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壮族女神---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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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壮族女神——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在绵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对壮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妇女地位、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壮族三月三歌节就是龙母文化的代表性产物。多年以来，经有关专家学者多次论证，认为广西大明山周边几个县就是龙母文化的发祥地。      为了广泛弘扬龙母文化，发掘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推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尽微薄之力，笔者多次查阅大量的史料和相关学术著作,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在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节来临前夕,撰成此稿。      本文主要浅议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之说，不当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民族文化爱好者给与批评指正。       　　　　　　　　　　　　　　　　　　 蓝多民   2007年三月三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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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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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九隆神话： 衰牢夷是从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活跃在澜沧江中上游一带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后裔包括了现今56个民族中的八九个民族，他们在历史文献中给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九隆神话。东汉史学家杨终在《哀牢传》中载有哀牢夷祖先的神话，其它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与此记载基本一致。杨终在《哀牢传》中说：“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这便是最古老、最权威的西南衰牢夷以龙为祖先的典籍记载。这个沙壹触木感孕神话，当是该民族口耳相传关于哀牢夷祖先的记述。沉木作为一种使沙壹触木感孕的媒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值得去研究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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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龙母神话与特掘神话，我觉得有两点应该弄清楚。 一是龙母（特掘）神话的普遍性。黄懿陆在“僰为越论”中引用的《邛都老姥》的典故与壮族的特掘神话如出一辙。可以说，龙母神话是古代越人的一个普遍流传的神话传说，并非大明山周边所特有，只不过在岁月的沧桑中，大明山地区较好的保存了特掘的传说，使之流传至今，并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原生态的传说记忆，但若要说龙母神话源于大明山一带，我觉得还缺少相关证据。另外，专家们也不妨把壮族的特掘神话与古哀牢的九龙神话做一翻比较，看其中是否联系。 二是龙母神话与特掘神话，应该是同出一源的神话故事，但偏重的主角并不相同，龙母神话偏重于龙母，即特掘的母亲；而壮族的特掘神话偏重于特掘，这两个神话，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不应勉强把他们扯在一起。古代的越人，应该是依水而居，有水田，也有航运的民族。但随着北方政权的不断侵蚀，越人越来越远离了大江大河，因此，龙母神话在壮族人的心中也渐渐远去。最后，南迁的汉族群体逐渐占据了大江大河沿岸及海岸，古代越人的特掘神话的原型也在南迁的汉族移民当中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龙母神话。就像今天的壮族与泰人，两者是同源异流，而龙母神话与特掘神话也正是如此。

伤疤好咯

