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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越南人书写的中越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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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书中的中越关系
来源:soochowboy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转帖者按::soochowboy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这是从越南1977年出版的《越南历史》中摘抄的。后面还有唐朝时期的历次起义。唐末和五代南汉时期越南的正式独立。宋朝对越南的侵略,蒙元对越南的侵略,明朝对越南的侵略,清朝对越南的侵略等篇章。
  因为是PDF格式,所以转成word格式错误较多,需要一一纠正。容在下依次转来。使大家从另一个侧面对中越关系以及越南人对我中华的愤恨、防范、惧怕心理有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


抵抗秦朝侵略军和赵陀侵略的抗战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陀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民间传说告诉我们正是安阳王曾经参加并且领导了越人的抗秦战争。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陀,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自称王。赵陀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陀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伦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国。赵陀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陀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一支庞大的秦朝侵略军被打败和后来赵陀多次进犯都被我国人民击退,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我国人民具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同时也说明我国人民已经掌握了抵抗外寇的本领。

在十年抗秦战争中,我国人民既有决心打击敌人,又善于打击敌人(撤到深山密林、进行夜战、打埋伏等)。传说和古史记载:安阳王派遣身材高大、才能超群的占村(河内慈廉)人李翁仲出使秦朝。秦始皇委任李翁仲做将军在临洮(甘肃省)地区击溃了匈奴。

赵陀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陀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陀报告。这次赵陀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我国人民为争围民族独立而不断进行斗争


赵陀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赵佗征服瓯雒国的意图是:把瓯雒国的领土并入南越;如果赵陀称王、称帝,那不是要把他管辖的区域(包括瓯雒在内)脱离中国的领土,而只是壮大其声势,以此作为地盘来与中国的其他封建集团争夺霸权。赵陀反对汉朝(吕后时期)禁止边界上的商人与南方进行铁器和牲畜的贸易,这不完全是为了南越人民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南越朝廷的利益。这个时期,南越的农业已经发达,铁制工具虽然不象北方那样普及,但已经开始有了。汉朝禁止向南越出卖铁器,主要是割断赵他的武器供应来源,粉碎赵陀的割据图谋。

瓯雒国被打败以后,我国人民并没有停止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期间所采用的斗争形式自然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国人民已懂得要选择适合当时具体条件的斗争形式。赵陀统治时期,就军事力量来说,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瓯雒国刚刚被打败,瓯雒国的军队和朝廷里的各个机构统统被解散。统治南越(其中包括瓯雒)的是一批秦朝的旧官吏和将校。在这个问题上,赵陀表现得非常狡诈;为了收买人心和给自己的统治打下社会基础,赵陀仍然继续保持西于地区(原蜀朝的本部领土)首领的王侯称号,而在其他地区仍维持雒将制度。另一方面,赵陀想方设法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其割据阴谋服务。侵略者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开始加紧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赵陀的使者通过雒将向我国人民搜刮贵重的贡品。他们也开始清查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以便抓丁、拉夫、盘剥征税。在维持雒将制度的同时,南越统治集团还暂时保留了瓯雒国的条例和风俗习惯。

赵陀的比较松弛的统治,他对北方封建统治集团汉朝来取的对抗行动和他的割据意图,对于一部分越族人——首先是瓯雒社会的上层人士——的斗争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陀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千六百四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正如汉朝的史书所承认的,在各个刚被征服的郡里,汉朝的官吏和军士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财产和生命。早就有独立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我国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汉朝连年派遣上万军队来进行镇压。

当时,有一位知道我们祖先起义详细情况的人曾说,荆楚(湖北、湖南)地区的军队“罢于瓯雒”。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5 18:20:5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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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夫人起义(40—43年)


 征侧、征贰是亲姊妹俩。她们是雄王的后裔麋冷县(原山西省和现在的永富省)雒将的女儿。征则是一位善操家务的勇敢机智的妇女。她丈夫诗索,是朱鸢县(现在的河西、南河省地区)雒将的儿子,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爱国者。

根据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很早就守寡。她抚养两个女儿,平时以爱国精神和尚武精神教育女儿,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她大力帮助女儿和女婿在原山西省一带组织了包括有很多首领(官郎、辅导)和地方民军参加的起义军。现在在三位县南阮村还有一座她的现老百姓称它为“夜墓。“夜”是古越字,其意是指值得尊敬的老大娘。

在人民的拥护下,两位雒将的家庭正在图谋大业的时候,诗索被太守苏定杀死。苏定的残暴行为并没有使征侧灰心,相反,却更加激发了她举行起义的决心,以便驱逐侵略者,恢复独立,“为国讨债,为家雪恨”。

征夫人把为国家报仇放在为丈夫雪恨之上。根据民间传说,为了不使起义军悲痛,在出征时,征夫人摘下丧巾。在三军宣誓坛前,征夫人宣布了起义的四个目的。十七世纪末期的民间史诗《天南语录》曾写道:

一要为国报仇,二要恢复雄王基业,三要为夫雪恨,四要完成这次事业。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经过在一些地方的初步调查,我们知道在北方的许多农村都把二征夫人的几十位将校当做城隍供奉着:如黎真夫人(海防),圣天夫人、则姑娘、怡姑娘、妙仙、永辉和柳甲(河北省),八难夫人(太平省),宝珠夫人、月泰和月度(海兴省),紫姑娘、陶圻夫妇、国娘、裸巴山、栋翁、那翁和阮三征(河内城郊),周尺、杜能济和黄导(河西省),张氏三兄弟(广宁省), 黎氏华母子五人(清化省)等等。特别是在河西省清威县清高乡尚清村流传着一个神话:盖翁召募了三百多义军,全都化妆成妇女,参加了二征夫人的起义军。在越北的岱依族和侬族人民以及在中国广西龙州的壮族人民都还保留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祖先参加二征夫人起义的遗迹和传说。

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在交趾的封建政权很快崩溃了。汉朝官吏惊慌万状,扔掉了财产、文件和印信,慌忙逃回国去。苏定丢掉了城池、印信,剃光了头,刮去了胡须,潜逃回南海(广东)。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在二征夫人起义的正义旗帜下就集聚了“六十五个县城”——即当时我国的全部领土。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征侧被推祟为皇帝(征王),定都麋冷(永富省安朗)。接连两年,人民不用缴税。

为了镇守各个险要地区.征王派圣天驻扎在合浦,防御北方;派都羊驻守九真,防御南边:委任黎真夫人担任“掌管内部兵权”的耍职,大本营设在交趾(根据民间传说)” 二征夫人起义的胜利,是公元初年我们民族的一篇灿烂的历史。

赵佗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的吞并和同化阴谋的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一场不屈不挠的战斗,而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江山和事业,并且懂得自尊自重。

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有的传说讲:马授的军队刚到合浦,就遭到圣天夫人的军队突然袭击。马援被迫撤退,率军北上进占苍梧(广西),后来偷偷地派军队越过鬼门关(支棱隘),南下到陆头地区,接着又北上到浪泊。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这是一首短暂的英雄赞歌!三年后,我们国家和人民又重新遭受北方封建统治者的奴役。但,不朽的英雄赞歌却世世代代永远回响。

它是点燃起战无不胜的越南人民爱国精神的火种,它把民族独立看成是高于一切。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保卫独立的决心。

它播下了越南英雄主义的优良种子,不管敌人怎样强大,它都不畏强暴,因为敌人是非正义的。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各个时期,越南的英雄主义得到了历代人民的进一步发扬,创造出了独特的路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

它象征着我们民族崛起的意志,为越南历史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它对未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起了开辟道路和确立方向的作用: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国人民决心争取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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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封建统治考加强对我国人民的统治和剥削


二征夫人起义失败之后,东汉重新统治我国。以马援和他的继承者刺史、太守为代表的东汉官吏,更加有步骤地大规模地推行奴役、剥削和同他的政策。

加强郡县制度。过去在县一级世袭的雒将制度被废除。北方封建王朝派遣官吏到交州直接管辖各个县(整个交州——自广南省到北部——共设有三郡五十六县)。

但是,外国统治者仍然不能直接插手到县以下的地区,仍然控制不了下边的基层,即不能直接控制广大的各阶层人民。

马援和他的继承者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他们增设州、郡,划分大县,合并小县,并委派县令和县长。在每一个县,他们派人修筑城郭驻扎军队,保护一小撮外国官吏,加强镇压我国人民。

马援向汉朝皇帝上奏说:越律和汉律有十余条不相同,请求在越族区域推行汉律。取消世袭的雒将制度,废除越族人民固有的法律,这一切阴谋表明外国封建统治者要把我国完全变成其直接管辖的州、郡、县。但是,人民的反侵略运动和建立在越族人民的公社基础上的强有力的社会传统限制了敌人的统治范围,迫使敌人最后仍然采用松弛的“羁縻”政策。我国的很多地区还处在北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之外。

根据吴朝(三世纪)初年交趾太守薛综的供述,在汉朝统治时期,在我国许多地区“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县官羁縻,示今威服”,此外,就“大部分松弛”。东汉允许刺史、太守征集士人为官员,他们还有权任用自己的亲戚为官。按照这种方式吸收到统治阶层里来的人非常复杂。东汉末期,交州刺史朱符就是委任大部分同乡(浙江省会稽)为长吏,这些家伙大肆搜括我国人民。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东汉王朝崩溃,出现了“三国”(魏、蜀、吴)(公元220年一280年)鼎立的局面。在交州的实权实际上集中在士燮兄弟手中。士燮过着和帝王一样的生活,他的政权和一个独立的王朝朝廷没有什么两样。士燮死后,我国又隶属于吴国。吴朝把旧交州划分为两部分:南海、郁林、苍梧等郡(广东、广西)改成广州;交趾、九真、日南各郡(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改为交州。北方各个封建集团不断争权夺利,给越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公元280年,晋灭吴,暂时统一了中国。在交州的以陶磺为首的汉族官吏投降了晋朝。但为时不久,晋朝就垮台了。华北地区落入以拓跋族为首的各个少数民族手中。汉族的封建政权南迁到华南地区,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交州松懈地附属于南朝各个封建势力(宋、齐、梁、陈,公元420年一589年)。在交州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割据的政权。当地的官吏为了自立自主,依靠军事力量进行互相残杀。强者夺取了政权,就代表朝廷。

总的看来,从汉朝末年到唐朝初年几百年的时间里,北方封建王朝只能够把我国看成是“外域”(异域),只能在各州、郡、县采用松弛的“羁縻”政策。但是,在那些封建统治者驻扎军队、直接管辖的地区,他们除了采用残酷的统治政策外,还继续大力推行剥削和同化政策。

我国江山富饶而壮丽。汉朝的杨雄在“箴文”中写道:交州“多产宝物,山珍海味,无与伦比!”与当时的江南地区相比,交州是属于“地广、人众”,“土地肥沃”的头等地区。北方封建统治者把交州看成是一方“重镇”。汉朝、吴朝……的封建贵族对这一热带地区的奇珍异物垂涎欲滴。这种情况再加上“羁縻”的统治政策,使得历代的外国封建统治者一直维持着纳贡的剥削方式,并把它看成是重要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贡品的数量是根据外国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情况、剥削能力和需要而定的。这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剥削方式,它把我们的祖先赶到山林和海里,去过着充满危险的生活:捕象、猎犀牛、捉珍贵鸟类、伐沉香木做香料、下海捞珍珠、捕玳瑁、采珊瑚等。

热带的名贵水果(香蕉、椰子、荔枝、龙眼。柑子、桔子等)也都是纳贡的物品。
手工业特产(葛布、金银制造的美术工艺品,金漆螺钿……)也成为进贡用的对象。
灵巧的手工工匠也被抓起来送交给北方封建王朝。

于剥削贡品的同时,还进行租税剥削。盐和铁是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两种产品,却被封建统治者垄断了生产和买卖。地要纳租,人要缴税(称作“赋”),户要缴纳手工业(特别是布)税(称作“调”)。老百姓每年还要服成月的劳役,为封建统治者挖河道、修道路和筑城郭等。

二世纪末,交州刺史贾琮问为何老百姓常常“叛乱”,老百姓答道:“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为了缓和矛盾,贾琮不得不暂时“蠲复徭役”。

东汉文书承认:“交趾……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交州刺史周乘上奏汉朝皇帝:“交州绝域,习俗贪浊,疆宗聚奸,长吏肆虐,侵渔万民。”
吴朝官吏“都以兵威来欺压”越人。“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

南朝时期,捐税沉重,各种税收达上百种!

北方封建统治者在政治方面采取残酷、暴虐的压迫手段,在经济方面实行残暴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这还不够,他们还在文化和思想方面推行奴役我国人民的同化政策。

封建剥削者欺悔别人,首先是强迫人家向他低头。北方历代封建王朝征服我国,主要是增强自己的声势,强迫我国人民服从“天子”的权威。我国人民很早就有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文化,现在却遭到象对其他“蛮夷”(“交州夷”)民族一样的对待。我国人民遭到残杀。义军和义军首领被流放到北方。封建统治者移民到越南地区来,改变越族的风俗,汉字和北方的文化也跟着输入我国,输入的目的在于奴役和同化。所以,从内容上来说,北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儒教,是首先输入的一种货物。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公元前六——五世纪)创立的。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许多派,其中以孟子、荀子最具有代表性。由于封建阶级的“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北方封建阶级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也从那时开始,由于北方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扩张政策,所以儒家学说影响到远东各国。

根据儒教,每个人都要臣服“天子”,每一个民族都要归服“天朝”。封建的道德和礼教都是根据儒教的精神建立起来的。“父子”、“夫妇”关系以及“师生”、“兄弟”和“朋友”关系的道德规范都是由“君臣”这个最高的纲派生出来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变成了基本内容和教育方针,同时也变成了封建时代的法律。

自东汉以后,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汉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来越多。儒教比过去更得到普遍传播。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开办的学校里普遍讲授。在各个学校里学习的是汉族官吏、地主的子弟和一部分越族上层人士——外族侵略者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的子弟。

在这个时期,儒家学说在越南区域还不算是盛行的时期。越族人入学学习的和中举的为数还不算多。外国统治者只不过是为其统治机构培养一些低级官吏,充当走狗而已。


社会经济机构和人民生活的改变


当人民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国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和自二世纪末叶到六世纪的连绵不断的封建战争,严重地影响了越南社会的生产,生产力只可能缓慢地发展。

北方封建统治者在扩大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时,无形中创造了一些客观条件,使越南人民掌握和运用这些条件来“自力自强”,并且进一步地巩固自己的独立精神。

社会发展的动力终归仍然是人民。我国人民为了发展生产,曾不断地进行斗争。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在完善劳动工具以及积累劳动习惯和劳动知识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在外国封建阶级直接统治的条件下,生产力仍然得到提高。这说明我国人民的自强精神以及抵制同化和保持个性的力量都是非常强的。在这样一个公社制度的传统还有很大影响的时期,造成这一强大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人民在生活中的团结一致。外国封建统治者虽然很残忍、很苛刻,但他们的统治不可能深入到县以下的基层。

我国人民在与中国、印度和南海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新的技术,并且学会了很多新的行业。我国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变化。

(以下略)

越南地主阶级是在外国统治的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在政治方面遭到外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挤,在政权里得不到高官厚爵。他们从越南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还要以贡品的形式缴纳给外国官吏。因此,他们与外国官吏和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之间有矛盾。由于受到人民反对外族同化政策的斗争运动的强烈影响,很多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他们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人民起来推翻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争取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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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


在保存和发扬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民族文化的坚韧而激烈的斗争中,显示了我国人民自立自强的意志。与此同时,我国人民仍然不断地吸取、消化外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南方各国的影响,并且使其变为民族的文化。

首先,为了保卫民族生存,我国人民不断展开了反对外族封建统治者的同化阴谋的斗争。在所谓“北属”的时期,越族人并没有被汉化。经过很多世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越、汉在文化、社会、人种等方面实行融合的斗争过程。当敌人的军队大举南下侵占我国领土、残酷镇压我国人民的时候,大部分越南人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相反,他们却紧紧地依靠自己的土地、村庄,依靠我们民族赖以生育繁殖的地盘,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保卫民族生存和抵制同化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保存了民族的语言。

越语是在东南亚地区很早就己确立的一种语言,这说明这里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当遭到外国封建统治者征服和严密控制的时候,汉语和汉字也输入我国。但它们并不能消灭越语,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只有少数上层分子才学习它们。各个村社的劳动人民,仍然是按照自己酌生活方式来生活。因此,他们保持着祖先的语言——一种表达越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语言。当然,在外国的长期统治下,人们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起了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越语也必须相应地发展。

越语经过很多世纪的发展,吸取了汉语中大量的要素,跟它原来的状态相差越来越大。越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人们甚至可以在基本词汇和虚词中看到汉语借词。但是,我国人民以独特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接受了汉语的影响,在用法和读法方面使这些外来词语“越化”了,造成了一种“汉越”词语。汉越词是在我国人民想方设法来摆脱北方封建统治者的枷锁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


