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南方文化与中国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

阴暗面

	苑 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传统观点认为，韩文化的底层文化依年代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距今三千年以前的有文土器文化，一是在距今三千年时由域外传来的无文土器文化。它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半岛原有的文化风格，并从根本上奠定了韩半岛此后的基本走势。人们认为，这是韩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源头。那么这一文化究竟来源于何处？人们历来众说纷纭，但韩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文化很可能来源于西伯利亚，原因是韩半岛的这时的陶器与西伯利亚的陶器颇为相似。但人们在溯源时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文化是伴随着稻作文化一同传入韩半岛的，西伯利亚至今不产水稻，这支文化的源头怎么会是西伯利亚呢？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也证实，西伯利亚的无文土器比韩半岛要晚将近100多年，这也就是说，不是西伯利亚的无文土器影响了韩半岛，而是韩半岛的无文土器影响是西伯利亚。 那么，这一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呢？经过16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一文化当源于中国长江下游的百越民族地区，韩半岛的传统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 在农业方面，由于气候、纬度等原因，中国以淮河为界，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农耕系统。淮河以北以旱作农业为主，淮河以南以稻作农业为主。中国长江下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东南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生产。最有名的要属河姆渡文化。在1973年的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共发现400多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物，其厚度在10-40厘米不等，最厚的达70厘米。这是谷物腐烂后长期自然积淀的结果，原初厚度当在一米以上。如果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稻谷，换算成稻谷就是在120吨以上。但当时中原对稻作生产尚一无所知，直到2000年后，河南人才开始试种水稻，直到后汉，辽东才开始有了种植水稻的记录。 但奇怪的是，韩半岛至少在距今3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水稻的生产。在松菊里等17个新时期遗址中，都发现有稻作文化的遗存。历史上韩半岛并没有野生稻，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稻作文化肯定是舶来品。那么，它究竟来自何处？研究后我们发现，这支文化并不像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来自西伯利亚，而是来自中国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省及安徽一带。仅就稻作文化而言，河姆渡可能是它的最终源头。理由是：一，考古学上的证据：伴随稻作文化而来的有段石锛、半月形石镰，它们的最早原型都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二，在稻作文化的称谓上，韩中两国也非常相近；三，在耕种技术上，双方所采用的“火耕水薅”、鸟田、踏耕耕种方式等也完全相同，而以拔河来祈求丰收做法，两地也基本相同。 二，服饰文化比较 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穿贯头衣的习俗。但是，到底什么是贯头衣，说法并不统一。按史书记载，所谓贯头衣，事实上就是一块围在腰间的窄幅白布，女人有时在胸前也要围上一块。以后布多了，女人就干脆将两块布缝在一起，围在身上，这就是后来的筒裙。贯头衣是百越民族的传统服装，但奇怪的是历史上韩民族也穿这种衣服。现在韩国女子所穿的“衬裙”，便是这种服饰的古老遗留。这种服装比较适合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是在南方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文化产物，但是，北上后的韩民族还是继承了下来。 三，从人体装饰艺术看韩民族与百越民族的文化联系 文身一般多发生在南方地区，因为只有裸体才能体现出文身的意义。南方民族是将它作为一件好事来做的。在中原地区，文身不是好事，一般多发生在犯人、士兵和奴婢的身上，而且主要集中在面部。它的功能主要是区别身份——族属、地位、性别、年龄等等。 《三国志》“倭人”条说：“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史书认为倭人来自中国的南方，他们的文身所继承的应该是中国南方文化的传统。历史上，韩民族中也有文身习俗，而且越往南，文身者越多。《后汉书》“弁韩”、“辰韩”说：“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纹身习俗常常与稻作文化联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文身习俗很可能也是伴随着稻作文化一起传入韩半岛的。 