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烈士

山谷散人

	莫江白  原名莫思筵，壮族，1918年6月出生在忻城县思练区石龙乡九伦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马泗支部书记，加马武工队指导员，凤凰山革命斗争委员会主任，凤凰山游击队政委，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政委等职务。1949年9月，在宜山县境“北山突围”战中不幸被俘，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时年31岁。       莫江自本非姓莫。1921年夏，生父蓝翠宽被地主莫年新杀害，母亲被迫改嫁他乡，姐姐被卖到财主家当丫头，孤苦伶仃的江白，幸得大塘街小商贩莫绍祥夫妇收为养子，改姓莫。 1929年，养父给他取名莫思筵，送进大塘国民基础学校读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36年，他考取省立庆远中学，读了两年，后因家贫辍学。1939年，他考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毕业后被派任龙贡村长，因不满国民党当局所为，上任不足三月就愤然辞职。    1940年秋，莫江白考入省立柳庆师范(校址设在三江县丹洲镇)。他学习成绩好，是个活跃分子；同时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常与中共地下党员杨黎原(阎戈南)老师亲近。杨老师指导他组织进步同学成立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真理。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后，柳庆师范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曹廉和军训主任李佐华(国民党少校)，起劲地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加上李佐华压制学生，调戏女生，引起学生极大反感。7月初的一天晚餐时，学生纷纷议论伙食太差。李佐华闻声窜到饭堂。吼叫：“吃饭不准讲话，讲话的滚出去”。学生们强压愤怒，有的敲碗以示抗议。李佐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莫江白忍无可忍，站起来怒斥道：“伙食这样差，为什么讲不得?”在舌战中，他还批驳了李佐华的一些谬论。有了带头人，就餐的几百名学生都站起来，一齐把李佐华轰出饭堂。事后，李佐华以莫江白阅读《新华日报》等为由，说他是“共党分子煽动搞暴乱”，要挟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在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极力反对下，学校当局把开除学籍改为记大过和小过各两次，并禁闭一星期的处分。后国民党当局又派特务暗中监视莫江白的行踪。为了莫江白的人身安全，杨黎原老师找几位进步教师商议后，由杨老师写信介绍他到桂林去找友人安排工作，并雇请了一只小船，派蒙柳线、梁淑贞两位女同学护送，在一个深夜里，莫江白离开了丹洲。     莫江白到桂林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他把原来的名字莫思筵改为莫江白。先在白龙小学做代课教师，后到广东韶关新建设出版社工作。1942年下半年，他转回到桂林，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学习小组，手不释卷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等著作，还看了《母亲》、《铁流》、《毁灭》、《士敏土》等进步小说，大开了眼界，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1943年初，莫江白受桂林地下党指派，回到忻城国民中学(1945年改称忻城中学)任教。当时担任校长的莫承宣，是个思想开明的爱国人士，非常喜欢和器重江白，凡经莫江白推荐到忻城国中任教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他都一一聘用。莫江白和这些进步教师一起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唱抗战歌曲。于是《吕梁山的呼声》、《黄河大合唱》等歌声传遍忻城城乡。他们公演的《灵姑》、《此地狼烟》、《铁蹄下的歌女》等戏剧，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44年11月，忻城沦陷，忻城国中师生向都安疏散。莫江白和几位进步教师毅然带领一批进步学生到忻城与宜山交界的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在那里，他结识了回乡搞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莫加星等人。他们争取了部分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成立“广西柳庆区抗日游击第一司令部”，莫江白在该司令部下设的政工部从事宣传工作。这支抗日游击队伍活动于都安、宜山、忻城、柳江四县地带。在那借坳截击日军军车；在马泗击毙日军军官伊藤；在宁江俘获日军通讯兵高田睦夫；在柳江百子坳配合国民革命军175师525．团阻击日军3天，为保卫家乡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莫江白重返桂林文化供应社工作。1946年3月，经覃展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莫江白接受佳林地下党派遣，再次回到忻城中学以任教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下革命活动。翌年2月，他打入国民党忻城县政府任教育科长兼表证中心校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安排了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教师梁华新、覃显、韦章平、林芳华等先后进入忻城中学和表证中心校任教。