关于风化和礼教

自雄王时期,越族人就有了自己的风化,虽然这种风化还很简易、质朴。外国统治者,特别是锡光、任延(公元一世纪)、士燮(公元二世纪)、陶璜(公元三世纪)、杜慧度(公元四一五世纪)等人先后制订了繁杂的礼教。这也是把封建道德、礼教传入我国的一种手段。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越南的风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人民在保存和发扬越南风化的民族传统和大众传统的同时,具有适应各种情况的无限能力。如果说,封建礼教一方面或多或少加强了家庭中的压制权,巩固了封建父权制度;那么另一方面,它却阻挡不了越南公社社会的积极传统——孝敬自己的父母和祖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最值得感恩戴德、最受崇敬的则是那些在建立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事业中建立功勋的英雄。不管外国封建统治者怎样干涉和禁止,人民仍然给雄王、伞园、二征夫人、苏历等人修建庙宇。人民修筑赵夫人庙,并称赵夫人为“女皇帝”(女王)。特别是对于妇女,封建礼教总是用“三从”、“四德”来束缚她们,但仍然没有能够阻止二征夫人和赵夫人的“贼寇闯进家,妇女也要打”的英勇传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仍然得到提高。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在东亚一带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文学艺术也渐渐输入我国。由于它是通过奴役的道路输入的,其目的是在进行奴役,因此我们在吸收它的程度上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是,尽管这样,它在越南文化的发展上也留下了烙印。文郎、雒越时期,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独特的较高水平的文化生活,但还没有成文的正式文学;我们的民间文艺非常丰富,并互在继续发展,但它主要是来自人民。由于我国人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和处于艰难的条件下,所以艺术创作只能是比较简朴的。因此,中国文学艺术的输入对于越南的文学艺术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关于宗教

自汉代开始,孔教、道教和佛教逐渐加紧输入我国。但是,也象其他东西一样,以上所说的各种宗教,并不是一输入我国就能马上按照侵略者的意图使人们信仰它。比如,儒教从汉代起就大力传人我国,可是它的基本教义并没有在我国生根发芽,特别是没有能够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和民族独立的精神。各种宗教和各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我国,它们相互融合,这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在我国造成宗教狂。因为它是分裂民族的非常有害的祸根。对各种宗教能够兼收并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我国人民的多次起义。赵夫人起义


外国封建侵略者的郡县政策、同化政策以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一定会大大地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民族文化的许多特点被埋没。国家穷困,人民处于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的境地。这时,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悬殊。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弱。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连续不断的起义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意志。

  二征夫人起义之后,起义的中心转入日南郡。经过占婆族和其他各个兄弟民族连续多次的起义(公元137—144年、公元157年),到二世纪末叶,建立了独立的占婆国。

在北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暂时的平静之后,从公元二世纪初叶开始,人民起义运动又渐渐恢复,并且比过去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汉朝官吏在九真的城池被捣毁(144年),在朱达起义(157年)中,许多县令和太守被杀死。178年,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四个郡的几万人起来响应梁龙起义,攻占了各个郡公当了国家的主人达四年之久(178—181年)。在人民起义的影响下,统治政权的越族士兵也多次发动兵变(116,137年,184年……)。可见,二世纪的人民起义运动带有连续性和普遍性。起义运动由零星分散逐渐成长壮大,最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朱达、梁龙……), 并互团结了各郡人民。这证明了通过反抗外国封建压迫的各次起义运动,越族人民群众和生活在达块土地上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日益得到了巩固。

到公元三世纪时,我国领土上爆发了由赵夫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248年)。赵夫人起义是二世纪至三世纪人民起义的顶峰。这次起义是在力量雄厚的外国统治者已经巩固其统治并且正在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的时期爆发的。

赵夫人的名字叫赵氏贞,其兄叫赵国达,是九真郡军安县(清化省赵山县纳山一带)有势力的首领。赵夫人是一位身体健壮、胸怀壮志和富有谋略的人。十九岁时,这位英勇、坚强的姑娘就和她哥哥在纳山顶上招募义军,磨剑、练武,准备起义。各地人民热烈响应赵夫人的救国号召。

有人劝她应该出嫁,不应该“作乱”,她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要乘劲风,踏恶浪,斩杀东海的鲸鱼,驱逐吴军,光复河山,砸烂奴隶枷锁,决不卑躬屈膝地做人家的妻妾!”起夫人的话反映了我们越南人传统的精神——一定要独立,一定要自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公元248年,赵夫人领导人民起义,进攻东吴官吏所驻扎的各个郡县。赵氏贞指挥战斗非常勇敢。她身穿盔甲,头插金簪,脚穿象牙鞋,骑在象头上,冲锋陷阵,吴军惊慌失措。

起义军多次打败了吴军,杀死了交州刺史。交趾、九真二郡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赵夫人起义。吴朝史记载:公元248年,“交部骚动”。东吴惊慌失措,特派名将陆胤做交州刺史,并率领八千名军队,到我国来镇压起义。陆胤一面残酷镇压人民,一面采取狡猾的手段,用金钱和东西收买了几个地方首领。最后,义军遭到敌军包围,赵氏贞在松山(清化省厚禄县富田一带,现在这里还有赵夫人的墓和庙。)上壮烈牺牲。

赵夫人逝世后,东吴加强了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它动摇不了我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公元262年,东吴派邓询到我国来,并和以残暴著称的交趾太守孙话一起抓了上千名技术熟练的工匠到建业(南京)去修筑京都。他们还把我国青年捆绑到东吴去当兵,又强迫我国人民缴纳三千只孔雀和许多肥猪。我国人民再次起义,杀死了孙话和邓询。

就这样,在赵夫人起义之后,在晋、宋、齐等朝统治时期,人民的抵抗运动时起时伏,不屈不挠,蔓延各地。一个个地区的统治政权在一段时间里被推翻,如271年在扶严地区(太原,永富地区)和299年在九真地区(清化省)。也有时趁刺史回国或死亡,领导起义的首领(大部分是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成员)自动接替刺史的职位,在北方朝廷面前造成既成事实,如梁硕(319—323年), 李长仁、李叔献(468—485年)等。特别是李长仁,趁交州刺史死了以后,他领导人民杀光了统治政权的官吏和军队,自称刺史。宋朝委派刺史来,妄图重新占领我国,都遭到李长仁的剧烈反抗。

东晋末期,在中国浙江爆发了由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遭到镇压后,411年初,卢循领导起义军转移到交州。六千多我国人民与中国农民起义军结成联盟攻打龙编。412年,由吕敬道指挥的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余党逃到交州。破产流亡的越族贫民与吕敬道所领导的义军相联合,举行起义,攻打九真郡府,杀死了该郡的太守。这是我国起义的人民与中国南方的劳动农民最初结成的联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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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贲起义,建立独立的万春国


没有那一个世纪没有人民起义,而北方封建统治者也从来没有一天安宁过。到公元六世纪中叶,人民起义运动达到了高潮,爆发了李贲起义,万春国得以诞生。

公元502年,肖衍篡夺了齐朝的王位,自立梁朝。梁朝把交州分成几个小州:在沿海一带建立了黄州(广宁省),在过去的九真地区(清化)建立了爱州,在过去的九德(河静省德寿)建立了德州,并又增设了两个新州。由于州多官多,过去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机器已经够庞大而现在则更加庞大。各种苛捐杂税有上百种,如不到一尺高的桑树要纳税,卖妻鬻女也要纳税,弄得民不聊生。各地人民都在准备起义。六世纪,阮宗孝首先举起义旗(516年),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正是他揭开了六世纪人民起义高潮的序幕。

梁朝也和过去的北方其他各个封建王朝一样,非常重视“土族”制度。只有那些出身于大封建宗室的人(“名门望族”),才能做到大官。梁朝委派其宗室武林候肖谘到交州做刺史。他是一个非常贪婪、残暴的家伙。他不但轻视劳动人民,连越族的上层人物也遭到冷遇。我国人并韶,学习很好,能写文章,曾险山涉水到梁朝京都请求担任官吏。梁朝吏部尚书说:并姓非望族,让并韶去看守城门。并韶非常不满,弃职回乡,后来参加了李贲起义。


李贲起义


李贲,龙兴(太平省)人,出身豪民文武双全。他曾短时期在德州(河静省)担任梁朝的监兵(管理军务)。他爱国爱民,对梁朝封建统治者非常不满,便弃职回乡。从此,他集中精力着手准备反抗梁朝统治者的起义。在很长时间里,他与各州的豪杰相联系,招纳贤才,聚合义军,共商大计,准备起义。

公元542年春,由李贲领导的全民大起义爆发了。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在各地人民的奋起和进攻之下,梁朝封建统治者被一扫而光。

当人民刚刚起义时,罪魁肖谘就惊慌失措,弃职逃回中国。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州府龙编(河北)。梁朝的官吏们惊魂未定就急急忙忙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公元542年4月,义军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控制了从交州到德州的全部领土(包括整个北部和今部的横山以北地区。)

公元543年初,梁朝朝廷组织力量,进行第二次反扑。梁朝将领们在强大的义军面前,十分胆怯,踌躇不前,不敢发起进攻。义军则积极主动打击敌人。李贲在合浦半岛(当时属交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梁朝军队被歼灭者达十之七、八。敌人的指挥官,有的当场被杀死,侥幸逃生的也被梁朝朝廷判罪。

公元543年5月,占婆王率领军队进犯德州。义军将领范修打退了敌人的进犯。这样,北方和南方的边界都暂时得到安宁。李贲起义获得完全胜利。它继承和发扬了二征夫人在北方封建统治时期第一次高举起的义旗——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建立万春国


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之后,第二年(公元544年)正月,李贲宣布建国,取国号为“万春”。李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自称“南帝”(南国的皇帝)。他修建万寿殿,组织了一个有文武两班官吏的独立朝廷。范修是一位刚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有才能的将领,委任他为武班的首领。并韶是一位优秀的儒生,委任他为文班的首领。南帝废除了梁朝的年号,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新年号——“大德”。李南帝还建立了一座新的庙宇,取名为“开国寺”。为了纪念前辈女英雄的功德,李南帝册封赵夫人为神。

建立起以“万春”命名的独立国家这件事,说明我国人民坚信自己有力量掘色并且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国人民虽然遭到外因封建统治者的沉重压迫和同化将近有五个世纪之久,但热爱越南国家的情感并没有减弱。相反,他们的爱国热情却比过去更加深厚,民族意识更加强烈。李贲的称帝和建立了自己的年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对“天下霸主”北方皇帝的公然否定——划定了山河和疆域,同时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越南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这块江山的主人,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卫国战争


公元545年年初,梁朝派杨瞟和陈霸先率领军队侵略年轻的万春国。李南帝统帅三万军队在朱载(海兴)抵抗敌军。失败后,南帝指挥军队撤到苏历河口(河内),建筑城垒,抵抗梁军。陈霸先率军进犯苏历城。大将范修阵亡。李南帝被迫退守嘉宁城(越池)。敌人包围了嘉宁城。敌我双方相持数月,公元546年2月底城池沦陷。李南帝逃到屈獠(永富)一带。得到山区人民的拥护,李南帝又集合了更多的义军。公元546年10月,李南帝挥师到典澈湖一带(永安省的沼泽地带),制造了很多船只,整个湖面都停满了船只。梁军很害怕,发生了动摇。但是,一天晚上,趁河水猛涨泄入湖中的时候,陈霸先督军进犯。李南帝来不及防守,义军被击溃。

李南帝抗战失败后,隐避到山区,把兵权交给了赵光复。后来因病去世(548年4月)。

李南帝的亲哥哥李天宝跑到九真(清化)和李绍龙一起带领两万义军攻打德州(河静),随后又北上包围爱州(清化),但都被陈霸先的军队打败。李天宝被迫撤到爱州的上游地区(清化与老挝交界地区。)

赵光复率领一支军队撤到夜泽(海兴省快州)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抵抗敌军。

夜泽(快州曼召滩)是一个辽阔的沼泽地带,草木丛生,中间有一个突起的土丘可以住人。进入土丘的道路非常严密,只有用独木船从茂密的草丛中掠过才能到达。

赵光复在这个土丘上驻扎军队,白天不举烟火,偃旗息鼓,好象无人居住。到了夜晚,义军驾着小船出来偷袭梁军兵营。由于懂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又采取了分散打和小打的战术,义军的力量又逐渐恢复,使敌人遭到一定的损失。义军从敌人手中夺得粮食,坚持了长期战斗。

听到李南帝逝世的消息后,赵光复自称赵越王(民间称他为“夜泽王”)。到公元550年,梁朝内部大乱,陈霸先撤军回国,不久就篡夺了梁朝的王位,自立陈朝。陈霸先只把手下的一名俾将杨孱留在我国。赵越王趁此机会,领导义军由相持形势转入反攻,杀死了杨孱,重新收复龙编。我国人民再一次驱逐了侵略者,赢得了独立。


六世纪末叶的万春国 隋朝侵略


抗梁战争胜利以后,赵越王和我国人民继续进行建国事业。

虽然我国领土上没有敌人的踪迹,但民族的独立还没有巩固。经过五、六百年外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我国各地出现了封建割据势力。独立的意识虽然很强,但巩固民族独立——民族内部的团结——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各地方封建势力还有相互争夺、相互妒忌的倾向。

以前,李天宝跑到野熊洞(越老边界),占领了那一带,自称桃郎王。公元555年,天宝逝世,其手下同姓的将领李佛子代替了他的职位。公元557年,李佛子发兵攻打赵越王。之后,双方以君臣洲(河内慈廉县上葛、下葛一带)为界,把国家一分为二。571年,李佛子袭击赵越王,占领了全国。李佛子这种宗派吞并行径,使国势更加衰弱。

公元589年,隋朝灭亡了陈朝,统一了中国。隋朝阴谋在我国重新建立外国封建统治政权。李佛子在名义上臣服隋朝,但实质上仍然保持了统治我国的权力。

公元602年,隋朝今李佛子进京朝拜皇帝。朝拜就意味着投降、亡国。李佛子违抗隋朝的旨令,派遣侄儿李大权率领军队守龙编城(北宁),派将领李普鼎率领军队守乌鸢城(河内慈廉县),李佛子自己统率军队保卫“越王古城”(即河内东英县的古螺城)。

公元603年年初,隋朝派刘方带领军队取道西北侵入我国。李佛子率领军队在都隆岭(即聚隆地区,过去属于宣光,现在属于中国的广西省)狙击敌军,我军失败。敌军围困古螺城,迫使李佛子投降,押回隋朝京都。李佛子的许多将领继续和人民一起抵抗隋军,但不久也遭受残杀。我国又陷入隋朝的统治。北方封建统治者更加大力推行同化政策。但我国人民为了争取完全独立,仍然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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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束外国封建统治制度和争取完全独立的人民斗争运动

(公元七世纪一十世纪初叶) 在隋、唐的统治下


后李南帝(李佛子)失败以后,我国沦于隋朝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之下。隋朝废除州的行政单位,重新建立郡。交趾(北部)、九真(清化)、日南(义安、河静)三郡列入户籍的户数有五万六干一百零六户。隋朝还在新占领的占婆国的领土上(自广平到承天省)建立了三个郡,共有四千一百三十五户。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河北)迁到宋平(河内)。从此以后,现在的河内地区变成了整个北部的中心。

名义上,各郡直接附属中央封建政权。但实际上,正如隋朝皇帝所承认的:过去交州的各个郡只是“松弛的羁縻地区”。隋朝末年大乱时期,我国与北方封建王朝又完全隔绝。官吏、地主趁机在江南进行割据。太守则在我国领土上割据。隋朝皇帝死去时,连交趾太守邱和都不知道。邱和残酷剥削我国人民和外国商船,“富湾王者”。

公元618年,在华北地主的拥护下,李渊父子结束了割据局面,建立唐朝。邱和投降唐朝,受封为交州大总管。九真太守黎玉(其妻是越南人)同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兵修筑城垒抵抗唐朝,后被唐朝打败。太守李皎割据日南,直到公元622年才投降唐朝。从此,唐朝在我国领土上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其统治手段更加狡猾毒辣。

中国唐朝时期,由于对内残酷剥削人民和对外压迫周围各个弱小民族,所以是一个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很兴盛的帝制时期。

唐太宗傲慢地宣称“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在西边,唐朝的势力有时达到帕米尔。唐朝的军队曾进入西藏。建立了安西都护府来控制中亚地区;安北都护府防御北方的突厥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安东都护府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也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

唐朝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与南方和西方各国的贸易。

京都长安有许多外国人、商人和传教士:来自西方的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与在长安的西藏人、日本人、朝鲜人相遇……广州是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的中,以在那里有许多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甚至还有犹太人。在海南岛上有波斯的商店。唐朝的《酉阳杂俎》一书曾经记载非洲索马里沿海一带的情景。

我国的山上和海里有许多奇珍异宝,又有很优越的地理位置;南方和西方各国的商船、使者和传教士常常经过越南转往中国。因此,对于唐朝说来,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

唐朝废除了各个郡,恢复了南朝时期的各个小州。公元622年,唐朝设立了交州都护府,到679年改成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是从这儿来的,都护府是唐朝管辖周围各个附属国(即“域外”地区)的机关。李贲起义以后,外国封建统治者在形式上不能再继续维持汉朝时期那样的残暴、露骨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了。设立都护府,说明管辖方法比过去“灵活”些,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以及要把我国变成其“内地”的阴谋的破产。另一方面,这又是统治者妄图磨灭和挫败我们民族争取完全独立的意志的新手段。

唐朝把我国分成十二个州五十九个县。县以下是乡和社。小乡有七十至一百五十户,大乡有一百六十至五百四十户。小社有十至三十户,大社有四十至六十户。

对于山区,唐朝设立“羁縻州”(松弛的羁縻),由山区的酋长管辖。安南都护府管四十一个羁縻州,主要是现在的越北地区(岱依族、侬族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又设立峰州都护府(山西、兴化一带)兼管红河上游各羁縻州[属于傣——岱依话系和藏缅话系的各个民族地区)和疆州部护府(义安、河静一带)兼管与老挝交界的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当时那一带是属于陆真腊的地区)。