南方有“穿胸国”。到底什么是“穿胸”，各家解释不同。周致中《异域志》认为穿胸就是在胸前穿个洞，长者走不动时，年轻人就用一根棍子穿过他的胸，抬着他走。张增祺则认为穿胸就是在胸前装饰上一个有孔的扣子。 但据田野调查，所谓的穿胸，就是把胸前或后背的皮肤拉起来，用刀穿个洞，看看谁勇敢。据说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还有这种习俗，可以说这也是个南方民族的专利。 但奇怪的是，这一习俗也同样出现在了韩半岛。《山海经》说：“三苗在赤水（今天的滦河）之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苗国，贯胸国在其东。”古代的三苗在今天中国辽宁省与河北省一带，说它东面有个国家叫“穿胸国”，这个国家就应该是历史上的韩民族。那么，这个“穿胸国”是怎样“穿胸”的呢？《三国志》“韩”是这样解释的：“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少年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插之，通日欢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键”。意思是说，在这个国家中，如果有什么大事，或是国家要筑城墙，年轻人便会用刀在前胸或后背上穿个洞，并用绳子穿过去，有时则是穿过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棍，看谁勇敢。这种习俗，实际上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穿胸”。 四，韩民族与南中国百越民族的饮食文化比较 韩民族号称“北方民族”，但在饮食习惯上却是南方式的。它的南方型饮食文化主要表现在： 一，主食上以米饭为主，敬神用打糕、红饭。这与真正的北方民族完全不同。 二，副食上的食生习俗（吃生鲜）、发酵型菜系（与北方不同，放肉、鱼等）；食犬（北方以犬为图腾，南方人食犬）； 三，独特的酒文化：历史上韩民族是个爱喝酒的民族，《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记载。在酒文化中，口嚼酒是一大特色，而这正是南方酒文化的一个特色。所谓的“口嚼酒”，就是用嘴嚼生米，使米发酵，最后酿成酒。中国南方民族多用这种方法酿酒。 四，做饭用的带有边的釜：韩国、日本都有，但它的原型却在中国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时间在7000年前。 五，韩半岛低干栏民居建筑溯源 说起韩半岛的民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马韩的半地穴建筑，这一点在《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也许这种建筑比较适应寒冷的北方气候，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半岛早期民居建筑大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历史上，韩半岛还有其他类型的建筑，其中最典型的一种，便是南方民族常用的干栏式建筑，如在《三国遗事》中就记载有“楼上宅”、“板积宅”、“池上宅”、“林上宅”等建筑类型，这些建筑形式都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当代的韩民族民居建筑中仍有保留。 其实，这种离开地面的建筑形式也发源于南方。它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避免野兽的袭扰，二是可以离开潮湿的地面，减少人们患皮肤病、关节病的机会。为什么地处东北亚的韩民族使用这种看来并不适宜北方寒冷环境中的南方式建筑模式？惟一的解释，便是他们原来也居住在温暖的南方，以后北上，并将这种建筑式样带到了寒冷的北方。 当然，北上后的韩民族，历史上虽然也使用过高干栏式建筑（如韩国出土的伽耶家形土器），但很可能并不以高干栏为主。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多将高干栏建筑改为低干栏式建筑，并发明了火炕。“干栏”一词，壮语的意思是“高房子“，干栏式建筑韩语叫“다락”，“다”的本义是“高”，“ 락”的本义是“房子”，“ 다락”合起来看，也是“高房子”的意思。而且“栏”与“락”在语音上也是比较相近的。 六，韩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生殖崇拜比较研究 最早的生殖崇拜并不将男性看得很重，因为孕期绵长，很难使人意识到男性在生殖行为中的作用，所以，最早的生殖崇拜是从对女性生殖崇拜开始的，但因为那时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所以能留下的文化遗留并不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磨制石器，于是才有了石祖、陶祖一类的文化遗留物。 韩半岛的生殖崇拜除我们所说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崇拜形式，这便是“性穴”崇拜和“石头爷爷”崇拜。 “性穴”是1971年在韩国发现的，最初叫“杯状穴”，主要分布在汉江流域，以后在汉江以南地区也有发现，共17处。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支石墓巨石的人像两腿之间刻上一个杯状的石洞，因为刻在性器部位，所以叫“性穴”，它所反映的是人死后回归母体的思想。中国汉族也有这种回归母体的思想，所以中国人常将阴宅选在类似女阴的地方，目的就是让死者回归母体，以求再生。从大的范围来看，这种性穴在中国东南沿海多有分布，福建、广东、江苏、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发现。韩国的性穴主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铁器时代，即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而中国的大都早于这一时期，如连云港是公元前3000年。