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

南粤孤客

	来源：布依在线·传承与发展（http://www.5481.net/bbs/dispbbs.aspboardID=18&ID=1904 作者： 王文光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分布在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的壮、傣、佬、泰、掸等族共源于古代的百越民族，因此，可以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古学材料、民族分布、民族形成等不同视角进行整体性研究。 【关 键 词】百越民族/历史发展/整体论 　　 百越民族是亚洲南部一个古老的民族群体。 　　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壮、侗、布依、仫佬、毛南、黎等七个民族和越南的岱、侬、泰、布依、热依、高栏等六个民族，可以视为壮侗民族；而中国的傣族，老挝的佬、普泰、泐、润、央、赛克，泰国的泰族（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也有泰族）、佬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人为傣泰民族。以上这众多的民族，共约8000万人，分布在8个国家，(P58)他们都是同源异流民族，与古代百越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亲缘关系。 　　越族从夏、商、西周时期开始就是一个他称，是指使用“ｙｕè＠①”这种生产工具（或兵器）的人们共同体，由于内部“各有种姓”，广泛分布于亚洲大陆南部大江大河的下游，故战国时将之称为“百越”。“百越”一词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它实际是指在广大的分布空间内，既有地区特点又有文化共性的一个民族群体。这从语言学上可以找到证据，即以百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主要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他们的语言有壮语（广西、云南、广东）、布依语（贵州）、傣语（云南）、侗语（湖南、贵州、广西）、水语（贵州）、仫佬语（广西）、毛南语（广西）、黎语（海南岛）、泰语（泰国）、老挝语和掸语（缅甸东北部）、黑泰、白泰、依语、岱语、土语（均在越南北部）、阿含语（印度阿萨姆邦，已消亡）等。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又将壮侗语族称为“侗台语族”，并划分为两个语支、五个语群，即台语支分为北部语群（壮语北部方言、布依语和分布在泰国北部的石语）、中部语群（壮语南部方言、越南东北部的侬岱语等）、西南语群（泰语、老挝语、掸语、阿含语、越南西北部的黑泰白泰红泰语、云南傣语），侗水语支分为侗语群（侗语、仫佬语）、水语群（水语、毛南语）。(P687)从语言学家的结论中可以看到，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的众多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共性是巨大的，同样表明了这些民族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亲缘关系。 　　　　一 　　在中国南方、中南半岛广大的土地上，有许多闻名于世的大江大河，河流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在此客观外在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古老族群——百越民族群体，随着历史的发展，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体，在内部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下，经过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形成了现代壮侗语诸族和傣泰民族。 　　恩格斯曾说：从来就“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176)所以，要想完整地把握认识百越民族群体和以之为主体发展而来的现代各民族，就必须对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这个大范围作全面地审视，作历史的整体研究。 　　古代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北至北纬32度，南到北纬16度，西至东经94度，南到东经124度，其北与中原华夏文化相连，西北以巴蜀荆楚为界，西方以印度为邻，东临大海，南接中南半岛，整个分布呈半月形。从现代国家的地域观点看，主要是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区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从历史的地域观念看，他们却是连成一片的，具有共同的地域。在这个半月形地区内，空气湿润，气温高，雨量充沛，是热带亚热带气候，有众多的动植物，为民族群体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富有特征的自然生态资源；这一地区大小河流密如蛛网，最有代表性的河流从东向西有长江、闽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诸河流之间分布着的山地、山前台地、丘陵、盆地，犬牙交错，溪流纵横其间，使各个时期的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都可以选择适合于他们的生存之地。总之，越民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总的说来是分布在平原低地、山间盆地和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相互作用，便表现了固有的文化特质，如稻作文化、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悬棺葬俗、垦殖山田等，而且尽管各地的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在类似的生态环境中创造的文化虽各有个性，但共性也是明显的，即地理生态环境类似、社会发展类似、但地域却不一定相连，在相距很远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却具一定的共性。凡此种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是决定百越民族群体历史发展最为重要的客观外部条件，正是在这相同或相似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条件下，在相同的地域内发展起来的共同经济生活、文化特征、心理素质，构成了他们鲜明的历史个性。 　　但由于地域分布的广大，接触的民族众多，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极大，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相比，更为重要，是本质性的，即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比较显著的是居于东部地区的部分受华夏族和后来以华夏族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汉族影响较大。一般来说，中原汉文化对红河以东百越民族后裔的影响带有较为浓重的政治倾向，例如设置郡县、移民屯垦，更主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渗透，这些都大大加快了其自身的发展进程和自然同化过程；而印度佛教文化对红河以西百越后裔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内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二 　　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几何印纹陶、有肩石斧、有锻石锛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公认的越民族群体早期使用的典型器物。