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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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由新石器时代到商代 第一节 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在现在称为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远在五十万年前，已有“北京人”及其他古代人类留下了他们骨头化石和使用过的简陋工具。经过漫长的岁月，古人逐渐由采集食物发展到生产食物，他们留下的石制工具也由简陋而改良到分化为种种专门用途的工具。这就是考古学家所称的新石器文化了。在新石器文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步伐比以前快多了。农业出现，从此人类可以有可靠的食物供应。长期的聚落出现了，从此人类的群居生活将日趋复杂。艺术出现了，从此人类可以用抽象的符号表示具象的实物，使人与人间互相交通的管道扩大到超越对话的时空限制。跨过这一步界线，人类事实上已踏进文明的境域，人类从此不再仅仅面对自然资源争取生存的机会，人类也必须面对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与条件，学习怎样与同类相处。随着文明而来的新挑战，实际上由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一天比一天更趋激烈，然而追溯人类历史上转变的转挟点，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当是影响重大的一次大关口。 今日考古学上所见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当是至少西元前五千多年的裴李岗——磁山文化。这是最近才认识的两种早期新石器遗存。时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要更早。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遗址则在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这两种文化的文化面貌互有差异，但是大致同时并存，当是华北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了。以碳十四断代测定的年代来说，裴李岗文化有西元前5935±480年、西元前5195±300年（树轮校正后：5879年）及西元前7350±1000年三个数据。与裴李岗相同的莪沟北岗文化，有三个年代数据，则是西元前5315—5025年（校正后：西元前5916—5737年）。磁山文化遗址的三个年代数据测定是西元前5405—5110年（校正后：西元前6005—5794年）。这两种文化部已有农业。裴李岗文化的招牌器物是带足的石磨盘、石磨杆、狭长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带锯齿的石镰，显然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陶制品中有猪头的陶塑。磁山文化遗址的窖穴中，出土过成堆的腐朽“谷”物，据判断可能是粟类。在磁山也出土了大量的猪狗骨骼。固然大量树籽、鱼骨和兽骨的出土，说明了采集食物仍占相当的重要性。农具、谷物和家畜的出现，无疑象征相当成分的食物，已由生产供应了。早期新石器文化毋宁仍是相当原始的文化，其陶器都是手制，但是烧成温度已可到达摄氏九百多度，器形已相当复杂，也具有若干纹饰，甚至还有少数彩绘。裴李岗——磁山文化的陶器器形中有不少也见于后来的仰韶文化。绳纹和彩绘更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现。圆形方形半地窖式居住遗址，也是由裴李岗——磁山文化肇始，而同样见于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凡此都说明了裴李岗——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安志敏，1979：335—346；1979A：393—396）。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流，分布广袤，遍及河南、山西、陕西、河北、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河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包括整个中原地区及关陕一带。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数据也很多，大约为西元前4515—2460（校正后：西元前5150—2960年），延续时间二千多年。仰韶文化可以陕西的半坡村遗址为代表；当然，仰韶文化中也有若干以时间及空间差异而呈现的类型。仰韶文化显著发展了农业。村落的面积相当大，有数万到数十万平方公尺不等。居住遗址通常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分为内室、外室，地面平整，甚至有白垩面。室内往往有火堆烧过的遗痕。聚落常在河边的台地。有些条件优良的地点，遗址可以涵盖数层并不密接的文化层，说明当时的农业是游耕式种植方式。但是聚落的移徙往往取决于对耕作有利的条件，以致同一地点可以在先后都有人迁来建立定居的聚落。陕西西安半坡的遗址，即有至少两层文化层，一层的遗址及窖穴叠在另一层的遗存上面，而中间隔了草籽和树木花粉交替茂盛的土层。只有用“刀耕火种”的种植法，同一地点才有这种树木与茂草交替出现的情况。半坡聚落可有上百个居室遗址，居室与储藏用的窖穴都集中在聚落的中央，环以深沟。半坡遗址的北面，有一个公共墓地，集中埋葬着大人小孩的遗骸，生人与死者的地域显然已明白分开了。村中也有一座较大的房屋，可能是全村的会所，或其他“公共建筑”。由此推论，仰韶文化的聚落似乎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组织，也有了自群的意识。聚葬的公墓现象，反映了自群意识已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仰韶的农业大约以种植粟稷为主；有好几处遗址的储藏窖穴都出土了粟类的谷物。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装贮蔬菜种籽的陶罐。家畜以猪狗为众，牛羊则较少。农具有耕作用的石锄石铲，砍伐用的石刀石斧，及一般刮削用的石利器。仰韶的农业当已有相当高的生产水平，村中储穴分布各处，足见生产已有余粮。 仰韶的陶器常有彩绘纹饰，为此，过去的考古学家曾以“彩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别名。纹饰中，有几何图形及流动而不规则的线条，也有相当写实的或写意的图像，如鱼、蛙、猪、羊、人头之类。若干简单的刻纹及画纹，已有了记号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以为仰韶文化的陶纹已是书写文字了。 整体的说，仰韶文化在社会组织、生产水平及使用抽象符号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仰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原地区是主流，对四周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Kwang-chih Chang，1977：97—138；关于仰韶文化在半坡遗址的详尽描述，参看考古研究所等，1963）。 紧接着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龙山文化，其分布更为广大，内容也更为丰富。仰韶文化的农业发展，因为食粮供应稳定了，导致人口的增加。于是一方面有溢余的人口形成更多的聚落，把文化扩散到前所未有人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也因为可以游徙的空间有限了，聚落居民不得不持久的定居在同一地点。