韩国的性穴文化很可能也是与稻作文化一道传来的。 韩半岛的另一种生殖崇拜方式是向“石头爷爷”求子。韩国的石头爷爷一般都放在村口，它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卫村庄，防止恶疫侵入；一是用于求子，可以使不孕妇怀孕，并使农业丰收。 在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石人又叫“石头和尚”。它主要分布在浙江、安徽、福建一带。在形态上，中国的石人右手握剑，左手握自己的性器，造型、功能与韩国的石头爷爷基本相同。只是韩国石人手中的刀和生殖器都不见了，不过从韩国“石头爷爷”的手势和造型以及它的功能看，仍能发现它所具有的保护神与生育神的基本特征。据说如果女子不孕，就会去摸石头爷爷的鼻子，韩国人认为鼻子的大小与男性生殖器的大小有关，人们甚至相信将石头爷爷或佛像的鼻子用刀刮下来，做成“鼻石散”，就可以治女子不孕症，所以庆州南山佛像多没有鼻子。这种石头爷爷早在2000多年前，在中国浙江一带就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时不叫“石头和尚”，叫“石公”。在叫法上与韩国也完全相同。 有人认为这种习俗来源于蒙古，但事实上蒙古的石人与韩国的石头爷爷从造型到功能都不一样。蒙古的石人手中拿着灯（也有人认为是拿着酒杯），并与“鹿石”（画有鹿的石头）同时并存，据说蒙古的石人多是死者的石像，功能主要用于祭祀死去的先人。 七，韩半岛“婿留妇家”婚与百越“入赘”习俗比较 历史上，韩国人的婚姻以“婿留妇家”婚为主，这种婚姻的基本特征是结婚时不是女的到男家，而是男的到女家。改为女到男家的历史并不长，而且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的结果。现在中国的朝鲜族结婚时先到女家，第二天再回到男家，反映出一种婚姻形式取代另一种婚姻形式时的彼此妥协。“婿留妇家”婚在中国也叫“入赘”，这种婚姻形式在中国的汉族地区常常是不被允许的，男人常常因为入赘而被罚去当兵。但在中国南方，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所以就是到了现在，结婚后女子也常常不去夫家，中国叫“不落夫家”这一点与韩国完全相同。 历史上，韩国还有建“婿屋”的习俗。这种习俗在中国南方也相当常见，一般女儿成年后，要为她建造一座小屋，为她与异性交往提供方便。这种小房子苗语叫“马郎房”。据考，历史上的韩国也有这种习俗，这种小房子便是韩国的“舍廊房”。后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搞清“舍廊房”的真正功能，只知道历史上它只能接待男客，其实，这个舍廊房的本义就是“爱屋”，也就是韩国历史上专门给成年女儿准备的专门用于谈恋爱的“婿屋”。 八，日·韩铜铎源出中国东南沿海考 日本弥生时代和韩国青铜时代的许多文物都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特点，如韩国、日本的铜剑、铜铎，都具有这种一些特点。日本的铜剑与中国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铜剑属于同一个类型，韩国出土的石造剑，也与中国吴越地区的青铜剑完全相同。这种石造“铜剑”的出土，说明铜剑的制作者听说过或是亲眼看见过这种吴越型铜剑，只是因为技术失传，无法再造出相同的铜剑，只能用石头磨制出他们心中的“圣物”。不过，无论如何，都可反映出吴越青铜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韩国与日本出土的铜铎类型，最早也出现在中国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九，韩神话与中国南方神话的关系 在韩民族图腾神话中，卵生神话占有重要的一席。据《三国遗事》载，韩国的朴姓就是卵生的，赫居世是卵生的，朱蒙是卵生的，六个伽耶国的国王也都是卵生的，而且这些卵都是从天而降，放出五彩光芒。这卵是谁下的呢？韩国神话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既然从天而降，又能放出光芒，我们姑且将它称为“太阳鸟”。在中国长江下游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过一个用象牙雕成的艺术品，上面有两只面面相对的鸟，它们中间便是一轮燃烧着的太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一把骨匕首的把柄上，也雕刻有两组太阳鸟的形象。这说明河姆渡人历史上是崇拜太阳鸟的。韩国的卵生神话很可能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更为奇怪的是在中国白族的语言中，赫居世（弗矩内）的意思就是“太阳鸟”，而“汉城”（徐伐）一词的发音就是“政府”的意思。至于“白马”、“白鸡”作为吉祥征兆的说法、鸡龙神话的主题，在中国南方神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表述。为什么这两个民族的图腾神话如此相似？除了同源，似乎没有更好的答案。 十，韩（日）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的比较研究 在韩民族中，人名、地名的前面经常使用“高”这个冠词。如高丽、高朱蒙等等。日语中，这个冠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有一个地区，这就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据史料记载，这里的人在人名、地名前面也经常加上这样一个冠词。人名如“勾践”，地名如“姑苏”等等，从史料记录看，中国南方的这种用法是比较早的。我们从人名、地名、族名的地理移动，即可判断出中国吴越文化的走向以及它与韩、日文化的关系问题。再如从稻作文化称谓看，中国吴越地区将大米叫“稌”，发音与韩语的“쌀”基本相同，野生稻叫“秜”，与韩国将混在大米中的带皮的稻子叫“뉘”，发音也大体相同；吴越民族把水田叫“那”，而韩语叫“논”，发音也大体相同。