这期间，莫江白还发动和团结进步师生，开展爱国民主活动，积极物色培养革命骨干，为创建都宜忻游击根据地作了思想和干部力量上的准备。     1947年8月，中共上(林)忻(城)工委在大塘睦邻村成立，书记为吴师光。不久，吴师光到忻城中学任教，工委机关又设在忻城中学，并接收了莫江白、覃宝龙、沙君涛3人的党组织关系。是年冬，上忻工委指派莫江白、覃宝龙等人到农村开展革命工作。莫江白化名邓如麟，深入到都宜忻三县交界的加(仁)马(泗)地区，建立农村活动基地。他很快与宜山地下党派到冷水村(现为长流村)以开办补习班为掩护的周廷场、周甲坚等人取得联系，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当局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他自己也以“逃兵”的身份，在基本群众家边“打工”边做群众思想发动工侮。宣传“穷人要自由，要翻身，就要反三征”和“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革命道理，教育和培养农村骨干。并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等方式，发动群众成立贫协会、妇女会、逃兵会、革命同盟会(后改为农会)等组织。     1948年3月，中共上忻工委批准成立马泅党支部，莫江白任出商。书记。5月中旬，加马武工队成立，梧裕茂任队长，莫江白任指导员。5月底，凤凰山革命斗争委员会在冷水村成立，莫江白任主任兼组织委员。在党支部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加马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莫江白时而农民模样，时而商人打扮，四处奔波，忘我地工作。仅几个月时间。加马、宜山地区的群众组织由原来的几个点几十人发展到近千人，加马武工队由原来成立时的10多人发展到近百人，加马地区成为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     同年9月，莫江白受桂柳区工委派遣到香港参加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举办的武装斗争干部学习班。学习期间，他写了一份题为<渤海区工作报告>上报香港分局。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都宜忻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上级指导该区游击战争提供了依据。11月，莫江白回到加马游击根据地后，在凤红区党员干部学习班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和香港分局《关于广泛开展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意见》等文件，并结合本地斗争实际，提出“尽快壮大游击武装，点燃燎原之火，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张。为解决办班费用问题．莫江白带领学员挖地种菜。砍柴烧炭出卖。他因劳累过度，肺病发作，咳嗽不止。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不要紧，坚持一下就好了。”由于正确贯彻了党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有关方针政策，加马游击区发展迅速，仅半年时间，武工队发展到200多人。     1949年3月，加马武工队扩编为凤凰山游击队，梧裕茂任队长，莫江白任政委。武装队伍壮大了，为了解决队伍的枪支弹药问题，莫江白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依靠贫雇农，从敌人手中夺枪，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筹钱买枪，同时，争取地方上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上层统战人物献枪，再则向地主“借”枪。为此，他亲自带领9名游击队员，装扮国民党军官和保安队员，巧“借”了宜山县永定乡龙拱村地主朱德京的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子弹数发。他通过覃德新，利用各种关系说服驻守忻城至大塘间的木兰“剿共”联防中队长侯炳权弃暗投明，获得轻机枪2挺，手提冲锋枪1支，步枪数支，子弹数百发。     1949年5月中旬，覃宝龙、潘雁宣奉命率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到加马地区活动。凤凰山游击队编入第五团。覃宝龙任团长。莫江白任政委。在莫江白的倡议下，五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根据地和部队的建设。成立“凤红区政务委员会”，建立各级政权，成立凤红区军政干部学校，加强了对党政军干部的培训，同时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作风、小团体主义、发洋财思想等不良倾向，他起草了<军政工作意见>等文件，在部队中进行了多次整风。经过整风整训，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五团有计划地开展游击斗争，到处打击敌人，智取欧洞乡联防队军械，镇压警长韦炳坤；奇袭洛岩乡公所，强夺地主莫西华枪弹；攻入叶茂火车站，切断柳庆公路交通线；两次攻破忻城县城，砸监破牢，开仓分粮40万多斤；歼灭黄泥特编队·偷袭北山乡公所；牛洞坳伏击柳州保安司令冯丕麟，所向披靡。桂系当局惶恐不安，急忙调遣重兵，妄图将我五团“聚而歼之”。     同年8月，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莫树杰坐镇宜山，调集国 民党正规军686团配合省保安第二团、十团、独二团各一部，56军  蒙福琪营，桂绥直属营、通讯队，以及宜山、忻城、都安、河池四个县的“自卫总队”，共计4000多人，向都宜忻游击区大举进攻。