	侗族的萨玛节,也是祭"龙母"的吗?萨玛--sax meh--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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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二: “龙母”作为一段传说，在广东、广西至越南北部一带都有流传，传说龙母是一位奇女子，其父系广西藤县人氏，姓温，名天瑞；母亲系广东德庆县悦城人氏，姓梁。她一生下来，头发就有一尺长，身体奇伟，脸慈祥。从小喜欢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特别值得珍贵的是，她有一颗晶莹的善良的心，当她长成亭亭玉立少女的时候，就和自己的姐姐、妹妹以及邻居的四位姑娘结成“金兰七姐妹”，立下誓言：要利泽天下，为老百姓做点好事。龙母有预知人间祸福的本领，精通各种医述，经常救死扶伤，义务为乡里百姓服务。当时，各种病疾、水灾、旱灾威胁着西江流域仓吾（苍梧郡）、西瓯各族人民，一逢这些天灾人祸出现，苍梧古郡、西江流域就会疮痍满目，饿殍遍野。聪明、勤劳的龙母，率领“百越”群众战天斗地，战胜天灾人害，让当地的黎民百姓得以安居、生息、繁衍，因而深受人们的拥戴，被推为仓吾氏族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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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至高无上的壮族女神---龙母一文破解两个惊人天机 读到蓝多民先生<<至高无上的壮族女神---龙母>>后,我突然想起86年到梧州参观时的梧州龙母大庙!壮汉均有龙母庙文化,我就产生好奇,想研读找出其中有没有什么天机!果然通过大量搜读网上龙母文化,我发现还是有天机没有人破译出来!这是我在庆祝五十大庆时的一大收获!现说出来和贝侬分享. 一、龙母应是壮语"拉朴""、"罗仆"即汉称祖母的汉译壮音吧? 蓝先生说: 去年我曾听梁庭望教授说，特掘的传说故事，在武鸣县大明山脚下的民间传说更多，其内容更为丰富，遗留古迹更多，我感到振奋，才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宜山上学时与宜山、来宾的同学闲聊，他们也说特掘的传说出自上林石门村，而石门村的老人也曾说，广东的一些人和客家人也来到石门村神仙洞祭蛇母，没听说武鸣还有类似的传说和庙宇。于是便踏上了有关专家教授的脚印，走访了武鸣县有关的两江镇、龙母村，感应庙，罗波镇的罗婆庙。还拜访一些老人和乡村干部及守庙人等，听他们讲述寡妇收养蛇的故事，除寡妇的丧葬日和丧葬地点有差异外，故事的主体情节和内容，与上林县的传说如出一辙。     武鸣的罗波庙，是地地道道的老奶奶庙，是为乜掘而立的，也还有不同名称的庙和类似老太婆庙的遗址。而上林县境内，也有几个专供蛇神特掘和老奶奶的庙，最大的是石门村的“庙公周miuz gong caeuh”，尽管在民国初期，由政府出面强行改成学校。但百姓还是偷偷在“石南海”边重建一个小小的“庙公周”，译成汉文名叫“公周庙”。这说明两个县的老百姓对特掘和乜掘敬仰有加。 再看网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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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宁明的明江系左江支流，崖画也是左江特有，说是右江，可能打错字了。 谢谢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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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女神——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

土著虎尾

	QUOTE: 以下是引用zzhc在2009-6-24 12:23:39的发言： 壮族女神——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的西江和珠江流域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 可以这么说，龙母是我国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的人文始祖和保护神。

使君子

	广东中西部地区，如肇庆德庆，也有龙母庙。

土著虎尾

	自秦始皇挥师横扫百越后，岭南各部族首领，要么改变族源，臣服于中央皇权。要么口是心非，阿谀奉承，暗中扩势，我行我素。壮族地区多为采用后者，阳奉阴违。因此朝廷对广西地区，执行高压政策，穷兵黩武，但收效甚微。到唐代的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羁縻政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任命一些有权有势、有影响的壮族首领或酋长一类人物，当縻羁州刺史，作一邦之主。广西上林县韦厥其人便是。 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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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很详细，走访、搜索了不少民间传记啊。编整者辛苦了。 