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城为什么要改流立土

山谷散人

	据《宋史》、《明史》、《广西通志》等资料记载，忻城建县始于唐代。唐贞观初置芝州，下辖忻城、平西、富川、乐光、乐艳、思龙、多云7个小县。州与县同置，忻城为芝州治，属正县。此外，在今思练、大塘境内还置有羁縻纡州和归思州。纡州辖东区、吉陵、宾安、南山、都邦、纡质6个小县；归思州辖履博、罗遵、都恩、吉南、许水5个小县。五代沿袭唐制。 　　宋朝庆历初年，改芝州为羁縻芝忻州，与羁縻纡州、归思州3个州所辖的18个小县均属宜州管辖，派流官治理。如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以来宾知县林毅先代庖芝州，后任忻城县令，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2），任知县梁富宇等都是流官。 　　元朝仍属宜州管辖，至正年间（1341—1368）“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掌之。”（乾隆《庆远府志》卷十） 　　明朝弘治九年（1496）之前，还是流官执政，先后任知县有：危安、杨敬、赵彝、赵荣、赵溥、赵槿、赵武（五赵时称忻城伯）、苏宽、丁学隆等，都是流官。从弘治九年起，忻城由正县降为土县，由莫氏土官世袭统治，历20任，410年。直到民国17年（1928）忻城才恢复为正县。土县历史长达433年。 　　忻城改流立土的原因 　　早在宋朝的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赵匡胤已着手进行改土归流，如果说宋仁宗以前历代对土属地方改土归流只是零星进行的话，那么到宋徽宗统治时期算是大规模地进行了。大观初年（1107—1110）已在今都安、东兰、南丹、融水、三江等土州（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设置了平州、从州、允州、观州、溪州、孚州、庭州、驯州、叙州、乐州、隆州、兑州等12个正州。在此之前的庆历三年（1043）已废芝忻、归思、纡州3个羁縻州，置忻城县（正县），到了明朝弘治九年忻城的历史为何出现反复呢？ 　　1、“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的怀柔政策。 　　洪武初年，明朝军队进兵广西，势如破竹，元军被打败，元朝江山倾倒已成定局，广西诸土官顺应时局，从徘徊观望中交印投诚。明朝政府对广西诸土酋的政治态度给予鼓励。朱元璋皇帝在《谕广西溪峒官民诏》中指出：“朕命南征，八闽克清，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旋，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奉宣朕意，以安居民”（《粤西文载》卷2）。并派中书照磨蓝以权等人“赍诏”前来广西左右江少数民族地区招抚当地官民，同时对叛乱谋反的土官也给予严厉的惩治。如上思州土官黄英衍被迫举族迁移泰州，还受“编管”；宜州八仙屯千户莫保被削官为民，被迫举家迁徙到忻城就是例证。 　　明朝中央集团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投诚归顺者委以职衔，颁给印信，准予管理地方，但不完全按元朝的旧章办事。将部分土州、县、峒进行合并或减省，同时加强了对各土官的控制，既给土官有利可图，又钳制其行为，通过设置流官吏目或典史，对土官进行监督。特别对土官的承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清朝政府对土官的管理，基本沿袭明制，但也有新的内容。尽管明清两朝对土官的规定各有异同，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均用土官管理土民。这是忻城被降为土县的原因之一。 　　2、土官熟悉当地风土民情，威能服众。 　　由于忻城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特别是壮瑶民族杂居，交际都讲土语，流官到此供职，不懂壮语、瑶话，也不谙民情，握印僦居庆远府城，只是每年春种秋收时来县各一次，其它大小事务均由副理知县（莫氏土官）代为处理，白费俸禄。而土生土长的莫保子孙，熟邑情知民意，精通土语，并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土兵），能左右一切。