在青铜文化上，《越绝书》中将炼制铜剑的地方叫“姑渎”，而韩语将灶叫“부뚜막”；中国南方将刀叫“葛党”，韩语叫“칼”，发音也大致相同；中国南方将铜矛叫“物卢之矛”，这“物卢”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一直搞不清楚，其实，物卢的古音就是“구리”，所谓的“物卢之矛”就是铜矛。 十一，韩民族稻作文化的南来 作为一个久居东亚的古老民族，韩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它居住韩半岛的历史至少可上溯三、四千年之久。在它的文化中，又确有许多北方因素，因此，传统史学一直将它视为真正的北方民族。但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韩民族无论是它的生产习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还是它的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语言艺术，青铜文化，甚至包括这个民族典型的体质特征，都与南方文化相当接近而与北方文化相去较远。诸如生产上的南方型稻作文化，农业信仰上的稻灵鸟崇拜：服饰方面的穿贯头习俗，纹身习俗：饮食上的发酵型菜系，食生习俗，食犬习俗，食米习俗；居住方面的居干栏习俗：婚姻生活中的婿留妇家婚等等，等等，说到底，基本都是在南方民族中常见的习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真是南方民族，那么，他们从何地迁来，又是什么时候迁来的呢？ 我认为韩民族——也就是中国的百越民族，第一次进入韩半岛的时间是距今3000年左右，它的基本标志，便是韩半岛稻作文化的第一次传来。从考古学来看，不但韩半岛的水稻是这一时期传入的，就是韩半岛的稻作生产工具——有肩石斧及半月形石镰，也是这一时期进入韩半岛的。而这些生产工具的最初源头，则是中国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地区，时间在7000年以前，这一点考古学界并没有任何异议。 百越文化第二次进入韩半岛的时间是中国的秦代（公元221-206年）。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韩半岛，能说出名字的就是历史上的辰韩。《后汉书》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故或名之为秦韩。”以前一说到从秦国来，很多学者都会立刻想到他们来自离朝鲜半岛最近的齐国或者是燕国。但从方言学的角度看，《三国志》已经声明：他们虽像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也就是说，他们所用的方言决不是齐国或是燕国的方言。这就肯定了他们来自齐、燕的可能。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三国志》说他们有“压扁头”的习俗。这种习俗在齐国、燕国都没有，也说明他们不是来自这两个国家。压扁头习俗最早出现在山东，以后向南发展，达到江苏、安徽一带。也就是说，从压扁头这一习俗来看，辰韩人有可能来自山东、江苏或安徽一带。但“非但燕齐之名物也”的说法，又排除了他们来自山东的可能，剩下的只有江苏和安徽。 再说秦始皇，他统一中国后，便加强了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三国志》中，辰韩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就反映了这种同化的结果。因为这些话都不是标准的“秦语”，所以《三国志》的作者只能说是“有似秦语”——有点儿像秦语。那么，他们说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呢？《三国志》的作者无意中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正像《三国志》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东方人名我为阿”（东方人将自己叫阿）。当然，这个东方绝对不是指齐国、燕国或是鲁国。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历史上并没有把“我”称为“阿”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只出现在江苏、安徽、浙江等东南沿海一带。如现在的上海人仍将我称“阿拉”（a:la）。在中国长江下游的方言中，在称呼前面经常要加上一个“阿”字，如“阿爸”、“阿妈”、“阿哥”、“阿妹”等等，现在这个“阿”字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冠词，但最初则有“我”的意思。韩语在人的称谓前也常使用“阿”（아）这个音，如阿里郎、아빠、어마、아버지、아저시等等，这是否与中国长江下游的百越文化有关呢？我认为值得研究。说辰韩人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另一个证据便是《三国志》说过这样一段话：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辰韩人把乐浪人叫“阿残”，这其中，“阿”就是“我”的意思，“残”就是 “残部”或“部下”的意思。也就是说，《三国志》的作者认为，在辰韩人看来，乐浪人原本就是他们的部下。他们以前都生活在一起，是同一个民族，以后才因为什么缘故而彼此分开。当辰韩人进入韩半岛后，并没有受到常见的冷遇，而是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乐浪人把他们当成亲人，马韩人还送给他们最平坦的土地。此外，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虽然在韩民族身上尚存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这与元代蒙古人的进入有关），但据人类学家研究，其实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一带的人种仍然是最为相似的。