在莫江白和覃宝龙的指挥下，五团采取迂回战术，将敌人牵入夷江地  区，避开敌人的进攻。8月中下旬，敌人又拉重兵向夷江地区进行  疯狂“围剿”。为避强敌锋芒，28日，莫江自在红沙洞召开团都领  导和大队干部(缺二大队)紧急会议，决定将主力部队迅速向北山突围，转回加马根据地，迎接解放大军南下。30日晚，五团主力部  队开始突围。31日。部队与敌发生激战后，于9月1日到达北山  地区时，被前来阻击之敌冲散，莫江白率领部分战士抢占殿皇山。     2日，他们与敌激战一天。敌屡攻屡挫，便放火烧山，莫江白率部躲进岩洞避火。入夜，潘雁宣、莫佩璇带队撤出阵地，经夷江地区  折回加马根据地，莫江白所带部分战士与敌交火，无法撤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激烈战斗,莫江白精疲力竭，饥病交加，但他仍以顽强的革命斗志。沉着指挥后卫战士，掩护战友撤离阵地。     9月3日清晨，莫江白化装下山探听敌情，不料途中遇上前来搜山的国民党宜山县政府军事科长蓝冠强带领的队伍，莫江白不  幸被捕。蓝冠强把莫江白带到北山乡长潘承韬家大院关押审问，并妄图利用过去与莫江白的同学关系，对莫劝降。当时一些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的群众，也前来围观。莫江白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  向群众进行宣传。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天下穷人战斗的革命武装队伍。现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渡过长江，很快就进入广西了，穷人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接着，他横眉怒目手指蓝冠强说：“你才是真正的走错路了!你现在唯的一条生路，就是放下屠刀，改邪归正。将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如果继续作恶。坚持反动到底，那全国解放之日就是你们受审之时。”一番铿锵言语，唤醒了群众，吓慌了敌人。 9月4日晨，蓝冠强、潘承韬下令，把莫江自解押到殿皇村对面岭脚枪杀。莫江白视死如归，临刑时他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万岁!”

山谷散人

	韦天强    1948年5月4日,罗城三防区公所里，反动区长及其乡警。正在轮番地对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进行严刑拷打。这位共产党员就是曾任中共贺县特支书记、一二一纵队十二支队支队长兼政  委的韦天强。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因伤势过重,于5日凌晨，在狱中壮烈牺牲。     韦天强原名韦世刚，1909年10月出生在广西武宣县东乡上平岭村一个壮族农民家庭，排行老大。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武宣县东乡迅速开展，韦天强的父亲韦廷献担任东乡区  农会的财务委员，表姑丈刘月高任东乡区农会主席，农会的骨干经  常在韦天强家开会，商量工作，讨论如何率领贫苦农民与地主、土豪劣绅作斗争。韦天强耳闻目睹父辈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深刻的  教育。他在东乡读高小时，就积极参与爱国革命运动，经常到街头参加抵制日货、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演讲和演戏等宣传活动。他从武宣县中学初中毕业后，回本村小学任教。这期间，他和一位从北  京读书回来的朋友那里看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 1937年1月，韦天强在东乡中心校任教时，经武宣中学教师覃秉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天，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黄彰到武宣县城，组建中共武宣县工委，覃秉寿任书记，韦敬礼任组织委员，韦天强任宣传委员。不久，韦天强在东乡培养发展了几个党员，建立中共东乡支部，他任支部书记。    同年7月7日，卢沟桥啦件发生，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创办的一些刊物得以公开发行。韦天强订阅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让青年学生传阅，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还把周恩来的演讲词《过去与将来》抄贴在东乡乡公所墙上，让群众观阅．并经常向群众、青年学生讲述沦陷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悲惨生活的情景，义勇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爱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事迹，激发起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1938年初冬，广西国民党政府招收第三届学生军，韦天强受党的派遣，为抗日救国投笔从戎。他动员了一批有志青年，并带着两个弟弟世常、世宽参加了学生军。临走时，韦天强作诗数首，与乡亲们告别，其中一首是：“故乡诚可爱，亲朋情更深。为了民族故，献上我青春。”    韦天强分配在广西学生军第二团第二中队任第一班班长。学生军的成分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特务，还有持托派观点的人。彼此的斗争十分尖锐，斗争的焦点是争取学生军的领导权。韦天强坚决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团结爱国青年，向同学们灌输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把他们引导上革命的道路。     