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研究与评述(V)
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
林家有
孙中山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伟人，其思想功业彪炳千秋；客家人是中华民族中汉族内具有优秀传统的一支，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起过并仍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由此，孙中山是否客家人，既不影响孙中山、也不影响客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研讨乃至争论，只是学术研究范围内的事。
关于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后几年即有人提出，自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颇有争论，即孙氏族人，意见亦不一致。在此，把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争论的由来与发展，各种意见的论点与论据，以及翠亨一带居民的状况作一介绍，并谈谈我们的看法，以供研究孙中山以及研究客家学的人士参考。
一、“翠亨孙氏为客家人”说之由来
在孙中山在世时形成的文献中（不包括后来的忆述），我们没有发现孙中山及其家人对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作过表态。但在辛亥革命时期，一般人并不认为孙中山是客家人，陶成章在1909年散布谣言说孙中山“常言必先杀尽嘉应客及外江同志，然后乃可革清政府之命。”
陶成章当时正不择手段地反对孙中山。如果孙中山当时被认为是客家人，那么陶成章当不会制造出这种荒唐的谣言来进行挑拨。
孙中山是否客家人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已有人提出并见诸文字，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客家研究导论》一书，
对此言之颇详。
在本书中，罗先生引述古公愚、郭冠杰、范锜等先生的意见，他们提出，“孙公祖先，确为客籍，”“先生之兄弟平日善为客语”，“孙中山，实客家人与广府本地系之混血种，所居翠亨，原字菜坑，盖客家移民，初以种菜为生，故以菜坑名村也。”甚至还提到孙中山还亲口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罗先生也谈到他在30年代初访问翠亨三两天后所得之结论：“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至十二世连昌公复于康熙间与子迥千迁香山县东镇涌口门村，与邻居不很融洽，故数传又迁同镇翠亨村。后来与本地系互通婚姻，至孙父达成（字道川）时已是本地化了。孙母杨氏及原妻卢氏，皆为曾经缠足的本地人。孙公的姐（适杨）妹（已故）亦曾缠足。孙公父子，尚能客语；但他母妻，则已操本地系白话了。翠亨村距石门坑凡四里，周围凡二十四村，就中除翠亨村及迳仔路村外，其余都是纯粹的客家村落。孙公上世，种种经历，及其与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关系，各村老年人，多少还知道一点。据他们说：客人和本地人，到现在还是不很和睦，唯翠亨孙家，则自来主张联合，不肯排客。”
罗先生所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到了孙中山之父达成公一代，已是“本地化了”的客家人，只是“尚能客语”；他也了解到孙家语言、婚姻、风俗与一般客家人不同，却并没有谈到发现了什么可证实孙家为客家人的史料；相反，他提到的“各村老年人”所说翠亨孙家“不肯排客”，倒是反映了他们只把孙家看作对客家人持友好态度的本地人。第二，罗先生认为孙家“原住紫金，后迁东莞”，与后来《国父家世源流考》的说法有较大出入。而且，罗先生在该书谈到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译本一段话“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时加了一个注：“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
而这恰恰是罗先生后来极力反对的论点。
罗先生1942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并未就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展开论证，但因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翠亨孙氏祖籍为紫金，而紫金是“纯客住县”，则本书认为翠亨孙氏为客家人是不言而喻的。
罗著发表后，既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如邓慕韩所写之《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就以孙氏语言、婚姻与客家人的差异作为反驳的理由。但其时罗著已得到蒋中正、孙科等题词作序，邓慕韩等人的意见似未受重视。此后，有不少书与文章依据罗先生的结论，称孙中山为客家人。我们看到过一种日本人写的关于面相的书，第一个标题便是《客家人与中国江南型面相¾¾孙中山就是客家人》。
足见“孙中山是客家人”之说流传颇广。
自60年代以后，陆续有人撰文对罗著提出质疑，也有人著书撰文为之辩护，在争论中，连带涉及到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
下面，把各方面的有关论据，再归纳和分析一下。
二、翠亨孙氏族人对祖籍及自己是否为客家人的意见
自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对翠亨孙氏祖籍是紫金还是东莞，“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
甚至有人对有关文物资料的可靠性也提出疑问。如果详为引述，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纳。现在，只能就翠亨孙氏成员的表述（包括他人的转述），作些介绍和评论。
