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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北宋儂智高事件之初探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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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於北宋皇祐年間發生的儂智高戰爭,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中間地帶地區緊張情勢的爆發。本文分析儂智高在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兩大強權之間,運用廣源州豐沛的資源與其父親建立下來的地方性政權基礎,在外交、軍事、經濟、民族等方面,不斷進行獨立建國的策略,並且在實質獨立政權的基礎上,積極爭取東亞國際政治的認同。

北宋與安南中間地區情勢的緊張,由來已久。本文提出『利益總和的零界點』來說明北宋帝國對於統一領土的概念,進而說明兩大強權之間型成了一個實質上獨立的地方性政權,儂智高戰爭的爆發不僅僅牽涉到北宋帝國、安南李朝、儂智高之間三者的外交關係與策略,甚至牽涉到這三個政權內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北宋帝國方面:重文輕武導致軍心士氣不振、紀律敗壞;武將集團相互鬥爭、急於爭功建立個人權力;北宋政治文化不信任武將導致守內虛外的一貫政策。

儂智高無法有效的統整鄰近各部落的地方勢力,使得戰爭後期腹背受敵、無以為繼,更加因為無法取得戰馬的來源,在決定性的最後一役,宣告敗亡。

安南李朝是越南史上向外擴張領土最多的朝代,故安南李朝運用各種策略欲意將領土向北推移,雖然在儂智高戰爭中,安南李朝並未如願,但卻也種下了北宋帝國於宋神宗熙寧年間對安南的戰爭。

狄青一直是這一場內政、外交、軍事交戰中的關鍵性人物。他擊敗了儂智高阻止了儂智高獨立建國的夢想;但也因為勝利的毒酒,攪亂了宋仁宗欲意藉狄青整軍圖治,富國強兵的計畫;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利用儂智高戰爭佔據嶺南的意圖。

關鍵詞:儂智高,狄青,宋仁宗,安南,廣源州。

一、研究動機:

前言:

從中國朝貢貿易體制來看,可以將亞洲分為幾個區塊。就北宋王朝西南方與南方而言,以京畿路為北宋王朝的中央地區,向外擴張以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為地方政府區;再向外則是,位於長江上游的川蜀地區,長江中游的荊湖地區和位於五嶺以南的嶺南地區,為北宋王朝的羈糜體制區;西南的大理,南方的越,為中國南方的主要藩屬國。這樣的區分法主要以中國政權的勢力強弱遠近,和與鄰近地區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主要區分依據。

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的發展其實並不是一元的,縱使中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一元的統治機構下。如果用區域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一塊面積廣大的土地上,每個地區都有著多采多姿的發展歷程,並非位於帝國中心的黃淮流域地區每項發展都比較其他地區進步。因為自然環境和族群集團,將中國區分為好幾個區域,以中國西南為討論中心可區分為:川蜀各路,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



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 -- 評濱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朱蔭貴(歷史研究第2期第149頁)

陳家秀,〈區域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之關聯 探討宋代成都府路〉,1993。

陳家秀,〈吳氏世襲武將與南宋四川政局〉,1982。

唐立宗,〈在盜區與政區之間─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秩序變動與地方〉,民90。

吳眉靜,〈宋代的漢「蠻」關係及其治理政策--以荊湖北路兩江地區為討論中心〉,民91。

劉馨珺,《南宋荊湖南路的變亂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83年6月,初版,第三章〈少數民族的變亂〉。

。雖然長久統治在一個政權之下,但這三個地域的政治經濟與中原王朝的卻有不同的發展和互動,國內學者對於這區域已經有對各個區域的政治經濟各方面加以探討過。

宋朝國際局勢與安南獨立背景:

長久以來,以亞洲國際中心的中原政權而言,北宋王朝面臨了相當嚴峻的國際局勢的考驗,北有遼王朝,西北有西夏王朝,西南有大理,中南半島有安南李朝,都是牽動著當時整個亞洲的國際局勢變動。就軍事力量而言,安南趁唐末中國動亂,漸漸獨立於中國以外,加上北宋因為面臨北方強大的軍事力量,所以也承認其獨立的地位。對於安南這一塊土地,中國王朝自秦漢設郡以來,一直認為是中國的版圖,故從安南獨立於中國之外後,歷代王朝都有意將安南再次納入版圖之內,當然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也包含的經濟其他方面的因素。



楊宗霖,〈宋代嶺南的對外關係〉,民85。

呂士朋,〈宋代之中越關係〉,《宋史研究集》,第十六集。

李東華,〈秦漢變局中的南越國—嶺南地區對外發展史研究之一〉,《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臺北。

鄭永常,〈論明宣宗棄守安南〉,《歷史學報(成大)》,20 民83.12 頁199-227。

鄭永常,〈論清乾隆安南之役:道義與現實之間〉,《歷史學報(成大)》,22 民85.12 頁209-241。

鄭永常,〈明嘉靖年間(1522-1542)中國對安南莫氏政權的處理政策〉,《新亞學報 》,17 民83.08 頁257-281。

鄭永常,〈論明成祖出兵安南及郡縣其地的問題〉,《歷史學報(成大)》,19 民82.12 頁143-178 。

薛玉萍,〈明朝永樂年間對安南政策之演變 〉,《史學會刊 (師大)》,37 民82.06 頁46-59。

王壽南,〈從「安南志略」論唐朝政府對安南的經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7民79.01 頁27-38。

羅榮邦,〈安南之役--明初對外政策的檢討 〉,《清華學報》,8:1/2 民59.08 頁154-185。

徐玉虎,〈宋朝與安南之關係〉,《中華文化復興月刊》,4:9 民60.09 頁54-57。

徐玉虎,〈元朝與安南之關係〉,《中華文化復興月刊》,5:5 民61.05 頁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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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入貢,宋再次進封李公蘊食邑3千戶、實封1千戶、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特賜推誠順化功臣,賜予襲衣、金器、錢幣等。送如此進封新王朝帝王的一系列封號以及珍貴贈品,不僅可以大大提升李氏在國內的統治威望,而且在東方封建國際關係上得到了公認。但是李朝在建立政權之後,即大力的向外擴張領土,於是屢次侵犯宋朝邊陲:1014年,藉口追捕逃犯舉兵入侵欽州如洪鎮。1022年,李公蘊下令諸子所屬官兵,率「王師深入宋境如洪寨,焚其倉而還」。1028年,李公蘊令其子弟及婿申承貴,率眾內寇。1036年李德政發兵大舉入侵廣西,燒殺擄掠,無所不為。中國宋代,當時由於國內政局不寧,國外強敵入寇,故實行「撫寧荒服,務令靜謐」的方針。可是李朝對中國的寇邊逐步升級,最後釀成了11世紀下半期,北宋與安南李朝的大戰。

從海洋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整個中國的東南方的「華南海域」,由北而南概可區分為:第一個水上世界,包含江蘇浙江兩省沿海地區,以及淮河河口與長江口,往南延伸到杭州和寧波的路上地區,在這裡人們的出海活動主要趨向日本和琉球。第二水上世界,從浙江溫州往南延伸,通過整個福建,包含廣東東部的韓江流域和台灣島。第三水上世界,亦即「南中國海的廣東水上世界」,從廣東中部的東江盆地,往西延伸到越南沿海。這些水上世界,整個來說,代表一種William Skinner 所界定的中國沿海大型自然自然地理區域的離岸延續。每個水上世界代表一個永恆的宇宙,在那裡可以看到所有的生活形態和生態調適系統都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各自有其生態的動力和節奏。要探討宋朝與安南的關係,我想從海洋發展史的角度,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水上世界來看,因為在第三水上世界有著相同的生活形態和生態調適系統,宋朝因為航海技術的發達,開啟了海上貿易,而在中國嶺南地區,因為自古靠近南洋,所以多海上貿易,在華南海域的第三水上世界裡,包含了珠江流域,西江流域與紅河流域三個區域,因為歷史的演變,而造成東南亞貿易中心不停的轉移,本來在漢唐之際,紅河流域的交州擔任著西南地區〔主要指雲南,四川,貴州和廣西〕外貿港和出海門戶的重任,但是到宋代被西江流域的博易場所取代,在貿易中心的轉變下,當然也牽動了宋朝對安南政策的改變以及安南政權對嶺南地區的覬覦和戰爭。

宋朝治下的廣南西路:

嶺南地區倚著天然屏障五嶺與中原政權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加上嶺南地區多為非漢民族的少數民族,嶺南地區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王朝的邊遠地區,對於長久以華北地區為政治中心的王權政府來說,中央王權政治力量一直是無法直接達到嶺南地區社會結構的最底層,唐


趙海江、張笑梅著,〈越南李氏王朝的建立及其內外政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0年2期,頁57-64。

穆黛安著,張彬村譯,〈廣東的水上世界:他的生態與經濟〉,《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民國88年3月臺北第七集。

陸 韌,〈宋代廣西海外貿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31:1997Ⅰ。

黃寬重,〈南宋時代邕州的橫山寨〉,《漢學研究》,第3卷第2期,民國74年12月。

宋時代的羈糜制,元明清的土司制等等,都是中央政府間接統治嶺南這一塊由少數民族所組成的政治區域。

介於這兩個封建王權之間的少數民族人數最多的就是壯族。壯族是中越邊境地區分佈最廣、人口最多的的跨境民族。今天,中國與越南的交界的地方主要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廣西、雲南與越南交界的十幾個縣市里,壯族都是當地的主體民族。同樣,國境的另一側,即越南的北部各省,也是壯族(越南稱為岱族、儂族)的聚居區。壯族跨境而居的原因主要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壯族自古以來就居住在南部邊疆,壯族地區首當其衝成為中國與越南的緩衝地帶。

在嶺南的羈糜州大都是當地少數民族的首領來主導地方政權,名義上是隸屬於北宋王朝,宋廷與蠻人之間,僅靠著朝貢關係、形式上的任官儀式,建立起疏離的政治關係。蠻人社會與漢人社會,就如同兩個獨立的個體,實質上宋朝並不能將政治力貫徹到嶺南地區的最底層結構,所以羈糜州地區常發生叛亂。在此同時位於嶺南地區南方的安南政權,亦致力於對嶺南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實施羈糜政策,甚至將女兒嫁給部落首領,藉以拉攏和鞏固其政權。故屬於北宋羈糜州的嶺南地區,與安南李朝之間的政治活動就顯得自主性強。所以要探討宋朝與安南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不可以忽略位於兩個王權中間的嶺南地區—少數民族政治勢力。



吳眉靜,〈宋代的漢「蠻」關係及其治理政策--以荊湖北路兩江地區為討論中心〉,民91。

何世同 ,〈略論中古時期中國對西域的羈縻統治 〉 興國學報 1 民91.07 頁39-53

廖啟照 ,〈唐代契丹羈縻州與部落聯盟述略 〉,《 中興史學 》, 7 民90.04 頁43-52 。

朱振宏 ,〈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 中正歷史學刊 》,3 民89.06 頁201-243+244_1 。

李世宇,〈試論宋代羈縻制及其對貴州的羈縻控制〉,收錄於鄧廣銘、徐規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李榮村 ,〈黑風峒變亂始末--南宋中葉湘粵贛間峒民的變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1:3 民58.09 頁497-534。

李榮村,〈溪峒溯源〉,《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一期,民國60年10月。

李榮村,〈宋元以來湖南東南的猺區〉,《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國61 年3月。

李昌憲,〈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區的統治〉,《宋遼金元史》,1990年第4期。

林天蔚,〈宋代猺亂編年紀事〉,《宋史研究集》,第六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60年12月。

陳森甫,〈宋元以來江西西南山地之畬蠻〉,《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61年12月。

劉馨珺,《南宋荊湖南路的變亂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83年6月,初版,第三章〈少數民族的變亂〉。

曾一民,〈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島民作亂始末考〉,《珠海學報》,11 民69.10 頁45-167 。

趙海江、張笑梅著,〈越南李氏王朝的建立及其內外政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0年2期,頁57-64。

儂智高反宋事件:

北宋時期由於中原王朝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嚴重威脅,政務和軍事上採取了“重北輕南”的政策。越南人趁此機會大舉北侵,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李朝逐漸控制了南部壯族的一部分山地州縣。在北宋王朝和李朝之間發生了嶺南地區影響最大的少數民族叛亂—儂智高反宋事件。宋皇佑四年(1052年)農曆五月初一,廣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率兵五千攻下邕州(今南寧),建立大南國,改元啟曆,稱“仁惠皇帝”。儂智高頒佈赦令,釋放囚犯,焚燒府庫,殺知州、都監,接著揮師沿郁江東下,圍攻廣州,未克,返邕。被宋將狄青率重兵擊敗,次年元月,退出邕州,撤往雲南。在這一場席捲嶺南地區的叛亂中,宋王朝,嶺南少數民族羈糜州和安南李朝這三個政治力之間互相角力著,從政治的角度,從經濟的角度,都是值的探討。

宋朝對安南政策的改變:

南宋因為政治中心南遷,對於嶺南的統治與對安南的政策都產生的變化。值的注意的是,因為南宋在軍事上需要馬匹。在北宋馬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有茶馬制度的形成,甚至透過對馬匹輸出的控制,平衡安南與占城的武力均勢。正是宋朝一貫聯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而南宋在嶺南邕州建立起一個貿易和國防的重鎮,除了軍事國防,還肩負著向雲南買馬和賣馬的重責大任,所以廣南東西路就中國與安南王權而言,正好處在緩衝地帶。安南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政治的角度可以區分為宋王朝,嶺南少數民族羈糜州和安南李朝這三個政治個體,甚至大理,占城亦影響著整個東南海域歷史的發展。

在未來的研究裡,從宋朝對廣南西路少數民族的羈糜政策,從東南海域的經濟貿易,從越南李朝對外的擴張政策,從宋朝中央政府對越南李朝的政策等五方面,來探討廣南西路的歷史地位,及政治角色。

第一章:儂智高事件始末記事

唐代,在今嶺南西部(包括今越南北部和西北部) 曾存在一個由眾多越系僚人部落組合而成的部落聯盟,這就是“生僚國”。所謂“生僚”就是“山僚”。迄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 ,邕州左右