学生军在桂林学习时，生活比较艰苦，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轰炸桂林，很不安全。混入学生军中的国民党特务、持托派观点的人四处散布“抗战必亡论”，并在半夜里偷偷贴出“抗日是为蒋介石卖命”等标语来迷惑学生，煽动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离队。韦天强挺身而出，组织几个地下党员和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分头做好队里同学的思想工作。他还用自己勤俭节约的钱买来共产党创办的刊物和进步书籍，其中有(论持久战>等毛译东著作，组织同学们阅读，使同学们树立了抗战救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安定了人心，稳定了队伍。     1939年春，韦天强所在的学生军第二团到桂平县浔旺乡集训，途经荔浦、蒙山等县，行军非常艰苦。特务和持托派观点的人又趁机大搞破坏活动，妄想在行军途中瓦解这支队伍。他们偷贴标语，散布谣言，宿营时偷走步枪上的机柄，迫使“丢”失机柄而无法交待的青年逃亡。韦天强发现这些情况后，立即组织党员和骨干，及时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还向中队部建议成立先遣、宣传、收容三个组，分别负责沿途抗日宣传及解决行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韦天强有时在收容组里，照顾体弱有病的同学，帮助他们背行李、扛枪支，不使他们掉队。有时在先遣组负责安排食宿。他总是选择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干。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这支队伍胜利地到达浔旺乡。通过这场斗争，团结教育了同学，培养了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学生军二中队支部，韦天强任支部书记，从而把这个中队掌握在党的手中。 1941年6月，国民党广西省当局下令解散学生军。韦天强在  党组织的安排下，与一部分同学参加广西省第三期合作人员训练  班学习。该班有中共党员60名，上级党组织委任他为训练班党总支书记。在韦天强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训练班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建立了6个党支部和一个女生党小组。还发展了16名新党员。9月，训练结束，韦天强同中共党员黄菊芳(黄文)等10多人  被分配到柳城县政府任合作指导员。中共柳州特支指定韦天强在 柳城负责组建地下核心小组。他同黄菊芳在东泉发展党员，成立东泉党小组。韦天强还在县城成立了“学生军同学会”，组织原学生军中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他还同其他地下党员一起，利用到凤山、沙埔、东泉、太平等村发放贷款的机会，接近农民，向农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地组织群众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组织农民自办食盐合作社，很受农民欢迎，打开了柳城农村革命斗争的局面。    1942年7月9日。桂林发生反共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同志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叛徒出卖，韦天强也遭到了柳城县政府的通缉。上级党组织通知他立即转移隐蔽，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顾不上把家属转移。就直接从沙埔赶到东泉，对在东泉活动的地下党员黄菊芳、罗炳布置好工作后，才撤离柳城，转移到桂平县罗禄洞隐蔽。     1943年4月，韦天强转移到修仁县西元乡庙村他堂叔家隐蔽，更名“文耿”，后又到廖时全家住下。这时，他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任他为修仁县党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韦天强严格遵守党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一身农民打扮，白天与人合伙杀猪卖，晚上便到附近村寨开夜学班，教青年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一批进步青年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西元乡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常有土匪出没，同志们互相联系比较困难，韦天强与其他同志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克服困难，经常到修仁、广平、西元一带活动，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4年春，党组织把韦天强安排到贺县师洞中心校任教，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5月，省工委桂东北特派员黄嘉到贺县传达省工委的决定，建立贺县特支，任韦天强为特支书记。不久，韦天强发展了一批小学教师入党，建立了鹅塘小学党支部。他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利用星期天到沙田寨、桂山村一带对学生进行家访的机会，找农民谈心，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抗日。    ．     抗战胜利不久，桂系集团追随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积极反共，加紧进行征兵、征粮、征税，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贺具挣支根据上级的指示，积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求生存斗争。