赞成孙氏祖籍为紫金的人士常引用所谓“国父自述祖祠在东江公馆村”。这段自述出自林百克著、徐植仁译之《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查英文原文则为“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现在被认为是紫金祖籍的中坝孙屋排，其孙氏一处坟地小土名称“公馆背”。但这里有两个疑问：第一，孙中山与一外国人谈祖籍，为何不说县名，只说祖籍所在村庄的一个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似不可简化为“公馆”）；第二，中坝孙屋排实际上并非“on the East River”，而是属韩江水域的村庄。因此，以孙中山这段话作为祖籍紫金的自述并没有说服力。罗香林先生早年同意过的Kung Kun为Tung Kun（东莞）的可能性恐怕更大些。当然，因字母有异，这段自述也不足以作为孙中山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证据。
近年，有人披露，孙科先生曾说，“国父曾告诉他，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现名紫金），”
但我们所见的一些文献资料，与上面转引的口述史料则明显有矛盾。
1、1912年5月，孙中山曾到香山左埗头孙家祠堂祭祖，现留有合照。
如孙中山早知祖籍为紫金，当不会到与紫金毫无关系，祖籍为东莞的左埗头孙氏祖祠祭祖。
2、1932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之《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系采“东莞说”，上有“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东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贵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此谱稿成后曾分送国民党元老及党史会委员签注。后来，国民党党史会把各方意见集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所有签注者均未见对上面引文孙中山祖籍东莞提出异议，更无人提及孙中山祖籍为紫金。孙科的签注只是把“分居左沙头”改正为“分居左埗头”，若孙中山以往对孙科讲过祖籍为紫金，孙科在签注时不应毫无表示。左埗头孙氏按“东莞说”与翠亨孙氏同宗，若按“紫金说”则不相涉。孙科既把“沙”字改正为“埗”字（此字不常见，非中山当地人亦不会知道正确写法），可见当时对“东莞说”并无异议。
3、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谈及孙中山先世时也采东莞说。孙科曾为题写书名，他在亲笔题词中又说：“《总理事略》，编订明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举出40年代以前形成的文献中有孙科承认紫金为祖籍的证据。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党史会的委员均接受“东莞说”，至少并无异议；只有罗香林先生说“原住紫金，后迁东莞”，但现在的史料已证实“紫金”、“东莞”两说并不相容。因此，近年出现的各种关于孙中山早就说过祖籍在紫金的口述史料，与已知的文献资料便有矛盾。
至40年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时，孙科为之作序，至此时，孙科接受了“紫金说”。但在40年代末，他又为东莞上沙题写“国父先代故乡”。
可见，当时他仍承认东莞上沙为祖籍，而不甚清楚“东莞”、“紫金”两说是不相容的。至70年代后，孙科在台湾发表《八十述略》，采用紫金说。此后在多种场合孙科自认为客家人，这是人所共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孙科接受东莞说，应系得自早年的听闻；而接受“紫金说”，则系得自罗香林先生学术研究的结果。
除孙科及其家人外，翠亨孙氏的其他成员，尚未见有赞成“紫金说”的表示，只有赞成“东莞说”的表示。
原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钟公任在《总理幼年事迹报告书》中记录了孙妙茜老姑太（孙中山胞姐）的一段答问：“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
孙老姑太之孙杨连逢先生现住广东省中山市，他也证实孙老姑太只承认东莞为孙氏祖籍，从未谈过紫金（永安）。而孙中山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只承认东莞为孙氏祖籍而始终不承认紫金，那也是大家都了解的。
从以上情况可知，在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发表前，翠亨孙氏的成员（也包括其他人）根本没有想到过紫金可能是自己的祖籍。罗香林先生说过：“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牒，虽其上代亦已迭遭兵灾，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其人能靠历代口头的传述，其子若孙，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至完全忘却。”
如翠亨孙氏真是清康熙年间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到清末民初也不过二百多年，期间又未经兵灾流离，何以至今仍不能发现一件写有“紫金”（或永安）两字的文物。显然，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翠亨孙氏是否自认为客家人？很多人都知道，孙科曾接受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名誉会长。谢福健先生之《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也影印了孙科夫人的印有私章的亲题证言：“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但孙眉后人孙满、孙乾则否认自己的家族是客家人，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两方面的说法，恐怕都不能作为翠亨孙氏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的主要证据。