安南部护府以“都护”或“经略使”为首开始时直属中央封建政权,但自757乍以后,则直属岭南(两广)节度使。到九世纪下半叶,唐朝在我国地区单独设立了节度使。节度使是唐朝皇帝派往边疆地区代表其权威的官员,权力非常大,后来常常发展成为割据政权。

在唐朝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护们大力建城筑垒,加强首府宋平(河内)和骆州(义安、河静)、
爱州(清化)等地的防守力量,以防御邻近各个民族的进攻和镇压我国人民的起义运动。

这样,与过去时期相比,唐朝对我国的控制更加严密。另一方面,它也非常狡猾,用“羁縻”和放松的手段,收买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来对付人民运动,压服我国民族。很多地方豪长受任为各州的“刺史”如杜存诚(爱州刺史)、杨洁(驩州刺史)等等。有人做“副都护”(杜英策)。其他许多首领担任“长吏”的职务,指挥军队。

但我国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人民。人民起义日益蓬勃发展。“安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安宁过。越南封建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有势力、有威信、爱国的豪长,他们日益自觉地与全体人民一道起来争取民族主权。这是在唐朝统治时期民族解放斗争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重要的政治因素。


关于经济方面


  唐朝主张加紧开发属国的经济、加强对各个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开展对外贸易。安南都护府被看成是一个重镇。

  唐朝仍然推行过去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剥削手段——纳贡制度。

  属于“安南”的各个州县,每年要向唐朝朝廷贡纳许多贵重的林、土产品(象牙、犀角、玳瑁、翠鸟羽毛、蟒胆、鱼皮、沉香、金银等)和很多地方手工业产品(绸、纱、藤制品、白蜡等)。每一州的贡品约等于五十匹绸的价钱。

  唐朝初年,安南部护府每年向朝廷贡统“蕉布十端、槟郎二千颗、鱼皮二十张、蚺蛇胆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日南郡每年贡纳“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箔黄屑四石。”

  除了纳贡制度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税。税目繁多,连唐朝史书也承认安南的官吏收税非常重。仅盐税和铁税,每年在岭南就收四十万贯钱。此外,还有珠宝税(采珍珠朗每一户每年要缴一百斛米的税)、麻税、棉花税等。但这还只是名之为“外份”的税。剥削的主要形式是租、庸、调(之后,一律改成税,每年收两次,称为“两税法”)。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籍税。在南方,唐朝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各户分成三类来收论上户纳一石二斗,次户纳八斗,下户纳六斗。少数民族(俚僚)各户只纳一半的税(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经常强迫少数民族各户按照一般的定额纳税)。

  唐朝是一个生活上极端奢侈的朝代。在长安的仓库里堆满了谷子。唐朝想要掠夺南方的贵重物品和金钱。它规定:扬州的租和调用钱缴纳,江南的租和调用布缴纳,安南的租和调用丝缴纳。

  除了长安朝廷的剥削以外,还有派来的封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唐朝史书也承认,在安南的大部份官吏都“贪冗”。安南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要想被委任到那里去做官,必须向宦官行贿。官吏们都是“由钱、谷而升官”的。因此,为了弥补行贿买官用去的钱和为自己积累财产,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人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

  唐朝封建统治者对当地的上层人物采取了松弛的羁縻政策,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土地(称“职份田”),把他们变成统治政权的支柱。农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遭到更加沉重的剥削。许多越族豪长是世袭的封建领主,管辖的地区相当大,拥有几百户到几千户农民。杜存诚父子“自祖父”时起就管辖四个乡,“丁口和税收相当于一个郡”(《唐书》)。李由独是林西原(兴化)(《蛮书》)的“洞主大首领”。他们都是贮存谷物上万仓、有大量土地的“巨族”、“富家”和“有家产”者,这使得他们能够缩减“家宅”来修建大庙(《禅苑集英语录》)。他们家里经常有数千“食客”,“养子”(即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

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即有巨大的经济势力),而且还是有自己私人军队的领主,其军事力量也很雄厚。唐朝史书称其军队为“土军”,“家兵”。这些土兵都是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中招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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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方面


  由于唐朝封建统治者推行残忍的掠夺政策,由于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迅速贫穷化的现象。自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水灾、旱灾连续发生,再加上战争连绵,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史书记载:安南地区连续多年遭受天灾、饥谨,不能每年缴纳贡品。强迫百姓做奴婢和买卖奴婢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封建阶级包括本地的豪长和北方来的一部分在我国“创家立业”的士大夫、地主和官吏。

  农民包括许多阶层。根据《新唐书》的统计唐朝在安南地区管辖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各乡、社的农民。他们耕种公田,直接隶属于唐朝封建政权。依据他们财产的多少,分成三级向统治政权纳税。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政权直接管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

  我国人民虽然遭到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和辛勤劳动,他们忍受艰难困苦,越过一切障碍,又善于利用唐朝封建统治制度无形中创造出来的积极因素(生产技术、物质条件、文化成就等等)。因此,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过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连绵不断的战争,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唐朝初期,我国农业有些恢复和发展。种植双季稻、薯类和其他各种杂粮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为了织布,农民种了许多纤维植物麻、芋麻、棉花。种桑养蚕业特别发达,自峰州(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园艺和果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养猪、狗、鸡,鸭、鸽子等以外,还有很多家庭养孔雀,取其羽毛做扇子。—一种优良的“蜀马”(产于四川、云南)输入到我国。
炼铁业日益发展。这可以从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对炼铁业征收大量的税款得到证实。

  在安沛,我们发现了一座属于唐朝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铁斧、铁砧和大量铁制的箭头。在另外的一些墓里,也普遍地发现了铁钉、铁刀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工具和武器完全是用铁制造的。铜也得到广泛的使甩主要是用来制造家庭用具(铜盘、铜盆等)和铸钱。

  在河北、河内郊区和演化等地发掘的唐代古墓中,也普遍地发现了瓷器和半瓷器。在河北和清化等地还发现了属于唐代时期的许多烧制陶器、瓷器和砖瓦的窑。

  在发展农业、养蚕业的同时,纺织业在我国农村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古传的麻布、柠麻布、芭蕉纤维布和棉布等纺织品外,唐朝史书还称赞我国的绸、经、纱、锦缎等等。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都得到改进,各种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被看成是“上等”货,作为贡品向唐朝朝廷纳贡。藤制品和金银制品仍然是有名的商品。在采矿业方面,特别是金、银、铁、铜的开采也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

  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被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强迫征招去建筑衙门、庙宇(用砖瓦),制造兵器和战船等。公元808年,张舟派工匠制造了四百多艘“艨獞”船,每艘船上有三十二把桨和二十五名士兵。这是官营的手工业。至于民间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没有脱离农业。

交通运输和商业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公元七、八世纪,在我国领土上已经形成一个水、陆交通网。各县治与州治之间以及各个州与宋平(河内)之间都有道路相通。

  自宋平有公路通峰州,然后沿着红河流域经过岱依、倮倮、哈尼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到达晋宁(云南),从那里有通往蜀地(四川)、膘国(缅甸)、天竺(印度)和西域(中亚各国)的道路。这是我国古代通往中国西南、中亚和印度的道路。

  自驩州(义安、河静)有越过横山到占婆(中部中区)的道路,还有越过务温隘(河静省香山)到陆真腊和到万象(唐朝史书称其为文单国,亦即后来的万象国)去的道路。

  在海上,各种商船熙来攘往。我国和广州(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之间经常有商船来往。

  考古学家在我国发现了唐朝各代的大量铜钱,如开元通宝(713—741年)、乾元重宝(758—760年)……。到唐朝末年,除了由朝廷铸的铜钱外.各个地方也自动地铸铜钱。我们在太原市附近的象山地区发现了铸开元铜钱的石模。

  平原和山区之间的经济交流经常进行。驩州山区每隔—1—天有一次定期的市集。在北部边界地区有许多贸易中心。“蜀马”通过红河流域的道路卖到我国。很多中亚地区的商人(古史称为“胡商”)到我国来做买卖,其中有从亚述两河流域来的康居商人。真腊人也越过长山到我国来买马和买武器。

  昆仑(马来亚)、爪哇、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帆船,常装载着香料、药品、玻璃器皿、铁器、锡器、调味品等货物,到交州和广州来贸易。各国商船还进行奴隶买卖。

  中国内地各道的商人带着瓷器、茶叶、中药等到我国来卖。我国的出口商品有林、土产品和各种丝绸。

  我国地区的对外贸易受到唐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严格控制。唐朝官吏常常禁止我国人民和外国人做买卖。对于各国商船,唐朝官吏还收抛锚税,检查货物时强迫外国商人摆酒席,低价收购贵重商品。
对于山区各少数民族,除了强迫他们缴纳与平原地区同样的租税外,唐朝统治政权还利用山区人民对盐的迫切需要,采取不平等的交易方式(一斗盐换一头牛)进行剥削。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各阶层人民日益迅速的贫穷化,是唐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运动带有普遍性——从平原到山区,各地的人民纷纷崛起,参加运动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天比一天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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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方面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文学、艺术、宗教……的影响遍及整个远东地区。统治者依靠唐朝时期灿烂的文化,大力把儒教、佛教和道教输入我国,以便进一步奴役我国人民。

为了传播其文化,在越南社会的上层人物中学习汉字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中后,就能够在北朝内做官。与此同时,一部分人被挑选到唐朝在安南的统治机构。

在我国,儒学还不是很盛行,但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传播深入、广泛。爱州(清化安定)有一户姓姜的,做过舒州刺史,他的两个孙子姜公辅、姜公复被送到唐朝京都长安学习。公辅中进士,官做谏议大夫,后来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被贬职。公复官做礼部郎中。

然而,在安南,学习和科举仍然受限制。公元845年的唐朝法令规定安南考进士的土子不得超过八人,考明经的不得超过十人。

  佛教在我国北方传播得也很广泛。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传人我国。第一派(以毗尼多流支为首),于公元六世纪末期传人我国,其中心是法云寺(河北顺城)。第二派(以毋言通为首),于公元九世纪初叶传人我国,其中心是建初寺(河内城郊扶董地区)。

那时,在我国已有很多大的寺庙(交州有八十八座寺庙),有的寺庙僧侣多至几百名;越南人中也出现了很多高僧。寺庙是一种封建的庄园组织,它拥有很多土地和田奴。这就是说,那时在我国就形成了一个僧侣阶层——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知识阶层。很多僧侣曾渡海到天竺求道、请经,并到长安给唐朝皇帝讲经。

与佛教发展的同时,道教也很盛行。唐朝让很多道士、巫师(其中以节度使高骈为首)到我国来,特别是为了魇除“龙脉”,派来了风水先生,这是一种散布异端邪说的手段:说什么安南不再是“帝王”之乡(意思是说我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据《交州八县记》一书的记载:除了八十八个寺庙以外,在交州(我国北部)各地还有二十一个有名的道观。很多道观直到以后还很兴旺,比如白鹤(越池)的通圣观,修建于公元650一655年,一直保存到十四世纪。通圣观也供奉三江神(白鹤地区的福神)。这证明那个时期的道教和我们祖先供奉山、河等神的传统结合起来了。佛教、道教与越族人民古传的民间信仰相融合。

 这样,在唐朝时期,儒、道、佛三种宗教在我国地区都比较盛行,后来这些宗教还有所发展。这三种宗教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又都与我国人民传统的信仰相融合。

在唐朝统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懂得吸收外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和技术,并使之民族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为十世纪以后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独特的文化打下基础。



唐朝和其他政权在我国的战争



  唐朝不仅加强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剥削,他们还用“安南”做根据地和利用安南都护府做工具来侵略和奴役南方其他国家。到八、九世纪,唐朝封建王朝日益衰败,在安南的统治政权也更加腐朽。我国北方人民在唐朝封建统治下已经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又由于来自爪哇、昆仑、占婆、南诏等国的多次进犯而遭受严重的损失。

很久以来,我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就有着许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系。爪哇和南方各国的使者、商船常到我国北部和中部的各港口来。唐朝时期,很多越人僧侣在到印度学习佛教的路途中.顺便访问了南海各国,其中有许多人懂得南方语言(马来语、梵文等)。

八世纪中叶,爪哇岛上有一个非常强密的沙连德拉王朝(即“山皇帝”)。沙连德拉王朝的各个国王曾多次进犯印度支那半岛,袭击占婆国的芽庄、藩朗沿海一带。公元767年,爪哇军和昆仑军(马来半岛)侵入交州沿海一带,进而围攻宋平(河内)。安南经略使张伯仪向武定州(越北地区)的高政平求援。高政平率领军队在朱鸢(红河下流地区)打败了爪哇军。

刘方打败了占婆国(公元605年)之后,占婆国各代皇帝表面上臣服隋朝,但在其内部却大力恢复占婆国家,夺回失去的土地——日南郡。

唐朝控制不了横山以南的各州,这些州的州府部设在驩州(河静)南部地区。公元803年,占婆军进攻横山以北地区,占领了驩州、爱州(义安、河静、清化),并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唐朝军队抵挡不住占婆军的进攻。一直到809年,张舟才把占婆军驱逐出驩、爱二州。当曲承格在北方建立起独立国家时,占婆国北边的边界已经推进到横山地区。

峰州以北的红河两岸地区,自古就是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据《蛮书》记载;自峰州到甘棠州(老街)都是“生佬”(即没有臣服的佬族人)居住的地区。自七世纪以后.唐朝设立了一些直属于安南部护府的羁縻州,但仍然由地方首领担任刺史。

自甘棠州直到龙武州(现属云南省临安)是“安南境内xing族蛮民的土地”(《皮书》和《蛮书》),即属于藏缅语系的各民族地区。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汤州(汤泉郡)——安南十二州之一,即现在云南蒙自地区。公元791年,唐朝设立了十八个羁縻州直属峰州都护府管辖,其目的在于压迫剥削西北各个少数民族。

乌蛮人民饲养许多牛、马。各个羁縻州必须向封建统治政权缴纳斌税。人民每年赶着牛马到林西州(兴化)换取盐和其他必需品。为了对付乌蛮人,唐朝派遣“防冬特使六干人”驻扎在林西州、真州、登州(兴化)各州的边界上。

公元854年,以贪婪残暴著称的安南经略使李琢派人带着盐到林西地区去换取乌蛮人的牛马,每一头牛、马只能换一斗盐。乌蛮人很气愤,从此再也不带着牛马来交换。他们给南诏军引路来攻打我国。

南诏的地盘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其中心是大理。“诏”是民族首领的称呼。总共有六个“诏”,即六个大的部落。蒙舍诏在南边,故称为“南诏”。八世纪上半叶,南诏强盛起来,占领了另外五个诏的领土,建立成一个大的国家,逐渐征服了骠国(缅甸),向西发展与印度接壤,西北和吐蕃(西藏)为邻,南面与我国的西北地区相毗连。

自八世纪下半叶,趁唐朝衰弱,南诏多次进犯我国的边界地区。公元816、832、846……车南诏军侵犯安南,在公元853、858、861、862几年里,南诏军曾多次攻打宋平(河内)。公元863年2月,南诏军侵占了宋平。唐朝统治者,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几十万人民被残杀和被捉走。唐朝军队的将领逃回国去。但是,敌国人民在各地奋起保卫村庄和山寨, 英勇抵抗南诏侵赂军。到公元865年年底,唐朝将领高骈才率领军队打退了南诏军。之后,紧接着又转过来镇压人民和各个地方的首领,重新组织起唐朝的统治机构。从此。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为首的官员是节度使。高骈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军队防守,重新建立了户籍册,整顿了税务,把我国农村分成为一百五十九个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7 17:29: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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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统治时期的人民起义和民族解放斗争运动


  唐帝国的强盛,唐朝灿烂的文化以及唐朝统治者的扩张政策、同化阴谋和狡猾的统治手段,都没有能使我国人民屈服和被同化。相反地,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我国人民却不断崛起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期间大规模的起义有:李嗣先和丁建起义(公元687年)。梅叔鸾起义(公元722年),冯兴起义(公元766—791年),杨清起义(公元819—820年)。李嗣先和丁建起义(687年)

根据唐朝的规范“夷僚”人民按常规缴纳一半的租税。但唐朝都护官刘延佑强迫我国山区人民缴纳全部租税。公元687年,李嗣先趁民情激愤之时发动了一次大起义。刘延防率领军队镇压起义军,杀害了李嗣先。李嗣先牺牲了,但他的同事丁建、白慎等人继续领导起义。义军围攻府城宋平(河内)。唐朝在城内的军队抵挡不住,只能加固城垒与义军相持,等待援军。义军攻破了宋平城,杀死了刘延佑。但这时唐朝的援军汹涌而来。义军领袖丁建、自慎被杀害。义军溃败。七世纪的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还非常强盛。我们的力量正处在成长时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取独立。


梅叔鸾起义(722年)


梅权蛮的故乡在枚埠——今河静省石河县沿海一带专门晒盐的一个村子。后来,他母亲迁移到玉征一带(现在的南坛县)。梅叔蛮家里很穷,被迫到山上捡柴、给富户人家红活、放牛、种田。他非常健壮、聪明,肤色渤黑,是达一带有名的摔胶能手。也和每个越南人一样,梅叔蛮被迫成年累月地为唐朝统治者服沉重的摇役。

在义安还流传下来一首揭露唐朝统治者的罪恶的歌谣,诉说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唐朝官吏和士兵到村里打骂百姓、掠夺丝绸和财物、强迫人民缴纳荔枝做贡品、抓夫等。

