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谈历史

越僚

	“中国少数民族”族 席慕蓉 http://www.minimongol.com/bbs/index.php 　　 　　一九九九年，在一次会议上，有位在政大民族系任教的教授，很诚恳地向大家询问，有没有什么好点子好方法，可以吸引年轻人，让他们愿意进入民族系就读？ 　　据我的了解，政大民族系的前身好像是叫做边政系，应该就是“边疆政治学系”的简称了吧？ 　　当然，隔了那么多年，改名为“民族学系”，教学内容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如果整个教育界仍然把蒙古文化放在“中国少数民族”这个框子里的话，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恐怕真的不容易对这些课程产生什么浓厚的兴趣的。 　　所以，那天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的建议是希望把蒙古民族文化还原，让她恢复成原来那种独立的、有自己的源流与疆域的文化，把政治上的束缚解开，自然就会呈现出更丰富更深沉的面貌，因而也就会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了。 　　想不到话刚说完还没坐下，对面就有一位教授笑着拿起麦克风来“指导”我： 　　“席女士，你可能在国外待久了，相信了外国人所说的话，他们是在挑拨分化啊！蒙古人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嘛！还能是什么？少数就是少数，有什么好说的？我建议你去看看我写的那几本书，就会明白了。” 　　这个时候主席岔过来请另外一位举手的教授发言，话题的中心就转移了。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与那位年纪比我大多了又是笑容满面的“指导”教授遥遥相望，心里却很想告诉他： 　　“我就是看多了这一类的著作，才开始觉得疑惑不安的啊！” 　　是的，蒙古在历史上是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是的，如今她是有一部分被划入中国的版图，然而，她毕竟有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广大空间。北大教授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为屠寄生前所编的《蒙兀儿史记》完整版本面世，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段话说得真好： 　　“——元朝之于蒙古，乃其统辖汉族之一区。全蒙统治之域，逾此甚远。汉人作元史，就近处所见言之，自汉以外，蒙古本部已不求甚解，又安知其功烈之所届，视并包汉族之伟大，有倍蓰以上者耶。……但除汉土，奄有亚洲，又包北方之欧陆，幅员之广，尚为亘古所无。……仅就明修元史以概蒙古，岂惟掩蒙古之声绩，抑亦诬元之本根矣。敬山先生修正元史，意本与邵阳魏氏以来，不满于旧史之草率者相同。……务求蒙古在历史中固有之分际，不因明代仅承受其汉族之一隅，自隘而遂隘及蒙古也。” 　　即使是这样的本意，屠寄先生所编的这本史书中仍然因为有强烈的汉族本位心态而造成谬误之处，使现代的蒙古学者觉得非常可惜。 　　当然，亘古所无的蒙古帝国早已洇灭，然而蒙古文化本身，还存留着多少我们可以去追寻去探索的独特面貌。“蒙古学”虽说是一门比较冷门的研究，但是，放眼世界各地，以一生来钻研的学者却大有人在，中国青年以此为志业，又有何不可？ 　　我很不喜欢看坊间所编篡的一些报道“中国少数民族”的书册，尤其是大陆出版的，越是号称完整，越像是玻璃柜子底下钉死的蝴蝶标本。无论语气多么和蔼，图片多么美丽，我心中总是会觉得无限荒凉。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了解，必须是一对一的长期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是这样。而如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在匆匆走过的探看者的笔下，却都无可避免地被矮化窄化成为一种表面的奇风异俗了。 　　更荒凉的是，一般人并不能察觉出这种把非我族类都并入一族的奇特的心态。 　　前几年，我的一位内蒙古的诗人朋友应邀到台北的一场诗学会议上发表论文，特意邀我去旁听，我高高兴兴地去了。 　　那个下午，台湾的诗人，有的上台专论一个诗人的诗风，有人专门推敲一个诗社的历史和影响，而我的蒙古朋友的论文题目，却是： 　　“浅谈中国少数民族现代诗的发展” 　　这个题目是大会在邀请他的时候就提出来的，我的朋友也只好答应了，论文的内容真的是包含了中国所有少数民族在现代诗创作上的历史、现况以及代表人物，密密麻麻的一大篇。最后，我的朋友还要道歉，说是由于自己对其他少数民族的诗领域涉猎不深，勉强交卷，要请大家原谅。 　　台下的听众却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认为他太谦虚了，这样详尽的报道，真不容易！还有人说，题目出得好，有了这样一篇论文，这一场诗学会议的内容就更加完整了。 　　是这样吗？我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请问，有没有搞错啊？”

江苏人

	就象生活一样 历史也是复杂的,多变的 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接受!