阴暗面

	以下是引用阴暗面在2005-10-10 16:01:56的发言： 人们历来众说纷纭，但韩国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文化很可能来源于西伯利亚，原因是韩半岛的这时的陶器与西伯利亚的陶器颇为相似。但人们在溯源时却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文化是伴随着稻作文化一同传入韩半岛的，西伯利亚至今不产水稻，这支文化的源头怎么会是西伯利亚呢？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也证实，西伯利亚的无文土器比韩半岛要晚将近100多年，这也就是说，不是西伯利亚的无文土器影响了韩半岛，而是韩半岛的无文土器影响是西伯利亚。 哈哈，原来韩人的祖先是南方百越，怪不得韩国人长的这样像南方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0 16:08:15编辑过]

蓝客

	高丽人长的大多数都不似南方人。 大长今是大饼脸，金善喜是俄蛋脸。嘿嘿。

北姑

	韓國人沒有明顯的南方人種特徵，除了少部份之外，高句麗及通古斯移民的威力比中原人到嶺南強大得多耶。

阴暗面

	朝鲜人的鼻孔太大而外露了，这样的鼻孔在寒冷地区很容易丧失热量。

北姑

	http://sanada.net.cn/cangjing/wen3.htm 倭人的起源 1，混血人種 關於彌生人的起源，從明治時代開始爭論了百餘年，代表性的觀點有“土著人種說”、“外來移民說”、“混血人種說”。 持“土著人種說”者，如考古學家長谷部言人、鈴木尚等認爲：繩紋人順應生活狀態之變化而成彌生人，繼而發展爲古墳人，直至現代日本人。持“外來移民說”者，有人認爲來自南島，有人主張來自朝鮮，有人倡導“北方人種渡來說”，有人堅持“吳越移民說”。 清野謙次大概是“混血人種說”的始作俑者，他認爲彌生人是繩紋人和外來移民混血而成的。埴原和郎對彌生人的混血率進行過別開生面的測算，他將身高的變化視作遺傳因數的量化表現，測出土井浜人混血率爲1比1.25，三津人的混血率爲1比0.8，由此斷定這是第一代混血兒。 “混血人種說”目前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問題是這些被稱作“不速之客”的移民，究竟具有多大的規模。小山修三做過一個統計，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國人口，繩紋後期爲16萬1千人，彌生時代增至60萬1千500人，兩者相差近4倍。 這種人口數量激增現象，除了生活狀況改善促進人口增長外，大量外來人口的加入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測算無誤，移民人數與繩紋人接近一比一。零星來自各處的移民，不可能達到數以萬計的規模，其中必有來自某處的遷徙集團。 2，來自何方 身材明顯高於繩紋人的移民主體，究竟來自何處？圍繞這個問題，中外學者提出過各種意見。下面介紹幾個主要論點，並作些扼要的評析。 朝鮮半島直接渡來說 。上田正昭指出，日本歷史上有過4次移民高潮：西元前200左右第一波，5世紀前後第二波，5、6世紀之交第三波，7世紀後半第四波。他認爲第一波移民，從朝鮮半島移居而來。佐原真根據韓國禮安裏古墳（4～7世紀）出土的63具人骨的平均身高（男子162.9釐米，女子150.3釐米），進一步限定這些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南部。 上述觀點主要立足于兩地的文化類似性，但沒有說明人口東徙的必然性。事實上，彌生人遷居半島的現象也存在，如《三國志》（魏書·弁辰傳）說倭人從弁辰購鐵，稍晚的《隋書》（東夷傳）說百濟人與倭人、中國人雜居等。所以，九州北部與朝鮮南部的文化類似性，不足以證明兩者的授受關係，也可能是由某種文化同時流布兩地所造成的。 北亞人種間接渡來說 。據地理學家鈴木秀夫研究，距今約3500年前（繩紋後期中葉），東亞地區氣溫逐漸下降，即出現寒冷化現象，引發人口遷徙。阪口豐經過推算，得出更爲精確的資料：3200年前至2400年前爲第一次寒冷期，此後的300年間氣溫一度轉暖，2000年前又出現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據這些氣候變化資料推斷，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現時，北亞的民族開始向溫暖的南方移動，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時，南遷的速度加快，兩次南遷在時間上恰好與彌生時代對應，證明彌生移民從北亞經半島而來。 