Paul Linebarger氏在“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孙中山幼年时反对母亲给姐妹缠足，孙母杨太夫人以客家人才不缠足为理由反驳儿子。这段记述的英文原文是：“‘Behold the Hakkas!’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文”，即孙中山）, No Hakka woma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本地人）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s Hakka woman or a Chinese woman?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
因为经过两重转述及译成英文，林百克所记未必与杨太夫人当时的原话完全相同，但她认为孙家并非客家人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杨太夫人是一位贤惠的旧式妇女，若她真的出嫁到一个客家人家庭，她决不会对儿子说一番自外于客家人的话为缠足辩护。
三、翠亨孙氏语言、婚姻、风俗状况
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书中，称孙中山会讲客家话，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及。近年，又有些著述提出了翠亨孙氏操客语的证据。如：
(1)谢福健先生在《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中，记录薛岳将军一段答问：“（孙中山）与客籍同志讲客家话，与广东各地同志相聚讲白话（粤语），与别省同志及集会时通常讲普通话。”（该书36页）
(2)有人提出：“孙中山会讲客家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讲客家话的。孙中山的胞姐妙茜说：‘至父亲达成公，亦好风水，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便是绝好的证明。’”
(3)林嘉书先生在《鲜为人知的孙中山讲话录音》中谈到他在近年发现了孙中山《告诫同志》的讲话录音唱片，“他以带古中原音韵色彩的汉族客家人的发音腔调讲普通话。”
关于第(1)点，薛岳将军的说法与罗香林先生“尚能客语”之说并无重大差别，并未能说明翠亨孙氏是否主要（或历代相传，在家庭中使用）讲客家话。
第(2)点称孙中山先生“是讲客家话的”。但这只是撰文者的主观判断，并没有任何依据。
本文拟对第(3)点谈些想法。孙中山《告诫同志》的演讲，应不属“鲜为人知”，国内大多数纪念、研究孙中山的机构均有收藏，1986年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据上海宋庆龄故居收藏的声片还制成《孙中山先生演讲》录音带发行，其中包括《勉励国民》、《告诫同志》（以上为普通话），《救国方针》（广州话）三段演讲录音。我们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人员有好几位是客家籍的，大家反复听过这些录音，都认为并无明显的客家口音，孙中山把“世界”的“界”字说成“gai”，有人认为这是客家音，但广东白话“界”亦读作“gai”。而他讲“详细来了解”一句时，几乎与广州话完全相同。因客家话与广州话均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所以，孙中山普通话的录音恐不足以证明孙中山原来是讲客家话或讲广州白话的。
但孙中山《救国方针》广州话的演讲，则明白无疑是带有中山白话口音的广州话，并无任何客家口音。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孙中山早年在家乡讲的是中山（香山）本地白话而不是客家话。
孙中山因少年时代即离家乡外出，他的口音或有可能变化。而孙中山胞姐妙茜，毕生几乎未离开过家乡，她所操的语言，应是翠亨孙氏本来的语言。据杨连逢先生说，祖母讲中山本地白话，从来没有听她讲过客家话。
孙眉之孙孙满先生（生于1906年）孙乾先生（生于1908年），幼年至少年时期先后曾依祖父（孙眉）、祖母（谭太夫人），同孙中山及孙老姑太、卢夫人常有接触。据他们说，孙家长幼在家中均说本地白话或广州话，他从未听过长辈在家中讲过客家话。
因此，可以判定，翠亨孙氏在以前，讲的是香山本地白话而不是客家话。
笔者是客家人，对于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是知道的。客家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很重视保持自己的语言。据笔者调查所知，时至今日，翠亨附近的客家人，在家庭中以及与客家人交往中，均讲客家话，我们见到的一些幼儿也是如此。如说翠亨孙氏是客家人，却在附近有大量客家人的环境中改说了本地白话，恐怕是不可能的，与客家人重视保持自己语言的习俗也是很不相符的。
再看翠亨孙氏的婚姻状况。孙中山父达成公妻杨氏，隔田村人；孙中山叔学成公妻程氏，南蓢人；观成公妻谭氏，孙中山长兄孙眉妻谭氏，崖口人；孙中山姐孙妙茜，嫁崖口村杨家；孙中山之妻卢夫人，则为外茔人。以上南蓢、崖口等均为纯讲香山本地白话的村庄，并无客家人。
在今天，不同民族通婚已相当普遍，无论讲白话还是讲客家话的，都是汉族人，通婚更不会有任何问题。众所周知，孙中山的后人就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但在以往（特别是在百余年前）乡居的环境中，土客通婚的情况是不多的。若翠亨孙氏为客家人，当与附近客家人通婚，但至今找不到翠亨孙氏与香山本地客家人通婚的任何记录，翠亨孙氏历代先妣也无附近客家大姓甘、古、何、贺、谢姓的人。附近客家村杨贺村有杨姓，但孙中山母亲是隔田村人。因此，从婚姻状况看，以往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也是有不同的。