各地龙山文化，因此而有相当的地方性；中原的龙山文化，遂有河南龙山、陕西龙山与山东龙山之分，其中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仰韶文化的直系后裔；至于山东龙山文化，则在下一节将另行讨论。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今日的河南省及晋南、冀南地区，主要沿着黄河的中下游。仰韶文化转变到河南龙山文化的中间型态是豫晋陕交界地区的庙底沟二期，其碳十四断代是西元前2310±95年（校正后：西元前2780±145年）。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则是西元前2100—1810年（校正后：西元前2515—2155年）。陕西龙山文化的年代与此相当，也继承了庙底沟二期的新石器文化（安志敏，1979A：397—398）。 河南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内容有了若干改变。农具中有了耒、镰与骨铲。农产品仍以粟稷为主，收获量则似乎大多了。木工的工具，不再是砍伐用的斧斤，而更多整治削切之用的加工工具。陶器中轮制的成分大为增加。村落有夯土筑成的围墙以资自卫，村落与村落之间显然有了战争。有些伤残骸骨成堆的丢在坑穴中，大约也是战争中的牺牲者。宗教信仰出现了，骨卜及特殊的葬仪，都足说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器壁薄而硬的蛋壳陶，当不是为了日常生活所用，这种特制用具，大约也是为了宗教仪式而发展的。祖先崇拜，大约也已制度化了。在同一社群之内，社会地位及职业的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的现象，其现象也与社群的日趋复杂与日益组织化相关。前文曾提到，聚落比较有持久性，当然也因此可有更明白的我群意识，地方性文化之具有各别的特点，也足以表现这种我群意识。然而聚落分布的密度比前增加，群与群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在所难免。邻近聚落之间必有相互影响，是以邻区地方文化的特色往往不同小异，由东到西，或由南到北，可见的文化差异都呈现渐变的过程，而难以找出截然可见的地方文化分界线。从整体来说，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放射及于中原以外（Kwang-ChihChang，1977：151—155，169—17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08:2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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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中原四周的新石器文化 在东方，山东半岛及其邻近的海岸地区，大致上文化的年代几乎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样古老。目前考古学界大致以大汶口文化看作山东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碳十四年代是西元前3835—2240年（校正后：西元前4494—2690年），延续二千年之久。大汶口早期似受仰韶文化的影响，然而河南东部的仰韶文化也有接受大汶口影响的现象。大汶口晚期则深入豫中，对地方性的文化留下若干可见的特征。另外一方面，大汶口文化渡过渤海，使辽东的地方文化具有与大汶口文化相似之处；往南则深入皖北、苏北地区，都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安志敏，1979A：396—397；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186）。 大汶口早期的文化，石器笨重，只有磨棒、铲斧之属，陶器粗陋，全为手制，大都为红陶。中期则有长足的进步，石器的种类渐多，均为形状修整的磨光石器；陶器开始有慢轮修整，烧制的火候也可，若干质地细致的灰陶、黑陶，实启后世蛋壳陶的先河。社会阶层已有分化；大量家猪下颚的随葬，说明了家猪代表财富。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石器为精磨制品，陶器为轮制，而且有了胎质很薄的黑陶。最重要的发现，则为陶器上的若干书写符号，已经可称为文字了（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186—188；山东大学历史系，1979：1—28；Kwang-chih Chang，1977：163）。 山东龙山文化，直接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两者之间关系紧密，以致划分的界限有时发生混淆的现象。两者分布的范围也大致相合。山东龙山文化的碳十四断代是西元前2010—1530年（校正后：西元前2405—1810年）比较中原的龙山文化大致同时，而结束较晚。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界限，也很不清楚，相邻地区的转变尤其显露渐变的现象，足见新石器文化的晚期曾有一番因交互影响而产生的文化交融（安志敏，1979A：397—398）。 山东龙山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为高火候的黑陶，其蛋壳陶，尤为引人注目。小型铜制工具已经出现。骨卜及复杂而内容丰富的墓葬，均说明宗教信仰的影响。大量石制骨制的箭镞，及肢体伤残的骸骨，也足以说明战争已属常见（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189—190）。 山东考古发现，指出由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一系列是当地独立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固然山东的土著文化也与中原的同时代文化各有授受的交互影响，但基本上是独立于中原文化的文化系统。 在东南沿海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只是一个据点，不像仰韶及大汶口文化有广袤的分布，然而其与稍后的马家浜——良渚文化的系列关系，实具有重大的意义。河姆渡文化的年代据测定为西元前4360—4315年（校正后：西元前5005—4790年），与中原的仰韶文化早期相比，同时或稍晚。陶器是低火候的夹炭黑陶，有绳纹和刻纹。仅有少数彩陶，绘制过程颇特殊，系以灰白泥涂在黑陶上，再施以彩色，当有可能模仿中原的彩绘陶器而未得法。最重要的发现是稻壳的遗留，当属于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最早的栽培水稻。耕种用骨耜及木耜，也是农业发展上最早的例证。居住遗址是木结构的干栏式住屋。有小型木件用榫卯以装置木器。中国的建筑特色的木结构，似乎在河姆渡找到了祖先（安志敏，1977A：399—401；浙江省文管会等，1978；浙江省博物馆，1978；游修龄，1976）。 马家洪文化是河姆渡的继续，分布地区在太湖流域，其晚期的嵩泽中层，测定年代是西元前4090—3050年（校正后：西元前4746—3655年）。是比前期的马家洪文化当还要早些，大致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及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同时。马家浜文化中出现中原的鼎豆诸器及少量的彩陶，自然都是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的后果。马家浜文化以水稻耕作为主要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邱城遗址出土了用砂、小砾石、陶片、贝壳和骨渣混合构筑营造的居住地面。居民并且开凿小型渠道，引导水源进入居地。这种水道的工程，当然由于多水的地理条件造成（安志敏，1977A：400；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18；梅福根，1959；姚仲原等，1961）。 