“想起北属唐朝时期,故国江山多么凄切。荔枝树为谁长叶,红尘马已经憔悴……”

公元722年,梅叔鸾号召挑荔枝向唐朝政权送贡品的民夫起义。临近地区上百个猎人以及驩州、演州、爱州(清化、义安、河静)地区的爱国志士也都聚集在梅叔鸾的义旗下。义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梅叔鸾利用沙南地区的有利地形,建立根据地。这里森林密布,是蓝江最险要的一段地区。

他以卫山为义军的大本营。义军沿着蓝江,建立定上千米长的战垒。这里是有名的万安城。城背依雄山,山里有一个数十亩宽的盆地,可以储存粮食和武张山外的半山腰上有许多营寨;蓝江环绕着山,好象是天然城壕。在中心区(卫山)的四周,义军又建筑了能够相互配合的营寨群。葫芦形的瓢山保卫左翼,辽山保卫正面玉带山好象一条玉带,屹立在万安城旁,是统帅水陆两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梅叔鸾称帝,建都于万安城。史称梅叔鸾为梅黑帝(黑皇帝)。属于骆州都护府的各个羁縻州的山区酋长和人民都热烈响应梅叔鸾起义。为了增加抵抗唐朝的力量,梅黑帝还与南边的占婆国和西边的真腊国相联合。义军北上进攻府城宋平,唐朝都护光楚客弃城逃跑回国。国家获得了解放,各地人民热烈拥护梅黑帝,义军的力量发展到数十万人。

不多久,唐朝皇帝派其爪牙杨思勖和光楚客一起统率十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梅黑帝败阵,义军溃散,一部分义军撤到森林里。侵略军残杀人民,起义军的尸体堆积如山,侵略者的罪恶也越垒越高。

冯兴起义(766—791年)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统治日益衰弱。“藩镇”(管辖边疆地区的节度使)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使得唐朝更加衰败。节度使和都护官员的权势日益增强,他们擅自征收赋税。高政平在朱鸢打败了爪哇军之后,被委派为安南做都护。他大肆搜刮我们人民的钱财,随意加重税收。

大历(766—779年)年间,唐林地区(今河西省三位县甘霖乡)的豪长冯兴,趁民情激愤之时,利用驻扎在宋平的士兵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抗统治者的起义。

冯氏的祖辈世世代代在唐林州做郎官,家中富有,在这一带人民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冯兴、冯骇兄弟俩非常健壮,能够摔倒牛,打倒虎,背着沉重的船走数十里。冯兴、冯骇兄弟俩领导义军起义,占领了唐林之后,又占领了周围广阔的地区,并且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按照同乡杜英翰的建议,冯兴进军包围了府城宋平。高政平率领军队出城截击义军,吃了大败仗,因过于忧虑而病死。冯兴进占宋平,组织管辖机构,打算建立起永久的自主政权。七年之后,冯兴逝世。很多人想要立冯骇继冯兴的职位,但有一位叫蒲破勤的头目,已经立冯兴的儿子冯安继其父位,随后率兵攻打冯骇,冯骇被迫逃走。冯安尊其父为布盖大王。

冯安主宰国家两年,唐朝就派赵昌来做安南都护。赵昌派使者带了礼品送给冯安,引诱他投降。公元791年,冯安投降唐朝。赵昌立即率领重兵驻扎在安南都护府,重新修筑罗城,加紧镇压我国人民。

到803年,在一位越南将领王季元指挥下的士兵起义,赶走了都护裴泰。老奸巨猾的赵昌再次被派来做安南都护。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



杨清起义(819—820年)


元和(806—820年)年间,唐朝宗室李象古带着一千多个部属到我国来做安南“都护”,统治我国人民。此人非常苛刻、残暴、不得人心。

杨清是一位越南人首领,做骆州刺史,祖辈为地方豪长,有很多权势。他非常厌恶外国封建统治者,为了容易控制他,李象古把他调回宋平,做“牙门将”。他更加仇恨敌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

那时,在左右江一带(唐史称之为“黄洞蛮”)的岱依族、侬族和壮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唐封建王朝。唐朝皇帝下诏派李象古带兵前去镇压。李象占分发武器,委派杨清带领三千大军去打黄洞蛮。杨清手中有了军队,就跟他的儿子志烈和亲信杜士交共同商量,号召士兵不要去镇压黄洞人民,应当反戈一击,打倒李象古及其他外族封建统治者。在爱国士兵的热烈拥护下,杨清就在出发的那天晚上,率领土兵返回袭击了安南都护府——宋平,杀死了李象古和他的一千多名部下,占领了宋平。诡计多端的唐朝皇帝,下记宽恕杨清的“罪行”并派他到琼州(海南岛)做刺史——实质上是流放到别的地方,然后再设法暗害他。杨清没有上当,抗拒唐朝皇帝的命令,坚决守住宋平城。唐朝派桂仲武到我国做安南都护,他用阴谋诡计离间杨清与义军各位首领之间的关系,收买了杨清手下的士兵,然后派大军进攻宋平。城破,杨清和他儿子志贞被杀害,家产被没收。志烈和杜士交率领义军撤到长州凿口(宁平省安模),但不久就遭到失败(820年7月)。

从此以后,在爱国封建阶层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和爱国士兵曾先后举行了多次起义(在828、841、858、860、880等许多年份里)。起义的规模日益壮大。每一次起义,“都护”官员们几乎都逃跑回国。

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人民的起义带有普遍性。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起义几乎是连续不断。就地区来说,从平原到山区,从西北到横山,到处都有。起义还带有明显的群众性,它包括各阶层人民、爱国士兵、官吏和爱国的豪长。山区各少数民族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和平原地区人民一起反抗唐朝的都护政权。几次大的起义(梅叔鸾、冯兴……)都打垮了唐朝在地方上的都护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一个地区或一部分政权。人民起义运动富有进攻性,起义常常发展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多次起义都直接打进了唐朝统治者在我国的巢穴——大本营宋平。在义军的进攻面前,敌军很快溃不成军;经略使、都护、刺史等,或者被杀,或者逃跑。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起义,进攻的气势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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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氏及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越南建国和卫国的历史中,十世纪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民族为独立、自由所进行的连续、坚韧和勇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结束了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苛刻的统治时期。在建国和卫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民族意识,并且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我国人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下长达一千多年,曾经接连不断地起义,争取民族独立。二征夫人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英勇的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揭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序幕,接着是赵夫人、李员、梅叔鸾、冯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社会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我国人民辛勤劳动和勇敢战斗的精神,仍然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与公元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到这时,已有可能保证人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要,并且还能保证统治阶层的奢侈需要。

敌人的同化阴谋完全破产。在不断吸收外国文化精华和词语并把它民族化的过程中,民族古传的文化精华和民族语言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民族古传的社会基础——越族人的公社制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巩固。外国统治者的魔爪从来没有伸到越族人的村庄——越南社会的基层单位。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北属时间里,我国人民连续遭受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但我国人民也连续不断地崛起、举行武装起义。我国人民懂得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民族的才能。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得到成长壮大——在保存和发扬民族的传统和精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在学习、运用和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并且消化和掌握这些好的东西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我们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里。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为十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事业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九世纪末期,唐朝朝廷已土崩瓦解。北方各个封建集团的封建割据日益严重。以黄巢起义(874—884年)为顶峰的农民起义已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不久,朱温篡夺了唐朝王位。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907—960年)的分裂局面。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给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投降了唐朝之后,爬上了元帅的宝座。他请求唐朝皇帝派遣他哥哥朱全昱做安南节度使(892年)。朱全昱后来被封为“同平章事”, 意即在我国领土上有生杀大权。这是一个粗鲁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朱温于905年初不得不请求皇帝赐给他“致仕太师”的称号,罢了他的官。唐朝派遣独孤损替换朱全昱做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本来是唐朝的宰相,因被罢官而到我国来统治我国人民。仅仅来了两个月,他就以残暴而臭名远扬。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狱尚书”(罪恶的尚书)。

   因为独孤损不是朱温的党羽所以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不久被杀死(905年中)。这是唐朝派遣到我国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节度使。

   我国人民抓住唐朝中央政权奄奄一息以及它在我国的统治政权也好象蛇丧其首的有利时机,再一次坚决站起来掌握了国家的命运。鸿州(海兴省)地区的豪长曲承裕得到人民的拥护,自称节度使,利用旧政权的机构和名义,采取稳健的步骤赢得独立。

   唐朝朝廷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公元906年2月7日,唐朝皇帝又加封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为“同平章事”。 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但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政权。他从外国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基本上摆脱了北方封建统治者一千多年的统治枷锁。历史记载了曲承裕的功劳,把他看成是民族独立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907年7月23日,曲承裕逝世,其子曲颢继承父业(907年9月1日),也自称节度使,担当起巩固越南民族的年青的自主政权的重任。

   那时在北方,朱温已篡夺了唐朝的王位,建立起梁朝(后梁)。梁朝推行两面派的政策:一面封曲颢为静海军节度使,一面又封广州节度使刘隐兼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这就清楚地表明,北方封建统治者没有放弃再次侵略我国的野心。曲颢发扬其父自立自强的精神,坚决保卫国土,注意建立民族独立的基础。他在许多方面曾经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那时在广州,刘隐已死去,他弟弟刘岩代替了他,占据这一带,建立了南汉(917年)。南汉阴谋侵占我国。曲颢逝世(917年)后,其子曲承美接替父位,仍然继续称节度使。

   为了依靠梁朝的力量抵抗南汉,曲承美特派使臣到北方臣服后梁。梁朝封曲承美为节度使。公元930年,南汉派其将领李守庸和梁克贞率领军队侵略我国。曲承美抵挡不住,被俘带回广州。梁克贞的军队进犯到爱州、骚州一带,然后越过横山,攻打占婆,掠夺了许多财物之后,返回南汉。南汉派李进做交州刺史,和梁克贞一起驻守宋平。


杨氏恢复自主权


   曲承美虽然被俘,但是我国人民对南汉并不屈服。刘岩在广州割据,建立起南汉小王朝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交州,“但可羁縻而已”。李进和他的走卒的权力,实际上只局限于宋平城内。在各个地方,曲氏的旧将领和各位豪长仍然牢牢地掌握着管辖自己人民的权力。爱州人杨廷艺(曲氏的一位老将)决心继承曲氏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他养兵三千,日夜操练,准备好了力量,然后北上进攻交州。李进抵挡不住,弃城逃回国去。南汉皇帝派陈宝带兵接应,结果援兵也被打败,陈宝当场丧命。公元931年,我国又重新获得了自主权。

   杨廷艺也只称节度使。他的女婿吴权是一位优秀的将领,镇守爱州。丁公著(丁部领的父亲)担任驩州刺史的职务。公元937年,杨廷艺被自己手下的一位将领矫公羡(峰州的豪长)杀害,篡夺了他的节度使职位。


吴权和白藤江大捷


   听到杨廷艺被杀害的消息以后,吴权自爱州挥军北上讨伐叛徒矫公羡(938年11月)。矫公羡派人带着财物到南汉,卑躬屈膝地向南汉求援。他的卖国行径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恨。本来就没有打算放弃侵略我国野心的南汉皇帝,于938年年底封其子万王弘操做交王,派遣他带领水军侵略我国。南汉皇帝亲自率领军队驻扎在海门(广东博白县),准备随时接应弘操。

   吴权(899—944年)——唐林人(河西省和冯兴是同乡),是唐林州州牧吴呈的儿子。他非常健壮,胸怀大志,深谋远虑。当南汉军还正在窥伺我国的时候,吴权在士兵和人民的拥护下,已经打下了大罗城,杀死了卖国贼矫公羡,除掉了内患,稳定了国内形势,接着加紧组织力量准备抗战。

   听到弘操即将侵略我国的消息,吴权对将领们说:“弘操一痴儿耳。将兵远来,士卒疲弊,又闻公羡死无内应,气已先夺,吾众以力持疲,破之必矣。然彼利于舰,不先为之备,则胜负之形,末可知也。若使人先于海门,潜植大弋,锐其首,冒之以铁,彼船随潮涨入弋内,然后我易制.无有出此者”。

   知道了敌人从海上入侵我国的路线后,吴权动员军民砍伐树木,制造木桩,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在白藤江入海的险要的江心里插满了木桩,建成一个隐蔽的阵地,并在河岸上埋下伏兵,等待来犯之敌。

   弘操带领水军气势汹汹地朝白藤江口进发。当时海水正上潮,把江中的木桩全部淹没。吴权机智地用小船佯攻南汉军,引诱南汉军从下龙湾进入白藤江。我军战船佯败而走,年青、骄傲的弘操中了计谋,催促战船紧紧尾追,越过了我军所设置的隐蔽阵地。我军与敌军相持。等到海水退潮时,吴权下令全军反击。南汉水军被打得慌忙掉转船头逃跑。逃到白藤江口,敌船碰上木桩,许多船被木桩撞破、撞沉。敌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淹死,损失过半。弘操也在这里丧命。这样,侵略军完全被击溃。南汉皇帝正调动军队来接应儿子,但半路上听到弘操丧命的消息,只好收拾残军逃回南汉。南汉的侵略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白藤江战役说明,我国人民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它不仅能够用游击战打败敌人,而且能够用正规战战胜敌人;它不仅在陆地上能够打败敌人,而且在水上也能够战胜敌人。白藤江战役是我们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史上的一个典范,它充分地反映出我们民族在战争艺术方面具有足智多谋和正确判断的才能。

   在谈到吴权和白藤江大捷时,史学家黎文体写道:“前吴王能以我越新集之兵,破刘弘操百万之众,拓土称王,使北人不敢复来者,可谓以一怒而安其民,善谋而善战者也。虽以王自居,未即帝位改元,而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公元938年年底,在民族英雄吴权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在白藤江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完全结束丁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我们民族赢得了自主权,揭开了民族长期独立的序幕。

  白藤江大捷,为我们民族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越南独立封建国家发展和越南民族迅速壮大的时期。这一胜利粉碎了南汉妄图侵略我国的阴谋,肯定了国家的存在和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信心。在军事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吴权——反侵略抗战的英雄——在巩固民族独立的大道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公元939年春,吴权决定废除北方封建王朝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建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独立王国。古螺(安阳王时期瓯越国的古郡)又重新被选为十世纪独立王国的京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发扬了我们民族长期建国、卫国的光荣传统,表明了我们民族保卫那经过一千多年不屈不挠地反抗外国封建阶级的侵略和统治后所取得的独立的坚强信念。

  (吴朝建立和覆亡,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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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宋朝侵略军的抗战(981年)


  在中国,宋朝已经建立,并且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事业。与南汉朝(唐朝崩溃的产物)相比,宋朝则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宋朝是一个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王朝,她自认为是“天朝”,有权统治周围各个邻国,所以趁丁朝衰弱的时机,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

   民族的命运正遭受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年青的独立政权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那时,丁朝皇帝还很年幼,没有能力也没有威信来组织和领导抗战。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兵士和一部分官吏推崇黎桓做皇帝。黎桓是朝廷里有威信的一位官员,当时正担任“十道将军”——军队总指挥的职务。黎桓即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史称前黎朝。摆在我们全民族和前黎朗面前的首要的历史任务是:紧急动员起来反抗宋朝侵略军。

   公元981年初,宋军分水陆两路大举侵入我国。陆军从邕州(广西)沿着谅山侵入。水军从广州(广东)越海而下。敌人打算水陆两路相互配合,围攻京城华闾。

   黎桓直接组织和领导抗战。他发扬了四十年前吴权创造的战术,派兵在白藤江里打下许多木桩,阻拦敌军的战船。在敌人进军的各条路上,他都布置好了抵抗敌军的力量。

   公元981年春末,在白藤江上多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军具有民族的优良的水战传统,战斗得非常勇敢,打退了敌人的水军,粉碎了敌人水陆两路相互配合的阴谋。在其他各个战场上,我军也英勇狙击敌军。敌人的步兵进抵支棱河(谅山),但遭到重大损失,又失去了水军的配合。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打败了敌军,并乘胜追击,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

  宋朝侵略军吃了大败仗,指挥官侯仁宝被水毙,其他许多将领被俘虏。军事上这一辉煌胜利,迫使宋朝下令罢兵,承认远征军遭到惨重的失败。

   抗宋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为祖国争光的新的战功。抗宋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清除了外来侵略的危机,保卫了民族的独立,并使我们全体人民更增加自豪感,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民族的前途。战胜了宋朝侵略军之后,黎桓想办法又重新与宋朝建立了邦交关系。黎朝采取了一个既坚决又灵活的对外政策。

  (1009年前黎朝为李朝代替)

  1075年,越南李朝建立科举制度。


抗宋战争(1075—1077年)


   国家建设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建国过程总是与保卫祖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在独立的初期,和平建设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一个世纪。

  前黎朝的英勇抗战扦退了宋朝军队的第一次入侵,在一段时间里挫败了宋朝的侵略野心。但宋朝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它仍然不肯放弃侵略我国的野心。十一世纪中叶,这种野心再一次促使宋朝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对内对外形势的新要求。

  当时,宋朝的北边和西北面边界上正遭受辽、夏各国的威胁。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开始爆发了农民起义。宋朝皇帝和他的宰相王安石为了挽救危机,不得不实行某些改革。但是王安石的“新法”仍然没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引起了反对派的反抗。这种形势促使宋朝君臣主张侵略我国,他们希望“如果胜利,宋朝的势力将增强,辽、夏各国对宋就要敬而畏之”根据王安石的估比“……一举灭交趾,则威立矣,以尝胜之众,布之陕西,则陕西之兵,人人有胜气。以其事临夏国,不足吞也。吞夏国则中国之气,孰敢于扰!”