1946年4月，韦天强领导中共鹅塘支部在鹅塘发动了500多名群众挑着箩筐到乡公所借粮，迫使国民党乡长开仓拨出7000斤谷子分给群众度荒。“索粮”斗争的胜利，鼓舞了群众反“三征”的积极性，狠狠打击了贺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     1947年6月，钟山英家起义失败后，由于叛徒供出贺县地下党组织，韦天强不能继续在贺县活动，便回到了武宣东乡，积极筹备武装斗争。他串联东乡的地下党员刘铁民、潘德才、陈廷尧等分头到各村宣传发动群众，酝酿组织游击队，派弟弟世宽(中共党员)购买枪支、弹药，派大弟世祯到大片塘了解国民党桂(平)武(宣)联队办事处骨干陈兰祥的思想倾向，争取他起义。     9月2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桂中地下党领导人廖联原在贵县龙山发动了中秋起义，中共武宣县工委书记韦敬礼率领游击队(后来命名为一二一纵队)配合作战，相继解放了中里、龙山、通挽、桐岭等乡，韦天强得知，即派世宽弟赴桐岭与廖联原和韦敬礼联系起义事宜。不几天，韦天强被任命为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队长兼政委。他立即召开地下党员骨干会议，要求大家加紧做好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还从家中拿出5000多斤稻谷作为游击队的给养。起义前夕，韦天强召集参加起义的五个弟妹商定，如果起义失败，自己的父母妻儿被敌人抓去了，也决不向敌人投降。     10月25日晚，韦天强率十二支队指战员及各村武装小组共100多人宣布起义，兵分两路，攻占了东乡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0多支、弹药一批，粮食4万多斤。10月30日，韦天强又率领十二支队攻打三里乡公所，因敌早有防范而未克。其后，国民党武宣县当局立即派重兵“围剿”游击队，并烧毁韦天强及其叔伯的房屋45间。由于寡不敌众，游击队转移到峡江一带隐蔽。11月中旬，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率保安团到东乡“围剿”，游击队为保存实力，只得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此时，敌人四处贴出告示，悬赏“干五万大洋”缉拿韦天强。12月30日，十二支队副支队长刘铁民被敌人暗杀并割头游街示众。这时，韦天强的处境十分险恶。 有时住水碾房，有时住山野，但他意志非常坚强，就地隐蔽，坚持斗争。他还用古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鼓励弟妹和战友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到底。     1948年3月，韦天强受柳北地下党组织派遣，前往柳北和朱世琪一起到贵州省从江县宰便区，做地方实力派莫御的统战工作。开辟桂黔边游击根据地。5月3日，当韦天强和朱世琪途经罗城三防区杆洞乡时，不幸碰上敌人而被捕，朱世琪挣脱绳索逃跑时，被敌人开枪击中牺牲。韦天强被解押到三防区公所，敌人用严刑逼供。韦天强严正地告诫敌人说：“我们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打要杀。任由你们。但是解放大军就要渡江南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向人民投降才是你们惟一的出路……”。韦天强因刑伤过重，5日凌晨在监狱里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山谷散人

	江明彬  武宣县恫岭街人，1916年出生。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贵县(今贵港市)和武宣中共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47年12月，他在来宾开辟新游击区时光荣牺牲。     江明彬读小学时，正是大革命失败时刻。武宣农民运动遭到反革命武装镇压，不少农运领导人和农协会员惨遭杀害，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同情。1930年后，他先后进入武宣中学和贵县中学就读，在学校里得到进步教师的教育培养。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掀起抗日反蒋、抵制日货高潮，江明彬积极投入学校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并说服家人和亲友不要买日货。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到广州立信会计职业学校读书期间，得到该校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教育培养。1936年冬，他回到贵县北厢中心校任教师，广东地下党把他的情况向广西地下党组织作了介绍。1937年冬，由中共贵县特支书记吴精华介绍，江明彬加入了共产党。其后他以教师的合法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江明彬性格温顺、和蔼可亲，很快就赢得了老师、同学和农民群众的信任。他抓住有利时机，向师生宣 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还同从广州来到武宣的漫画家廖冰兄一起举办漫画展，宣传抗日。1939年，贵县成立了战时工作团和抗日游击队，江明彬是游击队指导员之一。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一战线工作，团结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日。