在马家浜文化上面，压着良渚文化，地域已由太湖流域扩大到包括江淮之间的地区，年代测定为西元前2750—1890年（校正后：西元前3310—2250年），与龙山文化同时，上限犹早于河南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有极薄的黑陶，胎壁之薄，可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比美，不过黑色只是灰胎的表皮，颇易脱落，可能是仿制山东的黑陶。此外，良渚文化中也有一些彩陶和朱绘黑陶，当也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后果。农业水平很高，圣本上是水稻耕作；稻种有粳稻、籼稻。至于出土的芝麻、花生、蚕豆、甜瓜子等实物，其年代仍在存疑之列。工具和用器有不少木制品和竹制品。石器已有多种应用途而生的分化，如石刀、石镰、石耜诸种田器。精美的玉器说明了当时社会已有礼器出现（安志敏，1979A：400；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01，217—218；牟永抗等，1978）。 黄河中流的中原，黄河下游以至海滨的山东地区，及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江浙地区，都各有其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系列。这三大系统的相互影响，以及各系统本身的分化，又造成了新石器文化晚期的各型地方性文化，例如陕西的龙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北边的河北龙山文化等等。 陕西的龙山文化，分布在关中的径渭流域，也远达陕北和晋南。与河南龙山文化一样，陕西龙山文化大约也由庙底沟二期的基础上发展。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形制以鬲为最多。更往西去，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使甘肃齐家文化也具有龙山文化特色。齐家文化基本上继承马家窑文化的传统。马家窑文化是仰韶向西传市的一支，齐家文化因接受陕西龙山文化而成为龙山文化的变型，正足以说明古代文化间往复激荡的局面（安志敏，1979A：396，398）。 江汉流域的古文化也有其单独的发展系列。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川鄂三峡地区，延及湖北的西南部和湖南的北部。年代约当仰韶文化中晚期；有一个宜昌红花套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是西元前2405±115年（校正后：西元前2995±195年），当是稍晚的年代了。大溪文化以打制石器及红陶为主。陶器的羼和料为稻壳，可见其种植作物是稻。事实上，河南淅川的仰韶遗址有稻壳痕迹，则大溪有稻作当也由于自然环境比较适宜之故。河姆渡出现的栽培稻为时远早于大溪文化的时代，而且稻的栽培成功，必在南方，是以大溪文化接受南方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屈家岭文化紧压在大溪文化上面；其分布范围则除了大溪原有地区外，主要分布在鄂北及豫西南一带。陶器的形制，有一部分承继了大溪文化的特色。蛋壳彩陶与庙底沟二期的遗物甚相似，而河南禹县也出土了屈家岭的典型高圈足陶杯，可见屈家岭文化与中原龙山的密切交流。屈家岭文化的测定年代是西元前2550—2195年（校正后：西元前3070—2635年）。屈家岭文化之后是江汉地区的青龙泉文化，似是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型，有一个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西元前2030±105年（校正后：西元前2430±150年）。屈家岭文化与青龙泉文化的农业也都是稻作为主，显然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晚期墓葬，入葬的头骨多缺左右对称的门牙，说明当时有拔牙的习俗。在鄂东的黄冈螺狮山遗址中出现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现在名称是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遗物共存的情形，而圻春易家山龙山文化遗址中有良渚文化因素。凡此，均说明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东方及东南的两大文化系统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交换。鄂东在地理条件上，也许正是中原、东方与东南三个系统的接触点（安志敏，1979A：399；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295—296；丁颖，1959）。 中国几个主要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可用图示如下（图2）。 中原以北的地区，河北与山西两省的北半边，已与北方草原接近，远离黄河中下游流域，地理环境迥异中原，当然另有其他地方性的文化发展，河北境内有三种主要的仰韶文化型，都与中原的仰韶有密切关系，但在北部的蔚县、涿鹿等地的仰韶文化则不属于上述三型，而和山西太原光社的彩陶相近。目前这一类型新石器文化的细节还待整理，不过有些考古学家已开始使用光社文化的名称（图3）。这个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的东北部及河北北部，不过其影响所及的地区可以远达内蒙、河套及陕西的东北部。光社文化的早期类型遗物，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相似，时代则早于二里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文化也有其延续的发展，其第四期约略相当于殷墟文化的晚期（邹衡，1980：272—274；文物编辑委员会，1979：36）。 图2主要的新石器文化系统 图3光社文化出土陶石器 这一个北支的龙山文化，自然不能算早，但仍有其地方性，与中原文化的传承系统相关联，而又有独自的历史发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20: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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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商以前的国家与部落 千峰竞秀，各种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刺戟及影响，相激相荡，部族间的冲突与竞争，创造了条件与需要，使社群的凝聚超越村落、社区的范围，也超越亲缘团体的范围。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有尧舜禹的禅让，尧舜都只是及身而止，没有开创朝代，似乎到了禹的手上，权力才制度化，权力的转移才制度化，于是有了“三代”之首的夏代。大禹开创的夏，有许多考古学家以为就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将过渡到铜器时代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主要在豫西伊洛颖汝四河流域为中心，但边缘所及，西到陕东，南到鄂东江干，东到皖西，范围相当大，也颇符传说中夏代的疆域。其碳十四测定的时代，是西元前2080—1620年，也切合传说中夏代，西元前二十一至十七世纪的年代。过去有人以二里头型为早商文化，最近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文化曾经过急遵改变，最后呈现商文化的特征。是以，目前有人以为二里头文化晚期，正是夏商递嬗之际，而中期以前应当是夏文化（徐旭生，1959；邹衡，1980：103—104，131—138；关于碳十四的年代，佟柱臣，1975）。 二里头文化在偃师的遗址第三期（西元前1590—1300年）出土一个大型宫殿基址（图4）。