它们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红河中下游地区、澜沧江—湄公河中下游地区、怒江—萨尔温江中下游到伊洛瓦底中上游地区。长江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遗址为代表，继河姆渡文化之后是浙江嘉兴的马家滨文化，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马家滨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菘泽文化，目前考古学界认为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的族属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如果马家滨文化属于古越族文化的话，那么在文化上有发展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也是古越族先民的文化。良渚文化继承了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从地望上来看，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越族中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部分，即春秋、战国时建立吴、越两国的于越。良渚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P103)而吴、越先民亦活动于这一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正义》引《舆地志》说：“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P1739)《越绝书·外传记地》说：“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P12)禹约生活在公元前21世纪，而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000～3000年之间，这时间是相符的。从考古材料看，吴、越境内的印纹陶、铜石并用文化存在的时间上始于夏、商，兴盛于西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衰落，时间亦于前述相符。因而可以认为于越是继承上述考古学文化发展而来的，于越分布地是越民族群体分布的最东北端。 　　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是昙石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三个文化层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从上层有锻石锛等文化遗物来看，应是古越族的一部分。发展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便成为史书上所谓的闽越。与福建省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有新石器遗址，著名的是八里乡大坌坑贝丘遗址、圆山贝丘遗址、高雄林园乡凤鼻贝丘遗址。这些贝丘文化与两广地区的贝丘文化很相似，其中的有锻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同类器物有共同点，在文化上属一个大系统，都可以视为古越族先民的文化遗址。 　　岭南两广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可分为洞穴、岗丘、贝丘、沙丘、台地等类型。两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较大的个性特征和浓厚的地方色彩，都属农业种植民族，都存在着通体磨光的有锻石锛、有肩石斧和印纹陶，属于古越族文化，为后来的骆越、南越所继承，是百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越民族群体先民的很多。贵州发现越文化遗物的有盘县、水城、威宁。(P169)这几个地方均为秦汉时期夜郎的分布区域。在云南麻粟坡小河口、河口县坝洒、金平县油炸房、毛贝湾、大灰竹山发现了与广西相似的有肩石斧；与滇东南相连的西双版纳亦以有肩石斧为主，由此西向的滇西南地区，1990年5月12日至21日中央民族学院的王恒杰教授在瑞丽主持发掘了距今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仍以石斧、石锛为主。在此之前，这一地区还出现过越民族群体铜石并用时代使用的靴形铜斧。可见属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无疑。 　　越南的新石器文化以北山文化为代表，在北部的梅陂、巴社、良安、谅山、板门，中部的义安、鸣琴、溪淙、深村、德诗等地，都发现了有肩石斧，是中国南部、东南亚北部的典型样式。9北山文化的分布区恰好又是秦汉时骆越分布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辖地。老挝北部的腊特新和中部甘蒙省等地也发现了有肩石斧，琅勃拉邦、南坦杭等地也有类似发现，而且以有肩石斧居多。20世纪60年代，泰国、丹麦考古队在泰国西南发现了班告文化遗址；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泰国联合考古队又发现班清遗址、翁巴洞遗址、神灵洞遗址等。经过比较发现与其他地方的越民族群体的文化特质有许多共性，如都有大量的有肩石斧、几何印纹陶存在。缅甸属于越民族群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干燥区，即从北部的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以石锤、石凿、有肩石斧为主。 　　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及论述可见，在新石器时代，由长江下游地区、闽江下游、珠江下游、红河中下游、澜沧江—湄公河下游、怒江—萨尔温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伊洛瓦底中上游地区，广泛分布着历史文化特点相同的一个民族群体——越民族群体。其分布区域是广阔的，自会稽沿至依洛瓦底江流域一直到今印度阿萨姆邦。 　　　　三 　　对越民族群体的地理分布，《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P1669)这一观点给中外民族史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但此说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仅指汉王朝辖境内的越族，没有将分布在今天东南亚的越民族群体包括在内。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越族的先民就已经在亚洲南部生存发展着。到商代和西周时期，由于楚、吴、越的兴起及强大，阻隔了华夏族对越民族群体准确的认识及了解，文献中记载极少，不可能认识到在华夏南部还有一个分布广大的民族群体。战国末期，华夏族对越民族群体的认识了解加深，便将之概括为杂处各地，各有种姓的“百越”，这儿的“百”乃一概数，言其支系之多。随着秦汉郡县制度的深入，《汉书·地理志》明确指出在秦汉政权下辖的南方各郡有百越民族群体分布，“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P1669)但由于地理辽远之故，秦汉的统治只到达今东南亚的越南北部，所以还不能反映分布在东南亚所有的百越民族群体的情况。 　　另外，如果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来考虑的话，分布广大的越民族群体，其靠近华夏族的吴、越两国民众华夏化倾向严重，表现出越民族群体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如果以越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为中心来考虑的话，越民族群体自身也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着，华夏化程度较深的吴、越民众自身的民族特性在丢失，正在从越民族群体中分化出来，向着华夏民族融合。 　　