  这样,大越国就第二次变成了宋朝的侵略对象。宋朝对这次侵略战争作了非常周密、慎重的准备。在邕州(广西南宁)和沿海一带的钦州、廉州(广东)以及紧靠我国东北边界地区的各营寨,都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作为侵略军出发地点。宋朝下令驻扎在上述地区的各位将领储备粮草、抓丁、建造战船和组织演习。宋朝还大力收买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酋长,同时派遣使者到占婆,怂恿占婆在南边对我国进行挑衅。

  李朝密切注视着宋朝的阴谋,并以坚决、主动的精神准备抗战。为了自卫先发制人。

   公元1072年,李圣宗逝世,刚满七岁的李仁宗继承王位。宋朝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更加积极准备侵略我国。

  这时,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小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象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

  李常杰担任辅国太尉,掌握朝内兵权,他直接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这次反抗宋军侵略的使命。李常杰(公元1019一ll05年)故乡在太和坊(河内)。幼年时期,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喜欢读书,尤其喜欢研究兵书和练习武艺。李太宗和李圣宗在位时,他在朝内就担任了重要职务。李仁宗做皇帝时,他担任了象宰相一样的要职辅国太尉。

   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使敌人从一开始起就处于被动地位,为全民族的抗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他说:“静坐待敌,不如率兵出击, 斩断敌人的魔爪”。为了贯彻先发制人以便自卫的思想,李常杰主强组织一次直接打到宋朝国土上摧毁敌人侵略基地的袭击行动,然后迅速收兵回国,部署防守。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宋军在边界上的各个营寨、钦州和廉州港口,尤其重要的是要攻下邕州城。

   动员了十万大军参加这次大胆的袭击行动。这支力量分成水、陆两路向宋朝进攻。陆路的军队是由宗亶、刘纪、黄金满、申景福、韦首安等酋长指挥的各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这支军队先集中在东北边界地区的几个据点,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宋军边界上的各个营寨。由李常杰直接指挥的主力军集中在永安州(广宁省芒街),乘船越海,占领钦、廉二州,随后与陆路大军配合进攻邕州城。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

   公元1076年10月27日,我军开始进攻。由各个少数民族酋长指挥的军队分成了许多股,越过边界直捣宋军各个营寨。李常杰的主力军越海占领了钦州和廉州港口。我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猛烈的进攻。当我军进入宋朝疆域时,李常杰又大力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他派人到各地强贴告示,让中国人民知道我军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自卫,是为了粉碎宋朝蓄谋已久的侵略阴谋。

   宋军在各个战场上连续遭到失败。我军的两支军队象把铁钳似的向前挺进,包围了邕州城。邕州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苏缄指挥宋军坚决固守,等待南下的援军。邕州城的战斗非常紧张、激烈。我军紧缩包围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与此同时,按照李常杰的命令,一部分兵力埋伏在昆仑关(邕州北面),阻止和消灭敌人的援军。

   经过四十二天勇敢而机智的进攻,公元1076年3月1日我军占领了邕州城。李常杰下令毁坏城垒,烧毁粮库,用石头填平河道,阻止敌人的运输。这次袭击的目的已胜利完成。公元1076年4月,正当宋朝君臣商讨对策还没有来得及调动大军南下的时候,我军已经迅速地撤退回国。

   进攻邕州城的目的是为了积极的自卫。这次袭击与抗宋战争密切相关,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抗宋战争的第一阶段。通过这次大胆的进攻,李常杰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为我军后来打败入侵之敌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宋朝经过长期才修建成的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转眼间变成了废墟。宋朝内部的矛盾因此更加深化。中国人民更加怨恨宋朝。在朝内,以王安石为首的主战派更加受到打击。因此,公元1076年10月,宰相王安石被迫辞职了一段时间。宋朝是侵略我国的敌人,但在开始时就失去了主动权,并且在各个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相反,李常杰的为了自卫先发制人的战略给我国军民争取主动进行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这次越南入侵中国广西南宁我方的记载和态度
  
  位于今南宁市兴宁路红星戏院及市公安局兴宁派出所一带,原在北宋时曾为邕州州署衙门所在地。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以资纪念,相传苏缄爱城隍神,尔后人们又将祠改为"城隍庙"。1920年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并沿着山坡地势,砌筑石壁护墙。邕州知州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1076年),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万人马入侵,知州苏缄带领全城5万军民在邕城奋战,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苏缄以"吾义不死于敌手"的英雄气慨,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国。 南宁军民自知州苏缄以下58000人全部为越南所杀,极为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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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裘江防线和制定抗战计划


   李常杰撤军回国之后,预料到宋朝为了复仇、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目的,必然会调动军队入侵我国。他派遣了很多探子到中国去探听消息,继续密切注视着宋军的准备情况和侵略计划。

   宋朝,首先是主战派竭尽全力加速准备侵略我国的战争。调动了一支包括十万步兵、一万匹马和二十万民夫的庞大的队伍逐渐南下。此外,宋朝还组织了一支水兵,配合步兵和骑兵作战。全部远征军置于主将郭逵和副将赵点的指挥下,他们都是宋朝有名的将领。邕州城及其周围的营寨重新得到了修复,作为集结军队和储备粮食的地方。宋朝又派使者到占婆煽动占婆国王骚扰我国南部边疆。

   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后,李常杰制定了一个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抗战计划。

   首先,他亲自视察了南部边疆,派人绘制地图,加强边防力量,以防止占婆的进攻。因此,当战争发生时,占婆国王派军队到它的北部边界上,但不敢进行挑衅。宋朝拉拢占婆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宋朝的主力军——集中在邕州的步兵和骑兵——将通过高平、谅山、广宁进入我国北部和东北部。李常杰在上述各条路上部署了兵力,其任务是钳制敌人和消耗一部分敌人的有生力量。跟上次进攻昌州一体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各个少数民族酋长领导的军队来承担。在反抗宋朝侵略的抗战中,北部和东北部山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对全民族的卫国事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东北地区南下到升龙的所有陆路都要经过袭江。因此,我军的主要防线是沿着袭江建立的。在这条江的南岸,李常杰从三岛山麓直到陆头江建立了一长条的防线。在这条战垒上,有一部分兵力分布在许多营寨里。在战垒的后边,由李常杰直接指挥的大军集中部署在一些要害地带,以备支援受敌威胁的地区和反击突破我防线的敌军。袭江防线确是李常杰所创建的一个奇功,是李朝军民的一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由于有达一道坚固的防线和进行了上述的兵力部署,李常杰就确有把握阻止敌人的前进,切断通往升龙的道路,以便保卫京都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平原的安全。这条防线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主动精神和抗战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李常杰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的艺术以及他建立和部署防线的出色才能。

   敌人的水兵必然要从海路进入白藤江与步兵相配合。由李继元指挥的一支水军镇守在东北海域一带,不让敌人的水兵进入内地。由弘真、昭文二位王子指挥的大部分水军驻扎在万春(河北),以便随时机动支援水、陆各个战线。


  打败宋朝各路侵略军


   公元1076年年底,宋朝的步兵和骑兵从许多条道路越过边界侵入我国。边防部队和部署在上游地区的部队在各地阻击敌人,但阻挡不住敌军的大举进攻。宋朝的各路军很快南下到达裘江北岸。敌人的军队集结和驻扎在从如月江渡口到岩骈山长约三十公里的战线上。正如李常杰所预见的那样,敌人被袭江和我军在南岸的坚固防线所阻挡。就是在这条防线上,展开了决定宋朝远征军命运的激烈的战斗。

   首先,郭逵派一支精锐部队架设浮桥,组织过河,突破我军在如月江渡口的防线,为大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了我军在裘江的一段防线,其先头部队直奔升龙。但在李常杰的指挥下,我军及时地组织反击。敌军被包围,受到严重的损失。敌人不顾死活地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回到裘江北岸。宋军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

   在这一仗失败之后,郭逵焦急地等待水兵到来配合渡江。但敌人走了恶运,其水兵已被我军阻挡在海上,不让它进入内陆。郭逵等了好久都不见水兵的影子,只好下令扎筏子组织第二次进攻。靠着那些每次可以运载五百人的大筏子,一批批敌人登上了南岸。但面对着坚固的战垒和我军的英勇战斗,每批登陆的敌人都被消灭或被迫投降。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惨败。这时,宋军进攻的幻想几乎破灭了。敌人从猖狂的进攻逐渐转入防御。郭逵再也不敢想到过问进攻的事情,并且下令“谁若再议论进攻将被斩首”。

   敌人的速战速决的战略遭到完全失败。裘江战线和我国军民的坚强的抗战力量,使敌人的步兵和骑兵陷入日益因难的境地。他们已深入到一个地势险要、居民稀少、水土不服的山区,又远离后方数百公里。敌军被拦阻在裘江防线一个多月后,力量受到很大的耗损。由于道路遥远,民夫不足,军粮不能及时运到。在敌后地区,我军的小股部队与当地人民相配合,不断地骚扰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在杭榔(谅山)地区,岱依族人民在申景福的领导之下进入密林,组织打游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气候又逐渐转热,宋军不适应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到了允许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

   弘真和昭文两王子按照李常杰的计划,用四百只战船载着几万军队在北岸登陆,进攻驻扎在靠肃河(靠近岩骈山的袭江的一段)一线的敌军。我军深入敌人的阵地,目的在于把敌人的兵力都吸引到这一带,然后再撤退。在这次进攻中,我军受到了损失,弘真和昭文两位王子英勇牺牲。李常杰趁此机会,在夜里亲自指挥大军过河,出其不意地偷袭敌人的主要营寨。宋军大败,“死者什五六”。这是对侵略军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从敌人踏上我国领土三个多月以来,士兵和民夫死亡过半,剩下来的也身患疾病。敌军疲惫,严重丧失战斗力。宋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要进攻,力量不足,驻扎下来,又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如撤退,又怕失去“天朝”的体面。根据这种情况,李常杰主动地提出议和,为敌军留一条出路,以便在对我们民族最有利的条件下早日结束战争。李常杰的主张是: “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

   议和进行得很顺利。郭逵好象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捞到了一根稻草一样,急忙答应“议和”,撤军回国。公元1027年3月,宋军在一片混乱中狼狈夺路逃回国去。宋军撤退时,李常杰派兵尾随,收复了失地。我军很快收复了光榔、门、苏茂、思琅等州。只有广源州(高平),宋朝妄图长期占领它,但后来也被迫交还给我国(公元1079年)。当敌人的步兵遭到了惨败狼狈逃窜时,敌人的水兵仍被拦阻在海面上,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直到接到宋朝朝廷召回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

   这次抗宋战争以我们民族取得了完全胜利而告终。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得到了巩固。 宋朝侵略我国的幻想至此完全变成丁泡影。

   宋朝在这场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费用掉了五百一十九万两黄金。撤回国的军队只剩下二万三干四百名士兵和三千一百七十四匹战马。在我国领土上阵亡、病死的士兵和民夫以及在我军袭击邕州城时被消灭的敌军总共达三十万。尤其严重的是,由于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宋朝的统治地位更加动摇,在国内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由于抗战的辉煌胜利,北方宋朝统治者在以后的二百年间不敢再侵犯我们国家。在我们全民族坚强不屈的团结战斗的威力和聪明智慧的面前宋朝的侵略阴谋事实上已被粉碎。抗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是:迫使宋朝于公元1164年承认我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抗宋战争的辉煌胜利,首先是我们民族取得独立(从十世纪起)一个世纪后,在精神、物质和组织各个方面飞跃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强大,所以李朝军民深刻意识到当家做主和掌握自己命运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以主动的精神、顶天立地的气魄和压倒敌人的姿态进行了抗战。李常杰的积极自卫的进攻战略,也体现了民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他对抗战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并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李常杰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把天才的战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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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年,陈朝代替李朝统治越南。


抵抗蒙古帝国侵略军的第一次抗战(1258年)


正当我国人民努力克服由于李朝末叶内战造成的后果和大力加强国家建设的时候,以残暴著称的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帝王的远征军团正在横扫欧亚大陆,给许多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痛苦,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十三世纪初叶,生活在亚洲草原上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开始集合成为国家。这个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各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血腥的战争过程,最后的胜利者是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对于蒙古历史来说,第一个国家的成立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

但是,这个军事独裁国家的统治者蒙古帝王充分利用了本来习惯于在辽阔的草原和沙漠上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民的擅长骑马射箭的才能和无比刚毅的精神以及游牧社会的特别的军事组织,投入到征服其他民族的恐怖战争中去。蒙古帝王的远征军凭着骁勇善战的骑兵的优势,常常采取闪电式的猛烈进攻的战略,所到之处都遭到抢掠和破坏。从亚洲到欧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强暴的侵略军的铁蹄下沦为奴隶或从世界地图上被抹掉了名字,无数古老的京城和宁静的村庄被焚毁。

在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帝王征途上的大多数国家当时还处在封建割据的阶段,有的国家早巳统一,但当时的封建政权很衰弱,没有能力团结人民抗敌救国。分割的局面和各封建势力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再加上欧洲的血腥的宗教战争,这就损伤了国家的统一.使被征服各国丧失了抗战胜利的能力,虽然许多国家的人民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征服过程中,蒙古帝王把世界推入残酷的战争深渊中,并建立了一个从太平洋沿岸到黑海海滨的幅员辽阔的帝国。蒙古帝国的侵略震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

跟当时的欧亚各国一样,蒙古帝国的发展也正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1252年,蒙古王蒙哥派遣他弟弟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将军攻占大理国(中国云南省)。蒙古帝国的领土扩展到了我国西北边界。侵略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祖国的上空。

1257年,蒙古王发动了旨在消灭南宋的大规模进攻。兀良合台在云南的军队接到命今攻占大越国,然后展开钳形攻势,北上攻打中国南方,跟从北方南下的三支军队配合起来。敌人的阴谋是既要侵占我国,又要利用我国的土地作为出其不意地进攻南宋后方的基地。

  忽必烈以在世界各地节节胜利的强大帝国的不可一世的态度派遣使者来诱劝陈朝皇帝投降。但是,几千年来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锻炼了我国人民,使我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坚强的自信心和坚贞不屈的意志。我们民族的这种英雄气魄和高贵品质的标志是,陈朝毫不犹豫地下令囚禁侵略军的使者,并加紧准备抗战。全国得到购置武器的命令,准备抗击侵略者。陈国峻指挥的水军和陆军北上到边界布防。

祖国处在危急关头,全国燃起了抗击侵略军的熊熊烈火。

当时,兀良合台率领的三万大军已南下到我国西北边界附近。他们等了很久,不见使者返回。

  1258年初,敌军沿着红河流域南下侵入我国。1258年1月17日,敌军到达平厉源(永富)。在这里,陈太宗直接指挥水陆两军建立了抵抗防线。敌军的阴谋足包围消灭我军主力。因此,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我军按照黎秦(即黎辅陈)的计谋撤退到扶鲁。我军破坏了扶鲁桥。在架芦河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继续钳制敌军。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渡过架芦河,对我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陈太宗不得不下令撤退到升龙。

敌人正处于大举进攻的时候。为了保全力量,朝廷决定暂时撤离京城,沿着红河而下,驻守在天幕(海兴快州)地区。敌人占领了升龙城,但这是一座空城。朝廷和六十一坊的人民已暂时离开京城。敌军只能在监狱里找到他们派来的使者,其中有一名己死。他们对京城升龙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我军不得不从各条战线上撤退,甚至放弃了京城,但是朝廷、将士和军民毫不动摇。“臣首未至地,陛下无烦他虑”,这是抗战最紧强的时刻陈守度太师的钢铁誓言。

敌军占领了升龙城,但是看不到人影,找不到粮食。在这个空空如也的京城里,敌军驻扎了九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上的困难。敌人的速战速胜和以战养战的战略遭到了破产。

反攻的时机已到。1258年1月29日,我军从天幕溯红河而上,对东步头(河内龙编桥以上的红河码头)发动了猛烈进攻。敌军被赶出京城,沿着红河朝西北方向逃窜。他们刚到达归化,就遭到少数民族英雄何俸领导的当地人民的出其不意的狙击。敌军遭到沉重损失惊惶失措,一溜烟逃回云南,不敢再象进犯时那样到处掳掠,我国人民嘲笑他们为“佛贼”。

第一次抗战以胜利而告终。蒙古帝国侵略大越的阴谋初步遭到失败,因此,从我国北上进攻中国南方的计划也跟着破了产。抗战的胜利在全国人民中间造成了一种欢欣鼓舞、信心百倍的气氛,并为陈朝进一步完善未来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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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元朝侵略军的第二次抗战(1285年)



  1279年,元朝打败了宋朝,侵占了全部中国领土。元朝大力开发这一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便继续把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自此,大越国和占婆、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变成了元朝的主要侵略目标。

为了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元朝在外交关系中日益采用欺压、恫吓的手段。1279年年底,元朝囚禁了陈朝使者。战争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陈朝和全体军民一方面秣马厉兵,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拖延时间。

1281年,陈仁宗派遣以堂叔陈遗爱为首的使团到达中国。忽必烈收买了陈遗爱,封他为安南国王,成立了一个傀儡朝廷,派军一千护送他回国。元朝的阴谋是利用这个傀儡皇帝,并施加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陈朝投降。这样,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的时刻已经来到了。陈朝派兵到边界打垮了护送陈遗爱的元军,活捉了卖国贼,把他押回京城治罪。