《濮僚網·壯族線上》《木棉會·國際僚人資訊與協作中心》

李榮村,〈儂智高的叛亂和交趾的關係〉,《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一卷,第四冊。

江天健,《北宋市馬之研究》,。

王恢,〈南宋廣馬〉,《史學彙刊 》,13 民73.09 頁37-48 。

黃寬重,〈南宋時代邕州的橫山寨〉,《漢學研究》,第3卷第2期,民國74年12月。

《舊唐書》卷17 下《文宗紀》所載的大和七年(833 年) 三月擊敗入侵金龍州的南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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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十六洞各個姓氏的僚人首領仍持有“山僚古銅印”。唐時“山僚國”所屬諸部落介於嶺南道邕管、安南都護府與南詔國之間。唐朝在這一區域設置了眾多的羈縻州。這些羈縻州的首領常視敵對雙方勢力的消長情況及其本身的具體利益而決定向背,游離于唐與南詔二國之間。“安南土蠻”,所指的是不堪安南經略使李琢盤剝的紅河中上游林西原之地的僚人。

至五代時,基於政治地緣關係及他們本身的具體利益,各部落的僚人首領或歸屬南漢或臣於大理,或首施兩端雙邊討封,如廣源州首領儂民富,既接受南漢劉氏的任命,又接受大理國“坦綽”的官封

入宋以後形成三個走向:一臣屬於大理國,如宋前期的特磨道和白衣九道;二成為宋朝邕、欽二州及界外山僚區;三歸於交趾。

宋初丁部領、丁璉父子繼“十二使居”稱藩於交趾後,其領地僅局限唐代交、愛、演諸州境內。自太平興國五年(980 年) 黎桓纂奪丁氏政權,宋太宗認為其不義,興兵討伐,無功而還後,宋朝歷代皇帝心裏便蒙上了陰影,唯恐引來“疆場生事” 。黎桓於是乘機攻佔峰州,出兵征討位於今越南河宣省中南部的都金、渭龍等州,向北佔領今越南北太省、諒山省和廣寧省的僚人區。不過,除了黎桓偶爾派遣水兵偷襲如洪鎮(在今廣西東興市) ,劫掠居民、牛畜和糧食外,宋與交趾未發生邊界糾紛,因為二國間還存在著邕、欽二州“界外山僚”這樣的緩衝帶。

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 ,李公蘊取代黎氏建立李朝,於七年(1014 年) 在芳林州(治今越南永富省越池) 打敗大理國軍後,除了向北向西北擴張,最終佔領今越南永富省、河宣省及北太省等地僚人區外,並以其女嫁與甲峒首領甲承貴,封他為諒州知州,在宋邕、欽二州界外山僚中木契入橛子,用他作為馬前卒,不斷騷擾、蠶食、


(《輿地紀勝》卷106《邕州》)

《新唐書》卷222 中《南詔傳》

(《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七三》)

(《涑水紀聞》卷13)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三O》)

侵吞宋邕、欽二州溪峒及界外山僚之地,挑起嚴重的邊界爭端,並進而覬覦廣源州所屬諸州峒,大有盡取宋邕、欽二州溪峒為其屬土之勢。

儂存福所長的廣源州所處的地理環境,也是儂智高形成走仕途之路以統攝諸部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廣源州,即唐代的平源州。《新唐書》卷43 下《羈縻州》載:“平原州,開成四年(843 年) 析都金州之平源館置。”唐時我國西南以“館”稱名的,其他地都是在交通要道上,即後來通稱的“驛站”,是專供傳遞文書的人、官員、行旅、客商落腳歇宿的處所。廣源州在唐沒設州以前稱為“平原館”,明白地告訴人們其位居于古代交通道上

蠻俚降者二萬八千戶”。由此可知唐代從四川入貴州,走廣西邕州屬田州至交州,平源館是途經之道。迄今廣西德保縣尚殘有“于越古道”的石刻,即古代由田州(治今廣西田東縣西祥周) 入德保縣,經“平原館”至交州一道的路標。“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交易綾、錦、羅、布而去”這話雖出自宋人周去非之口,可是名香、犀、象自秦始皇以來就是中原人垂涎、暢銷而能牟大利的名貴商品,綾、錦、羅、布等也是交州人日以仰給之物,所以宋時如此,唐代也當是如此。布可以是廣西左右江所產,綾、羅、錦等卻是川蜀的特產。唐中後期以後,四川經雲南入交州之道已經被南詔隔絕,川蜀商人將綾、羅、錦等名產販入交州以換取名香、犀角、象牙等名貴物品,舍“川蜀———田州———平原館———交州”一道已無捷徑可行。無疑,在唐朝的時候,廣源州已是內地與交州間重要的貿易通道之一。商賈的往來,促進了該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使廣源諸州峒地居偏僻也不形其偏僻。這就為儂智高自小能夠接受較好的漢文化教育提供了客觀條件。

入宋以後,周去非說:“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為注。”由溪峒首領們的豪富奢侈,可以概見當時左右江諸溪峒的盛產黃金。此中,尤以廣源州為著名。據《越史略》卷2 載,通瑞六年(宋寶元二年,1039 年) 春正月,李德政襲虜儂存福作人質後,其年五月,儂智高曾被迫獻給交趾“生金一塊,重一百十二兩”。見斑見豹,由此可知其地產金數量之多。鑒於廣源州“地產黃金,一兩值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富產黃金,必有眾多的淘金者。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等棄文從商,是個淘金者,“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這說明其時的廣源州,已成眾多淘金者趨往之地。淘金者的蜂湧而來,進一步使廣源州變閉塞為開通,大大促進了廣源州經濟文化的發展。這種發展,既使儂存福富甲諸峒,又使他父子日益覺悟到打破溪峒間壁壘,統一各部,建立統一的民族經濟市場乃至民族統一的政治實體的緊迫;否則人各異向,峒自內耗,力量分流,交趾就可以利用宋王朝“恐疆場生事”的心態和屈志外交、割地求安的行為目的,不斷楔入橛子,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將山僚各個群體全部吃掉。

各族人民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廣源州及沿邊溪峒僚人變資源優勢為商品優勢,發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但是,自太平興國六年(981 年) 征黎桓無功而返後,宋朝歷代皇帝每每懷懼於南方戰事又起,忍讓交趾坐大,對其蠶食侵吞界外山僚乃至邕、欽二州溪峒不僅坐視不問,甚而拱手相送。景德三年(1006 年) 六月,廣南西路緣海安撫使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這本是關係邊防大事,而宋真宗隨手交給近身太監,不屑地說:“交州瘴癘,宜州險絕,若舉兵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若此當謹守而已,何必勞民動眾,貪無用之地!”

宋仁宗繼位後,於天聖八年(1030 年) 底或九年(1031 年) 初同意廣南西路轉運使章頻罷遣儂存福,將廣源道劃宋朝界外,並且嚴封隘路,阻斷交通,禁絕廣源道與內地的商業往來以及各種形式的經濟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0)

司馬光《資源治通鑒》卷195 載,貞觀十三年(639 ) 六月,“瑜州(治今重慶市)人侯弘仁自  (治今貴州省甕安縣的西北劃草塘) 開道,經西趙(在今貴州省東南部) 出邕州以通交、桂。

(《嶺外代答》卷5)

(《嶺外代答》卷7)

(《涑水紀聞》卷13)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二七》)

文化交流。宋王朝對廣源道實行“不受其地”的措施,對沿邊溪峒實行禁錮政策,

以廣源道與內地經濟、文化上的休戚關係,以廣源道所屬諸州峒長期隸屬于南漢及宋朝的傳統關係,以儂存福招納的都是“中國及諸峒民”,以儂智高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交往的人群和層次(如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等) ,儂存福、儂智高父子深切地知道廣源州等僚人諸部要統一,要發展,離不開內地,特別是僚人諸部被交趾日侵月吞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天聖八年(1030 年) 以後,儂存福遭罷遣,一怒之下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 ,並“常寇交趾”,試以自己的力量統一諸部,自圖發展。從此,可以窺見他此時的心理傾向和行為目的。儂存福孤身奮鬥,力量有限,不能園夢,成了早就在窺伺廣源州的交趾的階下囚。家園板蕩,父仇不共戴天,儂智高對交趾之仇有增無已。不過。他自慶曆元年(1041 年) 於儻猶州起兵反交趾失敗後,即行韜晦之計,明裏接受交趾“郡王”、“太保”等的封贈,稱臣納貢,暗裏卻在使勁,網羅人材,蓄積力量,以求報殺父之仇,雪失地之恥。邕州知州蕭注說儂智高“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政左右,欲奪其國”,就是這方面的表現。

儂智高陰結李德政左右,欲奪其國,因“事覺,逃歸”,所以在慶曆八年(1048 年) 便在廣源州再度樹幟反抗交趾的入侵。此次反交趾,儂智高不僅吸取了前一次失敗的教訓,而且有了黃瑋、黃師宓等一批漢族高級知識份子為其謀主,與敵巧相周旋,所以交趾也莫能奈其何。廣西經略使餘靖說儂智高“走喬勇善用兵”,“交趾不能制,南方亡命多歸之”。所謂“南方亡命”,就是宋朝南方逃亡在外的國民。

但是,儂存福畢竟已遭罷遣,怎樣才能撥轉宋仁宗之心,讓他收



( 蕭注語,見《涑水紀聞》卷13)

(《夢溪筆談》卷25)

(《孫威敏征南錄》)

(《涑水紀聞》卷13)

(《宋故狄令公墓銘》, 《武溪集》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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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成命? 儂智高吸取其父遭罷遣的教訓,開始不敢貿然提出求附于宋,而是擬議通貿,藉以打破宋朝對廣源州的“禁絕”政策。皇祐元年(1049 年) 十二月初五日,陳珙到邕州做知州,儂智高很高興,以為新官上任會有新的認識、新的舉措,馬上致書陳珙,“乞於界首置榷場(集貿市場) ,以通兩界之貨”。誰知陳珙唯恐任內有事誤了他的前程,因此他接到儂智高的求附信後,不上報也不答覆。

皇祐二年(1050 年) ,儂智高又派人奉表貢物,“乞補田州刺史”。這一次仍沒見什麼回饋。三年(1051 年) 初,蕭固出任廣西轉運使。他派“遣邕州指使丌 往刺候(偵察) 。而 擅發兵攻智高,為智高所執,因問中國虛實。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使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貢” 。二月,廣西轉運使蕭固奏言”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願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但宋帝國命令蕭固以廣西路轉運司的名義答覆儂智高:“廣源州本隸交趾,若與其國同貢奉,即許!”

儂智高道:“今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自容,止有反耳!”皇祐四年(1052 年) 知制誥胡宿上《論征蠻》說:“今者,邕土蠻賊盡率反黨遠棄巢穴,屯于廣州堅城之下”。知成德軍的宋祁上《蠻夷利害議》也說:“邕溪之蠻最脆弱者,今乃離去巢窟,略地千里,弄兵安行,無一能拒,虻飛蠅營,拿而不散,此官爛吏庸,招其所侵也!”

儂智高自皇祐四年(1052 年) 五月初攻下邕州後,即率軍沿江而下,連破橫州、貴州、潯州、龔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端州,二十二日進圍廣州,勢如破竹。當儂智高攻邕州時,“城中人皆應之” ;進圍廣州, “亡命歸之者萬餘人”,同時廣州附近


(《東軒筆錄》卷1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0)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0)

(《宗會要輯稿·蕃夷五之六一》)

(《文恭集》卷8)

(《景文集》卷43)

( 曾鞏《與孫司封書》,《粵西文載》卷54)

(《孫威敏征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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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縣人皆反”,韶州永通監的士兵也殺死知監鄧驤以回應。“向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

皇祐四年(1052 年) 連連任命楊田文、曹修、孫沔、余靖、石全彬等“經制嶺南賊盜事”均告無功,而九月儂智高又上書朝廷,提出“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的條件,於是宋仁宗決定答應儂智高提出的條件,“將受其降”

皇祐四年(1052 年) 九月,儂智高上書言降,宋仁宗準備授予他“邕、桂七州節度使”。但是,一者由於樞密院副使梁適的反對;二者由於龐籍建議由狄青帥軍出征,史載狄青於龐籍推薦之後“上表請行”:“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至闕下!”所以,他便一改其初衷,拒絕了儂智高的請降。

皇祐四年(1052 年) 九月二十七日,宋仁宗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經制廣南賊盜事”,調鹿延、環慶、涇原三路“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鬥者各五千人”隨狄青南征,趁冬季天涼“瘴未發時”、“疾馳”邕州”。同年十二月,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餘靖奏言:“交趾今歲當入貢,屬儂智高叛,道阻不通。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令(今) 許令助討除,縱未盡滅其黨,亦可使益相離貳。已於邕、欽州備萬人糧以待之”

宋仁宗在接到餘靖的奏言後也不稍加考慮,馬上令人下詔:“安南靜海軍給緡錢二萬,令起兵。候賊平,更以三萬緡賞之”。當時,狄青正在行軍途中,並未悉知其情其事。待他率軍來到廣西,知


(《涑水紀聞》卷13)

(治今廣東韶關市)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3)

( 石鑒語。見《涑水紀聞》卷13)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3 ;《宋史》卷285《梁適傳》)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3)

(治今陝西省延安市)

(治今甘肅省慶陽市)

(治今甘肅省平涼縣)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三三》)

(《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三三》)

以削弱另一方為代價的。兩者關係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責成”,即皇帝委治國重任于宰相,責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終決策權和最高統治權,宰相僅有最高議政和行政權。在常態模式之下,相權的充分發揮,便是皇權的最好體現。

宋代開國帝王,深刻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選擇,將士大夫群體作為唯一可信賴依託的對象。這種治國方針,固定為“祖宗家法”,為歷朝皇帝所遵循。在這一點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經達成共識。