他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晚上经常伏案撰写抗日救亡文章，编写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带领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和下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剪贴书画和办墙报，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各阶层爱国  进步人士以及人民群众为保家卫国而斗争。     1939年1月，中共贵县中心县委成立，江明彬为第一、第二届中心县委委员，1941年10月后任贵县县委书记。随着局势的变化，他改变了斗争的策略，从以公开的合法身份开展斗争改为半公  开或秘密的斗争方式，继续领导贵县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由于长期劳累，江明彬积劳成疾，于1942年6月，辞去了东南镇小学教导主任职务。病好后，继续来往于武宣、贵县之间，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活动。7月9日，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在桂林遭受破坏，     随后国民党广西当局对中共地下党进行大搜查大逮捕。江明彬根  据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的布置，积极做好贵县城区党员的疏散工作。他沉着冷静，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虎穴，到南宁国民党师管区司令部联系有关同志，为保存党的力量作出了贡献。由于形势的变化，江明彬于同年冬撤回武宣桐岭，同在七九事件前后回到武宣的党员覃秉寿、韦敬礼会合，在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  黄彰指导下组织了中共武宣县特别支部，江明彬担任书记，兼负责  贵县地下党的部分工作。武宣特支还设立了交通站，由韦敬礼负责。江明彬任特支书记后，不顾疾病缠身和生命危险，频繁往返于武宣、贵县、南宁等地，联系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43年1月15日，广西地下党在南宁再一次受到破坏，从各地撤退经过武宣县地下交通站转移的同志很多。在这十分危难的时刻，江明彬千方百计安置暴露了的同志。贵县地区党组织负责  人梁寂溪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江明彬通过在鹿寨大中公司农场任经理的哥哥江明朗，安排梁到该场当副经理，在该场工作达四年之久。     1943年夏，江明彬到广东南路地区工作，1944年春节时又回到贵武边界地区。不久，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广西告急。江明彬职极宣传发动群众行动起来保家卫国，组织各地回乡  的知识青年成立“武宣县读书救国会”，并将原来在桐岭秘密成立 的“桐岭读书会”改为“武宣县读书救国会桐岭分会”，会员20多人。接着在武宣的通挽、贵县的山东石龙等地发动群众购买、阅读  进步书刊。他们还在石龙圩开办了“明明书店”，不久。又在通挽发动进步青年开办“群生书店”。还设法同重庆新华书店取得业务上  的联系，经销进步书刊和(新华日报>，对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教育和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年冬，日军入侵  武宣县，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江明彬和党支部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他亲自深入各村庄宣传发动群众购买枪支。组织人民自卫队，人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江明彬等人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多次做当地开明绅士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捐枪捐粮，成立  武装自卫队，共同抗击日军。爱国人士余恩溥、廖烈、覃一才等人在江明彬等特支领导人的推动下，在桐岭成立了武宣南河办事处。江明彬任办事处宣传股长，使该办事处所属的抗日自卫队及各村  (屯)的抗日联队自卫队基本都掌握在我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手  中，成为桐岭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在江明彬和县特支  的领导下，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们在公路或要道上埋设竹尖庄，破坏公路桥梁，使日军寸步难行。各抗日自卫队及各村的  联防自卫队也多次在北堂、龙华口、旧圩、修竹村、古炼、禄禅、文来村等地伏击日军，仅修竹、北堂、龙华口和禄禅等处就歼敌30多人，毙敌头目增井正二郎、并缴获上书“祝增井二郎出征,唯武唯勇”的旗帜一面，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5年春，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失败，黄彰等许多同志牺牲， 桂中南地区各县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武宣县特支由江明彬以横的关系与各地党组织进行联系。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有关党的政策主张来指导工作，教育和鼓励同志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     1947年春节前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人民的镇压。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得到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情况下，江明彬和同志们经常分析形势，积极领导人民群众以藏粮食、逃征兵等方式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暴政的斗争。