推迟战争的斗争到此即将结束。1282年底,由唆都指挥的一支元军受命从海路进攻占婆,然后攻打大越国的南部,与从北方南下的大军配合。

元朝还阴险地强迫陈朝皇帝给攻打占婆的远征军供应粮食,并让远征军通过大越国土。陈朝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还派兵和战船帮助占婆战斗,反对共同敌人。这是越占两个民族面临元帝国侵略危机时协同作战的最生动体现。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战斗,占婆人民终于打败了元朝远征军。但是唆都仍然没有放弃侵略野心,他把军队撤到占婆北部,长期驻扎在越里、乌里(广治一承天)地区,等待援兵和参加侵略大越的战争。

侵略军从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形成了南北夹攻的阵势,妄图一举扼杀我国人民的反抗。

1285年1月底,各路元军开始越过边界。在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元朝动员了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分兵三路进攻我国。仅从北方南下的两路进攻部队就达几十万人,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为五十万人。驻扎在占婆北部的唆都的军队将在我国南方开辟另一条战线。脱驩(忽必烈的儿子)受封为镇南王,为远征军的总指挥,在他的麾下有许多曾经参加过征服南宋和习惯于在中国南方作战的高级将领。

由脱驩直接指挥的主力军耀武扬威从广西猛攻谅山地区。陈国峻亲自担任这一拊背扼喉之地的指挥。我军在各要隘打了几次狙击战之后,按照陈国峻的计划逐步撤退到万劫。在这里,陈国峻集中了二十多万兵力,部署了一道阻击敌人的防线。脱驩回过头来想消灭我军主力。经过一场钳制和消耗敌人的激战后,我军后撤,据守红河防线。我军凭借这条防线,跟敌军相持了一段时间,以保证朝廷和人民安全地撤离京城,然后又沿着红河撤到下游地区。敌人攻陷升龙,但跟上次抗战一样,只剩下一座空城,宫殿里和街道上看不到人影,仓库里空空如也。

由纳速刺丁率领的元军从云南沿着明江流域攻入我国。陈日橘指挥的我军在收物(安沛省安平)狙击敌军,随后撤退到白鹤。我军在白鹤河河岸停下来,宣誓忠心报国、报皇恩,接着继续撤退,跟红河下游地区的军队汇合。

在南部战场,唆都的军队从占婆出发进攻义安地区。我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阻挡不住敌军的进攻。唆都的一部分军队打到了清化。在这里,陈键率兵一万投降敌人。由上将陈光启指挥的我军因而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这样,我军不得不从三条战线上组织暂时的战略撤退,以保全有生力量。敌军正处在大举进攻阶段,他们已侵占了京城和广大地区,抗战正处在最紧张、最剧烈的时刻。一些胆小的贵族和官吏开始动摇了,有的投降了敌人。但是朝廷和全体军民仍然保持着坚强不屈的气势,坚信自己为正义而战的最后胜利。当时的军队总指挥陈国峻说:“先断臣首然后降!”这表明了领导者的毫不动摇的坚强信念和抗战决心。在战场上,一些战士被俘,遭到敌人的虐待和残杀,但他们仍高举起刻着神圣誓言“杀鞑”两字的手臂。面对着敌军的恫吓、引诱、收买等各种手段,被俘将领陈平仲坚贞不屈,怒斥道:“宁为南鬼.不为北王!”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气魄的光辉体现之一。

敌军乘胜继续追击,陈氏朝廷退到天长(南河)、长安(宁平)。脱驩从升龙调动大军攻打天长,在清化的唆都的军队也得到命令进攻长安。敌人集中兵力,形成两面夹击,企图消灭我军的基地。但是陈国峻机智地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以便打乱敌人的计划,摆脱敌人的包围。我军一部分从天长撤退到东北地区各路(海防、广宁),诱敌尾退等唆都的军队过了清化进到长安时,就南下占领清化作为基地。唆都费了很大气力刚刚到达长安,又按到命令回军去攻打清化。敌人妄图包围消灭我军主力和我国人民的抗战中枢的阴谋至此基本上遭到了失败。

脱驩大力巩固所占地区。他建立了营寨,分兵把守各重要据点,并且建立了驿站进行联络。但是,越是长期分兵把守,敌军越不能解决分散和集中的矛盾。当时,各地人民实行“坚壁清野”,切断了敌人的粮草来源。在敌后,乡丁与分散的主力军密切配合,日夜加紧活动。游击战得到了广泛发展,连续进攻扰乱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由于我国人民开展了游击活动,所以敌人的每次军事行动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一次,脱驩派兵护送越奸陈键回国。他们刚到达麻六寨(谅山省支按),由阮世禄和阮领指挥的岱依族乡丁跟朝廷的一部分军队相配合,对他们进行了日夜未停的袭击。陈国峻的家奴阮地炉把陈键杀死在马背上。敌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大部分当场丧命。

到了夏季,从北方来的士兵生病的越来越多,粮草缺少人马困乏。经过一段时间的占领后,敌军的基本弱点越来越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由于进行了英明的战略撤退以及全民的英勇抗战,我国军民不仅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而且还逐步置敌于势穷力蹙的境地,因而主动地创造了反攻时机。

1285年5月,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陈国峻从清化率兵北上,切断唆都与脱驩之间的联系,然后对升龙以南的敌人防守的据点出其不意地发起猛烈的进攻。由陈通、阮可腊、阮传指挥的各路的乡丁,跟主力军并肩作战,积极参加了各次反攻。敌人在阿鲁(南河)、西结(海兴省快州)、咸子(海兴省快州)、章阳(河西省常信)的营寨相继被消灭。敌人在红河上的防御系统被彻底粉碎。我军乘胜包围了升龙城,并且发起了猛烈进攻。

脱驩不得不撤出升龙,驻扎在红河北岸,随后决定撤退回国,以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我军继续猛烈进攻,并在他们逃跑的道路上布置了埋伏。敌军遭到我军的紧紧追击和不断伏击。在裘江和万劫河的伏击战消灭了大量敌军。脱驩的败兵四处溃散,逃窜回国。脱驩钻到铜管里,让士兵拾着,才免于一死,逃过了边界;保卫脱驩的元将李恒、李理中矢身死。

其他各路元军也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命运。纳速刺丁率残兵逃回云南。由何特、何章指挥的山区各民族的乡丁在扶宁(永富)狙击敌人,给敌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唆都的军队从清化渡海,沿着红河而上,打算进入升龙,但到达西结时,大部分军队已被消灭,唆都当场身死。

I 285年6月底,我国军民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猛烈反攻,消灭了五十万的侵略军。第二次抗战是极其艰巨、十分剧烈的,但是敌人的失败因此也就更加悲惨,而我国人民的胜利就更加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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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元朝侵略军的第三次抗战(1287—1288年)


两次侵犯小小的大越国,两次都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使得忽必烈恼羞成怒。他看到儿子脱驩死里逃生带着残兵败将回来,想立刻组织第三次侵略来报仇。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国内困难和我国人民的强大的抗战力量使得他不得不好好考虑觉得需要有时间作好更充分的准备。对于忽必烈来说,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除了阴谋侵占我国、开辟向东南亚扩张的道路外,还带有一个好战的封建主的输红了眼的复仇性质。

忽必烈下令取消了早已准备好的侵略日本的计划,以便集中力量来侵略我国,他紧急调动了一支拥有几十万人的庞大的远征军o。这一次,除步兵和骑兵外,元朝注意加强了水兵和组织了一支运粮船队。败将脱驩再一次当了远征军的总指挥,一方面是为了立功赎罪,另一方面是为了结元朝皇帝雪耻。

  我国军民牢牢地掌握抗战的主动权。

国土刚刚获得解放,人民正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中。但是人民还来不及医治好战争的严重创伤,而新的侵略危机又要降临到头上。准备的时间十分仓促。但是,具有团结一致传统、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杀挞”精神以及前两次抗战的丰富经验的朝廷和我国军民,以一种主动、豪迈的姿态和高度的自信心来迎接第三次战斗。

得悉元军又来侵略,陈仁宗问陈国峻“今年贼势何如?”这位统率全军的天才将领回答道:“彼若又来,我士习于攻战,彼军惮于远行,且惩恒驩之败,无有斗心,以臣观之,破被必矣。”当元军进入边界时,陈国峻又认为:“今年贼闲”。

1287年12月,元军分兵三路从三个方面进犯我国。两路是从广西、云南来的步兵和骑兵,此外还增加了一支水兵,从海路沿着白藤江进犯。由脱驩指挥的主力军进抵谅山地区。由奥鲁赤指挥的元军从云南沿着红河南下。在这两条战线上,我军按照陈国峻的计划一方面狙击敌人,以钳制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撤退以保全力量。

由乌马儿和樊揖率领的水军跟着由强文虎负责的粮船从钦州(广东)经海路一同向白藤江口进发。副将陈庆余指挥的水军狙击敌人失利,不得不撤退。乌马儿主观轻敌,指挥战船先行,沿着白藤江迅速向万劫前进以便服脱驩会师,而把粮船扔在后面。陈庆余立即在云屯(广宁省锦普县)埋下伏兵,消灭了敌人的全部粮船。

张文虎的粮船没有战船掩护,刚一到达云屯,就遭到我伏兵的迎头痛击。张文虎奋力朝陆地前进,但迈到我军的紧紧迫击,到达绿水洋河口(广宁省鸿基市)就被我军全部消灭。张文虎逃到一只船上。敌人的粮食和器械一部分沉入海底,一部分落入我军手中。

云屯大捷给予元军的侵略计划以沉重的打击,它从一开始就粉碎了敌人的后勤计划,使敌军在粮食方面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脱驩在万劫驻扎了一段时间,想把这一地区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一部分敌军留在这里,分兵把守险要地方,并建立营房贮存粮食。随后,脱驩带兵向升龙前进。我军一面狙击敌人,一面继续撤退。

1288年2月,敌军渡过红河进攻升龙城。朝廷和我军又暂时撤出京城,退到红河下游地区。脱驩指挥水陆两军紧紧尾追,但没有能促到陈朝皇帝和我军的指挥部。敌人发了疯,他们挖了陈太宗的陵墓、烧毁衬庄、残杀人民。敌人越加残暴,我国军民越加同仇敌汽,更紧密地团结在朝廷的救国旗帜之下。

没有消灭我军主力,也没有破获我抗战的指挥机关,敌人的速战速胜战略开始破产了。脱驩只好回兵升龙,打算巩固所占地区。但是,各地人民把粮食收藏起来,实现了“坚壁清野”,以便包围、孤立敌军,切断敌人的粮食来源。不久,缺粮危机又变成了数十万侵略军的严重威胁。

张文虎的粮船仍然杳无音信。脱驩很着急,派乌马儿率领一队战船出海迎接粮船。到达安邦海口(广宁)时,乌马儿才知道粮船已被消灭。他报失望,沿着白藤江返回万劫。

这时,各地的乡丁与朝廷的分散的军队密切配合,不断地袭击敌人的营寨和基地,狙击敌人的每次军事行动。

在脱驩已经建立了万劫基地并向升龙进军的时候,留在广西的五千名元军与流亡在中国的越奸跟着进入我国。这些家伙以为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被他们占领的地区。但是这样强盗和卖国贼被当地人民消灭殆尽。

我国军民的有效的游击活动逐渐消耗了敌军的力量,缩小了敌人侵占的地区。
战略反攻和白藤江的历史性胜利

前次失败的经验使脱骆觉察到,他在升龙的大本营正面临着被包围和进攻的危险。1288年3月,他下令焚毁京城升龙,把军队撤到万劫。但是他花费很多气力建立起来的万劫基地也不再是安全地带了。粮馨人减,士气低落,又遭到我国军民的不断袭击,灭亡的危机日益临近。脱驩整日担惊受怕,气得发了疯,但除了尽早撤退以免全军覆没外,他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他决定分兵两路,从水路和陆路撤退回国。乌马儿和樊揖指挥水军先从白藤江撤退,脱驩指挥陆军取道谅山回国。敌军的一切行动尽管考虑得很周详,但也逃不脱人民的眼睛和天才军事家陈国峻的正确判断。在敌人撤退的道路上已布下了巨大的陷阱和消灭他们的天罗地网。我国军民决心不让敌军逃走,要他们就在我国国土上偿还他们所犯下的无数血债。

陈国峻选择白藤江作为一个埋伏陈地,以便消灭乌马儿和樊揖的水军。

4月初,敌军开始撤退,岸上有骑兵护送。我国军民破坏了桥梁,连续狙击敌人,迫使敌人的骑兵返回万劫。乌马儿的战船鱼贯而行,小心翼翼地沿着石泊河进入白藤江。

1288年4月8日,一队敌船沿着价河而下先行探路,到达祝洞(海防市瑞源)时遭到我军狙击,被迫退回。祝洞战役的任务是切断敌人从价河逃跑的去路,保证我军的埋伏阵地不 暴露目标,迫使全部敌船沿着石泊河进入白藤江落人我军事先埋伏好的阵地。

4月9日晨,敌船开始进入白藤江。我军一队战船奉令迎击敌人,随后假装败退,乌马儿下令追赶。当时,潮水正在下落。当敌船进入埋伏阵地,我军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敌船,把敌船赶到木桩地带。既大又沉的敌船正在迅速前进突然撞到了木桩上,有的被撞得粉碎,有的被击沉。正当敌军乱作一团的时候,两岸伏兵英勇出击。我军把早已准备好的点着火的木材投掷到敌船上,进行火攻。陈仁宗率领的大军也及时地赶来增援。这场战斗从拂晓一直激战到傍晚。具有决战决胜意志和英勇战斗精神的我军全部消灭了敌人的水军。敌将乌马儿、樊揖、昔皮基……被俘。我军俘获了四百多只战船。数不清的敌军被埋葬在白藤江江底。

取道谅山撤退的脱驩的陆军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也逃不脱损失惨重的命运。在敌人逃跑的路上,我国军民利用有利地形,连续狙击敌人。不计其数的敌人的骑兵掉进了陷阱里,从高山密林里经常有毒箭射向敌人。群众的许许多多的爱国行动及其发明创造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元军遭到连续不断的追击和袭击,损失惨重。在长达将近一百里的道路上到处敌尸枕籍。脱驩打开了一条血路才逃窜回国。敌军的第三次侵略又被粉碎了。

在三十年中(1258—1288年),我国人民三次抗击了正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赫赫有名的蒙古帝国的侵略军。敌人侵略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但是我国人民的抗战一次比一次坚强,越来越富有创造性,取得的胜利也越来越大。

十三世纪抗击侵略军的胜利是一首永不磨灭的英雄诗篇,它深刻地体现了我国人民的爱国心、英雄气魄、聪明才智和团结的力量。通过抗战,从各阶层人民、各民族和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体现了民族高贵品质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5 18:42:3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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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啊!那边没帖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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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5 19:49:00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收藏先。

兼听则明,偏听侧暗”希望能多多看到外面的一些东西。


对于未来,我们无可预知!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自以为预知了未来所发生的事,而放弃了我们本应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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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oochowboy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1400年,胡朝代替陈朝统治越南。


胡朝抵抗明军侵略的抗战

从陈朝末开始,明朝就已利用这个王朝的没落来进行各种侦探和挑衅活动。到了十五世纪,在明成祖(1402—1424年)的统治下,明朝达到了强盛阶段,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封建国家。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侵略我国的阴谋实现了。

1406年,明朝派遣一支军队护送流亡在中国的叛徒陈添平回国,企图建立一个傀儡王朝,充当它的走狗。明朝打算重演十三世纪元朝护送陈遗爱回国的旧剧。但是胡朝早己埋下伏兵,打垮了护送军,话捉陈添平,押回京城,处以凌迟极刑。

面对着日益迫近的侵略危机,胡朝一方面采取了温和的对外政策,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另一方面则加紧准备抗战。但是胡朝准备抗战的主要方式是加强常备军的数量、购置武器和建立防线。

1406年11月19日,明军开始越过边界进入我国。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明朝投入了拥有二十多万步兵和骑兵的庞大的远征军以及上十万民夫。由胡朝领导的抗战很快遭到失败。 在各路敌军进攻面前,胡军在一些地方进行狙击,随后撤退据守红河南岸防线。明军会师后集中兵力渡过红河,攻占多邦城。1407年1月20日,多邦城失守,胡军的防线迅速崩溃。敌军自多邦城南下,于1月22日进占升龙。胡军撤退到红河下游,经过几次反攻失败后,不得不撤退到清化。明军乘胜追击,胡季超及胡朝的其他领导人于1407年6月落入敌手。

胡朝抵抗侵略军的抗战只进行了半年。经过五个多世纪争取和维护独立、并曾多次战胜了北方封建王朝的强大而残暴的侵略军之后,祖国又处于外国统治之下。胡季?必须承担这场民族灾难的责任。陈朝的崩溃为敌人的侵略创造了机会。胡季?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篡了位,掌握政权后又实行许多旨在把权力和利益集中到本宗族手中的政策。因此,胡朝刚成立就失去民心,不能团结全民,不能发挥民族的伟大力量来抗敌救国。

正是由于这样不得人心,所以在组织和领导抗战中,胡朝只依靠常备军和几条固定的防线,被动地进行防御。胡朝不能发动一场人民战争,没有继承和发扬民族的轰轰烈烈地抗击外来侵略的传统,没有运用十分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越南军事艺术的经验。