因為北宋重文輕武的策略可以從很多面向來探討,但是本文擬從北宋的軍隊的幾個層面來一窺北宋帝國的建軍思想和實際所面對到的問題。

北宋帝國守內虛外的統治思想—建立在上下關係模糊且對立緊張的歷史背景

北宋初期的政治,從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四朝,其基本國策和中心思想,就是建立起皇帝極權專制的政治體系。這樣的政治體系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從唐玄宗的安史之亂後,中國突顯出來的就是武將(節度使)專權,使的帝國中央的號令不能下達到地方,甚至常有地方的節度使不聽中央的指揮,加以抗拒或是陰奉陽違,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唐帝國滅亡,仍然沒有妥善解決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問題,而五代十國時期更是唐末的延伸,只不過將名義上的皇帝共主拉下歷史的舞臺,明目張膽的在東亞的土地上恣意奔放,先不論割據政權與統一政權的優劣,但是五代十國的最大特徵就是武將叛變,竄奪皇位(有點類似日本下剋上時期的政治局勢),而北宋的建國者趙匡胤亦是掌握兵權的大將,利用陳橋兵變而取得政權,故結束五代十國混亂局勢的北宋帝國,對於如何矯正武將專權的情況再次發生,初期的幾位帝王無不戮力於建立起一個皇帝總攬一切權柄的專制體系。趙匡胤為矯治前代將帥擁兵自重、割據分裂之弊,即進行軍制改革。採取兵權集中于皇帝,臣僚分攬軍政,中央萃集精兵,更番戍守邊城要地。抑制將權,以文治武,內外相制,守內虛外等改革措施,對強化中央集權,開創宋代基業,起了積極作用。

宋太祖將首都建立在開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開封位於漕運的樞紐點上,可以將天下的經濟物資透過漕運運送到首都,以資集結在首都、直接受皇帝控制的龐大軍隊;為了要防止地方武將擁兵自重,進一步叛變,所以將天下精兵全集中到首都,直接接受皇帝的控管,但是這樣一股龐大的軍費,著實是一個問題,所以趙匡胤不得不選擇在無險可守,卻位於漕運點上的開封當作首都。當然首都要選擇在哪



宋太宗對宰相李昉等說:“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宋徽宗詔曰:“人君所與共治者,惟輔弼大臣。”呂誨則說:皇帝“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文彥博也曾對宋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禦史彭汝礪對神宗說:“陛下所與共天下事者,惟一二執政之臣。”左司諫王岩叟對哲宗說:“臣竊以陛下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執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則陛下不勞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則天下受弊而陛下獨勞”。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複將其歸納為“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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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也成為北宋初期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早在宋太祖開寶九年,太祖曾提議遷都洛陽: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樑,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曰:「遷都未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

由這一段話可知,宋朝因為深懼軍隊的叛亂,所以將軍隊部屬在帝國的中央和各交通要道上,而不是將軍隊囤守於國家邊境上,這是北宋帝國開國的一大特點。

接著,宋太宗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話:

丁亥,並州言戎人七十三戶四百餘口內附。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宋太宗講這一段話之前,是因為並州上報說有戎人內附,按照道理來說這是值得高興的,因為不僅僅表示政治良好所以願意內附,可謂百夷順服解除了邊境的外患;更表示帝國又增添繳納皇糧的收入。但是為什麼宋太宗不說別的,卻偏偏接著說內憂甚於外患呢?不獎勵解除外患之功,卻表示內憂才是首要任務呢?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計,難道還沒解決宋代初期武將專權的局面嗎?還是在宋代的每位皇帝心中淺藏著深怕武將叛變的憂患意識呢?我想宋代初期的幾個皇帝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深怕大權旁落,所以總攬權柄就變成了北宋歷任皇帝的首要任務,反而外敵的入侵對皇帝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分析北宋皇帝的心理可知,對於外患的入侵只要能夠守住就好,不必像漢唐帝國一樣擊敗外敵;就算北宋皇帝希望像唐帝國一樣擊敗外敵,但是在擊敗外敵的同時也就製造了一個功高鎮主而可能叛變的武將,這可不是步入唐代滅亡的後塵嗎?這可不行,所以北宋皇帝絕對不允許有武將能夠帶兵收復燕雲十六州,或是擊敗西夏,就算真的要打也要禦駕親征,因為如此一來皇帝深怕創造出一個無法控制的武將英雄。可知,北宋的統治思想是建立在上下關係模糊而且緊張的歷史背景上,防止武將的叛變是首要任務,而外患,只可固守不得有寸土之功,就算要有寸土之功,也要皇帝在場才行。所以北宋皇帝認為只

有鎮壓住國內的政治局勢,防止軍隊叛亂,就可以守住大宋江山,對於開疆拓土則認為是其次要的



”歐陽修也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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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北宋帝國對少數民族的羈縻策略—經濟和冊封。

分析以上的論述,北宋帝國的羈縻政策目的在於控制邊疆少數民族不要寇邊,侵擾境內,於是在這樣的目標下,北宋的羈縻政策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歸納,那就是經濟和冊封。

經濟方面:

廣開榷場,雖然建立南方少數民族的榷場和開邊政策造成北宋帝國財政上的支出,可是如果這樣的支出可以換來少數民族在邊境上安分,不需要讓朝廷裡的武將集團有藉口帶軍隊出去打仗邀功,造成皇帝的極大隱憂,何嘗不是一個辦法。

在經濟方面有一項比較特殊的經濟活動,北宋運用茶馬貿易制度來作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北宋與遼、夏分立對峙,戰馬來源十分貧乏,而西、北和戰又是關乎國家安危存亡的始終大計,所以宋朝統治者十分重視馬政, “歲於邊郡市馬”,在北、西各軍州設買馬場,“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成為定制;同時還有一種招馬制度,每歲皆給以空名敕書,委沿邊長吏差牙校入蕃招買,給路券送到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價。仁宗時所定買馬額高達29585 匹。

宋初並不是全部用茶葉來貿易馬匹,例如四川救不行榷法,東南茶或官賣以實州縣,或沿邊入中糧草,用於易馬的比例很小,而買馬物資則以銅錢和布帛等為主,也就是說當時所施行的是銅錢、絹帛以及茶葉等物兼行的易馬之法。但是,這種易馬辦法存在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用銅錢買馬根本承提不起,而且錢幣外流易導致錢荒;更重要的是“戎人得錢,悉銷鑄為器,郡國歲鑄錢不能充其用”,(錢荒和金屬外流,將會造成帝國經濟和軍事上的極大威脅,)在經濟上、軍事上都會帶來很大危害。用絹買馬亦有入不敷出之患。這種買馬辦法不僅不能滿足宋朝對戰馬的需求,也不能滿足西北少數民族日益增長的茶葉需求,因此調整政策,在互通有無、調濟餘缺的原則基礎上重建易馬制度便顯得十分必要了。

茶葉正適應這種形勢要求,不僅來源充足,而且備受西北吐蕃等族的歡迎,頗可獲利,宋初就有茶商“轉致於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為宋朝統治者提供了經驗和啟示,只有壟斷西北茶利,以其所需,換其所有,才能達到保證馬源、撫制諸蕃的目的,於是茶馬制度便應運而生了。

茶馬貿易制度的複雜性絕非一言可以概之,甚至有幾篇專題論文深入的去探討個朝代與各個地區的茶馬貿易制度。但是在本文,我想從,北宋運用茶馬貿易制度來作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這一個層面來探討。

“市馬分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

前者主要是為了保障軍事和邊防需要;後者則主要為了安撫少數民族,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羈縻統治。

從這一個層面來分析,可以歸納出幾點茶馬貿易的意義:

1. 作為中原漢族農業區與西北少數民族遊牧區經濟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茶馬貿易在客觀上符合蕃漢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世代相襲,存在了千年之久。

2. 在軍事方面,茶馬貿易使宋朝軍隊有了戰馬的來源,從而為加強宋朝的軍事防務,在與遼、夏、金對峙的局面中得以保持穩定和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充足的戰馬是獲得軍事勝利從而決定國之興亡的關鍵因素之一。宋代北、西方面始終面臨著威脅,這一問題更加突出。北宋戰馬專仰熙河地區,每年一二萬匹的戰馬補充進來,也是因為北宋仍然保有北方,所已有較充分的戰碼來源;可是反觀南宋戰馬來自川、秦、廣三邊特別是川、秦地區,大約一萬匹戰馬和羈縻馬成為軍馬的主要來源,值的注意的事南宋的軍馬有部分是來在廣西橫山榷場的羈縻馬,而羈縻馬較為嬴弱,這也導致南宋的軍事比北宋更加困難。也是因為透過貿易而宋代能取得軍馬,無怪乎賈大泉先生在《四川茶業史》中寫道:“沒有川茶同川、陝、甘、青等地少數民族進行的茶馬貿易,也就沒有宋朝的戰馬。沒有戰馬,宋朝就在軍事上喪失了同西夏、遼、金、元政權抗衡的力量。

3. 在政治方面,廣西,雲南,四川地區的羈縻馬交易本來就是為安撫西南少數民族,保持邊境安寧,正如南宋袁杭所言: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其利也。今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宋朝在這裏進行茶馬交易,同時設羈縻州,封賞其首領,允許其朝貢,這些措施相互為用,從而使“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素效順,捍衛邊陲”。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南宋孝宗時黎州青唐羌因宋朝一度中斷了茶馬貿易,遂聚眾擾邊,以武力要求恢復互市。就連與北宋對峙的西夏,因元昊侵擾宋境,斷絕經濟交往,西夏人民得不到茶葉供給,激起不滿,編成歌謠唱道:“食無茶,衣帛貴⋯⋯”最終迫使元昊與宋議和,引進茶葉。因此,茶馬貿易被明清兩代統治者奉為“制西蕃以控北虜之上策”、“實我秦隴三邊之長計”

4. 經濟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動力,也是決定人類行為的主因,如果吃得飽穿得暖,何必冒險去戰爭呢?也不必冒險侵犯中原帝國的領土,就其因就是因為生活經濟的不足,如果經濟是足以讓少數民族不亂的話,北宋帝國當然願意將錢大把大把的花下去,因為動用軍隊對北宋帝國的皇帝而言,是極為危險的一件事情,不僅僅要承擔社會成本的付出,更要擔心塑造出一個軍事領袖英雄,反過來篡奪北宋的政權,或是造成地方割據的局面,所以北宋皇帝已經改變以往中國帝國的思考方向,更深的一層去瞭解為什麼少數民族常常犯邊或是叛服無常呢?究其因,就是吃不飽睡不暖,羨慕中國內地的優渥生活,南方少數民族的變亂性格通常志不在取代中原政權,而志在物資經濟和割據一方,南方因為自然地形與氣候的阻隔關係,而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政府組織,所以南方的少數民族的叛亂多志在割據的局面。這和漢民族的農民變亂想要推翻整個帝國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也和北方的遊牧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反觀北方民族,自然環境廣大開闊,交通暢通,利於一個龐大的組織形成,加上北方式優良戰馬的來源,在軍事上有極大的優勢。而人種方面,北方民族因為氣候關係,所以民風剽悍,人種也高壯強大。這些種種的條件與南方少數民族有相當大的差異。

冊封朝貢體系:

在東亞包含東南亞這一個廣大的區域,不論從政治,經濟,軍事,貿易,文化各種角度來看,中國中原政權長久以來都是東亞的中心。而建立起這樣一個範圍廣大的東亞政治體系,有賴於朝貢體系的確立。研究相關中國朝貢體系的論文相當的多,也些學者從政治結構體系來探討,也些學者則從貿易經濟的角度來分析。

而日本歷史學者在東亞統一的政治理論上有些爭議。日本的歷史學者對中國的貴族制度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認為貴族制是推行皇權政治的中國王朝內部的存在方式問題,與此同時,志在統治世界的皇權政治必然要面臨與周圍民族發生關係的問題。內藤湖南是把這種關係當作分期的又一著眼點來對待的。他認為,古代是漢文化向胡地擴展的時代,當這一擴展促進了周邊民族的覺醒時,就會形成一種向中國內部起作用的力量,而這種自內向外的擴展轉變為反作用時,就形成了中世社會。不過,在轉換方向時有一個過渡期,具體來說,就是自後漢中期至西晉的兩個多世紀。然後,才經過五胡十六國、北朝,而至於胡族色彩十分濃厚的隋唐時代。

宮崎市定繼承了內藤湖南的觀點,設定出漢族的文明主義與胡族的樸素主義之間的對比關係,建立了以後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頹廢的模式。穀川道雄敍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體在中國社會中逐漸改變性質並終於超越漢族社會的門閥主義而流入隋唐帝國的過程。吉川 忠夫則指出,在這個時代曾發生了把域外的印度當作中土,而把中國當作邊土的意識變化的情況。他們的視角雖各不相同,但都認為以漢族為中心的世界到魏晉南北朝已逐漸相對漢化了。

歷史研究會派的傾向是東亞論,而從史實與邏輯兩個方面作為學說提出來的則是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所謂冊封,就是中國王朝將官號、爵位賜封各國君主,使他們成為外臣。於是,通過周邊諸國和中國王朝結成的君臣關係,出現了可以稱為“東亞世界”的統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認為,冊封關係起源於漢代,魏晉南北朝時代推廣到整個東亞,以後一直存續到唐代。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內藤湖南等人的觀點是所謂的華夷關係運動論,而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則是華夷關係秩序論。兩說之間似乎不存在正面對立的關係,但是,它們在構思 上是存在著巨大差別的。前者所謂華夷關係的逆轉,是和秦漢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變其傾向相對應的現象。與此相反,後者則認為冊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長,因而也就是秦漢政治體制的延續。

在唐代,出現了對異民族統治的獨特形式,即所謂的羈縻州體制。堀敏一認為,與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冊封關係相比,這一方式可以說是進一步加強了對異民族的統治。他還認為,這已經不是前代以冊封表示的君主與君主之間的個人關係,而是系統的官僚體制。堀敏一是從中央集權官僚制統治的側面來觀察施行羈縻州的州縣制的。但是,從州刺史即族長這一羈縻州的特殊性質來考慮,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長階層自立的形式。京都學派雖然對羈縻州的體制沒有提出積極的論點,但是,運用其觀點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羈縻州體制是唐帝國與周邊民族自立的調和的產物。這種調和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導致羈縻州體制垮臺,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將因此擴張,並向著征服王朝的方向前進。