1947年5月。粤桂边区桂中南区党组织负责人杨烈来到通挽，传达党中央和粤桂边区党委关于各地党组织要在蒋管区发动民变。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同时把武宣特支改组为中共武宣县工委，韦敬礼为书记，江明彬、覃秉寿为委员，作为武宣、桂平、来宾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核心。同年10月4日，江明彬和韦敬礼、覃秉寿等人在通挽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成立一二一纵队，江明彬任副政委。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起义部队解放了河南各乡和河北的东乡、勒马以及贵县的山东石龙和山北等乡镇，建立了武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县工委为了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游击队，决定由江明彬到来宾县的大湾一带工作。当时大湾一带土匪甚为猖獗，江明彬不顾个人安危，只身一人到该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不久被土匪杀害，时年31岁。     刘铁民   1891年，刘铁民出生在武宣县东乡区李树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为他取名叫刘德明，希望他长大后能做一个有德于民，光明磊落的人。刘铁民自幼家境贫困交加，无钱读书，识字不多，但喜爱上民间草药。青年时期。就经常上山采集草药，为民治病。穷苦农民有病痛来找刘铁民要药，他从不收钱。刘铁民为了寻找草药经常爬高山攀石壁，练就一身胆量，一付强壮的身体和坚强刚  毅的性格，尽管如此，始终也无法摆脱贫困的逼迫。为求生路，     1916年25岁那年，他跟随陈天泰到广东投到旧桂系第六军任职  的同族兄弟刘达庆部下当兵，后当上连长。1920年刘达庆在广东战败退回到武宣，刘铁民解甲归田。四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看清了  军阀的腐败和官兵的不平等以及军队对老百姓的敲榨勒索，增强  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同时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刘铁民回家后，因家里田地少人口多，生计艰难，只好重操旧业，继续上山打猎、采药、行医，勉强维持生活。刘铁民是很有骨气的，他家的田地很少，一年收获养不起全家，却坚决不租地主的田  地来种，他不甘受地主的剥削，也不服土豪的压迫，敢于蔑视权贵。 因而深得乡邻的爱戴和支持，村民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     1926年，在省农运特派员陈炳璋的帮助和指导下，武宣农民  运动开始兴起，各地都在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刘铁民决心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去。他利用采药、行医之便，结识了翁尧年、刘月高、严治安、彭功甫、潘业俊、韦廷献、严少荣等志同道合者。在他们的  积极宣传发动下，东乡的农民运动很快便掀起了高潮。八九月间 东乡区组织成立了区农协筹委会．刘铁民和翁尧年、刘月高、潘业俊等人当选为筹委委员。     刘铁民当上东乡区农协筹委会委员后，不负众望，更加热情地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在他的宣传发动下，李树岗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大家推选刘铁民任会长。随着农运的发展，在中共武宣支部的指导下，东乡区农协会宣告成立，刘铁民当选为执委、农民自卫队队长。1927年5月间，通挽、东乡两区农协会动员了300多人枪到东乡集结待命，成立武宣县农军，刘铁民任总指挥，准备支援桂平县大宣、羌里两区农协会的斗争。     东乡区农协会成立后，刘铁民经常以采药和行医为名，到各村屯串连，积极组织农友开展“二·五”减租，禁止地主、奸商哄抬物价，堵截他们偷运粮食等斗争。       东乡区农民运动的发展，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当时，东乡的几个反动地主串通武宣最有名气的大地主黄晦儒，向省府诬告东乡农协是“匪”，并筹资贿赂县长唐熙年。唐熙年带领30多名县警到东乡，突然包围区农协会所在地刘氏宗祠，抓去农协会执委翁尧年(中共东乡支部负责人)，关押在乡团局宾兴馆里。刘铁民知道后，马上集中农民自卫队20多人和18支枪包围了乡团局。又找到农协会主席刘月高和其他人分头到各村发动1000多农军和农民群众赶到东乡街。层层包围团局。为了尽快解救翁尧年，刘铁民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冲入团局内，面斥唐熙年，强令他立即放人。当唐熙年企图依仗权势，叫县警抓刘铁民时，刘铁民不慌不忙拉出手榴弹掣在手上，大吼一声：“你敢动!”唐熙年一看，两腿发软，全身打抖，正在准备抓人的县警也呆住了。这时农民群众的激情更高了，呼声振天，石块、砖头纷纷砸进宾兴馆内。唐熙年慑于群众威力，被迫按照农民的要求命令县警列队烧鞭炮送翁尧年回区农协会。     1928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圩镇集市设“众秤”，农民每成交一次就要交纳24个铜板的“众秤”费，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中共武宣县委召开东乡区农民代表会议，决定把众秤权夺归农会掌管。     一天，适逢东乡圩日，刘铁民带领几名农民自卫队员，直奔设“众秤”的猪仔行，从正在过秤收费的两个团丁手中夺过众秤和收费单据，并当众宣布区农协会的决定：原来区团局每次收费24个铜板，改为每次只收4个铜板，用’农民协会经费。