殿堂是一座30.4×11.4平方公尺的大建筑，坐落在方形夯土基址上，夯土台高出地面0.8公尺。夯土土方达二万立方公尺之巨，须十万工日始能完工，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木结构，成列的柱洞有石础为底。屋顶大约是草顶。堂前大庭，面积约五六千 图4二里头 平方公尺，足可容纳万人。宫殿四周有一组廊庑建筑。宫殿正门在庭内，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整个宫殿，当年必定气象壮伟，象征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足以动员十余万工，来建筑这个大型建筑。至于一般平民，大约居住在半地下室草顶的浅窖穴中（二里头工作队，1974；洛阳发掘队，1965；佟柱臣，1975：29）。青铜器中的工具，形体较小，如凿，多仿自石器、骨器。青铜兵器则有大型的锁与戈，及小型的箭镞，也多仿自石器。礼器仅见尊，仿自陶器，有陶范、石范及铜炼渣出土，分别出土于二里头及东下冯遗址。陶器上往往出现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如羌）根本就与甲骨文的文字相似了（洛阳发掘队，1965；邹衡， 1980：135—144）。有大型宫殿，足见二里头已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动员相当的人力；其体制之差别，也足以说明政治权力的尊崇。有文字，似可指明二里头文化已踏进用符号交通的领域。铜器出现了，但仍以仿制石器陶器为主，可见其原始性。这些条件，的确符合国家初起、文明肇始的情况。 有了国家，并不意味中国已经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之下，甚至也还不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夏的控制范围不大，大约只在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当是分别由各地的部族自己控制。史籍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古代部族系统的零碎资料。近代学者，各自整理了一套分类法，区分古代的部族为若干大系统或大集团。例如蒙文通以为古代有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大系统；徐旭生以为有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及南方的苗蛮三个集团；而傅斯年以为东夷与西夏两大集团的互为消长，实是古史上一大关键。蒙徐二位前辈在区分部族所属时，意见颇有异同，但其着眼均在古史的资料，而未曾十分注意考古资料。傅氏的学说，在五十年前，以为仰韶与龙山为对立的两个文化时，能熔铸文献与考古资料于一，颇具有说服力（蒙文通，1933；徐旭生，1960；傅斯年，1935）。 最近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颇有人类骨骸出土。根据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体质差异，中国境内大致有下列数种族群分布：西元前四五千年，在渭河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具有中高颅，中等面高和面宽，眶形偏低，鼻较宽，中等身高。这一群人大概与华夏集团的族群有密切关系。鲁南苏北，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高颅，面较高，较阔，身材也较高，并且伴有头部人工变形及拔牙的风俗。这群人可命名为“大汶口人”，当与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稍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人则与这两族群有相当接近的关系。在华南地区，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长头、低面、鼻骨宽平的特征。这个族群大约代表了长江下游种族，而与中原的古代族群不同。更往南去，闽广以及广西桂林的新石器文化，其时代已比较中原为晚。南方地区的新石器居民，长颅、低面，大概与河姆渡人的关系较近，而和北方种族不同，当是古代的苗蛮集团。以全体而说，这些人群都是蒙古人种的地方化，很少其他人种的成分（潘其凤等，1980）。 用今日的考古资料，及文献中的记载，配合在一起，二分或三分将都还不足以说明古代部族的系统。以中原的一支来说，华夏集团（或西方的夏，或河洛族），自然是重要的成分。但是如何划分陕西龙山、河南龙山，以及河北一山西的所谓光社文化的人群？又如祝融族，是中国古代的著名部族集团，其大部分开始在河南出现，居地为以后日卫和郑为中心的黄河左近，只有一个芈姓大约已在江汉之间。在商代，祝融集团才渐为商人剪灭而余种被逼南移，始居江汉之间（李宗侗，1954：Vol.I，16—25）。 如以地望来联系考古资料与古代部族，最切合的是东夷一系与大汶口至山东龙山之间的关系。这一个考古学上东方系统的古代文化，占住了山东半岛，向西可进入豫东，向北跨渤海而入辽东，向南进入皖苏的北部。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追叙祖先的来历，指出在东方的平原上原有一大批自认少皡后裔的部族。他们以鸟为图腾，是中国的旧族。傅斯年肯定这批部族是东夷，并且认为殷商也由东夷所建（傅斯年，1935）。最近邹衡考查先商文化的由来，指出殷商的老家当在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区，亦即太行山东麓，黄河以北与以西的地区，至于黄河以南，目前只有郑州南关外一处遗址而已（邹衡，1980：117，139）。这一地区与东夷风姓集团相邻，当可能使殷商与东夷发生很接近的关系，以致傅斯年可有殷商为东夷一分子的学说。但是殷商与东夷也不是完全密合无间的，纣伐东夷而没其身，是则殷商自居东夷之外。甲骨卜辞中征人方是常见的记载。则东夷（人方）一直在殷商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之外。 先商文化的地区，在二里头文化范围之外，则商在未代夏以前，是一个与夏共存而平行发展的政治势力。夏为河南龙山文化的直接后裔，商是河北龙山的上层，而后来商的势力代夏为中原主人。这个情势既符合两代文化圈并峙，又符合两个朝代递擅代兴的说法。张光直主张夏商周三代相承，三国并存的看法实有其启发性的意义，而先殷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未必是直线的相承。据邹衡最近的研究，先商文化可能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衍生物（张光直，1978；邹衡，1980：139，157—159，257—273）。当然，殷商在发展过程中，无疑撷取了东邻东海岸史前文化的若干因素，而构成其文化的重要特色（张光直，1976：151—169；Kwang-chih Chang，1980：344—348）。由河南龙山往西去，即是陕西龙山文化，直接碰上了本书的主题——西周的起源。下文将再申论。 大溪一屈家岭一系的文化，在地望上应可与前述祝融集团大致相当。但是祝融集团既然原在河南，则江汉之间的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即须别有归属。徐旭生所划分三集团中的苗蛮集团差可当之。三苗的原居地，据《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彭蠢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他以为衡山并不是今天的南岳，而是荆州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三苗的居地即在今日湖北以及其南在洞庭鄱阳西湖之间的地区（徐旭生，1960：57—59）。以大溪——屈家岭一系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说，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大部分可以相合，只是又嫌稍偏靠东些，几乎落在前文所述屈家岭与东方（山东）及东南（马家洪一良诸）两个文化发生交流的区域了。