在本文,我想從中國政治裡冊封行為的意義來分析中國與周邊民族的關係與政治結構。

第一:中國政治體系內的冊封。

被冊封者實質身處在在中國政治體系裡,被冊封者或是賦予政治上的權力,或是賦予榮譽的褒獎和肯定。

第二:東亞國際外交策略的冊封。

冊封,長期以來被中國以及東亞政治圈拿來作為一種外交的手段和策略,這樣以冊封拿來當作一個政治實體與另一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外交行為,並不僅僅限於中國與周邊的國家,例如朝鮮,日本,韓國,越南,等等。而重要的是,甚至在中國境內一個割據政權與另一個割據政權之間的外交關係也常常使用冊封。例如孫權也曾接受魏的冊封,但這並不影響其獨立性質。而五代十國末期篡起的宋朝,因為佔有大部的華北地區,成為當時政治實力是最強的一個割據政權,於是南唐李煜即位第一年起,就對宋廷奉表稱臣,小心翼翼,絲毫不敢得罪。到了開寶四年,李煜看到宋軍連滅數國,非常恐懼,主動上表自去國號,只稱江南國主,請宋冊封,但被拒絕。另一個例子是南宋的紹興和議中規定由金帝冊封宋主為皇帝。

由上述分析,首先,冊封並不一定會讓被冊封國失去了政治實體,冊封只是在東亞國際上的一種外交行為,最主要的政治用意是在取得冊封國在東亞國際上的肯定,進而希望藉由這樣的政治上認可,取得獨立政權的機會。最明顯的就是李煜猜想宋朝下一個目標就是南唐,於是上表要求接受北宋的冊封,希望藉由北宋對南唐的冊封繼續保持獨立的狀態。但是北宋卻不願意冊封南唐,究其因就是北宋已經準備好要滅南唐了,如果在這一個關頭冊封南唐,肯定南唐的政治地位,那麼將會出師無名,果不其然未幾年,宋朝便滅了南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冊封國並不一定是中國漢人政權,紹興和議是最明顯的例子,因此誰是冊封國,誰是被冊封國,完全取決於誰掌握了最強的政治實力和軍事武力,在紹興和議中反而要南宋高宗接受金國的冊封才能稱帝,這讓時光倒轉到五代十國,當初南唐李景崩,由其子李煜要繼位,但是李煜卻先上表請求宋朝的首肯之後,才繼任為南唐的皇帝,並且要向宋朝朝貢。兩相對照,清楚的指出,現實政治實力才是決定誰是宗主國的最大要素。

另外,冊封官名也是牽涉到政治實力的大小。冊封官位最大是在紹興和議中,金冊封南宋高宗為皇帝。而宋徽宗冊封大理國主段正嚴 (即段和譽)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等等,當然對其他如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亦有冊封相等的官名,所以對一個政治實體,如果宗主國無法兼併,則會採取冊封為官的外交政策,名義上這一個政治實體是在大中國的架構下為官,但是這一個政治實體是獨立的。

由冊封的角度來看儂智高與羈縻州,我認為北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是一種類似冊封的外交行為。因為一個羈縻州的範圍以一個部落的地盤大小而定,而羈縻州州長更由這一個部落的酋領擔任,並且是世襲制,只是因為這些部落的政治實力不大,所以北宋只是讓這些少數民族部落的首領作州長,這種任命部落首領為官的行為,和任命大理國為雲南節度使,封日本為王等等是相同的,甚至羈縻州的首領也和日本的王一樣綬有金印,所以我認為北宋政府和羈縻州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一個政治實體和另一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外交關係,而不是北宋的內政問題,如果羈縻州是北宋所能管轄的地區,那麼就不需要宋神宗以後開邊的軍事行動了,況且在宋神宗時代所謂的邊疆是湖廣地區,以兩湖為主要的開拓重心,因此在北宋時期,廣西的羈縻州根本不能算是北宋的政府組織架構裡的一環,較恰當的說法是,羈縻州是東亞朝貢體系裡外交政治的一環。

一段史料記載廣西羈縻州具有獨立要素的政治組織實體

忻城,宋慶曆間置縣,隸宜州.元以土官莫保為八仙屯千戶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管兵官,籍其屯兵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後,瑤、僮狂悻,知縣蘇寬不任職.瑤老韋公泰等舉莫保之孫誠敬為土官,寬為請於上官,具奏,得世襲知縣.由是邑有二令,權不相統,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間,總督鄧廷瓚奏革流官,土人韋保為內官,陰主之,始獨任土官.

由這一段明史記載廣西壯族的故宮—廣西忻城土司衙署,我們可以知道在廣西宜州這一塊地方,是一個具有高度獨立自治的地區,洪武初要將在這裡的土官罷去兵權,並且籍沒家產,派流官加以管理,但是到最後的演變,卻變成邑有二令,權不相統,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一葉知秋,其實廣西莫氏家族的實力是遠在中原王朝的帝國力量無法到達的地方,名義上一直是屬於中國政權的郡縣,但是政治結構上來看,其實實質上這一塊地方是一個割據的政權。如果廣西莫家從元末任八仙囤千戶算起,歷經元明清三代約550年,其間約有襲官17人,歷二十三代。這樣的一個世襲的地方首領,歷經中原三個王朝而不滅,我認為可以將莫氏視為一個地方性的割據小王朝了。名帶中國的統治力都無法貫徹到廣西的最底層,更何況是西元一千年左右的廣西與越南的邊境呢?

如果把土司和帝國的關係拉到外交的層面來看,雖然名義上接受中國的冊封(其實安南,大理,西夏,日本,韓國都是受到中國的冊封的),所以冊封名義上的政治統治並不能夠代表中國在這裡具有實質的統治權力,並且冊封和朝貢體體系一直是中國的外交策略,其他的正式實體亦欣然接受中國的冊封得到國際外交上的認定,因為中國在東亞具有領導霸權的地位,類似現今的美國。所以我認為應將儂智高視為一個政治實體,而不應該只是一個少數民族或是農民的叛亂這麼簡單而已,而其冊封的關係是外交關係,而不要用內政關係來看待。

而在儂智高的軍事行動中,亦有請求北宋帝國封他為邕、桂七州節度使,來掌管嶺南這一區域,我認為儂智高這一動作並不是要求內附於北宋,相反的儂智高是想藉由北宋的正式冊封來穩固他自己的政治基礎,最主要就是要在東亞政治圈裡被承認,進而獨立的建立自己的政權。其實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屢見不鮮,安南在五代時國的時候趁機獨立,到了宋朝,宋朝億封安南的國王當靖海節度使,或是安南王等等中國的官名,但是實際上安南在獨立之後,對內都已經自稱皇帝了,也就是說經過中國的政治冊封之後,獨立割據的型態就更加穩定,這是因為在東亞的政治圈裡,中國一直以來都是扮演著盟主的地位。也是如此,史書上有一段話記載:

楊畋、曹修經制蠻事,既無功,改命孫沔及餘靖等,上猶以為憂。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

如果北宋答應了儂智高的請求,封他做統領嶺南的節度使之後,那麼割據的局面就更加確立,便會有二廣非朝廷所有的憂慮,由此可知,中國所封的官並不是都在中國的體制裡當官,更多時候是一種政治實體與政治實體之間的外交策略,因此我認為儂智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在嶺南地區的割據政治實體組織,並不是單純的想要歸順於北宋,大陸的歷史學者大都論述認為儂智高是中國人,並且他是誠心誠意的想歸順北宋,只是北宋的皇帝昏庸而不識忠臣,關於這樣的說法我持保留的態度。

總歸以上的論述,中國冊封另一個政治實體為官,並不會影響其失去獨立的主體性,甚至在東亞的朝貢體系下,冊封成為在東亞政治圈裡的外交策略,甚至成為國際政治地位的肯定,如果讓東亞盟主的中國冊封,那麼就能夠肯定這一個政治實體在東亞國際政治裡的地位,因此基於東亞國際的政治局勢,所有的邊疆國家都願意接受中國的冊封,但是並不是接受中國的統治。基於這樣的觀點,我認為羈縻州郡也應該視為在東亞國際政治裡的一環,因為中國在對待安南,日本,大理等國和中國對羈縻州的待遇幾乎都是一樣的,有官位,有金印,和中國無法直接統治等等,差別只在於羈縻州的政治實力太過渺小,經過長時間漢人的移民,慢慢的到了清末都有相當程度的漢化,所以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政治獨立性,反觀日本,越南等國,因為漢民族並無大量的移民到這些領土,再者這些國家的政治實力較強,因此演變到現在仍然維持其獨立的主體性,但是在西元一千年左右的東亞,廣西這一地區仍然是漢人少之又少的地區,故羈縻州是朝貢體系的外交而不是屬於中國的內政。而儂智高的目的也是在建立起一個受到東亞國際社會承認的獨立政權。

第四章:瘴氣對廣西非漢民族的影響

環境疾病是古今人類都必然面對的環境災害之一, 它不僅直接影響著人類群體的身心健康, 而且間接的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深層系統。探討歷史時期環境疾病的演變規律, 不僅能揭示疾病對區域社會發展影響及區域社會對疾病的反饋機制, 而且能為環境疾病的防治和人口的優生優育提供歷史依據。中國古籍裏所說的瘴病主要是指具有傳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惡性瘧疾(Pern iciou sm alaria)。惡性瘧疾多發生在北緯60°和南緯60°之間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在亞熱帶及熱帶一年四季均可發生, 在溫帶則發生在夏秋季節。歷史時期, 由於氣候和人地關係的變化, 中國惡性瘧疾的分佈範圍具有逐漸南移和日趨縮小的趨勢

江南多瘴癘,古已有載。事實上,廣東、廣西、海南、雲南、福建、貴州、四川等省均有瘴,只不過程度有輕重而已

瘴病流行嚴重區:

雲南與廣西明清時期瘴病流行以雲南最為嚴重, 各府州均有瘴病流行的記載。萬曆間數度由此征討緬甸, 均因“暑瘴退師”,“瘴作而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 傅垣率大軍由騰越征緬, 尚未交戰, 副將軍阿裏袞染瘴而死, 士卒染瘴病死大半, 水陸軍31000 人僅存13000 , 傅垣本人亦病, 只得撤軍。西南的南甸司(今梁河境)、幹岸、盞達司(今盈江境)、隴川司(今隴川境)、猛卯司(今瑞麗境) 更是“無地無瘴”, 九、十月間流行的“穀搓瘴”最為厲害

明清時期, 廣西是瘴病嚴重區之一。其嚴重程度, 地區分佈, 僅次於雲南。就流行地區而言, 所轄各府均有瘴病發生,清代左右江仍是“瘴癘薰蒸, 官斯土者, 病亡接踵”, 故成為主要的充軍之所。直至近代, 時人猶將左右江等地秋冬之所謂“黃茅瘴”視為可怕的災禍

柳州、潯州、平樂府之間的大藤峽(亦名斷藤峽) , 瘴癘極盛,號為不可久居之地。當地人稱“大藤峽天險之窟也, 密箐重岩, 人不旋踵, 三時瘴癘, 不可久居”。弘治初, 明廷曾調撥湖廣官軍萬餘人, 駐守潯州、柳州、斷藤峽等處, 結果,“類多死於瘴癘, 幸而生者往往逃竄, 人情畏懼, 如就死地”。明陳全之亦認為“潯州瘴氣殊盛, 惟東平南縣近梧州者稍舒可”。在這一帶任職的流官、巡檢“多死瘴癘”, 直至民國年間, 瘧疾仍是這一帶最可怕的疾病之一。1936 , 瑤族聚居的金秀區(即今金秀瑤族自治縣) 瘧疾流行,造成大批人死去。

其他地區的瘴病也較嚴重。流經桂林、平樂兩府的府江, 兩岸居民均為瑤族, 在上達陽朔, 下達昭平的地帶, 號為“炎荒瘴癘區”。與桂林鄰近的柳州府,“自古為遷謫之鄉”, 瘴癘嚴重。地理學家王士性任官柳州時, 深有感受:“瘴毒中人, 家人病者十九”。順治末年, 著名清官于成龍任職府屬羅城縣, 時“羅城居萬山中, 盛瘴癘”。與廣東接壤的梧州府, 亦“多江山瘴癘之氣”。

由以上明清時期對瘴氣的研究可知,廣西在明清時期的瘴氣已經是相當嚴重的疫區,而且經過考證的結果,伴隨著漢民族的逐步南遷,瘴氣的區域也日益縮小。於是我們可以推知在更早的北宋時期,嶺南(廣南東西路)這一地區的瘴氣一定是更加的嚴重。

瘴氣這樣的疾病影響的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嶺南的少數民族多不團結的文化傾向且權力割據局面

因為瘴氣的關係導致於當地的居民(多為少數民族),大都住於山上躲避瘴氣的感染,至於山底下的平原地帶,除非是沒有瘴氣的短暫季節,或是有一說為日落以前,人才敢在山下的平原逗留,若非必要,大多趕快上山。這樣的一種自然環境影響人文活動,使得嶺南的少數民族無法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因為各個部落是分散於各個山頭,因為瘴氣和交通的阻隔導致部落與部落之間鮮少溝通和交流,也無法由一個強大的部落徹底的兼併其他部落,而形成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府,於是斷斷續續的部落與部落之間互相征伐產生,但是又因為地形與瘴氣的影響,而無法決定該由誰來主導大範圍地區的領袖,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嶺南的少數民族大多有不團結與割據的文化傾向,也因為這一點我們不難瞭解儂智高失敗的原因之一。

第二:瘴氣保護了五嶺以南少數民族,抵抗中原政權的軍隊進入

在北宋的史料裡,關於嶺南和交州的瘴氣記載,可以說是俯拾皆是。宋太宗平定南漢之後,派軍隊想要收復宣佈獨立的交州,但是史料上有一段話記載:

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內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其誅鋤,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此大體之一也。

由這一段史料記載,可以得知交州之所以能夠獨立成功,並不是依靠著軍隊強大或是經濟繁榮,而是有著可怕的武器—瘴氣。根據疾病梯度的原理,中原政權的軍隊大都是長江以北的士兵,對於嶺南甚至是交州酷暑難耐的氣候,以及在北方不流行的傳染病—痢疾(瘴氣),大多沒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因此北宋軍隊要征伐交州首先要面對的便是瘴氣疾病的殺害,甚至有時候還未看到敵人,就在越南北部叢林裡被瘴氣這一個無形的敵人所擊倒。