春秋战国时，越民族群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江下游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越民族群体中的先进部分承河姆文化之后劲分别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曾一度“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但越国之地始终只在东部的今浙江省和江苏省地域内，也就是说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端尚无变化。公元前334年，越国为楚国所灭，尽有其地，以后绝大部分原吴、越两国的民众便融于华夏族，第一次导致了越民族群体分布区的变化，与新石器时代相比，退缩到今福建一带。 　　降至秦汉，闽越、东越融于汉族，于是，东南沿海江浙闽之地的百越各支绝大部分消亡，汉王朝在这些地区设郡县，使之成为汉王朝的直接统治区，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再次向西南退缩。 　　东汉以后，江浙闽地区尚未融于汉族者，见称为山越。到了孙吴时，山越由于不堪压迫而反抗，屡遭镇压，或俘为兵，或被迫从山区迁往平地而“从化”，由于东吴及以后各朝的征讨，山越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融于汉族，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就有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南地区，越人全部消亡，不再是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骆越分布的岭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民族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中原王朝势力的进入有别于上述地区，针对这一历史状况，历朝对岭南的百越后裔皆羁縻治之。另外，公元四至六世纪时，史家所谓的五胡乱中华，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进入黄河地区，迫使黄河地区的一部分以农耕为生的汉族南渡长江，来到岭南，于是便有许多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民族被挤到山区，未进入山区者，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汉化。随着分布区的缩小，原来的分布格局被打破，大聚居区变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因而各小聚居区内的百越后裔产生了差异，出现了不同的名称，过去曾统一使用带有“越”的族称，渐次消失，进入了以百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僚、俚、鸠僚等民族群体并行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在红河流域以西地区也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与中原文化在空间上相距太远，故中原史家对这一地区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了解甚少，再加上司马氏废魏自立为晋后，对周边民族压迫更甚，边疆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纷纷反抗。西南地区表现为永昌郡的分裂，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先秦以来作为同一个民族群体的人，被人为地划成两片，即西随县（今云南省金平县）以东的红河流域、珠江流域和以西的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同源民族分为了两大片，又由于东部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部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便各自开始向着具有共源历史传统而又独具个性的历史方向发展，开始奠定了今天壮侗语族和傣泰民族的分布格局。 　　隋唐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对红河以东地区都强化郡县统治，移民屯垦，从而在今中国境内形成了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各族分布上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而中南半岛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各族则有南进的趋势。越南立国后，吸收同化了大量的占人、部分高棉人，使京族的分布区扩大到今越南南方。而以越族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泰族，在建立了素可泰王国后，也将泰族分布区扩展到曼谷以南地区。西部掸族除西进印度阿萨姆邦建立阿霍姆王国的一部分外，分布区没有多少变化。海南岛、台湾岛因为是孤悬海外，分布区仍同前。所不同的是海南岛又移入了大量的汉族、苗族，台湾岛移入汉族，所以，两岛现代依然是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状态。 　　　　四 　　分布区的发展变化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表面现象，而其隐含着的历史上民族的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才是实质性内容。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分布区的动态变化，从宏观上层现了他们融合（如吴、越融于华夏族、汉族赵佗家族融于越族）、分化（如“百越”的出现，僚分化为现代的一些民族）、重新组合（如京族、岱依族）的历史过程。以这一结论为出发点，便可将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分布区划分为下列几个区域。 　　其一，融合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越民族群体形成到于越之民融于华夏族之前，越民族群体分布区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这时确是以会稽为越民族群体分布的最东北端，当于越融于华夏族，闽越、东瓯融于汉族后，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北部即今江、浙、闽地区便成为融合区，因而再把会稽作为起点便不准确，是将先秦的分布情况强加给汉以后的历史。 　　其二，受汉文化影响的分化区。融合区西南向的今广西、云南东南部、贵州，与融合区相比远离亚洲的两个文明中心（中原汉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都远，虽然历代设置郡县，有汉族杂居其中，但始终处于相互吸收、补充的历史过程之中，故分化为人数多少不等、民族大小不一的分布于中国境内的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 　　其三，受多种历史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重新组合区。主要为今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自古为骆越分布区之一，北有汉文化，西南有高棉民族及信小乘佛教的掸泰民族，南有印度尼西亚语族的占族。京族便在这诸多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文化思想方面最大限度地受汉族影响，而在民族来源上京族除吸收少量汉族外，绝大部分是通过一系列征战将占族及少量高棉人吸收到自我中来，因而使京族的分布区扩展到今西贡西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 　　其四，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异化区。