黄桐蛮

	这个好象跟我们壮族没多大关系啊，呵呵，贝侬！

越僚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原来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多”并不就应该要再无限地并吞，“少”也应该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文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繁复的差异，若是因为自己是“多数”，便把他人的“少数”视为一种多余和不必要的存在时，悲剧就一定会上演了。 每一种文化从地球上消失之时，整个人类的生命力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到了最后，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独大的文化的时候，其实也就等于没有文化了。”

越僚

	少数与多数 席慕蓉 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适合游牧，不过，日子也过得很辛苦。除了短暂的七、八月是美丽的夏季之外，九月中以后随时就会下雪了。冬季苦长，一般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几度，有些地方更可以低到零下四十几度。而春季多强风，气温会在骤然之间急速下降，日夜温差也大。所以，婴幼儿以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人数占第一位，儿童的死亡率1992年蒙古国红十字会的报告数字是每一千人中有六十八到七十二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自古在这座广大的高原上生息的游牧民族，人口都不能与在亚洲大陆东南角发展的农业民族相等，也因此，蒙古民族对下一代特别疼惜。在六十年代，蒙古国（当时还在苏联控制之下，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大力鼓励生育。但是，这样的政策推行了多年之后，就有了一个现象，每年有约七万七千个孩童出生，1992年的报告里，蒙古国有两百二十万总人口，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因此政府又希望人口出生率能稍稍降低一些。 而在内蒙古自治区，文革时的统计数字，蒙古人有两百万，三十年之后，现在有三百多万。但是，可怕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政府政策鼓励下汉人移民大量增长，全区总人口在今天已经达到两千八百多万，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应该是蒙古游牧生息的土地上，如今暴增了两千四百多万农业人口，自然生态因此而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害，草原严重沙化，蒙古人在自己的家乡，无论是工作还是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占据了。也许，这是我心中潜藏着的恐惧与悲哀，因此，在那天晚上，当那位先生问“为什么蒙古人会这么少？”时，我冲口而出的答案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多？”其实，“少”与“多”之间，本来应该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距离遥远，如果认识够深，两者原来都可以或老死不相往来，或是彼此相容，相安无事的。但是，当两者紧邻，少与多的相差非常悬殊，而又不能彼此了解的时候，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了。 我有个矛盾的心结，我很不喜欢大陆把所有的汉民族之外的都总称为“少数民族”。其实，蒙古民族在世界上的总人口数有八百万（也有一说接近一千万），如果与北欧的冰岛和南太平洋上有些岛屿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她的人口也不能算少，是足足可以保持一种文化、保有一个国家的基础了。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认，和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相比的话，她的人口又实在是不能算多。在十二亿人口的阴影之下，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百多万蒙古人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蝼蚁。比如那十年，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恶梦，可是，好像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更是内蒙古自治区里蒙古民族的一场大浩劫啊！ 据大陆官方的统计数字，“文革”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有六亿，受到牵连迫害的人有一亿之多。当时内蒙古人有两百万，受到牵连迫害的官方数字一直没有统计出来，民间的数字是六十万人。被迫害致死的内蒙古人，官方宣称是“只有”一万多人，民间的数字却是接近四万，这四万人全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因此就成了三十年之后也无法弥补的文化断层。三十年过去了，六亿人口如今已经变成十二亿，但是两百万人口，充其量也只增加到三百多万而已。在这里，“多”对于“少”来说，已经不只是对今天和明天的生存威胁，更是对昨天已经过去了的历史的漠视与忽略了。因此，三十年前，两百万内蒙古人民的一场大浩劫，因为那六亿人口的创伤的巨大，便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悲痛只能放进最深最深的心底，几乎没有任何人来关心来询问。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原来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多”并不就应该要再无限地并吞，“少”也应该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文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繁复的差异，若是因为自己是“多数”，便把他人的“少数”视为一种多余和不必要的存在时，悲剧就一定会上演了。 每一种文化从地球上消失之时，整个人类的生命力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到了最后，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独大的文化的时候，其实也就等于没有文化了。”蒙古学者札奇斯钦教授在他的《蒙古文化与社会》里第一章第一页上就谈到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与蒙古的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东亚，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它的影响，曾广被于东北方的高丽与日本，和位于南方的印度半岛的越南。可是直到近代，它对于长城以北游牧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的，这些游牧民族，虽然也在长城以南建立过朝代，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未能对农业社会产生了什么大的影响。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地理距离虽然很近，可是文化距离却是相隔颇远。正如儒教是东亚社会文化的典范，在北亚草原，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形态。”在地理距离上这么近，常常就会让人误以为在文化距离上也不会很遥远。因此，当“多数”以自己的本位文化来解释“少数”的时候，就一定会造成许多误解与伤害。 比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间被提起来的《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指台湾人从小接受的教育，转贴者注），美丽的蒙古高原必然是在中华民国的疆域之内，所以一提到她的“独立”，就会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觉得心中疼痛。有官员坚持要保卫国土，有学者大声疾呼要捍卫国魂，有教师投书报纸说：“外蒙古脱离祖国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之耻。”可是，如果往历史真相里去探索，如果在小学课本里的历史能够说出真相，所有的中华民国人民，其实不必要担负这样的痛苦的。 我们不会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的独立有任何意见，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关联。可是，我们忍受不了外蒙古的独立，因为，我们从小就认为蒙古和中国应该是一体的（以上的“我们”指台湾人，当时台湾尚未“承认”蒙古国，转贴者注）。但是，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的蒙古一直都是侵略者，“元朝”是他入侵成功，明朝时的“北元”是他战败之后重回蒙古高原时，汉人对他称呼。在清朝时才被满洲人所灭，清人以征服的先后，称戈壁南北的蒙古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这就是如今大家所知道的内蒙古和外蒙古的由来。1911年，国父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外蒙古在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之下，也脱离了满清政权宣布独立。内蒙古因为王公的腐败怕事，最后安静地归入了中华民国的管辖之内。所以，外蒙古的祖国，从来都只能是外蒙古，他的独立，对中国近代史来说，又何耻之有？