而这个崖壁面向阳向南的，这和宁明县右江崖壁画的悬崖洞里的崖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宁明的明江系左江支流，崖画也是左江特有，说是右江，可能打错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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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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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尾声     大明山周边地区，是骆越人聚居地之一，人们在长期和自然条件的斗争中，以蛇为自己的图腾，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寡妇收养图腾实体，他这种天宽地阔的博大胸怀，被人敬仰而传为佳话。这个故事流传到珠江下游，应不晚于2000年，那时西江和珠江地区还存在一个“南越国”。当时的断尾蛇和蛇母还是原汁原味地流传，因为那里的居民多为越人，说越语，和骆越人抄一种语言，南越国覆灭后，越人演成汉人，便受到中原这条龙的影响，加上皇帝又是真龙天子。因些断尾蛇摇身一变成了短尾龙。蛇龙，蛇母一跃居为“龙母”之尊。但骆越人仍不改初衷，依然称蛇神特掘。唐朝上大县境内那位大首领韦厥，就以蛇神特掘自居，蛇图腾崇拜应是三四千年前就有了，到唐代为首领们为我所用。中原这条龙图腾崇拜是6000年前开始的，时间跨越4000年后，到刘邦当皇帝时，才说自己是龙体，真龙天子。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惯于用最高的神作已身，来对老百姓发号施令。而壮族首领本应以最高神圣—乜掘为转世，但她是女的，只好用其子特掘为已身，蛇母奉为圣母。到了宋代，羁縻政策变成土司制，岑氏家族兴起，她们的势力范围也到达大明山周边。他们自然承韦厥的衣钵，接过图腾神威。到了岑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自己登上了龙母的神台。     皇帝是龙体，那朝延上下必然强化这条龙，所以龙文化得以发展，经久不衰。在壮族地区这些“土皇帝”的韦氏和岑区相承为蛇神体，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龙母文化随着首领的强权而得以发展。任何意识形态，都随政治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加强，龙母也是首领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龙母文化的发祥地，在大明周边是无厚非，但有点笼统。山的周边有四个县，具体在何处，从现在所发现龙母文化的遗迹，武鸣县颇多，但我在武鸣所见到的庙宇不管是保护完好还是遗址，从建造材料辩认，最早是唐代，最晚是清初。它的墙基和柱基用的石料，所凿的痕迹清晰可见，并非像传说那样久远。很多村寨都说龙母是他们村的人，这就怪了，乜掘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每个村都有，分明是后传进去出现这种现象。“龙母”之名也是汉化了的，“龙母村”显然是知识分子附会。这与岑氏家族有关，更和岑瑛有关。然而上林县石门村的寡妇收养蛇的传说，和三月三日她升天的那个神仙洞，自古以来不仅上林县的百姓去祭祀、马山、忻城、宜山、来宾、宾阳不少人都来朝圣，甚至广东人于清末民初来寻过根，因为这里没听说“龙母”这个词，还是原汁原味的特掘、乜掘寡妇。石门村前那个石南海，是蛇神的出生地。这里“海”里及周边，出土过人类社会新石器晚期的遗物，说明四五千年前，壮族的先民就在这儿休养生息，因些是龙母文化发祥地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安葬寡妇的那个神仙洞，现在一些人称其为“天地庙”。古人所建起来的祭神台，和上山路所用的大小石料，我花了两天时间去观察它的每块石料，未发现有凿痕，它给我们留下远古文化的信息，说明人类社会未出现铁器之所为，应是原生带中原生处。由于韦厥强化了蛇神，而其领地又达武鸣，而宋代以后的岑氏又美化了蛇神，到了岑瑛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留下很多龙母文化遗迹，而上林的文化遗迹不多，是时续近千年对上林十寨的战争中被毁，朝廷有意捣毁当地壮家人的信仰所至，因而要用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去分析。     如今为了繁荣经济，自治区政府曾提出“北有桂林，南有南宁。”的旅游事业发展蓝图，使南宁市有更丰富的文化都市，人文景观，就要加强对龙母文化的发掘和维护，把近低靡的古龙文化谱以新的篇章。     泱泱群山，滂滂河水，攸攸文化，渊渊图腾，龙母胸怀，举世无双，铸造英烈，卓越辉煌，千秋社稷，源远流长。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八寨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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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歌仙与歌圩 歌仙是神仙婆唱的山歌。而上林县北部，包括划到忻城县的老八寨地区，“神仙婆”多自诩是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神仙，有的公开说是乜掘的化身或转世，因此他们摆“神台”做法术时，开头和结尾都唱歌，他们自称是“歌仙”。而“歌圩”是男女对歌的场所，有群对、双对、单对和个唱，这是形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诉苦歌、倾心歌、钟情歌、见礼歌、伦理歌、盘问歌、赞美歌、吹捧歌、劝人歌、叙事歌、骂人歌、哭嫁歌、喜歌和悲歌及欢乐歌等等。不管歌仙也罢，歌圩也罢，其源头都是三月三节敬蛇神和求乜掘这位寡妇神仙有关。     