在分化区、重新组合区西南的傣泰分布区，大体上是连成一片的，包括中国云南的南部、西南部、越南西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从自然地理位置上说，其北有澜沧江，东南有红河，西有巨大的阿拉干山脉，因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布区。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说，东汉永昌郡的设立，汉王朝的势力才进入澜沧江西南，而魏晋南北朝时又放弃西南边疆的永昌郡，其后又是南诏、大理两个政权隔断其与中原经济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东部从秦汉至南北朝一直是骆越及其后裔分布，因而汉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一个中间环节传递。安南独立后，更使这种局面延继下来，而佛教则因为扶南、真腊所接受，所以受扶南、真腊统治的傣泰先民亦信仰，但有所改造，所以这分布区内虽有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小乘佛教但已涵化，于是产生了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异化。 　　其五，原生文化区。海南岛与台湾岛虽然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断，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与中原王朝统治的分化区相比，则不甚紧密，大规模的治理是元明清以后的事，因而其保存百越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较为完整，民族的分化缓慢，社会发展也较为缓慢。 　　　　五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奠定民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及中南半岛的古人类已开始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处于形成民族的时期。从考古材料看，越民族群体尽管地域分布广大，在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性，但就总体而言共性特征是鲜明的，有共同的考古文化，虽然这些考古文化不一定就等于越民族群体文化，但却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考古文化所反映出的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习俗、精神文化大都是远古先民甚至是民族群体的特征。因此，考古文化虽然不是区分民族的惟一标志，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特别是原始时代去今甚远，在没有更多更具体的材料来区分民族的时候，考古文化也就成为重要依据。所以说，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反映了越文化群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在以浙江河姆渡为代表的文化遗址中，上述各种文化现象都有发现。 　　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在语言各要素中基本词汇和语法的稳固性最大，所以在研究民族起源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民族，在与自然、外敌、疾病的斗争中，在对自我的认识中，积累了无数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语言得以保存下来，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社会习惯乃至兴衰存亡，即使是远古原始社会的历史现象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词汇中留有痕迹。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般顺序应该是日、月、风、雨、水、火、粮食作物、虫、兽、自我的身体部位等，据倪大白先生考证，在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泰族、掸族、佬族的语言中，水、火、眼、稻谷、死、树、头发、狗、水蛭、蚂蚁的发音是基本相同或相似的。(P191～195) 　　以上所列的十个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发音相同或相似这一点说明了他们的远祖在尚来分化之前这些词汇就已经产生，而共同语言的产生又是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结果，由此可见越民族群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因为，对从古至今以稻作农耕为本的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来说，水是至关重要的，而火的使用是其生存进化的一个里程碑，头发和眼是自我认识的必然结果，死亡概念的产生是其精神思维活动向纵深发展的认识归宿，水蛭是他们稻作农耕时的天敌自然有所认识，狗则是农耕定居民族最早驯化的动物与人关系颇深。最为重要的是稻谷。1973年浙江河姆渡发掘出了宽约400平方米，厚约30至40厘米的稻谷、谷壳和稻草堆，据推算积存的稻谷约有120吨以上。(P958)另外，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了一个“耗”字，解释为“耗”，稻属。从禾，毛声，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耗。(P323)又《康熙字典》释“耗”：“《唐韵》呼倒切。《集韵》、《韵会》、《正韵》虚到切，音蒿，去声。”伊尹为商汤时人，距今3700余年，南海当指岭南。据史籍记载，在尧舜时代已“南抚交趾”，至商汤时代南北交通更加明确，西南、东南诸族已向商朝有所进贡，稻谷可能在此时传入商地，而稻谷的语音“耗”也因此流入中原。“耗”在切韵音系中是号韵晓母字，上古音拟为(xau)，跟壮侗语族h系音极相近，至今傣语、泰语、壮语（南丹、广南）均发音为(xau)，汉字写为“毫”，这恰与“耗”音同。另据W·斯瓦迭士修订的词表把壮语和泰语进行比较，发现比较的200个词中有130个相同，占65%；美国威克·杜德牧师1923年著的《泰族》一书中，拿广西邕宁壮语跟曼谷泰语比较，250个词中有196个是相对应的，达78.4%，又把其中不相对应的54个词与云南文山壮语比较，则有三分之二相同；李方桂先生1977年出版的《台语比较手册》，以大量的语言材料说明壮语和泰语（本语族的其它语支之间亦然）有亲密的亲缘关系。(P268)这地域上相距遥远的两种语言的相同并非不可思议，从这两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内涵的相同便可反证之。因此，从对比词汇发音相同及共同拥有相同的新石器考古文化这一点来看，越民族群体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可以成立的。 　　在对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发展演化史的研究中，看到了对民族发展变化的认识总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如果对历史认识深入，那么对民族发展的认识则更细致深入，族称也就更加具体，下一个历史时代对民族的认识是在上一个历史时代认识基础上的深化，这主要是被历史发展水平所制约，被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程度所决定，而这种交流常常又伴随着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因此，对民族源流发展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用甲等于乙，乙等于丙，丙等于丁，然后丁等于甲这种僵化模式。民族的发展进程，不是孤立进行的，其来源也不是单一的。另外，还要注意到，民族的形成大都有一个主体部分，总是可以根据一个主体部分的发展演变去探寻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脉络。 　　