《宋史1 兵志》:

賈大泉、陳一石:《四川茶業史》第86、87、92 頁,巴蜀書社,1989 年。

《宋史·袁杭傳》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八,慶曆二年十二月

李憑,〈近半個世紀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總結——讀《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

                

黃雪梅,〈裁流復土與莫氏襲官—廣西忻城土司秘史〉《柳州師專學報第十七卷第一期》,20023月。

《明史,廣西土司傳》(明史/列傳/卷三百十七 列傳第二百五 廣西土司一/慶遠/忻城)

梅 莉 晏昌貴 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佈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 2, 1997。

《2000 年來中國瘴病分佈變遷的初步研究》《地理學報》1993 年第4 期。

杜甫《夢李白》詩雲:“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高適《閩中詩》雲:“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劉長卿謫潘州南巴尉,作詩雲:“謫居投瘴癘,哀思遍湘沅。”講的都是江南的瘴癘。一些地理書更明確地指明了瘴癘發生的省和州府縣之名, 《桂海虞衡志》說:“瘴,二廣唯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也。”〔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589 - 384〕《百粵風土記》亦言:“滇閩皆有瘴。”〔汪森. 粵西叢載(卷十八) •瘴(引)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467 - 607〕《滇海虞衡志》亦言:“滇南瘴氣,無處無之,雖通都大邑中間,或曲巷僻街,亦有瘴起。”

誠如宋人周去非所言:“嶺外瘴毒,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今海南省瓊山、瓊海一帶) 、海北之廉雷(今廣東合浦、靈山縣和雷州半島) ,雖曰深廣,而瘴乃輕。昭州(今廣西平樂縣) 與湖南、靜江(今桂林市) 接境,士大夫反指為大法場,言瘴毒之多也。如橫(今廣西南部) 、邕(今南寧市) 、欽(今廣西欽縣) 、貴(今廣西貴縣) ,其瘴殆與昭等,然今俗又以廣東之新州(今廣東新會) 為大法場,英州(疑指今廣東英德) 為小法場也。”〔周去非. 嶺外代答(卷四)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第589 - 422〕大法場者,言殺人之多也。以瘴毒殺人之多寡比之大小法場,實可見人們懼瘴之心何其甚歟!

如東南部的廣南府(治今廣南)“地少霜雪, 山多嵐霧, 三時瘴癘, 至冬始消”, 以至“流官不敢入, 亦不得入”。介於鎮沅、元江、景東間的者樂甸(今景東境)“其地山險多瘴”。西部的木邦、茶山、裏麻(今瀘水及緬甸境)“皆瘴癘毒惡”。永昌府(治今保山)“瘴癘最濃, 產寶石, 掘者往往瘴死”。清曹樹翹《滇南雜誌》卷一載永昌府、灣甸州(治今施甸南境)、賓川州(治今賓川縣南)“瘴癘最惡”。潞江安撫司(治今騰沖東)“地多瘴癘”。孟養、八百(今緬甸境) 則號為“瘴毒之地”。

《明史》卷一二六《沐英傳》

《清史稿》卷三○一《傅垣傳》

〔清〕張泓《滇南新語》

《廣志繹》卷五雲:廣右石山分氣, 地脈疏理, 土薄水淺, 陽氣盡洩, 頃時晴雨疊更, 裘扇兩用, 兼之嵐煙岫霧, 中之者謂之瘴瘧, 春有青草瘧, 夏有黃梅瘧, 秋有黃茅瘧, 秋後稍可爾。

《圖書編》明確記載廣西無瘴的縣僅有臨桂與靈川2縣。左右江地區、大藤峽區及與雲南、貴州交界地帶最為嚴重。左江地區包括太平、思明、南寧、龍州, 右江地區有田州、鎮安、泗城州、上林司、奉議州、思恩府, 與雲貴交界的慶遠、安隆司與此接近, 這一帶自古就是瘴癘盛行。《明實錄》記載: 朝廷在左右兩江地區設有“土官衙門”四十九處, 遇有糾紛, 由總兵官與巡按禦史三司官理斷,“緣諸處皆是瘴鄉”,“三年之間, 遣官往彼, 死者凡十七人, 事竟未完”。宣德六年(1431 年) 總兵官都督山雲建議“各令土官及應問之人, 克期來集, 以俟理斷, 庶免瘴患, 事亦易完”, 改流官赴土官衙門處理有關事宜, 為土官定期赴衛所聽從處理, 以免流官染上瘴病。山雲此奏, 得到了皇上批准。

瘴氣之目既多,因瘴而病,其症亦多,有冷瘴、熱瘴、啞瘴、蠱毒諸症。前人謂瘴瘧似中原之傷寒,周去非雲:“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為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疾,謂之冷瘴。”〔嶺外代答(卷四)〕 按《素問•熱論》:“今夫熱病者, 皆傷寒之類也。”是寒熱皆可致傷寒。《難經•五十八難》將傷寒分為五類,有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是廣義之傷寒; 狹義而言,則專指風寒之邪侵襲體表而致之病。 疾為瘧疾之一種,中醫稱瘴瘧。冷瘴之症表現為身熱而複寒,或嘔或噎,大便不利。熱瘴多因暑氣蒸熏所致,身極熱而頭極疼,胗脈數者稱之。“其重者蘊熱沉沉, 無晝無夜, 如臥灰火。”〔嶺外代答(卷四)〕其症候最重者為啞瘴。繼洪《治瘴續說》言:“瘂瘴即熱症之盛者,醫書謂血得寒則淋泣,得熱則淖溢,故熱瘴面赤心熱,舌破鼻衄,皆瘴熱沸其血湧上所致, ⋯⋯甚則血上塞其心竅,故昏不能言,或但噫噫作聲,即瘂瘴也。”〔繼洪. 治瘴續說. 見:粵西叢載(卷十八引)〕冷瘴輕, 熱瘴重, 啞瘴最重。前人雲:“冷瘴未必死,熱瘴久必死,瘂瘴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可見對瘴瘧決不可掉以輕心。按傳統的中醫理論,瘴瘧乃瘧疾之一類。瘧邪侵入人體之後,內搏五臟,橫連募原,其熱偏盛者即成溫瘧,寒偏盛者即成寒瘧,由瘴毒所致者即成瘴瘧。瘴氣入人臟腑,血聚上焦,敗血淤於心竅,毒涎聚於肝脾,則瘴毒瘧疾之症作。若素體陽盛,或熱重於濕,或濕從熱化,熱毒內鬱,蒙蔽心神,便發為熱瘴。若素體陽虛,或濕重於熱,或濕從寒化,則瘴毒濕濁壅蔽,寒濕內盛,蒙蔽心神,便發為冷瘴。熱瘴者熱盛寒微,熱毒上蒸,面紅目赤,頭痛胸悶,熱毒內蘊,則五臟六腑發為各種疾病。冷瘴者寒盛熱微,寒濕壅閉,其內困脾胃,則升降失司,運化失調,致嘔吐腹瀉。其蒙蔽心竅,則神明失司,致神昏不語。根據臨床的不同情況,中國傳統醫學遵循祛邪截瘧的基本原則,已經探索出治理瘴瘧的各種不同處方。

清歙縣人閔敘在其《粵述》中記載道:“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 瘴氣彌盛。早起氤氳, 咫尺不相見, 非至已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 夏曰黃梅, 秋曰新禾, 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青。四時不絕, 而春冬尤甚。唐人諺雲: 青草黃茅瘴, 不死成和尚。滇閩皆有瘴, 然春盡乃發, 秋高而止, 未聞貫四時也”。

梅 莉 晏昌貴 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佈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 2, 1997。

通鑑長編卷二十二 帝 號 宋太宗 年 號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981)


[img]http://www.rauz.net/bbs/UploadFile/2005-12/200512812183381526.jpg[/img] 山清水秀在宜州,谷围高高站村头, 散开几排喝德米,人生得意亮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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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瘴氣使中原人士視嶺南為畏途而成為流官之所

史料中有一段記載,靈活的道出中原人士對嶺南的看法:

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禦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至此?」

據說在通往嶺南的官方通道上,有一泉水叫『貪泉』,凡是官員經過這一通往嶺南的必經要道,喝了這貪泉,在嶺南必定是強徵奪斂,其實會往嶺南為官往往是流官,而流官的心態推斷應該是比較不平衡,加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又不太在意嶺南這一行政區域,於是往往對人民巧取豪奪,若不徵斂亦無心於政績,這也是為何會導致儂智高起兵的原因之一。

其實,無論瘴瘧也好,蠱毒也好,都不是真正造成人們痛苦的主要方面。作為一種自然山水所造成的病毒,一是可以治理改造,二是本地人具有對本地水土的適應性,三是有藥物可以防治和醫治,所以真正危害人們的並不是瘴蠱。這正如老虎吃人是兇猛的,然孔子所憂者, “苛政猛於虎也”;毒蛇傷人是兇殘的,然柳宗元所痛者,“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對瘴蠱之患作如是觀者亦大有人在,那就是北宋時的龍圖閣大學士梅摯。梅摯于景間嘗知昭州(今廣西平樂縣) ,文章政事卓然有聲。時官廣南者,多憚嵐瘴而不願往,摯為作《五瘴說》,後朱 顏鐫石于桂林龍隱岩,標為《龍圖梅公瘴說》。據《宋史·選舉志五》:“川峽閩廣阻遠險惡,中州之人多不願仕其地。⋯⋯太平興國初,選人孟巒擬賓州錄事參軍,詣匭(使院) 訴冤,坐流海島,自是得遠地者不敢辭。⋯⋯咸平間以新恩循梅四州(皆在兩廣) 瘴地,選荊湖福建人注之。吏部詮擬官,悉標其過犯。自是凡注惡地,令不須書。又詔規避遐遠,違期受代,勘鞫責罰,就移遠地。”

據此可知,梅摯之作《瘴說》,是配合了朝廷委官中的這種針對性和責罰措施的。但是,這篇文

章的歷史意義遠不止為打破官員畏憚嵐瘴而不願仕宦廣南的心理,而在於指出了政治上的“人之為瘴”更甚于山嵐水瘴的道理。梅摯指出:“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猶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彌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把封建官員施政行為與生活作風中的種種弊端歸結為五瘴,不僅體現了他整飭吏治的願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腐敗的現實。北宋統治者為了支撐不斷擴大的國家機器,不能不廣求財源加大對人民的盤剝。誠如南宋人章如愚說:穀則有租,絹則有庸,酒則有榷,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

因而,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正是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梅摯首列租賦之瘴,正是這種現實的真實寫照。梅摯還指出,五瘴之中,有一於此,則“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世之為官者卻“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豈不謬歟?”

這就清楚地表明,官員施政行為中的暴昏與作風上的貪欲帶給人們的是比山川之瘴更為酷烈,為害更為深重的禍患。至此,我們看到了反映在瘴瘧上的文化曆程。大自然的山嵐水毒與草莽 氣鬱勃蒸騰,形成瘴氣,它以危害人類身體、危害人們生活而進入社會文化,於是,人們認識它,探索它,區分出瘴毒的不同分類,瘴瘧的不同形態,研製出治瘴的單方、偏方與處方,推動了中國民間醫藥的發展,有了各種文字的記載。由於瘴發之域多在南方荒遠的嶺海之間,長期以來是貶斥官員、投畀罪人之所,因而,瘴不可避免地進入遷客騷人、文人學士的仕宦與貶斥生活中,成為他們表達憤懣情懷的載體,而被廣泛聯繫,訴諸吟詠。在歷代戰爭中,瘴以其為害之深廣,往往成為用兵難以克服的障礙;又以其地方適應性而成為農民起義隊伍保護自己、戰勝官兵征剿的有力武器。為了禦瘴,人們由此而發展了養生術,形成了嗜食檳榔的習俗,此俗延伸而進入社交和民俗生活,成為嶺海一帶社交禮儀、嫁娶婚俗中的必備形式。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更從瘴之為害的事實中,提煉出更為深刻的政治認識,把統治者的人為之瘴,看作是比山林之瘴更為殘酷的“避之猶未能”的禍患,以期引起療救者的注意。時代發展至今日,瘴之為害已成為歷史,無論是粵閩川滇,還是貴州海南,山林之瘴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瘴瘧之疾也有了科學的醫藥進行預防診治。過去的瘴癘不毛之地,如今成了風景優美、令人神往的旅遊之地。過去所謂地僻海隅、荒遠險惡,如今是占得春先、花開獨異。然而我們在回顧瘴毒千年歷史之時,是否也該有所反思、有所啟發呢我們是否也該警惕和遏制新的“仕瘴之患”呢!