將西元前3世紀前後的大陸移民東徙的原因歸於氣候的變化，雖然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釋的最大缺憾，是沒有同時兼顧到這一時期東亞的社會變動，而且將移民主體斷爲北亞人種，亦與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不甚相符。 江南農民直接渡來說 。16世紀末，赴日傳教的葡萄牙人羅德裏格斯在《日本教會史》中寫道：“日本最早的移民來自浙江，日本國王即其苗裔。”依據是什麽，作者沒有明示。本世紀中葉，安藤廣太郎從水稻傳播的角度指出：水稻分別發源於印度和中國南部；江南民族將水稻農耕傳至九州北部和朝鮮南部；日本的水稻農耕與朝鮮南部幾乎同時開始，兩者之間不存在先後之差。 中國學者在尋繹“水稻之路”時，大多傾向于吳越移民是水稻農耕傳播者的看法。安志敏從稻作農耕、幹欄式建築、玦狀耳飾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紋陶、吉野裏遺迹、海流和交通諸方面，詳細論證了彌生文化與江南地區的淵源關係。 3，東海外越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地“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計其地理方位“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又詳述倭人風俗：“男子無大小，皆鯨面文身。……夏後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發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這段文字是說，倭人的文身習俗、漁業經濟、土地産物、地理方位，均與以會稽爲中心的越人分佈圈關係密切。這種多元的相似性，應該與越人的海路遷徙有關。 西元前333年，越爲楚威王熊商所滅，“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于楚”，從此散爲百越。迨及秦並六國、一統中華，江南之民紛紛流徙避亂，駕舟東遷者當不在少數。 《越絕書》有“內越”、“外越”之分，“外越”亦作“東海外越”。《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徙天下有罪謫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秦雖並滅六國，唯東海外越不服，他們組成龐大的船隊，或遊弋於海上，或避難於域外，對秦朝造成威脅。 由於秦朝採取嚴厲的防衛措施，漂流在東海的外越複國無望，於是出海另求生路。董楚平稱他們是“越人中最善於駕馭海浪的弄潮兒，是傳播越文化的先鋒”。陳橋驛認爲，“內越”指移入會稽、四明山地的一支；“東海外越”指離開今甯紹平原而漂洋過海的一支，他們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到達“臺灣、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人“黥面文身”，《後漢書》（東夷傳）說弁辰“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又說馬韓“其國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黥面文身”正是越地的古俗。劉向《說苑》（奉使）說越人“剪發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說明文樣是龍蛇之形。 在交通手段尚不發達的古代，海途遠比陸路要來得快捷。試想利用海流或者風力航行，從江南橫渡東海僅需幾周甚至更短的時間，而經朝鮮再達日本，則往往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因爲他們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鮮找到適合的地點便定居下來，在後續移民的推壓下再逐步向東移動，直至最終渡海到達日本。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斷，西元前3世紀前後大舉東渡的移民集團，很可能是江南的“東海外越”。他們不服秦朝統治，擁有強大的船隊，既有避亂遷徙的動機，又有集團越海的能力。他們將漁業農耕技術、青銅武器、航海知識帶到日本，而這也正是彌生文化的精華所在。 