再看风俗习惯。翠亨附近讲客家话的人与讲白话的人，至少在清初时即已居住在同一个区域的不同村庄，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比如房屋的形状，饮食的习惯，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多年前已有相同的地方。有人以孙中山故居的厨房、水井与客家人居屋相似作为翠亨孙氏是客家人的证据，
恐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在以往，中山（香山）客家人与本地人风俗有一重大不同，即妇女不缠足。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颠沛流离，须与各种严酷的环境作斗争，所以，历来有妇女不缠足的好传统。在香山的客家人，也始终保持这一优良传统。以往，当地说白话的贫穷人家的妇女，间或也有学客家人不缠足的，但却从来没有客家人沾上缠足的陋习。而翠亨孙氏的妇女，在清朝时是缠足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反映出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的不同。
翠亨孙氏在风俗习惯上与一般客家人不同还反映在墓碑上。客家妇女在谱牒、墓碑一般称“孺人”，而现存翠亨孙氏祖墓先妣多称“安人”。十二世连昌公以前的各代，因为存在争议，兹不论。而连昌公以后各代的墓碑为：
显十二世祖考连昌孙公、妣陈氏安人同墓
显十三世祖考迥千孙公、妣谭氏安人同墓
显十四世祖考殿朝孙公、妣林氏安人同墓
十五世恒辉公原与叔殿侯公同墓，墓今不存。十六世祖敬贤公与妻黄太夫人分葬，黄太夫人墓依堪舆先生言未立碑。十七世祖达成公墓在翠亨中山纪念中学内，杨太夫人墓则在香港。
若翠亨孙氏真的是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其墓碑写法也是应当与客家人习惯写作“孺人”而不应写作“安人”的。
所以，综合翠亨孙氏语言、婚姻、风俗的情况，也很难作出孙家是客家人的结论。
四、翠亨附近客家村和讲本地白话居民分布的状况
中山（香山）是一个珠江三角洲沿海县份（现为市），居民以讲本地白话的占多数。翠亨孙氏会不会原来是客家人，后来因为生活在完全讲白话的社区，所以语言、婚姻、习惯发生改变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不久，我们曾对翠亨附近的居民状况作了一些调查。
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简述如下：
目前，翠亨镇下辖4个管理区，即崖口管理区、翠亨管理区、石门管理区、下沙管理区。据1991年统计，全镇常住人口7280人。其中崖口管理区3255人，全都是讲本地白话；石门管理区1573人，基本上都是讲客家话；下沙管理区874人，以往是水上人家，讲当地称为“下沙话”的语言，属广州白话语系，音调近似于顺德话。翠亨管理区则既有讲本地白话的村庄，也有讲客家话的村庄。
翠亨管理区辖平顶、长沙埔、竹头园、翠亨四村。前三个村都是客家村，平顶村居民主要为古姓客家人，长沙埔村主要为廖、温、甘姓客家人，竹头园村主要为何姓客家人。翠亨村常住居民全部讲本地白话（现在有一位医生是客家人，但是外地来工作的），以往也没有讲客家话的人居住。
翠亨管理区居民的语言、姓氏状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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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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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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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姓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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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县名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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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亨 |
中山白话 |
杨、陆 |
杨、陆两姓清康熙年间从崖口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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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头园 |
客 家 话 |
何 |
何姓祖先于元朝时从五华县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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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埔 |
客 家 话 |
廖、温、甘 |
明初从紫金县迁来 |
|
平 顶 |
客 家 话 |
古 |
明万历年间从五华县迁来 |
石门管理区所在地杨贺村离孙中山故居三公里，但最近的村庄不足一公里。这个管理区下属二十多条自然村，全为客家人。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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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名
