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那一年春节
余燕鸣
小时侯，盼着过春节，春节在孩子的眼里是鞭爆，是新衣，是昂扬舞动的瑞狮；人上了一定年纪了，就越来越怕过春节了，春节在大人们的眼里是新长的白发，是新添的皱纹，是难留的一份份温馨。但不管怎样，关于春节，在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每一片记忆，都似璀璨的珍珠，在内心深处闪耀。可在我，最初春节的记忆却满含着伤感和辛酸的泪——
最初有关春节的记忆是在我6岁的时候，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童年过年的情形早已淡忘，只有１９７２年的春节例外。 这一年春节吃早饭的时候，大队的高音喇叭里突然播出了“紧急通知”。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紧急通知”是家常便饭，但在大年初一播出还是让人听了感到刺耳。原来是大队部抓到了一个外逃多年偷偷回来过节人员，要立即开个批斗大会。于是，人们纷纷放下饭碗，来到了村口晒场集中。我也和村里的孩子跑来，从人缝中挤进去看热闹。那时，全村几百户人家也不知道抓到了什么人，那人反动到什么程度，值得大年初一开批斗会。我更不清楚，反正觉得不对劲。 正当人们还在为批的是什么人而七嘴八舌地议论时，大队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民兵营长那洪亮的吼声，知道这是批判会开始了。于是，我又随着人群来到了大会场。老远就看见一个人低着头站在台前，那人有三十来岁，长得高高大大的，胳膊被反剪牢牢捆绑着，后面坐着的是一位常主持批判会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大队主要干部。我们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凑热闹，人家喊口号我们也喊，我还学一个调皮的孩子用点着的一个小鞭爆往那低头的汉子脚前扔。批判会大约进行了十几分钟，在一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口号声中，两个民兵把这个“反动分子”押出了会场，也不知道要往大队还是哪里送。我们孩子紧跟着，希望能看个究竟，心想最好能看见枪毙人，那时我最想得到一枚子弹壳好放鞭爆用。可事与愿违，正当我要赶上那押走的人时，妈妈冲上来一把抓住了我，抱我回来。我见妈妈满脸的泪，只是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了，脸色好怕人。
晚上，掌灯的时候，我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样子高高大大的，不管怎么看总像白天大队批斗的那个人，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叫爸爸，叫呀！叫爸爸！”那人笑着冲我喊，露出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伸手来要抱我。“孩子，那是你爸爸，叫爸爸呀！”，妈妈也欣喜的对我说，可我困惑不解，还有些惊慌失措，想也不想“坯——”的一口唾液吐到那人脸上。“什么有这样的仔，连老爸也不认！”那人一大巴掌打在我屁股上，我大哭起来。妈妈抱起我，责怪起那人来：“你打他干吗呀，他没生下来你就走了，见都没见过你，他知道你是什么人呀？”妈妈心疼的抱着我，那个要我叫他爸爸的人憨笑着。我看他样子一点也不像个反动的坏蛋，只是他脸上有几道新新的伤痕让我看了感到可怕。一直以来，我看见人家孩子都有爸爸，可我没有，不知道问了妈妈好多回，可每回妈妈都说爸爸出远门了还没回来。但是，我常常碰到村里人指指点点说我是没爸的孩子，我爸爸逃在外面早没了。可今天，我的爸爸不是回来了吗？那晚，妈妈从爸爸那里接过了一个包，包里装有好多东西：有给我的一辆玩具轿车；有给我的一袋我最喜欢吃山楂饼；还有给我的一套我一直以来做梦都想穿上的绿军装，衣领上还有鲜红的领章……那一年春节，我终于能够像村里的孩子一样穿新衣等着爸爸带我去走亲戚，当爸爸将我抱起放在他的肩头，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的那个时候，我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将小脸贴在他的脑后，感觉着爸爸的体温、体会着爸爸那独特的爱，那自豪的样儿就别提有多兴奋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反动分子”爸爸，由于出身成份不好，怕连累家人，“文革”一来就终年隐姓埋名在外躲避，杳无音讯。原以为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身亡的“九一三”事件之后，社会动乱平静下来没事了，爸爸才决定在１９７２年的春节回来和我们团聚的，没想到一踏进村口，就被大队民兵当作外逃“反动分子”抓起来批斗。好在外婆成份红，在解放时期救过一位县领导的命，外婆及时把我爸爸被抓来批斗的事反映到那位县领导那里，那县领导出面大队才放了爸爸回来。
多年以来，１９７２年春节的那件事总是深深的被我埋在心底。这些年，怀旧之风日盛，尤其对以前过年是如何热闹、如何激动人心更是津津乐道。是的，如今的过年比以来前是平淡了许多，甚至平淡得如同一个普普通通的双休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平时都像过年时，“过年”也不再会让人觉得新鲜、兴奋了。无论怎样地怀旧，我想大多数人怕是不愿再回到从前了。人们怀念的并不是“票证”、“供应”的时代，更不希望大年初一开批判会。人们真正怀念的是那逝去的童年和那些美好的时光，还有那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散发着浓郁的节日气息的一串串记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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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7 0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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