4，太伯之後 吳越同居江南，自古爭戰不休。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資治通鑒》雲：“今日本又去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爲倭。”說明吳人亡國後四散，一部分跨海東徙，到達日本當在越人之前。 倭人自稱吳太伯後裔，最早見諸魚豢的《魏略》，唐宋時代又爲《翰苑》、《通典》、《梁書》、《北史》、《晉書》、《太平禦覽》等多種史書採錄。泰伯始創之句吳，據地長江下游一帶，建都于吳中（今江蘇省蘇州市）。春秋後期句吳國力強盛，先破強鄰楚國，次敗宿敵越國，挾軍威北上爭霸，與晉國逐鹿中原。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揮師攻入吳地，句吳遂亡於夫差。 “泰伯後裔說”事關日本民族的起源問題，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也出現過激烈的論戰。其中千千和實發表的《吳太伯苗裔說之再探討》，主張從周邊民族的慕華心理探討漢人始祖傳說的成因，採取較爲客觀公正的態度，茲撮要簡介如下： （1）周邊民族憧憬漢民族創造的燦爛文明，由物及人，産生尊崇漢人的心理。 （2）東亞諸族招請漢人移居，藉此吸收中華文明，其歷史相當久遠。 （3）對東亞諸族來說，以漢族的神祗、聖賢作爲自己的始祖，在國際外交上極爲有利。 （4）在古代的倭人部落中，類似的始祖傳說自古有之。據《築前風土記》逸文，怡土縣主五十手迹對仲哀天皇自稱“高麗國意呂山自天降來日*之苗裔”。與吳國交往密邇的某個部落自稱泰伯後裔，不足爲怪。 千千和實的論文通過縝密的考證，論述了3世紀的倭人部落出於對內強化王權、對外提高威望的需求，將本族的始祖系挂于賢人泰伯，從而肯定了中國史書所載的“倭人自謂說”。這個結論應該說比較公允，基本上解決了這場公案。 我們認爲，漢人始祖說可以分爲3種類型：第一種起源于異族逐鹿中原，第二種起源於異族之歸附，第三種起源於漢族的外徙。 先看第一種類型。按照“華夷”準則，入主中原非漢族莫屬，於是逐鹿中原的周邊民族，勢必要證明與漢族的淵源關係。如春秋時代，夷狄強邦號稱“五霸”，爭雄中原，各以華夏支裔自命，以示出自正統：越奉夏後少康，吳稱泰伯之後，齊奉周太公望，晉奉周武王嫡子，楚奉黃帝後裔顓頊。 第二種類型與此稍異。一些民族雖無意逐鹿中原，但通過在譜系上與漢族聯姻，確認與華夏的親緣關係，對內有助於鞏固統治，對外有利於提高國際地位。高麗王璉向北魏“請國諱”，世祖“詔下帝系名諱于其國”（《北魏書》）。再如《朝鮮史略》記高句麗：“及溫祚薨，朱蒙嗣，自稱高辛之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這種人爲編造的“擬血緣”系圖，將漢族的概念擴展至周邊民族，與古代東亞的冊封體制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類型與漢族的人口遷徙關係密切，這是中國文化向四鄰擴散的重要途徑。漢人遷居異族之地，雖然在空間上脫離了華夏，但是文化傳承不會因此中斷。他們在四鄰播種文明，當土著民族逐漸漢化時，移民的祖先或者他們本人便被奉爲始祖。舉例說,夏後少康庶子無常封於會稽，越王勾踐奉其爲始祖；越爲楚滅後，其支庶四散,遷往閩越的一支又奉勾踐爲始祖。隨著漢人的外徙與漢文化的流播，周邊民族被漸次納入漢族的擬血緣系譜。 在以上3種類型中，“太伯後裔說”當屬第三種類型，即爲渡日吳人所倡。《魏略》所載“自謂太伯之後”的倭人，據《資治通鑒》應是“入海爲倭”的吳人支庶。此說被多種中國史書載錄，其來源不會是一些零星的個人傳聞，應該是得自某個部落的始祖傳說。

中国小朋友

	越南有不少老妇人还保持黑齿的风俗。

红水河

	怪了

吴越

	想不到韩人还是山东人和我们浙人的亲戚，怪不得他们来山东和我们浙江投资这么爽快！我们嘉兴是党的圣地，如今也成了韩国人的圣地了，就是因为金九这个老头子在此躲藏过几年。 历史上高句丽被灭后，其人民归入三韩的不多，绝大多数内徙中原和并入秣鞨了。

度莫

	以下是引用阴暗面在2005-10-10 16:05:55的发言： 哈哈，原来韩人的祖先是南方百越，怪不得韩国人长的这样像南方人！ 不如去做看相生意！这么高深的骨相理论再加上能言善变，不发财都难啊！

阴暗面

	以下是引用度莫在2005-10-10 22:27:38的发言： 不如去做看相生意！这么高深的骨相理论再加上能言善变，不发财都难啊！ 哈哈，那你做我的第一个客人吧。要不咱俩合伙干？

李诗歌

	也许真有联系也不定，不过文章显然多处属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