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在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制约下，出现了多元化的历史格局，一部分经过多次分化与重新组合，逐步形成了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演化而来的现代各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融合到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中，他们是今天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证明了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中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基础。从国际关系着眼来看，今天中南半岛的掸佬泰京等民族，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联系，曾与中华民族的某一部分是一个群体，追溯其源，都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群体有关。尽管这已成为历史，尽管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国家，但上述认识对于我们当前去发展与中南半岛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交往是一种深厚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宏观整体上对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研究，将会促进与中南半岛人民的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 　　泰族、掸族、佬族等民族和我国傣族的关系与壮侗语族其他各族相比更加密切，这是历史，也是现实，因为古代民族决不会也不可能会按现代国界来划分住地，现代的国家界线常常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相交错，一个民族分属几个国家，一个国家包括若干民族，这乃是民族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所以应该克服以民族界线来代替国家分界线，以历史代替现实的反历史企图，一切利用民族界线来侵犯主权国家的言论或行动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综上可见，研究百越民族发展的历史，应重视其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如前所述，在长江下游经闽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一直到印度阿萨姆这广大的地区内，分布着一个有共同的民族来源、以几何印纹陶和稻作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群体，他们就是发展到今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的各民族，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百越民族的很多历史共性和一种从宏观层面认识的整体性。其根据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很好说明：从考古文化材料看，在他们的分布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很大的文化共性；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更有诸多的文化特质是相同或相似的；从语言的角度看，他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这种整体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产生。当然也应该看到，越民族群体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也在变化，即在越民族产生、发展的阶段整体性是显著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各民族交往的增多，越民族自身分化与融合速度的加快，开始产生差异性。随着差异性的不断增大，在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中又产生了一些有亲缘关系的新民族，进而就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 　　造就越民族整体发展与影响越民族历史发展产生差异和多样性的原因归纳有： 　　第一，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整个越民族群体分布的地区基本上都处于热带、亚热带，气温高，湿润多雨，物种丰富，自然条件良好，很容易获取生活资源。因此，越是历史发展的早期，整体性表现得就越多、越明显。 　　第二，越民族群体分布在汉民族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之间，不同地区的越民族群体分别受这两大文化系统的影响，结果在宏观上成了文化的差异性：红河以东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而红河以西的傣泰民族则明显表现出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公元11世纪以后，红河以东以百越后裔为主体，在分化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民族群体；而红河以西开始出现一些国家，百越后裔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国家之中，从而加速了越民族群体历史发展的多样化。 　　收稿日期：2004-04-20 【参考文献】 　　　范宏贵.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之方法论[J].广西民族研究，1999,(2).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孙英民.中国考古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A].汉魏丛书96种[C].上海：上海大通书局，1911.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瑞丽县有重要的考古发现[N].云南日报，1990-6-2.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黄惠ｋūｎ＠②.越人到泰人——泰人的先祖和泰族的形成[J].思想战线，1990,(6).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许慎.说文解字：段注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梁敏.侗泰语族的源流[A].中国民族史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钺去钅 　　　　＠②原字火加昆 【原文出处】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75～82 【作者简介】王文光，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　昆明　650091

浪人

	已阅，同意发表！

土著虎尾

	向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王文光致敬！

nnnwood

	以下是引用土著虎尾在2005-5-3 17:02:39的发言： 向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王文光致敬！

土著虎尾

	今天我再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