古代云梦大泽周延广阔，远超过今日洞庭湖的范围。彭蠡可能在江北，也不一定是今日的鄱阳湖（王玉哲，1950）。所谓左彭蠡右洞庭之说，只意味着三苗是湖泊地区的居民。后来在夏殷二代，原居河南的祝融南下，可能将三苗排挤出去了，也可能成为当地的统治群。 江南地区，是古代百越的居地。越族进入中国的历史舞台甚晚，到战国时代，始见越人参加中国的各种活动。在考古学上，太湖钱塘江地区有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一系列的新石器文化，而接续又有遍及皖赣浙闽的印纹硬陶文化，与中原传来的商周青铜文化共存（苏秉琦，1978），这个现象正足说明江南有一个相当具活力的当地文化，能烧制火候很高的硬陶和带釉陶，但是却也不得不接受北方的文明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 由以上考古学资料与历史上所说古代部族的分布相配合，中国在夏商时代，显然是一个多元的小世界，其中每一个地方文化，都代表古代的一个族群。在河南龙山的基础上，夏人建立了在中原的优势地位。夏代似是中国第一个超过村落界限的国家，能够动员成万的劳力建筑二里头那样的宫殿（或宗庙），但是夏代可能只是若干部族中较强大的一个。“夏后”的称号，禹会万国的传说，禹死后启益相争的故事，以及启益的治权依靠百姓自动找他统治和沤歌，都说明了夏初的政权还未必能称为强固的国家。 商代在取代夏之前的所谓先商文化的时候，其文化发展的水平稍逊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例如在建筑遗迹方面说，二里头文化有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而先商文化漳河型中，至今还没有夯土建筑出土。以青铜来说，二里头有相当大的锁、戈及礼器（鼎），而先商文化还只有较小型的小刀及箭镞。石器农具方面，二里头文化有梯形及矩形的石刀，是收割的工具，还有较大作牛角状的石镰。相对的，先商文化的石镰很小，矩刀罕见，也没有梯形石刀。在陶器方面，器物形制花纹各有特色及特有的器皿。先商多鬲，夏器多壶；先商多楔形点纹，夏器则各种印纹均常见。夏文化中有白陶、硬陶及原始瓷片，均为先商文化所不见。以文字说，二里头文化陶器上有各种形式的刻划符号，其中若干已符合后世卜辞文字的笔划；先商陶器上也发现类似符号。二者大约均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有关（邹衡，1980：140—14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13:2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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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商代继夏代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继承，而内容越来越丰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大体上离开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详细讨论，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最近张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综合性著作，可作参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讨论，以为周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拟就物质文化：青铜器、陶器、建筑；及组织与意念的文物：国家组织、农业、占卜、文字数项加以讨论。 中国青铜的源起，过去颇多“外来说”的聚论。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新资料，说明中国境内在青铜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阶段。现在青铜在中国本土形成的理论，有比前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及逻辑。在陕西、甘肃和山东，分别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铜刀铜链出土（Kwang-chih 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铜刀及铜链。早商以郑州遗址为代表，其早期的铜器中也罕见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则已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盘庚迁殷以后，可称谓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为代表，青铜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见惯，至今已有数千件出土。整个商代，青铜器甚多在当地铸造；冶铸方法为直接范铸，早期的范为一个模型作一个范，一个范作一器，无论大小均为浑铸。但小件器物，如链，可以一范铸造数件，晚期的铸造方法仍为范铸，但铸造大器及型制复杂的器物，已为多范复合拼成。花纹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纹，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铜范上。殷墟出土过一件残模，有已半刻的描纹。半浮雕的花纹则用泥条盘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纹。总之，花纹与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灌注铜液系由俗称“将军盔”的坩埚，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铜液。铸造小型器物，少数“将军盔”的容量就够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单以浇铜液言，须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个左右的将军盔，在极短的时间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饰，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时之间，即须三百多人方可进行。这样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贵族以外可以经营的。至于青铜的原料：铜、铅及锡，大致都在安阳附近可及之处均有矿藏，商代的冶铜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业，虽然远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传统，在器形上有不少继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术上有极大的进步，已能制作高温焙制的硬陶及带釉的原始瓷器。这两种硬陶及带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岭土制造，其原始地点大约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说，也是南方多于北方。无疑的，南方对北方的陶瓷技术有其一定的影响。 晚商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作胎，高温1000℃以上烧制。色泽白净，陶质坚硬，即使置之今日，也当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阳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约在当时也只有王室及王亲国戚方能使用。