为了弄清“三月三”节的歌仙和歌圩的源头，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曾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公，一同去拜访石门村后山那个神仙洞。儿时他曾带我去烧过香。这位道公姓韦，所以对特掘和其母五体投地。他既是个道公，又是个医生，也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知识面广，国事家事知之不少。一路上山他和当年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述特掘的传说。尽管他一年过古稀，声音仍然洪亮，我问他，你以前说过，现在歌圩场上唱的歌都源于三月三节。他笑着说：“古人三月三日那天用五色饭供奉神仙时，不免要说几句话，咱们壮家人的习惯是以歌达意，多为祝福和求抱有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人平安一类的歌词，一旦遇上干旱灾荒时，来求雨的人很多，也就唱求雨歌。下雨后人们又来还愿，唱的赞美歌词。”他喘口气接下说：“就像办喜事，人们都请我去颂赞美经文和祝福的经书。年轻男女心里要强，你唱一句赞美词，我得唱比你更好听的歌词，婚姻不顺和婚姻和婚后未生育也上山来求乜掘，就像汉人求王母娘一样，凡是上山求神仙的都不言语，用唱歌词来达意，你唱完了轮到我唱，后来就演变成对歌。乜掘三月三日升天成仙后，一些有名望，能说会道的妇女和巫婆，都称自己是神仙洞里的神仙，或说乜掘下凡附体。因此我们这个地方的神仙都是女性，这是源于寡妇神仙。传说古时候，皇帝还召神仙婆进京城，请她们施神仙术。神仙婆对天上的仙界颇有见解，她们认定雷公是天王，乜掘后来升天成仙，仙界称地母，是二神仙。最后是刘三姐升天成仙，人称‘歌仙’，成了上界的神仙，天庭中第三把手，并拜乜掘为师。所以神仙婆摆神台施法术时，都要唱‘歌仙’。正因为她们都是乜掘仙气附体，是活神仙，人们有灾有难都不往山洞里跑了，因为到神仙洞问那口棺材没有回音，而活神仙能与已对话。所以神仙婆的神台下有一只关在笼里的大公鸡，行话称‘马鸡’，即也乘公鸡飞上天，问问乜掘这位神仙，在飞回神台边回答问仙者的问题。因而从摆神台始到撤神台，神仙婆两条腿始终是科动的，以示她骑马鸡在天上飞行，‘歌仙’不断嘹亮，表示她和刘三姐说话，请她引见乜掘。这是神仙婆唱‘歌仙’的出处。     听完老道公一路对龙母的高谈阔论，令我耳目一新，对他刮目相看。过去我只听说他常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的古典小说，为人看风水，给人办红白喜事，病人来求他开药方。然而她对石门村山后那个神仙洞的传说，也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回味无穷，一些故事情节却鲜为人知。使我对龙母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对蛇神的传说故事有较为完整的概念。 把1000多年前的歌仙刘三姐，和3000多年前的龙母传说拉到一块，是神仙婆为了显灵唱歌仙，到刘三姐的歌仙，是一种传承，恰好说明壮家人，古往今来好唱歌，形成歌圩歌海，这种独一无二的盛景，是龙母文化的必然产物，其源头就是“三月三”节庆龙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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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月三节的由来与歌圩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主要节日，无不与敬神有关，就当今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都是从敬神的活动中发展地，而形成的。而我国一些民族也都过三月三这个节日，如黎族和畲族等。但他们敬的主神是不同的。以北京为例，1949年以前，北京市民也过三月三节，但他们敬的是西王母娘娘的生辰，届时举办三天庙会，而壮族的农历三月三节，是庆祝蛇神特掘的养母升天成仙的日子。      （一）        三月三节的由来     一年十二个月，每月30天，这是全世界各国早已接受的历法，但对年、月、日的运算有所差异。中国是以月亮围绕地球来计算，西方国家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来推算的。在我国一些民族也有自己的天文与历法，如西藏的藏族，四川凉山彝族等。壮族的先民们是否也有自己的天文历法远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自然现象被有关专家认同，就是北回归线文明圈，经现代的科学们用科技扫描，中国南方的古代比北方文明在先。而古代壮族人民对十二这个数字是情有独衷。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曾有十二个太阳，因晒死了人，被一个寡妇用竹竿捅掉十个，留下一个晒谷子，留下另一个明夜空；布洛陀也说天下有十二个王，前者为母系社会的影子，后者是父系社会的开端留下的脚印。在我国又从何时形成和运用天文历法？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年月日的记数，说明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由启用历法。专家们推断纣王妃——妲己是壮家美女。如是，那有关年月日的运用已传到岭南，壮家人也已经使用中原的年历了。这就可以认定，上林县石门村那个神仙洞的传说，应是殷商时代。     传说寡妇是三月初二辞世，三月初三她的养子特掘，呼风唤雨，借风雨之神力，将其母的圆木棺材放在岩洞上的小洞里。因而三月三日就是寡妇升天成仙的吉祥日，也成为蛇神特掘为养母的扫墓日，此后被壮家人定为祭祖日。