第四:瘴氣使得中原政權的統治力量無法有效的到達嶺南地方,而成為為數眾多的羈縻州縣

戊申,詔廣南東路轉運鈐轄司,方今瘴起,戍兵在邊者,權徙善地以處之。

甲寅,上謂輔臣曰:「蠻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霧,其令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

此地僻遠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屢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帶。

北宋中央政權對於嶺南少數民族的叛亂,感到相當頭疼,因為軍隊往往死於瘴氣,尤其瘴氣有流行季節性,於是到了瘴氣流行的季節,北宋軍隊不得不暫且休兵,所以北宋軍隊要將少數民族的叛亂弭平往往是相當不容易且曠日廢時,於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羈縻政策控制住少數民族,而產生了許多的羈縻州縣。

綜觀以上對於瘴氣的分析,可知瘴氣的確影響了嶺南的人文結構,舉凡戰爭,部落組織,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經濟的開發等等,無不受到瘴氣的影響。



吳長庚,〈瘴•蠱•檳榔與兩廣文化〉

柳河東集·捕蛇者說

宋史(卷一百五十九) . 見:二十五史,7 - 481

梅摯. 五瘴說. 見:粵西文載(卷五十八) . 四庫本,1466 - 710

章如愚. 山堂群書考索•續集(卷45) •宋朝財用

梅摯. 五瘴說. 見:粵西文載(卷五十八) . 四庫本,1466 - 710

吳長庚,〈瘴·蠱·檳榔與兩廣文化〉

卷 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八 帝 號 宋仁宗年 號 慶曆六年(丙申,1046)

滇志卷30土司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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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儂智高事件分析與結論

歷史與生存策略

時間的轉輪不停向前,人類的生活也不斷改變。人類所有活動根源來自於人性,就像最近有一句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人性是相當複雜的,我認為人性的本質,就是想要過著自己認為最好的生活,於是朝著自己想要過的生活來做改變。這是一種最原始的慾望,想要溫飽的慾望,想要生存下去的慾望,想要心靈安詳的慾望,想要身體享受的慾望,想要權力的慾望,想要精神提升的慾望。

人性的慾望沒有對錯,也沒有是非,每一個人都有權力去認定什麼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每一個人都有權力運用自己所能運用的手段來努力追求自己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華人世界所講究的中庸之道,正是在每一個人彼此之間,慾望與慾望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因為每個人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慾望的滿足與不滿足如影隨形,當慾望滿足的時刻也就是不滿足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變,交通運輸的改變,醫療衛生的改變,人際關係的改變,文化知識的改變,政府組織的改變,政治政策的改變,社會規範與價值觀的改變,都是人類在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做的改變。歷史的意義與價值不是在敘述是非善惡對錯,而是記錄人類為了追求慾望的過程與痕跡,也記錄下人類在追求慾望的成功與失敗。人的生命有限,無法每一個人都從頭開始去嘗試任何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於是歷史的價值在傳承與傳遞前人嘗試過的經驗,讓後人能夠在前人的經驗基礎之上,進一步追求更好人生的方法與路徑。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所要面對的生存問題,可是該如何解決時代的生存需求,用什麼樣的策略和方法來解決呢?於是中國的非統一時代是人民選擇嘗試不同的解決方法,每一個地方政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有一個政權能夠解決當時代的生存問題,則中國就會進入強盛時期。秦漢帝國解決了春秋戰國諸侯林立,戰爭不斷的生存問題。隋唐帝國解決魏晉南北朝民族對立的問題,也解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在經濟上落差與互通的問題,而北宋則是解決五代十國藩鎮割據動亂不安的生存問題。這些政權的崛起絕對不是一個人或是一個集團之間權力的鬥爭,而是時代的需求,時代對於生存下去的機會與意義的需求。

北宋是一個對中國兩千年歷史的反思年代,走在北宋前面的漢唐帝國,一直是北宋以史為鑑的核心問題,形成了北宋帝國的政治鐘擺效應。為了避免重蹈漢唐帝國衰敗的覆轍,所以有司馬光等舊黨人士;而為了重建漢唐帝國往日的光輝,於是有進行富國強兵,開疆拓土的新黨。這兩股勢力沒有誰對誰錯,而是代表著北宋帝國正處在面對新世界新問題的關鍵點上,產生了兩種對帝國的未來不同發展方向的趨勢。北宋前面三個皇帝,鑑於避免唐末滅亡的危機,於是定下重文輕武;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其目的是為了穩定政局,在穩定中求發展。到了宋神宗時代,則是對過去六七十年的政策再做一個反思和調整,於是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媲美漢唐帝國光輝的北宋王朝,於是一連串的經濟改革,開疆拓土,其目的在於富國強兵,但是神宗的末年,又興起了反動的趨勢,漸漸的又趨於保守,於是北宋帝國就在漢唐帝國的光輝與毀滅之間擺盪,漢唐帝國光輝的歷史對北宋帝國來說,就像一杯醇美但易醉的葡萄酒,想一飲而盡,卻害怕不省人事,想細細品嚐,又覺得不過癮,於是就在大口與小口之間喝著屬於北宋帝國的美酒。

最大利益總和的權變策略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當中,中國的統一概念的發展和型成其實是很明確但也很模糊。

明確的是,經過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諸侯林立,到春秋戰國的互相征伐,這一段征伐的歷史教訓,讓中國人體認到只有在一個政權之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達到資源共享目的。其實進行統一的軍事行動背後最大的動機就是資源的不平衡,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無不為了搶奪資源而發起戰爭,是想如果戰國七雄每一個國家都能富足安逸,那麼何必輕起戰端惹得生靈塗炭呢?這並緊緊只是歷史台面上的幾個政治人物個人的喜惡,更重要的是背後所代表當時代,當地人民的一種思想和感受。中國第一次成功的統一軍事行動完成在秦始皇的手中,耐人尋味的是在秦滅六國之後引起了一段爭議,究竟統一的天下該不該如周朝一般分封諸侯呢?這樣的爭議甚至引起一場政爭。但是秦始皇確認為前車之鑑不遠,怎可重蹈覆轍,難道還要在幾年之後再一次春秋戰國的戰爭嗎?秦朝的統一是歷史的反省,對周朝分封諸侯而導致征伐不斷的一種反思,戰爭的確讓人民流離失所,戰爭的確使人民生靈塗炭,廣大的人民要的其實只是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對於貴族的優渥其實是不敢奢望,但是當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被危及的時候,為何而戰?這樣的思考漸漸的在中國人的心裡萌芽,秦朝的統一不是偶然,只是歷史的經驗與反省帶著秦朝統一了中國。秦朝與漢朝初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武』。止戈為武,也就是說,『為了避免戰爭而發動戰爭』。雖然秦朝滅亡的很快,滅亡的原因是多面向的,但是繼續的漢朝卻仍然執行著秦朝所遺留下來未完成的統一工作,例如修築長城對抗匈奴,統一文字獨尊儒術,郡縣制,嚴刑峻法,黃老治術等等,無不與秦朝的政策相謀合,只是統治集團更替而已,大的方向卻沒有改變。因為這是整的時代思想的潮流方向。

戰爭的最簡化就是搶奪,所要搶奪就是生存下去的資源與條件。楚漢相爭時,畫鴻溝為楚河漢界,但是劉邦為何迫不及待的棄約追擊項羽呢?因為鴻溝以東是當時的經濟中心,物阜民豐的關東足以讓項羽自立,但是政治中心的關中其經濟力並不足以供給太多的人口,關中仰賴關東糧食供給已是明顯的共生發展,所以劉邦不得不毀約襲擊項羽,為的就是取得關東這一塊糧食供應地。所以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一直是歷史發展的一大趨勢。

當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離得越遠,統一的趨勢就越加明確。相對的,當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越近,分裂獨立的可能性越高。隋唐帝國以前,華北的經濟生產力仍然是高於其他地方,於是南北的統一並沒有那麼的迫切,只要華北的統一就足夠了,因為戰爭是要付出相當多的代價,如果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大於統一所得到的經濟利益,那麼又何需戰爭呢?但是隋唐帝國以後,經濟中心已經南移到江南地區了,經濟中心的南遷,導致擁有政治中心的政權迫不及待的要統一江南地區,因為沒有了江南經濟中心的供給,華北的政治中心將無以為繼,在這樣的壓力下,使得中國對於南北的統一有著迫切性和必須性。當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小於統一所得到的經濟利益,那麼戰爭將無可避免。

所以中國明確的統一概念,為的就是追求所有利益總和的最大公約數。

但是中國統一概念模糊的地方卻是,究竟該征服多少地方才叫做統一?例如韓國,韓國是不是中國統一大業裡的一部份呢?如果不是,為什麼隋煬帝,唐太宗,等歷代君王都有征伐之舉?又例如越南,如果越南不是中國統一的部分,那麼為什麼宋太宗,宋神宗,等各代君王要征伐越南呢?但是如果韓國與越南是中國統一的一部份,是不可分割的領土,那麼為什麼歷代中國政權會輕易放棄統一韓國與越南呢?

我認為中國統一概念的明確與模糊是互為表裡。因為利益總和的零界點就是中國統一疆域的界線。

在中國的觀念裡面,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國的領土,也就是說所有的地方都是在中國的管轄之內,包括韓國與越南,中國長久認為除了長城以北的區域之外,其他都是屬於政權所能支配的合法領土,甚至當游牧民族衰弱時期,中國亦理所當然的認為整個東亞都是在自己的支配下,於是在這樣的觀念下,形成了所謂東亞中國的朝貢體系。但是究竟朝貢體系是中國固有的內政問題還是東亞的外交關係呢?其實這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因為中國一直到清末並沒有所謂外交機構,而是理蕃院,『蕃』有多重的意義,具有非漢族意義的『番』,也有『藩鎮』的意思。藩鎮在唐代本是為了鞏固中央,保護王權,但是卻形成了割據的局面。因此藩的意思有屏障、保衛。如:「屏藩」、「藩衛」。在古代稱諸侯王的封國、屬地為藩屬、藩國。古代分封宗室保護天子稱為藩國,而唐代分綬軍權,節制一方保護中央王權稱為藩鎮,由以上可以得知『藩』具有內政上的意義,是屬於中央王權分封出去的領地,其最高的統治者還是屬於中國的天子。一言以蔽之,天下所有的領土都是屬於中國天子的合法領土,於是中國在中國的領土上治理,這是內政,那來的外交呢?

因此在這樣的認知底下,韓國,越南,日本這些國家只是中國的藩屬國,是中國政權依照至高無上的天子權力,分封這些國家的首領代替中國鎮守邊疆,因此這些國家在政治上是屬於中國的藩鎮,名義上亦是任職於中國的官職。

五代第十一國

北宋所面臨到的外交問題,是中國十世紀之前所不曾面臨的棘手問題,西夏和遼一直是北宋不想面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從唐代天可汗體系到北宋承認國與國平等的國際關係,這之間相隔不到五世紀,但是卻有著和隋唐決然不同的自我認同,外交態度,國際政策甚至於文化思想。北宋是否積弱不振,我想這一個答案是值得一再商榷的,強與弱之間是相對性的,北宋所面臨的敵人並不是像漢唐帝國所面臨的匈奴和突厥,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夏,遼,和金在某種相當程度上已經是農業社會帝國,不是像匈奴或是突厥是一個遊牧社會,所以北宋所面對的敵人是較漢唐帝國的敵人還來得強盛,而北宋可以相抗衡將近兩個世紀,嚴格說起來國力和武力與漢唐帝國相去不遠,只不過是對手實力不同罷了。

生活在西元兩千年左右的我們,常常拿現在的觀點和看法,來敘述和解釋生活在西元一千年左右中國人的想法,這樣是不恰當的。例如越南的獨立,現代的史學家都一致的認為越南是在中國五代十國的時期正式脫離中國的控制而獨立建國,但是我卻認為在公元一千年的東亞,政治概念裡安南是五代十國的延續,安南也和其他唐末各地節度使一樣是中國的割據政權,越南的實際獨立應該是在近代擺脫法國殖民地統治之後,進行一連串的去中國化與去法國化的獨立運動,才實際的讓中國政權正式認為,也正視越南已經脫離中國控制的事實。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北宋帝國認知裡,安南仍然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安南與五代十國的各地割據政權是一樣性質的,所以如果依照北宋帝國的觀點,五代十國應該改成五代十一國,多出來的一國正是安南。北宋結束位於嶺南的南漢帝國政權之後,宋太宗便揮軍南下想要滅掉位於越南的安南帝國政權,只是從北宋帝國之後,中國政權一直無法有效的征服以及控制越北這一區域,這是因為嶺南與越北邊境形成了中國統一概念裡面的利益總和零界點,越過了這一個零界點中國政權的利益呈現負值,於是宋太宗,宋神宗,等皇帝都有對安南進行所謂統一大業的軍事行動,其結果要不是鎩羽而歸,就是放棄已經征服的領土,由北宋已降對越南的軍事行動可知,中國政權一直不認為越南已經脫離中國的控制而獨立,越南只是短暫的割據分裂政權,因此無時無刻的想要完成統一大業的使命。

由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國對安南的態度,我認為安南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未統一地區,只是因為利益總和的零界線北移到現今中越邊境,於是中國一直無法對越南做有效的統一工作,於是在中國利益總和零界線之外的地區,便以冊封來維持政治意義上的統一,類似周天子分封天下諸侯以屏藩宗主國,雖然各個藩國是獨立的,但是名義上卻受中國統治,於是中國在東亞這一個政治圈中,利用郡縣制來統一利益零界線以內的領土;利用周朝的分封制度來統一利益總和零界線以外的地區,形成獨特東亞政治圈。而位於中心的中國即是這一廣大的東亞政治的最高統治者。

在國際局勢丕變的北宋,研究北宋的對外關係,一直是相當熱門的問題,但是歷史學界在以往大部分都著重於西夏與遼對北宋的關係,但是卻常常忽略了北宋與東南亞的關係和外交政策。

如果將北宋的地圖粗略的分成黃河流域地區,長江流域地區,四川盆地,以及五嶺以南的珠江水系,這是北宋具有區域特性的四大區域,黃河流域是北宋王朝的帝國政治中心,而長江流域靠著大運河漕運與黃河流域,雖然北宋的經濟中心並未南移,但已經成為與帝國政治中心形成密不可分的帝國經濟區域。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地區,其政治經濟和土地利用等等都與其他地區有著迥然不同的發展和特性。五嶺以南的珠江水系其獨立性雖然不及四川盆地那樣強烈,但是因為離中國的帝國政治中心相當遙遠,而且北方據有五嶺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加上嶺南地區多山丘少平原,非漢人民族人口眾多,生活形態和社會組織也和和民族有很大的差異性,在帝國官吏管理上對北宋來說是很困難的,加上北宋帝國的經濟動脈大運河漕運,只到五嶺以北長江以南的江南地區,所以北宋對嶺南這一塊地區的經濟依賴程度遠不及江南地區那麼的迫切。所以北宋王朝在管理嶺南這一塊地區上,採取的是羈縻的態度和政策,相對於嶺南以南的東南亞,尤其是越南這一塊土地上,北宋更是採取「撫寧荒服,務令靜謐」的外交政策,雖然安南這一塊土地上趁著中國唐末五代的割據政治而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北宋初年卻任其獨立而不加以派兵鎮壓,當然跟北宋的國際局勢有相當的關係,使得北宋無暇南顧,更何況嶺南這一塊地區對北宋而言是一塊鞭長莫及但卻是不願意放棄宣示中國自古以來主權的地域,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的尊重和禮讓甚至承認中國的主導權,都能讓北宋帝國中心認為五嶺以南這一塊區域,就某種程度上放任這塊地區有其他的政治權力存在,這種在帝國官僚體系下或是帝國官僚體系外的政治權力包括嶺南地區的羈縻州以及在安南的李朝。