所以广西总督邓廷瓒向明孝宗皇帝奏言：“广西瑶壮数多，土民数少，兼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清乾隆《庆远府志》记云：“广西庆远府忻城县，故宋邑也。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掌之。洪武初，设流官知县，罢管兵官，莫氏徙居忻城界。宣德以后，瑶壮不靖，知县苏宽不事事，而壮老韦公泰等举莫保之元孙敬诚为土官。诏授敬诚世袭知县，时一邑二令，权不相统。继宽为令者益不振，事柄尽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弘治中督臣邓廷瓒奏裁流官，而土目韦涓等方为镇守内臣，私人遂独用土官，以至于今天一邑本无二令之理。无论宜流宜土必独为，乃得之。”“是年裁忻城县流官，留土官知县掌县事，亦从廷瓒奏也”。明弘治九年降忻城为土县的原因，时任南京户部员外郎，柳州马平县人周琦在《条陈地方利病疏》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设土官以制边夷。臣帷德不能尽化者以力，力不能尽驱者以智。彼广西瑶壮亦天生种类，难尽灭绝，制之有道则治，无道则乱。若德与力不能加者，莫若设为土官，以夷治夷，然后压服。如庆远府宜山县，原拨思恩府代管，土民不服，已经奏行勘立土官衙门，今亦不开，但乞仍付庆远府所辖。其忻城县原有流官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又有土官知县一员。该县粮米不满四百石。该县地方不过一里，俱系壮住，人属土官，粮属流官。衙门久废，上无书判之所，下无分管之司。流官知、典，俱在府城居住，惟初年上任到县一次，及每年催粮到县一次，印信已是虚文，人户全无实用”。在此种形势下，孝宗皇帝批准忻城撤掉流官知县，留土知县掌管县印治事。 　　流官知县丁学隆调走后，由土官莫鲁掌印“专理县事”。“任后，兴利刷弊，立训垂教，靡不备焉”（《宗谱》第13页）。著有《官箴》、《分田例议》各一文。他在《官箴》中告诫其子孙：“仁民爱物，为官本根。”“勿贪富贵，须知艰难。……当尽得情勿欢，猛不堪命，宽易藏奸，无作侥幸，暮夜自安。寸心能尽，始免素餐。后来袭职，亟书之磐。祖父劳苦，汗尚未干。”（《宗谱》第13—14页）。这是忻城改流归土的原因之二。 　　3、农民起义反抗官府，朝廷为勘乱而启用土官。 　　洪武初年，明朝政府对土司地区已着手改土归流，为什么忻城则于弘治九年（1496）出现“改流归土”的反常现象呢？据林富《广西通志》载：忻城“明洪武初，设流官知县。……宣（德）正（统）以后，瑶壮屡乱，知县苏宽不能治，壮老韦公泰等举莫保玄孙敬诚为土官，监司授敬诚为知县，世袭。时流官徒拥虚名。宽去，继宽者益不振，恒佩印僦居府城而已。敬诚孙鲁袭。弘治间，总督邓廷瓒奏革流官，而土人韦涓为内监司用事，阴主之，始独任土官，以印授之，仍属庆远府。”由于流官对当地民情不了解，对民瘼淡然视之，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层层加码，农民负担沉重到无法生存，而被迫揭竿起义，反抗官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以韦万皇、谭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势力日甚，官兵屡剿，义军彼伏此起，终难净“乱”，流官知县苏宽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势下，乡绅韦公泰等人相议，一致推举拥有经济、军事实力的莫敬诚出任土知县，协助流官知县“抚化”农军和百姓。莫敬诚得府宪批准为副理知县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力量配合官军镇剿义军队伍，另一方面对广大农民进行“抚化”，同时恳请庆远府适当减免税课，使事态得到平息。 　　苏宽任期满调离之后，接任者丁学隆等，握印僦居庆远府城，只是上任之初和每年秋收后催粮到县一次，印信已是虚文，事柄尽入土官掌握。“一邑二令，权不相统”，有碍地方施政。流官不治事，白费朝廷俸禄。因此，时任两广军务总督邓廷瓒题奏并得到朝廷采纳，于弘治九年（1496）十月下令：“裁革广西庆远府忻城县流官知县一员，只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明孝宗录》卷18），忻城亦由正县降为土县，由莫氏世袭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