其主要祭品是按照蛇神身上的五颜六色，蒸成的五色糯米饭，也以蛇身上的黑兰两色为主色，使用采集到的枫叶（黑）、蓝草、黄花、红花及米的本色，即黑、蓝、黄、红、白五色。三月初二凌晨用有色水浸泡糯米，三月初三寅时，由家庭主妇蒸成。五色饭的颜色鲜艳与否，往往用来衡量壮家妇女的智慧。古往今来，石门村的妇女在三月三日早晨，做好五色饭后先登上神仙洞，先供寡妇神母，然后再回来供自家的先祖牌位。     新中国成立前，壮家人的基本色调，就是黑、蓝、黄、红、白五色，而又以黑、蓝两色为最，其次是白色，身上着装也以黑、蓝两色为主，头裹白方巾。瓦氏夫人的东征军，打的就是五色旗，壮兵是“头裹方素”。这是龙母文化铸造有民族特色的族徽旗，这是几百年前她救助壮家人之威，把入侵之敌打败了。然而几百年后，中华大地上也曾升起五色旗，这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初，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才有此举的。后来他发现中华大地不仅五个民族，才放弃了五色旗，这面旗与“三月三”节毫无关系。     1979年，在京的一些壮族知识分子和部分转租大学生众议，说壮族人口众多，节日也不少，可否从中选定一个统一的节日，于是时任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马彪等几位大学生，何梁庭望教授为代表的几位教师，与学生一起商讨民族节日之事。经过多方努力，师生一致认定，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地区普遍过的节日，其共同特点是节日的当天，家家户户都作五色饭，和年轻人赶歌圩，并就此向广西民委、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有关领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便于1980年农历三月三日，在京的壮族同胞隆重地过这个节日，在节日上梁庭望教授代表筹备组，作“三月三”节由来的讲话，他明白无误地说：“‘三月三’节是壮族先民敬蛇神特掘而形成的。”此后又得到时任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同志的支持，并参加活动。广西党政领导把这个节日定名为：“壮族三月三传统歌节。”至今已延伸为南宁世界民歌节了。     因三月三节和龙母文化的发掘问题，我在有关专家教授的指点下，曾到武鸣县两江镇和龙母村，灵感庙，罗波镇吉罗波庙，解触了有关的村民和干部，当问及三月三节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农历三月三日是特掘给老母扫墓的日子”；而为什么是三月三扫墓，就众说纷纭了，最有代表的是：“三月三是清明节，特掘回来拜山扫墓”；当提及寡妇的墓地何处，多数人说，特掘把其母的棺材送上龙头山安葬，因山太高无法找坟穴。但也有例外，守罗波庙那位护庙老人，却振振有词，说乜掘那口棺材在庙前那汪汪的罗波潭中、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几个人同时看见，那口黑乎乎的棺材浮上来又沉下去。我有点纳闷，此地有相当浓厚的龙母文化遗迹，而三月三的来历又说得如此简单，连死期也众说纷纭。当然，今人不该去追求神话传说故事中的细节，但必须注意故事情节的逻辑性，既反映时代的特征。否则就会陷入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境地，武鸣马头镇一带有一座庙，曾供奉过上州纣王和王妃妲己。专家分析断定，妲己是壮名，又因在马头镇发现商周时代的文物，认定此地曾有方国，国王把壮族美女献给商王，这合乎推力逻辑。也因此推断有个方国，才流传下来美丽的人文传说故事。     龙母文化的传承，及古老的、有民族特色的三月三节，不得不在提及两个人，一时韦厥，二是芩瑛。韦厥自称岭南大首领，其实它是壮族地区一个地方首领。民族图腾做自己的政治灵魂，在封建社会是十分正常的。所以祭龙母和祭祖宗的三月三得到官方首肯，是大明山周边的壮家人加深了图腾崇拜，立特掘的蛇神庙和蛇母庙，给人们在三月三顶礼膜拜，但韦氏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代就败落了，到宋代就把羁靡州改成土司制，进入元朝这些土官成了“土皇帝”，不断兼并土地，农民变成了农奴，迫使上林县北部农奴起义，朝廷动用重兵镇压，少则几万兵，多则十几万，来“蹂平十寨”，但几百年也蹂不平十寨。到明朝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亲临上林县督战。他采用捣毁蛇神庙、扼杀壮家人的理念，打垮信仰，瓦解斗志，指挥官军先偷袭三月三节的发祥地石门村，杀人放火烧了庙宇，令起义军土崩瓦解。后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围攻北京前，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攻下明十三陵，放了把火，烧了明祖坟，使明军土崩瓦解。 从王守仁开始，明朝将领一旦进军十寨，就先烧庙宇。因此上林的蛇神庙和龙母庙，都在县南区，北区只有石门村那个“庙公周”，是因为被毁一次，石门村村民又重修一次。其他地方的蛇神庙都转移到山洞里了，特掘变成了“真武神”，也无人敢画龙母了，就用画凤来代替，因而上林多为画凤，而无龙，祖宗神龛上画的都是凤，这也成壮家人的一大特色。但村民都在三月三节去敬龙母，而非敬凤。在武鸣县，蛇神庙、龙母庙就得到“优厚的待遇了”，其原因与芩氏家族几支系的土官所为有关。芩氏的女首领以龙母自居，男土官以蛇神自居。他们历来与朝廷一条心，也曾听朝廷调遣，多次派兵攻打十寨。所以芩瑛统治下的武鸣县，龙母文化得以保存，龙母村的龙母庙是在“文革”中被拆除的，说明这座庙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韦厥在1000多年前，把民间的传统节日三月三节，纳入官方的民族节日。