當越南這一個地方的文化水準,或是經濟實力,或是軍事實力,或是政府組織達到一定的程度,雖然和北宋帝國比起來是遜色很多,但是當安南擁有了能夠反擊的力量的時候,自然環境地形將決定了戰爭的勝敗,有幾個例子:美國參加的越戰失敗的經驗,蘇俄和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不見得擁有強大的軍力或是國力就一定可以打敗任何一個弱小的政治實體,當這一個弱小的政治實體擁有某種程度的國力和軍力,如果加上惡劣的自然地形成為最佳的軍事防禦力量,安南的地形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叢林戰,再來就是要面對看不見的敵人疾病,所以越南這一塊地方在五代以前期地區的經濟水準或是軍事武力相當的薄弱,弱到無法反抗中國軍隊的征伐和統治,但是如果說安南這一塊土地上發展到某一種程度,則安南憑恃著自然環境和疾病將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而這一個突破性的發展有可能仰賴於紅河三角洲的農業發展。反觀廣西一帶,石灰岩地形土壤貧瘠,無法發展農業,廣東珠江三角洲之所以無法獨立,有可能是少了叢林戰這樣的天險,而且北宋帝國如果要平定珠江流域的變亂,其補給線可以就近從長江流域補給,但是要伐安南其補給線過長,而且廣西地形崎嶇不平,補給線困難,都是相當困難的。所以廣南的變亂較難以成功,但是安南的獨立卻可以成功的。

儂智高政權的獨立性與爭取東亞國際認同

現代的歷史學者,在處理儂智高問題時候,大部分都強調位於現今中越邊境的廣源州是北宋帝國的羈縻州,於是廣源州是中國固有的土地,進而來強調儂智高的國籍是北宋人而不是安南人,並證明儂智高的行為是為了維護北宋帝國的領土不被安南所侵略。

我認為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北宋帝國與安南的國界是相當模糊的,甚至可以說並沒有所謂的國界,因為在宋神宗時期進行一連串的開邊軍事行動,可是宋神宗所開的邊是在長江流域的兩湖盆地,加上北宋對五嶺以南是採取隔離政策的,由此可知北宋時期的嶺南地區,雖然上層統治結構瓦解,但是下層的統治結構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另外北宋對於嶺南羈縻州的設立與對安南的存在,在政治意義上是相同的。只是安南的國土比較大於是封為國,而廣源州土地比較小所以編制為州,在北宋帝國的想法裡,安南國的國與廣源州的州其實代表的都是北宋帝國冊封出去的藩屬國,這個國的意義並不是近代國家的意義,而是周天子分封諸侯國的意思。所以不能因為近代越南實際的獨立於中國政權之外,廣西還在中國的政權之下,而推論廣源州是北宋時值管轄統治的領土,而越南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我認為精確的解釋應該是,因為廣源州與安南對北宋帝國而言已經超出了利益總和的零界線,所以北宋帝國對這些地區的地區性領袖進行政治意義上的統一,也就是說廣源州與安南在東亞政治意義上都是受到北宋帝國的統治;但是,廣源州與安南實質上卻是一個獨立的政權,北宋帝國都無法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或管理這兩個地區,因此我認為在北宋時期的安南與廣源州都是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獨立政權,而國與州的編制應該歸於東亞的國際政治裡,而不是中國的內政。故,儂智高並沒有國籍的問題,因為他不屬於北宋帝國,也不屬於安南,儂智高所統領的廣源州就是一個獨立的小地方割據政權。儂智高缺少的只是東亞國際的認同,如果透過各種策略爭取到國際上的認同,儂智高便是一個獨立的完整政權。

東亞國際外交戰爭

在確立安南與儂智高都是屬於一個獨立的割據政權之後,我需要將近代獨立國家的概念,以及國家與國家外交行為的概念,拿來做歷史的解釋。首先,我認為儂智高要求內附於北宋帝國,這是國際外交的考量,而不是許多歷史學者認為當中,儂智高一心想要當中國人,一心為了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對抗安南的侵略等等。因為前面的論述可之,北宋帝國認為南方的邊境是荊湖流域,而不是現在的中越邊境,對嶺南地區採取隔離政策,都市也停留在漢人聚集的交通點上,所以北宋的一些州縣呈現點狀分佈,甚至北宋時廣西在儂智高事件之前是沒有城牆的,所以北宋帝國雖然名義上統治嶺南這一區域,但是實際上在漢人人數相當少的情況下,北宋的政權並沒有真正的伸展到底層。所以身為壯族的儂智高他真的已經有中國人的意識了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更甚者北宋帝國有所謂領土的完整範圍嗎?如前所述,一千年前的中國,天下盡是中國的合法領土,只是實質面的統治與政治面的統治差別而已,因此廣西大部分的區域,除了點狀分佈的聚落以外(還沒有城牆的建造),可以說不是北宋帝國可以掌握的。故,儂智高的請求內附於北宋帝國的行為,是在國際政治當中,一個弱小的國家依附於一個強大的國家,希望藉著北宋帝國強大的政治力,來幫助儂智高自己這一個地方政權對抗安南的侵略。從北宋帝國的反應也可以瞧出端倪,北宋拒絕儂智高以個別的名義進貢北宋,希望儂智高將貢品隨著安南的貢品一起朝貢。從北宋帝國的反應我們可以推知,北宋帝國間接的承認儂智高所屬的廣源州是一個獨立的藩屬政權,並不受北宋帝國的實質統治,而北宋也清楚的知道儂智高的內附是為了藉北宋帝國的力量赫阻安南對儂智高的侵略,換句話說,當時型成了三個政權實體,一個是東亞政治中心北宋帝國,一個是北宋曾經想要統一而無法滅掉的越北安南李朝,一個就是夾在這兩個比較大國中間的儂智高。北宋帝國清楚的知道這三個政權之間的關係,因為北宋帝國初期伐安南失敗,再加上北方軍事行動一直壓力很大,內


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臺北市:昭明,1999,頁381。

趙海江、張笑梅,〈越南李氏王朝的建立及其內外政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0年2期,頁57-64。

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內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其誅鋤,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此大體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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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武將集團的問題等等,使得北宋根本不想在南方進行軍事行動,如果北宋答應了儂智高的請求,激起了安南強烈的反應進而侵犯中國嶺南(安南李朝對北宋嶺南一直有著相當的野心),那麼將會演變成北宋帝國最不願意見到的軍事行動;再者,北宋清楚的知道儂智高的內附是希望北宋帝國正式授權讓儂智高管理廣西地區或是嶺南地區,而不儂智高隻身離開自己的勢力範圍由北宋帝國接管,然後到開封求得高官厚祿。儂智高如果經由北宋政治上的認定之後,迅速的在東亞國際政治舞台上發展,恐怕會有養虎為患的疑慮。北宋帝國的考量不無道理,實際上歷史的發展證實北宋帝國當初的考量是對的。

安南李朝處心積慮的想要向北擴張領土。從安南曾有一度想改國號為南越,結果遭到中國的阻止,中國的理由是因為南越跟漢帶的南越會有重疊的嫌疑,因為以前的南越國土包含五嶺以南的地區,而安南亦一直的想要將疆土擴展到五嶺以南,也就是就南越的領土,在安南的心裡,五嶺以南一直是他們心裡的合理疆域,所以我認為廣西和越南北部應該看成是一個完整的區塊,不應該因為近代中國和越南的邊界線而將其分割。再從安南會將女兒嫁給儂壯族首領這件事情看來,可見壯族一定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實力,而且具有獨立的政治實體特徵,足以威脅到鄰近的安南封建王朝,而安南的封建王朝亦一時無法用武力加以征服,所以用和親政策加以懷柔和羈縻,所以我認為廣西壯族的政治結構絕對不是沒有組織的,而是有其根深蒂固而且無法一時之間加以摧毀的政治力量和組織。

三個政治實體之間型成了一觸即發的局勢,儂智高擁有了足以對抗安南的實力,進而想要藉由內附北宋帝國,利用北宋與安南李朝之間微妙的對立關係,而合法取得廣西或是嶺南的統治權;但是安南李朝也亟欲擴張領土,對於嶺南更是野心勃勃,於是怎能眼睜睜的看著儂智高利用對抗安南的名義,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廣西的統治權呢?於是雙方先啟動了一連串的外交戰爭。安南李朝向北宋帝國表明了廣源州儂智高是安南李朝的內政問題,不希望北宋帝國介入安南的內政;而儂智高卻向北宋帝國表明安南向北侵略的行為日益明顯,願意請纓鎮守廣西來對抗安南的入侵。北宋帝國在不願意有軍事行動,又不希望廣西的統治權輕易的落入儂智高的手中或是被安南李朝得逞之下,於是一方面否決儂智高的請求,一方面極力的安撫安南李朝並保證不介入安南內政問題。

北宋帝國以消極態度不希望引起軍事糾紛,因為北宋內部的問題並未解決,保括武將集團之間的鬥爭,皇帝對武將的不信任,文武臣之間的對立,以及武將想要利用戰爭來建立功勞進而樹立自己在北宋帝國的政治地位,這些問題都讓北宋帝國的最高領導中心不希望在南方引起戰爭。安南李朝害怕儂智高捷足先登的奪得廣西領土,於是亟欲除去勁敵而後快。另一方面儂智高面臨了生存空間被壓縮的危機,向北因為北宋帝國拒絕內附而無法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間,更糟糕的是將安南李朝打草驚蛇,正式的與安南李朝決裂,立即面臨必須與安南李朝戰爭的可能性。

軍事戰爭的關鍵人物:狄青

在這樣的情況下,戰爭似乎已經是無可避免。

戰爭是所有一切的最後判決。當透過所有的交涉,包括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官方,民間,心裡等各層面,都無法達成彼此之間的平衡時,戰爭就是最後的手段。但是弔詭的是:戰爭是這一次不平衡的結束,但是卻也是下一次不平衡的開始。

歷史的發展總是事與願違,北宋無可避免的捲入這一場戰爭當中,也逐一實現北宋帝國所擔心的每一件事情;儂智高最後亦以悲劇收場,沒有實現獨立建國的未竟夢想;而安南李朝也失去的將領土向北擴張的機會與可能性。

狄青是北宋在這一場戰爭當中最關鍵的角色,狄青的存在、興起與落寞說明了北宋帝國內部的很多矛盾與問題。狄青可以說是北宋帝國的最後一張王牌,非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起用狄青,甚至北宋寧可棄守嶺南,封儂智高為嶺南節度使,也不太願意讓狄青帶兵前往。追根究底,因為北宋時期眾人對於武將與軍隊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絕對不是僅僅出自於皇帝對於自己權力的掌握,而是這一個時代的趨勢與潮流,這一時代不願意再見到唐末五代十國那種軍閥割據的局面,因此對於武將極為打壓。中國有句俚語:『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我想這是相當貼切的形容,北宋時期世人希望武將可以打勝仗,但是又不希望武將擁有太多控制軍隊的權力。弔詭的是,武將沒有管理和掌握軍隊的實權,雖然無法叛變,但是也無法打勝仗。北宋帝國一直致力於軍隊國家化的理想與目標,我認為北宋帝國的確做到相當程度的軍隊國家化,但是仍然有許多困難還未克服。就像前所述,滿足是不滿足的開始,當解決了一個問題,接踵而來的,將是另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狄青的確讓北宋帝國的宋仁宗是又愛又恨,在儂智高戰爭之前,狄青因為對西夏戰爭有功,所以擔任樞密副使,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讓一位武將出身的狄青擔任樞密副使,這是相當不可思議的,而且引起了相當高度的爭議。宋仁宗願意獨排眾議拔擢一位武將作國防部副部長,我想這是政治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希望藉由此舉振奮軍心,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凝聚軍隊對國家的向心力。但是樞密院的實權仍然掌握在樞密使手中,在儂智高戰爭惹得沸沸揚揚之際,狄青竟不發一語,史書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在派狄青帥軍前往之前,狄青有任何的奏議。只有在北宋帝國想要放棄嶺南給儂智高的同時,由龐籍建議讓狄青出征,同時狄青才跟著龐籍意見上奏願意帥軍前往,對北宋帝國而言這絕對是最後一張王牌,也是宋仁宗最不願意走的一步險棋。

從宋仁宗的角度來看狄青,狄青是宋仁宗為了表現對軍隊和軍人的重視,凝聚軍隊的向心力的象徵。由一件事的紀錄可以一窺宋仁宗與狄青之間微妙的關係。史載當狄青擔任樞密院副使,宋仁宗恩賜狄青可以去除掉刺青,可是狄青卻當場駁回了宋仁宗的好意。根據北宋的規定,進入軍隊當軍人必須要刺青當作身份的表徵,而且終身不可去除身上的刺青。由這一段對話可知,當時的風氣相當的貶抑軍人,能夠上殿商討國家大事的大臣們一定都不是軍人出身的,狄青必定是唯一軍人出身的大臣,所以狄青身上的刺青顯得格外明顯,而且當時風氣不齒刺青的軍人,宋仁宗基於愛護狄青的心,也基於保護自己對軍隊的象徵意義不被眾臣們非議和排擠,於是下令特准狄青可以除去原本一生都不可除去的刺青印記。怎知狄青不僅回卻了宋仁宗的好意,卻也埋下了日後失敗的因子。狄青回答道:『希望能夠留著刺青以鼓舞士兵,讓士兵知道只要努力報效國家,建立軍功也可以做到大臣。』我認為這是相當不為妥當的說法,讓狄青這一個軍人當國防部副部長,宋仁宗已經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況且北宋帝國的政治氛圍就是不可以有軍人英雄的出現,如今狄青一番話,必定引起北宋帝國所有軍人的景仰與擁戴,而一位受軍隊景仰與愛戴的武將就會觸動北宋自開國以來最為忌諱的政治神經,狄青的處境益顯驚險萬分。