民族解放战争(1407—1427年) 蓝山起义


明朝的统治政策及其后果

在打败胡朝后,明军取消了民族独立,摧毁了国家机构,阴谋在我国恢复五个世纪前的郡县制度。1407年4月,明朝把我国改为“交趾郡”。自此,一套外国的统治机构从郡直到府、州、县都建立起来。在统治机构中,由明朝派来的官吏囊括了主要职务;另外,他们也竭力培养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土官队伍。这些家伙是从背叛祖国的贵族和社会上的忘本分子中挑选出来的。在军事方面,除了明军起核心作用之外,他们也大力招募土军。据1416年的条例规定,根据不同地区,二丁抽一,或三丁抽一。

明军采用了残暴的镇压和迫害手段。他们到处建立起密密麻麻的城垒和据点。在各军事据点之间有一个用驿站连接起来的联络系统,以便及时互相接应和救援。敌军凭借这样一个庞大的暴力机器下令剥夺了我国人民的一切自卫手段,并且进行了极其野蛮的扫荡和镇压。

他们禁止我国人民生产、储存和使用任何武器。任何人来往谋生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检查。在各次扫荡中,除了屠杀、抢掠和破坏外,他们还采取了剖腹、活焚、熬人油……等疯狂的恐怖手段。

在经济方面,明朝实行了残酷剥削、榨取的政策和手段,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1406年11月一1407年6月),明朝远征军就抢夺了我国人民的无数稻谷、牛和其他财产。在统治机构建立以后,他们的剥削就更加全面、更加残酷了。

明朝对各种人和各种行业都制定了各种税例。仅土地税就比胡朝增加了二倍。他们垄断了盐的买卖,控制了人民的生活。所有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民丁每年都要担负徭役,参加倍建城垒、营署或到山区开采金矿、银矿,下海打捞珍珠。此外,他们还强征手工业工人、医生以及妇女、儿童带回国去服役。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的人被出卖作奴婢,有的被流放,他们都不能返回祖国。

敌人的剥削手段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明朝的贪婪野心不仅仅是靠剥削榨取来使北方统治阶级发财致富,他们还想永远奴役我国人民,把我国合并到明朝封建国家的版图里。在这种野心的支配下,他们加紧破坏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并极力推行同化政策。

明朝曾多次命令侵略军将领没收、毁掉我国的各种书籍,捣毁我国的石碑。他们还强迫我国人民改变风俗习惯,甚至连衣着也要象北方的式样一样。

明朝的统治者采取了暴力征服、沉重的压迫剥削与分化、同化等阴谋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当时,明朝正统治着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打倒元朝的战功正显赫一时,它又继承了北方统治阶级镇压国内人民和征服、统治周围各国的长期经验。在明军的统治下,国土遭到蹂躏、社会受到钳制、人民的生活和人格遭受践踏。

我国人民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这就是祖国的存亡、民族的独立、人民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



争取独立的斗争运动声势浩大、不断高涨


明军打败了胡朝,但并不能使越南民族屈服。正当统治阶层为了宗族的私利而使国土沦丧、民族遭受耻辱的时候,我国人民仍然保持了象征着民族的崛起和自豪的英雄气概。从明军侵犯我领土、践踏民族独立的时候起,我国人民就在全国各地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个波澜壮阔的斗争运动日益高涨,从爱国的贵族官吏到农民奴婢,从平原地区的多数民族到山区的各少数民族,各阶层和各民族都参加到斗争中来。

敌军刚占领的地区,当地人民立即奋起斗争,反对统治者及其实行的剥削、同化政策。在敌人没有占领的地区,人民自己建立起各种武装组织,保卫家园,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犯。因此,由胡胡领导的抗战虽然于1407年失败了,但是直到七年后的1414年,明军才完全占领我国,并且建立起统治机构。

在明朝的统治下,我国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在平原的几乎所有地区,甚至连东关城外围地区,连续爆发了多次起义。起义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积极活动,如袭击敌人的营寨、进攻伪政权、惩治明朝官吏和越奸、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破坏浮桥阻止敌人的来往、伏击敌人的行军等等。

除了零零星星的暴动外,从1407年年底起,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活动范围很广的大规模起义。这就是由陈頠(1407—1409年)、陈季扩(1409—1413年)、范五(1419—1420年)、黎饿(1419—1420年)领导的起义。

陈頠和陈季扩都是陈氏宗族的爱国贵族。因比起义的目的是赶走明军、争取独立和该复陈朝。起义聚集了一些爱国的贵族和官吏,并且得到一些地区人民的拥护。起义军曾解放了清化以南的地区,并从这里出发向北方发动了多次进功,给明军造成了许多损失。特别是1408年12月,陈頠的起义军在遁姑(南河)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打死了敌人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尚书刘jue、都督吕毅、都指挥柳琮、参政刘昱。但由于领导的威信和能力有限,所以起义不能发展成为团结全国斗争运动的小心,最后遭到失败。

范玉是涂山寺(海防)的一位和尚。这次起义的活动范围是在东北沿海地区。

黎饿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黎饿本来是一个家奴。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是奴婢和贫苦农民。黎饿号召群众举行起义起走明军、解放国土,同时也为反对叛国贵族和争取贫苦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黎饿就聚集了几万兵。起义军自丹巴根据地(广宁)出发,在整个东北地区展开了活动,并对手摊据点、吕江城等这样一些敌人的大根据地多次发动进攻。反动的贵族与明军勾结起来镇压起义。起义军曾经打败了反动贵族的武装力量,扩大了起义军的影响,使得敌军非常害怕。明军不得不集中一支很大的兵力才打败了这次起义。

在山区,各少数民族也进行了激烈而顽强的斗争。起义军利用山区的险要地形来狙击敌人的行军,并且有效地发展了各种游击活动,以消耗敌人的力量。当时山区各民族的顽强勇敢战斗精神的象征是“红衣”运动。

“红衣”起义军的活动于1410年首先出现在太原。起义军常常穿着红衣,战斗非常勇敢、灵活。当明军集中力量来镇压时,起义军暂时进入山体接着对敌军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红衣”运动从太原地区迅速扩大到越北和西北地区,直到今天的清化—义安山区。这是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次范围宽广、时间很长的斗争运动。“红衣”起义军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使敌人在辽阔山区的统治机构不能得到巩固。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运动时强时弱、时起时伏,但从未停止过。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下去,但另一次起义却又燃烧起来。起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指向明朝的统治机构。在整个统治时期,明军就好象坐在火山上一样。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勇牺牲的榜样和爱国的行动,象征着我们民族的英雄气魄。

起义军使者阮表以前人防平仲为榜株在敌人面前揭露了侵略军的罪恶,保持了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气节,直到最后一口气。邓容和阮景异的父亲虽然部被陈頠残酷杀害,但他们不记私仇,以谋求抗敌救国事业的胜利。他们两人都英勇战斗,立下了许多出色的战功,虽然遭到失败,但仍保持了英雄的节操。

上述起义给了敌人连续不断的打击,为蓝山起义的形成、发展和取得完全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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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起义和起义军在清化山区的活动


1416年,黎利和十八位最亲密的战友在蓝山举行宣誓仪式,愿为抗敌救国事业奋斗终身。这次宣誓为组织蓝山起义奠定了初步基础。

举行宣誓仪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而非常紧强地进行着。在蓝山山区正在燃起星星之火,它的光芒日益普照各地,形成为一场任何暴力都无法扑灭的森林大火。清化地区和全国各地的英雄豪杰和爱国人民在义旗的感召下相继跋山涉水来到蓝山。阮荐被明军软禁在东关成过着“饥无食、饱饮水”(阮荐的字喃诗)的生活,他设法逃脱了敌人的枷锁,很早就来到了蓝山,跟黎利一道组织和领导起义。

蓝山地区的黎来、阮慎、丁礼,太原(北太)的刘仁澈、范诣,义安的阮炽,立石(永富)的陈元仟京城地区的范文巧等以及各地区的无数无名英雄都聚集在黎利的义旗下。他们是民族的优秀儿女,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分和不同的民族,有的来自平原地区,有的来自山区,但都对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慨而对敌人却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有着一个决心解放国土的共同理想。

1418年2月7日(戊申年1月2日),在民族传统的节日气氛中,黎利和起义军在蓝山高举起义大旗。黎利自称“平定王”,传檄各地,号召人民一齐起来驱逐侵略军。蓝山起义的旗帜从此在祖国上空飘扬,象征着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团结斗争的意志。

蓝山起义军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刚起义时,起义军不超过二千人。当时,“早晚吃不到两餐,冬夏只有一件衣,士兵只有数干,手中没有武器”。

那时候,敌军的统治机构已经设置就绪,掌握了所有的暴力机关,并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样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蓝山起义军投入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起义军坚信自己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战斗一定会取得胜利。正如阮荐所说的:“盖闻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召伐之师,莫先去暴。”

起义军的力量虽小,但一开始它就在精神和思想方面压倒敌人。神圣的民族独立权利这一深刻的信念,上升成为坚信自己的力量和为正义而斗争的必胜信心。

在举行起义后,起义军把蓝山山区变成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根据地。

自1418年到1423年的最初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目的在于打破敌人的围剿。明军常恃其优势兵力,动员巨大力量(有时达十万人)来进行包围和扫荡,妄图消灭起义军。蓝山起义军依靠上游地区的山林地势和人民的支持来进行游击活动,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军。在历次战斗中,起义军忍受了千辛万苦,经受了许多严峻的考险。起义军曾经多次被敌军包围在至灵山(清化)和瑰县(宁平),整月都没有粮食吃。有时,在敌人围剿之后,起义军遭到沉重损失。只剩下百余人。但是,蓝山游击队以非凡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由于进行了游击活动和贯彻了主动、连续进攻的思想,所以蓝山起义军能够保全下来,并且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多次打退敌人的围剿,消耗了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起义军的根据地从朱江流域不断扩大到马江流域。

正如阮荐所说的:“多灾多难立国基,深思熟虑创圣业。历经变故计谋深, 高瞻远瞩奇功成”(《至灵山赋》)。蓝山起义军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起义军与明军停战一年多(1423年5月至1424年10月),结束了在清化山区的游击活动阶段。阮荐认为这次停战谈判的目的是“外表假托和亲”,以便“内里锻冶军械”,“捐钱、募兵、杀象犒军”(《至灵山赋》)。起义军争取利用这一短暂的和缓时期来在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为新的战斗作好准备。在这段时间里,阮荐进行了一场复杂的外交斗争,一方面为了延长和缓时期,另一方面为了不落入敌人的圈套。经过一段时间的收买、引诱都没有得逞,明军准备用暴力进行镇压。起义军立即采取主动,首先对敌人发起进攻并且把这场武装斗争继续进行到彻底胜利。



蓝山起义军进入义安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和不断扩大解放区


面对着新的情况,起义军将领阮zhi建议暂时放弃在清化山区的根据地,进占“险要、地大、人众”的义安,作为跳板,加强进攻,进而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按照阮zhi的英明计划,起义军向义安发动了战略进军。在攻下茶麟城(义安、冠恍)和在可留、蒲隘(义安省英山)打了两次大胜仗之后,起义军开始围攻义安城(义安省兴源)。整个义安府的平原地区和山区的人民都起来响应,跟起义军一道,为进攻敌人的据点和解放各州县作出了贡献。敌人的政权土崩瓦解,解放区迅速扩大。成批成批的青年积极参加到起义军的队伍中来。仅在茶麟一地,就有五千多名青年参加起义军。

在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义安府已获得解放(除正被包围的义安城外)。一个广阔的新根据地建立起来,包括地势险要的山区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平原。这是民族解放战争进而取得新胜利的可靠基地。

1425年6月,起义军北上解放了演州(义安以北), 接着乘胜对清化发起进攻。这里的人民欢欣鼓舞,一齐奋起响应起义。不到一个月,敌人在猜化的统治就完全土崩瓦解了。敌军不得不撤退到西都固守。

1425年8月, 一部分起义军南下解放了新平(广平、广治以北)和顺化(广治以南、承天)。经过几次交锋后,敌军迅速崩溃。一大片地区得到解放,这里的二万青年踊跃参加起义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向义安进军算起,蓝山起义军接连取得了多次巨大的胜利,并且在各方面有了飞跃发展。解放区从清化扩大到海云隘。蓝山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支拥有上万名士兵(包括步兵、水兵、骑兵、象兵)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扩大和加强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



敌军不断遭到失败,正逐步转入防御,等待援军。在边界那边,明朝今王通率领五万人来增援。正当敌军惊慌不安和援兵还未到达之时,起义军指挥部争取时间,向北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426年9月,拥有近万人的起义军分兵三路深入敌占区,与当地人民一道进攻敌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了解放区,迫使敌军陷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由蓝山起义军发动和作为核心的这次进攻迅速发展成为一次广大人民的起义。各地人民已经奋起,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形式,如参加起义军、为战斗服务、按济粮食、自己武装起来配合起义军围困敌人据点……,为民族的伟大抗战作出了贡献。抗明战争中的许多英雄事迹至今还在人民当中流传着,其中有妇女的许多英雄事迹。

在古弄城(南河)附近卖茶水的梁大娘想方设计杀死了好几批到大娘的荼棚来住的敌人。由于她的爱国行动,黎利封她为“建国夫人”,她死底还在村子里为她建立祠堂。

起义军所到之处,“人群拥挤,沿途摆席”。起义军“越战越强,所向披靡。似秋风扫落叶”(阮荐语)。在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面前,敌人的各级政权被捣毁了,统治范围也龟缩到各坚固的城垒及其周围地区。甚至敌人在东关城的巢穴也受到威胁。敌军不得不转入被动防御。1426年10月底,敌人集中兵力来保卫东关城。驻扎在义安的一部分敌军从海路逃到这里。11月初,由王通指挥的五万援军也已到达。集中到东关的敌军达十余万人。王通恃其优势兵力,决定发动反攻肃清东关外围的起义军,夺取战略主动权,扭转败局。正在东关城南面和西南面活动的起义军由范文巧、李篆、丁礼、阮炽等人指挥,数量虽比敌军少很多,但仍决心粉碎王通的反攻。这就是蓝山起义军所进行的有名的串洞——祝洞战役。在连续三日三夜(1426年11月5日至7日)的十分激烈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中,起义军完全打垮了王通的反攻。在古览(河西省清威)、串洞、祝洞、宁桥(河西省彰美)等发生的战斗的地方永远留下了蓝山起义军的战功。在这里,六万多名敌军被消灭。敌军高级将领如尚书陈洽和内官李亮阵亡,甚至连总指挥王通也受了伤。

宰洞——祝洞战役后,敌军更加陷入被动防御的地步,我军在整个战场上乘胜加紧进攻。东关城以及所有敌军占据的城垒都被包围和遭到连续进攻。王通惊惶万状,一方面秘密派人回国请求援兵另一方面请求与起义军讲和,作为缓兵之计。自此,除了进行军事斗争外,起义军开始与敌人谈判。阮荐代表黎利担负起进行这场复杂斗争的责任。由于敌人的顽固和出尔反尔,初步谈判没有结果。敌军仍然占据着一些坚固的城垒,明朝仍继续进行战争努力,下令调动十五万人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势,起义军指挥部仍主张继续谈判,借谈判的机会来揭露敌军的非正义性,指出其必然灭亡的下场,以瓦解敌军的战斗精神,并且网开一面,为明朝留下一条出路。另一方面,起义军加强了武装斗争,旨在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粉碎敌人的侵略企图。同时,阮荐给明军指出了出路:诚实讲和,撤军回国。我军保证敌军的安全撤退,并温和对待,以保全明朝的面六“如要撤军回国,桥梁修好,船舶备足,水陆两路,随意挑选,率军出境,万分平安。我们保持臣仆本分,不短进贡物品”。


大力巩固后方,进而争取决定性的胜利


当时,大部分国土已得到解放。在解放区,开始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权体系。后方日益巩固,成为把爱国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可靠基地。

起义军的力量在数量、质量和装备方面都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上起义军继续围困东关城和位于我后方的一些城垒(如义安城、演州、西都、古弄、至灵……)。对于那些位于从云南到东关和从广西到东关两条增援路上的城垒(如刁朗城、市桥、昌江、邱温、三江……),起义军主强在明朝援军到来之前坚决把它们消灭掉。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加强了动员和说服敌人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阮荐天才地直接指导了瓦解敌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

在我军的军事包围、进攻以及与敌运工作配合之下,驻守在义安、演州、三江、刁晓、市桥等地的敌军相继投降。只有邱温和昌江的敌人顽抗到底,但在援兵到达之前已被消灭。


支棱一昌江的历史性胜利


1427年10月,敌人派遣两支援军进入我国。从广西来的第一支军队拥有十万人,由柳升指挥。从云南来的第二支军队拥有五万人,由沐晟指挥。为了消灭敌人援军,我国军民已经准备就绪。一部分起义军仍继续围困东关城和其他城垒,一部分北上钳制沐晟的军队大部分起义军投入到支棱一昌江战役中来,旨在彻底消灭柳升指挥的主力军。

10月8日,柳升的军队越过边界进入谅山地区。我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到我在支棱关(谅山)早已布置好的埋伏阵地。柳升手中有十万大军,显得十分骄矜和主观。快到达关口时,他亲自指挥一队骑兵在前面开路。10月10日,敌人的先头部队全部落入我军埋伏阵地,被完全消灭。柳升在马鞍山山腰阵亡。敌人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惊慌万状,队形混乱。我军乘胜连续进攻,消灭了上万名敌军。

随后,敌军整顿了队伍,继续朝东关前进,副将梁铭掌握了指挥权。10月15日,敌军又在芹站(河北省该普)遭到起义军激烈的狙击,副将梁铭和上万敌军被杀死。都督崔聚和尚书李庆升为指挥官,勉强地朝昌江战前进,他们还以为这座城在明军手里。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军的伏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0月18日,尚书李庆因惧怕而自杀。