|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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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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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流 （县 名 按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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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贺 |
客家话 |
杨、贺 |
杨姓先世于清康熙年间从紫金迁来
贺姓于清雍正年间从下栅（今属珠海）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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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溪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于明崇祯年间从紫金大坪迁来 |
|
三家村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于清道光十年从兰溪迁来 |
|
攸福隆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九年从龙舟地(今中山逸仙水库区)迁来 |
|
新 村 |
客家话 |
甘 |
1956年从龙舟地、葫芦门、回察村迁来 |
|
金竹山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人于清乾隆年间从剑首村迁来 |
|
后门坑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人于清康熙年间从兰溪迁来 |
|
书房坳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人于清康熙年间从兰溪村迁来 |
|
练 屋 |
客家话 |
练 |
练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紫金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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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琶企 |
客家话 |
何 |
何姓先世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从竹头园村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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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心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人于明崇祯八年（1635）从紫金大坪迁来 |
|
龙 田 |
客家话 |
甘 |
甘姓系1925年后从剑首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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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埔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于清嘉庆年间从邻村白石岗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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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 嵋 |
客家话 |
徐 |
徐姓先世于清乾隆年间从紫金九曲树村迁来 |
|
白石岗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梅县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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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猄头 |
客家话 |
谢 |
谢姓先世于清乾隆年间从紫金麻竹坑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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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落坑 |
客家话 |
谢 |
谢姓先世于明顺治十七年（1660）从紫金麻竹坑迁来 |
|
木子埔 |
客家话 |
谢 |
谢姓先世于清康熙四十九年从邻村张落坑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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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 首 |
客家话 |
甘 |
甘姓先世约于乾隆十五年（1750）从紫金县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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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屋排 |
客家话 |
刘、甘 |