之后，有芩氏家族传承了蛇神这个民族图腾，三月三节仍得到土官们的敬重。到了明末清初，朝廷完成了改土归流。“三月三”这个传统的民族节日，就散落在民间，官方不予承认。到了民国时期，不仅石门村的“庙公周”被拆掉，就连隐藏在各村寨的龙母庙，也都被毁掉。然而村民们不理那一套政论，三月三节照样蒸五色饭，照样上神仙洞敬乜掘，青年男女照样在三月三节去赶歌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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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国民党保安队，经常以大兵团的阵营，来上林县北部老十寨地区，攻打张声震同志领导的解放军游击队22团一兵一卒。这种情况常常被农村的老秀才，在大榕树下摆龙门阵时当笑料。说国军是骑着马去追麻雀，甭说一万人来进剿，在明朝曾派出的点子。这些点子是：“你来我走，你走我回。”最后明军不胜而退。我因而翻阅有关史料，在官方史料未见其女将，反而发现明军将领们对未能消灭起义军所总结道：“诸酋自是少战，而六十三贼，其桀骜犹，故贼为‘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盖二百年来未有其…”这和老秀才们提供的起义军女将的战术点子相吻合。从传说和记载的战略战术，到现代的战争仍起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游击战术中，将其运用和发挥得淋尽致，这不能说是壮家女将的智慧。     明朝嘉靖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他曾亲临上林县三里镇，指挥官军围攻十寨起义军，他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突破石门天险，我兵进入，…斩获首贼二百九十一名颗，俘获男妇畜产器械数多…”王守仁这位哲学家著称，在此变了刽子手，但他道出了起义军中有女兵，因他俘获“男妇数多”，它又佐证了传说中的女兵的智慧。     清朝后期，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几十万革命军中，由女将洪天姣率领，多由壮族妇女组成军团，总有一万之众，她们南片北战十几年，占领了半壁江山，她们在战场勇往直前，坚忍不拨，武艺高强，充分展示壮家妇女的风采，为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由于太平天国内讧和外患，导致女兵在山东一带战败，十分惨烈，可谓震天地，惊鬼神矣！古今中外，独树一帜。 （二）瓦氏夫人打着壮家族徽旗东征倭寇     “瓦氏夫人为顺土官岑璋之女，小名氏瓦，即岑氏瓦。…岑氏瓦，自小习武，武艺高强”。岑家土官之间为了联防保，壮大势力将岑氏瓦嫁给田州土官岑猛为妻妾，之后人们把岑氏瓦称瓦氏夫人。     田州土官岑猛因涉嫌某反而被杀，势力一度低靡，便由瓦氏夫人重张旗鼓，使田州府势力影响，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推倒顶峰，尽管瓦氏夫人辅佐孙子和重孙子，可说是一个“垂帘听正”智勇双全的壮族女杰，是民族英雄。她对中华民族的禀然大气，为后人所传颂。     几个州县的岑氏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都继承韦厥土官的衣钵，以蛇神特掘作职权和身世的象征，就像帝王以龙为象征一样，这也是露出“土皇帝”的特征。岑氏各个支系的土官，对以蛇神为象征也是一脉传承的。从唐代以后，这些土官为什么以蛇神作为象征，作徽旗呢，且经久衰，其实心照不宜。因为蛇已经被中原人心中的“小龙”现在北京人是属蛇的，从吐“蛇”字，都说：“我属小龙”，所以定为沾亲带故，因而暗中庆幸。从田州府分支出的思恩府土官岑瑛（明永乐年间袭职），生怕岑氏家族不承认，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是蛇神特掘。而特掘的养母自然成为龙母了，此后世袭土官的妻妾，也都以“龙母”自居。瓦氏夫人也不倒外，作为“龙母”，是龙的躯体，法术无边，加上她从小习武，功夫盖世，因此氏夫人有特殊的号召力，能一呼百应。     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日本倭寇侵搔江浙一带，因朝延腐败无能，造成“军不蓄威”，在战场上官军一败涂地，触冠即遗。使倭冠所向披靡，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写道倭冠所过之地：“民舍，焚劫一空”，“各骸如陵，血流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这一记载是倭冠蹂躏沿海居民的写照。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官员认为：“冠强民弱，非借狼兵不可”尽管一些朝延大员对用“狼兵”居心不良。但皇帝不是调“狼兵”抗倭。瓦氏夫人一听要调她率军去抵抗入侵的东洋倭冠，精神激奋，便决定定率兵马赴前线抗敌。     时年瓦氏夫人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妇人，仍誓不与寇俱生，于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征集几个州的土兵6000多人，吃过五色饭，打起五色旗，祭完龙母，挥师东进。郑若增在《江南经略》卷8下《调狼兵记》一文中写道：“瓦氏之兵，军帜五色，以别行伍；头裹方素，无他色者”这是壮族女杰空前绝后地举起壮族徽旗，浩浩荡荡东征倭寇，这种英雄气概，威镇中华大地。 瓦氏夫人到达前线后，立即投入战斗。先消灭占据金山卫的倭寇，后救明将白泫都司。瓦氏夫人纵身上马，率军攻击。她在战马上使出岑家抢法，骁勇善战。壮兵见主帅奋力向前追杀，一个个毫不示弱，与倭寇刀枪见红。