区农协会夺“众秤”的行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1928年2月下旬，县长唐熙年和县团务总局局长王善征亲率团练60多人到东乡，将掌管“众秤”的农友黄亚苟和刘和隆二人捕走，这激起了全区农民的公愤。中共武宣县委根据广西特委指示，发动了30多个乡1000多农军和农友，由刘铁民任总指挥，举行武装暴动，再次包围东乡圩两昼夜。唐熙年十分惊恐，急电省主席黄绍虼派石化龙部赴援。由于敌强我弱，农运受到挫折，但刘铁民和东乡区农民协会的骨干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共武宣县委领导下，继续进行顽强斗争。     1928年春，东乡闹粮荒，农民群众生活十分穷苦，但当地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勾结大小官吏屯积粮食、抬高粮价，有的把本地  大米大量运往外地出售，大发灾荒财。东乡区农协会决定设卡夺  粮，使广大劳苦群众能渡过灾荒。5月下旬，刘铁民亲自带领农民自卫队在通往桂平的“界顶”和通往大片塘的“佛子坳”设卡截获了  偷运出境的粮食32000多斤。一天，又在东乡圩上拦截奸商林再  民(唐熙年的亲信)外运的大米6000多斤。区农协会决定将这些  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刘铁民叫人给唐熙年写了一张便条：       蒙县太爷唐熙年开恩。派林再民先生专程送来大米一批，解救我会民众荒月无米之炊。如数接收，誓不归还。特立据谢恩。                                              东乡区农民协会 1928年农历4月21日    同年6月，衣乡区农军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中共党员翁尧年和一批农民运动骨干遭受杀害，刘月高、潘业俊、刘铁民等11名地下党员和区农协骨干的田产被查封。幸存的地下党员和农协骨干已无法在东乡活动，有的上山躲避，有的避难他乡。刘铁民则靠秘密行医谋生。     1937年4月，中共武宣县工委委员韦天强(韦世刚)在东乡吸收刘铁民、黄水恩等人入党，成立东乡支部。刘铁民与同志们一道．深入乡村，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募捐钱物，支援前线抗日将士；组织抗日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4年冬，日军从桂平与武宣交界的高山“界顶”入侵东乡。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一五七师与日军在“界顶”展开激战，刘铁民和大儿子刘达奎率领群众和自卫队到“界顶”参战，打伤日军多入。刘铁民父子抗击日军的事迹在东乡传为佳话。     1947年四五月间，武宣县反动当局借李树岗刘氏宗族纠纷之机．关押了刘铁民的大儿子，妄图“铲平”刘铁民一家，刘铁民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经大地主刘茂杨“点水”，乡警在东乡突然将刘铁民逮捕。在解往武宣途经县城附近清水村时，刘铁民乘乡警放松警惕之机逃脱，继续进行隐秘活动。     1947年6月，韦天强回到武宣东乡。刘铁民与韦天强联系上后，同其他党员一起深入各村，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积极  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底10初．中共武宣县工委书  记韦敬礼领导的游击队(一二一纵队)配合桂中达开纵队相继解放了武宣4个乡。消息传来，东乡群情振奋，纷纷要求举行武装起义。韦天强、刘铁民认为时机已到，即派韦世宽到桐岭找到韦敬礼。一二一纵队司令部决定把东乡的武装队伍编为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任命韦天强为支队长兼政委，刘铁民为副支队长。10 月25日，韦天强、刘铁民率领十二支队100多人在东乡举行武装  起义，攻下东乡乡公所。     10月30日晚，韦天中、刘铁民又率队攻打三里乡公所。战前，十二支队队部在东岗岭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和兵力部署问题，会上刘铁民根据敌我双方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要求带领一精干分队担任正面主攻，经讨论统一了认识。会后各队开进指定地点埋伏待命。     次日凌晨5点左右，发生了意外情况，担任截断敌人电话线的突击小组，因与后面队伍联系口令对不上而首先开了枪，攻打三里  圩的行动被敌人发觉，敌人加强了警戒。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被迫撤退。埋伏在乡公所门前草坪上的刘铁民分队已经暴露。敌人正在屋内枪眼居高临下向他们射击。这时天已朦朦亮，队员们的身影隐约可见。草坪上缺少可利‘用的地形地物，不好撤下来。刘铁民当机立断，举起双筒步枪，压低声音坚定而沉着地下令道：“大家听我每打一枪后，就迅速撤退二三个人。”他借敌人放枪冒出火花  的瞬间与敌展开对射。他一边打枪作掩护，队员一边以枪声作命令有顺序地撤退。刘铁民枪法很准，枪枪打进枪眼，吓得敌人不敢露头，时不时才敢放一枪。就这样刘铁民与敌人对峙着，打打停停，游击队除一人牺牲外，其余都安全撤退，刘铁民最后才撤出。 桂中武装起义震动了广西省府反动当局。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率队前来镇压。敌人烧毁韦天强、刘铁民家的房屋，没收了他们的田产，还在三里、东乡等地张贴布告悬重赏缉拿韦天强和刘铁民，游击队只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同年12月23日，刘铁民从隐蔽活动的山中出来，经长龙自沙庙时遭埋伏在庙旁的国民党走狗亡命之徒刘德仁的暗杀，时年56 岁。刘铁民同志牺牲了，但他的英雄事迹仍在当地广泛流传着。

山之凤

	顶！向壮族英烈致敬！！

风之舞

	壮族的烈士是侬智高。楼主上面提到的是共产党的壮裔烈士！

土著虎尾

	壮族烈士永垂不朽

红水河

	国民党的没有吗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