越僚

	诚实的记录 席慕蓉 　　从前我常会抱怨，为什么在汉文史料中对北亚民族总是怀有敌意与歧视？今天，我却要郑重收回我所有的怨言，对不起，我知错了。 　　历史本来就该是一个民族的心声。 　　不管那些文字如何令我沮丧，起码它们都是诚实的感觉。几千年来，北亚的游牧民族一直是南方农耕社会的威胁，是生活资源的争夺和掠夺者，再加上地理的阻隔，文化的差异，因此，在汉人以汉字书写的历史里，当然会对敌对的一方充满了敌意与歧视，这是理当如此的诚实记录。 　　人生果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修正。 　　我的改变与领会，是在读到许多大陆的学者如今都在反复强调一个论点时，才开始明白的。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异口同声地说：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以倒叙法来建构“历史”，我的读后感很难形容。请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序言： 　　“……历史上无论是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王朝，他们的活动地区都是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他们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有的少数民族曾以国相称，但实际上是地方政权，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从属关系。而且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以统一全国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从发展上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为全国性的更大范围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表面上没有任何难听的字眼，却是让我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北亚民族在这里可以说彻底被矮化与物化了！请再看一段：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在肯定友好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的同时，对民族关系的另一面，即民族歧视、压迫和民族战争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呢？民族歧视、压迫和民族战争现象其根源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兄弟阋墙，家里打仗’。我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都是国内的民族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侵略’一词只适用于指控对主权国家的主权进行侵犯的行为。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基本上是在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疆域内进行的，是一种相互征服、兼并或割据、统一的性质，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有着本质的区别。 ” 　　序言既是如此，内文无论编得多么认真，也会让我存疑了。 　　所以，我才能领会，什么是“历史”的本质。如今当我回过头来重新翻读以前让我沮丧和不快的史籍时，反而觉得比较安心。 　　亚洲北方的民族被汉人看作是“野蛮”和“残暴”的侵略者，并无不妥。在历史上，北方与南方之间彼此曾经血流成河，不共戴天，从《诗经》上的“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到岳将军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都是被侵略者发出的心声，都应该在汉文史籍里重视地记录下来。 　　惟有知道昨日曾经为敌，才能知道今日如何为友，以诚相待，也是唯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