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红水河流域,于崇山峻岭中竞收藏传世铜鼓一千四百余面,几乎与全国馆藏铜鼓总数相等,而且至今尚在使用,是名副其实的“铜鼓之乡”,有鉴于此,河池市正密锣紧鼓,筹划向联合国申报“世界口头文化遗产”。我的上司,亦是我的朋友,河池市文物管理站站长梁富林,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非凡的胆魄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十余年来致力于河池铜鼓的实物调查和相关口碑的收集,爬山涉水于东巴凤、天峨、南丹的深山村寨,用“筚路蓝缕,功莫大焉”来概括他的工作是毫不过分的。现在他的资料整理工作已浮出水面,撰写“河池铜鼓”一书亦是情理之中是事了。富林先生避开金城江的喧嚣和俗事,躲到宜州,藏与下枧,集中精力撰写此书。作为朋友,一方面我除了要尽地主之谊于生活上照顾一下之外,另一方面我也想为他收集一些信息,于是我向他提供地方文献中有关铜鼓的记载资料。
铜鼓山:在功德里(庆远府志)。
铜鼓桥:在城东南六里的铜鼓泉上,今废。(府志)
按铜鼓桥在城东五里小歇村西。(宜山县志)
道光五年(1825),龙门司交椅村民在铜鼓岩前田内掘得一铜鼓,重一百六十斤,太平圩人争购买,经宜山县断令,舁至神庙安置,以留古迹。(府志)
更旧城之东门为中谯楼,上置铜鼓刻漏,后皆毁于火。(县志)
铜鼓村,在矮山乡,属六桥村辖。
除此之外,城南郊五里的鹏村前也有一铜鼓桥。
在河池市所辖的十一个县市的地方文献中,有关铜鼓的文字记载,恐怕只有宜州了,这些信息使我与
带着对铜鼓村的神秘,我们驱车到北牙乡交椅村。《庆远府志》载村人在该村铜鼓岩前田中曾出土一面重达一百六十斤的铜鼓,我们就此记载询问村人,村人竟无一人知晓该村在近二百年前曾出土过铜鼓。该村的铜鼓是不是像铜鼓村名一样,自古以来就叫“铜鼓岩”,而不是因为出土了铜鼓才叫“铜鼓岩”的?如果自古就名“铜鼓岩”,这口碑断裂的严重性,在无可奈何之下,我望了望交椅村同样郁郁葱葱的大片桑田,顿感“沧海”的变化,又一次困惑:铜鼓文化怎么就隐藏于这一片山岭之中呢?
第二天,我梳理一下调查的细节,发现一些疑点:1、既然从古至今都名“铜鼓村”,定有根据。而现在又确实出土铜鼓,证实“铜鼓村”名确有来历。问题是现在的铜鼓村民是否就是自古延绵下来的居民?2、铜鼓村离铜鼓出土地点有二公里之远,这是不合情理的,当时的村庄就应在铜鼓地旁。是否是因为水源的枯竭才迁徙到如今的村址?也就是说,铜鼓地附近当年一定有一条河流。我将这两个疑点告诉梁富林,
透过这些零星残缺的材料,我作了理性的思考,在铜鼓村出土的这面铜鼓之前,矮山乡良山冲出土过一面铜鼓,洛西乡果路村出土一面铜鼓,怀远镇冲英村亦出土了两面铜鼓,宜州所有出土的铜鼓都为冷水冲型,是二千多年前的器物。宜州亦是二千一百多年建县,结合新石器时代遗址加以考虑,百越部族一支的后裔——壮族三千多年前就在宜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铜鼓村便是宜州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他们普遍使用铜鼓,祭祀娱神,铜鼓文化是宜州居民的主体文化。宜州于西汉时期建县,自宋代以后升格为府,其地理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宜州盆地沃野百里,十分富蔗,岭外多有移民源源不断进入宜州,他们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在与本地土著文化碰撞和交流中,土著文化是弱小的,一部分土著居民与汉人融合了,渐渐成为本土主体居民,汉文化渐占主导地位。而另一部分土著居民,他固守土著文化,但又挡不住汉文化的倾入,只有退到西部的红水河流域深山中,继续守卫本民族的文化尊严,而这种尊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铜鼓。《宋史》卷四十载“(抚水蛮)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抚水蛮居住地为环江县与贵州接壤一带,是壮族先民的一支。从这个文献记载可知铜鼓在宋代仍是壮族的重器,又知铜鼓文化已从宜州退到贵州边境了。有宋以降,铜鼓作为重器礼器的功能渐渐减弱,而作为乐器的功能则越来越增强,于是铜鼓体形渐渐变小,制造工艺渐渐程式化、简单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过去少数财主所拥有的重器,现在普通村民也拥有了,这或许是文化普及的现象吧!现在红水河流的深山中,几乎村村寨寨都藏有铜鼓,他们在丧葬祭祀中使用铜鼓,在重大的节日中也使用铜鼓、铜鼓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铜鼓文化成为大山中的主体文化。
铜鼓文化在世界多样文化中一枝独秀,象一朵奇葩绽放在红水河流域的深山中,而宜州的铜鼓文化早已隐遁得无踪无影,但出土众多的铜鼓和遗留至今的铜鼓地名,似乎向人们炫耀曾经辉煌的铜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