敌军接近昌江城,这时才发现在他们越过边界前十天该城已被我军攻克,并变成一个拦阻他们前进的坚固的堡垒。敌军十分惊慌,不得不在昌江平原上驻扎下来。我军得到加强后从四面八方严密地包围住敌人。11月3日,我军发起总攻击,全部消灭了敌人,活捉所有的指挥官,缴获大量武器、军用品和粮食。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支棱一昌江战役就全部消灭了明朝的十万援军。这是一场非常巨大而彻底的胜利。整个战役是一次主动的连续进攻,采用了军事艺术中“以寡敌众,以弱制疆”等具有创造性的机动灵活的打法。

支棱—昌江大捷是民族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得知柳升的大军被消灭正在边界地区与我军相持不下的沐晟连忙回头逃跑,我军追击敌人,杀死两万余人,活捉一千。两支援军的被消灭,使得王通和在各城里的敌军完全陷入绝境,不得不请求投降撤军回国。

1427年12月16日,在东关城南面的一个地点,在以黎利为首的起义军代表团面前,王通不得不宣誓请求搬军回国。在具有撒军协定价值的《会誓文》中,王通保证“串兵回国,不能拖延时间等候援兵”,并郑重宣誓:“如无诚心,又自食其言……不按照达成的协议立即撤军回国,还拖延时间等候援军,回到朝廷后,又不遵守奏本中的事理,不伯安南的山河神灵而议论别的什么,或者让官军沿途抢劫人民,那么,天地与名山、大川和种族必把总兵成山候王通及其全家老小、亲戚处死,所有的宫军一个也回不到家”。我国人民以抗战的辉煌胜利粉碎了敌军的浸略野心,迫使他们不得不签订了撤军协定。

以黎利和阮荐为首的起义军指挥部不仅让敌军安全撤退回国,而且还供给敌军粮食、成百艘船和成千匹马。正如阮荐所说的,这是结束战争的深谋远虑的并互具有创造性的办法,它既保存了明朝的面子,又深刻地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和宽广的人道主义的胸怀。

1427年12月23日,明朝败兵开始撤退,1428年1月3日,全部侵略军撤离我国领土。经过十年艰苦顽强的战斗,蓝山起义军光荣地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任务。这次抗战的伟大胜利是打倒了外国的统治,粉碎了明朝(当时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的侵略野心。国土得到解放,民族独立得到保证,在将近四个世纪中(十五世纪初至十八世纪末)没有遭到北方封建统治者的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战取得了全面而彻底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的长期战斗带来的美好的结果。在二十年里,我国人民推翻了外国的封建统治,取得了独立。一个小国遭到一个强盛的大国的征服和奴役,但能够在一个短时间内通过取得辉煌的军事胜利来完全解放自己,这在当时是一个罕有的事件。这表明了,进入十五世纪后,越南民族已经成长壮大,她有着深刻的民族意识、非凡的活力以及丰富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已有了上千年建立国家和保卫国家的斗争历史的民族,并且以亚洲的一个先进国家的资格完全独立生活了五个世纪。这样一个英雄的民族是任何侵略势力都不能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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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后黎朝),1527年,莫登庸推翻黎朝,建立莫朝。莫氏刚刚掌握了政权,各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就在光复正统朝代的招牌下在各地纷纷起兵。最后,黎朝大将阮淦聚集了所有的反莫势力,占据了清化、义安一带,另立政权,这个政权名义上是“中兴黎朝”,但事实上黎朝皇帝只不过是傀儡罢了,大权掌握在阮氏手里。1545年,阮淦死后,大权又落入他的女婿郑检手中。

各封建集团之间的冲突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国家被分裂为二。莫氏政权统治今天的北部地区,称为“北朝”;郑氏掌握了清化以南地区的权力,称为“南朝”。这两个敌对的封建集团之间的激烈的内战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这场厮杀的直接受害者是人民。各封建集团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搜刮人力、物力,为他们的争权夺利服务。莫氏甚至依靠外国势力,投降明朝,企图换取外国的“支持”。

当时,明朝已经衰落,并正陷入了与北方的蒙古、东方的“倭寇”、特别是国内农民起义运动发生重重矛盾的困境中。面对着这种情况,明朝——十五世纪初我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曾经打击了它的侵略气焰——显然不敢再侵犯我国了。但莫氏却表现得卑躬屈膝,他没有继承民族的英勇保卫祖国的传统。在明朝的威胁下,他投降了明军,把祖国的部分土地献给了敌人,以便腾出手来镇压国内人民和对付敌对的集团。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的荣誉,这对越南人来说,自古以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今天却由于莫氏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卑躬屈膝而遭到了触犯。这也是割据和内战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这就使得人民更加痛恨各个封建集团以及由他们所造成的割据和内战的局面。因此,莫氏遭到了人民的反对,这也是莫朝在与南朝冲突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592年,南朝战胜北胡,占领了升龙城。但是莫氏的军事势力还占据着许多地区,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反抗郑氏,随后撤退到高平固守,一直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冲突仍然在继续进行,人民仍然遭受到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莫氏被逐出升龙后,南朝内部又出现了郑阮之争。自阮淦死后,在南朗内部,郑、阮两个封建宗室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郑检掌握了一切大权,阴谋剥夺阮氏的势力,建立郑氏的世袭权。阮淦之子阮潢只好活动去镇守顺化(1558年)并兼镇守广南(1570年),以便建立自己的割据力量。顺化—广南一带从此变成了阮氏封建集团的私有江山。

1771年,在阮氏统治的南方,爆发了西山起义。西山起义军先后推翻了南方的阮氏和北方的郑氏两个封建政权。1788年,西山政权废黜了一直是郑氏傀儡的黎朝皇帝黎昭统。黎昭统完全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屈服于外国封建势力的脚下。他派人向清朝求救。从十五世纪初抗明战争起三百多年来一直不敢侵犯我国的北方封建阶级又企图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民族独立又遭到威胁,我国人民面临着新的非常严峻的考验。封建秩序与民族最高权利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国内封建集团正竭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国内外敌人从南北两方威胁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农民起义在推翻国内封建政权后,担负起保卫民族生存、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救国救民的义务。



清军侵略北部


1788年末,清军的侵略成为我国的直接和主要的危机。清朝出动了包括二十万战斗部队、成十万运输队和夫役,由两广总督孙士毅统率。清朝乾隆皇帝在给孙士毅的谕旨中直接提出了一项战略方针,要求充分利用我国内部矛盾以实现其侵略野心。清朝还准备在必要时调动一支水军越海进攻顺化一广南,以便与从北部南下的步军配合。敌人的侵略野心很大, 他们的侵略阴谋非常危险。

1788年11月,清军分为四路进入我国。根据孙士毅的主观臆测,清朝放弃了调动水军进攻顺化—广南的计划。因而侵犯我国的清军只有步军。主力军由孙土毅指挥,经谅山进攻升龙。由知府岑宜栋指挥的第二支军队经过高平而下。由提督乌大京指挥的第三支军队经宣光而下。第四支军队则取道安广(广宁)进入。

当时,北部的西山军由吴文楚指挥,仅有一两万人。面对着清军的来势汹汹的大规模的侵略,边境的关隘尽皆失守。国内的反动封建集团又起来接应侵略军。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吴文楚按照吴时任的明智的主张,决定主动撤退以保存力量。西山军奉命集中到升龙。在这里,我军在红河河岸组织了一次大的阅兵式,然后按预定计划撤退。水军驻扎在卞山(清化),步兵占领三叠山(宁平),建立了一条巩固的防线。在撤退前,西山军破坏道路桥梁,藏匿船只,并在路上布置力量以牵制敌人的进攻。因此,孙士毅的主力花了二十天的工夫才从边界到达升龙,沿途在许多地方遭到狙击。

11月17日,清军占领升龙城。孙士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因此表现得十分轻敌和傲慢。他下令兵士暂时休整以庆祝元旦,准备到春天再继续进攻。他的大本营设在西龙官(升龙的东南方)并把兵力布置成暂时防御之势。

他的主力驻扎在红河两岸,中有浮桥往来。在升龙南边,他布置了一条包括许多营垒的防御系统,其主要据点是玉洄营(河西省常信县)。半宜栋的军队驻扎在姜上(河内栋多)以保卫升龙城的西南方。乌大京的军队驻扎在山西。第四支军队则驻扎在海阳。京城升龙和北部一部分土地被敌人占领。孙士毅肆意放纵军队横行霸道,奸淫掳掠,骚扰人民。

国内的反动势力与侵略者紧密勾结,傀儡黎昭统跟随清军回到升龙。他被清帝封为“安南国王”,但只不过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儿皇帝罢了。对于敌军,他们卑躬屈膝到无耻下流的地步。对于国内人民则极为残忍野蛮。他们依仗清军的势力,卑鄙地进行报复,并且竭力掠夺粮食、搜刮财物以供应数十万侵略军。傀儡黎昭统祸国殃民的面目暴露无遗。黎昭统每天到孙土毅营帐中觐拜受命。甚至有一次没有得到接见而被斥退。北部人民议论道:“南国从有帝王至今,从未见过如此谄媚卑劣的君王。”

在国土被敌军蹂躏的情况下,北部人民异常愤慨。一切爱国的人们,不分贫富贵贱,都倾向西山,并且时刻准备集合在英雄阮惠的大义的旗帜之下。



阮惠准备大破清朝侵略军


正当清军为初步取得的一些胜利而洋洋自得,并且陶醉于准备过新年的时候,我国军民在阮惠领导下正紧张地进行准备,以便争取时机,利用敌人的一切疏忽,迅速地把它们驱逐出境。1788年12月21日,阮惠在富春接到吴文楚的紧急报告。翌日,阮惠登基即皇帝位,年号光中,随即统率大军北上。光中把军队停留在义安十多天以补充力量。当时,西山军的红旗已成为全民族的崛起团结的旗帜。西山农民起义发展成为空前广泛的民族运动。在祖国危急的形势下,成万青年踊跃参加义军。西山军的力量迅速增加到十万人。这支军队的骨干力量是经历了十七年的南征北战、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得到锻炼、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农民武装力量。在同敌军进行殊死战斗之前,光中在义安镇营组织了一次巨大的阅兵式,以显示其力量和鼓舞土气。

此后,西山军进抵清化。在清化,义军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增强了战斗力。大批健儿踊跃参军。1789年1月15日,西山军在三叠山集结。在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光中决定发动大规模进攻以便迅速彻底地消灭敌军全部力量。西山军分为五路,从不同的方向进攻,造成战略包围之势,陷敌军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使他们遭到连续不断的进攻和无法挽救的灭顶之灾。

由光中直接指挥的主力军宜逼升龙南边敌人的主要防御系统。第二支军队由都督保指挥,进攻大晏(河西、常信),其任务是掩护和配合主力军。第三支军队由都督龙指挥,突袭歼灭姜上军营,然后攻入升龙。第四支军队由都督雪指挥,越海攻人海阳。第五支军队由都督禄指挥,越海北上截断清军退路。在出师前夕,统帅的钢铁誓言大大地提高了战土争取爱国战争胜利的战斗意志和坚定信心。

1789年1月25日夜(即阴历年除夕), 主力军越过问口河(底河),消灭了敌人防御系统的前哨营垒,打响了大破清军的战斗。西山军迅速前进,连续歼灭了清军的各据点,并追击俘获敌侦察兵。28日夜(即己酉年初三晚上),西山军秘密包围了河洄营(河西省常信县),迫使敌军投降。我军不费一箭一弹就消灭了距离升龙二十公里的敌军的一个重要据点。

30日凌晨(即年初五),我军进入了与敌决战的玉洄营阵地。这是敌军防御系统中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坚固据点,它是直接保卫升龙南边的门户。玉洄营距升龙十四公里是由南北上的千里通衢上的一个屏障。营地周围有战垒保卫。战垒外有满布铁蒺藜、陷阱和地雷的障碍工事。这里的敌军约有精锐军队三万人,由孙士毅的副将提督许世亨指挥。他同时还是升龙南边全部防御系统的指挥官。在河洄营被攻后,孙士毅下令增援玉洄营,并密切注意南部阵地的战况以便随时准备对策。

光中直接指挥这场进攻玉泅营的激烈的战斗。攻击开始,拥有一百多头战象的西山军战象队发动进攻。清军以善战的骑兵队出来迎战,迅速被击溃。敌军凭借城垒,竭力固守。他们从城垒上拼命放炮射箭以阻止我军前进。由一支包括一些敢死队员组成的突击队,用湿稻草包扎的大木盾牌掩枫冲入敌军营垒。我军突入敌营,同敌军交锋。西山大军以压倒敌人的气概猛烈进攻。连敌军也不得不承认:西山军“人如蚁集,势如潮涌。”

面对着西山军雷霆万钧般的进攻和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玉洄营被攻克。一部分敌军被歼灭。经过这一阵狂风暴雨后的残敌向升龙方向逃窜。但光中已布置了一支疑兵狙击,迫使他们陷入浩瀚泥泞的墨塘(河内、青池)。在这里,都督保的军队已奉令利用地形,布置了一个阵地来消灭清军的残兵败将。上万敌军葬身在这片泥塘之中。西山军通过玉洄—墨塘战役,消灭了这个最重要的据点内的全部清军及其指挥部,摧毁了敌人的防御系统,并且打开了解放升龙城的门户。

也就在1月30日拂晓,都督龙的军队突然包围并攻克了升龙西南方的姜上营(河内、栋多)。西山军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秘密地包围敌营,然后发动猛烈进攻。人民起来直接参加战斗。他们用稻草编成火把,浇油点火,形成一个火网包围敌军。姜上营迅速被攻克。敌军指挥宫提督岑宜栋在惊慌之中自缢而死。成万具敌军的尸体满布整个战场。

孙士毅在大本营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南方战场情况,以便准备随时调军前往救应。他突然接到姜上营失守的急报。正当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对付的时候,都督龙的军队已涌进升龙城,象一把利刃直插进他的大本营。孙士毅惶恐已极,来不及披衣甲和上马鞍,慌忙地同一支后勤骑兵越过浮桥带头逃窜。清军瓦解,争相夺路而逃。孙士毅下令断桥以阻止西山军的追击。由于他的残忍行动,成万清军弃尸红河。

1月30日上午,都督龙的军队解放了升龙城。当天中午,光中和主力军在人民的夹道欢呼声中进入京城。这一天“布衣”英雄的战袍经过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而被硝烟熏黑了。起义时高举的红旗,在义军胜利的征途上迎风飘展,今天又引导着胜利的军队解放了京城。

在这个时候,孙士毅和残军正狼狈逃窜。他们在逃窜的路上又到处受到沉重打击,并被歼灭殆尽。残存下来的不得不钻林涉水抄小路逃窜回国。败将孙士毅为了脱身被迫扔掉了全部文书和印信。这是跟随孙士毅逃窜的一名官员的供认:“我和制宪(指孙土毅)饥渴交加,无处寻找吃喝,定了整整七天七夜,方抵镇南关。”


驻扎在海阳的清军也被打败。驻扎在山西的清军,虽然我军并没有去进攻,但也仓惶撤退回国。


西山起义的辉煌胜利


己酉年(1789年)春节是一个战功辉煌的春节。仅仅在这年开春的五昼夜内(从12月30日到己酉年元月5日,即1789年1月25日到30日),在光中的卓越领导下,我们民族就奋起把二十万满清侵略军驱逐出国土,解放了京城升龙,解放了祖国。这是我们民族抵御外侵的历史上占有头等地位的一项伟大的和显赫的战功。抗战之所以取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是由于我们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因而粉碎了得到我国内部反动的封建走狗支持的清朝的侵略阴谋,打击了他们的侵略气焰。北方封建阶级对于我国国土最大最危险的侵略阴谋之一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抗战中,不顾封建势力的反叛,全民族在西山农民革命运动的鼓舞下,昂然奋起以英雄的气概和钢铁般的意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光中挖掘了人民的潜力,继承了民族的英雄传统,以独特的创造性的军事艺术,领导了抗战。这种军事艺术的显著特点是:打歼灭战的思想,主动的连续的进攻精神,神速、出其不意的压倒敌人的打法。勇敢、机智、灵活、猛烈是光中指挥下的西山军的战斗作风。光中阮惠从一个最杰出的农民领袖变成丁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位军事天才和一位百战百胜的名将。

1802年盘踞南方嘉定的阮映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击败西山政权,占领升龙,开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统治。阮映的年号是嘉隆。

阮朝对满清王朝始终保持盲目隶属的臣服态度,而在上一个世纪末,这个王朝的侵略曾经完全被我国人民打败。清朝的专制制度在各方面都被阮朝视为典范。从法律、政权组织、科举、礼教一直到宫殿、房屋……阮朝皇帝都竭力模仿“天朝”。由于这种奴性十足的臣服意识,嘉隆害怕触犯大清国,不敢保持含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大越国名。他请求清朝改国名为南越,把自己看成是“天朝”的“诸侯”,就象从前的赵陀的南越一样。面对着人民的反抗,嘉隆有时也重用大越国名,明命又改名为大南。但这只是笼络人心的伎俩,阮朝诸王对清朝仍然一贯保持其臣服关系。阮朝表现出它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人们看不到这个王朝有什么民族的庄严气魄和作为国家主人的姿态。

1858年,法国军舰炮击岘港,越南古代史结束,进入近现代时期。

(全文完)



本书是根据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第一集(越南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由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于1976年3月翻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7 15:27:5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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