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已经是3月了,依然寒意袭人,北海的湖面刚刚破冰,筒子河两旁的垂柳初发嫩芽。 (博讯 boxun.com)
黄昏,景山东边的北大红楼大钟“当当”地响了几下,已经是下午6点了。这时,从红楼里面走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英俊而消瘦,双目有神,长长的头发似乎几个月没理了,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旧棉袍。
他,是北大图书馆雇来的临时工毛润之,从湖南来到北京已有6个月了。
润之把围巾甩到背后,长长地呵了口气。这天真冷,想到马上就要去见的人,他心里才有一些暖意。
这两年真是流年不利,想到刚才在图书馆一些教授和学生对自己的白眼,心理满是愤懑。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家里有钱,能来北大读书么?刚才他向来借书的胡适之先生请教一个问题,这位润之一直景仰的先生,竟然说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扬长而去。北大的学生也很牛,那个在长沙就认识的张国焘,仗着现在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对自己的造访也冷淡得狠。好在昨天来借书的周作人先生不错,得知自己是湖南人后,说,湖南出人才呀,曾文正公和黄克强、蔡松坡先生都是你的同乡呀。并邀请润之明天上他八道湾的寓所。明天是星期天,不知道能否见到周氏昆仲么?
润之又想到了杨先生。杨先生刚刚把自己介绍到图书馆做工,自己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开智、开慧和师母。在替杨家操持丧事时,常和开慧接近。刚刚丧父的女孩多需要安慰呀。在长沙省省第一师范时,开慧还是一个 14、5岁的小姑娘,几年不见,已经是个美丽的大姑娘了。在景山上、北海旁,已经两心相许,师母已经有所觉察。上午开慧让自己晚上去她家吃饭,把两人的事和师母说说。想到立马就要见到开慧,要和师母说这大事,年轻的润之心中荡漾着幸福。
北大门前大街旁的饭铺飘出好闻的香味,有钱的北大学生都在饭铺里吃饭。杨家的豆豉辣椒做得和老家一般好。想到这儿,润之加快了脚步,刚才看书看得太着迷,开慧肯定在着急地等自己。
往常润之应该往西走,他和几位穷老乡一起在三眼井胡同租了间房子,结束了寄居杨家的日子。现在他得往北走,杨家在鼓楼旁边的豆腐池胡同,离北大约有4里地。
润之在路边买了几个热乎乎的烤白薯,用手帕包着。开慧爱吃烤白薯,再说,买别的,自己也没钱,每月就8块大洋的薪水,而校长蔡先生每月800大洋,文科学长陈先生,每月40 0大洋,和这些有名望的先生,真得没法比,这世道,就是不公平。
急急地走着,润之出了身汗,已经看到了高高的鼓楼,还有5分钟,就能见到开慧他们了。“站住”,一声断喝。
润之抬头一看,旁边站着四个“黑狗子”——段祺瑞政府的巡警,恶狠狠地瞅着自己。
“你们讲的是我波?”润之用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问到。
“说的就是你。”一口纯粹的京片子。一位瘦猴似的巡警对为首的大胖子说:“这小子也不知说的是哪个地方的鸟语,肯定是从乡下来北京不久。”
四条汉子围上来了,润之只得停下脚步。
“有暂住证吗?”
“还要么子暂住证?我没有。”
“没有,跟我们走一趟。”
“我约了人呢,我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润之递上一张纸片,大胖子巡警斜着眼睛瞅了一眼:“毛润之。年龄25岁,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
“这东西不管用,得要北京市警局发的暂住证。没暂住证就得跟我们走。甭废话。”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是民国的公民,在民国的首都需要什么暂住?我要去《京报》、《大公报》告你们。”
“你小子以后爱去哪就去哪?今天可得乖乖地跟大爷走。”
被四条汉子抓住的润之,挣扎不脱,被扔进一辆大车里面,车门“砰”地一声关了。
挣扎中,手里的烤白薯摔在地上,巡警的大皮靴重重地踏在上面。车开走后,地下只剩下一团白薯泥,还有一块脏兮兮的手帕.
借着微弱的光,润之看到车里已经关了五、六个人。旁边是一个憨实的脸,两眼迷离,还有一位50来岁的老头在闭目养神,看到润之进来后,老头问“小伙子,干什么的呀。”
“北大图书馆的”
“哟,大学堂的先生,怎的也给抓起来了。”
“他们说我没暂住证。”
“什么狗屁暂住证,不就是要捞钱吗?”
交谈中得知,老头是保定府的,在“全聚德”作大厨,小伙子是香河县的,来北京拉黄包车。
车到了炮局胡同的羁押所。这群人被赶到一个黑屋子里面。润之破口大骂:“你们这般混蛋,我出去饶不了你们!”老头劝道:“小伙子,好汉不吃眼前亏,跟这帮人,没得理讲。”
豆腐池胡同的一家院落里。
老太太说:“润之怎么还不来?他有事了?”
少女一脸着急,有些生气地说:“谁知道呢,兴许碰到哪个投机的人,一说话,就把这事忘了。咱们别等了。先吃吧。”
“不等了?”
“不等了”
已经很饿的男孩高兴地叫了起来:“开饭罗!”