不论早商抑晚商遗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积大，残品多。而且窑址数十集中一处，附近还有房舍，似乎与陶器作坊有直接关系。制陶业能有如此规模，足见已是专业生产。有一处郑州的遗址，出现的残件多为泥质陶的盆甑之属，而缺少夹砂陶的鬲甗诸器。这种偏颇现象，只能由专业分工来解释。是以商代陶业，不再是使用者为了自用而制作，却是大量的生产某些项目，以供应使用者。至于供应的方式是分配，抑统由市场行为，则不易判断（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商代的建筑，可由几个古城为代表。郑州出土的早商遗址是3500年前的古城，经过多次发掘，可判定有东南西北四面城墙。由夯土筑成，周长将近七公里，有若干缺口当是商代城门。夯土由“版筑”分段筑成；这种方法到近代犹在使用中。但因为古代技术不精，不能筑成垂直的墙，必须使用斜坡以支持城墙的高度。据估计，郑州古城城墙用夯土的土量约八十七万立方公尺，是二里头宫殿的四十倍，需用一千三百万个人工。如以动员上万的劳力也须四年左右方可完工。与此相应的后勤及组织，足以说明国家的组织力已达相当水平。城内居住遗址密集。在城内东北部有数处大型夯土台及房基。四周有不少玉件出土，当是宫室所在。城外也有不少遗址，由其性质判断，大都是普通农业聚落。但附近地区则有若干铸铜、骨器、及陶器的作坊。农业及工业环绕王都，衬托了王城的自足性，但也说明了城市化的分工现象（河南博物馆等，1977）。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是另一类型的城市。这座古城的残存，至今仍在地面。南北约290公尺，东西约260公尺，约略近方形。城墙也与郑州古城一样，用平夯及斜夯筑成。城内东北部高地，有大型宫殿遗址。城外则是小型房基，盘龙城只有郑州古城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然而一切规制及城垣环卫宫殿的现象，均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也都说明了商代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湖北省博物馆等，1976）。 安阳殷墟是最早发掘的商代城市，经过数十年断断续续的工作，殷墟大致的面目，已约略可知。这个地区的范围，当有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洹水一曲，划分了王宫在南（小屯）、陵墓在北（西北岗）两大区。小屯周围遗址密集，当是中心，离中心渐远，遗址的密度也越小。居民的房址与小墓葬杂出其间，似乎一般居民并不葬在西北岗的陵墓区。居住遗址附近也有不少作坊，但并不见有作坊特别集中的“工业区”，当可能因为居民即是作坊工人之故（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小屯本区之内，又可分为三区。甲组最北，有十五座平行的大型夯土台基，是长方建筑的基地。乙组居中部，有二十一座大型房屋成三列南北分布。甲与乙组之间有一座方型夯土台基，当是坛�逡焕嘁胖贰１�组居西南部，有十七座排列整齐的夯土台基。乙组地下有很多水沟纵横其间。据推测，甲组是王宫，乙组是宗庙，丙组是举行仪式的地点。王宫宗庙筑在夯土台上，而一般居民则住在半地下室的窖穴中，但也有些住在地面上的建筑中（石璋如，1959）。小屯四周未见如郑州或盘龙城一样的城墙。如此大型都市，而缺少城垣，实属不可思议。不过，小屯遗址也有一条巨大的壕沟，宽7—21公尺，深5—10公尺，由西南婉蜒向东北。这条深壕也许是防御工事（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1）。 陵墓区有十一座大墓及1222座小墓，然而也仍有居住遗址及作坊遗址分布其间。每一座大墓，需用七千人工任挖土的工作，其规模之大可知。陵墓排列整齐，有长隧道及深达十公尺的墓穴。穴内殉葬的尸骨散延在隧道及墓穴中。陵墓由夯土筑实，夯土层内有不少人骨。陵墓四周有排列整齐的殉葬坑，埋葬王室的卫队（梁思永、高去寻，1962）。殷墟王陵的集中及其规模，诚为罕见，以致有人以为殷墟实际上不是国都所在，而是类如“陵邑”的都市（宫崎市定，1970）。此论可备一说，但尚不能作为定论。总之，商代城市的型态及建构，以郑州及盘龙城为代表，开启了后世中国城市的先河。 图5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宫殿基址F1平面图 再论商代的宫殿建筑的意义。二里头的宫室，有殿堂、廊庑及大庭，大体上是对称的格局，已如前述。整个小屯地区的大建筑，也有其整齐的布局，分布在甲乙丙三组。殷墟的一座大型建筑，根据其基础作重建的假想图，当是建造在夯土台上，以列柱支撑茅顶，有层阶登上有重檐的大厅（石漳如，1954，1970，1976）。郑州的早商遗址，宫殿基础也有夯土台及成列的石础柱洞，基本上与小屯的情形无二致。盘龙城的宫殿是一座重檐回廊中有四室横列的格局（图5）。面积虽只有郑州富殿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却几乎全部占据了城内的东北高点。三座基址前后平行，方向与城垣一致，似乎是统一规划的。由这几处的情形综合，商代的大型宫殿建筑技术已可相当清楚。大致先打基，再置柱础，石础及铜础都曾出现。列柱作为檐柱，中间立大柱则为了重檐覆屋。这些技术上的程序，与西周的建筑法似乎并无异致。但是一个遗址上几座大型建筑之间的关系，又与二里头的廊庑殿庭格式不同。房屋东西向者多，南北向者少。二里头那种左右对称，南北平行的规整院落，与西周的格式相近。而在商代的几个城市遗址中还难以重建这样子的格局（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64—69）。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14: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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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商代的国家 国家的组织，也许已见于二里头文化，但只能由考古资料作若干推测。夏代的国家，由传说中看来，刚刚踏入父子继承王位的政治组织。商代的政治制度可由卜辞中获知不少细节。商王王位的继承，按照《史记》“殷本纪”以来传统的说法，已是父子相承，而以兄弟相继以济其穷。张光直以为由商王下支命名的规律性推测，商王王位可能由三组十个亲属团体的成员分为二群或三群轮流担任（张光直，1963）。这种继承方法下的国家领导权较弱，而那十个亲属团体的权力则较强，也应当较为显著。但至今卜辞中却未见这一类团体的活动。商代的国都，在早期屡屡迁移，盘庚以后，则似乎确定不迁了。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盘庚以后王权已相当的稳定。商王的继承方式，至今尚不能有确切的解释，然而由传统的谱系看来，商王确定的并未实行周代那样嫡长继承的规则，更不论所谓宗法制度了。若单从祭把的系统看，商室似乎仍有一个“直系”的观念。也许这样的王室传承，重点在宗教意义而未必完全是政治权力的意义上。大约商周制度在王位承继上确有不同（王国维，1959：451—459）。 商王国的中心是大邑商，至于这个大邑商是否即是首都所在，仍在争议之中（Kwang-chih Chang，1980：211—214）。商可能指商人的本土。商都常常迁移，一直到盘庚迁殷以后，大致就在安阳定都了。王都四周的一片直属领地，是卜辞中当作本土的区域，卜问天气收成及征伐，都冠以“我”字。这块直属的本土，大约也正是多子族及“妇某”率族众活动的畿辅地区。《尚书》“酒诰”，“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的内服，当即围绕天邑商的本上。《汉书》“地理志”：“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也。”这块土地，李学勤据卜辞地名考证，当在沁水东北，太行山之东，商丘以北，曲阜以西的地区。“酒诰”的外服是侯甸男卫邦伯管领的地区。李氏以为在武丁时，服属于商的地区已西至山西中南部及晋陕交界，甚至越黄河而西。祖甲时，可能在西方失去若干地方，后来在廪辛、武乙、文武丁手上逐渐取回。卜辞中征人方，董作宾以为帝辛征东方，李氏以为是帝乙时征取渭水中游，是商人西及最远处。商的南土在武丁时即已到达汉水流域。北方疆域则未易推知（李学勤，1959：37—60，95—98）。