甘姓先世于清道光年间从邻村兰溪迁来 |
另外，以前还有官坑（谢姓）、葵坑等村（姓氏不详），今已荒废。
目前，翠亨镇单独列入地名志的村庄共有28个（翠亨管理区4、石门管理区20、崖口管理区3、下沙1），其中23个是客家村。这些村的居民状况，在土客、姓氏方面，大多数从清中叶以后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
翠亨镇西面的五桂山镇，基本上是客家人聚居的村落。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翠亨村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客家村，西边更是客家人的聚居地。翠亨村成了客家语小区中的中山本地白话方言岛，只有东北方向约3公里的崖口村才是与翠亨一样讲本地白话的村落。
与翠亨镇北接的南蓢镇，也是既有客家村，也有讲本地话的村庄。大抵是客家村在岐关公路以西以南，与五桂山镇、翠亨镇客家村相连，而岐关公路以东的临海村庄，则都不是客家村。“东莞说”认为孙中山先生曾住涌口村，一支迁左埗头村；“紫金说”认为连昌公曾居涌口门村，这三个村现均属南蓢镇，均在公路以东临海处，都不是客家村，据了解，以往也没有客家人居住。
客家人从外地迁来，多聚居于近山之处，涌口、左埗头、涌口门都是沿海村庄，又是讲本地白话的人早已聚居之地，外来的客家人当不会居住于此。
据石门村的客家老人说，翠亨一带没有姓孙的客家人，他们也没有听说附近有过姓孙的客家人。
我们访问过的几位石门管理区的客家人，他们都清楚自己的祖先来自紫金，但何时迁来，从紫金哪条村迁来，他们不十分清楚。过去，甘姓也有族谱明确记载从紫金（永安）迁来。以前有人回过紫金祖籍祭祖，紫金原籍也有人下来续过家谱。翠亨附近的客家人，在家庭中和村中都讲客家话，但音调已与紫金原籍有异。当地客家人保持了客家人艰苦朴素、顽强刚毅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多为客家人居住的村落。中山的客家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特别惨重，在翠亨西南约一公里处抗战期间被日军残杀的民众的坟园，埋有死难者40余人均为客家人，他们都是因不肯供出抗日游击活动情况而被日军活埋的。今天在广东省、中山市的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中担任负责职务的有不少中山客家人。
以往，中山客家人与讲本地白话的人虽无重大冲突，但也有些隔阂，讲本地话的人称客家人为“挨子佬”，讲客家话的人则称本地人为“Xi-sa佬”，并有调侃讲白话人的歌谣“Xi-sa佬，Xi-sa嬷，煮饭唔煮茶”。抗战前，石门客家人与崖口讲本地白话的人还发生过械斗，但同翠亨村人则从来相安无事。翠亨一带是客家人聚居之地，而且多数还是清初和清中叶来自紫金的客家人。但是，如果说翠亨孙氏上世也是从紫金迁来的客家人，则有些情况无法解释：
第一，翠亨孙氏为何不与紫金同乡一起住在客家村，却先后居住于不讲客家话的村落涌口（或涌口门）、迳仔蓢、翠亨村？
第二，翠亨孙氏为何不与附近的客家人一样明确知道祖籍在紫金，反而接受“东莞”说？
第三，翠亨孙氏为何在客家人聚居的环境中改说了本地白话？
第四，翠亨孙氏为何在客家人聚居的环境中，改变了客家人不缠足的传统习惯？
第五，翠亨孙氏为何几代都不与附近祖籍紫金的客家人通婚，而与讲本地白话的家庭通婚？
我们访问过的一些客家人士，他们有的说从未听说过孙中山是客家人，有的说听说过，但对其祖籍是东莞还是紫金不清楚。但所有的人都知道，翠亨村过去和现在都无客家人居住，翠亨孙氏的语言、婚姻、风俗与附近客家人不同。
关于客家人的定义，似乎还没有大家公认的比较严格的标准。因为客家人只是汉族中的一个民系，是靠语言、风俗等区别于汉族的其他支系。如果在语言、婚姻、风俗与典型的客家人明显不同，恐怕就不能说是客家人了。而从现有的各种证据来看，说翠亨孙氏是客家人看来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翠亨孙氏与一般客家人的特点有很大差别。如果说翠亨孙氏本是客家人，后来才“本地化”，这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这里恰是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小区，若原为客家人的家族，是不会“本地化”了的。
不过，对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似乎不必看得太重要，因为大家都承认孙中山是中国人，是中山人。至于其他一些微细的差别，只是学术研究中不大重要的课题，笔者在本文开头时已说过，无论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以及客家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参考书目
1、 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台北台湾印书馆1945年版。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藏书房1933年初版。
3、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出版。
4、 华东师大客家研究所编《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5、 谢福健《国父家世源流汇述》，台北狮谷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
6、 林一厂《林一厂日记》（未刊本），藏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7、 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9、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
据谢剑、郑赤琰主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1994年版。
发表于 2005-2-24 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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