第二天黎明,炮局胡同的羁押所里。
老头和拉黄包车的都被保出来了。轮到润之,一位警察说,你在北京有亲戚吗?让他花二十个大洋赎你出去得了。
“为什么要花钱赎,我犯了民国哪条法律?你们就是为了捞钱,出去后我得把昨天的经历在《京报》上写出来。”
润之又是破口大骂。
瘦猴似的警察和胖子说:“那小子还大骂我们,要不给点颜色他看看?”
“行,老子当了20年巡警,还没见过这般不识时务的主,给我狠狠的揍,看他服不服?”
黑屋子里,只剩下润之一人。门突然开了。进来五个如狼似虎的大汉。一语不发,皮鞭、警棍、铁链,将润之一顿暴揍。
蓝棉袍破了,背上的皮绽开了,头,也流出了血。十五分钟后,润之终于昏迷过去了。
“老大,不好了,不好了,这小子快不行了”。胖子得到打手们的禀报,有点着:“要是死在巡捕房里就不好看了,那些小报记者知道后,不知该如何造谣呢。”
“送医院,这小子怎的这样不经打。”
送医院前,润之又醒过来了。一名警察拿出笔和纸,对他说:“小子,你真行。要想活命,好好给我写,在这巡捕房里,我们对你很好,你很满意。”
润之想我就这样死去得了。可想到远在湖南的妈妈,想到开慧。他流着泪,用那只已不停使唤的手,颤颤巍巍地写道:“我对这里很满意。”
车到了协和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主治医师,美国籍的黑格先生耸了耸肩,很遗憾地说:“他们送来太晚了。”
死亡原因写着:因钝器打击,颅内大出血,脾破裂。黑格先生签下自己的名字。”本警察局局长一看死亡报告,大骂手下:你们怎样办事的?让他吃吃苦头就行了.。怎能把人打成这样。这样的死亡报告我怎能拿出手?不是给南方那些乱党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吗?一群猪!好好想想办法。
协和医院黑格医生的办公室,警察局一位官员笑着对黑格说:“我们局长和贵国大使一向很亲睦,您看这死亡原因能不能改成:因为心脏病?”
“那位青年很健康,没有什么心脏病。”
“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官员拿出一张花旗银行10000元大洋的支票递给黑格先生,“一点小意思,给你喝喝茶。”
“你们政府是不是总是这样,让我们医生说假话?告诉你,我只想说真话,我得对得起医生这个职业,也得对得起上帝。”
黑格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训斥着这位官员。官员悻悻走出办公室,说:“妈的,不识抬举,要不是洋人,看老子如何收拾你。”
四天后的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先生坐在办公室,一位职员报告说:“毛润之没有请假,已经几天没有来上班了。”
李先生记得这位年轻人是过世的杨先生推荐来的,平时做事认真,十分好学上进,他怎么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
这时电话响了。大钊先生一接电话,对方说:“你是北大的守常先生吗?我是北京警察局,你们馆的职员某某死在协和医院。”
电话“哐”的掉在地下,这样一位生龙活虎的青年怎能说死就死掉呢?
第二天北京街头,报童拿着《京报》,大喊:“看报呢看报呢,北大一个职员被打死呢。”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买了张报,头版大幅标题是:北大职员因收容,死在医院,警方称是同室病友群殴而致。
豆腐池胡同,一少女伤痛欲绝,躺在床上,地上散落着那份《京报》。老太太在旁边安慰:“女儿呀,你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你不能这样,润之也不会希望你这样呀。”
“妈,我得替润之伸冤。”
“伸冤?找谁呢?你爸爸死了。找找他的学生,看管用不?”
湖南一山村,一对?夫妻相对无言,老泪纵横。文氏说:“不该听他表哥的话,让他出去读书。不读书呆在家里种田,就不会出这种事情。我苦命的儿呀!”
一个月后出版的《新青年》上,有李大钊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文章。李先生在文章里写着:“毛君的遭遇已经是我们看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是《纪念一位年轻人的死》文章写道:“一位年轻人就这样死了,我和他不是很熟悉,只在他那里借过几回书。然而他死了,因为没有暂证证那张纸片。警方说他在巡捕房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有这位青年的亲笔签字为证:满意很满意。果然很满意,满意得死了。据警方说,他因受到同屋的病友群殴而死。我疑惑这医院恐怕不是医院吧,该是练武场。这些病号们尚有如此的火气和如此的好力气,动不动就能把人打死。而且据说打死人后,他们一夜之间就跑到外省去了。警官老爷公务繁忙,自然难以去抓这帮人。我只是奇怪,这般行凶的人难道都是《封神演义》里出来的?学会土行孙的遁土法,一夜间就遁走了?可那是在楼上呀,土行孙也是没法子的。这位死去的青年最终没有办暂住证,不知道阴曹地府需不需要这玩艺。如果需要的话,恐怕阎王爷都不收留他。那么,他的魂灵去哪儿呢?只好在阳世间飘荡。”
所幸,这一切都只是笔者的假设,悲剧没有发生。因为那时不需要暂住证。
30多年后,那位活得好好的毛润之先生带领着滚滚铁骑,进了北京城。他已不是北大图书馆遭人不待见的临时工,而是革命的领袖。他大笔一挥,满怀豪情地写下:
“三十二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后来,便有了暂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