瓦氏夫人见时机已到，便使出壮家人的第二招数，即“鸳鸯阵”，两人上前刺杀，两人上去取首级，接着后面两人包抄向前。倭寇遭此砍杀，乱了阵脚。瓦氏夫人乘胜追杀，倭寇横尸遍野，溃不成军，扫荡倭寇“若雷电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抗倭名将戚继光很佩服和赞赏这位“狼兵”统帅，也在阵地上使用了岑氏兵法—“鸳鸯阵”，战胜了倭寇。 当时曾随军参战的明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徐渭，对瓦氏夫人的智勇双全，骁勇战场，亲自持抢与敌对阵，及指挥的谋略十分敬佩，就根据“北朝乐府诗《木兰辞》改编的杂剧《雌木兰》，其主人翁由无姓的从小‘当户织’的‘木兰’成为自幼习武学文千户小姐‘花木兰’，就取村于瓦氏夫人的，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仍在传唱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出典，就是壮族的民族英雄，抗倭寇指挥名将、文武双全的瓦氏夫人。     壮族妇女的大智大勇，在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尊严，都有大无畏的精神，有救助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壮族的民族脊梁从广西到江浙与倭寇不共戴天，她们心中装着的是蓝天白云下飘扬的、是供奉龙母用的五色饭所染成的五色旗。这是古代壮家人的族徽、她源于龙母文化，源于壮族妇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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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龙母与壮家人的豁达     蛇母救弱扶伤精神，从远古传下来，它深深地印到壮家人的心坎里。小到邻里之间，大到保家卫国，无不体现求助精神。在唐宋时期的羁靡州，元明两代的土司制，很少有首领为其领土与别人火拼，只故步自封，各自为政。但顾全大局，为了抵抗外侵，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壮家人历来是“触白刃，冒流失，义无反顾，计不旋踵”，救助国家之危难。 （一）从寡妇收养小蛇说起     寡妇收养小蛇的传说故事，是处于人类社会母系制度的部落首领时代，《摩兵布洛陀》说天下十二国，生有十二王。所谓“王”指的就是当时的部落首领，各自都有领地。寡妇领养小蛇，可折射出部落间的救助，也可以说是一种包容。按梁庭望教授的见解，“龙母抚养小蛇，显然蛇部遇到灾难了，它得到了蛟部（即鳄部）的救助”。由于部落间的救助和包容，是社会不断地发展，形成了部落联盟，推动社会进步。救助是一种宽容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道路，乜掘救助并抚养特掘，也得到了特掘的回报。特掘为报养母之恩而为其送终养老、守孝，这是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良性循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道德行为，为今日的师公和道公对这种精神所津津乐道，并写入其经书，祷告社会安定祥和。 （二）壮家人的宽容与豁达     壮家人是以宽容和豁达而著称，这与龙母文化有关，在农村相互救助比比皆是。古往今来，壮家人的村庄，很少见到逃荒和要饭的，穷帮穷在农村屡见不鲜。路边的榕树下，村民都主动地把石墩子放好，或打桩架板子，让过路人歇脚乘凉，还经常请素不相识的路人，进屋吃粥缓渴解饿。在抗日战争时期，城市的难民涌向农村，壮家人不需动员纷纷解囊相助。就是难民进村讨饭，哪怕家中只有一碗粥也给人半碗，家中只剩一升米，也要给人半升。我儿时常常见到这种动人的场面。     在交友和婚姻上，壮家人从不讲究民族。壮家人成瑶家女婿，壮家女嫁给瑶家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与壮家人的图腾崇拜，龙母文化的丰富多彩有关。使其性格豁达、使社会和民族之间能长期和谐、友好，成为和谐文化创始族。     壮家人抗拒外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民族的尊严，也是豁达大度，顾全大局识大体。远在宋朝农智高率壮兵，击退交趾李家王朝在边境的骚扰；明朝的瓦氏夫人率壮兵远征江浙，把入侵的倭寇撵到海里，收复了失地，是外敌日本强盗第一次尝到壮家人的厉害；清朝后期刘永福和冯才子分别率壮家兵，打败了法国兵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南疆；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曾率广西军，在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日本侵略军，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壮家人这种特殊豪爽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为了正义事业，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可以牺牲一切，勇往直前至胜利为止，这和长期处于龙母文化氛围内有关系的。 八、龙母文化熏陶出巾帼英雄     壮家女儿，千百年来，对龙母的仁慈、救助、怜爱、刚毅，和男人一样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感染，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龙母文化曾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起过重要作用，就象大明山顶上的杜鹃花，映红了半边天。 （一）        龙母文化是智慧的源泉     古往今来，壮家女儿和男人一样，耕田犁地，上街搞买卖，晚上还要喂牲口和养家禽，秋后还织布，种蓝草洗染。在小说中写的“男耕女织”在她们身上不合时宜，那是中原小脚妇女的写照。     壮家女不仅要和男人一样下地，晚上还操家务。她们可以和男人在逢年过节，特别是三月三节，成双成对进歌场。在农闲时她们习文学武，耍枪弄棒，从不受到孔孟那套“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歧视妇女的理念影响。她们和男人一样上战场与敌人对决，谋略过人，在近千年的农民起义军中，从未被官军消灭过。传说起义军一次又一次躲过官军的追杀，其谋略出自妇女的智慧，武艺高强女人更胜一筹。     宋代的壮族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就是领兵打仗的女将，但在侬智高的军队中未见官方史料中记载女兵，而宋将狄青率十五万大军，来攻打侬智高时，第一仗就和女将交锋。有本古典小说《五虎平南》，就是以这次战争为题材而写成的。小说描写狄青率军到上林县韦厥坟墓那一带，被一名年刚十八的女将段红玉挡关，经刀兵相见后，宋军横尸遍野，指挥攻关的宋将被俘。狄青仍不以为然，认为蛮夷女流一时之猖獗，有何畏惧，又谴兵马前去攻打，照样损兵折将。一个月过不了关，便派人回开封搬兵。皇帝在包公的推荐下，派杨家将杨文广出马，杨到关前年轻气盛，加上不把段红玉放在眼里，大举强攻，段红玉派手下一小将叫卜贵摆迷魂阵，把杨文广捉住。狄青只好大兵到了宾州城，休整后去攻取昆仑关，刚上山又有一女将，把前锋部队打得只剩指挥官了，等杨文广赶到，那位女将已走得无影无踪。     从小说描写宋军攻打农智高的头次战役，都遇到女将，这不能说是无中生有吧。可见壮家妇女和男人一样打仗，而且以谋取胜。段红玉用智谋捉住宋将，第二关时，壮家女将用速战速决胡战术，打就跑的游击战，而且是打击敌人的锐气后才走，避开敌人主力。这种高超胡战略战术，通过描写壮族女将用兵而展现出来，证实官军常常被女兵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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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布咳寨名新解     “先是三里属上林之循业抚安古城，久就贼巢，今改为龙哈布咳。”所谓三里，即循（顺）业里、抚安里、古城里。在《广西通志》中说的更明白，循业里改龙哈、抚安里改布咳。这本是上林县的村寨名，而《上林县志》新版却误写龙哈布咳两寨在旧迁江县（今来宾市），其实是抄袭迁江县志以误传误，在此不赘说。笔者根据《广西通志》说的，三里营以北为龙哈布咳，去寻访历史上曾用名的村寨。（在史料中，“布”字前加“口”，也有不加的。“咳”字有少数地方写成“哈”，但军人笔下都写成“咳”字。因而我统一写成“布咳”。）并为此写了《十寨补考》一文，认定当年的龙哈寨，就是今天的桥贤、木山两乡，治所在龙哈寨，今叫“板堡”，明到清初曾叫龙哈堡，也叫左堡，此前称顺业里，现在板堡前称“里”，村后叫“龙哈”。布咳寨是今塘红乡地界，寨治所在今塘红圩。在历史上布咳寨改称“抚安里”，后又恢复原名称，再改称布咳堡、右堡，现在的塘红圩，北头仍称“堡”，南头还叫“里”，圩北一里地远那个村叫“镇”，圩南一里远称“营”，这都是明代驻军的地方而留下的名称。“龙哈”之名好理解，恰如其分地说叫“弄哈”，壮意为长茅草的弄堂。然而“布咳”就令人费解。     “布咳”之地名，我在《十寨补考》一文中也曾索干枯肠，仍不得其解。正冥思苦想时，发现民国时期黄沅诚编写的《上林县志》中，把“布”解释为“幕”音，即“泉”的壮话mboq,而“咳”未作住解。我便解为“赫hawj”水干之意，“布咳”就是干了泉的地方。而塘红圩从未有饮用的泉水。清乾隆年间从几里地远的山上挖沟引来的水。所以我断定“布咳”应是塘红圩的古名称，并以此为寨名。尽管这样认定，但心里仍在打鼓，不断思考“布咳”地名的断定是否可“盖棺定论”。而这次龙母文化的广泛调查，见到专家教授们对武鸣县的一些地名的推断，令我茅塞顿开，便重新审视黄沅对“布”的解释，在上林的古壮字“泉”，从来没使用过“布”字，或加口字在前”的“布”字，古壮字写“泉”字，应是水下加口，“？mbop”，“布”的壮字是人的冠称，或指婆婆之意。在翻开《说文解字》一书中，“咳”字读“呇”音，《现代汉语词典》中“咳”与“嗨”hai 同音，而“咳”与“迈maip”近音，应解读为“寡妇”之意，即“布迈boux maiq”或“婆迈buz maiq”及寡妇老婆婆之意。千百年来，百姓崇敬这位女神——特掘的养母，将寡母婆婆养蛇之地，称此地为“布咳boux maiq”，当是准确的，无可非议，在我国用女神、凤凰来命名的地方或山地，比比皆是。比如，西藏的藏族把世界最高山峰叫“珠穆朗玛”，即女神峰。     从元朝到明朝的几百年间，官军把几十万人相继进攻十寨起义军，每每大规模进军过后，都把一些地名更改，“布咳”曾改抚安里，右堡、布咳堡、西抚。（龙哈改东抚），到乾隆年间，县政府在西抚治所建孔庙。庙前才逐渐成集市，于是就用庙东侧那汪汪的红色水的鱼池，来命名这个圩市，就叫“塘红圩”。清末立乡政府。就叫塘红乡至今。     尽管布咳寨府地改成塘红圩，但人们对寡妇老婆婆敬奉不减，每到三月三节。百姓都不约而同提五色饭，到石门村后那神仙洞去供这位女神，所有的巫婆，都有自称是神仙的寡妇神体，神意灵通，看准天下事，能镇妖魔鬼怪，除恶驱邪。1949年以后，人们对寡妇蛇母仍然信仰就是“文革”动乱期间到三月三节，很多人仍按传统习俗，把五色饭送到神仙洞，祈求风调雨顺。 无虞县名，是因韦厥这位壮族首领，以蛇神化身而得名。布咳地名是以寡妇婆婆，蛇神的养母而得名。这些地名都是龙母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佐证了历史。