。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9日，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李宗仁即去了抗日前线，白崇禧，早已离开广西，黄旭初、忙于全省政务，这样，研究会的日常会务，由常务委员李任仁，陈邵先、黄同仇三人负责。李任仁当时是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黄同仇不久就到安徽做官去了，会务实际上由陈邵先一人主持。陈邵先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后，一向反蒋，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对中共抱友好合作态度，与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研究机构设政治、经济、文化三部，研究员人数没有限制，只要有适当的人选就多方罗致，由部主任提名，用会长名义聘任，先后聘有300余人。从这些成员的政治态度看,进步人士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数量虽不多，而能量和影响颇大，国民党中的顽固和反动分子，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分子。进步文化人千家驹、胡愈之还分别担任了经济研究部和文化研究部的副主任。研究会的组成，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但由于研究会的实际权力为李任仁、陈劭先所掌握，所以，该会的会刊《建权研究》为进步文化人提供了舆论阵地；《时论分析》使进步的言论得到更多的传播机会，起到了一些传播进步思想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上，该会针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动措施，有时以合法的方式，依*进步人士，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做也正符合桂系在政治上的需要。 　　谈起广西建设研究会，就不能不提及广西宪政协进会。这个协进会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成立的。1939年以来，全国要求民主的浪潮日益高涨，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伪装准备结束一党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借以欺骗全国人民，维持其独栽统治。这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的进步人士与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内的部分参议员，发起组织广西宪政协进会，协助蒋介石政府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广西宪政协进会于1940年5月28日正式成立,一致推举在广西政界有声望和影响的李任仁为会长。理事包罗各方面人士，其中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杨东莼等；有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陈邵先等，还有一些名流学者，也有一部分桂系当中的顽固分子。会上通过了《广西宪政协进会宣言》，《宣言》对《五五宪草》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先后在《建设研究》、《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上全文发表，并通过金仲华在香港《星岛日报》上披露，在海内外部引起震动。这个协进会的成立，在时间上与延安的宪政促进会密切配合，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因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没有多久时间，广西宪政协进会也就终于被迫停止活动了。 　　广西建设研究会内，由于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因此其内部存在着不少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桂进一步合流，桂系感到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存在已成为可有可无，只是因为李、白与李任仁、陈邵先有着多年的交情不便将研究会解散。直到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研究会从桂林撤出之后，这个组织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