近来出土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是一个商代的城市，规模为郑州古城的具体而微，大约即是商人南土的一个据点吧。 超过外服，即是方国，其对商的关系是敌体。商的力量大时，若干方国降服或和平相处，否则侵轶商的田邑，与商作战也是常事。李学勤细绎卜辞中的方国，分别考证，兹择要述之。土方■方为一组，地望为在山西中部，与商人的接触，冲突规模不大，不过侵犯若干田邑，俘走十余人而已。危方、鬼方与微方是另一组方国。危方与鬼方常常是卜辞中同时卜问的题目。危方当在山西西南部，鬼方也在其邻近。危方时服时叛，有一次战事，俘获人数以千计，当是不小的部落。鬼方则是商的劲敌，《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令商人困扰可知。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ａ裰�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斗争。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同此现象（王国维，1959：583—606；李学勤，1959：61—76）。 商人对西方之人泛称为羌，正与泛称东方之人为夷相同，羌方则仍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常与商人有冲突。对羌人的战争，动员了成千的军力，包括号为“王众”的“五族”，后者当是与王室有关的部族。被俘的羌人不是当做祭祀时的牺牲，即是当做奴隶。然而也有在商人武力中的多马羌，似乎是羌人御马的特种部族。羌人不只一族，在被俘的羌人中曾出现过羌人的两位方伯，则他们也有超越部族的联盟组织。商人曾征讨过羌方与龙方的联军，而三邦方、四邦方的集合名词指明了羌人的众多。在商代西方羌人未如北边鬼方、土方为患之烈。反之，商人常以俘羌为奴，而不以鬼方的俘虏为奴，可能反映商羌之间生产方式相同，可以为农奴，而北边的牧人却不能担任同样的工作。 人方的方位，据李学勤的意见，也在西陲。此点暂存疑。盂方、刀方、大方，均离天邑商不远，而盂方似乎也在西边。井方离商西更远，反而离周人的菱京可能近些，其详细地望不知（李学勤，1959：77—90）。此中人方的地望，未必如李氏所说在西，而可能仍是东方的方国（岛邦男，1958：387—400）。 东方与南方的方国，不常见于卜辞的战事纪录。如果人方是董作宾所认定的东方方国，自然该是山东江苏一带的东方旧族，也就是商人称为东夷的人民，商亡以后，周人东征，这一大批东方居民始逐渐归属周人。商人在江汉之间，既有盘龙城这样的据点，当然必有其东南的经营。卜辞中常见东方与南方的方国及在彼处的征伐，大约由于商人在这两个方向有逐渐的经营而少武装的冲突。因此，商王国在东方与南方的边界也相对的较为模糊。考古的资料指明，长江以南颇有商代文化的分布，如吴城文化分布于湘赣北部，受商文化影响极深。又如苏皖两省沿江两岸的湖熟文化，是印纹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平行发展，但受商文化的影响（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36—143）。在东方与南方，商人的文化渗透力较为显著，而在北方与西方，则是以国家的型态形成政治力量，与别的部族争长短。 商人的国家权力，在那几百年中自然也有其独特的演变过程。由卜辞资料看来，晚商的政府组织相当复杂。商人重祭祀，王可能只是一个军事与政治的领袖，而自有巫祝之辈（如巫咸，如黄尹，如沚）担任宗教上的领袖。但到了晚商，王的身分有显然的改变，凡百事务都出之王的名义，而且死去的王就在上帝的左右为人间的代言人（陈梦家，1956：202，365，580—581）。另一方面，统治机构渐有分工的趋向。“小臣”原是家中仆役的身分，在卜辞中，小臣可以是十分有权力的人物。妇某与多子族原在本土管理族众，分别率众驻防，犹如满人的八旗制度。晚商末期的卜辞中，渐有分层治事的组织，也渐有监督官吏的监察人员。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是人间实况的反映。卜辞中以为上帝有凤为帝史，以监察世间，又以为天上有五工正，分科办事，正足以说明人世政府已有这样的组织。卜辞有在某一个地方以武力建立商王御史的记载，又有北御史的名号，是王权直接伸张于方国的现象（陈梦家，1956：504，572，510）。武职有亚旅的阶级：箙射马犬卫戊的专称，正说明了文武已分途，而且军队已由部族组织转化为专门的军事团体了（陈梦家，1956：277，508—517；金祥恒，1974）。商人军队组织，也可由卜辞中记载看，步卒与射士均以一百人为一小队，三行各为左右中，合为一个作战单位（陈梦家，1956：513）。由考古资料观之，石璋如以为殉葬的军士按军事组织埋葬，当是五车为伍，五伍为行。每车有三名战士，左执戈，右为射士。殉葬的步卒，十人一列，另有一名武装较佳的战士埋在前列。这也可说是作战的最小单位了（石璋如，1951）。这样的军队，配备了铜戈、铜刀、铜铁及强劲的复弓，驾着由两匹马拖拉的战车，商文化国家的武装力是相当强大的。事实上，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强化国家的机能。周人在未来将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更重要者，商人由夏人继承了中原的霸权，而又扩大了领域，充实其组织。到西周从商人手上接下中原主人的地位时，古代的中国已不是仅有相当整合的文化，而且已有了相当充实的政治权力，以为更进一步凝聚的基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16: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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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商代的农业与文字 以经济型态言，商文化在农业上有不可忽视的进展。商代的作物，如以“禾”部的卜辞文字计算，为数颇不少。不过，经常出现而且辨识无疑的作物名称，也不外黍稷、来麦、■秜三类（于省吾，1957；张秉权，1970）。除了稻类不见于今日的河南外，至今小米和麦类仍是中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据陈梦家的意见，卜问收成的记载，也几乎只问黍稷与麦类。大率在春间（正二三四月）问种黍的好坏，秋季（九、十、十一月）问收获的丰俭。农作的过程为藉（踏耒而耕，亦即掘地）、黍（下黍稷种）、获（收获）、■（储藏），正符耕、种、收、藏的四个阶段。商代农业卜辞中有粪尿之词，有人以为是用肥的证据，但也有不同意此说，以为前者指壅土，后者也有疑义（陈梦家，1956：532—538；陈良佐，1971）。 商代农作似是大群劳动力集体协作。“王大令众人■田”即是一例（陈梦家，1956：537）。殷墟晚期的一个窖藏中，曾发现了四百四十四把石镰，都有使用过的痕迹。同一窖藏中还出土了黄金页、雕石、铜器、玉器诸种贵重物件。足见这个窖藏不是一般平民贮藏工具的地方，也不是制造石镰的作坊。惟一可能则是农具由当时的贵族分发给属下农户。想来这些农夫工作时，也是成群的协作（邹衡，1980：89）。“众”之一辞，是否奴隶，仍在争辩之中，可能力商人平民的集体名词（岛邦男，1958：481—484；萧璠，1981）。众是国人的基层，受王及统治贵族的指挥与控制，平时务农，战时服役。在族的共同体下负担师田行役的责任。由“小臣”一类官员监督着“■田”也是可能的（Kwang-chihchang，1980：225—227；张政烺，1973）。 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继续使用而不失地力。裒田即是开发田地的制度。大量劳动力在合作垦荒方面的效力远比少数人手各自进行为有效。张政烺根据卜辞记载推测，裒田的第一阶段在盛夏夏至前后烧薙草木，及严冬冬至前后，剥除树皮使树木枯死。在用石器为主要砍伐工具时，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林莽。第二步则是平整地面，疏解土壤，使成为可用的田地。水淹火烧杂草腐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时，地力已足，事实上已可种植了。