儂智高戰爭發展到北宋兵敗如山倒時,北宋帝國求勝的意念成了狄青的尚方寶劍,也成為狄青的護身符。

就如前所分析,狄青的行前準備工作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許多狄青的作法要不是在北宋帝國亟欲戰勝的意念下,是窒礙難行的,其中包括狄青是否專權節制問題,狄青是否可以選擇自己親信軍隊的問題,武將集團之間想要藉軍功建立權力基礎的問題,糧食補給的問題,這在當時北宋帝國的政治當中,簡直是公然挑戰長久以來的權威與風氣。但是在戰勝是最高指導原則之下,非常時期狄青的非常作法便勉強的被接受。當然由歷史的結果可知,狄青的準備工作都符合的戰勝的基本要求,可是一旦戰爭結束,狄青的尚封寶劍與護身符便自動被收回。

儂智高事件之後,因為有功所以狄青進一步做到樞密院樞密使,當然任用狄青為樞密使依然引起大臣的反對,但是宋仁宗迫於軍心士氣的問題,而且狄青的的確確為北宋帝國鞏固了一片江山,於是狄青便當上了北宋帝國的國防部部長。可是上任不久,便掀起了一場政治鬥爭,狄青做樞密使時,文彥博同平章事,兩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彥博藉口民間的流言和兵士們對狄青的愛戴,勸宋仁宗免掉他的樞密使的職務,命他出典外藩。宋仁宗認為狄青功高,不忍這樣處置,對文彥博說:“狄青是個忠臣。”文彥博卻說:“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這一句話說得宋仁宗啞口無言。狄青被貶得不明就裡,向文彥博詢問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彥博他說:“無他,朝廷疑爾。”最後狄青病死,畫下了北宋歷史一個驚濤駭浪的句點。

狄青死後,狄青的舊部親信,都受到宋仁宗的重用,而且都掌管了北宋帝國重要軍事地點的軍權,由此可知,宋仁宗其實是有意要對軍隊大加改革,並且扭轉當時輕視武職的觀念,希望藉由提高軍人的地位來提高軍隊的素質。狄青是宋仁宗達到這個目的的最佳人選,因為狄青是軍人出身,而且戰績卓著,戰略戰術優異,行事嚴謹,狄青所率領的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並且狄青受到軍隊的愛戴,這種種的原因讓宋仁宗有意要讓狄青來改變北宋軍隊的問題。可是政治是急不得的,儂智高的戰爭打亂了宋仁宗的政治佈局,甚至宋仁宗願意放棄嶺南都要好好的保護狄青這一張王牌,狄青不僅是戰勝儂智高的王牌,更是宋仁宗拿來整治軍隊,調整軍隊戰鬥力的王牌,宋仁宗清楚,如果讓狄青去打儂智高,戰敗了狄青理所當然該死,但是狄青戰勝也是該死,所以這是一步險棋,宋仁宗心裡的如意算盤是狄青戰勝了,但是也能抵擋得住戰後蜂擁而至,對狄青功高鎮主的各方壓力。史書記載,宋仁宗在狄青凱旋歸來時,帶領文武百官到城門迎接,當先遣部隊到城門口時,宋仁宗下令先遣部隊在城門口進行征戰儂智高的模擬演習,其實這一個舉動是在展示給旁邊的文武百官看,為的就是告訴文武大臣,宋仁宗提拔狄青的正確性與必要性,杜悠悠之眾口,希望可以降低即將到來的政爭風雲。怎奈,狄青仍不免在北宋的政治中憂憤而死。

歷史沒有忠奸善惡對錯,歷史上的每一個人物都不是個體,而是代表著無數的集體意識,作為歷史人物的狄青已經不是狄青而已,而是代表著和狄青同樣想法的群體,宋仁宗是,文彥博是,儂智高亦是。

兩大強權之間的儂智高

北宋帝國雖然將嶺南上層統治結構摧毀,但是下層的統治結構,保括土豪酋帥、地方勢力,都仍然不能有效的控制,與其說是治理,不如說是妥協;與其說是內政,不如說是外交。

因為廣源州是一個產金子的地方,聚集了很多的人在這裡生活,加上廣源州是在東南亞與東亞的交通要道上,儂智高的父親本身就是一個商人,所以儂智高的父親可以憑藉著豐沛的資源,號召同是壯族的群眾建立一個國家,只是這一個國家立刻被鄰近的安南李朝給消滅掉。如前所分析,安南李朝並不能夠完全的征服廣源州這一個地方勢力,所以安南李朝對儂智高實施羈縻政策,而弔詭的是北宋也對儂智高實施羈縻政策。

儂智高的角色恰巧扮演著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之間的支點,也就是關鍵性少數。如果儂智高這一勢力傾向安南,則北宋帝國的嶺南將岌岌可危;但是如果儂智高傾向北宋帝國,則安南將無法進犯嶺南地區。

儂氏一族與安南李朝的愛恨糾葛,史書記載並不多,但是在儂氏的發展歷程當中,安南李朝屢次派軍隊打壓儂氏,甚至儂智高的父親亦為安南所殺。在情感上,儂氏集團對安南李朝已經是相當對立的。加上儂智高的勢力範圍緊鄰著安南李朝,也因為緊鄰著安南李朝,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故儂氏集團常與安南李朝有所征戰,因此儂智高並沒有辦法向南增加任何一點生活勢力空間。如果儂智高想要擴張勢力範圍就只能朝北發展。

我認為不能排除安南一直想要拉攏儂智高來侵略廣西,可是如果儂智高願意臣服於安南李朝,並幫助安南李朝侵犯廣西,儂智高將失去自主的獨立性,儂氏一族想要獨立建國的夢想便無法實現,排除情感上的對立,現實的政治考量是儂智高做決定的依據。

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儂氏一族的目標,儂智高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繼續爭取建國的理想。原本儂智高名義上是在安南李朝治理之下,但是當儂智高越過安南李朝直接向北宋帝國輸誠進貢時,便點燃了這一場戰爭的導火線。

儂智高的失敗最大的問題在於,儂智高並未先將周邊同種族但是不同部落酋長統整起來,也就是說在廣西這一區域中,存在著大大小小的部落權力實體,只是儂智高的勢力是最大的。廣西左右江流域因為自然環境的關係,包括丘陵多山地形阻隔,石灰岩地質土壤貧瘠,氣候濕熱疾病瘟疫瘴氣盛行,這種種的自然環境限制讓這一區域部落林立,農業無法發展,第一級產業人口眾多,沒有太多的人口可以從事工商業的經濟活動,所以無法型成一個統一強大的政府組織。儂智高的廣源州因為產金礦,而且位於交通要道上,所以工商業發達,形成一個最強大的地方勢力,可是儂智高在未統整廣西其他部落勢力之前,就急於進行獨立建國的工作,其內外夾攻,無以為繼的局面是可以預見的。但是如果不拿結果來分析,假設北宋願意接受儂智高的內附請求,綬與儂智高管理廣西部分地區的權力與官職,那麼儂智高便可以藉著北宋帝國的名號來統整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勢力,統整成功便可以進一步的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進一大步。這也是為什麼安南在外交上一再地要求北宋不能准許儂智高的內附,而且一再地聲明儂智高原是安南所轄,希望北宋帝國不可以插手。儂智高在沒有統整多數部落之前便貿然舉兵,使得無法從其他有產馬的區域裡取得戰爭用的馬匹,雖然儂智高已經知道自己沒有戰馬的弱點,但是卻無法再戰敗之前取得戰馬的來源,而成為失敗的關鍵因素。

虎視眈眈的安南李朝

儂智高起兵攻佔廣西各地時,安南其實是按兵不動的,因為距離上次與北宋帝國軍隊交手的時間已經約有七十幾年的時間,安南並不清楚北宋帝國的實力與反應是如何,因此當儂智高席捲整個嶺南時,安南是持觀望的態度,安南希望趁儂智高與北宋帝國兩敗俱傷時,再進兵嶺南。史書上記載,當儂智高每戰皆捷,大敗北宋帝國軍隊後,安南立刻派使節向北宋帝國協議一起派兵平定儂智高,北宋帝國一聽當然是十分高興,於是下令廣西廣東準備糧食給安南的軍隊,讓安南的軍隊可以進入嶺南向儂智高發動攻擊。其實安南這一個時間點的選擇真的是剛剛好,因為眼看著北宋已經沒有能力收復嶺南,而儂智高剛佔據嶺南還未站穩腳步,於是如果安南可以順利的與北宋帝國合作將儂智高擊敗,安南便可順理成章的佔領嶺南,到時候就算北宋帝國不答應,依北宋帝國處理儂智高已經是捉襟見肘,無以為繼的情況判斷,北宋帝國更無法派軍隊擊敗安南收回嶺南。因此安南在這一個時間點上準備以平儂智高為名,行佔領嶺南之實。

狄青一直是這一場內外交戰中的關鍵性人物。他擊敗了儂智高阻止了儂智高獨立建國的夢想;但也因為勝利的毒酒,讓狄青不得不死,攪亂了宋仁宗欲意整軍圖治,富國強兵的計畫;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所謂合擊儂智高的協議。

當北宋帝國答應了安南的提議時,率領軍隊已經走出首都開封,來到了半路上的狄青,聽到這一個消息立刻飛奔上書奏請皇帝,不可同意安南的提議,其陳述的理由即是安南心裡打的如意算盤,宋仁宗大驚,立刻向安南下令停止協議,但是為了不與安南撕破臉而多增加一個敵人,於是贈與安南很多錢以慰勞安南想要為北宋平亂的好意。這才使得安南喪失了可以將嶺南佔據的大好機會。

戰後嶺南局勢

一場戰爭的結束並沒有為廣西地區帶來和平的曙光,北宋帝國的軍隊全數調回北方,戍守廣西也多由土兵代替,招攬儂智高的弟弟儂智會為北宋帝國的官,對於加強北宋帝國對這一區域的治理並沒有起太大實質的作用,但是這一場戰爭的確讓北宋帝國警覺到南方國防的重要性,也察覺安南對嶺南侵略的意圖。北宋帝國勉強的平息了這一場戰爭後,內部政治經歷約三十年的演變,進入到宋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才開啟了北宋帝國對交州的新里程碑。

隨著儂智高的敗亡,廣源州起而代之的是劉紀,劉紀依然如儂智高一般擺盪在北宋帝國與安南李朝之間,而北宋帝國依然在答應劉紀內附請求與安南的反對之間猶豫爭論。害怕重蹈儂智高之覆轍。

在儂智高戰爭二十年後,有一段記載:

知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紀帥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安逆戰有功。詔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略司選差使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劄寨,以為聲援。日給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支絹十匹。初,彝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夷馬路,為邕州藩障,劉紀患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不可保,使其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為我藩障,而又以為勝負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為賊所攻,而兩任其勝敗,則附我者不為用,叛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誠如聖諭,縱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堅其內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破智會,乘勝并交趾,必為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助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暇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王猛,曰:「苻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於苻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為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

這一段的記載可知,廣源州雖然易主,情勢卻依然沒有改變,軍事關鍵的戰馬依然是兵家必爭之地,唯一改變的是北宋的政局,在宋神宗啟用王安石等人之後,政治趨向激進,不管是在政治制度上,軍事外交上都趨向激進的改革態度,這是一種時代的反省,對於宋朝開國至今將近百年間,保守政治主張的一種反省,甚至演變成北宋新舊黨爭的工具,因此對於二十年來糾葛不清的交州問題,宋神宗以及當時的政治氛圍都想要做一個了斷,甚至想要完成宋太宗未完成的統一大業。

『公元一千零七十六年,交州大舉進犯北宋帝國,北宋帝國在宋神宗以及王安石的主導之下,開啟了北宋第二次對交州的統一戰爭』



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五:四裔聞之,有輕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聞風傾動,翕然嚮之,撼搖人心,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將恥與為伍,不可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規,而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不可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御之術,乖勸賞之法,不可五也。」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時青面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 宋神宗 熙寧八年(乙卯,1075

安國樓,〈北宋的開邊及其對荊湖新邊地區的政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3 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1 20:27:1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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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 20:28:00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台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93 梁欣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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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 20:37:00 |显示全部楼层

請問山谷散人

這篇文章是在那裡找到的?有些興奮台灣人在研究儂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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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 20:40:00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螞蟻在2005-5-1 20:37:39的发言:

請問山谷散人

這篇文章是在那裡找到的?有些興奮台灣人在研究儂智高。

呵呵!图书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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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山谷散人在2005-5-1 20:40:54的发言:

呵呵!图书馆啊!

那個圖書館?我需要詳細的書目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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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历史永记在心!

gou mi hu lum nao!


haeg mbweng haeg m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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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大略的看了一下。

幽并侠少年,金络控连钱。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 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陆离横宝剑,出没惊徂旃。 蒙轮恆顾敌,超乘忽争先。摧枯逾百战,拓地远三千。 骨都魂已散,楼兰首复传。龙城含晓雾,瀚海隔遥天。 歌吹金微返,振旅玉门旋。烽火今已息,非复照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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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山谷散人在2005-5-1 20:19:11的发言:

儂智高反宋事件:


北宋時期由於中原王朝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嚴重威脅,政務和軍事上採取了“重北輕南”的政策。越南人趁此機會大舉北侵,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李朝逐漸控制了南部壯族的一部分山地州縣。


《濮僚網·壯族線上》《木棉會·國際僚人資訊與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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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1 23:11:00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是引用山谷散人在2005-5-1 20:19:11的发言:

儂智高反宋事件:


北宋時期由於中原王朝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嚴重威脅,政務和軍事上採取了“重北輕南”的政策。越南人趁此機會大舉北侵,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李朝逐漸控制了南部壯族的一部分山地州縣。


《濮僚網·壯族線上》《木棉會·國際僚人資訊與協作中心》

哗!我们网站的资料也成为参考物了,呵呵。

Deeh'ungj iaem'iaem deeh'ungj iaem, Deeh'ungj meiz lug zoux roux k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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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2 03:10:00 |显示全部楼层
以后会更多的!

[img]http://www.rauz.net/bbs/UploadFile/2005-12/200512812183381526.jpg[/img] 山清水秀在宜州,谷围高高站村头, 散开几排喝德米,人生得意亮歌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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