第三步则是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可作良田了。张政烺认为这一连串工作，属于垦辟田地的过程，正合《诗经》“菑、畬、新”的三个阶段（张政烺，1973：98—102）。 商代的农业，还不够精耕水平。裒田大约正是由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游耕逐渐开展。有些田地只要开到舍的阶段，就能使用了。有些到了第三阶段的“新田”。由于水利建设及用肥须在相当迟晚的春秋战国才普遍发展，这些“新田”的肥力也未必能长期不衰退，也因此在使用过一段时期后，仍不免抛荒以息地力。裒田遂未必以处女地为开发目标，而可能是经常在各片土地上轮流转的作业。 裒田之举在卜辞中有时见于某一方国，例如“令众人□入羊方裒田”，又例如“今日裒田于先侯”一类的记载。张政烺以为这是“寄田”，亦即到旁国去种田，并且引了《盂子》葛伯仇饷的故事，说明商人可派“毫众”前去葛国代耕（张政烺，1973：107—108）。其说甚有意致，可备一说。裒田某方，也未尝不可解释为类似汉代以后屯田的制度。卜辞中有命令“多尹”或某某人去从事裒田的记载，有的奉派裒田的人带有武官的衔头，如犬征的“犬”当是由狩猎时管猎狗的职位演变为武职。“尹”是阶级可高可低的官名，高官如伊尹，贵为宰辅。族尹则职司不外一族三百人之长（张政烺，1973：109—110）。这种情形，当是商人借裒田在别处屯养兵力，以巩固对于战略地区的控制，当然也仍是开拓疆土的举动。 裒田以族，则商代的耕种为集体的工作。前述数百件使用过的石镰贮存在贵族的窖穴，自然可看作这位贵族掌握了数百人的劳动力。前节论建筑时，曾指明都邑中有农业聚落错置分布其间。这个现象当由于农户直接由各贵族掌握，王也有直接统率的王众。一族、一族，居住在一个一个聚落。商代的生产能力无疑比新石器时代的水平为高。然而以农具而论，商代并无多少青铜农具供众人使用，出土的农具绝大多数仍是石、蚌、骨器，最多的一种是磨光的扁平石铲，当是挖土或松土之用。次多为蚌铲，即用自然河蚌的壳稍加磨制而成。骨铲则用牛的牙床骨剖裂后，再加修治而成。殷墟窖穴土壁上，有不少木耒的痕迹，均为双齿。这种耒，早在龙山文化即见使用，而迟到战国两汉仍见于文献，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起土工具。收割工具则有石镰蚌镰，须安装上木柄。早商还有一些矩形穿孔的石刀与蚌刀，则又比石镰为原始了（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8—39）。农作仍用石器，商代生产能力之提高，似乎与生产工具无甚关系，毋宁是由于商代在人力的组织与运用方面，比前代较有效率。国家的形成，当是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另一方面，商代的作物种类中有黍稷与■秜，黍稷是华北作物的正系，■秜则在南方开始栽培的作物，商代农业无疑是一个南北交流的后果。 书写文字，自然是人类文化进展上的一大成就。如前文曾提过，陶器上的刻划纹是否均是文字仍在聚论未定。但大汶口晚期的几个陶纹，一则以其部分的配属已符合造字原则，二则有在不同地点出土的陶器，而纹样几乎完全一致，似乎已经约定俗成，是大汶口时迨已有文字了（山东大学历史系，1979：1—28）。商代占卜文字，属于一种有了特定功能而发展的文字，在当时必已有另一种比较正式的书写符号。如果由商代铜器的标识作为这种文字的选样，固无不可，但是其数量有限，目前讨论商代文字，仍非由卜辞下手不可。许慎《说文解字》，第一次将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归纳为指事（上下）、象形（日月）、形声（江河）、会意（武信）、假借（令长）、转注（考老）所为六书的六个范畴。唐兰约简为三书说：象形、象意与形声，象形与象意是古代图画文字，形声是声符文字。象形简单而具象；象意稍复杂而抽象。陈梦家进一步引申，谓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字原则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而均在卜辞中充分使用了。假借与形声中的一部分，形与义已无直接关系，然而这些发音的部分，原先仍是象形，后来始作为注音的符号。是以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却大部是形符文字。象形的原则，也不能一切依样画葫芦。为了书写方便，若干简省变化的原则出现，以求约定俗成的效果。例如用部分（牛头、羊头、虎纹）来代表全体；用三个小点（小）来代表沙粒、汗滴、血迹；用指示特点的点划来标明所指（刃）；用分合单独图形，来表示某种的配合，（二木为林，半门为户）之类。假借之说，即许慎所谓依声托事。字之意义有三，一是本义，如牛之为牛；二为引申，如日（太阳）引申为日期之日；三是假义，如羽象羽毛，却借用为明天之翌。凡假借字只能有假义，而象形和形声有本义，有引申义。凡此均为卜辞中已可找到的若干原则（陈梦家，1956：75—80）。如此商代的卜辞与西周的金文比较，也有若干不同：第一，新的象形难得出现，表示象形的产生，已告停顿。但是省变字形，仍在继续，至于有时反而变得繁体，则可能因西周金文的母体由商代较卜辞为正式的繁体演化。第二，形符（我们今日称为部首）逐渐定型，在卜辞中有从彳、从止、从■三个书写方式，以表示遭逆的■部。而西周金文中只从■了。第三，西周金文加了若干新符号，如走部、心部、言部……。第四，形符与音符的替代多于卜辞。第五，通假字出现了，原来有一字，却又借另一字以为代替。第六，虚字如哀哉之哉出现了。凡此六项变化，一部分是约定俗成的后果，属于演化而定型。一部分是由于适应时间与空间的差别，例如甲地方言不同于乙地，即必须用乙地发音加新的形声字，或创造新的假借字。文字孳乳，由此而生（陈梦家，1956：80）。总之，商代的文字从大汶口及其他古代书写符号发展为相当完整的文字，再由西周继承，实为后世汉字的祖先。商代约当汉字的成形期，商代国家在中原的优势地位，无疑的使这一个文字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在中原以外，北方的夏家店文化，南方的吴城文化，也都有若干不易识别的符号，这些文字系统终究不能与中原已成型的商代文字系统抗衡。即使以卜辞文法来看，卜辞的词句构造基本上是以词的排列次序为造句的原则。这也是汉语的基本特性（陈梦家，1956：132—134）。中国古代方言众多，而由卜辞到西周（甚至到春秋以后的文言），文法构造大致遵循相同的原则，大约也当归功于商代文化的优越地位，遂使商代的书写文体成为当时的“雅言”（linguafranca）。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18:21编辑过]

南粤孤客

	第七节 结论 综合本章的讨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本部有好几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相激相荡，文化的交换刺激，使文化内涵逐渐融合。文化集团问的竞争，创造了国家出现的条件（Cho-yun Hsu，1981）。文明的显现，大约与中国第一个国家政体（夏）同时。国家的组织力超迈个别村落之力所能及。夏商两代继瞳接武把中心国家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包括历史上所谓中原的主要地区。有了国家的组织力，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都因而可以凝聚造成巨大的文化潜力。青铜与都市部因有了组织为后盾，始得凭藉累积的能量而发展。青铜不用于生产，而用于武器及礼器，则又反馈给国家组织，使国家组织的有形力量及无形力量（如符号象征）更具有强大的控制潜能。农业的生产力增加，并非因为工具有何进步，而是部分的因为国家的组织能力可以动员农业劳动力开拓新田地。同时，拜文化接触之赐，商代接受中原以外文化的影响，在农业作物中，增加了南方的稻与西方的麦。建筑方法上把中原的夯土与南方的木结构结合为中国建筑方式的主流。山东半岛上已经发展的文字，在商代得到长足的进步，成为中国文字的主流。凡此，都是西周兴起前，古代中国地区已有的条件。西周将在夏商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创造中国文化的母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5:19:4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